第一篇：當前我國社會失范的類型分析

“失范”(anomie)是由法國社會學家e·涂爾干最早提出的，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缺少規范”，但涂爾干所指的主要是一種對個人的欲望和行為的調節缺少規范、制度化程度差而喪失整合的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他認為失范是病態的，是外在的和約束性的道德控制的離散。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r·k·默頓進一步發展了失范理論，他把失范看成是“規范的缺席”，即人們對現存的社會規范缺乏廣泛的認同，從而使社會規范喪失了控制人們行為的權威和效力。他認為，社會失范是文化目標與制度化手段的不平衡。簡而言之，當人們能夠用社會所肯定的手段以達到社會所認可求的目標時，它們是平衡的。這時社會成員的行為是遵從行為。反之，由于社會化教育缺乏，人們不知道社會所肯定的目標是什么，或者有些人群對這種目標不感興趣，或者人們不重視達到這種目的所應該遵循的手段，這時社會規范的目標與社會所認可的手段發生不平衡，人們就容易發生越軌行為，其形式主要有：創新、形式主義和造反等。可以說，涂爾干對失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結構層面，默頓的失范研究則是從社會結構失范來研究個體行為失范。筆者在這篇論文中要分析的便是在社會結構層面上的失范，即社會失范。

當前我國社會失范的分類及主要現狀

“社會失范”，是對社會的這樣一種狀態的表述：社會的規范喪失了或者陷于混亂，社會中人們的行為失去了標準，整個社會失去了控制，呈現出無序化局面。社會失范是指由于社會規范缺乏完整、明確和自治的特征而導致社會的不正常狀況或曰社會病態。

關于失范與越軌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眾說紛紜。筆者以為，社會失范與越軌雖然都是對于社會規范的背離或違背，但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一種現象屬于社會失范，但未必就是越軌。而任何越軌都是一定的社會失范。即社會失范現象包含越軌現象和雖未越軌但通常被看成是反社會的或不道德的現象。可以說，越軌現象是嚴重的社會失范。本文所要研究的社會失范包括了越軌，是社會成員面對社會規范而難以遵從或遵從的成本大于收益或違反規范的行為會帶來更大的收益時，發生了違反社會規范甚至法律、法規等的行為而導致的社會現象。社會失范可以表現為許多情景，如社會秩序的破壞、離軌，犯罪現象的增多，社會生活中道德的敗壞、腐敗的盛行等等。

在本文中筆者選取了兩種在全國比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報紙——《人民日報》與《法制日報》，并通過對1980、1990和2000年這三年中這兩份報紙關于社會失范報道的文獻研究，按照失范發生的領域或性質，筆者初步將我國社會當前存在的社會失范分成經濟領域失范（即經濟失范）、政治領域失范（也可稱為行政失范）、道德領域失范（即道德失范）、知識領域失范（即知識失范）、治安領域失范（也可稱為秩序性失范）以及風氣失范等六種類型。并且根據對《人民日報》1980年、1990年和2000年關于社會失范內容報道的檢索結果進行統計以及分別對1990年和2000年的《法制日報》有關社會失范的內容報道隔月抽樣（每年以1月為起點），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看到，1980年—2000年中國社會存在的失范現象的基本類型及其現狀為：

1.經濟失范：假冒偽劣（如假幣）、弄虛作假（包括偽造單位印章、標簽、公文、存單等，虛假包裝，制售假票據，彩票作假，仿制涂改國庫券，短斤少兩等）、亂收費（包括擅自設路卡）、亂罰款亂攤派、亂報銷、合同欺詐、利用稅務發票徇私舞弊、開空頭支票、虛開增殖稅發票、持匯票詐騙、高息融資、非法集資、惡意透支信用卡、非法吸存不還、收受回扣、強買強賣、出口騙退稅、票據詐騙、證券市場黑市交易（即倒爺現象）、私下倒賣外匯、無照經營（如無照行醫）、非法生產、騙銷、竊電、偷油、偷漏稅、投機倒把、非法販煙、挪用資金（包括個人挪用單位資金、企業挪用下崗職工生活費、挪用移民資金等）。據統計，1980年《人民日報》報道的經濟失范案例共47起，占當年社會失范報道的24.48%；1990年《人民日報》報道的經濟失范案例共86起，占當年社會失范報道37.89%；2000年《人民日報》報道經濟失范案例共169起，占37.22%。另外，1990年《法制日報》報道的經濟失范共39起，占當年上半年社會失范的14.55%；2000年經濟失范案例共109起，占當年社會失范報道18.29%。

2.政治失范（或行政失范）：行賄受賄、貪污腐敗（如貪污公款）、濫用職權（包括利用職權謀私利、協助走私、非法食息）、干部嫖娼等。據統計，1980年《人民日報》報道的政治失范案例17起，占全年社會失范報道的8.85%；1990年《人民日報》報道的政治失范共18起，占當年社會失范報道的7.93%；2000年《人民日報》報道的政治失范共52起，占當年社會失范報道的11.45%。另據對《法制日報》的統計表明，1990年《人民日報》所報道的政治失范案例共27起，占當年的社會失范報道的10.07%；2000年《人民日報》所報道的政治失范案例共56起，占當年的社會的失范報道的9.40%。

3.道德失范：包括捏造傳播謠言閑話（包括利用互聯網損害他人名譽、誹謗等）、哄搶、見死不救（即旁觀者的冷漠）、違法、環境污染（如違規傾廢、亂倒生活污水）、踐踏草坪、偷獵珍禽、違章搭建筑、無票扒乘貨車、收購死雞、虐待父母、撞人不救、誣告、代人摸獎占為己有、飛機上亂打手機、打騷擾電話、作偽證等。此外，尤其應該注意職務失范。職務失范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活動時，實施了某種與其職責要求背離的行為。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為人沒有履行或是沒有完全履行其職責范圍內本應當履行的義務，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損害；二是行為人逾越職責范圍，濫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圖謀私利。筆者將職業道德的失范又分為兩類，一類是執法機構失范，另一類是非執法機構失范。我們將后者簡稱為狹義的職業道德失范（即職業失范）。

在統計結果中，1980年《人民日報》所報道的道德失范案例共56起（其中職業道德失范36起），占當年該報所報道的社會失范案例的29.17%，其中報道的執法機構失范案例共4起，占2.08%，非執法機構的失范即職業失范案例共32起，占16.67%；1990年《人民日報》所報道的道德失范案例共26起（職業道德失范占了12起），占當年該報所報道的社會失范案例的11.45%，其中被報道的執法機構的失范案例共3起，占1.32%，非執法機構的失范即職業失范案例共9起，占3.96%；2000年《人民日報》所報道的道德失范案例共68起（職業道德失范占了40起），占當年該報所報道的社會失范的14.98%，其中被報道的執法機構的失范案例共10起，占2.20%，非執法機構的失范即職務失范共30起，占6.61%。另據對《法制日報》的統計表明中，1990年《人民日報》所報道的道德失范例共33起（職業道德失范共17起），占12.31%；其中執法機構的失范占6起，占2.24%，非執法機構的失范即職務失范共11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4.10%；2000年道德失范共71起（職業道德失范共41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11.91%；其中執法機構的失范共20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3.36%；非執法機構失范共21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3.52%。

4.知識失范：非法出版、盜版侵權（如技術侵權、侵犯商標專用權以及抄襲網頁廣告、抄襲產品說明書、抄襲申請書等剽竊他人之作的行為）、虛假廣告、假新聞、侵犯商業秘密、制造假證件假文憑、盜圖紙、竊取情報、假冒商標、網上知識產權糾紛、技術轉讓傳授制假、考試營私舞弊（包括替考等）等。由《人民日報》統計得出，1980年知識失范共5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2.60%；1990年知識失范共11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2.42%；2000年知識失范共3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1.12%。《法制日報》中，1990年秩序性失范共139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51.87%；2000年知識失范共24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4.03%。

5.秩序性失范：包括綁架勒索詐騙敲詐、拐賣婦女兒童、走私、殺人、黑社會團伙、路霸車匪、地痞鄉霸、海霸水匪、盜掘古墓文物、地下海關、盜竊、搶劫、強奸、隨意毆打、暴力抗法、毒品、偷渡、非法拘禁他人、酗酒等。根據《人民日報》統計結論，1980年秩序性失范即嚴重妨礙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失范共52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27.08%；1990年秩序性失范共90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39.65%；2000年秩序性失范共144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31.72%。《法制日報》中，1990年秩序性失范共139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51.87%；2000年秩序性失范共327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54.87%。

6.風氣性失范：包括迷信（如墳墓吞噬良田；農村鬧喪、私辦公墓等）、賭博、販黃（包括網上販黃）、公車私用、公款消費（如公費旅游；公款吃喝）、請客送禮、賣淫嫖娼、私設小金庫、超生、公房轉租、濫發統計報表、黨政機關干部經商辦企業（如外貿局長兼作私企老板）等。由《人民日報》統計可以看出，1980年風氣性失范共15起，占7.81%；1990年風氣性失范共7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3.08%；2000年風氣性失范共10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2.20%。根據《法制日報》結果，1990年風氣性失范共27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10.07%；2000年風氣性失范共9起，占當年本報報導的社會失范的1.51%。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是按照失范發生的領域及性質予以了分類，但這種分類依據不是絕對的。六種失范類型彼此間是互相關聯的。比如除了經濟失范以外，其它五種失范類型在一定意義上也都和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是為了追逐一定經濟利益而導致的失范行為。又比如除了道德失范以外，其它五種失范類型也都與道德有著根本的聯系，可以說，所有的失范行為的發生究其根本，是源于失范者缺乏一定的道德或道德自律不強。

從以上的社會失范的類型及現狀可以看出，從1980年到2000年，社會失范的數量日益增多。其中經濟失范和秩序性失范上升的幅度最大。

第二篇：當前中國的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當前中國的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峻的道德失范現象。造成中國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各方面因素的交錯影響的結果，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都有著深刻的表現。正確分析當代中國道德失范的成因，對于正確把握當前中國道德現狀，進而為推動中國道德重建任務都具有深刻的現實和實踐意義。解決連德缺失問題，應加強對優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完善法律體系，加大執法力度，淡化行為主體的功利性思想。道德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不可或缺的內容，是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它是以善惡為評價標準，依靠人們的內心信念、傳統習慣和社會輿論所維系，是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集體、國家、社會、自然之間行為規范的總和.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積淀的文明古國，自古以來就被世界公認為禮儀之邦，具有源遠流長的優良道德傳統。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地不斷深入，國民經濟高速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卻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許多十分嚴峻的道德失范現象正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顯現出來：傳統的家庭倫理關系逐漸改變，集體主義價值觀逐漸淡化，社會公德逐漸喪失，職業道德陷入誠信危機。道德的底線是一個民族存亡的底線，正確認識道德缺失現象，探討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的對策，對于喚醒沉睡的人性，營造德福一致的文化氛圍，重塑社會需要的道德規范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道德缺失現象的幾點表現

1、誠信缺失

誠信是一個古老的道德命題，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體現。由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較短，受千百年來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人們對經濟學本身的內涵還不了解，導致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誠信缺失現象。在經濟領域，存在著企業信用缺失、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缺失。在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假東西充斥如假文憑、假政績、假鑒定等，不一而足。以企業信用缺失為例，據有關資料統計，企業逾期應收的貸款額占貿易總額的指標在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僅占0.25%一0.5%;而我國目前超過5%，其水平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10倍到20倍。

