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賈 康：十六大以來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評述

賈 康：十六大以來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評述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配套的宏觀調控體制走向健全。同時，針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黨中央先后提出了“五個統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等要求。這一時期，我國財政體制改革日漸深化，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以來，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公共財政體系不斷完善并在醞釀著新的突破。

一、財政體制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進展

（一）推動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創新。為緩解基層財政困難，逐步解決政府預算級次過多等問題，在總結借鑒浙江省多年實行的“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經驗的基礎上，湖北、安徽、江蘇、江西等多個省份也開始試行這一體制。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加快推進“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由于各地具體情況差異較大，“省直管縣”的類型也不盡相同。有些地區在財政體制、轉移支付、財政結算、收入報解、資金調度、債務管理等各個方面全面實行省對縣直接管理；有些地區主要在補助資金分配和資金調度等方面實行省對縣直接管理。2011年，財政部明確提出，2012年財政“省直管縣”改革試點要在除民族地區之外的各省級行政區實現全覆蓋。“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的實行，在提高政府管理效能、減少行政成本、推動縣域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實現城鄉和省以下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已體現出值得重視的保障和激勵作用，并為進一步落實省以下的分稅制提供了可適應稅基優化配置要求的“財政層級扁平化”前提條件。

在農村稅費改革方面，繼農業稅取消后，“鄉財鄉用縣管”的改革試驗在安徽等地應運而生，并在全國大部分省份得到推行。在預算編制方面，采用預算共編的工作規范，即縣級財政部門明確預算安排順序和重點，提出鄉鎮財政預算安排的指導意見，鄉鎮政府據此編制本級預算草案并按照程序報批；在賬戶管理方面，取消了鄉鎮財政總預算會計和鄉鎮財政在各金融機構中的所有賬戶，由縣級財政部門代理，并在各鄉鎮金融機構統一開設財政賬戶和有關結算明細賬戶；在收付方面，鄉鎮財政預算內外收入全部納入縣級財政管理，鄉鎮支出以預算為依據，優先保障人員工資，逐步實行工資統發。此外，鄉財縣管還實行采購統辦、票據統管和縣鄉聯網等管理方式，并遵循“保工資、保運轉、保重點、保穩定”的原則，明確了鄉鎮財政的支出順序，優先保證人員工資正常發放和機構正常運轉，并向農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傾斜。

“省直管縣”和“鄉財鄉用縣管”這兩項改革的內在邏輯，是創造在省以下通過實行“扁平化”改革減少財政層級的新局面，并與資源稅、房產稅等改革事項配合，逐步形成在省以下實質性貫徹落實分稅制的地方稅體系條件。這兩項改革也有望成為逐步實現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和十七大明確提出的“減少行政層級”改革在實際操作上的切入點。

（二）緩解縣鄉財政困難和改進轉移支付制度。從2005年開始，實行對縣鄉“三獎一補”的財政獎補轉移支付制度，創新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機制。具體包括：對財政困難的縣鄉政府增加縣鄉稅收收入，省市級政府增加對財政困難縣財力性轉移支付則給予獎勵，以調動地方政府解決、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縣鄉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給予獎勵，促進縣鄉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對產糧大縣給予獎勵，以確保糧食安全，調動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對以前緩解縣鄉財政困難工作做得好的地區給予補助，以體現公平的原則。近年，財政部把落實縣級財政經費保障制度作為一項重點工作常抓不懈。

二、財政支出管理改革的主要進展

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轉變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增強，財政職能和支出保障范圍也相應調整優化。財政部門堅持以人為本，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著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公共支出功能不斷強化，以支出結構優化重點保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需要。具體包括：公共財政陽光更多地照耀廣大農村，大力支持“三農”發展；積極支持教育發展，全面實現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并在2008年推廣至所有城鎮區域，實施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重點解決“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支持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推動和加快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重點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在城鎮區域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做到“應保盡保”之后，把低保制度推行到農村區域，并將低收入家庭住房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支持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促進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支持自主創新和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貫徹、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實施，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2010年以來，財政以資金投入大力支持“新醫改”，計劃用幾年時間構建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初步統計，到2012年年中，已投入財力1萬余億元。2011年以來，配合國家房地產調控新政和基本住房保障體系建設，財政將棚戶區改造、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設等（統稱“保障房建設”）作為支出重點，予以大力支持。2012年，還將兌現本屆政府承諾目標，使年度政府教育投入達到當年GDP的4%。財政支出領域的一系列舉措，有力促進了發展方式轉變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三、稅收制度改革的主要進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分步實施稅收制度改革”任務和“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改革原則，主要實施了以下稅制改革：改革出口退稅制度；統一各企業稅收制度；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將設備投資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完善消費稅，適當擴大稅基；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在統一稅法的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收管理權；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相對于1994年全面、大動作的稅制改革，新一輪的稅制改革是結構性、漸進式的調整。

