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階段市場經濟對精神文明建設的負面影響及解決途徑

現階段市場經濟對精神文明建設 的負面影響及解決途徑

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是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精神文明雙元互動的前提，也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成功的現實需要。

（一）市場經濟對精神文明的負面影響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處于發展初期，新舊體制轉軌未全面完成，市場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市場運行法律尚不健全，市場秩序尚不完善。市場經濟本身的弱點和消極因素會反映到精神生活中來，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集中反映在思想道德建設方面，使思想道德領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不健康的、甚至是腐敗的、丑惡的現象。

1、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容易導致極端個人主義

市場經濟通過市場來實現商品的價值，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追求最大利潤是商品生產者的最終目的。這樣，市場經濟一方面有利于調動生產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導致一部分人為了片面追求個人利益而陷入極端個人主義，從而導致社會責任感和良知的弱化、萎縮直至完全喪失，出現見利忘義、不擇手段地謀求私利等丑惡現象。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只講個人利益，不講他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只顧個人需要、不顧他人需要；只要個人自由、不要組織紀律，為了個人私利，制造假冒偽劣商品、弄虛作假、坑害人民、損害國家。個人私欲的膨脹會滲透到道德生活里面，如果這種利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演繹成一種基本生活方式，一種處世哲學，就將泛濫于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會開來極其嚴重的后果。

2、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求利性會誘發拜金主義

市場經濟是一種交換經濟，它通過物與物的交換來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把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轉變為商品交換條件下的人對物的依賴關系，市場經濟中人依附于物，受物的主宰，必然會在一部分人中產生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貨幣作為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被人們當作支配一切的力量來頂禮膜拜。認為金錢至上，金錢是萬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就是拜金主義。拜金主義是一種扭曲的價值觀，它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作是純粹的金錢關系，把金錢看成是經濟生活中的鐵律，看做是社會的發動機，當今中國社會出現權錢交易，濫制假冒偽劣產品等消極丑惡的現象以及一部分人的“主義不要緊，只要高工薪”，“一切為了人民幣”的價值追求，都是拜金主義的表現。而社會上也確實有一部分人喪失了人格的尊嚴，成為金錢的奴隸。拜金危害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它使一部分人喪失了人格的尊嚴，成為純粹的自然人和經紀人。另一方面，它又會導致整個社會的信仰危機。物質富裕、生活舒適不能代替精神上的無聊和不滿。著名經濟學家羅賓遜給現代人以這樣的警告：僅僅知道關心利益的社會，肯定是要覆亡的。那里，掙錢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成為成功的主要尺度，深深的危機就潛居其中。

3、市場經濟所構成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價值取向，容易導致享樂主義的滋長 市場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脹，致使享樂開始滋長起來。使得一些人從重視經濟效益和物質、財富走向極端功利主義、感性享樂消費主義，進而陷入腐化墮落而不能自拔。“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享樂主義價值觀就是只要物質享樂不要精神追求的典型。我國部分農民受“小富即安”心理影響，一旦解決溫飽或小有積蓄就減弱生產積極性，更忽視變革性和創造性，轉向注重安排消費生活；城鎮部分企業家、個體戶在生產、經營中獲得較高的收入后，就變為“及時行樂”；黨政機關部分干部為了追求物質享樂而貪污侵吞公款、以權營私；都市部分年輕人為了追求時髦、新潮，不愿奉獻，只圖一時、短暫的快樂等，都是享樂主義的人生目的和人生價值觀的表現。享樂主義使人們專注物質利益的擁有，忽略精神價值的追求，失去了對生命的終極關懷。

綜上所述，無論從什么角度看，市場經濟確實有可能產生雙重社會道德效應，即積極的社會道德效應消極的社會道德效應，而且這雙重的社會道德效應都可以在市場經濟根底處找到它的根源，也都與市場經濟自發的功利性價值取向和個體化價值有關。對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的一定程度的認可與重視，固然是人類一次革命和歷史進步，但由此走向極端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感性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道德虛無主義，就意味著走向道德上的“墮落”，意味著諸多現代化社會病的產生。所謂“窮得只剩下錢”、“精神上無家可歸”，還有“不要廉恥”、“丟失良心”、“除了我，一無所有”等等，便是走向上述各種寫照。

