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訴辯式”審判方式與現代司法理念

“訴辯式”審判方式與現代司法理念

蹇澤勇 粟偉

論文提要：“訴辯式”審判方式是現行審判方式的代表，形成于特定的法制環(huán)境，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判方式。在現代司法理念的推動下，“訴辯式”審判方式吸收了傳統(tǒng)審判方式中折射出的優(yōu)良品質，蘊含著豐富的現代司法理念，承載著現行審判方式進步的成果。現代司法理念是人們對法治社會的普遍性期待，“訴辯式”審判方式在與現代司法理念的磨合中創(chuàng)造性地積聚著經驗規(guī)則。但帶有惰性的制度有時會滯后于時代，司法獨立制度的不健全，就是制約“訴辯式”審判方式發(fā)展的癥結。關 鍵 詞：“訴辯式”審判方式 現代司法理念 全文約7500字

一、“訴辯式”審判方式的概念

審判方式是審判工作的一般方式或方法，除有的主要環(huán)節(jié)由法律直接規(guī)定外，大部分均屬審判實踐中長期形成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規(guī)則，有一定程度的可選擇性和創(chuàng)造性。現行審判方式有不同提法，常見有“辯論式”、“控辯式”、“抗辯式”和“訴辯式”幾種。“辯論式”強調當事人辯論權利，僅此一點，不能體現現行審判方式的概貌。“控辯式”常見于刑事審判方式，“控”是公訴機關職權，給人提起公訴前就已定性的感覺，有先入為主之嫌。對此，應把公訴機關理解為代表國家行使訴權的一方，只是“公訴”而己。“抗辯式”體現了審判方式的對抗性，主要用于刑事審判方式。“抗”不僅體現訴訟活動中雙方的“對抗性”，更容易使人理解為檢察機關的“抗訴”職能。因抗訴為法律監(jiān)督權，體現的是強勢部門權力的張揚，與“辯方”明顯不平等。“訴辯式”將“訴”、“辯”對稱并列，體現了訴訟關系中訴方與辯方的平等性，“訴”與“辯”的行為，體現了對立雙方共同推動訴訟進程的主動性。比較而言，“訴辯式”審判方式的用語更貼切地表達了現代司法理念。具體地說，“訴辯式”審判方式要求在相關法律、制度的規(guī)范下，以訴訟參與人為主體，由法官引導，圍繞案件事實進行陳述，對相關事實當庭舉證、質證、辯論，并可提出適用法律的理由或建議，以明確雙方的是非責任，在此基礎上由法官認證，公開裁判理由和結果。“訴辯式”審判方式在民事訴訟中表現的現代法價值更充分，是整個訴訟程序完成所運用的審判方式總和，也包括各種審判經驗和技巧運用。現行審判方式是以“訴辯式”為代表的審判方式，是現代司法理念的實證性載體。

二、“訴辯式”審判方式的發(fā)展回顧

傳統(tǒng)的審判方式以“馬錫伍審判方式”為代表，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基層攜卷辦案，作風親民、便民、利民。馬錫伍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保護弱勢群體，以平等的態(tài)度待人，是司法為民的最好注釋，至今仍是當今法官學習楷模。但主動包攬訴訟的模式已不合時宜，法官實際上超出職權范圍，代行了當事人的訴權，嚴重損害了司法中立、公正的理念，具有濃重的職權主義色彩。長期沿襲的“糾問式”審判方式就是堅持職權主義的典型。審判人員接受案件后，攜卷調查，走村串巷，尋找知情人，收集證據。把證據材料綜合起來后，向有關領導匯報，共同分析案情，接受指示，查漏補缺。有時一件離婚案反復研究多次，認為案情基本清楚了，才組織當事人調解。久調不成后，才決定正式通知開庭。審理時，還會整理一個詳細的提綱，記錄著要糾問當事人的具體問題。“糾問式”審判方式對審判工作行政化管理，審判人員無獨立性，審而不判，判而不審，職責與權利錯位，對裁判錯誤經常落實不到承擔責任的人，錯案追究形同虛設。由于無正當程序規(guī)范的有效約束，審判實踐中濫權現象嚴重，案件審理無法保證公正與效率。

改革開放帶來司法理念的進步。現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保持中立，司法公正，審判獨立，訴訟活動公開、民主，且富有效率等，是對現代法的價值要求，推動了審判方式改革。現行三大訴訟法已形成體系，以法的形式，確立了現代司法理念，促進了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判方式蓬勃發(fā)展。“訴辯式”審判方式的形成，以司法解釋《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guī)定》的頒布為時間界點，標志著現行審判方式在現代司法理念的引導下，全面走向進步。

三、“訴辯式”審判方式中的現代司法理念

“訴辯式”審判方式要求當庭陳述、舉證、質證、辯論，強調當庭認證，公開宣布裁判理由和結果，就是落實公開審判制度，將審判活動置于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發(fā)揮司法民主，促使法官保持中立，保證司法公正。在此，“訴辯式”審判方式發(fā)散的理性是現代司法理念的結晶。

“訴辯式”審判方式強調公開審判，改變了“法官攜卷調查”的活動方式，實行直接開庭審理案件。當事人舉證在法庭，道理講在法庭，是非責任分清在法庭，使開庭審理不再完全流于形式。公開透明，打破了審判工作的神秘色彩。訴訟活動的公開性，使單獨接觸當事人成為不正當行為，阻斷了對法官行為的“合理性懷疑”，保持司法中立是法官職業(yè)要求。公開審理是發(fā)揮庭審功能的重要保證，為落實審判活動公開制度，審判機關強化自身管理。有一種征詢對法官意見的制度，在有些地方的審判工作中施行，將法官在訴訟活動中應該做到的工作或涉及違法違紀的事項制作出表格，在受理案件和通知當事人應訴時發(fā)給當事人。如果對法官有各種意見或建議，當事人或其它利害關系人都可以向指定的相關部門反應，由特定部門在必要時限內予以反饋。一方面，通過法官職業(yè)道德教育，提高法官自律能力，避免暗箱操作，保持審判活動的廉潔性；另一方面，堅持審判活動中公開透明，必須接受訴訟參加人和旁聽公民監(jiān)督，發(fā)揚司法民主，促成司法公正。

當庭陳述是查明案情的開始階段，是整個庭審的基礎。法官不再糾問，一問一答，而是讓當事人圍繞案情自主陳述。實行交叉詢問方式，在各自陳述事實后，一方當事人還有不清楚的問題，如需要對方說明的事實，向審判人員請示后，可以向對方提問，要求如實回答。法官認為案情還有不明了的，也只能要相關當事人補充陳述。筆者親臨庭審現場，不再聽到糾問的語詞，先聲奪人的語氣。法官如是發(fā)問：有如下一些事實需要原告方（或被告方）補充陳述??，原告方（或被告方）聽清楚沒有？得知聽明白，才告知“請你發(fā)言”。當然，被要求回答的人也可以保持沉默，或明確表示不回答。只要保證了當事人充分陳述的權利，法官不會再追問。實際上，法官也完全沒有必要糾問，糾問會給人以壓迫的感覺，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和訴訟權利，是司法民主的要求，法官對此并無難題。當庭舉證、質證、辯論是庭審功能發(fā)揮作用的關鍵。“訴辯式”審判方式與傳統(tǒng)審判方式最明顯的分野是舉證要求的變化。現行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guī)定了當事人舉證原則，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法官越職代行訴權成為過去，攜卷調查已是非常行為。回歸審判的位置，法官不再以損害中立地位為代價，隨意為一方當事人服務，司法觀念的變化使陳舊的傳統(tǒng)習慣不再視為當然。司法制度的發(fā)展，帶來了審判資源的有效運用，堅持了私權自治的理念，符合司法民主化要求。同時，我國法律沒有放棄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對訴訟能力缺乏的弱勢當事人可提供適當救濟，以體現公平正義。《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guī)定》對依職權收集證據的條件和相關事項有明確規(guī)定，但設制在有限的范圍，目的在于慎重地運用職權，以保證司法公正為限度。在此還特別規(guī)定依職權收集證據同樣要經過庭審質證，法官為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在法庭上沒有特殊性，其證明力和有效性均面臨著對方的質疑，舉證不能的風險仍然存在，且為相關當事人承擔。當事人不能因舉證原因帶來的訴訟風險，轉嫁于法官調查不力或認為法官不公正，因為舉證不再被錯誤地認為是法官的審判職能。弱化對法官職權的能動性，是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必要，符合審判權行使時顯被動性的規(guī)律，有利于限制職權濫用，保持司法中立。當庭舉證就是要舉證活動在開庭審理程序中公開進行，既使庭下進行證據交換后，也不能裁剪當庭公開證據的程序，這是證據合法使用的要求。當事人一般都比較重視舉證，有句俗語：打官司，就是打證據。當事人依賴舉證明確自己的事實和理由，是決定自己能否勝訴的關鍵。法官聽證時，讓當事人充分舉證，這是審判工作中繼承下來的好傳統(tǒng)。當庭質證是當事人通過對對方證據質疑，試圖否定對方的證據的有效性和證明力。法官引導訴方與辯方進行辯論質證，以明確雙方是非責任。訴辯互動的質證方式改變了過去法官對訴訟證據提問，質問當事人以尋求案件真實的做法。現在由當事人互相質疑，說明自己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和適用法律的理由所代替。只有通過當事人質證后的證據才是定案依據，不再由法官簡單出示雙方證據，作一些說明了事。辯論貫徹訴訟活動始終，但在訴訟程序的辯論階段是當事人對案情帶有終局性的觀點和理由，將是當庭認證的出發(fā)點，法官更注重保護當事人充分辯論的權利，不會隨意打斷或限制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發(fā)言的自由。在此，法官的作用在于推動訴方與辯方展開辯論，做引導工作，適度提示和啟發(fā)當事人自行圍繞爭議焦點辯論。法官不再陷入辯論的泥潭，成為辯論的一方，失去中立地位。此舉容納了當事人在訴訟對抗中的主動性，使當事人感覺到程序權利被充分尊重，能夠通過自己正當努力達成案件事實的明朗，有力地增強了人民群眾對審判工作的自信心，正是“訴辯式”審判方式的精髓所在。