2.職業道德缺失

道德是一定群體認同的調節人們之間以及個人和集團之間行為關系的規范、原則的總和。一個群體所遵循的規范和原則是以某種職業的道德體系來體現的，職業領域中的道德素質滑坡主要是和從事職業的主體奉行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權利本位的價值觀密不可分的。醫生“藥品回扣”、“收受紅包’、“漠視生命，’;警察“知法犯法”、“警匪勾緒，、“隨意擴張權力范圍”;公務員“行賄受賄”、‘公款私用”、“行政不作為”??可見，職業領域中存在的道德缺失和失范現象確實令人擔優。

3.社會責任感缺失

中國現代化的宏偉理想能否早日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社會各階層社會責任感的強弱。而在當代的中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泛濫，假冒偽劣、以權謀私、揮霍浪費行為屢見不鮮，吸毒販毒、賭博盜竊、漂娟賣淫、坑蒙拐騙等丑惡現象又滋生蔓延起來，使整個社會道德秩序混亂，引發一系列的社會間題。這里所說的社會責任感，不僅指對自己的家庭和國家承擔責任，而且是指對全社會、全人類的共同責任的擔負，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二、社會公德缺失的原因

造成我國社會公德缺失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經濟狀況方面的原因:經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人們的行動受經濟利益的支配。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使中國一直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主導之下，分散的小農經濟使我們的民族一直以來都缺乏公德意識，缺乏遵守社會公德的習慣。雖然現在經過經濟改革，小農經濟的狀況已完全改變，但是那種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依然影響著人們。“個人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制約著社會公德意識的形成。

其次，法制建設方面的原因、社會公德是社會成員起碼的社會生活規范，必須要有一定的強制性約束。我國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呈現出新舊交替和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特點，人們在強調尊重個人權利、利益的同時尚未認同個人與社會利益的聯系，公德意識、公民意識仍十分匾乏.但是法制建設卻明顯的滯后，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對道德的支持力度不強，影響了社會公德的進步。

再次，教育方面的原因:教育重心的偏離也是致使社會公德缺失的一個原因。道德教育是人類精神綿延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使人類能夠在短時間內汲取幾千年來積淀流傳下來的文化成果，從而走向文明。但是，由于教育側重點的不同，公德建設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

第四，社會方面的原因: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封閉式的單元結構住房，把鄰里過去四合院之間的親情隔開了;又由于受到舊的思想觀念的影響，不關注公共利益，認為社會公德與己無關，是多管閑事;加上長期的分配不公，造成人們心里失衡，現在實行市場經濟，對過去分配不公的補償心理導致一部分人的行為危及社會與公眾的利益。

第五，傳統倫理方面的原因:社會公德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更新其內容，創新其形式。在我國，過去以出身背景為基礎的血緣、地緣的社會聯系逐漸過渡到以居民身份為基礎的社區聯系，公共生活場所逐漸成為重要的生活場所。與此相對應.傳統的大家庭的親情倫理的家長負責制有排斥社會成員之間民主、平等地位的傾向，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民主和諧關系受到阻礙。其次，它只注重血緣、地緣關系.對有“關系”者恩寵有加，對無“關系”者漠不關心，甚至損人利己，從而導致不良風氣的蔓延。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的對策 1完善道德教育和強化道德實踐

康德認為人具有有限理智，還不能把握普遍規律，通過責任觀念才找到道德規律。長期以來，我們認為道德建設的唯一目標就是要宣傳和推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一普遍發展規律，而不顧公民的實際道德狀況、不考慮主體現有的道德素質和水準，導致社會主體普遍缺乏具體道德標準。因此現階段我們道德教育必須強化個人德性的教育培養和公共道德體系的建設，使得人們實際生活“有德可依”。在加強道德教育的同時也要積極深化道德實踐的作用。黨員及國家干部的道德規范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公務員和國家干部要在道德教育中起著先鋒模范的作用，要為廣大公民樹立好榜樣。2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文化

有人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對當代人而言已經過時了。因此我國自己的傳統文化在百年來卻遭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壓制和廢棄。原因在于，現代文明的標志被許多人誤解為僅僅是科學技術的發達，科學技術強，文化就先進的錯誤觀念已經深人人心，因此造成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當代缺失了。與此同時，優良的傳統文化在當代的缺失只是間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指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東西反被中國人繼承了，如重男輕女、官本位的觀念早已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再如儒家學說中“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道德原則一直被中國人所推崇，使人們自然形成崇尚權利的意識。同時，封閉落后的小農經濟意識，也使得人們交往的圈子狹小，社會公共意識淡薄，自私保守，缺乏創造性思維。因此，要想提升中國人的道德素質，巫需拯救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3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

通過法制的強制性和制度性的權威性來促進社會公德向好的方向發展。應該承認，人的道德水平各不相同，道德教育并非萬能，社會輿論也不一定對每個人都起作用，當人們對社會公德教育還不理解，遵守社會公德還不自覺時.就必須制定一些行政的或經濟強制的方法甚至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立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措施，它是一種約束機制，是對弱自律性行為的很好約束，同時又是對善行者的激勵。行政和法律規范是“他律”，是靠外在強制制約.而道德則是通過“自律”.是靠內在的自覺性。社會公德要求人們自覺遵守公共生活準則，通過一段時間制度化的約束.人們的社會公德意識就會逐漸形成.遵守社會公德就會變為自覺的習慣，在這個問題上，美麗的花園城市一新加坡就給我們塑造了一個典范。因此，要形成、發展和鞏固良好的道德風尚，必須以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行政管理制度作為保障，把公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社會管理結合起來。把公德規范納人法制軌道，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規，以打擊歪風邪氣。4發揮媒體作用，調動輿論力量

良好的社會公德氛圍，需要社會各方面加大宣傳力度，其中新聞輿論的作用不可忽視。因為，新聞輿論對社會公德意識的培養具有特殊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大眾傳媒應充分發揮教育和監督功能，利用傳媒信度和效率高的優勢，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使公德規范深人人心，變為人們自覺的意識和行動，通過報刊、雜志、廣播、電視、公交車上的城市頻道，以及網絡等現代手段，進行正面的社會公德教育，起積極的導向作用。通過輿論的力量凈化社會空氣、升華人心、扶正祛邪、弘揚正氣。如廈門電視臺有專門的欄目對違章的車輛和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進行曝光，通過媒體輿論的方式告誡和提醒人們遵守交通法規。

社會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于道德重建的工程也是如此。面對當前中國社會除舊立新的進程，一定要充分認識到道德重建的緊迫性和長期性，道德重建路徑需要在長期的探索中不斷前進和發展。相信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國的道德現狀一定會逐步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第三篇：我國當前權力道德失范及其治理

我國當前權力道德失范及其治理

[摘要]行政道德是政府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道德行為規范。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行政道德失范現象日漸突出，這不僅是由于行政管理主體與行政體制自身存在著諸多問題，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在于缺乏強有力的社會監督制約機制。解決行政道德失范，必須從加強公共行政倫理建設，提高行政人員的行政道德素質，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著手。

[關鍵詞]行政道德；失范；原因；治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行政道德失范現象大量出現，行政腐敗問題日趨突出。行政腐敗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腐蝕著社會肌體，渙散了黨心、民心，敗壞著社會道德風氣，對社會穩定構成了極大威脅。

行政道德失范是指行政權力異化，指本來是國家及其工作人員按照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行使行政權力，但是發展的結果卻變成了異己的力量，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行政權力變成行政主體損害國家及公眾利益、謀取私利的工具。綜觀行政道德失范現象發生的領域和現實中發生的案例，目前行政道德失范的現象大體可以分為權力尋租型、公賄型、貪污腐化型、賣官鬻爵型、瀆職型、官商型等幾類。不過無論哪種類型的行政道德失范，其實質都是一樣的，就是行政主體放棄或違背了行政權力的公共性，進行非公共的活動，為自己謀取私利，最終導致行政腐敗。它的危害極大，致使行政效率低下，政策執行走樣，行政目標難以實現。長此以往，公眾勢必會對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嚴重者會引發社會動蕩。

一、引起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關于導致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是概括地說，不外乎內因與外因兩個方面。

(一)行政道德失范的內因

行政道德失范的內因，主要是指行政管理主體與行政體制自身的原因。

行政管理主體而言，他的雙重人格，使其在履行道德義務過程中經常會發生角色沖突，需要他在公與私、權利與義務之間作出選擇。這時候，其自身的道德意識、道德感情、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習慣，一言以蔽之，道德修養如何，便成為決定其選擇方向的關鍵性因素。這實際上是一個道德價值判斷的過程。一般地說，如果行政主體自身素質差、道德修養不高，行政道德規范與實踐脫節，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就可能失控，導致行政道德失范現象發生。

行政主體對行政道德準則和規范的認識與理解不夠正確的話，那么，當他在履行行政道德義務時，支配他的行為方式的內在心理動力，即道德感情，就會出現偏差，以致是非混淆，善惡莫辯，而道德感情偏離行政道德準則的直接后果，便是道德意志危機，缺乏克服內心障礙和外部困難的勇氣與毅力，進而造成道德信念滑坡，個人人格與組織人格錯位，道德責任心建立不起來。這樣，日積月累，積淀于行政主體的心底，養成不良的道德習慣，行政道德失范就不可避免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主體自身的素質差、道德修養不高，是行政道德失范的內在根據之一。

行政道德失范的內在根據之二，是行政體制自身的問題。所謂行政體制自身的問題，既包括行政組織結構，又包括行政組織管理兩大問題。它們是“組織人格”的物化形式，又是“組織道德”的具體體現者。“組織道德”是行政道德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貫穿于行政目標、行政分工、行政協調、行政授權、行政管理幅度與層次、行政集權與分權等諸多方面。“組織道德”與行政道德失范的關系至為密切。“組織道德”規定并影響著組織行為。如果出現政府機關“經商”、公檢法“下海”一類組織行為，那么，行政道德失范就會以加速度進行，造成結構性的行政道德失范。“組織道德”失范，反映行政體制自身的弊端。諸如政企不分，政府職能泛化；機構疊床架屋，編制缺少立法；用人制度不公開，人浮于事，因人設事，人滿為患，干部素質低下；行政權力過分集中，行政決策靠領導人“拍腦瓜”；管理目標不明確，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無程序，行政監督無法；等等。這些屬于行政體制自身的毛病，都為不道德的組織行為預留了空間，并引發出法人犯罪、單位集體犯法的非正常現象。其結果，必然造成大面積的行政道德失范。

(二)行政道德失范的外因

1．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引發行政道德失范

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其實質就是分配向交換的轉變，從而不可避免地將金錢推上了愈來愈重要的地位，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場。于是，人們開始更多地承認金錢的作用，金錢發揮作用的領域也被泛化，其中包括公共權力在公共行政領域中被大量地交換，權錢交易就是一個典型。在這種金錢交易關系泛化的今天，部分人已經把金錢當作崇拜的對象，成為價值取向的核心。這就使得原有的價值體系、道德標準受到較大沖擊。同時由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體為了各自的利益，有時采取不正當的競爭手段，用回扣、賄賂等多種方式向握有實權的行政人員“進攻”，與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員達成權錢、權物、權色交易，從而導致行政腐敗。

2．多元價值目標沖擊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建立法治國家的實踐，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改變著人們對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關系的認識。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西方價值觀的不斷滲透，如實用主義、存在主義、唯意志論等，對人們的道德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寬松的政治環境，極大的選擇自由，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選擇實現自己理想的目標，誰都可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人們價值取向趨于多元化，進而導致道德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即人們對自身或他們的任何一種行為，似乎都可以找到一種價值觀的肯定贊揚或否定批評的評價依據，甚至截然相反的行為也都可以找到對其行為有利的文化支援。這種多元價值觀深刻地影響到行政道德領域，導致國家公職人員道德價值取向紊亂和行政道德失范。因此，行政道德失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行政人員受多元價值目標的沖擊和影響。