（二）精神文明建設沒有及時到位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市場經濟固然是一種功利型經濟，但同時也是一種道德經濟，它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離不開道德基礎和主體道德精神的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的社會主義屬性更要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道德建設的保證，應當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道德建設有了長足進步和發展，對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相對于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而言還有相當距離，正是因為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新型道德建設還沒有及時到位，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1、應有的義利觀沒有確立導致了單純的謀利動機和不擇手段的謀利行為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個體物質利益得到了倫理道德上的合理性認可。但當這種對個人利益追求最大化的原始沖動失去了應有的道德控制而發展到了放肆無度的時候，謀利就成了經濟活動的唯一動機，自然使經濟主體失去了應有的社會責任感。經濟發展會喪失來自主體方面的人文動力或精神動力的支持，也會使經濟活動失去應有的基本理性和必要的秩序條件，喪失只需效率，最終失去市場經濟繁榮和發展的持久性。缺乏有效的道德控制會導致市場主體不擇手段的逐利行為。表現為不把致富與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科技投入、加強管理等結合起來，而與賄賂、欺詐、投機和掠奪性開發等聯系起來，通過各種超越正常經濟手段和不道德手段來掠取資源、占有市場、聚斂財富，對市場經濟的順利健康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使資源和財富不是流向有利于國家和人民、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而是流入所謂“流氓致富”者的口袋，這嚴重地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經濟正義感和職業責任感，挫傷了人民群眾投入市場經濟、大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破壞了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阻礙了市場效率的發揮；造成了生態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直接影響市場經濟和民族經濟可持續發展；會造成一種錯誤的價值導向，引導人們不是把精力才干和資金投向真正的創業當中，而投到非法經營、商業投機、鉆法律和政策的空子，甚至直接破壞法律、敗壞道德、妨礙經濟組織的完善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造成投資環境的惡化，使不少投資者望而卻步，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資金動力。

2、缺乏權利意識，使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難以保證

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行，需要市場主體的形成及其經濟權利得到普遍尊重和有效保護。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市場主體身份，主要包括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公有產權主體和各種形式的私有產權主體。這兩種性質的市場主體產權制度已經建立進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和普遍尊重，但制度上的確立和人們觀念意識上的肯等并沒有同步，事實上出現了兩種情況：一是公有財產成了一些人以各種名義和方式進行轉移、占有、分割的對象；同時，私有產權的市場主體也往往受到超卻經濟因素的干擾和各種偏見的不公平的歧視。另外，市場主體應有的經濟權利如交易的自由選擇權也往往受到影響，現實中存在著各種形式的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契約關系。這些對待產權和交易自由權等經濟權利的道德問題，對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構成了多方面的危害：它妨礙了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完善及其作用的發揮，阻礙了公正合理的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確立；弱化了經濟的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影響了人們以自己的投入和努力即可換取自己的收益的現代經濟倫理理念和基本道德精神，打擊了創業者進行投資、創新和努力經營的積極性，致使經濟領域城里出現了“搭便車”或“無票乘車”現象。

3、缺乏道德觀念，導致社會 “信用不足”

由于目前精神建設沒有及時到位，尤其是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建設力度不夠，經濟活動中做假、賣假等行為相當突出，社會“信用不足“問題相當嚴重，這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危害很大，它抑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需求，增加了投資風險，壓抑了整個社會的投資創業欲望，影響了資源的合理流動，降低了資源配置的優化效果，嚴重損害了民族經濟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良好的國際形象，影響了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使市場經濟的開放性及其作用難以發揮。

（三）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若干途徑

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促進雙方的良性互動，必須重視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適應問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建設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積極作用，不斷增強人們的自主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正確運用物質利益原則，在實踐中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二是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必須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抓住時機，鞏固已有成果，加強薄弱環節，積極探索新形勢下道德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在內容、形式、方法、手段、機制等方面努力改進和創新，把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1、必須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指導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全面貫徹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重在建設，以人為本，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全社會大力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主要內容是：要堅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為著力點。

2、適應社會主義經濟要求的道德建設，要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

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必須為之服務，要人們實踐實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要求，大公無私、勇于奉獻，甚至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無疑反映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先進性要求，但是一概以此為標準來進行道德建設，必然違反道德建設的自身發展規律，道德水平是與社會經濟基礎、發展水平及人們思想覺悟相適應的。現時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成分、分配方式呈多樣性，市場經濟不發達，文化建設落后，所以，根據這種現實狀況，道德建設必須有針對性，要提出、制定適應現階段人們思想特點和水平、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具有現實可行性的道德準則和規范，據此要求和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切忌脫離實際、超越社會發展階段和人們的思想水平向全體社會成員提出過高的道德要求，使道德理論流于空談，道德規范脫離實際，導致道德教育蒼白無力和社會道德規范虛化。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應該體現多層次結構，這樣才是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才是符合現階段人們思想特點和水平的。

3、加強適應社會主義要求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體系的建設

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通過倡導新的道德觀念、制定新的道德規范，建立新的道德秩序，規范、引導人們的社會經濟行為，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制造良好的社會道德氛圍，同時要從倫理道德上確認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范和要求，并用社會主義道德原則進行引導和改造。

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基礎、政治制度的客觀要求，既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又是一種新的倫理道德觀的核心。在新時期，對為人民服務應有全新的理解，為人民服務不僅是對黨員干部的要求，對先進分子的要求，也是對廣大群眾的要求，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鼓勵了人們的積極性，又不使道德建設流于口號和形式。

