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六章 政府改革與治理案例

第六章

政府改革與治理案例

一、教學目標與用途

通過本章學習，重點掌握政府治理的理論背景、政府改革與治理創新的難點、中國政府改革的突破口、政府治理創新的方法和路徑。在進行案例研讀之后，能夠深入體會到民主、靈活、高效和廉潔的政府，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為適應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環境，有效地履行其職能，政府自身也總是處于不斷的改革與變化之中。

二、涉及知識點

（一）合作網絡視角下的治理

1.全球治理 2.民族國家的治理 3.社區治理

（二）轉型期我國的政府改革

1.我國政府改革存在的問題 2.政府改革的方向

（1）機構改革與其他配套改革的關系（2）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關系（3）中央政府改革與地方政府改革

三、案例教學課堂安排

（一）案例教學重點

通過案例分析，能夠理解我國政府在社會轉型中面臨的挑戰，能夠正確分析政府改革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在小組討論后可以理性地提出政府為公眾提供更滿意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路徑。

（二）課堂安排

課時安排：3課時（120分鐘）/案例

案例閱讀：30分鐘 小組討論及發言：1小時 要點分析：20分鐘 隨機提問及回答：10分鐘

案例1 “網格連心、服務為先”的“仙林模式”

【引言】大量的組織參與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實務中，能有效彌補公共服務及社會管理的“市場失靈”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與民間“共同治理”的結構，推動傳統政府向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我國現正處于社會快速轉型、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社會組織作為溝通社會與政府的橋梁，是社會矛盾的“減震器”、政府治理的“減肥劑”、社會公平的“代名詞”，對社會的平穩和諧運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破解社會組織發展處于長期宏觀鼓勵與近期微觀約束、現實空間廣闊與制度空間狹小的尷尬局面，促進社會組織又好又快發展，對于當前我國社會管理的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案例】

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實踐中，創造性地摸索出了“網格連心、服務為先、多元聯動、協同發展”的路子。不久前，由南京大學、南京市有關部門和棲霞區委區政府聯合舉辦的一次高層論壇上，仙林街道的“網格化”社會管理被譽為“仙林模式”，受到與會者的極大關注。所謂“網格連心”，就是指強調以群眾為關注焦點，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管理網格化體系，使社會管理服務覆蓋到街道每一個區域、覆蓋到各類人群、覆蓋到所有社會組織，同時在社會管理中減少中間環節，縮短管理過程，實施“貼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計劃”，架起黨委、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連心橋”；所謂“服務為先”，就是堅持以群眾的需求為導向，通過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態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眾、前移關口，更加準確地把握群眾意愿、需求，及時發現社會管理中的矛盾和問題，強化風險應對、過程控制，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主動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后救急轉向源頭治理；所謂“多元聯動”，就是充分依靠群眾的力量，優化街道內部干部崗責體系，打破機關干部與社區干部的條塊分割，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可用資源，建立街道、社區、網格、駐街單位、社會組織、社會成員之間的聯動機制，促進干部之間聯動、干部與群眾聯動、政府與社會組織聯動，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管理格局；所謂“協同發展”，就是牢牢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將經濟發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區域黨建等工作統籌兼顧、整體推進，促進街道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仙林模式”創建并實施以后，街道從過去傳統、被動、分散的管理模式轉變為現代、主動、系統的管理模式，街道社會管理能力、服務水平明顯提高。社會大局日趨穩定，不僅實現了到省市區“零上訪”，甚至到街道上訪的都很少；街道綜合治安治理工作由過去長期的全區排名靠后，到 2010 年底綜合考核位居全區第二； 街道的城市管理工作自實施新模式以來，在全市月度考評中始終位居前三名，被列為 2010 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協同發展，2011 年以來，在全區月度綜合排名中始終位居前兩名。

一、網格化：單位制與社區制的“無縫銜接”

毋庸置疑，相比較各類改革，我國的經濟改革比較順利和徹底。在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放手讓農民務工經商辦企業，解散人民公社，確立村民自治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在城市，企業通過市場導向的改革，逐步變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經濟實體，剝離了過去承擔的一系列社會職能；農村人和企業人都變成了“社會人”。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相對滯后，機關事業單位的改革徘徊不前，種種跡象表明，近期內加快機關事業單位改革的可能性又不大，機關事業單位的人員仍然是“單位人”。于是，中國進入了“單位制”與“社區制”并存、“單位人”與“社區人”共處的時期?？磥磉@個兩類制度并存、兩類人員共處的時期還將延續不短的時日。

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的人口流動?！皢挝恢啤毕碌母鳈C關事業單位都有嚴格的編制管理，“社區制”下各社區的管理又都以戶籍為基礎，這就導致單位中有大量的“非單位人”(包括合同人員、臨時雇用人員等)，社區中有大量的“非本地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奉行“誰的人由誰管好”的原則。現在，“非單位人”算不算該單位的人？“非本地人”算不算該社區的人？各地社會管理的對象到底覆蓋哪些人群？各級政府公共服務(特別是其中的基本服務要求實現均等化)的對象又到底包括哪些人群？這些都成了說不清、理不順的大問題。

南京市仙林街道的“網格化”管理就是彌合并存的單位制與社區制，涵蓋全體共處的單位人與社會人的好形式。它使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真正落到實處、公共服務職能真正普惠所有的轄區民眾和駐街單位。單位制、社區制都是實行的“科層制”管理，它們有各自的等級級別，而且通常單位制的級別都明顯地高于社區制。南京市仙林街道推出的“網格”徹底打破了等級制的束縛，按工作需要重新設置了 6 個一級網格、40 個二級網格、1144 個三級網格。其中作為三級的網格，大的有正廳級的大學或大型的廣場、商場，小的則是一座樓棟甚至一個夫妻店。他們之所以能夠打破等級束縛，將沒有任何行政隸屬關系、級別很高的駐街單位納入其三級網格，依靠的就是“服務”、“互惠”。

二、網格化：管制型向服務型的“有效跨越”

誠然，實施“網格化”管理的并非南京市仙林街道一家，首次提出“網格化”管理的更不是南京市仙林街道。但據筆者所知，大多數地方基層政府構建的“網格”都是管制型的，主要由公安、維穩、城管等強力部門構建，執行社會治安、維護穩定、城市管理等相應的管制功能； 所不同的在于有的地方是不同的強力部門構建不同的管制功能網格，同一個地方(街道、區甚至全市)覆蓋了好幾張不同的網格，而有的地方不同的管制功能網格合一，實施信息互通、資源共享。而南京市仙林街道的“網格”則與眾不同，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幾乎是所有的政府職能（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都進了“網格”，既有管理功能，更有服務功能，而且是“服務為先”。他們建立了“服務下沉、預先管理、協調共建、責任監督、綜合考評”五大機制，把群眾工作貫穿到社會管理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零距離、全方位地服務駐街單位和居民群眾；他們開展“雙楓十聯”活動（“雙楓”是棲霞區的標識，由兩片楓葉合抱成“心”狀，以示全區人民心連心，這一標識源于聞名于世的棲霞楓樹；“十聯”包括城市管理聯抓、公共安全聯防、平安法治聯創、流動人口聯管、群眾工作聯做、民生保障聯幫、科教人才聯享、發展平臺聯辦、精神文明聯建、區域黨建聯動），密切與社區群眾、駐街單位的聯系；他們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居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從源頭上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維護社會安全穩定，促進社會協同發展。

要理解仙林街道“網格化”與其他各地“網格化”的不同，真正把握仙林街道“網格化”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真諦，就不能忽視他們“一張網絡、四個中心”的整體格局。四個中心就是：網格服務中心、高校服務中心、物業服務中心、現代服務業發展中心。這四個中心結成一張網絡，承載著各項公共服務的職能。這就突出了建制下設、重心下移、人財物和責權利聯動下沉，構筑起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新體制和新機制。

政府職能的有效轉換，離不開政府工作人員作風的切實轉變。仙林街道所有的干部都下到“網格”，承包一塊自己的“責任田”； 他們個人的手機號碼全部對自己承包的“網格”中的民眾公開，老百姓有事要解決、有問題需咨詢，就直接打電話給街道干部;他們“人往格中去，事在網中辦”，每天都要身穿黃馬夾下“網格”工作，完全是一副服務人員或志愿者、“義工”的裝束；他們準確把握群眾意愿和需求，及時發現社會矛盾和問題，強化風險的應對和管理，努力做到“問題第一時間整改、糾紛第一時間化解、安全隱患第一時間處置”。他們正是依靠這種真心的服務，密切了干群關系，贏得了沒有行政隸屬關系的駐街單位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仙林街道的這一創造，順應了我國政府“管制型→建設型→服務型 ”轉變的大趨勢，因而是有生命力的。