3．缺乏強有力的社會監督和制約機制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說：“人一旦有了權力，就濫用權力，使用權力直到盡頭。”權力的這種無限擴張的傾向決定了對其監督和制約的必要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和社會管理層面的各種規章制度建設都取得了很大進步，對權力的社會監督和制約機制也隨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但與迅速發展的客觀現實相比，畢竟還存在著許多“真空”地帶。同時，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人治”傳統的社會，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權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也還未得到有效的解決，一些腐敗現象難以得到及時懲處，一些已出臺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在某些現實條件下難以真正發生實效，使得行政道德失范現象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地遏制。此外，由于對一些違反行政道德的行為處罰太輕，一些腐敗現象難以得到及時有力有效的遏制，由于官官相護現象的存在，許多違法行為得不到懲處，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行政道德失范的進程。

二、行政道德失范的治理路徑 行政道德失范和行政腐敗，是人類社會管理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永恒的話題，也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重大課題。中國正處在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包括行政腐敗和行政道德失范現象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對此，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還要對之采取切實措施加以治理。

(一)加強公共行政倫理建設，提高行政人員的行政道德素質 行政倫理是以一定的價值體系為基礎、以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增進以及個人人格的完善為目標，通過自律和他律的方式，調節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一系列的行為規范。行政倫理建設的目的，是要在政府官員中形成普遍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即行政倫理的道德人格。所謂行政倫理的道德人格，是指國家公務員與其他職業相區別的內在規定性，是國家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道德尊嚴、道德品質、道德境界以及所理解與實現的社會道德價值的總和。行政倫理道德人格是政府官員長期的習慣性道德行為的升華，是評價國家公務員綜合素質的最重要標準。

以行政良心和道德自律為主，在行政良心和道德自律中反映和遵從著行政義務和道德他律，即構成行政倫理道德人格的總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加強道德修養，提高政府官員的自身素質才是解決行政失范的根本。因為我們知道，不管是行政體制改革，還是加強監督制約機制，都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只是解決了不能貪、不敢貪的問題，都是從外部、他律的角度解決問題的；只有加強思想道德修養，提高行政主體自身的素質，才能真正解決“不想貪”的問題，才能從根源上杜絕行政失范。此外除了要加強公共行政倫理建設，還要提高行政人員的行政道德素質。

崇高的社會主義行政道德素質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必須通過反復的教育和灌輸。列寧在談到培養工人的社會主義意識時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因此，必須運用教育和灌輸的方法提高行政官員的行政道德素質。行政官員的行政道德素質的構成是一個以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習慣組成的有機統一體。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道德監督制約機制

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很容易濫用權力。”任何權力，如果沒有監督與制約，都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即使這種權力的存在有多么合理和必要，也不能保證其權力的行使不會造成壞的結果。因此，我們要建立和完善監督制約機制，結合我國當前行政腐敗和行政道德失范的現實，學習和借鑒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國、瑞士、新加坡、香港等)的經驗，他們都將行政道德法律化，依靠法律的強制性、懲罰性來維護行政道德的純潔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們要加強人大監督，擴大社會監督，重點抓行政監督，不僅要對已發生的問題的非道德行政行為進行監督，而且要對日常行政活動進行全面的監督，切實形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且只能依法辦事、以德辦事的實踐環境。行政道德法律化的優點在于，它為政府官員解決倫理沖突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導，也為懲罰那些違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為提供了依據，但是缺點則在于它停留于一般性原則的指導，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操作，并且如果嚴格執行的話，也會損害政府部門內部的工作氣氛。

(三)加快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

實踐證明，行政道德失范現象總是和政府職能過多、權力過大有關。政府職能過多、權力過大，就會使公職人員濫用權力成為可能。比如行政審批權，目前我國審批制度仍有不少突出問題，政府部門實際承擔的審批事項仍然過多，手續仍然過于繁雜，一些部門還暗箱操作，人為的障礙比較突出。這不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且為行政道德失范行為的產生提供了機會。因此，加快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是打破計劃經濟條件下全能政府模式、減少政府權力尋租機會的需要。

第四篇：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

——探尋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社會的階層基礎

楊華

【摘要】當前農村社會被分化成精英階層、富人階層、中上階層、中農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和灰色勢力等7個不同的階層，它們有著各異的構成、職業分割、利益取向、關系重心、價值觀念和政治態度，對農村政治社會的影響差異也很大。說明農民不再是鐵板一塊，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農村的“農民”。通過對不同階層的秉性、功能和利益關系的分析，本文認為中農階層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是堅強的依靠力量；中下階層是中農階層的盟友，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貧弱階層是救濟、扶助的對象；切忌將中上階層對土地私有化的想象變為土地制度變革的方向；應該警惕富人階層滲透進黨和國家政權內部，慎言“富人治村”；謹防政治精英與富人階層、灰色勢力同流合污，結成利益聯盟；要求嚴厲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民的侵害和對政權合法性的侵蝕。并主張，在農村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以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鞏固黨和國家政權。

【關鍵詞】農村；社會階層；中農階層；社會資源；政權基礎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之一是農民由原來清一色的從事農業勞動、收入水平相對平均的群體，分化成為經營多種職業、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不同階層。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農民大量轉移到國民經濟的其他領域，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成為其他身份主體的過程。[①]這個過程從分田到戶之后就開始出現，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顯，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階層才開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從這一時期起，學術界對農民分化問題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現。

一般認為，農村社會階層分化不是社會封閉機制限制社會流動的結果，而是市場化改革和制度變遷帶來的社會流動機會的增加，促成了我國農民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相對均等化向階層分化的轉變。具體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是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農民在農業部門內的最初分化，之后出臺的鼓勵農民向非農產業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系列政策，使農民的職業分化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而城鄉戶籍制度的松動，則使農民的身份轉變有了可能，另外，對外經濟開放加速了我國農民分化的歷史進程。[②]近來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轉對農村社會階層分化與重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③] 農村社會階層的分化，使農村社會的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矛盾明顯化，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從而給社會利益協調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提出了新的課題，特別是非農化過程中出現的階層間的利益矛盾，如若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演變為社會沖突，危及社會和諧發展。[④]因此，之所以要研究農村社會分層，就是要通過客觀描述農村現實生活中農民之間因擁有各種資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差別，揭示資源配置、地位獲得的社會機制，分析農民之間差異的社會影響、社會意義以及社會對這種差別應有的價值判斷，并為應對這種差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而制定適當的社會政策提供理論依據。[⑤] 如此一來，為了更好地研究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明確研究的問題意識，面對一個分化的農村社會在邏輯上就應該追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分化后的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實際狀況、特性是什么，它們有什么樣的政治態度、價值觀念，各階層相互之間關系的性質如何，以及它們作為分化主體的實踐對農村社會將產生什么樣的政治社會效應？

第二，為什么當前農村社會出現階層的高度分化，農村人財物不斷地大量流入城市，而農村卻并未出現人們所預想的社會動蕩與道德混亂。除了基層黨和政府有所作為外，農村內部是否有分化出來的接應力量，有穩定的中堅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說在農村改革之初、農村社會分化較小的情況下，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農民的話，那么在農村社會階層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員高度流動的今天，農村中的哪個（些）階層會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和堅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邏輯，一個社會既然有分化的機制，就必然會有其整合的機制，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在其階級、階層高度分化的情況下，中間階層（中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它的“中間價值”——預留社會政策調整空間，以緩解上、下兩層的矛盾沖突，起到了社會整合的效用。[⑥]那么，在我國農村，有沒有一個主導的階層會作為農村社會階層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觀既有研究，它們較少涉及上述根本問題，于是不可避免的會有如下缺陷，一是對農村社會各階層間的關系及其對農村政治社會的影響泛泛而論，多未論及到實質；二是，將農村社會各階層當作均質主體來論述，平均著墨，不愿意看到農村社會分化后的主導階層及其主導作用；三是，問題意識多來源于西方社會階層理論，而沒有從我國農村的實際問題出發，更沒有站在黨和國家政權基礎的高度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四是，意識不到階層（階級）分化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源于西方社會的歷史經驗，而我國農村社會的分化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因為自然村落社區內的農民不僅生活在一個“人地”持續緊張的關系中，也不僅生活在一個階級剝削的關系中，還生活在一個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熟人社會中，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關系，還是血緣親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網絡，[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雖然在農村社會分層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總體研究水平并不盡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簡化切割中國經驗的嫌疑，中國本身的問題意識不明確，研究成果難能服務于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本土社科理論的建構。

鑒于此，本文拋磚引玉，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來探討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問題，尋找農村社會的主導階層，探索農村階層分化后黨和國家政權的基礎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將從社會資源、尤其是土地占有與耕種的角度將農村社會劃分為精英階層、富人階層、中上階層、中農階層（中等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灰色勢力等7個階層，并在分析各階層特性、相互關系的基礎上，論證“中農階層”作為當前農村社會的主導階層，在分化的各階層中發揮著潤滑和整合的功能，是農村政治社會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穩定器，同時也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

二、農村社會分層的標準：以土地耕種為線索的考察

西方關于社會分層的研究迄今為止建構了三大理論傳統，即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韋伯的多元分層理論與布迪厄的消費分層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劃分為階級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決定的，而社會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差別，構成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事實，對這種事實的把握和認識是社會學認識和理解社會結構及其運動規模的重要路徑之一。[⑧]韋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層理論將財富、權力和聲望作為三位一體的標準將人們分成不同的層級，在研究中則主要以“職業”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對立的基礎上另辟蹊徑，認為將人們劃歸為不同的階層不在于其占有財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們消費了什么，消費了哪個階層的物品。[⑨] 具體到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析，抽取職業為標準的多元分析理論運用得較為廣泛。影響較大的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陸學藝、張厚義依照職業、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所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力，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分為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等8個階層，這一劃分由于比較切合當時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得到了多數的認可。[⑩]進入九十年代，陸學藝又隨著農村社會的發展變化修正和調整了對農村社會階層的劃分，將農村劃分為10個階層：農村干部、集體企業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個體勞動者、智力型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農業勞動者、雇工、外聘工人、無職業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農民從事不同職業及其特點將農民劃分為17個階層，分別是單純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兼業為輔的Ⅰ兼業農階層、以兼業為主的Ⅱ兼業農階層、不穩定兼業農階層、農村工人階層、城市農民工階層、農民企業家階層、農村文化階層、農村技術階層、農村鄉務管理者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個體勞動者階層（包括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宗教職業者階層、游民階層、反社會階層、準社會階層等。[12] 相對于多元理論分析路徑，以階級理論分析農村社會階層的研究較少，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意識形態的緣故。陸益龍依然主張，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構成，階級階層分析法為人們認識和理解社會提供了一種極為實用的工具，即便當今時代階級斗爭不顯得那么重要，但對階級階層結構的把握依然是認識社會現實的重要切入點。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階層分析法，研究認為新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在60年的變遷過程中，階級階層結構經歷了從制度變遷型的平等化結構到政治運動型的平均主義化結構，再到市場轉型的多云分化結構的轉變，并發現改革開放后盡管農村內部的階層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對立的階級階層關系。[13] 隨著農村消費結構的變遷與分化，不少研究也開始從農民的消費結構切入對農村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陳文超研究發現，農村社會中不僅存在消費分層，還存在著一種消費分層機制，即農民的主動消費與被動消費，從而相應產生了在消費社會中處于主動與被動地位的消費階層現象，他為此將當代中國農民劃分為炫耀型消費階層、攀比型消費階層、實用型消費階層、生存性消費階層、貧困型消費階層等五大階層。[14] 對上述幾大大傳統研究徑路并非沒有批評者。毛丹、任強就曾指出，一方面整個多元分層理論本身就存在理論上的張力，另一方面認為農村還不具備進行職業分層的條件，因為在市場經濟、較高的社會流動率和社會流動的自由、社會的工業化程度較高這幾個方面農村都是不成熟的。而這些都是職業分層標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同時，以職業作為分層標準忽視了馬克思分層理論中的社會分層的積累性的問題。所以他們主張從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更具有廣泛的適用性與包容性。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它對于農村分層研究而言應該更具有解釋力。[15]而從消費角度切入分層的最大困境在于，廣大的中西部農村的消費分化現象并未凸顯出來，并且強有力的村莊規范抑制了人們的消費膨脹和炫耀性競爭，因而各階層的消費沖動都被限制在一個中等的水平線上，無法彰顯分化效應。[16] 本文擬采用社會資源的視角研究農村社會分層。按照毛丹等人的定義，經濟資源是指獲得經濟報酬的能力，象征性資源包括所有潛在的和現有的能夠對自己或別人的生存、發展機會產生影響的資源，比如知識、權力、社會關系、身份地位等。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可以相互轉換。[17]但是，毛丹等人在闡述社會資源時，并沒有把農村最重要資源的“土地”納入分析的視野，也就是說在研究農村社會分層過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響因素。而事實上，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后，土地的占有與耕種，無論在質還是量上，都對農民的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產生著重要影響。土地的占有與耕種應該作為農村社會分層的一個基礎性標準，具體來講有以下幾點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收入多少成正比。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這段時期，由于分田到戶調動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加上集體時代興修的水利設施發揮作用以及化肥、農藥、良種的普遍使用，農民在這段時期是增產又增收；但從80年代末開始，由于農民負擔日益加重，許多地區的農民不堪重負，種地不劃算，于是出現大量土地拋荒現象，村社內土地自發流轉也在這一時期開始；2004年取消農業稅后，國家不但不再向農民收取任何稅費，反而還向農民發放各種補貼和實施各項支持力度越來越大的惠農政策，種田逐漸變得有利可圖，并且如果耕種一定規模的土地，家庭純收入還十分可觀。