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原則，是調節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的重要原則。堅持集體主義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要求。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呢？首先，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當兩者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利益；其次，在強調并保證集體利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同時強調集體利益必須充分尊重公民個人的合法利益，并依法保護公民的個人利益。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基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的經濟運行方式，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本身就體現了社會效率，而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必然追求效率，所以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是重視和追求效率的。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也反映在這一點上，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觀實際上是道德觀的組成部分，如勤勞、互助、守時等美德，無一不蘊含著效率“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已成為新時期人們所推崇的道德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大力倡導效率觀的同時要把效率和公平觀有機結合起來。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會或者喪失其價值合理性，或者喪失穩定的社會環境的保證而不可能健康順利地發展。

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充分的競爭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競爭意識和觀念，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建設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正確對待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樹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競爭觀念，競爭固然是排他性的，但競爭主體間也具有共存和共處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競爭，應當是能促進全社會生產力健康發展的理性、文明、規范、有序、有效的公平競爭。競爭觀念和準則不應是將市場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戰場”，將對手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而應將市場看作賽場，將對手視為共同開發市場的競爭伙伴。

誠信作為基本的道德范疇，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每個時期人們都極為推崇的道德觀和規范。在加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建設中對誠信要有如下幾個認識：首先，必須高度認識誠信觀念和原則的重要意義，全力打造“誠信社會”。我們一定要站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貫徹落實“以德治國”方略的高度上，充分認識堅持誠信價值觀念的重大意義。其次，要充分認識到中國傳統誠信觀與現代社會誠信觀的區別。傳統誠信觀是以小農經濟、血緣經濟為經濟基礎的，缺少開放性和時代性，強調人身依附，現代誠信觀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不僅局限于對親人、熟人、小團體、小地區，而且要求對全社會都要做到誠信，他指向所有的契約關系。再次，要認識到誠信不僅表現為經濟領域中應有的觀念和必須堅持的原則，也表現為個人道德和社會公德。打造誠信社會要從自身做起，從身邊做起，鍛煉個人誠信品德，社會的誠信度是由每個社會成員的誠信言行提供的，你需要社會和他人的誠信，就得首先向社會和他人奉獻誠信。

4、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評價體系和道德監督機制 被喻為“道德法庭” 的道德評價體系，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起著導向的作用，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舊觀念沖突、新舊利益調整、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人們思想錯綜復雜，不少人的是非善惡評判模糊不清的情況下，這種作用更為明顯。社會迫切需要通過道德評價來幫助人們認清應該贊成什么，反對什么；提倡什么，譴責什么；容許什么，限制什么。通過各種輿論工具，形成以講道德為榮，不講道德為恥的扶正祛邪的強大道德輿論氛圍，使身體力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人受到社會輿論的大力肯定和褒揚，使背離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行為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和譴責。建立和完善道德監督機制，也是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尤其是加強對企業或法人經濟行為的道德監察和監督，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或法人的敗德行為往往比自然人的敗德行為對社會和他人構成的危害更大，所以在大力提升全社會道德素質的同時，加強企業或法人的經濟活動的道德約束尤顯重要和緊迫。為使企業或法人在合乎法律、合乎倫理的范圍內謀利行事，除了需要正常的教育和引導外，必須加強對其經濟行為的監察和監督。在操作上，除需進一步加強政府機構、司法結構、新聞媒體的監察監督外，還可以考慮在各級人大或政協成立專門的道德委員會，對企業或法人的經濟行為進行道德上的審查、評價和監督，也可以成立經濟行業的道德委員會或道德協會，負責制定行業道德規范和指導企業制定自己的道德規范，同時經常性地對具體企業遵守道德情況進行觀察、記錄、評估和發布，及時發現問題，提出警告或公開批評，把有違道德的可能消滅在行為之前，改變事后的批評性監督和避免哪里出事哪里堵的被動局面。

第二篇：三峽工程對地質的負面影響

三峽工程對地質的影響

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電樞紐工程，具有防洪、發電、航運、供水等綜合效益，但同時三峽工程對地質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三峽工程與地震

水庫誘發地震由于水庫地應力和構造地，應力疊加以及水庫地震能量和構造地震能量疊加而誘發產生。水庫誘發地震因素復雜, 其形成機理及發生發展過程尚難準確控制, 發生時間、空間及強度更難預測預報。主震發震時間一般與水庫蓄水密切相關。蓄水早期地震活動與庫水位升降變化有較好的相關性。較強地震活動高潮大多出現在第一、二個蓄水期的高水位季節、水位回落或低水位時。但發震時間也無一定規律性,。從國內外水庫誘發地震統計資料看, 誘發地震的發生概率隨著壩高、蓄水深度和庫容的增大而明顯增高。由于水庫誘發地震震源較淺, 與天然地震相比, 具有較高的地振動頻率, 較高的地面峰值加速度和震中烈度;但極震區范圍很小, 烈度衰減較快。