當庭認證、裁判是當庭舉證、質證、辯論的必然要求；只有真正做到當庭認證、裁判，才能使當庭認證、質證、辯論有實際意義。“訴辯式”審判方式對當庭認證的肯定具有一定開創(chuàng)性，改變了過去法官只接收證據而忽視論證的做法。現在要求對認識一致的事實做到當庭確認；認識不一致的、否認一方的事實，要明確結論形成的依據，并進行適當的法理闡釋。不便當庭認證的，宣判時也要在裁判中闡明理由，以確保當庭認證較好地落實。同時，“訴辯式”審判方式提高了當庭裁判的要求，不僅要向當事人宣判審理結果，還要宣判裁判理由，有必要時，還會向大眾公布裁判文書。強調當庭裁判的目的在于落實獨任庭和合議庭的職能，實現“審”與“判”的有效結合，促成“責”與“權”的統(tǒng)一，達到減少“暗箱操作”，改變“層層聽匯報”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真正發(fā)揮庭審功能。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法官的職責是以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為己任，努力貫徹司法民主，實現司法公正。“訴辯式”審判方式強調司法效率，審判工作堅持司法為民的宗旨，離不開司法效率的進步。遲到的正義，并非公平，司法理念的更新，帶來了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不再包攬訴訟，放棄了攜卷調查，走村串戶的舊習慣，直接開庭加強了庭審功能。查明事實在法庭，明辯是非在法庭，有效地使用審判資源。審判流程管理把訴訟活動保證在法定的期間完成，現代信息化管理使司法效率進一步躍上新臺階。“訴辯式”審判方式對法官素質提出了新要求，以人為本，法官業(yè)務水平和職業(yè)道德標準都在提高，促進了法官隊伍職業(yè)化的發(fā)展，同樣是司法效率提高的重要保證。

四、“訴辯式”審判方式與現代司法理念的三個關系問題

（一）、“訴辯式”審判方式的制度缺陷與現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獨立

“訴辯式”審判方式是依托現行法律制度而創(chuàng)設的，訴訟活動中必須受法律制度的約束，但法制不鍵全，明顯地影響著“訴辯式”審判方式的進步，象現代司法理念中所要求的司法獨立就表現不充分。司法獨立是一項憲法原則，三大訴訟法均明確了這一具有現代意義的司法理念。實際上，我國司法是不完全獨立的，因審判機關人事、經費受制于地方權力，審判權在行使中常常成為地方勢力的一種，即司法地方化。在審理案件中，如說情的問題，就是不好處理的難題。有事情找關系說情是一種社會習俗，在訴訟活動中誰都回避不了。少數涉入訴訟的說情者，確是擔心案件處理會不公正。要公正而說情，動機只是讓法官更了解自己的案情。司法為民要求我們告知說情者司法是公正的，使之增強對法官的信任和法律的信心，是法官應盡的釋明義務。但大多數說情者是為了更多地獲得利益，而尋求偏袒，他們的行為是不正當的。對此，法官要慎獨，不能受說情者物質、情感誘惑，自覺維護法官中立地位。這要求法官有較高的職業(yè)道德，通過自律防范不正當干涉對司法獨立的沖擊。但在訴訟活動中對地方黨政領導的說情，不是依靠法官自律就能夠克服的，關鍵是司法獨立制度不健全。地方黨政個別領導的指示有時會成為審判工作的風向標，若有“說情”，法律準則能不脆弱。法律監(jiān)督部門濫用職權也是影響審判工作獨立性的原因。事后監(jiān)督不說，他們有時事前指示，事中監(jiān)督，抓住“合理懷疑”的蜘絲馬跡，以“保護干部”的名義行使他們的監(jiān)督權。其實有個別人在居心濫權，大多是因為有隱情罷了，不惜干涉司法正常活動。“保護干部”一說，就夠審判人員緊張了，法官要在訴訟活動中固守中立，堅持公正，就得以身殉法，是要足夠的勇氣和膽識的。在法院內部同樣有一個司法獨立的問題。審判工作至今沒有完全擺脫行政化的管理，審判人員“審而不判”的現象仍有存在，特別是黨政領導關注的案件，被認為社會影響大，強調嚴格把關，至今保留著不同形式的匯報制度。主持庭審的法官知道當庭認證、裁判有困難時，便以“案情復雜”為托詞，告知訴訟參與人，待合議后宣判，審理程序表面看來是合法的。審判工作中的不當匯報制度，使庭審功能弱化以致流產，違反了程序公正。案件審理久拖不決，有時是法官在公正與非公正對抗中的猶豫，隱含法官不惜損失效率而追求實體公正的良好愿望。沒有完備的司法獨立制度是制約“訴辯式”審判方式不斷進步的癥結。司法不獨立，法官在訴訟活動中必然受到各種不正當勢力的干涉。法官要保持中立，維持司法獨立必然步履艱難。司法不中立就會偏袒一方當事人，壓制對方訴訟權利行使，造成司法不民主，違反程序的公正性，最終危害實體公正。現階段，加強法官職業(yè)道德教育，要求法官嚴格自律，促成法官在訴訟活動中自覺抵制不正當干涉，保持中立，維護司法獨立，僅為權宜選擇。但關鍵是司法獨立的理念在制度層面上的落實，使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會是一句空話，為此，任重道遠。

（二）、“訴辯式”審判方式中法官釋明行為的保留與現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中立

法官釋明應作廣義的理解，是法官對當事人進行應訴指導，救濟當事人辯論能力上的不足，引導和協(xié)助當事人就案件事實和相關的證據進行充分辯論。如代為書寫困難的當事人筆錄起訴、答辯的事實理由，解釋法律適用，也包括適當傳授訴訟技巧，象如何舉證，辯論等。