三、網格化：公共治理與社會自組織的“平臺”

公共治理與社會自組織是需要平臺的，網格就是仙林街道提供的平臺，包括制度化的網格聯席會議，常規化的“為民服務網格行”載體，多樣化的嵌入（政府資源嵌入駐街單位和社區）、吸納（基層民主、訴求表達、志愿者服務等）、參與（駐街單位、轄區群眾、社會組織等）機制，變“政府獨奏”為“社會合唱”。

在網格平臺上，真正實現了管理主體多元化。他們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展開開發園區、行業協會、商務樓宇等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街道中房地產開發公司、物業公司、商業網點、科研院所、駐街單位等各類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和作用，街道商品房小區開發商和物業先后騰出約1200平方米用房免費給街道作為社區服務中心；開辟“志愿者互助站”、“教育培訓園地”等陣地，組織有一定特長、熱心公益事業的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醫生等，為社會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務；借助高校學生資源，組建了 40多支“文明”、“平安”等領域的志愿者隊伍，成立“志愿者人才銀行”，開展形式多樣的志愿服務活動；積極發動、引導公眾依法有序地參與社會管理，形成了街道、社區、網格、駐街單位、各類志愿者之間的協同，構建了“街道領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多元互聯”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四、網格化：“云”概念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的運用

“云”概念及其在管理中的運用是個相當新、相當時尚的事情，目前基本仍局限在 IT 行業。然而仙林街道的同志已經開始自覺將其運用到基層社會管理中，這是非常可喜的。在他們的網格化社會管理中，1144 個三級“網格”每個都是信息的“觸手”和“處理器”，四個“中心”每個都是信息存儲和共享的“平臺”。他們建立了“每日點評、短信互通，每周小結、簡報通報，每月考評、公開排名”的機制實現信息在“云”中的全方位、無障礙流通；通過四個中心對信息集中梳理，對資源綜合協調、統一調度，對問題與需求及時解決、有效滿足，實現“云管理”的循環往復與可持續發展。這樣做，有利于管理環節精細化、管理流程高效化，也有利于防止在網格化管理中出現新的條塊分割。

（案例資料來源：童星：《社會管理的組織創新——從“網格連心、服務為先”的“仙林模式”談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思考題】

1.我國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的動因是什么？ 2.如何將政府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治有機銜接起來？ 3.“仙林模式”的成功對深化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有何啟示？

案例2 深圳城管外包為何引來害群之馬

【引言】近兩年，一些地方啟動了城管外包的試點，將城管的部分職能如勸導流動攤販、治理亂擺亂放等外包給物業公司或其他社會力量來打理。令人遺憾的是，多地“城管外包”都在實踐中出現粗暴執法的情況，受到市民質疑，最后以被當地叫停收場。

【案例】

政府部門服務外包也就是從社會上購買公共服務，這本不新鮮，但城管服務外包卻還比較少見，而且目前它不可避免地面臨諸多挑戰和現實難題。

深圳城管服務外包的最初動因就是執法人手不足，目前深圳全市正式在編的城市管理執法人員共1531人，與全市1500多萬的實際人口相比，人手依然嚴重不足。最先于深圳西鄉街道發端的城管服務外包，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創新之舉而被推薦向深圳全市推廣，2007年起，深圳市政府便以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在全市配備使用城市協管員，并逐漸形成“政府主導、企業協同、公眾參與”的格局?！拔鬣l創新”模式最初還得到各方好評，但推廣過程中出現了所謂“異化”。

深圳警方日前在開展“三打兩建”活動過程中，打掉的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其成員就涉嫌利用城管協管員合法外衣，越權“執法”，大肆收取保護費，肆意敲詐小販。而在此前，深圳就由于城管外包引發多起惡性事件而使城市管理者形象受到損害。

2011年9月9日22時30分許，龔波等人駕駛標有“南山城管”字樣的電動車，對被告人趙某強的燒烤攤檔進行清理。工作中，龔波將被告人燒烤攤掀翻。雙方因此發生爭執，其間趙某強用刀刺死龔波。事發后，為此龔波家屬向街道辦提出包括賠償費、幫其遺孀找工作、給予龔波“烈士”稱號等一系列訴求。龔波一度被渲染為英雄。

2012年7月10日，趙某強剛剛被判無期徒刑，但數日后，南山警方卻宣布，龔波為涉黑團伙成員。警方破獲案件時發現，龔波竟作為犯罪團伙骨干成員赫然在列。他們披著城管協管外衣，對轄區商販大肆敲詐勒索收取保護費。該新聞引發熱議，眾多網友表示震驚。

“實在想不到，在深圳那么先進的城市，政府部門的人竟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比涨?，當得知以前一再欺負自己的轄區城管竟然因為涉嫌黑社會組織而被警方抓捕調查之后，56歲的小販胡先強對此深感震驚。

公開的資料顯示，黑社會團伙頭目張強與匯運豐實業有限公司合作，利用該公司物業管理資格，采取“圍標”等方式競標到粵海街道的城管外包業務。2010年4月，粵海街道與該物業公司簽約取得清理亂擺賣的權力后，該公司20多名“馬仔”開始對粵海街道轄區的商販收取保護費。

事實上，街道辦顯然對這支以張強為首的隊伍失去了控制，更何況這是一支帶著使命寄居進來的涉黑勢力。在監督缺失的背景下，這些身穿迷彩服、腳蹬“城管”車的城管協管員，開始在當地為非作歹。每月2000來元的正規收入，不是涉黑團伙想要的“菜”，這支20多人的隊伍，借城管之名，大肆驅趕小販，霸占攤位，向攤販收取“保護費”，攫取非法利益。而當地老百姓，也將這些身穿迷彩服的壯漢看成了城管執法隊員，要么按月繳納一筆保護費，得以在協管員的庇護下從事亂擺賣，要么就趕緊收攤走人。許多沒有選擇權的小生意者，只得忍氣吞聲地逐月繳納數百至千元不等的保護費。

針對上述情況，近日深圳市城管局法制處處長馮增軍對外作出回應，深圳市城管局將在兩周內出臺新政策取消城管服務外包。馮增軍表示，今后深圳市將以街道的名義從正規的保安公司挑選一部分人員納入執法隊，對其培訓后再上崗。同時，馮處長也表示，該類人員作為協管員執法時一定會有正式的執法隊員在場，以保證執法公正、嚴明。

問題的要害在于，在當前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下，城管系統是否有能力搞好外包？從深圳城管服務外包出現的“異化”來看，還是招標及監督和約束出現了重大漏洞。深圳外包來的協管員本無執法權，只能通過告知、提醒、勸導“六字訣”協助實施城市管理。但“六字訣”異化為越權執法、欺行霸市，則明白無誤地表明，對于所授出的權力的監督和規范出了大問題。而如何在機制上予以補救，則成為城管服務外包能否健康持續下去的關鍵。

就當前城管系統給人的普遍印象看，城管的服務外包必定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而輿論其實來源于現實中城管的所作所為。哪怕有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妖魔化城管，有關部門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通過自己的行為來為自己正名。

【思考題】

1.何為公共服務外包？有無國際或國內經驗可以借鑒？

2.從行政職能角度分析，“城管外包”為何被叫停收場，對于公共服務市場化有何啟示？

3.從政府職能轉變來看，城管服務外包是否可行？應如何實行？

案例3 廣場舞大媽與居民的持續摩擦如何降溫？

【引言】十八大過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掀起了新高潮，各類文化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著，但其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例如廣場舞擾民問題。多地廣場舞大媽與廣場周圍居民的摩擦持續升溫，政府部門能否妙手回春，將廣場舞引入社會主義文化規范建設的正軌？這個問題看似只是市井生活中的一個微小矛盾，卻是對政府處理特殊事件能力的一個重大考驗。

【案例】

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廣場舞是當下市民閑暇時間增長，健身、交流等訴求增加的一種自發行為，是在群體舞蹈、體育鍛煉等形式下形成的小眾文化，對于社區和諧、中老年人健康均有益處。市區廣場舞多是臨時組織，其組織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在廣場、公園等距離居住、機關等區域較遠的公共場所開展，由組織者落實音響設備，市民自愿交納一定費用形成的流動性強、集聚性強的組織形式，由于距離較遠，干擾較小；二是在居住區附屬綠地、宅旁廣場以及社區周邊空地開展，由組織者自愿提供音響設備，社區內鄰里間形成的流動性弱、集聚性弱，隊伍多、人數少的組織形式，鮮見收費現象，由于分布于住宅等區域周邊，干擾大，投訴現象多，極易造成廣場舞沖突。