三峽庫區可劃分為結晶巖、碳酸鹽巖和碎屑巖三種主要巖類。結晶巖類分布于庫首黃陵結晶地塊內,為前震旦系變質巖和侵入其間的花崗2閃長巖體, 巖體完整性好, 斷層多已膠結, 巖體透水性微弱, 產生誘發地震的可能性很小。碳酸鹽巖分布于干流廟河至白帝城庫段及烏江、嘉陵江、大寧河等支流中。強巖溶化碳酸鹽巖有利于誘發巖溶型地震。碎屑巖主要分布于秭歸、巴東、巫山等向斜及白帝城以西廣大地區, 為中上三疊統和侏羅系的砂、泥巖, 不利于誘發水庫地震。三峽庫區屬弱震區。水庫附近曾經發生的最大地震為1979年秭歸龍會觀5.1級地震, 距庫邊約6 km。其巖性為碎屑巖類巖層, 蓄水后不易誘發地震。綜上所述, 三峽工程除了壩高和庫容屬有利于產生水庫誘發地震的因子外, 其他條件均不利于誘發較強的構造型水庫地震。三峽水庫已初步形成, 隨著蓄水位逐步升高, 庫容加大, 發生誘發地震的可能性也將加大。必須加強對三峽水庫誘發地震的研究、監測及預報, 預防地震及地質災害, 確保工程建設及運行安全, 構建和諧社會, 確保長治久安。

二、三峽工程與滑坡

三峽地區多高山丘陵，沿山的耕地多集中在古滑坡堆積體上，人類的居住點也集中在這里。三峽庫區滑坡，有三大誘發因素。第一是降雨，其次是人類活動，第三是水位的波動升降。三峽庫區暴雨、洪水頻發，三峽大壩壩址附近為堅硬的花崗巖地質結構，其余多以碎屑巖、碳酸巖為主要地質結構。數千年來，峽江兩岸的人們就把居民點建在相對穩定的崩塌、滑坡堆積體上。在這里人們生存繁衍，耕種捕魚。在這樣土壤較為肥沃、地勢較為平坦的崩塌、滑坡堆積體上，逐漸積淀為獨具特色的“三峽滑坡文化 ”。有數據統計，自1982年以來，庫區發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達70多次，其中規模較大的就有40余次。

三、三峽工程與泥沙、水位

當三峽水庫形成后，受水勢變緩和庫尾地區回水影響，泥沙必然會在水庫內尤其是大壩和庫尾淤積，長江上游河流所攜裹的除了泥沙，還有顆粒較大的鵝卵石，在三峽大壩筑起后將極難排出，會造成堵塞，并向上游延伸，進而影響重慶。

在三峽蓄水至135米后，有人發現從大壩到庫尾之間的水位落差多達34.7米，遠遠超過了工程論證報告認為的0.4米，因此擔憂重慶可能會在三峽完全蓄水后被淹沒。

四、其他影響

1、水庫浸沒

水庫蓄水使水庫周邊地帶的地下水壅高，引起土鹽堿化、沼澤化等次生災害的現象。地下水壅高可使管水抬升，當其上升高度達到建筑物地基或農作物和木的根系，且持續時間較長時，將產生浸沒問題。浸可使農田作物減產，工礦企業和民用建筑物地基條件化而損壞，礦井涌水量增加，鐵路、公路發生翻漿、脹，有時還影響水庫正常蓄水位或壩址的選擇。

2、水庫淤積

水流進入庫區后,由于水深沿流程增加，水面坡度和流速沿流程減小，因而水流挾沙能力（見河流泥沙運動）沿流程降低，出現泥沙淤積。水庫淤積是一個長期過程。一方面，卵石、粗沙淤積段逐漸向下游伸展，縮小頂坡段，并使頂坡段表層泥沙組成逐漸粗化；另一方面，淤積過程使水庫回水曲線繼續抬高，回水末端也繼續向上游移動，淤積末端逐漸向上游伸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翹尾巴現象，但整個發展過程隨時間和距離逐漸減緩。最終，在回水末端以下，直到攔河建筑物前的整個河段內，河床將建立起新的平衡剖面，水庫淤積發展達到終極。終極平衡縱剖面仍是下凹曲線，平均比降總是比原河床平均比降小，并與舊河床在上游某點相切。

在庫區，淤積減少有效庫容，影響水庫調節性能和建筑物的正常運用。在水庫上游河道，淤積抬高河床，使河道水位升高，坡降和流速減小，河槽過水能力降低，增加了防洪困難，河水位抬高還會引起兩岸地下水位升高，導致土地鹽漬化；在水庫下游河道，在水庫淤積并攔截泥沙時期，水庫下泄清水，下游河床由于沖刷而普遍下切，水位隨之下降。這將產生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不利于大壩和沿河建筑物的基礎，使沿河引水工程的運用發生困難，使下游橋梁基礎埋深減少；另一方面，可以使水電站的尾水位降低，能增加水電站出力、使下游水深增大而流速減小，有利于河床的穩定和通航。