釋明對法官不應是一種權利，其實表現為法官的職責，是法官對特定當事人及其它訴訟參與人的告知義務，對應的是當事人的知情權。釋明行為的保留是對訴訟能力上處于弱勢的當事人的特殊保護。把釋明視為一種職權，法官的釋明行為實有濫用之虞。在我國長期存在不受制約的權力，帶給人們的記憶是太多的不平等，歷史為此作了評注。人們期待著民主與法治，是中國司法的社會環(huán)境。慎權，提防權利的濫用，是現代司法理念應有之義。“糾問式”審判方式之所以被否定，主要原因是法官在訴訟活動中專權而擅斷，剝奪了當事人訴訟權利，不符合司法民主要求。法官釋明行為在程序制度上的適度保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傳統(tǒng)的繼承關系，而是我國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決定的。注重司法實體公正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的司法價值。法官對當事人的釋明義務的保留有著現實意義，在我國弱勢群體普遍存在，他們社會生存能力差，法律意識淡薄，在維護自己權益上，往往處于劣勢。救濟弱者，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本質要求。法官通過正確履行釋明義務，啟發(fā)、提醒當事人充分提供相關證據，清晰地陳述事實理由，最大程度地查明案件事實，使當事人的主張、請求得到了明確的表述。做到重視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請求，有利于減少當事人上訴、申訴，縮短了訴訟周期，避免訴累，也節(jié)約了有限的司法資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司法為民的現實需要。

法官的審判活動是被動的，不應隨意地為一方當事人提供服務，是審判工作的客觀規(guī)律。法官釋明行為必須始終處在中立地位上，做到當庭公開、公正地釋明，而不能搞“暗箱操作”。法官公開、中立地行使釋明職責，保障了當事人雙方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從而保證了當事人能夠充分地參與訴訟。但釋明行為不能沖破司法中立的底線，違反程序的正義性。程序規(guī)范適用的主要任務是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達到有效地扼制法官濫權的目的。只有司法中立，保證程序公正，才能恪守正義。故此，法官釋明應以保持司法中立為適度。

（三）、“訴辯式”審判方式中克服當庭認證的局限與現代司法理念中的程序公正 當庭認證是程序公正的要求，“訴辯式”審判方式強調當庭認證，但當庭認證在庭審活動中是有局限的。認證實際上是對證據的有效性和證明力進行分析判斷的訴訟程序，要求當庭公開進行，將認證過程置于群眾監(jiān)督之下，有利于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使舉證、質證、辯論的過程具有法律意義。同時，當庭認證所形成的公開性的結論，是公開裁判的基礎和要求，沒有當庭認證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開裁判。但當庭認證難以操作，因當事人的辯論貫徹訴訟活動始終，其辯論的事實和理由往往會在對抗中發(fā)生變化，法官只能以當事人最后結論性辯論觀點和理由為依據，分析案情，判斷是非。要求法官對案情復雜、法律適用有爭議的案件所涉及證據，在短時間內作出明確而理由充分的評斷，確實需要較高的業(yè)務素質。排除非法干涉、徇私枉法等不正當因素，法官要保證實體公正，必須有較充分的思考分析時間和場所。庭審中簡單交換意見，合議庭成員不可能充分闡明各自觀點、理由，莊重的審判場所也不便過多地發(fā)表意見，使評議流于形式，結果是審判長獨斷專行。合議庭成員未充分參與評議，削弱了庭審功能，違反評議制度中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不符合程序公正的本質要求，往往帶來實體結果的不公正。

堅持當庭認證，保證程序公正，有賴于審判工作方法的運用。庭審中當庭舉證、質證后，不急著對證據的實質結果表態(tài)，先做一些準備工作，對雙方質證的觀點進行歸納總結。法官可如是說：對原告及其代理人（或被告及其代理人）提供的某某證據，被告方（或原告方）有異議，認為怎么樣??。將不同觀點整理歸類，并強調本庭記錄在案，這一點不要忽視，表明法官對不同意見的尊重。接著逐一詢問原告方（或被告方）法庭歸納是否正確。雙方對歸納觀點要補充或認為自己觀點需更正，可再次發(fā)言。完畢后，可宣布休庭。在此期間，對己質證的有關證據的有效性和證明力進行充分地評議。待恢復庭審后，對證據當庭認證，即闡明對有關證據肯定的理由，說明不采信的原因。上述審判經驗的運用，能夠避免評議活動的隨意和簡單，同時做到了審判工作公開透明，保障了訴辯雙方的訴訟權利，較好地反映了程序公正的現代司法理念。

五、結語

“訴辯式”審判方式在中國特定的法制環(huán)境中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審判工作方法，是對現行法的貫徹執(zhí)行，也是審判實踐中工作經驗的凝聚，蘊含著豐富的司法理念，承載了現行審判方式進步的成果，是現行法的實然性反映。現代司法理念是人們期待法治的理想狀態(tài)，要求審判獨立，司法民主、公正，訴訟活動公開，法官保持中立，審判工作富有效率等。先進的理念為人們廣泛接受，總是在前拉動著帶惰性的制度走向進步。“訴辯式”的審判方式就是在現代司法理念推動下，對傳統(tǒng)的審判方式“揚棄”的產物，是一種具中國特色的審判方式。

參閱書籍

1、王柏山、宋純新主編《辯論式審判方式操作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劉友、宋純新主編《新刑事審判方式操作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3、張文顯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篇：現代司法理念與法官思維方式

論文提要：世界許多法治國家的成功經驗證明，現代司法理念可以說是探求法治路徑的基石。在涉及法院審判主體改革的法官職業(yè)化進程中，同樣必須以樹立現代司法理念為先導。法官思維方式的與時俱進無疑是法官職業(yè)化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法官踐行現代司法理念的內在要求，本文從法官思維方式概念及現存問題的分析入手，來論證現代司法理念語境中，法官應具有的思維方式及特點。

全文共6288字。

如果說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居于指導地位的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 思想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2001年最高法院肖揚院長提出要樹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獨立、文明”的現代司法理念，則可以說是我國法治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這一要求的提出，彌補了前期法院各項制度建構和改革理念準備不足的缺憾。同樣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僅在低層面上推進，而未注意到系統(tǒng)改革的跟進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帶來的效用正在逐步減弱。最高法院提出的《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yè)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應時出臺，這涉及法院審判主體改革問題，屬于諸項改革的關鍵之處，屬“點睛之筆”。因為在各項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維方式的準確定位，無疑是法官隊伍職業(yè)化的重要一環(huán)。筆者擬從法官思維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對當前法官思維方式現狀及原因的分析，進而探索現代司法理念語境中，法官應具備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問題，并借拙文為法官隊伍職業(yè)化建設工程添一磚瓦。

一、法官思維方式的概念

先來了解一下思維的定義。所謂思維，一般意義上應該指依照邏輯推理來觀察、認識、判斷的客觀事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并以語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現。

目前許多學者分析論證時往往將法官思維方式與法律思維方式等同起來，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因為法律思維方式，可以說是最近幾年才被我國法理學理論界學者從西方法學引進并加以闡述的概念，它是指人們在長期法律實踐過程中，隨著對法律品性認識的不斷提高，系統(tǒng)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漸形成的法律思維方法。可以說，法律思維的形成是法制（治）進化的標志，因而它要求人們使用法律思維方式來理解法律規(guī)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實。說到底，它就是現代司法理念語境中，職業(yè)法律群體的科學思維方式。法官思維方式則是指法官在行使國家審判權的過程中，為了公正、公平地處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邏輯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種思維定勢，它的踐行主體是法官，并不涵蓋法律職業(yè)群體，這類思維方式會隨著法官個體因素的不同、法官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異，是一種不斷發(fā)展和變化著的法官這一特殊群體的思維方式。

二、當前法官思維方式的誤區(qū)及原因

記得有位學者說起過這樣一個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審理老年夫婦離婚案件時遇到一個難題，如果嚴格依法判決，房屋只能判歸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頭無家可歸。女法官腦海里想起自己是優(yōu)秀黨員、“三八紅旗手”，于是決意將房屋一分為二判給兩方當事人。這樣的判決，在許多媒體或者老百姓眼里，無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決，甚至許多法官也會支持或同意這樣的判決。然而這其中也折射出當前我國法官的思維有一種平民式的實質性思維傾向。這里所謂實質性思維，又稱實質主義思維，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內容、目的和結果，而輕視法律的形式、手段和過程，也表現為注重法律活動的意識形態(tài)，而輕視法律活動的技術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實，而輕視法律內的邏輯。與其相對的是形式主義思維。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第一，在法律與情理關系上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為本”思想為指導來分析處理案件，其斷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則是“法本原情”、“原情論罪”，使每個案件的處理在規(guī)則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慮了事實的個別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與法律字義面前，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則作為依據，運用簡約、樸實的平民化而非職業(yè)化語言，依靠直覺的模糊性思維，而不是靠邏輯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違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規(guī)定也可以。這是反形式的思維。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釋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據目的需要進行“超級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傾向，把民意作為衡量判決公正與否的重要標準。而這種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實體輕視程序。傳統(tǒng)法官對糾紛的解決首先考慮實體目標，而非程序過程。