一、廣場舞文化引熱議：大眾還是低俗？

近年來，在中國的城市農村、大街小巷，廣場熱舞現象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跳的人自得其樂，不跳的則大多嗤之以鼻。跳的人認為，廣場舞能讓他們結交朋友、鍛煉身體、排遣寂寞，是一種新穎的集體活動形式，一種新的大眾文化；旁觀者認為，廣場舞播放的音樂多為網絡神曲，缺乏美感，噪音極大，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并且廣場舞大媽為了捍衛她們跳舞的權利做出的事也近乎瘋狂，這種缺乏理性、不考慮他人感受的集體活動實在難以引起他們的認可和好感，也難怪他們將廣場舞看作低俗文化。

港媒則稱：“大媽廣場舞是反體育的體育，是對奧林匹克精神的猥褻，我們該提倡的是亂哄哄的低俗表演，還是健康多元的力與美追求？相信中國體育文化、體育氛圍、體育產業、體育信仰真正成熟建立的那一天，廣場舞作為特殊時期的怪胎會永遠塵封在歷史的陰暗角落里?！辈糠志W友則痛批港媒小題大做，認為體育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實在不必把廣場舞和信仰缺失聯系起來，也不必因為幾個害群之馬就把整個群體抹黑，許多跳廣場舞的隊伍還是很有秩序的。

一時間真理難辨，廣場舞發展至今，受眾之廣、勢頭之猛卻又不容小覷，并且它是以潛移默化的文化形式深入許多人內心，直接用強制手段遏制管理肯定是不行的，政府只能先擱置爭議，從技術層面著手處理。例如，2014年第二屆上交會上，復旦大學科學家表示已成功發明出廣場舞噪音“逼停神器”——有源定向揚聲器，它能把聲波控制在特定區域內，在這個區域內的聲波很強，而出了這個區域，聲波就會很弱，甚至沒有。

二、居民抗議廣場舞噪音：從無奈到極端

廣場舞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但也影響了廣場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于音樂聲音過大，全國各地曾出現過各種抵制廣場舞的行為。2013年3月，南京雨花南路鄧府山村小區，廣場舞活動場地被潑糞。2013年11月，鄭州鄭汴路與未來路交叉口一小區，跳廣場舞大媽遭到居民潑水警告。

2014年3月29日傍晚時分，和往常一樣，溫州市中心去松臺廣場上歌舞升平，成群結隊的大爺大媽們從四面集結而來，散成幾個方陣，隨著音樂跳起舞步。突然，在一陣急促的警報聲后，松臺廣場上空不斷地回蕩著一段字正腔圓的男聲：“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聲音是從松臺廣場對面新國光商住廣場C幢4樓平臺發出的。平臺上架了6個大喇叭，正對著松臺廣場。從當天下午2點開始，“警告聲”一直播放到傍晚5點多。一些廣場舞大媽實在受不了了，陸續打道回府。

其實這也是業主的無奈之舉。“新國光大廈”小區建成十余年了，以前跳廣場舞的人少，沒想到近兩年來愈演愈烈。小區業委會主任吳先生說，“從早上6點左右開始，到晚上10點多結束，多的時候幾百人在跳，業主們苦不堪言?！?/p>

一位業主說，今年他的兒子要高考，但是家里太吵，去年底他就把孩子送到了姐姐家，讓孩子安靜地復習。

為了避免近距離的糾紛，業主們想到了“遠程音響對抗”。2013年10月，在業委會的牽頭下，新國光商住廣場600余位住戶一起出錢，湊了26萬元，買了一套擴音設備“還擊”廣場舞音樂。這套設備叫做遠程定向強聲擴音系統，可以把聲音集中到一個方向遠距離傳播，并保持足夠的聲壓強度。這么專業的設備，一般是用來強聲驅暴、災害事件（地震、洪水等）指揮調度的，很少有私人會買。

事件的結果是居民成功逼退了廣場舞大媽。2014年3月31日，鹿城區委宣傳部門已召集相關部門舉行“廣場噪聲”協調會，確立以公安牽頭，環保、行政執法、市公園管理處、街道等部門為主體，成立聯合執法行動小組，各部門派專人在廣場內巡查。3月31日下午，新國光業主委員會拆除了這套“遠程定向強聲擴音系統”，宣告這次“反擊戰”取得初步勝利。

但眾所周知，在全國各地，廣場舞大媽與居民的戰役都是持久戰，更有業主采取極端行為對抗廣場舞而觸及刑法，這類摩擦何時是個頭？

2014年4月中旬，北京一物業公司在廣場上撒下大量的渣土碎石，以對抗每晚來這里跳廣場舞的人群。時值5月末，高考在即，廣場舞噪音讓一些考生家長很心煩。由于接到不少業主關于“廣場舞擾民”的多次投訴，武漢市漢陽區新長江香榭琴臺小區物業公司要求舞群暫歇或者另外選址，卻遭到對方的拒絕，無奈之下只好在廣場上拉起了百余米長的鐵絲網，以阻止跳廣場舞。但僅過了兩天，舞迷們剪斷并挪走了鐵絲網，再次“占領”廣場。

據媒體報道，2014年5月，廣西北海市發生一起相關案件。一名年輕男子與家人發生爭吵后，覺得廣場的跳舞音樂太吵，持刀砍傷3名正在跳舞的市民。此前，2013年8月，56歲的北京市民施某在與廣場舞大媽發生爭吵后，拿出家中藏匿的雙筒獵槍朝天鳴槍發泄，還放出自己飼養的3只藏獒沖散跳舞的人群。施某后因犯非法持有槍支罪獲刑6個月。

三、政府執行力遭質疑：“公約”成擺設

2014年1月，“高音炮”對抗事件中的廣場舞隊伍就與鹿城區相關部門簽訂了《XX廣場文明活動公約》，對于廣場文化活動在場地、時長、時段、音量等方面都作了具體規定。公約簽訂后一周內，天天有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來檢查，拿著分貝儀測試，不過，一周后，工作人員卻無影無蹤了。待到三月底“高音炮”事件一出，他們才再次出動。政府執行任務挑日子，這種“選擇性執法”的現象不禁令人懷疑其“為人民服務”的誠意，缺少誠意，執行力自然低下，公約便成了一紙空文。

區政府人員表示，公約執行過程中確有很多困難。一方面，公約本身不具法律效力，即使有人違反公約，懲處力度很弱；另一方面，執行過程中的“取證環節”也遇到了較大困難，往往執法人員一到，廣場舞團體就把聲音調小，執法人員一走，聲音又調高了。

3月29日事發，4月1日區政府就召開了專題研究會，提出多項整治措施，如：使用場地登記制；在廣場周圍設置分貝儀和電子顯示屏，方便廣場舞團體自律，也方便周圍居民監督；探索大型廣場使用音響由政府掌控的辦法等等。鹿城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將以松臺廣場的這次噪音治理為契機，專題研究廣場文明管理長效機制，并逐步向其他廣場、公園、住宅區等公共場所進行推廣，從而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效能。

事發不到三天時間，政府就提出了一系列對策，應該肯定政府的高效率，但由于《公約》執行情況的前車之鑒，加之新對策無疑比之前更需要調動人力、物力、財力，對于新對策的執行效果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站在和廣場舞斗爭多年的受害者角度，業主們給政府部門提了個建議：最好將廣場分成不同的區塊，跳廣場舞的、唱卡拉OK的都在各自區塊活動，由公園管理部門按規定的分貝數統一播放音樂。市民可以提供播放的內容，但不能自帶音響。

吳先生說，對抗不是目的，他們只想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尋找一條科學合理的解決途徑?！叭绻鉀Q不了，那以后他們放，我們也放?！?/p>

四、地方政府的關注：試點及專項整治

廣場舞等社會生活噪聲擾民現象，引起了部分地方政府部門的關注。據媒體報道，2014年4月，成都人民公園購買了100個無線調頻耳機，讓廣場舞的團體戴上耳機跳舞。但還不到一月，試點就匆匆結束。有跳舞者表示，市民認為跳舞講究的是氣氛，不把音樂放出來，對著空氣起舞，感覺“太奇怪”。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偉表示，因為耳機數量、費用問題，以及人們追求廣場舞的氛圍等原因，“無聲廣場舞”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還是需要政府頒布一份地方性的法律法規，確定廣場舞是否擾民的最高分貝，對各廣場舞區域進行強力的監管。

廣西南寧警方表示，于2014年5月22日至10月31日，在全市范圍內開展社會生活噪聲專項整治工作。警方將按照先教育后處罰的原則，對屢勸不止、民眾反復投訴、社會反映強烈的社會生活噪聲違法行為，拒不服從和不按要求整改的單位和個人，可依法暫扣涉案物品、傳喚單位負責人和相關責任人到公安機關進行詢問，并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南寧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從重處罰。