3、水庫滲漏

水庫滲漏是指水庫蓄水后，庫水沿巖石的孔隙、裂隙、斷層、溶洞等向庫岸分水嶺外的溝谷低地滲漏。可分為壩區滲漏和庫區滲漏。水庫滲漏減低了水庫效益，有時并引起鹽漬化、沼澤化等現象。庫區滲漏可在鄰谷區引起新的滑坡，或使古滑坡復活，造成農田浸沒、鹽漬化、沼澤化，危及農業生產及村舍安全。

三峽大壩的修建有利也有弊，要正確的看待工程建設帶來的影響，運用科技的發展把不利因素帶來的影響降低到最低，促進社會的發展。

第三篇：行政合同糾紛解決途徑

行政合同糾紛解決途徑

瀏覽次數：2205次懸賞分：10|解決時間：2008-10-23 15:20 |提問者：不想練功

行政合同糾紛解決途徑有哪些???

最佳答案

任何一種違約行為都可能引起合同糾紛。對于合同糾紛，當事人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和解、調解、仲裁、訴訟。

1.和解。和解是由爭議各方根據合同約定的違約責任和各方實際情況，自行協商而不需通過司法程序解決糾紛的方式。和解是糾紛常見的解決方式。但由于和解協議缺乏的法律約束力，有些人可能會出爾反爾，使和解結果成為一紙空文，延誤了糾紛的有效解決。

2.調解。調解是由爭議各方選擇信任的第三方居中，就合同爭議進行調解處理。調解通常是以各方互諒互讓為原則進行。此方法解決糾紛的可能性較和解大一些，但由于調解協議與和解協議一樣不具有強制性效力，也使得糾紛的解決難盡人意。

3.仲裁。仲裁指爭議各方根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糾紛發生以后達成的仲裁協議，將爭議提交法定的仲裁機構，由仲裁機構依據仲裁規則居間進行居中調解，依法做出裁定的方式。當事人不愿和解、調解或者和解、調解不成的，可以根據仲裁協議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并可根據生效的仲裁協議申請強制執行。

4.訴訟。訴訟是解決合同爭議的最后方式。是指人民法院根據爭議雙方的請求、事實和法律，依法做出裁判，藉此解決爭議的方式。當事人沒有訂立仲裁協議或者仲裁協議無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四篇：三農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三農”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摘要】

“三農”問題就是“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目前，中國的“三農”問題是我們在奔赴“中國夢”的路上必然會遇到的問題，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我們必須把它重視起來，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去解決。雖然“三農”問題是全球普遍的現象，但是解決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三農”問題不會像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那樣棘手，這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民人口數和中國一樣達到9億，也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民人口比例像中國那樣高達三分之二。

【關鍵詞】三農新農村建議中國夢

一、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在經濟、金融、科技、教育、國防以及文化建設方面有了重大的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國際地位日益凸顯，在重大的國際事務中，我們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滋生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等等。這些問題就是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城市居民和農民所處的經濟環境不同而產生的。“農民問題、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就是三農問題。當今，舉國上下為實現中國夢而不懈努力，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中國夢，解決“三農”問題是非常關鍵的。本文就關于“三農”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并對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提幾點建議。

二、“三農”問題簡介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三農”問題獨立地描述是指廣大鄉村區域，只能以種植、養殖生產業為主，身份為農民的大部分國民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問題。系統的描述是指21世紀的中國，歷史形成二元社會中，城市現代化，二、三產業發展，城市居民的殷實，受制于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后的問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一)農業問題

建國以后，我國歷來高度重視農業問題，作了很大的努力。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率先改革，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的方針，經過20多年，先后取得了1984、1990、1996和2004年四次農業特大豐收。1996年農業特大豐收，糧食總產超過一萬億斤，其它主要農產品也大豐收，中國的農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此改變了糧食和主要農產品長期短缺的格局，形成了常年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新格局，較好地解決了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所以說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了，因為我國的農業可以保證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可以保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可以說我國用占世界近9％的耕地，供養了占全球近21％的人口。目前世界總人口達到65億，中國是13億多，已經不足21％。因此，我國“三農”問題的基本狀況是：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了，但農村問題、農民問題還沒有解決。

(二)農民問題

農民眾多，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質低下，貧窮落后是我國農民的幾大問題。世界上的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勞動力是減少的，農民是減少的。但是我國工業化了60年，農民反而越來越多。13億人口，9億農民，因此，農民眾多是一個大問題。關于受教育程度，2004年有個統計：城市居民與農民的學歷狀況相比較，城市居民的高中學歷是農民的3.5倍，中專為16.5倍，大專為55.5倍，大學本科為281.55倍，研究生為323倍。當年，10000個農民中，只有2個本科學歷，而在10000個居民中則有563個，可見農民受教育程度之低，受此影響，文化素質低下就理所當然了。據2005年的統計：2003年，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共103617.3億元，其中農戶儲蓄18177.7億元，占17.5％，人均1986元。⑤而城市居民戶存款85439.6億元，人均22677元，相差10多倍。收入方面，從1978年到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從不到3：1增加到超過了3:1，而且還以較高的增速擴大。