對上述我國法官思維方式存在的誤區(qū)，究其原因，筆者認為：

首先是泛倫理化思維方式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受五千年儒家文化倫理思想影響的國家，古代中國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倫理道德為基礎的和諧秩序，而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主要是一種倫理關系。把政治理解和構造為“倫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構造為倫理型法律。泛倫理化的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古代的法律實踐。并延續(xù)至今，道德倫理觀念可以說在每一個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導致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思維方式的泛倫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所謂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問題）都僅僅從政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思考并提出解決辦法。這里所說的政治立場、觀點和方法，是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定勢化的政治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這種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對法律理論和實踐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不僅支配著很多人對法律性質、任務的認識，而且對國家法律體制的構造、司法機關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風、司法人員的選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響。譬如，在對法律的性質的認識上，強調法的政治性質，而忽視法的其他屬性；在對法治的認識上，之所以強調法治，是認為法治是實現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務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獨立自存的價值；在解決問題

第三篇：“馬錫五審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摘要：“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突出特點就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作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精神內涵是應當發(fā)揚廣大的，但是，“馬錫五審判方式”所折射出的群眾路線、大眾司法能否成為具有普適價值的司法理念?這個問題值得認真思考。封捧兒“婚姻申訴案”所體現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似乎更加適合于“熟人社會”，更加適合于簡單案件。

關鍵詞：“馬錫五審判方式”；司法理念；封捧兒“婚姻申訴案”

中圖分類號：df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4

馬錫五主持審理過若干案件，其中華池縣封捧兒的“婚姻申訴案”、曲子縣蘇發(fā)云兄弟的“謀財殺人案”、合水縣丁丑兩家的“土地爭議案”，等等，都堪稱“馬錫五審判方式”中的經典案例。本文擬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典型個案之一封捧兒“婚姻申訴案”為分析樣本，反思“馬錫五審判方式”所蘊含的司法理念。

一、也許更加適合“熟人社會”

馬錫五受理封捧兒“婚姻申訴案”后，先向當地區(qū)、鄉(xiāng)干部詳細詢問實際情況，又了解當地群眾的看法，最后親自征求了封芝琴的意見。查明案情后，馬錫五率華池縣司法處的干部，召集當地群眾舉行案件的公開審判會并公布查明的事實。封彥貴屢賣女兒，張金才等人糾眾搶親情況屬實；征求封芝琴意見時，她表示愿與張柏結婚；征詢在場群眾意見時，在場群眾一致認為，封彥貴屢賣女兒，擾亂婚姻法，應受處罰。張家黑夜搶親，傷風化，礙治安，應受處罰。在這里我們看到，“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特點就是群眾路線。從受理封捧兒“婚姻申訴案”到具體的調查取證，再到最后的公開審判大會，這樣的過程似乎使得馬錫五的審判過程更加具有權威性和公正性。群眾的意見在封捧兒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們不禁要進一步地追問，司法為民的理念是否就一定要表現對具體個案的審理過程為群眾所左右呢?應當承認，在當時的陜甘寧邊區(qū)，民事法律體系很不完善，常常需要按照習俗、習慣來解決具體的民事糾紛；況且封捧兒“婚姻申訴案”本身就和當地的婚姻習俗有著密切的關系。1928年，封彥貴把封芝琴許與張灣村居民張金才的次子張柏為妻，定下“娃娃親”。1942年6月，封彥貴見女兒長大，其時聘禮大增，遂企圖賴婚，并試圖教唆封芝琴以“婚姻自主”為借口，提出與張家解除婚約，但封芝琴并未受其引誘。封顏貴后來又以法幣2 400元及銀幣48元的彩禮將封芝琴暗中許與華池縣城壕川的南塬的張憲芝之子(筆者掌握的文獻中未記載此人姓名)為妻。訂“娃娃親”、封彥貴的賣女行為本身就是當時當地的婚姻習俗的生動反映。在沒有完善法律：法規(guī)的情形下，馬錫五就只能盡可能地以調解方式來化解糾紛。而這里，馬錫五為了彌補當時法律規(guī)定的不足，將社情輿論、民風民情作為審判的依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即使承認制定法及其相伴隨的國家機構是現代社會所必需，我們也不能因此誤以為現代法治必定要或總是要以制定法為中心。社會中的習慣、道德、慣例、風俗等社會規(guī)范從來都是社會的秩序和制度的一個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構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為當時的陜甘寧邊區(qū)司法資源缺乏、社會流動性較弱，是個典型的“熟人社會”。像封捧兒這樣的主動追求婚姻幸福的個案絕對是十分罕見的。從封捧兒“婚姻上訴案”的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這點。

1943年3月，封芝琴經人介紹初次見到張柏，二人雖未當面說話，但姑娘心中暗自愿意與張柏結婚。不料封彥貴于是年4月復以法幣8 000元、銀幣20元及布4匹的彩禮將女兒另許慶陽縣新堡區(qū)朱壽昌為妻。張金才聞訊后，糾集20余人，于是年5月16日夜闖封彥貴家，將封芝琴搶回與張柏成婚。封彥貴為此控告于華池縣司法處，該處判決：張金才搶婚處徒刑6個月，張柏與封芝琴的婚姻無效。封、張兩人均不服判，分別上訴隴東高等分庭。隴東分庭未對案情詳細核查即作出了二審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封、張兩家不服二審判決，了解案情的群眾也對分庭判決感到不理解。由此看來，“馬錫五審判方式”中所蘊含的群眾路線似乎有個前提，即它應當是以人員構成相對穩(wěn)定、相對簡單的“熟人社會”為基礎的。試想，若是在社會成員流動較大、社會成員構成相對復雜的“陌生人”社會中，了解案情的群眾又會有多少?關注案件審判的群眾又會是多少?“馬錫五審判方式”所折射出的群眾審判理念又會有多大的普適價值?我們應當注意，“馬錫五審判方式”是歷史的產物，是適應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的，就其審判的群眾路線理念而言。對于“陌生人”社會很難適用。在“陌生人社會”中，必須依靠明確的規(guī)則，以實體性規(guī)則和程序性規(guī)則來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轉。因為在“陌生人社會”不再具備馬錫五當年所面臨和熟悉的鄉(xiāng)情民意，社會的流動性加強。“來自人口方面的變遷，不僅是社會變遷的重要方面，而且也對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情景中堅持以群眾路線來指導審判恐怕十分困難。

二、也許更加適合簡單案件

從封捧兒“婚姻申訴案”可以看出，這一案件是相對比較簡單的。涉案當事人不外乎封彥貴、封芝琴、張柏、張金才等。案件事實也比較簡單，主要為“買賣婚姻”和“搶婚”等事實。案件也主要涉及民事領域。所以，馬錫五才有可能在受理案件后，先向當地區(qū)、鄉(xiāng)干部詳細詢問實際情況，又了解當地群眾的看法。而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大量糾紛發(fā)生的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法官不可能每件案件都到現場收集證據，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法官到現場開庭，絕大多數情況只能“坐堂問案”。從經濟學上講，只有“坐堂問案”才是最有效率的。現代社會中的糾紛往往呈現復雜性和多變性，而解決復雜糾紛，就要求辦案法官具備更為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的素質，要求案件的審理遵循嚴格、規(guī)范的庭審程序，要求法官處于中立的地位，審理案件首先要講究形式化，在此基礎上追求最為公正的審判效果。審判的形式化是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的基本保證和體現。同時，封捧兒“婚姻申訴案”的審理過程被廣為流傳的另一個原因就在于該案采取的是公開審判的形式。大會查明案情后，馬錫五率同華池縣司法處的干部，召集當地群眾參加案件的公開審判大會，公布查明的事實。公開審判大會的形式似乎對提高群眾的守法理念、法律意識有一定的幫助，但這樣的審判方式從司法效率的角度來講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只有公開審判大會的形式才有助于確立、伸張法律的權威?答案是否定的。