據我們在湖北江漢平原、安徽蕪湖農村等地調研情況來看，一個家庭耕種8—40畝土地，無需兼業或外出經商務工，年純收入可大1.2—2萬元，如果耕種40—100畝土地，年純收入可達3—4萬元，而耕種超過100畝土地，則很容易虧本。在農村，一筆擁有2萬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會過得悠閑、愜意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和競爭的壓力。[18]因此，如果農民占有與耕種8—100畝土地，其收入就會隨著土地耕種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村社內部關系質量成正比。農民在村社內部的關系網絡的質量是其社會資源（象征性資源）的重要衡量標志——一般情況下，關系越廣、質量越高，說明他在村社內的地位越高，可支配、利用和調動的資源越豐富，他在農村社會的層級中位置就高，反之則低。

當前農村的普遍特點是，農民的職業分殊嚴重、流動性越來越大，這就造成兩大普遍現象，一是村社內部自發土地流轉頻繁，二是流動、外出的農民在村時間越來越短，即農民之間在村時間的不一致性。結果是，大量土地流轉至一部分農民手中，這部分農民耕種8—100畝不等的土地（且多為20畝左右），而無需再外出務工經商而能收入可觀，因而在村的時間比其他農民要多。

按照農村內部的邏輯，之所以村社土地會自發流轉到這一部分人手中，而不是其他人手中，是因為這部分人一是在村里家族、親戚、朋友多，后者按照“差序”原則將土地流轉給他們，二是這部分人在村里本來就人緣廣、好為人、道德高尚，外出的人放心將土地流轉給他們，而不擔心會有不良后果。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耕種土地越多的農民，這兩個方面都比較突出。

另外，耕種土地越多，留在村里而不外出兼業、務工或經商的時間就越多，他們充分利用這部分時間與其他農民交往，關心、扶助因人口流動帶來的留守老人、婦女和小孩，因而這部分農民較外出人員與村社其他家庭的關系要深刻和厚重得多。且因為耕種土地越多，利益關系就越束縛在土地上，就越希望土地耕種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備，就越需要與他人合作共同建設與維護，因此就越需要與其他農戶建立良好的關系。

總之，無論是從獲得土地的方式來講，還從在村時間來講，土地耕種越多的家庭，其在村社內部的關系質量都比土地耕種較少或不耕種土地家庭要高得多，兩者呈正相關關系。

其三，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超村社關系網絡大小成正比。現代性進入農村后，農村社會也逐漸開放與活躍起來，超出村社的關系網絡對于農戶的生產、生活和交往也變得十分重要，因而超出村社的關系網絡也是評判農民社會資源多寡的重要標準。土地的占有與耕種在以下幾個方面與超村社關系網絡相關：

一是耕種的土地越多，農民在土地上的生產要素投入就越多，就越要與農業生產資料等供應主體打交道，如與農機商、農技結構、農藥化肥銷售商的來往頻繁； 二是與糧食收購商有密切往來，及時掌握糧食等商品的供銷情況，否則就會導致信息不對稱，耕種的土地越多就越要往這方面花功夫；

三是這部分人耕種的土地，有很大部分來自他們在外工作、經商、定居于城市的親朋好友，后者多是農村出去的“成功人士”，能夠給在村種地的人提供資金、信息和其他關系資源。

這樣，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就會同超村社的關系網絡的大小成正相關關系，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留在農村種地的人都是“老弱病殘婦幼”[19]。“老弱病殘婦幼”只是耕種土地較少，因而超村社關系網絡較小的那部分人。其四，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接近鄉村政治權力程度成正比。在我國政治權力依然集中大部分資源的客觀環境下，跟政治權力越接近的人，毫無疑問，其社會資源、尤其是象征性資源也將是越多的人，這部分人定然會處在較高層級。在農村，接近鄉村干部群體，就意味著接近鄉村政治權力，與鄉村干部群體越是強關系，就說明越接近鄉村政治權力。鄉村干部、特別是村干部主要是與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打交道，二者打交道的頻度和深度與農戶耕種土地的多寡有很大的關系：

一方面，農民耕種土地越多就越關心土地上的收益，也就越在乎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完善，同時也越在乎國家的惠農政策、越關心國家土地制度安排的動向，而這些情況都與鄉村干部有莫大的關系，因此這部分農民就會主動與村干部建立強關系；

另一方面，鄉村兩級在農村的主要工作是保障農村社會安定、農業生產安全，搞不好就會被“一票否決”，而耕種土地越多的農民在村時間越長，也就越了解農村情況，也最懂得農業生產的安全風險所在，因此鄉村兩級的農村工作還得仰賴這部分農民，因而也會主動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系。

甚至，許多耕種土地較多的農民會被安排為村民小組長，直接服務于鄉村兩級組織，與鄉村政治權力就更接近了。之所以讓這部農民擔任小組長，是因為他們不僅在村時間長，了解農村情況，而且重要的是他們農業上的收入可觀，生活無憂，有充足的時間去做上級安排的事務和處理農村駁雜的瑣事。因此就一般情況而言，土地占有與耕種越多，農民跟鄉村干部的關系就越近，其獲得的政治資源及由此而來的經濟資源、象征性資源也就越多，二者呈正相關關系。

綜合上述四點，土地能夠在農民獲得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占有與耕種土地較多的農民能夠獲得較多的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反之則少。當然，除了土地的占有與耕種之外，在農村要獲得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還有其他的方式，諸如經濟、權力、知識與社會關系，在階層分析中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

三、當前農村社會各階層狀況及其特點

以下的論述將以土地的占有與耕種為基礎，結合經濟、權力、知識和社會關系等獲得社會資源的方式，將當前農村社會劃分為精英階層、富人階層、中上階層、中農階層（中等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灰色勢力等7個階層。

1、精英階層。精英階層是指直接握有社會資源的人，他們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權利都會得到最充足的保障，[20]包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與經濟精英，其中經濟精英在當前黨和國家的政策里具有獨特的政治意涵，下面會將它單獨作為一個獨立階層來考察，即富人階層。

政治精英主要由現任村兩委干部、退休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組長組成，他們是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組織者和管理者，是黨和國家在鄉村的代理人和方針政策的執行者，約占農戶數的1-3%。政治精英的主要特點是：首先除小組長外，他們大部分的經濟利益不從土地上獲得，而是依靠科層體系內固定的工資收入（或退休工資）以及豐厚的灰色收入，這樣一方面他們擺脫了經濟壓力，生活較為寬松富裕，另一方面他們的利益關系在村社之外，從而使得他們無需對村社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與情感；其次，由于政治精英的利益關系、發展機會不在村社內部，因此他們社會關系網絡也主要是超出村社之外，他們交往的層次要高于普通村民，而與村社內部的關系較弱，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干部基本上“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21]不再與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后，除了小組長外，他們基本上不再耕種土地，而將土地流轉給他人耕種，他們作為農村管理者對轄區內土地上的建設與投資不再熱心。

知識精英是指居住在農村從事技術服務、文化教育的人，主要包括農技員、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傳統文化人（如主持儀式的老禮生），約占農戶數的1-3%。這部分人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養都比較高，他們不耕種土地或耕種較少土地，依靠其文化技術使家庭經濟收入較為穩定，掌握一定的社會資源與象征性資源；他們對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較為關心，有極大的參政議政、建設農村的熱情，也有較強的正義感和道德優越感，敢于對農村政務和不良現象發表意見。但是由于農村參政議政的渠道越來越封閉、農村社會“人心不古”、金錢主義邏輯當道，使他們的意見無法表達、他們的熱情被潑冷水，從而極大地挫傷了他們的政治熱情，產生政治無力感，因而這部分人在人際關系上逐漸退出農村社會，與普通農民的交往越來越淺、不再關心村社事務。

2、富人階層。指農村通過經商、投資辦實業及其他門道而擁有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的年收入，這部分人在東部沿海農村較多，在內地農村較少，一般在農戶數的1-3%之間。雖然人少，但是作為一個擁有龐大資產的階層卻富含極大的政治意義，因為近三十年來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都鼓勵由富人出來擔任村干部，以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簡稱“雙帶”。這種村治現象被熱捧為“富人治村”。富人階層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不再耕種土地，或將土地流轉給他人，或撂荒；二是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利益關系不在村社內部，而擁有廣泛的超社區關系網絡；三是與農村其他階層關系較為淡薄，不太關心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和交往狀況，也缺乏建設村社、融洽村社關系的興趣和熱情；四是有極大的參政議政的熱情，與縣鄉村干部有密切關系，不少人被推選為村干部，或縣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五是不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方針政策，但熱衷于向黨和國家索取有利于他們的政策和措施，等等。

因此，富人階層雖然居住在農村，或擁有農村戶口而居住在城市，但他們的關系網絡、利益關系、精神歸屬、社會關照早已不在農村，即便擔任村干部，或者名義上作為農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但他們的階層屬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代表真正的農民，不可能作為建設農村的力量、維護農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從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調研情況來看，所謂的“雙帶”富人干部，也極少起到了真正帶領群眾致富的作用，相反，他們恰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農民身份謀取私利、排斥其他農民參與農村政治。[22] 這個階層不會輕易脫離“三農”身份，而只有當利用這個身份將農村利益攫取一空之后，才會徹底脫離農村，否則他們會一直將“農民”扮演下去。他們是農民中的“偽裝者”。

3、中上階層。這部分農戶主要是舉家外出經商農戶，占農戶數的10%左右，年收入在3萬元至10幾萬不等，他們是外出經商的成功者，他們的經濟資源較為豐厚，也擁有一定的象征性資源。這個階層的主要特點是：首先他們不再耕種土地，將承包的1—3畝土地全部轉出，基本上不會再回村耕種土地；其次，他們全家、全年在外經商，利益關系在村外，家庭主要成員都較少在農村生活、居住，因此與村社內部的關系較為淡薄，也不熟悉農村的情況，他們甚至認為貧弱階層也與他們一樣生活在溫暖的雨露中；再次，如果有老人留在農村，他們會與農村中的中農階層搞好關系，希圖后者照料，而與其他階層較少來往；又次，他們與村干部接觸并不緊密，沒有參政議政的熱情，既不關心農村建設，也不關心農村的人情世故、世風道德；最后，他們不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也沒有希望政策向他們傾斜的企圖，等等。