從具體的稅改安排和進展看：一是農村稅費改革全面轉向農村綜合改革階段。2004年，財政在改革糧食流通體制中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并全面取消了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2005年，全面取消牧業稅，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部免征了農業稅；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徹底改變了兩千多年來農民種田交稅的歷史，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發生根本性變革；從2006年起，農村稅費改革步入了以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等各項配套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新階段；2007年全面推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了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政策，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了公共財政保障體系。二是增值稅轉型穩步推進。2004年9月，增值稅轉型改革以東北地區8大行業試點為開端，正式拉開了序幕；2007年，決定在中部20多個工業城市擴大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并研究制定在全國范圍內的實施方案于2009年之后推開。三是所得稅改革邁出新步伐。企業所得稅方面，從2008年1月1日起，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實現兩法合并，結束了十多年來內外資企業執行兩套稅法的“雙軌”時代。個人所得稅方面，從2006年1月1日起，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從800元調整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進一步調整為2000元；2011年再次提高為3500元，同時調整了超額累進的稅率、級距、級次設計。四是研究實施有利于節約資源能源和開發新能源的財稅政策，積極調整和完善資源稅政策。2010年下半年，由新疆起步，實施了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的改革。在分步推進后，2011年這一改革在區域覆蓋面上已擴及全國，2012年后將擴大其品種覆蓋面。五是在住房保有環節實施稅收改革。2011年啟動了上海、重慶兩地的房產稅試點，將在取得經驗后適時擴大改革試點范圍。這一改革是密切關系地方稅體系建設、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和優化收入分配、財產配置機制的重要制度建設。六是實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2012年1月起，上海率先啟動了“營改增”改革試點，9月之后，全國將有十個左右省市陸續跟進。這一改革旨在消除營業稅的重復征稅因素，激勵引導原被營業稅覆蓋的市場主體改變“小而全”、“大而全”傾向，發揮能力、潛力做專業化細分，在減輕實際稅負的同時加快升級換代，進而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和優化產業結構。七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宏觀調控中大力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在關稅環節選擇性地降低稅負，對中小企業實施所得稅減半征收，2011年下半年將小微企業簡易征稅辦法中的“起征點”由最高5000元提高到最高2萬元，等等。這些措施成為“反周期”調控、優化企業經營環境和改善民生的積極手段。八是加強稅收征管。2004年新《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等一批法規相繼頒布實施，使稅收征管力度加大、規范性提高，促進了稅收收入的持續大幅度增長。

四、國有資產管理改革的主要進展

2007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決定實行分級管理、分級編制，根據條件逐步實施。這對于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改革、完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公共財政框架下復式預算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進步。2008年10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企業國有資產法》規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按年度單獨編制，納入本級政府預算，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批準。按照全國人大要求，中央本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于2010年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審查。2008年之后，在中央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框架下，實施了國有大型企業按一定比例（現已形成5%、10%和15%三檔）對國庫上交年度資產收益的制度，并將在今后繼續動態優化。

五、財政管理改革的主要進展

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水平得到提高，財政運行日益規范。一是在實行“鄉財鄉用縣管”等財政管理改革中細化工作流程，抓好“兩基”（基礎、基層）管理。二是預算管理不斷規范，預算編制和執行的流程機制基本建立，預算執行動態監控體系不斷完善。2006年建立了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并納入預算管理，接受全國人大監督，使財政透明度顯著增強，管理進一步科學化；2007年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改革，促進國有企業改革和規范發展復式預算體系；2007年還實行了深化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對政府收入進行統一分類，建立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類體系和新的支出經濟分類體系，清晰地反映政府各項收入的具體來源與支出的內容和方向，改變過去“外行看不懂，內行說不清”的局面，為進一步提高預算透明度、強化預算監督創造了有利條件。三是財政監督機制逐步健全。堅持事前審核、事中監控、事后檢查相結合，加大監督力度，嚴肅查處各類財政違法行為，初步建立起實時監控、綜合稽查、整改反饋、跟蹤問效的財政監督機制。四是財政管理信息化建設穩步推進。成功開發并應用了預算管理系統、國庫集中支付管理系統等電子業務系統，建立了預算編制、集中支付、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管理和工資發放等基礎數據庫，財政管理效能不斷提高。五是積極推進預算管理中的績效考評。開拓績效目標管理、第三方評價、全程績效監督、重點項目績效預算等創新方式，著力提高資金綜合效益。六是積極推進預算信息公開。中央級各部門預算和“三公”經費信息首先在網上公布，接受全社會監督，省和省以下將比照中央級辦法實施預算信息公開。七是加強以戰略對話和政策協作為中心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通過完善東盟+中日韓財長會議、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機制，務實推動區域合作，促進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融合；積極利用與西方國家財政和央行部長級非正式對話、四國集團財長會等多邊機制論壇，闡釋我國在重大國際財金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通過加強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制定與協調。

六、財政宏觀調控的主要進展

隨著世界經濟的逐步復蘇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投資的拉動，在2003年成功抵御“非典”疫情的沖擊之后，我國經濟走出通貨緊縮和需求不足的陰影，進入了新一輪上升期，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旺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傾向趨于明顯等問題，說明1998年起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再繼續實行已不合時宜。中央根據經濟形勢等方面的變化于2004年開始研究財政政策的轉變思路，2005年開始正式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穩健財政政策。幾年間，財政政策加強與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的協調配合，使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呈現出增長較快、結構優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2003—2007年，我國GDP連續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長，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提高。2008年第四季度，面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再次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了以“四萬億”政府投資為代表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與貨幣政策等調節手段一道促成了2009年二季度后國民經濟的企穩向好，并在復雜局面中相機抉擇，強化、優化政策的預調、微調，穩中求進，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總的看，十六大以來財政宏觀調控實現了“四大轉變”，即：由被動調控向主動調控轉變，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由單一手段調控向組合工具調控轉變，由以企業和個人為具體調控對象向以市場變量為調控對象轉變。這些轉變標志著我國建立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基本適應不同經濟運行型態需要的包括目標定位、手段組合、時機選擇、組織實施等一系列要素在內的財政宏觀調控系統。