(三)農村問題

農村是以農民為主聚居的社區。國際上的現代化國家，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初期，一般都是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等到城市化搞起來了，工業有了一定的積累以后，反過來，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提高農民收入，興辦社會事業，搞好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把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好。如農村的道路、電訊，農村的地下排水等，基本上與城市沒有什么差別。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在中國卻不是這么回事，包括水利、道路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依靠農民自己籌資出力出地建設的。農村修路是自己出地、自己出工、自己買炸藥，等到道路建好后，卻收歸交通部門管理。農村、農民用電，變壓器、電線和電線桿子都需要自己出錢買，建好以后卻都屬于電力部門，而且電力局照樣收電費。盡管現在國家通過改革把電價降下來了，但這對農村、農民來說仍然是不公平的。當前我國的政策，對城市和居民是一套政策，對農村和農民是另一套政策。其根據就是所謂的戶口制度，如果是農業戶口是這樣一回事，如果是非農業戶口則是另外一回事，這就是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是“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格局。這些年，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分割的格局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有的還越來越嚴重，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最后的結果是城里的建設是一個樣，農村的建設卻又是另一個樣。這些問題總的來說有收入消費差距懸殊，農村勞動力就業困難，農村教育、醫療資源匱乏，水平落后，社保不健全，以及農村基礎社建設不到位，尤其是農村住房問題非常嚴重。

從上述存在的這些城鄉差別的狀況看，農村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是我們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城鄉分治，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而還沒有進行應有的改革的結果。說到底，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存在著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

(一)將解決“三農”問題提升為黨和政府的戰略性目標

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國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中國農村雖然有局部的繁榮，但在國際和國內市場經濟的雙重擠壓下，中國農村處在破產的邊緣，孕育著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層會議和政策舉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領導集體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領導集體面臨的問題和擔負的任務與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們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東西”。這其中，對“三農”問題的態度引人關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報》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溫家寶的文章《為推進農村小康建設而奮斗》。這篇文章是溫家寶在1月7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以看出“三農”問題在新領導集體整個施政戰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種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這次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特別重視，胡錦濤、溫家寶以及曾慶紅、黃菊、李長春都出席了會議，顯示了中央領導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程度。會議

文件對“三農”問題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稱其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首位”、“加強農業基礎地位”。

(二)深化體制改革，給農村建設注入新動力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提出了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三農”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焦點問題。在如此的大背景下，要著力推動現行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財政制度的改革。因為戶籍制度不合時宜，改革戶籍制度能夠使農民有進城當工人、當市民的權利，恢復農民本來有的國民待遇。對于土地，要通過改革，建立起給農民土地經營權有長期保障的體制。土地承包權也是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能侵犯，保護基本農田是我們的國策，要落到實處。1994年財政體制的基本特點就是財權事權不相稱，對欠發達、不發達地區的縣鄉太不公平，是造成目前縣鄉村三級機構巨額債務的主要原因，所以財政體制也需要改革。

(三)推進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推進城鎮化與建設新農村，是中國現代化戰略布局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的大趨勢，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有序轉移農村人口，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加快農村發展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今后相當長時期中國始終會有數以億計的人口在農村生活，進城務工農民相當一部分還會“雙向流動”，必須建設好農民的家園。要協調推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合理把握城鎮化的速度，積極穩妥引導農村人口轉移。使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與新農村建設相協調，努力形成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相互促進的局面。

(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統籌城鄉發展，必須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縮小城鄉基礎設施差距。很多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屬于公益性事業，各級政府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中，切實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斷加大投入力度。但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由政府全包下來。必須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引導他們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國家財政也要通過直接補助或“以獎代補”給予鼓勵。公共服務方面，國家應該加大投入力度，在上述“深化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切實保障國家財政下撥款項落到實處，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加強反腐工作，防止公款被挪用、濫用或者中飽私囊。基礎設設施建設著重確保農民的住房、醫療、教育受到充分的重視，住房問題是大事，一定要及時完成危房改造，保證農民生命財產安全；公開保障房的分配程序，最大限度確保保障房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和透明；及時幫助家庭貧困的農戶修建住房，將扶貧款花到點子上。醫療方面，農村的鄉鎮醫療機構設施不健全，專業醫療人員缺乏，各級政府應該適度向農村醫療機構傾斜輸送一批有經驗、有技能的醫療隊伍，提升農村醫療機構專業水平。教育方面，與醫療同樣，向農村輸送重點高校畢業生作為教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解決教育資源不平衡的問題，切實提高農村教育水平。