（案例資料來源：改編自《還擊廣場舞兩天 溫州高音炮被拆除》，《新京報》2014年4月3日A21版）

【思考題】

1.廣場舞爭端的根源是什么，反映了社區治理的哪些問題？ 2.本案例對政府提升執行力有何借鑒和啟示？

3.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解決廣場舞問題，達到雙贏的效果？

第二篇：從鄉鎮治理看政府改革

從鄉鎮治理看政府改革

趙樹凱

2005年，中國農業稅全面取消，基層政府的活動內容和日常行為發生重要變化。但是，基層政府的制度環境沒有改變，基層政府的行為邏輯也沒有改變，政府運行機制的根本變革仍未觸及。透過鄉鎮治理的艱澀局勢，人們似乎痛苦而無奈地發現，政府改革進入了一種“鎖定”狀態。政府運轉的固定方式和機制，在不斷地重復再生、勉強維持，導致功能障礙，難以出現真正的政治發展。

一、背景與問題

鄉鎮政府作為政權體系的重要一環，不僅是中國政府體系和政治體制的延伸和縮影，也是中國農村變遷、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革的內在要素?？梢哉f，無論是對于中國農村問題的考察探索，還是對于中國政府與政治的分析判斷，乃至對于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審視解讀，都繞不開鄉鎮。

1．鄉鎮政府與“三農”問題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出現了空前嚴峻的“三農”問題。有基層干部將問題的表現概括為“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那些年里，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收入連年徘徊，生活艱難；農村社會發展可以說全面滯后，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等問題不斷堆積，公共服務嚴重短缺；農民對于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明顯下降，農民與基層組織的關系空前緊張，沖突事件逐漸增多。這期間，農業和農村工作雖然在政府的“認識”上提得很高，但是，就實際工作來說，說空話多，辦實事少。特別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政府不僅在整治農民負擔過重方面措施不力，大量農民為地方苛政所苦，而且政策上嚴重歧視農村，對農民流動就業橫加打壓，更使農民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這些現

象也引發了海內外觀察家對于中國“治理危機”問題的關注和研究（Minxin Pei，2002；Susan Shirk，2006）。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政府切實重視解決農村問題，以“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為方針，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為政策取向。一方面，給農村有力的經濟支持。這種支持包括采取若干有力的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如取消農業稅，直接補貼糧食生產等，也包括在發展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增加政府投入。這些措施不僅顯著地加快了農村經濟發展，而且有效地推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高度重視保護和張揚農民的權利，包括斷然廢除主要針對進城農民的“收容遣送條例”，取消限制農民流動就業的若干歧視性政府規定，也包括采取嚴厲措施處理征地過程中對農民利益的侵害等。因此，隨后幾年，農村經濟迅速復蘇，農村中的若干沖突和危機因素獲得化解或者有效抑制。

但是，政策導向轉變，支農惠農措施增加，并不表示“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已經近在眼前。從“三農”問題產生的角度看，除了政策性因素外，過去若干年農村出現的嚴重問題，基層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叭r”問題的尖銳性主要是通過基層政府和農民的沖突展現出來的。分析問題時，把鄉鎮政府作為一個重要角度顯然非常必要。從解決“三農”問題的角度看，政策導向雖然源于中央，但是，政策推進必須依托基層政府，這是一個無法逾越的環節。從功能上看，構成中國基層政府的是縣（市）和鄉（鎮）兩級政府，這兩級政府的運行密切結合在一起，在許多情況下，鄉鎮是縣市政府的執行機構。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環節能否當此重任，不論在農民那里還是在社會上，都還有疑慮重重?；鶎诱\行仍存在根本性機制問題。

可以說，在中國改革的道路上和圖景中，一個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還沒有清晰答案，這就是政府問題。政府問題的深刻性、嚴峻性集中地通過鄉鎮政府的運行表現出來。鄉鎮政府出現的問題，并不局限于鄉鎮政府本身，恰恰相反，鄉鎮政府問題如同冰山之角。不論是尋找“三農”問題的根源，還是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都必須深入研究鄉鎮政府。

2．鄉鎮政府與政府體系

顯然，把“三農”問題全部歸咎于基層政府是不公允的，因為問題的深處是政府體制甚或政治體制。在此，有必要廓清兩個不同層面上的問題：一是，鄉鎮政府不能被完全看做是中央政府的直接代理，因為中央政府或者說“國家”很難直接控制鄉鎮政府。鄉鎮政府具有很強的自主性，不僅可以“選擇性”地執行政策，通過一系列應對辦法來規避上級考核和管理，而且，還能夠根據自身利益不斷卷入社會的利益博弈中，甚至直接與民爭利，具有明顯的“自利性”。所以說，中央政府政策導向的變化，并不必然導致基層政府運行的根本改變，也并不必然帶來“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近年來政策改善與基層治理困局之間的巨大反差，也為此提供了新的論據。二是，盡管直接對基層治理問題負責的，應該是鄉鎮政府；但是，鄉鎮政府之所以出現問題，其根源還在于政府體制。鄉鎮政府在國家權力結構和基層社會網絡中的定位，其組織架構、管理制度、職能配置以及運作機制，都離不開政府體制的約束。因此，探索基層政府問題，離不開對政府體制的檢討和反思。

翻檢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基層政府體系無論是在權力的配置上，還是在功能的設置上，都顯得平衡而完備。但是，實際運作并非如此。一方面，基層政府的諸多行為，特別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行為，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規范?；鶎诱?“無法無天”，大量的矛盾沖突也由此滋生；另一方面，已有的諸多制

度規范被擱置，并沒有得到貫徹和執行?；鶎诱畬嶋H的運作規則，需要從實踐和動態的過程中加以把握和理解。從表面上看，政府各項冠冕堂皇的制度得到了落實，運轉也很順暢，能順利地通過“考核”與“檢查”。但實際上，制度所涉及的其他主體和對象（如社會公眾、社會組織等），對于制度的運轉卻很少卷入。以基層政府的“政務公開”為例，中央政府推廣這一制度的初衷，在于保障基層社會和公眾的知情權，讓基層政府接受公眾監督。公眾是監督的主體，而基層政府是公眾監督的對象。但實際上，政府雖然也會公開部分政務，但哪些部分公開、哪些部分不公開，往往取決于政府意愿而非公眾需求。最后往往是大張旗鼓地公開，但與公眾的監督無關，只與基層政府應付上級的各種檢查和匯報有關。這樣的制度運轉對于下級政府應對各種上級檢查是必要的，但對于社會而言卻形同虛設。

在政府體系中，“下級”與“上級”仍然是兩個相對的概念。考察發現，在現實生活中，上、下級政府往往通過開展“合謀”來應對更上一級政府的檢查監督，乃至建立“攻守同盟”和利益共同體以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由此可見，鄉鎮政府運作機制，折射出政府體系的特點與缺陷；而探討鄉鎮政府在基層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也不能離開對政府體系的分析。

3．鄉鎮政府與“國家-社會關系”

“三農”問題，包含農業、農民和農村三個向度，涉及農村經濟、農村社會和農村政治三個層面問題。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這并非問題的全部。生產發展了，收入增加了，農村社會并非必然穩定，農民對于政府的信任也并非必然上升?？傮w上看，農村面臨的根本的問題在于如何構建穩定的基層生活共同體。對于鄉鎮政府來說，不僅需要維護基層社會的公共秩序、組織提供基層社會所需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也需要設置渠道以便社

會公眾表達利益訴求、通過制度來整合和吸納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實現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

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來看，鄉鎮是農村的行政區域，中國農村分隔在超過三萬個鄉鎮之中，每一個鄉鎮都變成了一個具有政府機構的社會共同體（community）。理論上說，鄉鎮政府作為國家在鄉鎮的代理機構，應該執行國家所制定的各項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從而使得國家權力通過鄉鎮政府得以滲透到基層社會。但是，對于國家權力有沒有順利有效地滲透并控制社會，仍然存在爭議。在這方面的研究中，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之前國家權力滲透并控制著社會，而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放權讓利則導致地方主義的興起（Andrew Walder，1986）；還有學者則認為，是上下分隔的、基層蜂窩狀（honey comb-structure）的政體結構導致中央權威難以滲透和支配地方，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權力才借助市場的力量擴展到了地方（Vivienne Shue，1988）。

那么，鄉鎮基層政府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是變成了中央國家的代理、代表中央國家來控制地方和社會，還是變成基層社會的代理、庇護著基層社會免于中央國家的強制？似乎有些吊詭的是，鄉鎮政府沒有成為中央國家的絕對代理，而是具有自主性；但這種自主的利益訴求又與基層社會的公共利益和訴求并不一致，并沒有成為基層社會的利益代表。有研究者甚至進一步認為，鄉鎮基層政權不僅沒有實現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幫助國家權力滲透到社會，反而離間了國家和社會，成為一個具有很強自主空間的利益共同體?；鶎诱嘟栌脟业拿x侵蝕地方公共利益，造成政權在基層與地方社會分離，從而引發了鄉村社會的失序（張靜，2000）。