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財政管理改革以進一步構建“民生財政”為主要特征的公共財政為主線，貫徹服務全局的宗旨，努力推進制度建設。公共財政的核心，就是用納稅人的錢和相應的財稅政策，優化解決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關心的公共資源配置問題，為全體國民謀福利。政府以可用財力大力支持解決基本民生問題，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公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基本的要求。近年來，財政在有關民生方面的支出，已成為政府預算安排的重點和亮點。加大就業、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義務教育、住房保障以及各項社會事業的投入，致力于多層次調節收入分配，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仍將是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財政工作的主要目標和任務。

第二篇：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

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

十六大以來，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不斷豐富發展，日臻成熟，從更寬廣的視野上確立了文化體制改革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在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審議有關文化體制改革文件之際，梳理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發展脈絡，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緊迫性和復雜性，有利于進一步凝聚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共識，從而推動相關改革的進程。

深刻認識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中央統一部署、順應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新要求，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在思想認識和改革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強調“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并就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路徑分別作了闡述；另一方面，強調要“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并就文化的管理體制、文化生產經營機制、文化法制建設、文化市場培育等問題作了全面部署。

可以說，十六大對于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區分厘清長期以來困擾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求的提出則進一步推動了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快車道。十六大以后，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加快推進的新階段。這與中央對于新形勢下我國文化建設的兩個重要認識密不可分。

一是中央對于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的準確把握。

中央以發展的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為基礎，明確要求“要充分認識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這主要包括：

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為指引，強調文化建設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十七大進一步提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明確提出了要“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目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目標，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和智力支持。因此，胡錦濤一再強調，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階段性特征為依據，強調文化建設是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根本途徑。胡錦濤分析指出，在新的歷史階段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的階段性特征，其中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就是隨著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進入了文化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們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經成為衡量社會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質量的顯著標志。這種快速增長的文化需求，不僅體現在人民群眾對于其基本文化權益的日益重視上，也體現在對于社會更好地滿足其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在“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國文化發展的相對滯后性也就愈發體現出來，加強文化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日益成為“新形勢下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時，隨著經濟基礎、社會條件、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新技術手段的廣泛運用，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對著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滲透相互激蕩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識經濟浪潮，加強文化建設，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始終具有堅強的思想保證，使億萬人民始終具有強大的精神支柱，使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始終具有強大的智力支持，已經成為關乎我國現代化建設成敗的一個全局性問題。

以國際競爭的新形勢為考量，強調文化建設是提高國家軟實力的客觀需要。當今時代，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經濟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國家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重要發展戰略。“誰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正因如此，早在2006年胡錦濤就使用“軟實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準我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創造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十七大上，胡錦濤明確要求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可以說，在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國際思想文化領域斗爭依然深刻復雜的現實背景下，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對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外增強國家親和力和影響力，已經成為全面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之舉。

總之，“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要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必須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堅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

二是對于文化體制與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要求的不相適應性的充分認識。

正是由于對新形勢下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的深刻認識，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認識到了阻礙文化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性問題。可以說，新形勢下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以對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的充分認識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為根本目的展開的。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體制環境和社會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和互聯網的普及，文化的傳播手段也發生了重大變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現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國界等特點，我國面臨的國際文化競爭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國現行文化體制的不足之處：

“現行文化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愈發凸顯。“我們在許多方面還習慣于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管文化、辦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相混淆，政府統包統攬，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應該由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因而束縛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國有文化資源的文化單位，“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競爭力，尚未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面對文化市場已經出現的多種所有制競爭的局面，有些國家辦的文化單位反應遲鈍，沒有形成進入市場主動競爭的意識和體制，甚至一些文化單位在現行體制下難以為繼”。公有制文化單位游離于市場之外，造成“主體”缺位，也不利于國家戰略安全；

“文化發展與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不相適應”引人關注。“一方面，國家的文化資源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外國文化產品大量涌入，文化產品進出口嚴重逆差”；

現行的文化體制也更加與世界高新技術飛速發展和應用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生產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適應。在新的傳播手段加快發展面前，我們“還缺乏適應性和主動性，在體制、結構和管理上反應很不敏感，在運用高新技術形成新的文化創造力上，還不能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和市場運作相結合、催生文化產業迅猛發展的勢頭相抗衡”。

總之，改變這些不適應狀況，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實現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不斷豐富發展

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的基本國情出發，結合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生動實踐，進一步發展并最終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出臺和十七大的召開為重要關節點，這一思想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十六大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前，這是在新形勢下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豐富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進入了加快發展的新階段。2003年6月，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就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基本原則、著力點、基本出發點、基本思路、工作方針等多個側面闡述了搞好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別強調要樹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文化發展觀，要深刻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特別是經營性文化產業必須面向市場，認識到“面向市場和面向群眾是一致的，與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與‘三個代表’的要求是統一的，是把這些要求落到實處的重要實現途徑。”