對“馬錫五審判方式”作如下評價也許是合適的：在局部的文化場景中，它仍然具有合理性，因為司法不能脫離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而獨立存在；但是，著眼于社會改革與發(fā)展的目標，隨著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法治進程的逐步加快，這一方式也必將會被揚棄一它蘊含的司法民主理念應當獲得提升，因為任何一個國家要實現法治，均旨在為民眾 實現公平正義，決不是要人為地在人民面前樹立一個威權；但是，一味追求所謂實體公正而輕視正當程序的傾向也應當被克服，這是由于程序正義價值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獨立性決定了裁判者絕對不能為了達到正確的裁判結果而不擇手段，而必須通過公正的法律程序實施實體法或者實現實體正義。而隨著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社會分工愈來愈細，法律活動的專業(yè)化、技術化程度也在加強，這是現代法治的本質要求。

內容決定形式，而形式同時又對內容具有反作用。司法的審判過程應當體現司法為民的理念，但這種理念絕不是簡單地等同于要求涉案當事人或人民群眾參與到司法的審判過程中。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性要求在對案件的審判工作形式上要排除一切外界干擾，實現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從而樹立法律的權威。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是，“作為職業(yè)法官，他的基本角色規(guī)范應當是與裁判案件有關的法律規(guī)范，但在遭受來自權力結構規(guī)范、文化規(guī)范與社會生活規(guī)范的角色沖突后，有關的法律規(guī)范就成為法官判案考慮的主要因素而非惟一因素。有時甚至連主要因素也排不上。”封捧兒“婚姻申訴案”中，馬錫五以公審大會的形式來進行案件的審理似乎將法律的神圣性和權威性建構在一種大眾的意志之上，而這恰恰是馬錫五式審判與現代法治原理背道而馳的表現之一。

司法審判應當體現人民性，但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來作為斷案的依據是值得商榷的。這樣做不利于法治觀念和法治精神的培養(yǎng)，對其適用應當有著嚴格的條件性，馬錫五在封捧兒“婚姻申訴案”中成功地運用了走群眾路線的司法理念，但這并不能證明這種審判理念在現實社會中就是較佳選擇；相反，馬錫五式審判所蘊含的司法理念可能在當今導致現實弊病：這種方式給地方保護主義和“民憤”提供了“合理性根據”，鼓勵人們以自己局部的正義和公平的感性判斷來干擾法律的統(tǒng)一實施，以“鄉(xiāng)理”對抗“國法”，使得“集體無意識”反映到了法律活動的過程中，法律不再是統(tǒng)一的、確定的。以這種邏輯演進的沖突將會導致社會治理成本的急劇增加，甚至阻礙社會的發(fā)展。

封捧兒案“婚姻申訴案”之所以被作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經典案件被廣為宣傳，還有藝術加工的成分。封捧兒“婚姻申訴案”取得的巨大的社會反響與當時高層的重視有關。邊區(qū)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在1943年12月20日接見并專門聽取馬錫五關于辦案經驗的匯報后，稱贊說：“你不只是個好專員，還是個好審判員”，“你為司法工作創(chuàng)造了好經驗”。1944年1月6日，林伯渠主席在《邊區(qū)政府一年工作總結》的報告中要求：“提倡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以便教育群眾”。毛澤東主席在1944年3月5日寫的《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一文中，談到機關干部工作作風存在的問題之后指出，我們的機關中“也有好的首長，如馬專員會審官司，老百姓說他是‘青天”’。在延安，版畫家古遠創(chuàng)作了木刻《馬錫五調解婚姻糾紛》，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陜北民間藝人韓起祥將這個經典案例編成說唱本《劉巧兒團圓》。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當時重慶的《新華日報》以“一件搶親案”為題做了相關報道，稱贊解放區(qū)司法制度。全國解放后，“劉巧兒”“婚姻申訴案”又被拍攝成電影在全國放映傳播，對于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宣傳貫徹新《婚姻法》起到了良好的輔助作用。封捧兒“婚姻申訴案”經過藝術的加工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案例。

但當我們把這些外在的“包裝”一層層地剝離去的時候會發(fā)現，“馬錫五式審判方式”是市民化、大眾化、簡單化的代表。在這種情形下法官和旁聽的群眾的角色分工已不明顯，甚至沒有必要區(qū)分了。法官直接從人的內心和歷史傳統(tǒng)中發(fā)掘出“活的法律”并適用這種法律，每個人都是審判的參與者，都以自己的感性自由地參與“法律表演”，但以此種形式進行的審判到底能夠走多遠?到底能夠具有多大的普適價值?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法官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在司法審判過程中，法官決不再是日常生活中個人，而是代表法律的法律人；他不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他不再是狂熱的，而是冷靜的；他要進行的不再是評論，而是判斷。而這種轉變就是通過法庭這么一種莊嚴肅穆的場所和一套繁文縟節(jié)式的程序來達成的。但是，當法庭這一莊嚴肅穆的場所中的言行被群眾的社情輿論所主導時，法官還何以可能作出客觀、公正的審判?封捧兒“婚姻申訴案”中所折射出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司法理念又具有何等程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呢?

三、結語：“在路上”尋求普適的司法理念

走群眾路線作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精神內涵是應當發(fā)揚光大的，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就不可能有司法活動。但是“馬錫五審判方式”所折射出的走群眾路線的大眾化司法能否成為具有普適價值的司法理念?能否與司法職業(yè)化、司法公正等一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司法理念?這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封捧兒“婚姻申訴案”啟示我們，尋求普適的司法理念是一項“正在路上”的工程。

第四篇：談現代司法理念與審判監(jiān)督

一、現行審判監(jiān)督機制存在的缺陷

（一）監(jiān)督主體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權威性和效力

審判監(jiān)督與審判監(jiān)督程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審判監(jiān)督的含義、內容和范圍比審判監(jiān)督程序要廣泛得多。根據憲法和訴訟法的規(guī)定，法院的審判活動，除了法院內部監(jiān)督外，還存在黨委、人大的個案監(jiān)督、檢察機關的個案監(jiān)督。法院內部的監(jiān)督包括法院院長的監(jiān)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jiān)督和本院自身的監(jiān)督，以及對檢察機關抗訴案件的監(jiān)督。僅就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監(jiān)督而言，其審判監(jiān)督的任務，也并非僅僅通過審判監(jiān)督程序來實現，還包括了依照第二審程序審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復核、核準案件，以及通過司法解釋、批復、總結審判經驗教訓等方式進行業(yè)務指導等。各種監(jiān)督主體通過受理申訴，以不同的方式對法院作出的裁判進行監(jiān)督。這樣，一方面，監(jiān)督者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評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發(fā)生爭議，往往造成久監(jiān)不決，使裁判的權威和效力得不到體現和落實。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監(jiān)督體系是復雜的。如果把司法狹義地理解為法院審判的話，那么，法律監(jiān)督體系還是完備的：上有上級法院的審判監(jiān)督（二審，指令再審或者提審），下有當事人的制約（上訴、請求抗訴、申請再審）；前有檢察院的專門監(jiān)督（抗訴），后有當地黨委的監(jiān)督（召開公檢法聯席會討論案件）、人大的工作監(jiān)督（質詢、評議、審查工作報告）；內有本級院長的監(jiān)督（提起監(jiān)督程序），外有群眾輿論監(jiān)督。上下前后內外的監(jiān)督不可謂不周全，然為何依然不公？關鍵在于上述監(jiān)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沒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審法官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訴發(fā)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難案件逐級向庭長、院長、乃至上級法院請示匯報，其結果自然使院長、上級法院的監(jiān)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檢察院對一個判決是否抗訴往往規(guī)定了嚴格的條件，按照司法實踐中的說法，沒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訴，這就導致專門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監(jiān)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對法院的一般工作監(jiān)督由于太過宏觀，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計劃，由法院先寫好工作報告，再給人大審查。這種監(jiān)督往往浮于表面，沒有深入其實質。由此可見，盡管監(jiān)督之網看起來相當嚴密，但在實際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執(zhí)行，致使錯案冤案層出不窮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當事人申請通道不暢，弱化了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

訴訟法對當事人的申訴或申請再審的條件作了些規(guī)定，但總的看來，這些規(guī)定不夠具體明確，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規(guī)定的寬泛表面上似乎為當事人申請再審創(chuàng)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實際上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卻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因為按照法律規(guī)定，法院、檢察院均無須征得當事人同意即可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檢察院抗訴的，法院應當再審）。而當事人啟動再審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請再審材料須經法院審查決定立案或經檢察院審查決定提起抗訴。當事人形式上作為再審啟動的主體，其實完全依附于法、檢兩家。這樣，當事人能否能進入再審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檢察院對能否進入再審和進行抗訴具有很大的裁量機動權。