這個階層是農村中的“獨行俠”，當他們與農村沒有任何瓜葛之后，最終將完全脫離農村。所以他們甚至希望農村土地能夠自由買賣，這樣他們就可以將土地賣出去，而不是廉價或無償轉出去。據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沙洋、京山、南漳等縣農村調查，占當地農戶8%—11.5%的中上階層不再占有與耕種土地，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農民負擔沉重的時候直接丟掉土地，或近些年通過“搭地賣房”的方式，將土地賣給他人，從而脫離與農村的關系。[23]

4、中農階層。這部分農戶不僅在土地耕種上是中等規模，土地上的收入在農村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是農村的中等農戶階層，簡稱“中農階層”，占農戶數的15-20%左右。中農階層是土地流轉時代的創造物，大概而言，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由于人口流動和職業分殊，農村自發土地流轉開始頻繁出現，經過15年左右時間的實踐與沉定，農村土地逐漸流轉到一部分農戶手中，他們耕種著村社的60%—80%的土地，每戶耕種13—100畝不等，收入在1.5萬—4萬元之間，但多數耕種在20畝左右，年純收入在2萬元左右。

自己原有6—8畝土地，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中期開始轉入土地，到取消農業稅后，其耕種的土地在13畝—40畝不等。夫妻兩個都在家務工，兩個勞動力加一臺拖拉機，就能將這些田地精耕細作地種好，除了收割要請大型機械外，一般不用另請勞動力幫忙。這部分農戶的收入在1.5萬—2萬之間。這個收入在農村算是中等以上，有了這個收入，家庭生活就比較殷實、從容，孩子的學費、建房子娶媳婦、老人的贍養都不成問題，因此即便冬季農閑時間，男子也不再需要外出務工，而是留在家里享受悠閑的生活。

這部分農戶可以不再轉入更多的土地，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如60歲以后就種不了太多的土地了，便開始轉出土地，直到沒有勞動能力時將土地完全轉出。如此，中農階層耕種相對較多（中等規模）的土地，且大部分利益訴求在土地上和村社內部，按照上文詳述的“土地占有與耕種”的標準，他們將具備以下稟賦： 第一，經濟收入高，家庭生活殷實，日子過得無憂無慮，不用為生計操心、沒有競爭壓力，因此總是精神抖擻、精力充沛、心態樂觀向上。

第二，生活比較悠閑，空閑時間較多，可以用于社會交往的時間也就較多，他們的交往能夠活躍大量“人財物”流出后的小農村社。

第三，土地耕種較多，在村時間就多，對村社內部方方面面、各家各戶都比較熟悉，這樣就便于照顧那些因人口流動帶來的留守“老弱病殘婦幼”，可為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營造一個穩定的、無后顧之后的“大后方”。

第四，主要工作是務農，因而時間安排就較為靈活、機動，這樣的人適合于擔任工作時間不固定、事務繁復駁雜但角色很重要的村民小組長，以及鄉村兩級組織在農村的代理人。第五，利益關系主要在村內，經濟關系主要在土地上，因而樂于見到村社內部各階層、各戶關系融洽，也樂于帶頭解決村內矛盾、糾紛，帶頭履行社會責任，如修建農田水利基本設施等。

第六，中農階層之所以會轉入人家的土地，本身說明他們既是家族、兄弟、親朋較多的人，即勢力大，也是村社內部道德較為高尚的人，即能夠以德服人，因而他們敢于介入各階層矛盾，協調各階層利益關系，甚至敢于抵御混混等灰色勢力對普通農民的侵害。

第七，中農階層與政治精英有互相借用的關系，并需要經常向知識精英請教相關的農業技術知識問題；其他階層中的外出務工戶、經商農戶、半工半農戶、兼業農戶等，因為留守有家庭、老人、婦女、小孩、病號等需要中農階層全程照顧，因而有交好于中農階層的理由；中農階層在農村家族、親朋勢力大，連鄉村混混都要敬畏他們三分，輕易不敢惹；富人階層若要選任村干部、被推選為縣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要交好于中農階層，因為中農階層往往“握有”大量選票，以及擁有或多或少的建議、推薦權。因此，中農階層在村社內部幾乎與各個階層都有交情，上下關系融洽，左右逢源、八面玲瓏，這樣的人適合于做階層之間“中間人”和“調處人”。

第八，中農階層超社區的關系網絡較廣，能夠代表下層農民完成某些超社區的交往，如作為擔保人向銀行借貸、向農資商家賒賬，以及作為中間人、搭橋人與縣鄉村各級政府打交道，等等。

第九，中農階層接近鄉村政治權力，與村干部關系交好，他們既受惠于這層關系，也可以充分利用這層關系為下層農民謀福利，傳達農村、下層農民的實際需求，亦向下層農民傳達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從而可以作為國家與農民關系的連接人。

第十，中農階層的利益關系幾乎完全在農村、在土地上，最知情農民缺什么、農村需要什么、農業到底怎么搞，也最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因此他們狀況應該成為農村政策評估的晴雨表，他們的訴求、心聲應該作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

總之，中農階層是農村中獨立、自主、自為的階層，因而是農村中的主導階層。

5、中下階層。這個階層包括四部分人，一是舉家外出務工農戶，二是半工半農戶，三是以兼業為輔的Ⅰ兼業農戶，四是以兼業為主的Ⅱ兼業農戶，占總農戶的50%左右。夫妻倆外出務工農戶承包1—3畝土地，將土地全部轉出去，務工收入在5千—1萬元之間；半工半農戶和以兼業為主的Ⅱ兼業農戶承包4—5畝土地，既不轉出也不轉入土地，而自耕，家庭年純收入在5千—1.2萬元之間；以兼業為輔的Ⅰ兼業農戶承包6—8畝的地，再轉入他人3—4畝，一般耕種8—12畝地，收入在1.2萬—1.5萬之間，很少達到2萬元。這個階層的主要特點有： 首先，他們擁有少量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超社區的關系網絡。其次，除了舉家外出務工不耕種土地外，其他農戶都耕種少部分土地，并且在村居住一段時間，他們有部分利益關系、社會關系在村社內部，但他們也有很大部分利益關系在村外，因而他們關心村社、建設村社的熱情沒有中農階層高。再次，他們的主要勞動力要外出務工、經商或兼業，其留下來的家庭其他成員，尤其是“老弱病殘婦幼”就需要在村的中農階層照應和扶助，因此他們就要交好和受制于中農階層——按照中農階層定義的村社規范行事、不破壞中農階層營造的村社共識，否則外出的“大后方”就不穩當，就不放心外出。從這點講他們是不獨立的階層，可視為中農階層的同盟軍——籠絡了20%的中農階層，就等于團結了45-50%的中下階層。

又次，他們經濟收入不高，要為生計奔波、為稻粱謀，因此他們沒有閑情逸致、精神不充沛、生活不從容，因而對農村政治事務、村社事務既沒有時間關心，也沒有那份熱情。

最后，由于目前他們的很大部分利益關系在村外，他們不太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方針政策，對農村政策的變動不敏感、不在意。這個階層是農村中的“冷漠者”，他們除了要極力討好中農階層外，與其他階層的關系半冷不熱，但他們終究不是獨立的、自為的、能夠影響農村政治社會事務的階層。

6、貧弱階層。根據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江漢平原、安徽蕪湖農村的調研來看，這個階層占農戶的7.3%—12%之間。[24] 這部分人耕種較少的土地，一般在1—3畝的樣子，不轉入人家的土地，有的家庭甚至還因故轉出土地，因為鰥寡孤獨、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勞動力、好吃懶做、常年有病號等緣故，他們不僅土地上收入較少，而且無法（沒有）外出務工、經商，基本上沒有多少社會資源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受到威脅，他們是農村社區中的邊緣人口。[25]他們在村社內部的關系網絡如此之狹窄，以至于中上階層甚至不知道有這么一群人，更不用說他們能夠影響、結交其他階層，只有中農階層會向他們伸出橄欖枝。

貧弱階層有時會利用“弱者的武器”[26]、上訪等向鄉村組織要補助、救濟，以至威脅村干部，多數時候則是通過“中間人”——中農階層向鄉村組織反映自己的問題和需求，因此也常常交好和尾隨于中農階層；他們是農村基層組織照顧的對象；因此，他們不是一個自為的、有力量的階層，而是依附于其他階層、特別是中農階層的弱勢群體；

7、灰色勢力。這部分人主要是指農村中的“混混”，在普通農民看來他們是不務正業，以暴力或欺騙手段謀取利益，危害農民人身和財產安全，擾亂鄉村生活正常秩序的群體。[27]灰色勢力人數不多，一般不會超過村社人口的1%，但能量很大，他們侵入農村基層組織體系，與鄉村干部結成利益聯盟，從中截取國家和集體的大量資源。這不僅影響到農民對自身的安全感受和對國家政權性質的判斷，稀釋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合法性；而且，還帶來了新一輪的政權和治理的“內卷化”，即國家本是希望通過向鄉村社會輸入資源來“購買”合法性，不料資源輸入越多，灰色勢力與鄉村干部合謀截取的資源也就越多，國家資源和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流失得就越多，形成惡性負反饋。[28] 農村灰色勢力一般不耕種土地，以在灰色地帶謀利求取生存，擁有相當的經濟資源。他們多是欺軟怕硬、攀附權勢、貪圖錢財之徒，一方面與政治精英、富人階層關系曖昧，甚至結成利益聯盟，另一方面盡量不去招惹中農階層，乃至給后者面子，而如若與其他階層發生利害關系，就會拳頭相向，以暴力解決問題、獲取最大的利益。他們超社區的關系網絡較大，與村社外的混混結成“鄉村江湖”，多混跡于城鎮，一旦農村出現流動資源（如土地開發、征用，國家惠農工程、資金輸入，等），他們就會集聚而上以暴力攫取。盡管灰色勢力在江漢平原農村為人們所艷羨，甚而將自己的子弟送至混混團伙以趨利避害，[29]但他們在大部分農村尚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沒有群眾基礎，一旦國家政權機關下力氣打擊，就會得到群眾的擁護。

總結以上分析，農村社會各階層在村社內關系質量、在村時間、超社區關系網絡、利益關系、與其他階層的關系、接近政治權力程度、對農村政策的態度等方面，都存在著還在拉鋸和擴大的差別，而且這些差別的確與“土地占有與耕種”標準密切相關——土地占有與耕種較多，則上述指標正向增高，反之則低（見表1）。這些差別足以說明農村社會的階層結構、利益格局、社會關系、矛盾性質等發生了劇烈的變遷，進而意味著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有了新的變化。

表1 農村社會各階層狀況

所占農戶比例耕種土地面積在村與否村內關系超社區關系利益來源與利益關系與村干部關系政治社會態度經濟資源（年收入）象征性資源

精英階層政治精英1-3%無，轉出在村弱很強村外；科層體系內部——蛻變為基層特殊利益集團≥2萬，灰色收入多多

知識精英1-3%無，轉出在村強較強教育體系內部；關心農村弱擁護黨的領導，但對基層干部不滿≥2萬多 富人階層1-3%無，轉出有時在村很弱很強村外，利用農民身份謀取政治利益很強利用黨給的地位謀利，進行政治投機≥20萬多

中上階層約10%無，轉出不在村最弱較強村外，不關心農村無希望土地私有化，不關心其他農村政策2-20萬較多

中農階層15-20%13-40畝全年在村很強強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較強關心和擁護黨的農村政策2萬左右較多