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把文化體制改革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進一步確定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目標，要求“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對于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強調“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則“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同時，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體制。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依法規范文化市場秩序”。

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命題。同時，伴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任務的明確提出，胡錦濤還特別強調要“通過文化建設來不斷構筑社會和諧的精神支撐”。這在2005年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2005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規定》對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有很強的導向性，有利于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十六屆五中全會則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從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角度，明確提出了要形成“兩個格局”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和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場格局”等目標，為我國“十一五”的文化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按照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2005年11月，中央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要求創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體制和機制，動員全社會力量支持農村文化建設。這一《意見》成為我國加強我國農村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指導性文件，進一步豐富了中央的文化體制改革思想。

總體來說，這一時期的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以黨的十六大精神為重要指導，以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為重要契機，在深入闡發文化體制改革重要意義的基礎上，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不同角度和城鄉不同特征出發，對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思路和目標、基本原則、主要內容等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為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理論化、系統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階段：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出臺到十七大的召開，這是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理論化、系統化的階段。

從2003年6月份開始，經過兩年多的探索，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試點工作的成功，為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系統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礎。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肯定了試點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充分認識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促進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全面協調發展。2005年底，中央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成為我們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綱領性文件。《意見》總結前一階段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我國文化體制存在的“四個不相適應”，要求“必須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從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高度，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此基礎上，《意見》分別就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作了全面的闡述，細致規劃了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文化企業改革、文化領域結構調整、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培育和健全宏觀管理體制、加強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的具體思路。中央的文化體制改革思想有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

2006年3月，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會議要求要努力在“重塑文化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改善宏觀管理”、“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四個關鍵環節上實現新突破。2006年9月，中央印發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一方面明確提出了建設實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的要求，并從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切實把政府的職能由主要辦文化轉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堅持公共服務普遍均等原則以實現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等方面作了系統的說明；另一方面，明確了影視制作業、出版業等九大重點發展的文化產業門類，提出了優化文化產業布局和結構、轉變文化產業增長方式、培育文化市場主體等目標要求，并就推進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加快國有文化企業公司制改造、培育文化產業戰略投資者、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健全各類文化市場、完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進一步明確了加強文化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

黨的十七大在提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新要求的同時，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的高度，強調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戰略地位，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目標要求。十七大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基礎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并強調“在時代的高起點上推動文化內容形式、體制機制、傳播手段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是繁榮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確要求“堅持把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作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運用高新技術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加快構建傳輸快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等改革的具體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對于文化建設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強調，是黨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戰略高度對于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發展。如果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出臺標志著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的話，那么十七大對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強調則是從更寬廣的視野上確立了其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總之，理論內涵的提出、戰略地位的確立，標志著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在理論化、系統化上取得了一次意義深遠的飛躍。

第三階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進一步深化階段。科學發展觀的全面闡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兩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重要理論成果。在新理論、新視角的觀照下，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進入了一個深化發展階段。

這種“深化”最突出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進一步細化對于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解。在十七大召開幾個月后，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是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為目的，以改革為動力，統籌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統籌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統籌城鄉區域文化發展，推動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和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場格局。這里對于以人為本的強調，對于統籌兼顧的堅持，都滲透著科學發展的血液。2009年8月，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經驗交流會，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樹立新的文化發展理念、將文化體制改革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改革的目標任務、時間進度和責任主體，形成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10年4月，中央轉發了《中央宣傳部關于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體制改革及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情況和下一步工作意見》，比較系統地回顧了十六大以來文化體制改革的工作進展、主要成效和主要經驗，指出了2012年前文化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研究問題進行一次集體學習。胡錦濤指出“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協調發展，已成為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闡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對于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的重要意義。這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顯得尤為明顯。一段時間以來，與經濟快速發展相比，我國文化發展相對滯后，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適應，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不相適應，也同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發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加凸顯出來。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和“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相關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強文化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初，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大舉措中就有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相關要求。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提出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充分發揮文化產業在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增加就業、推動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是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出臺的又一個重要的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胡錦濤同志再次強調要充分發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拉動消費、促進和諧、增強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明確將“加快發展文化產業”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八項重點工作之一加以強調。他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有利于拉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利于擴大就業和創業；要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產業發展。

2010年10月，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指出“十二五”規劃要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在建議中，中央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文化發展活力”，“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十二五”規劃綱要進一步從加快推進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深入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完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加快推進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加快完善版權法律政策體系等幾個方面對下一階段文化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文化體制改革思想體系日趨完善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中央繼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衛生體制改革之后作出的有一項關系全局的重大決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中央圍繞著文化體制改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科學認識，共同構成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理論內涵。

從指導思想上說，文化體制改革“必須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遵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以發展為主題，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以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從基本原則上說，文化體制改革做到“六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確保國家文化安全”、“堅持勇于實踐、大膽創新，樹立新的文化發展觀”、“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堅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堅持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循序漸進、逐步推開”，包括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要前提、重大關系及基本策略等。