（三）啟動再審程序的隨意性，動搖了司法裁判的穩(wěn)定性

首先，提起再審的條件過于原則。三大訴訟法規(guī)定了法院院長對本院生效裁判提請審判委員會決定再審的條件是認為原判確有錯誤，上級法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的條件也是認為原判確有錯誤，但確有錯誤的內涵是什么？是指刑訴法第204條、民訴法第179條及行政訴訟法第63條規(guī)定的幾種情形還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經法院的再審審理，如何認定確有錯誤？如果在再審前的審查階段就認定了確有錯誤，是否存在先定后審的問題？這些都沒有明確規(guī)定，很容易造成隨意監(jiān)督。其次，啟動再審程序沒有時效和次數的限制。現行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限和次數均未作限制，民訴法第182條、最高院關于執(zhí)行行政訴訟法解釋第73條對當事人申請再審時效限定為裁判生效后兩年內提出，但法院、檢察院依職權提起再審不受此限。同時，按照最高院有關司法解釋規(guī)定，民事案件經再審維持原判的當事人不得申請再審。這種對申請再審時效次數的限制性規(guī)定，一是不完整（意味著未維持原判的仍可繼續(xù)申請），二是法院、檢察院不受此限。這樣，當事人可以反復提出申訴或通過法院、檢察院來提出申請再審，再審程序可以無數次地被啟動，使二年時效限制性規(guī)定流于形式。再次，再審管轄不明，難以終審。我國的訴訟法雖規(guī)定當事人對生效裁判不服，有權選擇原審法院或上一級法院申請再審。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又賦予上級法院選擇原審法院審理，實際上限制了當事人的選擇權，致使絕大多數案件都回到原審法院審理，上級法院提審的情況少之又少。申請再審的案件又由原審法院審理，當事人多有不信任的心態(tài)。同時，交原一審法院再審的案件，還可能會出現新一輪的上訴、申請再審的局面，事實上形成對兩審終審制的巨大沖擊。

（四）再審審理程序混同于一、二審程序，影響法院的權威和法律的嚴肅性

對再審案件的審理適用何種程序，三大訴訟法的規(guī)定是一致的，即生效裁判是一審作出的，按一審審理，原生效裁判是二審作出的，按二審程序審理。這種籠統(tǒng)的規(guī)定顯然未能體現再審的特點，且不符合再審審判的實際情況。因為再審程序在審理對象、裁判方式等方面與一、二審程序是有諸多不同的，將兩者簡單的混同而不對再審程序作特殊規(guī)定，使得法院在審理再審案件時無所適從。

二、審判監(jiān)督制度的重構

（一）建議取消部分再審啟動權

建議修改憲法及三大訴訟法，取消人大和人民檢察院對個案的監(jiān)督權，取消上級人民法院及本院院長對再審程序的啟動權，將再審請求權完全交還給當事人。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申訴認為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的，予以立案審理。

（二）建立界定機制

針對部分當事人濫用申訴權、無理纏訴等情況，堅持提起再審的標準，建立科學的界定機制，變無限申訴為有限申訴。規(guī)定嚴格的再審程序啟動的立案標準，如當事人必須擁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原審認定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或審判程序違法等事項，人民法院才能立案，對案件進行再審，否則，不予立案。

（三）實行復查時限制度

對申訴案件復查，規(guī)定必須在收到當事人申請后三個月內復查完畢，參照審判流程管理辦法，由庭長對復查案件采用催促限期辦結、辦案超期預警等措施，進行動態(tài)管理，加強對復查全過程的有效監(jiān)督。

（四）提起再審和再審審判權應由上一級法院統(tǒng)一行使

由上一級法院統(tǒng)一行使提起再審和再審審判權具有以下優(yōu)點：首先，有利于發(fā)揮審判監(jiān)督的職能作用。原審法院自我監(jiān)督，監(jiān)督者和被監(jiān)督者處于同一業(yè)務水平層次，無從保證再審審判一定比原審審判更加正確，從而在實踐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將正確的案件改錯的現象。正是在這些因素下，由原審法院對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進行監(jiān)督，其監(jiān)督的職能作用不可能得到充分體現。相反，由上一級法院對原審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行使審判監(jiān)督權力，不僅可以破除原審法院因自我監(jiān)督、自我否定而帶來的排斥心理，而且可以消除當地對案件審判的干擾和影響。同時，上一級法院在總體上有一支法律知識更為豐富、業(yè)務水平更為精深的法官隊伍，能夠更加客觀、公正地行使再審審判權。其次，有利于實現再審裁判的公信力。由上一級法院統(tǒng)一行使提起再審和再審審判權，能夠在保證審判監(jiān)督機制有效運行的同時，由于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所固有的權威優(yōu)勢，更容易使當事人產生信服感，從而有利于實現再審裁判的公信力。這樣可以避免本院法官審理再審案件如糾正以往裁判，容易產生的“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有損法院自身形象”、“容易影響與同事間的關系”等不正當現象，也可避免一、二審程序與再審程序的混雜。

（五）加大法律文書改革力度，增強司法裁判公信力

針對過去駁回申訴復查的法律文書說理過于簡單籠統(tǒng)的不足，認真探索法律文書改革，做到“三個加強”，即加強對當事人訴訟理由及請求的表述，加強對事實的分析認定，加強針對性和說理性，著重加強對事實和證據的合法性、關聯性、客觀性的論述，充分運用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嚴密論證，全面反映案件審查的全過程，使當事人真正贏得舒心、輸得甘心。

（六）建立動態(tài)監(jiān)督體制

1、動態(tài)監(jiān)督的基本理念。強化內部監(jiān)督，促進公正執(zhí)法，提高辦案質量，是內部監(jiān)督制度設立的初衷，也是我們開展監(jiān)督工作的指導思想。目前存在的紀檢監(jiān)督和審判監(jiān)督程序監(jiān)督，是一種靜態(tài)的監(jiān)督，作為事后監(jiān)督手段，還應當允許其繼續(xù)存在并發(fā)揮相應作用。但是，監(jiān)督應當從源頭上下功夫，這里有一個科學態(tài)度和科學方法問題。現在有一種傾向，對司法監(jiān)督主要放在了實體裁判的結果上，忽視了對程序問題的監(jiān)督，對如何從源頭上防止錯案的發(fā)生似乎重視不夠。應該看到，當前司法不公正主要是程序不公正，而且多數實體不公正也是由程序不公正導致的。司法公正就如同用秤稱東西，實體不公正說明這個具體物品沒有稱準，它影響的是個案。而程序不公正就等于秤的定盤星沒有定準，定盤星定不準，稱什么都不準，它破壞的是整個機制。監(jiān)督實體事倍功半，只解決個案。監(jiān)督程序解決的是機制問題，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在加強對實體監(jiān)督的同時，應當將監(jiān)督的重點放在對程序的動態(tài)監(jiān)督上。如果說要真正持續(xù)穩(wěn)定地提高案件質量，確保司法公正，那就必須通過建立健全內部動態(tài)監(jiān)督機制，對各審判庭辦理的案件實行動態(tài)跟蹤監(jiān)督，通過監(jiān)督，及時發(fā)現問題，查找原因，切實糾正問題，以有效提高案件辦理質量。這種對案件的督查，不是指導辦案，更不是干涉辦案，而是通過改革案件審理的方式，對案件的辦理情況進行動態(tài)的跟蹤監(jiān)督。這種動態(tài)監(jiān)督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案件辦理情況進行：一是對案件的實體處理情況進行督查，也就是對實體法的執(zhí)行情況進行檢查；二是對案件的各訴訟程序進行督查 ；三是對辦案紀律及文書制作情況進行督查。通過實施動態(tài)監(jiān)督，盡可能實現案件辦理程序公正，盡可能減少錯案發(fā)生的機率，實現監(jiān)督的規(guī)范化和制度化，進而借此實現法院管理的現代化。