從鄉鎮政府來看，政府權力所受社會制約較少。事實上，在鄉鎮政府與基層社會的關系上，無論是基層政府從農村社會汲取資源和獲得支持的能力，還是基

層政府滲透基層社會、有效貫徹其政策的能力，都顯得相當有限。此外，在基層社會對鄉鎮政府的影響上，一方面，基層政府缺乏嵌入性或融入性

（embeddedness），并沒有通過參與基層社會的日常生活，獲得社會成員的信任和認同；另一方面，基層社會各群體對于基層政府又產生了不均衡的影響，這種影響受制于非制度化因素，具有不確定性，使得基層政府為特定利益所左右，缺乏必要的超越性。有學者在解釋中國經濟發展時指出，地方政府和企業相互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Jeanc Oi，1995）。地方上的基層政府為特定的利益張目，形成了它在基層社會的利益沖突格局中“與民爭利”的局面，成為誘發基層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大量上升的征地沖突中，往往能找到基層政府在其中的重要角色。

由此，就產生了有待進一步探索的問題：為什么鄉鎮政府與法定的制度規范之間出現了如此大的偏離？

第三篇：校車治理與政府責任

論校車治理與政府責任

摘要：從校車的定義入手，闡述校車的作用，陳述我國近年來發生的校車事故，分析校車事故發生的原因，主要闡述政府責任在校車事故中重要影響。按照政府責任性質的不同，將政府責任分為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四個方面。將我國國內校車的不同狀況進行對比，說明校車安全是可以實現的，將我國的校車與國外校車相對比，指出我國在校車治理方面的不足之處，說明政府在公共事務處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責任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的地位急需實現。

關鍵詞：校車事故，校車治理，政府責任

一． 校車事故與治理

1.校車的內涵及標準

校車是指運送學生的車輛，要求安全，上下車便捷。校車在發達國家比較多見，在我國還不是很常見。國家標準委員會日前發布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該標準旨在提高小學生上下學的安全性。

在此之前，中國并沒有小學生校車安全標準，通常由適用于成人的客車直接接送小學生或者簡單改造后成為“校車”。

專用小學生校車是設計和制造上專門運送不少于10人的小學生校車，且應有統一標牌。為確保小學生的安全，專用校車標準要求每個小學生座位必須安裝安全帶，如果車上裝有能開啟每個座位安全帶的集中控制裝置，其操縱件應在駕駛員可操控范圍內，并且該裝置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影響每個安全帶的正常操作功能。

標準還要求每輛校車上至少應安裝一個照管人員座位，當座位數超過40個時，應至少安裝兩個照管人員座位。

專用小學生校車還必須安裝汽車行駛記錄儀，該裝置俗稱“汽車黑匣子”，可對車輛行駛速度、時間、里程以及有關車輛行駛的其他狀態信息進行記錄、存儲，并可以通過接口實現數據輸出。

此外，標準還對校車座椅、出口等給出具體要求，該標準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2.我國校車事故的發生及其原因

(1).近期校車事故發生簡單統計

2011年9月26日，山西省介休市靈石縣冷泉村一輛接送學生的微型面包車與一輛大貨車相撞。導致7名初中生死亡、2人重傷、3人輕傷。

2011年9月13日，荊州市兩名年齡不到4歲的幼兒，被幼兒園校車接到幼兒園門口后，竟被司機和接車老師遺忘在校車上。當日，荊州市的氣溫高達31℃。在校車內悶了8個小時后，兩名幼兒的遺體才被發現。

2011年8月29日,海南省三亞市一名3歲男童早上7時許乘接送車抵達幼兒園后,因睡著而未被司機、老師清點到,以致被遺忘在校車內9小時。直到下午4時30分左右被發現時,男童已經停止呼吸。

2011年7月20日7時10分，大連市開金州新區金石灘涼水灣路段，一輛載著17個孩子的輕型封閉貨車與迎面而來的奔馳車相撞，車上的17個孩子均不同程度受傷。此車是幼兒園園長為了接送孩子而雇來的“黑校車”。

2011年4月14日19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化肥廠廠區外1公里處，1輛搭載著6名學生、1名教師、1名學齡前女童的微型面包車，在由南向北駛往312國道途中突然滑出公路，多次翻滾后造成駕駛員和車內的兩人當場身亡，并有6人不同程度受傷。

2011年3月，在北京門頭溝地區，一輛核定載客49人的客車，載著81名幼兒園師生，以98公里的時速撞上路邊的施工圍擋，造成一名男童死亡。此客車系某汽車租賃公司所有，而34歲的肇事司機竟有10年的吸毒史。

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縣松江鎮東塘村一輛搭載20名小學生的三輪摩托車沖到橋下，造成14名學生死亡、6名學生重傷。

2010年7月，湖北潛江市老新鎮一輛塞滿23名小學生的面包車與一輛卡車迎面相撞，致10多名學生及司機受傷，其中3名學生傷勢較重。該面包車核載7人，是一輛新車，司機周某沒有辦理校車的相關手續。

2010年6月24日，遼寧錦州市黑山縣胡家鎮東岔村，一輛由學生家長包租的校車被撞，造成司機和兩名兒童死亡，另有七名兒童受傷。

2010年5月21日10時許，甘肅境內連霍高速公路柳忠段東崗收費站一公里處發生一起車輛連環相撞事故，其中一輛車為某小學校車。該事故導致包括5名學生及1名司機在內的8人不幸身亡，另有3名學生受傷。

2010年5月19日上午，廣東省潮州市潮安縣磷溪鎮一名4歲小女孩被村內一家幼兒園的園長接到幼兒園后，被“遺忘”在車內6個小時，后經法醫鑒定為窒息死亡。經查，這家幼兒園用的是私家車接送孩子，是一家無證幼兒園。

2010年4月6日，廣東省汕頭市某技工學校校車與一輛散裝水泥罐車和一小轎車發生連環碰撞，造成10人死亡，28人受傷（其中14人重傷）的慘劇。

2010年2月26日下午,江蘇省如皋市郭園鎮發生一起慘劇，7座的校車內竟被塞進了26個孩子。上車10分鐘后,4歲女孩吳憶羅因車廂內擁擠發生呼吸困難,最終不治身亡。

最近最大的一起校車事故莫過于2011年11月16日9時15分在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鎮西街道班門口，發生的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輛向東行駛的陜D-72231大翻斗運煤貨車，與一輛向西行駛的榆林子鎮幼兒園核載9人，但實際載有64人的校車相撞。當場致5人死亡，其中校車司機1名，幼兒園學生4名。其余受傷人員在送往醫院及搶救過程中，有15人因傷勢過重死亡，其中老師1名，學生14名。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傷。這次特大交通事故給事故發生之后，單純譴責校車司機是如何不盡責，車速過快且逆向行駛，理由貌似很充足，畢竟有很多超載的校車都沒有發生事故。而且當全國各地接二連三地發生校車悶死學生的事件時，忽視校車司機的責任，大談什么校車安全，更經不起推敲。但“偶然中有必然”，私改車輛充當校車，甚至三輪車、報廢車也作校車用，再加上超載的常態，不出事也只能說是幸運?？吹奖淮筘涇囎渤蓮U鐵似的“面包”校車，再對比網絡盛傳的悍馬也撼不動的美國校車，如此強烈的反差，已遠遠超過了GDP上的差距。

（2）.校車事故發生的共同原因

1）車況不合要求。盡管我國2010年頒布的《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明確了專用小學生校車技術要求。但從全國情況看，只有少量車輛符合該技術標準，屬于“專用校車”。大部分車輛是普通的營運客車，其中少數為瀕臨淘汰的車輛，車況不好，安全標準不高。在偏遠地區，不少三輪車、面包車、改裝車等在無照運營。

2）校車運營模式待改進。目前來看，我國校車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學校自行購買;二是學校與運營公司合作;三是家長“拼車”解決。某媒體管理者吳先生告訴記者，他家孩子坐了9年校車，他也跟著擔了9年的心?！靶＼嚥皇菍W校的，而是學校聯系的普通社會車輛，沒有校車標識。作為家長，我們非常希望有專門的校車公司統一經營?！?/p>