從目標任務上說，文化體制改革要力爭做到“六個形成”，即“形成科學有效的宏觀文化管理體制”、“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產和服務的微觀運行機制”、“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形成完善的文化創新體系”、“形成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這“六個形成”以完善文化市場體系為核心，從宏觀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到培育文化市場主體、改善文化發展環境及對外關系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規劃。

圍繞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這六項目標，形成了六條推動改革的主要路徑：“推進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深化文化企業改革”、“加快文化領域結構調整”、“培育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健全宏觀管理體制”、“加強對文化體制改革工作的領導”。

可以說，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主要圍繞著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實踐路徑等方面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成為推動改革實踐的重要理論武器。那么，這一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簡單地說，一方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我們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指導方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就明確將“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加以強調。文化體制改革作為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發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兩輪驅動，兩翼齊飛，推動文化建設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目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在國有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轉變政府職能等改革過程中必然會涉及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觸及不少的深層次利益調整，特別是在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提高并更趨多樣化、社會利益關系更趨復雜的條件下，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加大，加上文化產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屬性與商品屬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等復雜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問題和矛盾。而“我們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改革發展關鍵時期遇到的各種問題，確保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妥善處理文化發展中的重大關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又好又快發展”。

另一方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也必然要求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要發展就必須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包括文化生產力在內的社會生產力，而“現行文化體制存在著政事、政企不分，輕視市場機制作用，法規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嚴重制約著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要實現以人為本就必須保障人民包括基本文化權益在內的各項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必然要求我們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重要抓手，盡快扭轉文化發展相對落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得不到合理滿足的狀況。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新變化，“文化體制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不相適應，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不相適應，與依法治國、加快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環境不相適應，與高新技術在文化領域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的趨勢不相適應”的問題進一步凸顯，“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協調發展，已成為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郭如才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第三篇：黨的十六大以來經驗與啟示評述之二

《黨的十六大以來經驗與啟示評述之二》讀后感

面對機遇，要敢抓。機遇總是極為寶貴、稍縱即逝，只有果斷行動，乘勢而上，才能在長遠發展中贏得主動。

這十年，我們認清形勢，敢為人先，不為風險所懼，不為干擾所惑，頻出拉動增長的“大動作”，頻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手筆”，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上了新境界。

面對機遇，要會抓。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只有見微知著，未雨綢繆，才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戰略機遇期并非僅僅屬于中國。放眼全球，美、俄、日、歐紛紛瞄準新世紀前一二十年，制定了整體振興計劃。而中國之所以邁上新臺階，靠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物質積累和制度準備，靠的是敏銳的眼光和靈活的策略。

面對機遇，要搶抓。機遇與挑戰常常相伴相生，只有危中尋機，化危為機，才能開辟新的發展空間。

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堪稱化危為機的經典案例。我們變壓力為動力，變被動為主動，以危機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不僅率先實現經濟總體回升向好，而且使經濟社會肌體更加健康。我們又促成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推動國際格局的調整，由此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話語權、影響力都達到了新的高度。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中國先哲早已闡明挑戰與機遇互相轉化的辯證法。

挑戰重重，戰略機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2012年，又一個充滿變數的年份。

歐債危機的蔓延，使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繼續延伸，世界經濟復蘇前景黯淡。外需不足直接導致中國外貿出口下滑，國內經濟下行風險增大，出現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發展最困難的局面。

21世紀頭20年已經過半，有人在問：戰略機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原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認為，盡管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復雜深刻的變化，但是基本要素沒有變：大的戰爭打不起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仍在日益加深，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勢不可擋。

“有這幾條存在，戰略機遇期就會存在。”他說。

“在民族復興的征程上，我們正處于最有利的前進基地。”金一南說，“好比攀登珠穆朗瑪峰，現在已進入‘大本營’，目標遙遙在望，千萬不能被眼前的困難遮蔽了視線，自亂陣腳。”

那么，下一個十年，中國的機遇在哪里？

機遇就在差距之中。

第四篇：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

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

中央文獻研究室 郭如才

十六大以來，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思想不斷豐富發展，日臻成熟，從更寬廣的視野上確立了文化體制改革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在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審議有關文化體制改革文件之際，梳理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發展脈絡，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緊迫性和復雜性，有利于進一步凝聚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共識，從而推動相關改革的進程。

深刻認識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中央統一部署、順應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新要求，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在思想認識和改革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強調“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并就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 發展路徑分別作了闡述；另一方面，強調要“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階段性特征為依據，強調文化建設是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根本途徑。胡錦濤分析指出，在新的歷史階段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的階段性特征，其中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就是隨著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進入了文化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們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經成為衡量社會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質量的顯著標志。這種快速增長的文化需求，不僅體現在人民群眾對于其基本文化權益的日益重視上，也體現在對于社會更好地滿足其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在“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國文化發展的相對滯后性也就愈發體現出來，加強文化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日益成為“新形勢下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時，隨著經濟基礎、社會條件、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新技術手段的廣泛運用，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 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對著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滲透相互激蕩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識經濟浪潮，加強文化建設，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始終具有堅強的思想保證，使億萬人民始終具有強大的精神支柱，使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始終具有強大

正是由于對新形勢下文化建設重要戰略意義的深刻認識，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認識到了阻礙文化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性問題。可以說，新形勢下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以對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的充分認識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為根本目的展開的。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體制環境和社會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和互聯網的普及，文化的傳播手段也發生了重大變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現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國界等特點，我國面臨的國際文化競爭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國現行文化體制的不足之處：