中下階層45-55%或轉出；或4-12畝部分時間在村較強較弱部分在村社、在土地上，部分村外較弱不太關心農村政策，在政治態度上跟著中農階層走5千—1.5萬較少

貧弱階層約12%1-3畝全年在村較弱很弱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很弱不關心農村政策，跟著中農階層走≤5千缺少

灰色勢力1%無，轉出部分時間在村弱較強村外，謀取國家、集體和農民的資源強關注國家輸入資源政策，以謀取私利≥2萬較多

四、農村社會各階層的政治社會態度

面對一個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日益多元化、利益關系加速復雜化、利益矛盾逐步明顯化的農村社會，已難再籠統地說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基礎是包括所有農村社會成員在內的“農民”。那么，當前農村社會各階層中，哪個（些）階層會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呢？下面對每個階層逐一進行考量。

精英階層中的政治精英是農村政治社會事務的組織者和領導階層，是黨和國家政權體系的組成部分和基層治理的代理人，他們占農民的比例極小，他們掌握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權機構，是維護農村政治社會穩定的基本力量，但不構黨和國家政權的基層基礎。更何況，農村的政治精英正在加劇蛻變為脫離農村社會、攫取國家和農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嚴重影響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形象及政治合法性。

知識精英在參政議政、介入農村社會事務中不斷碰壁之后，要么噤聲、關起門來兩耳不聞窗外事，要么成為農村中的“怨婦”，整天抱怨社會、埋怨農村黨政干部，越來越難以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如果給予他們以“平臺”，建構讓他們參政議政的政治機制和社會導向，以他們的秉性和知識分子的士人情結，知識精英就能成為黨和國家在農村可資利用的積極、正面因素。

富人階層的利益來源不在土地上，利益關系不在村社內部，且與除村干部群體外的其他階層沒有多少來往和利益瓜葛，即便他們擔任村干部或代表、委員之類的公職，也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沒有群眾基礎和社會威望，無法調動和帶動其他階層的農民。他們擔任公職之后，往往陽奉陰違，以公謀私，擴充自己的財富基礎。[30]更重要的是，富人一旦以炫耀財富而出任村干部等公職，就會在農村社會形成政治排斥機制，即形成只有“有錢人才能擔任村干部”的道德輿論，使其他階層的人喪失了參與村莊政治的道義基礎，使農村出現富人階層的“寡頭統治”，最終將導致農村社會階層間的矛盾、隔閡擴大和激化，造成農村政治社會的分裂和不穩定。[31]因此，富人階層不但不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黨和國家要提防乃至嚴控的階層，在政治和治理層面要謹防“富人治村”。

中上階層（即外出經商階層）所有的利益關系、社會關系幾乎都在村外，他們已經或者將要完全脫離農村而在城市定居。因此，這部分人一般不牽涉到任何農村政治社會事務，也無法影響農村政治社會事務，農村政策的制定和調適無需考慮這部分人。但是，這部分人的土地還在農村，他們主張更激進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以使土地能夠自由買賣，這樣他們就能將土地高價賣掉，或者留在農村等著升值，或者放在那里作為鄉愁，或者成為不在村地主，[32]等等。而且恰恰這部分人在城市離新聞媒體近，有能量表達自己對土地的私有化想象，進而被媒體放大為所有農民的心聲。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要警惕這部分不在村農民，切不能以他們對土地制度的想象來安排農村土地制度。

中下階層奔波于生計、忙里偷不了閑，無心于農村政治社會事務，是農村政治冷漠的階層。盡管如此，一方面他們有一部分利益關系和很大部分社會關系在農村、在土地上，最終還得回到農村、回到土地上，而且有一部分中下階層可能會逐漸轉入土地而上升至中農階層，因此他們對農村政治社會事務、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有一定的關切熱情；另一方面他們是不獨立的階層，有求于因而受制于中農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將聽令于中農階層的調遣，而中農階層則因其利害關系、稟賦而最關心農村政治社會事務和農村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方面中農階層將對中下階層有引領作用。如此一來，如果中下階層不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的話，那么這部分占農戶45-50%的人群也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貧弱階層在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都處于農村的最下層，他們在生存、人格、地位以及社會影響上都依附于中農階層，難以對農村政治社會事務產生獨立影響。但在極端的時候，他們會通過“弱者的武器”、上訪、死纏爛磨等方式要挾農村基層組織，產生不良政治社會后果。貧弱階層是黨和國家政策救濟、扶助和安撫的對象，在政策上對他們的傾斜最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灰色勢力是近年來破壞農村政治社會穩定、擾亂人心、教唆他人上訪、攫取國家利益、腐蝕干部隊伍、消解農村基層組織合法性的罪魁禍首，理應是黨和國家政權嚴厲打擊的對象。但近年來農村基層組織卻與鄉村灰色勢力結盟，企圖通過灰色勢力治理農村和攫取國家輸入農村的資源。這是引狼入室之舉，不及時糾正，終將危及黨和國家政權的根基。

上面分析了農村七大階層中的六個，既有打擊的對象，也有扶助和利用的對象，亦有團結的對象，唯獨尚未論及依靠的力量，即階層基礎。只剩下中農階層未及敘述，那么中農階層能否堪當此重任？

在農村社會階層結構中，階層之間并不是均質存在的，有主要關系和次要關系之分，而主要關系是農村社會結構內部的關鍵變量，它制約著其他方面的關系。從上一節對中農階層“十大稟賦”的敘述中，可知中農階層幾乎與其他每個階層都發生著較強的關系，這些關系的變化會影響農村社會階層的整體結構，它是個階層相互關聯的結點。然而在地位上，中農階層與其他階層不能等量齊觀，它是農村社會中的主導階層。但是，主導階層是否就可以成為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

五、中農階層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

以下從中農階層在農村各領域中扮演的角色，及由其稟賦釋放出來的價值來闡述這個問題：

1、中農階層營造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的“大后方”。由于中農階層的存在，農民流動時代的村社才依然是倫理與生活的共同體，才是外出經商人員的“大后方”。中農階層在以下幾個方面完成了村落倫理與生活的重構，一是他們的身影活躍了農村。誠如上文所言，中農階層是個很悠閑的階層，既不為“五斗米”發愁，又有大量閑暇的時間，因此他們打發時間的一個重要渠道是走門串戶，“今天到這家打麻將，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無所事事地閑聊”。甚至只有他們，才能夠活躍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夠在村落里到處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動了，小孩走也沒用，婦女因為禁忌不好到處走，年輕人沒時間走，打工回來一段時間就走了，對村子也不熟悉。

二是他們有時間、有熱情照顧在村的老弱病殘婦幼，為在外打工的農民營造一個穩定、安全、沒有后顧之憂的“大后方”。舉家外出經商、務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務工的家庭，許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應、幫忙，比如房子、老人、婦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顧，尤其是老人，以及諸如架電線、修電器、調解糾紛、干比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責壞習慣、找鄉村干部辦事??老人、孤兒寡母的搞不成這些事，那么就需要在家的中農階層去接應、處理這些事情。這些事情處理好了，一方面外出務工的人就放心將老人、孩子留在農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另一方面也使農村變得安定和諧、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倫理和生活共同體才依然存在。

總之，正因為中農階層留在農村，才使得農村富于生機與活力，富于道德與傳統，也因此外出經商、務工的人還對它有想往和牽掛，也因此對農村有份敬畏，還想著要回來，也回得來，同時也還對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視，更不是回來搞破壞，回來占便宜。

2、中農階層是農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潤滑劑、緩沖器和整合力量。農村社會利益關系如此復雜、階層分化如此劇烈，農村卻并未出現階層之間巨大的沖突，更沒有所謂的“階級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農階層在各階層之間扮演著潤滑劑、緩沖器和整合力量的角色，它使得分化的農村社會在另一個層面上重新整合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中農階層及時調處各階層、家庭之間的摩擦和糾紛。農村社會分化之后，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階層間的摩擦、矛盾與糾紛，如普通農民與政治精英因后者的腐敗、不作為等緣故產生互不信任、工作中的正面沖突；下層農民與富人階層因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以及相互鄙夷等緣故產生的矛盾、沖突；知識精英因道德優越感、正義感等秉性與政治精英、富人階層摩擦出的各類火花；富人階層、中上階層因土地流轉與轉入土地的農戶之間矛盾；以及各農戶之間日常性的摩擦；灰色勢力見利忘義，欺占下成農民的利益，等等。中農階層與各個階層都存在著某種強關系，而且他們本身具有道德性以及家族等勢力，因而有能力在各階層間來往穿梭，從中斡旋，將各類矛盾糾紛摩擦及時解決。

二是中農階層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農村社會分化之后，利益關系是各階層之間最重要的關系，這個關系處理不好就會出大亂子。農村的利益關系主要表現為公共利益的分配與貧富差距問題。在公共利益分配問題上，中農階層會極力主張向中下階層和貧弱階層傾斜，緩和政治精英、富人階層以及灰色勢力從中攫取的程度，以平衡利益分配。貧富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無法通過劫富濟貧達到平衡，但中農階層可以說服上層人通過讓渡一部分利益的方式，使下層農民也受惠，從而消除上下層的緊張關系。典型的如，富人階層經商、開礦、搞工程、搞建設等，則可通過中農階層的中介，將業務交給下層農民去做。

三是中農階層溝通下層農民與精英階層、上層人士的關系。中農階層是溝通中下階層、貧弱階層與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富人階層以及中上階層的橋梁。下層農民因其經濟資源、象征性資源的嚴重缺失，在社會交往中往往被排斥在上層人士的交往范圍之外，無法與后者建立聯系以獲取相關的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如果按照這個剛性結構發展，就很可能造成下層農民與上層人生的隔離，以及出現社會資源上的“馬太效應”，富者恒富，貧者恒貧。但是因為有中農階層這個橋梁在，上下就可以交流，下層就有機會借助上層的社會資源上升至上層，形成良性社會流動。例如，貧弱階層可以通過中農階層的中介，達到與政治精英接觸以獲取救助的目的，或與富人階層發生借貸關系以救急或繳納子女學費；中下階層可以借助中農階層的關系，轉入上層人士要轉出的土地，從而上升至中農階層；下層農民可以通過中農階層向政治精英表達政治態度及對農村公共品需求的表達；而政治精英則可以通過中農階層的人脈關系，籠絡下層農民，博取選票，等等。

四是中農階層定義競爭規范，使農村社會競爭保持在一個各階層都能接受的程度。農民盡管分化成不同的階層，但是大部分農民依然還共同生活在一個社區內，那么哪個階層的競爭規范、價值標準會成為整個社區公共的行為準則呢？在大部分農村地區是中農階層的行為準則具有共公性。這可能源于它既是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又是主導階層。就前者而言，中農階層在經濟上較為充裕但不是富得流油，因此沒有消費的焦慮，卻也不會過分消費，由它定義的競爭規范和標準（典型的如辦酒席的規模與檔次），中下階層能夠承受得起，貧弱階層雖然有難言之隱，但達不到也不會覺得丟太大的臉，而上層人士按中農的標準去做，也不會覺得太掉身價，依然能夠獲得面子和聲譽。就主導階層而言，中農階層能夠通過他們的行為、力量、德行將自己的規范、價值貫徹到農村社會生活中去。因此，中農階層定義的競爭規范和標準，是各個階層都能夠接受、又能體現差別的公平的規范，因而能夠整合各個階層，而不會引發階層之間的惡性競爭、妒忌成性、相互鄙夷，導致社會各階層的分裂。