3）超載嚴重。超載是校車事故發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來自山東省教育部門的資料顯示，這與車輛運營成本提高、政府補貼不到位、日常監管不及時、為盈利等諸多因素有關，埋下較大安全隱患?！靶＼嚢踩南到y治理及其立法研究”課題組副組長、山東交通學院交通法研究中心劉鑫認為，國內大多數校車不是政府買單，由學校、家長自行解決，必然導致為了省錢或獲取更多利潤而置生命于不顧。

4）司機、隨行老師安全意識不夠。北京急救中心車管科李鐵柱是有32年車齡的老師傅，他告訴記者，事發司機安全意識如此淡薄，真是對自己對他人生命的不負責任。如果老師、司機能多點責任心、愛心，此類悲劇也能避免。

5）多部門管理責任不清，協調不力。我國校車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各部門的責權尚未理清。校車是至少涉及教育、公安、交通三個系統的大問題，但目前，教育系統投入少，由于風險大、責任重等原因，很難真正將校車管起來，而交通、公安系統又屬于監督、執法部門，很難真正解決。

3.政府在校車事故中的責任

（1）.是我國缺乏統一的校車管理制度。雖然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已于2010年7月1日出臺了首部專門強制性國家標準《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卻遭遇了執行難。目前，我國仍未立法強制執行專用校車的使用標準，校車種類五花八門，有學校的，有教育部門的，有企業的，也有私人的。另外，無運營資質、車質差、從業司機素質參差不齊的現象也廣泛存在。國內媒體曾多次介紹美國的校車管理制度，美國校車的法律制度基礎、標準、資金來源、管理機構、校車的特權甚至連司機的招錄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在美國，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便是校車。加拿大、法國、德國等國家也都對校車的管理和使用有著嚴格的規定。我們要向先進的校車管理制度取經，制定嚴格的校車生產和管理標準，包括司機的配備也要制定嚴格的準入門檻。

（2）.政府對校車投入嚴重不足。目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學生數量的龐大，校車資源的不足，這就為不規范校車的產生提供了生存空間，大多校舍簡陋，資金不足，配套設施滯后，更談不上擁有安全規范的校車。因此，在強化包括校車管理在內的校園安全管理的同時，政府必須加大教育投入，承擔起購置、運轉和維修校車的責任。

（3）.政府監管的缺失。就在甘肅正寧事故發生一個月前，甘肅省還集中開展了校車安全隱患排查活動，對超員載運學生的情況進行整治。很顯然，這項整治活動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近年來，校車種類雜、管理亂、慘劇多，這些現象的背后實則是政府監管的缺位。無論是教育機構還是交管部門都無法推脫監管不力之責。校車是一項公共服務，保證校車安全也是政府的職責所在，不能以校車問題“難管”為借口而行政不作為。

二． 當今國內外校車現狀

1.美國校車撞扁悍馬

作為一個車輪上的國家，每天都有無數汽車奔馳在美國大街小巷。在這中間，有一種車的顏色全國統一且式樣也大同小異，這就是校車。醒目的黃色、卡車頭加巴士車身，看上去結實又 4 穩重。根據美國校車協會官網上的數據，全美有過半6至18歲的學生乘校車上下學。在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都有專為校車制定的法律，據說多達500多項。這其中包括對校車堅固性和安全性的規定，包括校車翻滾時的保護、車身連接部分的強度等。一句話，校車必須有“客車的設施，卡車的骨架”。2006年11月，在美國印第安納首府，一輛素以彪悍著稱的悍馬撞上了停在路邊的無人校車。結果，悍馬半個車體粉碎，校車卻安然無恙。自此，美國校車聲名鵲起。除了“結實”外，美國校車還很有地位，整個交通要為校車讓路。穿梭于城市間接送孩子的校車每到一個既定的上下車點，司機都會先亮起警示燈，然后將標有“STOP”字樣的紅色八邊形指示牌往外一扳。此時，路上往來的其他車輛，猶如見到紅燈，立即自覺靠邊停車。等孩子們都上下車完畢，校車開走，這些車輛才能恢復通行，總統的座駕也不例外。

2．上海校車連續四年零事故

據了解，從2008年至今，上海中小學校車已連續4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據調查，上海目前共有400余所中小學幼托園使用校車共2200多輛，其中800多輛屬于學校自有車輛，這些車輛都統一為檸檬黃色的醒目顏色，學生人物造型的LOGO，車身上寫有紫色的“校車SCHOOLBUS”字樣。

上海對校車的硬件作出嚴格要求，和其他車輛相比，校車每年還要增加一次安全技術臨時檢驗。校車上路，還要接受交警的隨機檢查。上海對校車軟件管理也同樣嚴格，規定任何學校和個人都不能將校車作為盈利手段。如有違反，經查實，相關司機和學校負責人均將受到經濟和行政處分，直至停職?？梢娚虾χ行W校車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實際上，早在2007年開始針對校車管理進行專項整治，學生校車管理也被列入2008年的市政府實事項目中。校車問題，關乎生命安全，需要我們共同重視。

3.中國校車實現真正的安全是可實現的

與美國的校車相比，中國校車的質量真的是令人汗顏，但是，無論如何，上海能夠實現連續四年校車零事故，即證明了校車安全的可實行性。所以，政府必然能夠在資金技術方面實現校車的安全。只是希望政府的行動效率不要再落后于慘劇的發生頻率。

三． 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

1． 政府責任的內涵

“責任”一詞有三重涵義:其一，使人擔當起某種職務和職責；其二，份內應做之事；其三，5 做不好份內應做的事，因而應承擔的過失。責任有兩重含義:其一，責任意謂份內應做之事；其二，責任意謂未做好份內應做之事所應受的譴責和制裁。前者為后者的基礎，我們可以稱前者為第一性責任，后者為第二性責任。概而言之，“責任是社會成員對社會所負擔的與自己的社會角色相適應的應為的行為和社會成員對自己的實際所為的行為承擔一定后果的義務?！? 責任包括公民責任和政府責任兩大責任體系。作為自然人與法人，主要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作為政府機關，主要是權力與責任的統一。政府責任是政府屬性的本質。沒有政府責任，行政權的運行就沒有制約，公民權的行使就沒有保障，違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只能是行政機關的一時激情而難以持久。

政府責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最廣意義上來看，政府責任是指政府能夠積極地對社會民眾的需求做出回應，并采取積極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實現公眾的需求和利益。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政府責任意味著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違法行使職權時，所承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責任。

2.政府責任的內容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政府的權力由人民賦予，政府對人民負責。這一政體決定了作為國家權威表現形式的政府具有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政府責任。具體來說，政府的責任主要包括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四個方面。

（1）． 政治責任。概括地說，有兩層涵義：一是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所作所為，必須合乎人民的利益、權利和福利，其決策，也就是其制定的政策與法規、規章、行政命令、決定或措施，也必須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行政機關的領導要負責決策得到有效貫徹執行。雖然，行政領導并不一定直接去執行每一項決策內容，也不可能全部知曉其屬下每個部門所有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但他有責任制定有效的措施，督促、推動其下屬按既定的目標行事，以確保決策內容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如果行政領導對其所管轄部門用人不當、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發現問題后又不采取有效地補救措施，從而造成重大經濟或社會損失，那就是失職，就要承擔相關政治責任。

（2）． 行政責任。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具體行政管理活動和行政系統自組織或自身運作中所應履行的職責，以及政府工作人員對其本系統所應承擔的義務。它包括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政府機關和工作人員在具體的行政管理活動中所應履行的職責，主要體現為政府能否積極履行其在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中的行政職能；二是政府在行政系統的自組織和自身運作中所應履行的職責和政府工作人員對其本系統所應承擔的義務。政府公職人員對行政系統所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是學術界普遍認為探究政府行政責任的一個重點。從積極意義上來說，這種義務和 6 職責強調政府工作人員應克己奉公、盡職盡責，高效迅速地推動符合民意的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從消極意義上來講，這種義務強調政府官員因未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承擔的否定性后果。

（3）． 法律責任。指政府官員在行使行政權力時觸犯法律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美國著名學者哈耶克曾經指出:“撇開所有技術細節不說，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政活動中都受到事前規定并宣布的規則的約束——這種規則使得一個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預見到當局在某一情況中會怎樣行使它的強制力，和根據對此的了解計劃他自己的個人事物?！狈ㄖ紊鐣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強調與生活在法治社會中的普通公民一樣，政府也只是法治社會中普通的一個法律主體。如果說政府和普通公民相比顯得有所特殊的話，也只是因為政府壟斷著公共權力的行使，掌握著比普通公民更多更廣的公共資源，因此政府理應更加模范地遵守法治社會的各項法律規范，承擔更多的法律義務，履行更重大的法律責任。