“現行文化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愈發凸顯。“我們在許多方面還習慣于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管文化、辦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相混淆，政府統包統攬，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應該由市場 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因而束縛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國有文化資源的文化單位，“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競爭力，尚未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面對文化市場已經出現的多種所有制競爭的局面，有些國家辦的文化單位反應遲鈍，沒有形成進入市場主動競 爭的意識和體制，甚至一些文化單位在現行體制下難以為繼”。公有制文化單位游離于市場之外，造成“主體”

展的新階段。2003年6月，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就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基本原則、著力點、基本出發點、基本思路、工作方針等多個側面闡述了搞好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別強調要樹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 應的新的文化發展觀，要深刻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特別是經營性文化產業必須面向市場，認識到“面向市場和面向群眾是一致的，與為人民服務、為社會 主義服務的方向，與‘三個代表’的要求是統一的，是把這些要求落到實處的重要實現途徑。”

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把文化體制改革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進一步確定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目標，要求“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對于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強調“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 障制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則“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同時，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場 體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體制。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 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依法規范文化市場秩序”。

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 重要任務，在中央文件

經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不同角度和城鄉不同特征出發，對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思路和目標、基本原則、主要內容等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為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理論化、系統化奠定 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階段：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出臺到十七大的召開，這是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理論化、系統化的階段。

從2003年6月份開始，經過兩年多的探索，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試點工作的成功，為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系統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礎。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肯定了試點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區各部 門要充分認識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促進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全面協調發展。2005年底，中央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成為我們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綱領性文件。《意見》總結前一階段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我國文化體制存在的“四個不相適應”，要求“必須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從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高度，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此基礎上，《意見》分別就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作了全面的闡述，細致規劃了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文化企業改革、的社會主義文 化建設要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基礎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并強調“在時代 的高起點上推動文化內容形式、體制機制、傳播手段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是繁榮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確要求“堅持把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作為保障人民 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運用高新技術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加快構建傳輸快 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等改革的具體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對于文化建設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強調，是黨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戰略高度對于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發展。如果說，《中共中 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出臺標志著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的話，那么十七大對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強調則是 從更寬廣的視野上確立了其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總之，理論內涵的提出、戰略地位的確立，標志著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在理論化、系統化上取得了一次意義深遠的飛躍。

第三階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進一步深化階段。科學發展觀的全面闡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兩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重要理論成

1協調發展，已成為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闡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對于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的重要意義。這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顯得尤為明顯。一段時間以來，與經濟快速發展相比，我國文化發展相對滯后，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適應，同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不相適應，也同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發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 問題更加凸顯出來。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和“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相關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強文化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初，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大舉措中就有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相關要求。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提出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充分發揮文化產業在調整 結構、擴大內需、增加就業、推動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是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出臺的又一個重要的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胡錦濤同志再次強調要充分發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拉動消費、促進和諧、增強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明確將“加

3從指導思想上說，文化體制改革“必須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 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遵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 要求，以發展為主題，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以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從基本原則上說，文化體制改革做到“六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確保國家文化安全”、“堅持勇于實踐、大膽創新，樹立新的文化發展觀”、“堅 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堅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堅持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循序漸進、逐步推開”，包括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要前提、重大關系及基本策略等。

從目標任務上說，文化體制改革要力爭做到“六個形成”，即“形成科學有效的宏觀文化管理體制”、“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產和服務的微觀運行機制”、“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形成完善的文化創新體系”、“形成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這

5深化文化 體制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在國有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轉變政府職能等改革過程中必然會涉及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觸及 不少的深層次利益調整，特別是在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提高并更趨多樣化、社會利益關系更趨復雜的條件下，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加大，加上文化產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屬性與商品屬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等復雜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 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問題和矛盾。而“我們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改革發展關鍵時期遇到的各種問題，確保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妥善處理文化發展中的重大關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又好又快發展”。

另一方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也必然要求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 統籌兼顧。要發展就必須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包括文化生產力在內的社會生產力，而“現行文化體制存在著政事、政企不分，輕視市場機制作用，法規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嚴重制約著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要實現以人為本就必須保障人民包括基本文化權益在內的各項權 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必然要

第五篇：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發展紀實

構建科學發展體制,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發展紀實

（2010-08-13 10:18:18）

稿件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版

新華社記者

文化是國家的血脈和靈魂,是民族凝聚力、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

從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戰略部署,到2010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提出“順應時代要求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勾勒出我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清晰脈絡。

8年來,我國文化體制經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深刻變革。與此同時,一幕更加精彩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大戲正整裝上演??