四、結束語

一方面，解決“三農”問題，迫在眉睫，因為解決“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迫切需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解決“三農”問題，任重道遠，因為中國農民人口之多在世界上史無前例，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關

鍵轉型期，中國地域廣袤，民族眾多，文化多樣，氣候不一，所有這些都會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難點，但是中華民族歷來自強不息，不管有多困難，中華兒女都會為之做不懈的努力，相信通過幾代人的奮斗，我們終將會實現全民皆富，社會和諧的夢想。

參考文獻

[1] 汪玉琦：《中國現代化與三農問題》，《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006年4期第21～24頁

[2] 陸學藝：《當前農村形勢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006年4期第7～21頁

[3] 張和清：《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農村問題與農村社會工作》，《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2年8期第175～185頁

[4] 韓俊：《農民工市民化與公共服務制度創新》，《行政管理改革》(京)2012年11期第19～24頁

第五篇：我國現階段腐敗特點及解決對策

我國現階段腐敗特點及解決對策

學號：108263010235姓名：黃鏡元 當前我國的腐敗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錢收物的“硬腐敗”發展為接受各種服務、旅游出國等“好處”的“軟腐敗”；由個人撈錢的“小腐敗”上升為集體福利、揮霍公款的“大腐敗”；由內資企業的“內資腐敗”發展為外資企業參與商業賄賂的“外資腐敗”；由一人出事的“單案”擴大為一揪一串的“窩案”。具體來講，腐敗現象具有的特點是：

其一，群體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腐敗案發后牽涉人員達160余人；“慕馬腐敗大案”涉案人員達142人；湖北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牽出領導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書記周光全被判處無期徒刑，隨著周光全的被查處，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黨政官員受到免職處分或被判刑，這些被處理的官員都有著向周光全行賄以謀取利益的“不良記錄”。可以說，一些腐敗敗露后，往往引發所轄地區官場的“大面積塌方”。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員眾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喪失黨性原則，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三是在經擠上互相利用，結成了利益共同體。

其二，高官化。近年來，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央紀委、監察部查處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貴州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劉方仁，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山東省委原副書記、青島市委原書記杜世成，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等一批高級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據公開資料統計，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間，共有35名副部級以上官員落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紀委發布消息，通報了對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處理結果，決定給予陳紹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海外媒體對此評價稱，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級以上官員被集中查處，彰顯出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繼查處了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李堂堂的問題。12月份查處了中國移動集團公司的黨組書記、副總裁張春江的問題。2009年全年落馬的省部級（含副部級）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額化。腐敗涉及的金額巨大，動則就是上千萬甚至上億元。2009年已經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國企企業家犯罪涉案金額累計達34.0466億元，人均涉案金額高達l.0982億元；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人共計貪污、受賄9.3273億元，人均貪污、受賄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12.9387億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億元。

其四，期權化。“權力期權化”交易的是一種“權利”，其不直接涉及錢物，因而形式和過程隱蔽，相互兌現往往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職、分給股權、優厚待遇等。腐敗分子進行權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業、促進發展”為借口，即使損害國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價”遮掩，過程隱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職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對象和內容都較為隱蔽。“權力期權化”改變了腐敗獲利的時間和方式，為腐敗分子手中的“權力資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變現可能。它可以是權力享受權力回報，在離職前安插親信或選定“接班人”，為自己遙控權力作打算；可以是權力享受資本回報，在位時為企業牟利，辭職或退休后到企業“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資本享受權力回報，利用在位時積累下的“活動能量”換取企業股權或創業資本。這樣，不僅可以為自己預留“出路”、“退路”，還可以“封妻蔭子”，由受益方資助親人子女出國留學或提供創業資本。如廣東省原高級法院院長麥崇楷就為其子換取了數百萬的企業股權。

其五，潛規則化。從文化上看，我國是一個宗法倫理社會，血緣觀念極強、法制觀念薄弱，這種特定的文化觀念也為腐敗行為的發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國文化中有很多消極的因素是滋生腐敗的條件，如“潛規

則”文化在官場中流行，很多行為規則不公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諸于世的規則，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國文化中有一種消解制度的傾向，在現實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另外，還有“圈子”文化，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進了班子還要進圈子，進班子不進圈子等于沒進班子，進了班子不如進圈子，進了圈子不進班子等于進了班子。入圍的干部爭寵，不入圍的干部被剔除，這種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數干部去遵從新的游戲規則。從追求庇護到跑官買官，并按照這一游戲規則所提供的激勵機制來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使正直的干部越來越難以生存。