（4）． 道德責任。指政府及其公務員依法行使公共權力、從事公共事務管理時必須承擔的思想道義上的責任，也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務員雖然不違反憲法也不違反法律，但如果其行為明顯的與社會公德、秩序、風俗相悖，就應承擔道德責任。從道德責任承擔主體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行政道德責任的內容和其他道德責任一樣，也是“他律與自律的統一”。他律，指行政道德主體之外的社會公共監督，也就是違反行政道德者要承受公眾輿論的批評和譴責以及對其社會評價的降低。自律，指行政道德主體所堅持的一種信念、恪守的一種情操，這種信念與情操保證了行政道德主體具有高度的道德責任感。它使行政人員在充分履行責任的過程中，獲得自我實現的美好感受；在沒有較好地履行責任的時候，受到的道德與良知的譴責。他律和自律的統一，就能夠使行政公務人員自省、自警，以恪守職業道德。

我們可以說，政府的總體責任與行政人員的個體責任是相當一致的，對于公共行政來說，法律制度所規定的責任是被動責任，而積極的責任則是道德責任。與其他責任形式不同的是，道德責任的特點是自覺性和主動性的統一，表現為行政主體對責任的自覺認識以及行為上自愿的選擇。行政公務人員只有具備較強的行政道德責任意識，才能在法律對其崗位與責任出現空檔的時候，更充分地履行其自身應盡的責任。

3.校車事故事件上政府應該怎么做

多起校車事故發生之后，讓我們真切的看到了校車治理的緊迫性。在校車治理上，政府應該做到：

（1）.是加強政府監管。孩子是國家的未來，保護他們的安全就是在保護國家的未來，政府部門要把孩子的安全當做頭等大事來抓。在義務教育實現了全免費、高等教育實現了大眾化之后，人們對教育的需求自然從基本需要向著優質服務轉變。校車理應納入政府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范疇，從根本上擴大教育服務的外延，不應該實行市場化經營和管理。在校車的安全方 7 面，政府應當具有管理意識和責任意識，充當起主導角色，盡快從法律層面明確監管的法理性，確定政府各部門對校車安全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主動出擊，加大整治力度，從微觀層面杜絕各種安全隱患的存在。

（2）.是加強人大立法。學前教育存在的問題，不僅有校車安全事故，還包括“入學難”、入學貴”、“入學差”以及“小飯桌”衛生等問題。要使學前教育有更好的發展，必須加強立法，加強制度保障。有關部門應啟動關于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問題的調研，并積極創造條件制定《學前教育法》，明確學前教育的責任、領導體制、管理體制、辦園體制、辦園條件、經費投入、教師責任與權利、待遇等重要法律關系問題，這樣才能確保學前教育事業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發展。

（3）.是加強人大監督。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權力機關，有權利也有義務監督政府的工作。人大及其常委會要認真履行監督職責，加大對中小學幼兒教育、校車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監督力度，定期開展專題調研，對政府工作中的不足，要積極提出合理化的建議意見，并且對委員審議意見積極跟蹤問效。

四．結論

校車承載的是稚嫩的生命，是中國未來社會的希望，而政府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機構，是為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加大監管力度，確保學生的安全，相關部門也要通力合作，共同探討一種積極、健康的校車機制，同時政府也應優化教育資源的分配布局，讓教育經費能夠發揮出最大的效益，爭取讓校車問題不再是人們心中的“老大難”。讓校車能夠安全的行駛在道路上，也讓祖國的花朵能夠延續祖國的未來。

參考文獻：

蔡放波.《論政府責任體系的構建》[J].中國行政管理，2004，（4）.吳傳毅.《社會契約·法律契約 ·政府責任》[J].行政與法，2004，（11）.呂景城.《論政府責任及其實現控制機制》[J].東南學術，2005，（3）.田思源.《論政府責任法制化》[J].清華大學學報，2006，（2）.李鐵明.《論強化政府責任》[J].求索，2004，（2）.姚尚建.《國內責任政府研究的歷史與現狀》[J].學術交流，2006，（4）.張成福.《責任政府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2）.

第四篇：政府與事業單位會計改革

政府與事業單位會計改革

摘要：隨著我國國內經濟不斷發展、事業單位改革不斷深入、現行政府與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已經不適應改革的需要，現行的政府與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已遠遠滯后于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步伐，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政府與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關鍵詞：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改革 ；政府會計；

一、我國政府會計改革的設想

（一）明確政府會計體系、制定統一規范的政府會計準則

我國一直以來沒有區分預算會計和政府會計，根據我國預算會計所具有的特征，我國的預算會計不僅不是政府會計，甚至還不是完全的預算會計，充其量只是反映預算資金流轉過程的預算執行會計。

與西方國家的預算會計相比，我國的預算會計還不夠完整，與西方國家的政府會計相比，差距更大，可以說我國至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會計。因此，從預算會計拓展為政府會計，不僅是改變名稱的問題，而首先是轉變整個預算會計觀念的問題。隨著我國政府會計的建立和完善，其會計規范必將從制度模式逐步向準則模式轉變。因此明確政府會計體系，并制定出一套結構科學、內容完整、先后有序、概念統一的適合我國國情的政府會計準則是政府會計改革的基礎。

（二）引入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

1.政府會計權責發生制改革總體設計

從世界范圍來看，在政府會計領域，推行完全的權責發生制會計的國家還是少數，大多數國家在政府會計改革上都是循序漸進地推行權責發生制會計。借鑒西方國家改革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目前我國正處于發展轉型時期，還沒有統一的政府會計準則，加之政府會計的財會人員業務素質有待提高，因而，決定了現階段我國政府會計引入權責發生制的總體設計應該是：初級階段采用修正的收付實現制基礎，即原則上采用收付實現制，對某些特定業務則偏向于采用權責發生制基礎。改革中期隨著政府會計體系的完善和法律法規的不斷健全、規范，擴大權責發生制的會計基礎范圍，直到最后實行完全統一的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

2.政府會計特定業務權責發生制的改革

（1）固定資產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的改革

對固定資產的購置成本進行資本化，并按權責發生制原則和持續經營的假設進行分期確認和分攤固定資產的成本，建立計提固定資產折舊制度，設置“累計折舊”科目，作為“固定資產”的備抵科目，同時，在資產負債表中的“固定資產”項目下，增設“固定資產原值”、“累計折舊”和“固定資產凈值”項目，以反映固定資產的新舊程度。這樣才能在成本中體現出固定資產的損耗程度及現有的生產能力，同時保留在賬面上的一些完全失去使用價值或早已不存在的固定資產能夠得以及時處理，從而使固定資產賬實相符。

（2）社會保障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的改革

對于政府財政總預算會計，政府財政應按權責發生制預算要求、社會保障需求本期應分擔的經濟責任列入支出預算；預算單位對未來社會保障需求應負擔的經濟責任，應按權責發生制原則列報當年支出。

（3）長期負債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的改革

對政府長期負債的會計核算方面，建議對直接債務和或有債務分別處理。對直接長期債務，如：政府直接借入的各類債務等，建立還貸準備金，核算分攤的長期債務，并按權責發生制的原則，對利息進行分期核算，從而防范和化解財政風險，并全面反映政府財政債務的真實情況；對或有債務，如：政府提供擔保的債務等，參照企業或有負債處理原則，增設“預計負債”科目核算，并按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預計負債”并在報表中列支。

（三）擴大政府會計核算內容、完善財務報告體系

目前，政府的財務受托責任問題，已日漸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政府是一個社會管理機構，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實體，承擔著人民交付的財務管理職責。為了與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相適應，應在引入權責發生制的基礎上，擴大政府會計核算內容、完善財務報告體系，如：增加長期資產和長期負債的核算內容，并提供實際執行與計劃、預算比較信息，并通過財務報表附注提供大量重要財務信息（如或有負債的說明等），以便對政府業績進行正確的界定和評價。

二、現行事業單位現行會計制度的改進

1.科學實現全面成本核算

現行制度下，事業單位對非經營性業務采用收付實現制，不進行成本核算。由于不計算成本，難以對非經營性業務進行正確的資金使用績效評價與考核。這不僅不利于事業單位的內部管理和國家預算資金的有效使用，而且容易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另外，由于對非經營性業務和經營性業務缺乏統一的要求和規則，成本核算的方法和標準隨意性較大，即使部分單位進行了內部成本核算，成本信息也不具有可比性，難以反映各項業務實際成本的發生情況。因此，應考慮在事業單位會計中進行全面的成本核算。

2.建立完整的會計報告體系

事業單位的財務會計報告可借鑒企業的財務報告體系，至少應包括會計報表和會計報表附注，強調會計報表附注的作用，對關鍵項目作出說明。對外報送的會計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業務活動表、預算收支總表、基本建設投資表、國有資產情況表。這樣，事業單位會計報告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能更好地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也有助于事業單位會計人員建立資產負債表觀的會計理念。將現金流量表納入事業單位財務報表體系，以動態地反映其未來的現金流量，這是國際通行的慣例，也是與企業會計制度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統一的需要。同時建議，將資產負債表中的收入與支出項目刪除，以“資產=負債+凈資產”為編制依據，以全面反映事業單位的財務狀況，維護債權人利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3.適當引入權責發生制