加快文化發展,深化體制改革——

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為新的歷史時期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事業發展指明方向

2003年以前,我國電影產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以下,2009年則達到456部,成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2010年,影片《唐山大地震》上映17天,票房達5.32億元,創造了國產電影最高票房紀錄。

從2002年到2010年,站在文化體制改革風口浪尖的電影產業描繪了一條華麗的上升曲線,成為8年來文化體制改革成就的一個縮影。

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一樣,文化體制改革與改革開放相伴相生——1979年,廣州出現第一家音樂茶座,市場力量開始向傳統文化領域滲透；1988年,國務院相關部門陸續頒布文化市場管理法規,文化市場的概念得以確立；2000年,“文化產業”一詞被正式寫入中央文件?? 但長期以來,制約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相混淆,政府統包統攬。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應該由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束縛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厘清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首次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推進文化體制改革”。

2003年6月,包括深圳在內的9個地區和35個文化單位成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試點地區和單位積極培育市場主體、深化內部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市場體系。

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2006年3月,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新確定了全國89個地區和170個單位作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文化體制改革在穩步推進的基礎上,走上全面推開的新里程。

200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對“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方針原則、目標任務作出全面闡述,對進一步加快文化建設、推動文化體制改革作出部署。

2007年11月,黨的十七大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高度,提出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任務。

隨后,我國文化產業規模迅速壯大,文化及相關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2008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7630億元,比2004年增加了4190億元；文化產業增加值相當于同期GDP的2.43%,比2004年提高了近0.3個百分點。

2009年7月,我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這是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出臺的又一重要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性產業。

兩個月后,拍攝了眾多“商業大片”的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申請獲證監會批準通過,成為內地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影視制作公司。雖然這是資本市場上的一件尋常事,但卻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大步。

2010年7月23日,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一定要從戰略高度深刻認識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責任感和緊迫感,順應時代發展要求,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加快推進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大幕就此拉開??

轉變政府職能,發展文化事業——

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譜寫惠及13億人“文化民生”的新篇章

千余家博物館免費開放,18億人次農民免費看電影,農家書屋覆蓋一半行政村??這張收獲于2009年的成績單,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增添了又一抹亮色。

澆灌出累累碩果的,是黨和政府對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深刻認識和對實現文化公平的不懈努力。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業”都變成“產業”。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不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還需要政府轉變職能,由主要“辦文化”轉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

黨的十六大以來,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得到重視。“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近年來,各級財政對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文化建設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國家撥付專項資金,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農家書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項目。

據統計,“十一五”時期前4年,全國文化事業費總計超過900億元,年均增幅25.28%。僅2009年,中央財政對地方各項文化工程投入總量就達30多億元。

截至2009年底,全國各級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已有1444座向社會免費開放；全國已有2850個公共圖書館、3223個文化館、38740個文化站；農家書屋工程自2007年實施以來,已建成農家書屋24萬個,每個書屋可供借閱的實用圖書不少于1000冊,報刊不少于30種,電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種；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預計到今年底,將有70多萬個20戶以上已通電自然村將全面“掃盲”；在城市,由政府投資建設的綜合性文化場所,如大劇院、音樂廳等,如今遍布全國各地。一個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正在全國形成??

伴隨覆蓋面的擴大,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服務水平也在技術和體制機制的創新中不斷提升——

在深圳,“城市街區24小時自助圖書館系統”的出現,讓借書、還書如在ATM機上存取款一樣方便；

在云南,從2009年起,農民收到了來自政府的“文化補助”。省級財政每年將按照農民人均5角錢的標準,安排文化惠農活動補助經費,用于農民的基本文化活動補助；

在浙江,全國首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評估指標體系的推出,讓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有了硬指標；

在貴州,因獨特的傳統竹管樂器玉屏簫笛而聞名的玉屏侗族自治縣,制定出臺了貴州省首個地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規；

??

這一過程中,人們對公共文化體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強調了發展公共文化的著力點——重視城鄉、區域文化協調發展,著力豐富農村、偏遠地區、進城務工人員的精神文化生活。

1億多進城務工人員、8億農民、13億中國人??當億萬人民都能享受文化帶來的滋養,感受文化獨有的魅力,文化的基石才能牢固。也只有億萬人民精神狀態與文化生活的改善,才能真切生動地展示出文化中國的活力,文化的繁榮才有保證。

不久前,廣東省中山市百萬外來務工人員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內,廣東省“愛心電影卡”工程可以讓他們免費享受100場電影文化大餐。

同樣在這個炎熱的暑期,《意大利烏菲齊博物館珍藏展》、繪畫書法免費教學活動、精彩的文藝演出、免費看電影??湖北省文化部門推出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陪伴廣大市民度過酷暑。

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惠及13億人民的“文化民生”。這張常寫常新的考卷,將帶給我們新的挑戰,也必將帶給我們新的驚喜??

遵循市場規律,發展文化產業—— 轉企改制讓一大批文化企業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文化產業成為各地新的經濟增長點

文化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強大動力。恰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中指出的“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實踐告訴我們,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如何打造合格的文化市場主體成為關鍵。推進轉企改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動跨地區跨行業兼并重組??各項改革措施有條不紊地推進。

北京兒童藝術劇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北京市兒童藝術劇團基礎上自2004年1月轉企改制成為股份制現代企業,在新的運行機制下迸發活力。轉制當年創收2163萬元,其中營業收入1568萬元,是轉制前的18倍。

繼2006年北京兒藝在云南昆明建立全國第一個兒童劇基地后,2008年,他們與江蘇無錫廣電集團聯手,建立了“星辰兒童夢劇場”,開始實施兒童劇演出連鎖經營。2010年4月,北京兒藝與吉林省3家演藝企業聯合成立的吉林京演兒藝聯合劇院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標志著作為文藝院團體制改革先行者的北京兒藝,在跨地區重組、演出院線建設方面又邁出了堅實一步。