假設農村社會的規范是由富人階層定義的話，那么廣大下層農民根本無法達到標準但又必須參與競爭，因此不能在競爭中獲得社會地位、面子和榮耀，會產生人生的失敗感和無意義感，并可能將之歸結為富人階層，階層之間的“氣”就此生發出來，就會產生或明或暗的階層斗爭，如暗地里報復富人階層、阻撓他們的發展、破壞他們的聲譽，等等。富人定義的社會規范，是對大部分人不公平的行為準則，應盡量避免它上升至村社公共層面。

3、中農階層最愿意承擔社會責任，是農村社會的主要建設者和維護者。中農階層不僅有穩定和建設農村的需求，而且有能力維持農村穩定和建設農村。就前一個方面而言，中農階層是農村的常住者，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都在農村，農村的不穩定，就意味著他們的家庭和生活不穩定，農村建設不好，意味著他們的生產、生活和交往都要受到很大的阻礙，利益損失較大。例如，他們不希望農村的生活受到外來混混的干擾，因而對外來混混有很強的抵觸情緒；還如農田水利建設方面，他們是最積極的建設者和響應者，他們不會做釘子戶和落后分子，因為他們所有的利益都捆綁在土地上；又如，中農階層在興修道路、機耕道的工程上，都是積極的出錢、出工和出力者。

在維穩和建設的能力方面，中農階層不但有相對豐厚的資金，能夠出得起維穩和建設方面的費用，不為這些費用發愁。另外，正如上文所言，中農階層在農村血緣、親情、朋友眾多，其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勢力，這股勢力向穩定方向發展本身就是穩定的基礎，同時它又有能力控制、阻撓乃至熄滅不穩定因素、力量的孳生和蔓延。例如，中農階層敢于干預農村打架斗毆、敢于斥責阻止破壞行為、敢于與外來混混做斗爭、敢于介入農村社會家庭矛盾，等等，從而使農村維持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中。在建設方面，中農階層帶頭做榜樣，有很強的示范效應，并且有能力和威望制止搭便車者。

4、中農階層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連接點。中農階層是村組干部的最佳候選人，或者是鄉村干部與農民的中介人。

在農村做非脫產的村組干部，尤其是小組長——這個角色工資低、地位低，但很重要，一般需要四個基本條件：一是有時間，二是有精力，三是有責任，四是對農村情況熟悉，五是有能耐。小組長的工作時間不固定，隨時都有人找，因此充任者不僅時間要充足，而且要機動，因此舉家外出經商、務工農戶做不了小組長，兼業農戶的時間也不太機動，只有中農階層有完全的時間而且很機動，他們充任小組長最合適。有精力是指不因為經濟問題、家庭瑣事而煩惱，否則的話就無法將農村細小、發雜的事務完成，如調處矛盾、做工作等，雖然技術性不強，但都需要有足夠的精力和耐心。中農階層不愁吃不愁穿，不為錢糧煩惱，家庭也因此和睦，所以精力比較好。有責任是指有承擔維護農村穩定、建設農村、解決農戶問題的責任，在農村各階層中，中上階層處村外，對村落責任心不強，中下階層在忙乎著自己的家務事、戶口吃飯的事，無意關心他人和村落里的事，貧弱階層更無心無力關注他人，只有中等階層的有這份責任。上文所言，中農的一切都在農村里，因而有對農村穩定、建設的關切需求，有對農村人際關系、鄰里和睦的關切心理，因而有較強的責任去建構這些目標。

就對農村情況熟悉而言，外出務工農戶只有過年過節才返鄉，且呆得時間短、交往范圍窄，有的甚至數年、十數年不回家，對農村情況不甚了了，而在家的貧弱階層和中下階層，則因為忙于生計而與他人交往較少，只有中農階層因為悠閑的生活而能夠走家串戶、與他人有密切往來，因而不僅對農村的基本情況了然于心，而且就是人家的私人生活、酸甜苦辣也摸了個八九不離十，他們是農村的知情人。就能耐而言，除了個人的稟賦外，最主要的是能夠服人和有能力做好群眾的工作，誠如上文所言，中農階層是農村的道德模范，本身具有群眾威望，而且他們擁有龐大的血緣、親情、朋友群體，他們能夠帶動和說服這些人。

中農階層滿足以上數個基本條件，他們也就理所當然地被任命或選舉為村組干部，或者協助村組干部干工作，成為基層組織與農民聯系的中介人和可倚賴的力量。

5、中農階層是現行制度和政策的受惠者，最支持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中農階層是在土地流轉中形成的農村新興階層，是國家土地制度和現有政策的受惠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最支持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最支持政府穩定農村、建設農村的措施，因此他們是農村中的保守力量，他們希望保持現有制度、政策的穩健與持續，而不主張巨大的變革、更不歡迎農村的動蕩。因而，強大、穩定的中農階層的存在，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穩固基礎，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穩住了中農階層也就等于穩住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穩住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大后方。

綜上所述，中農階層在農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釋放出其他階層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價值（見表2），不僅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的階層基礎，而且是黨和國際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是黨和國家在農村各項工作、鞏固政權根基要堅定依靠的對象。廢此，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必將根基不牢，地動山搖，亦無法再找到類似強大的替代性階層基礎。

表2 黨和國家政權與各階層關系的理想圖式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如何正確認識與對待農村社會各階層？ 精英階層政治精英農村社會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政治精英是黨和國家在農村的代理人，謹防其蛻變，與富人階層、灰色勢力同流合污，結成利益聯盟

知識精英利用對象搭建知識精英參政議政的平臺，以有效利用其政治熱情、正義感、士人情結和對農村建設的積極性

富人階層警惕對象警惕富人階層滲透進黨和國家政權，以免其腐蝕鄉村干部、謀取私利，并將廣大農民排斥在農村政治之外；慎言“富人治村”

中上階層（舉家外出經商階層）警惕對象切忌中上階層對土地私有化的想象成為土地制度變革的方向

中農階層依靠對象，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引導土地適度向中農階層集中，培育中農階層，賦予其社會責任與義務；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應以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及其行為準則作為調整農村利益結構的基點 中下階層（舉家外出務工、兼業、半工半農階層戶）團結對象，中農階層的同盟者在城鎮完善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使半工半農階層能夠有良好的工作環境；營造外出務工人員“大后方”

貧弱階層救助對象，中農階層的跟隨者加大對貧弱階層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設與普及

灰色勢力打擊對象嚴厲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民的侵害和對政權合法性的侵蝕

六、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合上文分析，得出本文的幾個基本結論：

結論一，當前農村社會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化成不同利益取向、社會關系、價值觀念和政治態度的7大社會階層，各階層擁有不同的稟賦和特點，農戶之間原來固有的政治社會一致性被打破，階層之間摩擦開始顯現化，但階層間的關系并不是剛性不可調和的，上下層農民通過中農階層發生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動，協調彼此間的利害關系，因此并沒有出現所謂的“階級矛盾”。

結論二，在農村社會分化的7大階層中，只有中農階層因其獨特的稟賦和價值，能夠起到潤滑階層結構、協調階層利益、整合分化的農村社會的作用。農村社會以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念、政治態度為基本行為準則，使得我國在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現代化的社會進程中，得以獲得一個龐大的“穩定器”。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應該以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及其行為準則作為調整農村利益結構的基點，只有這樣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才有預留和調整的空間。

結論三，在農村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黨和國家保持農村政權穩固的首要問題，不能回避、不能打馬虎眼，理應再度被明確地提出來，以厘定哪個（些）階層是黨和國家政權依靠的力量，哪個（些）是團結的對象，哪個（些）是需要警惕或謹防或打擊的對象，只有這樣才能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以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鞏固黨和國家政權。

結論四，當前農村政治社會穩定與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不能再籠統地說是均分土地、居住在農村的“農民”，這個“農民”已被分化在7個不同的階層中，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社會態度和功能。只有中農階層因其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和功能，能夠承擔起作為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的偉大歷史使命。

結論五，在農村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中農階層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是堅強的依靠力量；中下階層是中農階層的盟友，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貧弱階層是救濟、扶助的對象；知識精英是可資利用的對象；切忌將中上階層對土地私有化的想象變為土地制度變革的方向；應該警惕富人階層滲透進黨和國家政權內部，慎言“富人治村”；謹防政治精英與富人階層、灰色勢力同流合污，結成利益聯盟攫取國家、集體和農戶利益；要求嚴厲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民的侵害和對政權合法性的侵蝕。鑒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在農村穩定現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規范村社自發土地流轉，調處土地流轉中的矛盾，引導土地適度向中農階層集中，從農村政策、制度上培育和扶持中農階層，賦予其社會責任與義務；

第二，從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高度，加大對貧弱階層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設與普及；

第三，在城鎮完善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使半工半農階層能夠有良好的工作環境； 第四，嚴禁政治精英、富人階層與灰色勢力結成特殊利益聯盟，截斷它們盤剝農民、攫取國家和集體資源的渠道，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村各階層的破壞與欺壓； 第五，停止地方政府推動的、必將消解中農階層的、荒唐的大規模土地流轉，已推動的大規模土地流轉可以以100畝以下為單位發包給中農階層，切忌人為制造耕種數百上千畝土地的“種糧大戶”。因為耕種超過100畝以上土地的“種糧大戶”必將使糧食減產、糧價提高，從而威脅我國糧食安全和糧價穩定戰略。[33]

[①] 盧倩云：《當地啊中國農民階層分化與現代化關系的社會學探視》，《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②] 萬能、原新：《1978年以來中國農民的階層分化：回顧與反思》，《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

[③] 陳成文、羅忠勇：《土地流轉：一個農村階層結構再造過程》，《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4期；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④] 盧福營：《中國特色的非農化與農村社會成員分化》，《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⑤] 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第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張宛麗：《對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初步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⑦] 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第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陸益龍：《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六十年的變遷：回眸與展望》，《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

[⑨] 侯麟科：《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背景下的中國農村社會分層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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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陸學藝：《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第45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12] 林后春：《當代中國農民階層分化淺析》，《社會主義研究》1991年第1期。

[13] 陸益龍：《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六十年的變遷：回眸與展望》，《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

[14] 陳文超：《消費視野下農民階層結構的分析——基于一個村莊的研究》，中國社會學學術年會論文2006年。

[15]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16] 宋麗娜：《河南農村的儀式性人情及村莊社會基礎——深化理解村莊社會性質的新視域》，《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18] 楊華：《土地流轉時代的中農階層：形成于瓦解——對農村政治社會穩定之中堅力量的一項考察》，待刊稿。

[19] 陸益龍：《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六十年的變遷：回眸與展望》，《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

[20]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1] 歐陽靜：《村級組織的官僚化及其邏輯》，《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22] 歐陽靜：《富人治村與鄉鎮的治理邏輯——基于江西桔鎮的一項實證考察》，待刊稿2010年。[23] 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余練：《土地權屬：國家建構與地方性建構——論集體產權在鄉土社會中的實踐》，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24] 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楊華：《土地流轉時代的中農階層：形成于瓦解——對農村政治社會穩定之中堅力量的一項考察》，待刊稿2010年。[25]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

[27] 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8] 楊華：《重塑農村基層組織的治理責任——理解稅費改革后鄉村治理困境的一個框架》，待刊稿2010年。

[29] 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0] 歐陽靜：《富人治村與鄉鎮的治理邏輯——基于江西桔鎮的一項實證考察》，待刊稿2010年。

[31] 袁松、陳鋒：《“氣”與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中國研究》2010年春季刊。

[32] 賀雪峰：《地權的邏輯——中國土地制度向何處去》，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3] 陳潔、劉銳、張建倫：《安徽省種糧大戶調查報告——基于懷寧縣樅陽縣的調查》，《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湖北省委農辦課題組：《湖北省農村土地規模經營情況調查》，《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第五篇：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的成因及治理方法的分析

摘要：經濟的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引起了道德失范的現象。本文分析了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道德失范的現象及道德失范產生的原因，強調了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治理道德失范的治理方法。關鍵詞：問題、道德失范、經濟社會、治理