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國收付實現制下的預算會計核算內容主要是財政收支活動，沒有覆蓋全部會計要素。而權責發生制會計信息包括主體控制的經濟資源信息、從事經營的成本或提供產品和服務成本的相關信息、用于評價經濟主體財務狀況及其變化以及經濟主體經營活動及效率性的有用信息。因此，適當引入修正的權責發生制，能更好地反映政府部門受托責任的改選履行情況，大大提高事業單位會計信息的質量和決策相關性。

對事業單位結余進行改進

事業單位的凈資產是指資產減去負債的差額。將負債列入凈資產核算，顯然是不合適的。所以，建議取消“專用基金”科目下的“福利基金”“醫療基金”“住房基金”等科目，將專項資金列入“其他應付款”科目核算。同時：增設“結余”要素；月末將各賬戶余額對應結轉到“結余”賬戶，正確反映非營利組織增收節支的結果和運用資金的成績；增加提取固定資產折舊內容的核算和反映；為適應國庫集中收入的需要，調整財政補助收入和事業支出的核算內容，以及時反映事業單位資金運作方式的變化；為適應政府采購的需要，調整采購業務的核算程序，以全面反映事業單位不同來源資金進行采購的內容和程序。

會計報表中增加現金流量表

目前企業單位會計核算的基礎是權責發生制，用現金流量表動態地反映企業在未來會計期間獲得現金流量的能力?，F金流量表作為企業管理部門編制現金預算的依據，已經成為企業的三大會計報表之一；而事業單位會計核算基礎是收付實現制，因此沒有規定編制現金流量表。隨著事業單位將核算基礎改為權責發生制，就需要編制現金流量表，以便動態地反映其未來的現金流量，同時也是與企業會計制度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統一的需要。

第五篇：政府內部治理與服務型政府建設

政府內部治理與服務型政府建設

馬寶成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是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主體不是只有政府這個公共權力中心，除政府外，還有非政府組織、社會成員個人等分別致力于種種社會和經濟問題的解決。二是公共治理強調各主體之間的對話與協作，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群體勢力共同構成了相互依存的公共治理體系，突出自身的民主特征。三是對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盡管治理主體是多元的，但是政府在各種治理主體中充當元治理的角色，對公共治理的成效具有關鍵作用。從這些基本特征來看，相比其他的治理主體，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是一個關鍵性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從政府這一治理主體看，在中國的公共治理中，政府管理和自身建設仍然存在著一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問題，如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在行政審批領域，政府管的過多、過細的現象仍然存在，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比較薄弱；一些部門之間職能交叉、職責不清、推委扯皮，管理方式落后，行政效率不高的問題；一些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和奢侈浪費的問題比較突出的問題；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比較嚴重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長期制約和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迫切需要我們從政府內部治理著手，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的力度。

服務型政府是近幾年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上述突出問題提出來的，其基本內涵是指政府由原來的控制者/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政府的施政目標由機關和專家決定到由民眾希望和合法期待來決定，政府以控制管理為要務轉變為以提供服務為要務。這與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相一致的。在公共治理的實現過程中，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作用舉足輕重。政府除了要處理好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外，還要做好政府內部的自身治理，建設高效、有力的政府，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實現有效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礎。從當前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點工作來看，筆者以為，政府內部治理的核心內容應該主要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一是要改進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系統，優化公共政策制定過程。這是當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重點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主要內容就是完善政府科學民主決策機制，不斷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的施政目標由機關和專家決定到由民眾希望和合法期待來決定。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目的就是使公共政策能夠符合或貼近社會和民眾意愿和需求的重要保證。政府科學民主決策機制主要包括政府決策的程序化機制、政府決策的制約機制、政府決策的咨詢機制、政府決策的責任機制以及政府決策的糾錯機制。從當前政府自身建設的具體實踐和未來發展看，真正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需要處理好以下重要問題：如建立決策事項的預告制度、重大事項的社會公示制度和公開聽政制度；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使政府決策行為得到規范；建立健全政府決策問責制度，保證政府決策的正確和有效；進一步健全完善行政權力監督機制；規范決策程序，健全決策制度，優化決策環境，強化決策責任；等等。通過這些制度，保證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夠真正代表民眾利益，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二是推進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和實行政問責制度。從西方國家行政改革的成功經驗來看，績效管理和行政問責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和工具。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和行政問責制度的目的就是保證政府管理向著公共治理的既定目標努力。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對于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意義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在績效評估的指標體系設計上，充分考慮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內容；二是使社會組織和民眾成為評估主體，積極參與政府公共服務績效評價的過程；三是對于既定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履行展開實行監督，保證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真正落實。在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已被列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已被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應用到自身的管理中。但是，從實際情況看，目前政府績效管理仍然是政府內部治理的薄弱環節。從一些地方的成功經驗和中央政府的有關部署來看，政府績效管理的未來重點工作應該關注和解決以下主要問題：明確政府績效評估主體、方法和程序；形成科學合理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主要涵蓋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情況、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狀況、公共服務水平、可持續發展狀況、社會和諧穩定、廉政勤政情況；堅持政府績效評估的科學性、公正性、準確性和有效性，尤其要引入民主機制，保證公民在評估中的主體地位得到落實。

行政問責制度是健全政府責任體系的重要內容，對于政府正確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具有重要作用。為適應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形勢需要，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過程中，未來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把公共服務作為行政問責的重要內容。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確立并堅持權責統一、依法有序、民主公開、客觀公正、有錯必糾的行政問責原則；規范行政問責的主體、可體、方式、內容和程序，逐步明確行政首長和有關人員的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和行政責任；建立嚴格規范的行政責任追究制度，使得政府決策失誤、行政不作為和行政亂作為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嚴肅查處。這些具體措施的落實，能夠從實質上提升政府內部自身治理成效和水平。

三是完善政務公開制度。政務公開是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前提，沒有政務公開，社會成員就沒有對政府管理事務的知情權，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種真正的較高水平的民眾政治參與，實現真正意義的公共治理。因此，政務公開制度是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升政府內部治理水平的重要舉措。從以往的具體實踐看，我們在政務公開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如政務公開的范圍、內容逐步擴大，初步實現了政務公開的法制化，等等。今后，在建設服務型政府過程中，要進一步完善政務公開制度，使之真正成為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和提升政府內部治理水平的重要措施，重點應該著眼于以下工作：貫徹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進一步擴大政務公開的范圍，嚴格規范政務公開的內容和形式；不斷強化政務公開監督機制，逐步建立多主體、多渠道、多層次的政務公開監督網絡；把政務公開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政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招投標制度改革和擴大基層民主能夠有機結合起來，整體推進，真正形成綜合效應。

四是推進電子政務建設。電子政務對于公共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已經成為政府認同的有效治理手段。從政府內部治理看，電子政務成為政府了解民意、溝通民情、消除民怨、吸取民智的重要平臺，對政府治理理念、政府運作程序、政府內部治理結構和政府治理方式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截至2008年底，中央部委政府網站的普及率達到了96.1%，省市政府網站普及率為100%，地市級的普及率為99.1%。從社會來看，截至2008年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2.9億，網民規模居世界第一位。網絡民主已經成為社會、民眾影響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手段。由此看來，電子政務已經成為一種嶄新的政府管理方式。但是，我國電子政務起步比較晚，還存在“重電子、輕政務”的自我服務困局以及“電子”、“服務”兩張皮的問題。在未來的電子政務發展中，我們必須克服當前存在的這些我提，吸引更多民眾參與到電子政務中來，有效發揮電子政務在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使之真正成為提高政府內部治理水平、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平臺。

五是加強廉政建設。廉政建設是政府自身建設的重要內容，其成效如何直接影響政府內部治理狀況。當前，腐敗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正在成為社會民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針對這一嚴峻形勢，我們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采取了從源頭上治理的綜合性舉措，即制定黨內監督條例，制定黨內紀律處分條例，對中央部委的紀檢監察實行垂直管理，對地方實行巡視制度。這些制度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仍然不能有效遏制住腐敗在一些地方蔓延，從最近一段時期查處的四起省部級干部腐敗案件，我們可以看到廉政建設和治理

腐敗的嚴峻形勢。對此，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高度關注廉政建設，從政府內部治理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角度看，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式，讓社會和民眾參與到廉政建設中來，發揮他們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是未來廉政建設的重點方向，也是實現公共治理的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