文化體制改革,是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根本途徑。加快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才能在文化事業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上取得新進展。不深化改革,就無法加快文化發展方式轉變,無法推動文化內在活力進一步迸發。

截至2010年上半年,148家中央部門和單位出版社已有102家核銷事業編制。地方需要轉企改制的出版單位已基本完成任務,全國近3000家新華書店已有2900多家轉企改制,需轉企改制的35家電影制片廠已全部完成任務,204家省市電影公司、293家影院以及58家電視劇制作機構完成轉企改制任務。轉企改制的國有文藝院團總數達228家,僅今年新增數即達106家。

轉企改制使文化單位擺脫傳統事業體制的束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轉制之后,如何進一步加快發展成為另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打造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有或國有控股的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成為文化體制改革的更高目標。

2009年8月,國務院發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提出支持有條件的文化企業進入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鼓勵已上市文化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再融資方式進行并購和重組,迅速做大做強。支持符合條件的文化企業發行企業債券。

2010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會同中宣部、財政部等九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支持處于成熟期、經營較為穩定的文化企業在主板市場上市；鼓勵已上市的文化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再融資方式進行并購和重組；探索建立宣傳文化部門與證券監管部門的項目信息合作機制,加強適合于創業板市場的中小文化企業項目的篩選和儲備,支持其中符合條件的企業上市。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遼寧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2004年完成規范轉制,2006年8月實現重組改制,2007年12月在國內第一家將編輯業務和經營業務整體上市。2009年又變更名稱,以區域性大型出版傳媒產業集團和戰略投資者的面貌,踏上又好又快發展的新征程。上市之后,北方聯合出版傳媒對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出版策劃人和職業經理人,連同他們的策劃團隊、簽約作者、有效出版資源實施規模性并購,相繼成立了萬榕(上海)書業、智品(北京)書業、萬邦(北京)書業等3家公司。除“外延式擴張”,它還按照行業規律、市場規則,對圖書產品結構做出強力調整,放大品牌效應,提高圖書產品在細分市場中的競爭力,實現持續穩健的“內生性增長”。

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作為湖北省出版行業的龍頭企業,擁有全資子公司18家、控股公司8家、參股公司3家,其下屬湖北省新華書店集團包括全省各市州縣84家分公司。轉企改制以來,企業總資產由21.6億元增長到81.7億元,銷售收入保持了每年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為國家創造利稅13億元。

業界專家指出,要拓寬文化產業發展的融資渠道,必須多拳出擊。比如在演藝娛樂業、動漫游戲業、傳媒業、網絡業、影視業、出版發行業等重點文化產業選擇一批改革到位、成長性好、競爭力強的大型國有或國有控股集團公司,推動上市融資,做優做大做強。

我國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讓人們看到了文化體制變革所蘊含的巨大能量。而金融資本大量涌入,國家出臺的各項政策,為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傳播先進文化,突出以文化人——

不斷發揮文化引領社會思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 前不久結束的首屆全國民營藝術院團優秀劇目展演中,上海蕭雅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的原創越劇《狀元未了情》,以高尚的道德標準、正確的社會導向、精湛的藝術表演受到好評。這部2003年編排的劇目目前已演出300余場,不但取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還屢次在各種比賽中獲獎。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充分發揮文化統一思想、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氣的作用,意義重大。對此,正在深入推進的文化體制改革給出了初步答案——

無論是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經營性文化產業,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別、載體的不同,而承載的精神即文化的靈魂是一致的。那就是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要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來。

而作為文化行政部門,采取措施確保社會主義文化在文化體制改革的大潮中大發展大繁榮,是近年來堅持不懈的追求: ——為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體制保障,不斷從制度上作出明確規范,加強引導監管；

——打造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對部分優秀曲藝藝術實施搶救、保護和扶持工程,實施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等；

——進一步改進文化產品的各類評獎、資助、獎勵機制,鼓勵多出力作,創作精品；

——對民營藝術院團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和條件,在評選表彰、演員職稱評定、社會保障、優秀劇目支持等各個方面一視同仁；

??

根據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要求,近年來,各級各類文化單位努力踐行“藝術的生命力蘊含在人民群眾之中”的實踐標準,在出版發行、電影電視、演藝演出等多行業多領域,創作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主旋律作品,產生了一大批德藝雙馨的文化藝術工作者。

針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近年來,文化管理部門會同其他部門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性規定和措施——

針對一些文化企業眼睛只盯著經濟利益、唯利是圖、忽視社會責任的問題,各級文化管理部門加強了引導和監督；

為凈化網絡文化環境,各級文化管理部門和綜合執法機構充分利用技術手段封堵非法網絡文化產品及其網站；

針對當前呈泛濫之勢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風,文化管理等相關部門高度重視,紛紛出臺針對性措施；

??

發展無止境,探索無終點。一個重視文化改革發展的國家,必定富有活力；一個文化生機勃發的民族,必將充滿希望。

毋庸置疑,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前途光明,任重道遠。

(記者張宗堂 周瑋 趙超 白瀛 黃小希 璩靜)新華社北京8月1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