二、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的戰略對策

（一）擴大黨內民主的實現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設來推動反腐敗的深入

1.在全國縣市逐步實行以下制度：（1）黨代會年會制。縣市黨代會由過去的五年召開一次，改為每年召開一次。黨代會年會的主要任務是聽取和審議縣委、縣紀委工作報告和縣人大黨組、縣政府黨組、縣政協黨組的書面工作報告；討論和決定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對縣委委員的工作進行評議。（2）黨代表直選制。黨代表由過去的間接選舉改為競爭性直選。過去的縣級黨代表候選人，一般是由黨組織提名或推薦，在基層黨員代表會議上，按照很少的差額甚至等額選舉產生。實行直選以后，黨代表改由黨員直接提名、個人自薦報名，通過預選按得票多少確定候選人，縣級領導干部也必須通過提名參加預選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的差額必須達到30％以上，由所在選舉單位的黨員直接投票產生。（3）黨代表常任制。黨代表的任期與本屆黨代會的屆期相同。在任期內，黨代表享有在大會期間的選舉權、審議權、重大事項決定權、質詢權、提出罷免案權、評議權以及閉會期間的學習培訓權、調研視察權、提出意見建議權等權力，充分發揮黨代表的作用。（4）評議制。在黨代會年會上，黨代表要對縣委、縣紀委領導班子進行評議，按照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三個等次無記名投票表決；對“三個黨組”的工作報告要進行評議，確認報告是否通過；縣委委員向黨代表述職，黨代表對縣委委員進行評議，評議分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四個等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評議結果作為考核縣委委員工作的重要依據；屆中，還須對縣委委員進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為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三個等次。評議結果在代表大會上公布，對不滿意票超過30％的領導班子，必須寫出書面整改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認真整改并及時向黨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學的常委會議事規則和制度，保證黨內決策的民主化。必須盡快制定標準的常委會議事規則和相關制度。規則包括：界定常委會需要討論的重大事項的范圍與確切內容；書記與副書記、常委之間關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討論權的保證制度；常委會議事的具體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敗。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監督作用，發揮人民代表的職能，推進反腐敗工作。如2006年通過的《監督法》創設了在人大閉會期間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進行審議的制度，這一制度增加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活動監督的主動性和經常性，保證了各級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重大問題和重大事項上的決定權。

（二）加強選人用人的制度建設

1.完善初始提名權制度。要提高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必須科學合理地規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實現“由少數人選少數人”到“由多數人選人、在多數人中選人”，為此要做到：（1）明確范圍，保證初始提名推薦人員的廣泛性，科學界定行使初始推薦提名權的人員范圍。（2）規范程序，強化初始推薦提名權的制度安排。四個程序：一是組織部門制定發放《干部選拔任用初始推薦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職位，做到群眾知情。二是制定發放《干部選拔任用初始推薦提名表》，實施署名推薦，實行責任追究。三是執行資格雙審，嚴把入口關。對照職位資格條件，對人選進行資格初審。四是綜合分析結果，確定考察對象。

2.建立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要求，逐步實行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必須負責地寫出推薦材料，填寫干部推薦說明書并署名，經組織（人事）部門審核后，按照規定程序進行民主推薦，得不到所在單位多數群眾擁護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3.實施“考任分離”制度。“考任分離”制度就是將干部的任用從時間和空間上分割開來。考察時不任用，任用時不需要再考察。這一制度的好處：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風險，對在公開選拔中一時難以把握的人選，可以先“放一放”，通過工作實踐作進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開選拔的成果。對在公開選拔中成績突出、綜合素質較高但因職位所限未任用的優秀人員，可先納入領導干部人才庫，在適當的時候再予以任用，這既充分利用了公開選拔成果，又節約了人才開發成本。三是留出了對干部進行全面考察的時間。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通過掛職鍛煉等多種方法對擬用人選進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反腐敗工作。從90年代中期開始，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反腐敗標本兼治的新思路：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正式確認了這一思路。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他還明確提出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加大腐敗行為的犯罪成本，從而減少和抑制腐敗。凡是腐敗現象叢生的地方，必是腐敗行為成本低廉、“效益”豐厚的地方。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刮起的腐敗之風大有越演越烈之勢。腐敗犯罪的低成本、低風險狀況，在客觀上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不良作用。腐敗行為低成本、低風險的成因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法紀松馳、懲處不力；其次是檢舉機制不完善，腐敗行為難以暴露；第三是無追究相關機構和人員的引咎制度。

4、把先進技術手段引入制度建設，以減少腐敗現象發生的機率。加快“電子政府”建設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達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隨著“政府上網工程”及相關系列工程的實施，只要有一部上網電腦，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項工作。“電子政府”的出現，將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與公眾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為“機機交往”，從而減少腐敗的發生機率。利用網絡系統，讓貪官“上網”，使腐敗者身敗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員會”創建的網站成為印度人次數最多的網站。該站公布了88名涉嫌貪污腐敗的高級官員的名字。同時，還建議有關部門對其違法行為立案調查，依法懲處以平民憤。印度政府調查人員已據此逮捕了7名高級官員。這一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