一、社會現狀

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現存的四大文明古國，她的文明與美麗是不可否認的。眾所周知，中國擁有自然純真的美麗，富饒的神州大地上，一座座青山相連起伏，一朵朵白云山間縈繞，一條條河流奔騰融匯，一片片花海綻放芬芳，一陣陣歌聲隨風飄揚，這就是中國自然純真的美麗。中國的美麗不只在于她的自然，而且更在于她五千年的傳統美德和傳承不息的中華精神。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中國的崛起令世界矚目。然而，當我們為中國顯著的成就驕傲自豪的時候，隨之一些問題日益嚴重。曾經湛藍的天空變得灰暗，曾經清澈的流水變得渾濁，曾經青綠的大山變得光禿，曾經放心的食物變得有害，曾經溫熱的人心變得冷漠，就連曾經應該尊敬的雷鋒也被當成了“傻帽兒”，人們不禁的發問：這個社會是怎么了，讓我們驕傲自豪的五千年傳統美德和傳承不息的中華精神哪里去了？在傳播正能量的當下，這些問題的存在是不能小覷的，小問題的集合便是建設成小康社會道路上的大問題，同時這些問題也折射出在社會發展的途中我們忽視了哪些東西。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是不爭的事實。人們過度的獲取自然的資源，從而獲取利益，導致生態環境越來越惡劣。追本溯源還是因為人們內心深處已經失去了約束自己的道德規范。還有很多問題，例如：景區內隨處可見游客丟棄的垃圾、城市河道內骯臟惡臭的渾水等，很多時候道德與利益比起來已經是微不足道了。人與自然是如此，人與人亦是如此。2014年春節聯歡晚會中小品“扶不扶”就是最好的詮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溫暖已經越來越淡薄，更多的是冷漠。雷鋒精神是我們華夏兒女必須學習與傳承的美德，但是不能否認，很多人把這種精神翻譯成“傻”，可見五千年的傳統美德和傳承不息的中華精神已經受到了嚴重的考驗。

二、何為道德失范

在五千年的傳統美德和傳承不息的中華精神嚴重的考驗時，一個嶄新的詞語進入到我們的眼球里——道德失范。那么什么是道德失范？所謂的“道德失范”就是指舊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被普遍否認，逐漸失去了對社會成員的約束力，而新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尚未形成，不具有對社會成員的有效約束力，使得社會成員的行為處在一種規范真空的社會狀態中。也就是說社會缺乏一個統一明確的道德規范體系，個人行為喪失是非善惡標準，由不同的道德觀、價值觀相互沖突所造成的道德混亂和無序的現象。

法國社會學家E.涂爾干最早提出“道德失范”中的“失范”二字，字表意思是“缺少規范”。他所指的主要是一種對個人的欲望和行為的調節缺少規范、制度化程度差而喪失整合的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R.K.默頓進一步發展了失范理論，他認為失范是一種“規范的缺席”，就是人們對現存的社會規范缺乏廣泛的認同，從而使社會規范喪失了控制人們行為的權威和效力。同時涂爾干認為道德示范是病態的，是外在的和約束性的道德控制的離散。默頓認為，道德失范是文化目標與制度手段的不平衡。簡而言之，當人們能夠用社會所肯定的手段以達到社會所認可的目標時，這時是平衡的，人們的行為是符合道德規范的。反之，由于社會的發展變化、教育的缺乏等原因，人們不知道社會所肯定的目標是什么，或者有些人對這種目標不感興趣，或者人們不重視達到這種目的所應該遵循的手段，這時社會規范的目標與社會所認可的手段發生不平衡，人們就很容易發生越軌行為。這種越軌行為，在我們當下社會就可以理解成我們所說的不道德的行為。

三、道德失范的成因

神州大地，五千年的傳統美德和傳承不息的中華精神源遠流長，為什么還會出現“道德失范”呢？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短短的65年里，中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科技的騰飛，世界矚目可見。但在發展的進程中，由于利益的催化，管理及制度的不完善，外來文化的沖擊，教育和宣傳只浮于表面形式，還有社會成員“知而不為”的心理等等一些列的原因，導致生態環境問題、信任危機等道德缺失問題已經成為發展道路上的阻礙。道德失范的成因，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

（一）、經濟快速發展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是導致道德缺失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是一個事實存在的重要原因。不能否認，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更加殷實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在經濟發展的浪潮中，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確實使得社會處于自由甚至混亂無序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道德規范和法律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有許多的規范及制度需要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不斷地去完善，還有許多的錯誤需要我們去改正。市場經濟，經濟為主，很多人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去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同時，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一些政府部門及企業的領導一味的追求高產，在權利下，工人們只能放棄了產品的質量。在收獲經濟效益及美名的時候，卻忘了應對消費者起到的責任與義務。在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生態環境問題、信任危機等道德缺失問題都是經濟不斷發酵的產物，這也說明當下社會還欠缺長效的道德規范及有力的約束制度。

（二）、管理及制度的不完善

2014年春節聯歡晚會中小品“扶不扶”，把有人摔倒了扶與不扶的問題又推上了一個新的高潮，摔倒的人希望得到救助，理應第一時間有人來給予幫助，這是最尋常不過的了。可某些人利用同情心來詐取好心人的錢財，好心人不但沒有受到感謝，而且財產和人格都受到了損失。這不得不讓我們反思，當社會制度不能長久有效的維護道德良知的取向時，好心人幫人救人被人嘲笑、質疑甚至誣告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溫暖就會越來越淡薄，熱心腸漸漸地變成冷漠。因為這樣的道德成本真的太高了，而往往反誣的人卻能得到豐厚的利益，導致了人們“知而不行”的現象頻頻發生。事實上，社會誠信的普遍缺失、假冒偽劣的橫行，有很多的原因，但管理和制度的紕漏是其重要的原因。因此，有力的管理和完善的制度能確保幫助他人的好心人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這樣人們才能由衷、放心和真心的去幫助他人。所以，和諧社會不僅僅需要道德在人內心上的約束和正確指引，而且還需要有力的管理和完善的制度作為外在的強有力約束。

（三）、外來文化的沖擊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往來越來越頻繁，中國的文化向外傳播，同時大量的異國文化也涌向了中國。異國文化很大程度沖擊了本土文化，不是否定異國文化的優點，而是說不同的社會環境應存在適合它的文化。經濟的發展，加快了商業文化的前進，而商業文化很容易改變人們原有的消費觀念、價值觀念，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等文化氛圍隨之產生。最為簡單的例子，拜金主義的女孩寧愿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那擁有享樂主義的人，每天沉迷于物質世界，物質會慢慢腐蝕掉他的精神世界，在物欲追求的過程中不僅迷失了自我，而且大大增加了社會治安的負擔。西方很多社會學家認為，物質主義文化使得人類淪落成一種物欲動物，物欲的膨脹，隨時會使人逾越道德的底線或者忘記應該遵守的道德規范。如果不能樹立正確的社會文化價值觀，那么是與非、曲與直、榮與辱、善與惡，人們不能分辨清楚，就會導致道德淡薄和道德缺失的后果。異國文化對本土文化有很大程度沖擊不假，但是我們本土文化也存在一定問題，本土文化的不明確、儲備不足都會讓異國文化鉆了空子。

（四）、教育和宣傳只浮于表面形式

在我國的社會發展中，社會成員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體上看，公眾素質參差不奇也是現實存在的。那么道德教育就顯得尤為的重要，但現實社會中道德教育并不像學術教育那么的具體深刻，往往只只浮于表面形式，并不能起到預想的效果。除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但家庭內部成員及社會成員很多時候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甚至用消極的負能量來影響正能量的傳播。同時，正能量的傳播不能簡簡單單的靠教育的手段，宣傳也是個必不可少的手段。如今信息化社會中，媒體是一個宣傳的好工具，但如何讓媒體更多地發揮積極營造社會輿論的功能，是媒體應該深刻思考和踐行的問題。人都有“從眾心理”，而媒體就是“從眾心理”的一種導向。所以媒體應大力宣傳身邊的道德楷模、宣傳身邊的好人好事，積極營造擁有正能量的輿論，而不是將很多負能量的新聞公布于眾后就沒有了下文，要利用輿論的壓力和道德的批判將不良的社會現象加以改正。在道德楷模的領導下和輿論的氛圍里，群眾好心人幫人救人不會再被人嘲笑、質疑甚至誣告。

四、道德失范如何治理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道德失范的危害不能小覷。在經濟社會的快速進程中，我們必須加強道德建設的緊迫感和使命感，不斷地推進正能量的弘揚。十八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夢”離不開道德支撐，和諧社會一定是建立在良好而又普遍的公民道德之上。中國要發展、要前進，除了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支撐，同時還要依賴于整體文明程度的提升。只有形成完備的道德建設體系，推進全社會的道德文明素質，“中國夢”的實現才會有更堅實的基礎。道德失范的治理尤為重要，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

（一）、加強道德教育的力度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向受教者灌輸道德方面知識的同時，而且讓受教者知道掌道德知識應該如何去踐行。也就是說，必須教導學生具備道德的知識，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努力不懈輔導學生行為規范的實踐。這才是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加強道德教育的力度，首先，教育應從主導人群抓起。我國青少年人數占全國人數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青少年是我國發展的希望，是中國未來的主導者，他們的道德教育一定程度決定了我國未來社會道德發展的導向。除了青少年，領導班子也一定程度決定了道德發展情況，領導班子起到了領導帶頭的作用。所以，加大對主要人群的道德教育，能起到積極地推動正確道德規范向導作用。其次，注重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學校的教育，我們可以利用媒體的全面性，對全民進行道德教育。電視中，由影響力較大的影視明星主演的公益廣告和動畫公益短片，都是普通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還有道德楷模的評選及宣傳，不僅能引起學習道德的浪潮，而且能誘導群眾地域性自豪感，更有利于正能量的傳播。

（二）、完善道德制度體系

很多時候道德制度的缺失，使得幫人救人的好心人財產和人格受到了損失。那么加強道德建設，必須要建立健全的道德體系和法律體系，通過明確的制度形成強有力的外在約束。十八大結束后，很多地方都起草并通過了“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大大的保證了救助人的合法權益。完善道德制度體系，首先，保證制度的合理性。制度的不合理，會誘導群眾不道德的行為，也給了不道德之徒趁虛而入的機會。其次，加大制度的懲戒力度，建立相應的懲戒制度。對不文明行為施以嚴懲，是很多地區的普遍做法，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文明行為還是屢見不鮮。例如酒駕，自從加大了對酒駕的嚴肅處罰，酒駕下降了近50%。在道德制度的約束力和懲戒制度的威懾力雙重保障下，人們會更加重視生活道德。所以建立失德違法行為的懲戒制度，適當的將道德上升為法律，用法律來支撐道德建設，是很重要的。

（三）、全民共同努力

道德建設需要全民共同的努力，不僅僅是普通公民，而且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益組織的共同奮斗。政府有著維持社會秩序的職能，政府的威信和公正，有利于正確道德觀的發展導向。而且政府作為各項制度的編織和實施者，有權利加強違反道德制度的懲治力度，嚴懲違法亂紀行為。社會公益組織，積極組織社會成員參加各項道德實踐活動，落實了道德教育的目的，也使正能量在社會中不斷弘揚。作為普普通通的公民，要端正自己的心態，樹立道德使命感，用他人的行為鞭策知己，用自己的行為約束他人，進而形成全民道德的良好氛圍。三者要多溝通、多實踐，唯有三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建設一個道德的社會。

總之，德是根，物是花，厚德才能載物，神州大地才能繁花似錦。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中，將核心主義價值觀歸為24個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正是我們心之所向的道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