2、動態(tài)監(jiān)督的實施主體。筆者認為應設立“一委三部門”的機構作為動態(tài)監(jiān)督的實施主體，一委是指案件質量管理委員會，三部門是指在院長領導下通過研究室、審判委員會辦公室、院長辦公室三個部門來開展工作。這一管理模式實際上是在現有法院內設機構框架內，對內設機構按職能性質進行分工和初步整合，是一種實行分類集中管理的過渡性模式。具體說來，案件質量管理委員會由一名副院長兼任主任，負責案件動態(tài)監(jiān)督的決策、實施和最終對審判庭辦案質量的考評，其他三部門關于案件質量的監(jiān)督工作由其負責指揮。研究室是案件質量監(jiān)督的辦事機構，統(tǒng)一管理立案、審判、執(zhí)行、審監(jiān)、國家賠償等各環(huán)節(jié)的案件質量監(jiān)控管理等程序性工作。審判委員會辦公室作為審判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要發(fā)揮審判委員會的預審機構作用，負責將案件質量監(jiān)督情況向審判委員會作匯報，通過審判委員會議事程序將動態(tài)監(jiān)督落實到案件的實體處理上來。院長辦公室作為院長直接領導的綜合辦事機構，負責綜合文稿、協(xié)調、聯絡、秘書、全院性會務等必須由院長親自掌握的全局性綜合性管理工作，設立目的是將案件質量監(jiān)督和審判研究的部門專門化，與研究室協(xié)調配合抓好案件質量監(jiān)督工作，將案件監(jiān)督的情況及時總結并服務于全院性工作。

3、對動態(tài)監(jiān)督運作機制的初步構想

建立健全動態(tài)監(jiān)督基礎網絡。筆者設想的動態(tài)監(jiān)督基礎網絡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改革確立能夠確保程序公正的科學審判方式，這是實施動態(tài)監(jiān)督的基礎；二是必須創(chuàng)新案件審判流程管理方式，這是實施動態(tài)監(jiān)督的載體；三是及時準確地收集審判運行信息，這是動態(tài)監(jiān)督實施的手段。關于第一方面內容，是實施監(jiān)督目的的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動態(tài)監(jiān)督的目的也就是通過審判方式改革的實施并對其實施有效監(jiān)控從而實現程序公正，最終達到案件高質量審結的效果。關于第二方面的內容，關于審判流程的管理，應采取填寫辦案運行卡的方式，審判流程管理側重在審限管理上，對促進辦案效率的提高發(fā)揮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其一是案件排期、審判過程監(jiān)督管理未納入流程管理，其二是對影響辦案效率的有

些環(huán)節(jié)尚未完全納入管理程序，如案件的移送、上訴和退卷等，其三是對案件質量的管理還存在很多薄弱環(huán)節(jié)，如對庭審質量、合議質量、裁判文書質量、卷宗質量、社會效果質量等還沒有完全納入案件流程管理的程序。因此，要在案件審判流程管理制度的內容和方式方法上創(chuàng)新，形成涵蓋案件審理全過程的效率控制和質量控制相結合的全方位審判管理新格局、新機制。關于第三方面的內容，不少法院已把計算機網絡技術應用到案件審判質量管理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審判質量管理具有具體性、重復性和程序規(guī)范性的特點，所以，適合應用計算機技術手段。從目前一些法院在案件審判流程管理中應用計算機程序的經驗，由于把案件從立案、審理、宣判、執(zhí)行、歸檔全過程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輸入計算機，這就使辦案全過程在網絡上公開化，既便于各級領導隨時監(jiān)督管理，又便于各審理環(huán)節(jié)相互監(jiān)督促進。同時，由于計算機設定的程序是上一個環(huán)節(jié)工作沒有輸入就不能進入下一個工作環(huán)節(jié)，這一方面使案件審理程序更加科學有序，另一方面也把案件審理全過程置于不講情面、不會通融的鐵面無私的計算機控制之下，從而制約審理工作中違反程序的隨意性現象，嚴格案件審理程序，從程序上保證案件的質量。

對辦案庭和辦案人員實施百分考核制。就目前各地法院的審判質量管理而言，雖有填寫辦案運行卡等管理措施，但并未落實到對審判業(yè)務庭和個人的政治目標考核和物質獎勵懲扣上來，這就顯得有些軟弱無力。為提高案件的辦案質量和效率，可以對案件數量、案件質量、審限期、信息報送、卷宗裝訂等各項審判指標進行量化考核。總分確定為一百分，根據各辦案庭實際再細化到案件實體處理結果和審判程序的每一方面。如在案件質量方面規(guī)定：上訴案件改判或按審判監(jiān)督程序審理的案件，無論什么原因，只要改判的每件扣10分，相當于審理10件案件的獎勵分；每發(fā)回重審一件扣20分，等同于審理20件案件的獎勵分數。將錯案降到最小程度，將責任落到實處，改變過去以“匯報案情不全面或曾經向領導匯報過”的理由，而推卸審判人員自身責任的現象。再如卷宗質量和審限期方面規(guī)定：每月定期報結案件后，三日內按報結案件數量向內勤交齊卷宗，每延期一天，每本扣一分，堅決杜絕卷宗丟失現象。未按法定期限審結案件，每延期一天扣一分。期限既包括審限期，也包括各種訴訟文書和法律文書送達期限、上訴案件移送的法定期限等。這種考核方式能夠增強審判人員的責任感，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辦案工作評估的辦法，每名辦案人在案件結案后，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填寫案件考核登記表，對照案件的評估條件，進行自我評定檔次，并把自評結果報本庭室主管領導審定。案件質量評查組，負責對本院各合議庭審結的案件質量進行重點評查、抽樣評查或逐件評查，并負責對各業(yè)務部門申報的考核案件進行審核把關，對與業(yè)務部門意見不一致的案件，都要及時提請院領導決定提請審判委員會研究討論，并把考核結果定期向全院通報。

實施辦案質量預警制。在對往年辦案數據進行分析，并在初步探索辦案工作規(guī)律的基礎上設定預警標準。如：

1、案件臨近審限期；

2、法官有單方會見當事人行為；

3、辦案人員未按期開庭；

4、某業(yè)務庭一段時期的案件審結率下降，等等。預警標準還可以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作相應修訂。對某項辦案指標達到或者超過了預警標準的，案件質量管理委員會將向相關辦案業(yè)務部門發(fā)出預警通知書并報分管院長。有關業(yè)務部門接到通知書后，及時組織調研，對預警的一些問題進行解剖，針對存在問題督促采取相應措施予以解決，并按期提交調查報告。

適當調整行政首長與審判組織的工作關系。在法院內部監(jiān)督對于提高辦案效率、實現司法公正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級法院實施的法院內部監(jiān)督，除了審級監(jiān)督和院、庭長對案件辦理的行政監(jiān)督以及立、審、執(zhí)各環(huán)節(jié)的相互監(jiān)督外，還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紀檢監(jiān)察部門為監(jiān)督實施主體，針對違反審判紀律行為和錯案責任追究而進行的紀律監(jiān)督；另一種是審判監(jiān)督庭通過審判監(jiān)督程序對生效判決實施的法律監(jiān)督。前者是各級黨政部門通用的監(jiān)督形式，后者是針對我國目前審判水平較低較差的狀況而實施的特殊補救措施。不可否認，這兩種監(jiān)督形式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其屬于事后監(jiān)督的局限，對于審判過程的監(jiān)督顯得較為乏力，難以完全實現法院內部監(jiān)督的目的。近年來，各地法院都在積極探索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內部監(jiān)督制度改革，推出諸如大立案、“三二一”審判機制等舉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只是在審判業(yè)務范圍內的中間層次上進行的一些管理機制改革，并未觸及法院工作的整體管理模式。同時，這些自下而上的改革，也難以在更大范圍推廣適用。如何對案件實施有效的監(jiān)督？筆者的建議是在案件辦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均實行多渠道的動態(tài)監(jiān)督，即對案件的立案、訴訟保全、排期、送達、開庭、結案等不同審理環(huán)節(jié)進行跟蹤監(jiān)督、協(xié)調的綜合系統(tǒng)管理。行政監(jiān)督方面，主管院長、庭長、質量管理委員會如何履行職責、開展工作，是理論和實踐中面臨的重要問題。筆者認為，搞好監(jiān)督，必須分清院長、庭長、監(jiān)察部門的審判職責、管理職責。依照法律規(guī)定，院長、庭長是具有雙重身份的人員。作為合議庭、審委會成員時，院長、庭長要依法履行其法律規(guī)定的審判職責，如擔任審判長、主持審委會等。作為管理者出現時，則須履行其管理、監(jiān)督職責，如分配案件，組織合議庭，決定有關人員是否回避，審核法律文書與審判委員會、合議庭決定是否一致并簽發(fā)法律文書，監(jiān)督審限，發(fā)現錯案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等。不少法院推行的充分發(fā)揮院、庭長對合議庭監(jiān)督管理職能的方式，在目前法官素質總體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應該說有積極作用。但是，也要防止有人利用這種方式推卸責任，因為，院長在審批案件時，由于時間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做到逐一閱卷審核證據，如果僅憑承辦人匯報即作出決定，就有可能產生判斷失誤。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應加大合議庭的職權和責任，適當減少院長簽發(fā)具體案件的范圍，這

樣既增強辦案人員的責任心，又使院領導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加強管理。

充分發(fā)揮審判委員會辦事機構職能。目前的審判委員會會務工作，僅為會議通知和記錄工作。要真正發(fā)揮審判委員會辦公室的作用，應該將其作為一個預審機構對待，即對于擬報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首先要對合議庭意見進行分析，并通過閱卷審查等方法，提出對證據認定、適用法律、實體處理的建議，為審判委員會提供可靠的參考意見，將審判庭對案件的審理與審判委員會對案件處理的最終決策很好的結合起來。對于少量疑難案件，可以參照醫(yī)院會診制度，把各庭室辦案經驗豐富和水平較高的法官集中起來，成立兼職的疑難案件咨詢中心，對審判業(yè)務庭和基層法院審判過程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并提供科學的參考性意見。

（七）弱化外部對法院審判活動的不良牽制，強化內部監(jiān)督機制，為杜絕審判工作中出現的各類腐敗現象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是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財政體制。將省高院的主要負責人由地方黨委或人事部門推薦改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黨組推薦，實行省級一下法院的主要負責人由省法院院黨組推薦的辦法。下級法院的主要負責人應主要從上級法院的工作成績突出的優(yōu)秀人才中選拔任用，下級法院中的優(yōu)秀法官任職一定期限后，如上級法院法官職位空缺，可選拔到上級法院任職，逐漸完善實施全國法院系統(tǒng)的人才上下流動工程。實行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垂直領導與業(yè)務指導相結合，逐漸淡化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對法院司法權的影響。創(chuàng)造條件，盡快實現由國務院集中向最高院進行撥款，再由最高院根據實情向地方法院撥款，以供應法院的各項支出，保障法院正常工作的開展。以從財政角度減少或徹底避免地方政府對法院的牽制。充分發(fā)揮中央政權對地方司法審判權支配作用和主導作用，以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有機統(tǒng)一。二是建議取消相關的庭室設置，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將有審判資格的法官集中起來在法院內部設置一個審判大隊。法官的審判業(yè)務不分刑、民、行政等，而是實行抽簽分案制。案件立案以后，在開庭前一日由法官進行抽簽，以確定合議庭成員或獨任審判員的人選。對該人選要求保密，直至案件開庭前一個小時才由后勤人員正式將開庭時間、地點等情況通知合議庭成員或獨任審判員，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與當事人之間在開庭前不良交往行為的發(fā)生。三是建議建立法官腐敗懲治委員會。法官腐敗懲治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嚴懲腐敗法官。只要發(fā)現法官在案件審理中有違法亂紀行為，就對其毫不客氣，堅決將其開出法官隊伍，情節(jié)嚴重者將其送交司法機關嚴懲。做到從根源上杜絕法官腐敗現象的發(fā)生。從機制中讓法官們感到自身生活條件的優(yōu)越，自身職業(yè)來之不易，棄之可惜，又感到腐敗行為后果的嚴重性，即使出現審判中較輕微的不公行為，也將會身敗名裂，在社會公眾之間失去信用力。四是將法官審理案件的透明度放到最大，讓公眾有充分的機會去評案說法。各地法院與當地主要新聞媒體建立固定的聯系。爭取將法官審理的每一件案件的庭審過程均錄下來（不公開審理的除外），在當地新聞媒體上進行報道，使整個訴訟活動的情況家喻戶曉。只有這樣，才能杜絕法官的暗箱操作，防止法官與當事人之間做“桌下文章”。只有這樣，人民法官的威信才能提高上去，當事人對法官的無端猜疑才會越來越少，法官腐敗也越來越沒有了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作者：山東省東營市墾利縣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長 郵編：257500 電話：0546－25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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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牢固樹立現代司法理念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同時提出“社會主義司法體制必須保障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要完成司法體制改革的任務，實現社會普遍的公平與正義這一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根本目標，人民法官必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牢固樹立現代司法理念。

現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中立、司法獨立、司法公正。這三者既密不可分，又有所區(qū)別。筆者就這三個問題分別談一點認識。

（一）樹立司法中立的理念

司法中立是指司法機關對于法律實施過程中發(fā)生的各種主體之間的各種糾紛，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學的司法程序，居中加以解決。由于歷史原因，特別是社會對司法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特有地位缺乏足夠的認識，導致我國目前司法中立尚未全面展現出來。要真正樹立牢固的司法中立理念，必須在認識上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擺正司法的位置。司法的中立地位是司法存在的前提。沒有了中立，也就沒有了司法存在的必要性，而沒有中立的司法裁判職能的政治體制、法律體制，是一個不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fā)展方向的體制。目前，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將人民法院作為政府的一個下屬單位或職能部門對待，要求法院參加政府的各種管理性工作，為法院分配不屬于司法職能的工作，甚至給法院下達創(chuàng)收任務。這些觀念和做法都是不能正確認識司法的位置的結果。二是維護司法的被動性。按照現代司法理念，法官的角色定位應當是裁判者，其基本職能應當是居中裁判。法官應當始終以超然的態(tài)度，把被動性原則和中立性原則作為履行職務行為的基本出發(fā)點。去年７月，最高法院下發(fā)了《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yè)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標志著法官隊伍從大眾化走上了職業(yè)化的道路。這為法官居中裁判，讓法官的角色歸位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樹立司法獨立的理念

關于司法獨立或獨立審判原則的基本要求和內容，眾多學者各持己見，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外部獨立，二是內部獨立，三是精神獨立。外部獨立體現在司法職能的獨立和司法機構的獨立上。內部獨立包括三項內容：第一，不同法院之間的獨立，即同級法院之間、上下級法院之間在各自的管轄范圍內相互獨立；第二，審判組織之間的獨立，即合議庭、審判委員會之間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相互獨立；第三，法官之間的獨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時不受其他法官的影響。精神獨立，實質上就是指法官個人人格方面的獨立。法官應當具備獨立思考的精神，有獨立承擔責任的勇氣，有獨立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由于司法獨立原則更多依賴于法院外部，因而樹立獨立的司法理念比較困難。但作為法官，在牢固樹立司法獨立理念的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司法獨立不是絕對的獨立。法官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要忠實地適用憲法和法律，要受司法職業(yè)道德自律約束，要接受法律監(jiān)督和社會輿論監(jiān)督。

（三）樹立司法公正的理念

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會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這一理念目前已深深印入到每一個法官的腦海之中，但是實踐中也經歷了一個認識和探索的過程。首先是從“重實體、輕程序”到“實體與程序并重”，因為程序公正是“看得見的正義”，沒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得不到嚴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實體公正，也容易引起人們的懷疑和猜測。當前，在推進法官職業(yè)化建設進程中，還應當把形象公正納入到司法公正的理念中來。形象公正的核心內容是：超然、中立、獨立、理智、廉潔和文明。

樹立司法中立、司法獨立、司法公正的現代司法理念，必須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加大法制宣傳力度，努力在全社會形成共識，盡快樹立起順應法治時代要求的現代司法理念。二是法官應當成為現代司法理念的最先接受者和實踐者，在努力完成司法理念轉變的同時，也必須完成個人品格上的飛躍。如果一名法官只懂得司法理論，但個人品格存在缺陷，也終難樹立起現代司法理念，完成司法使命。三是繼續(xù)推進和深化司法改革，努力摒除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符的習慣做法和制度，使司法客觀規(guī)律得到具體落實和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