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必要性思考

證人是指當事人以外知道案件事實情況的人。與一般證人不同，污點證人是實施有犯罪行為的證人，污點證人所作的證言既是指控他人犯罪的證據，也是對自己犯罪行為的交代。由于污點證人是以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來指證他人犯罪的，因而其證言更加客觀、真實，證明力更強。同時，由于污點證人的證言是對自己罪行的交代，與其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因而獲取的難度

也更大。為解決這一司法難題，不少國家都設立有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即國家為了追訴、懲治更為嚴重的犯罪，以放棄對污點證人所交代罪行的追訴為交換來獲取其證言，用以鼓勵污點證人積極作證，指控犯罪。這一制度為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懲治嚴重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前，我國正醞釀刑事訴訟法的修正，筆者試就在賄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點證人制度作幾點思考。

一、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解決賄賂犯罪案件取證難、定罪難的有效途徑。

賄賂犯罪行為發生在行受賄人之間，且多是私下秘密進行，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缺少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知情的其他證人也很少。這給受賄犯罪案件的偵查帶來很大的困難。作為重要的知情人，行賄人的證言對于受賄案件的偵破和定罪起到關鍵的作用。但是由于行賄人本身涉及行賄犯罪，其所作證言會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因而大多數行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愿作為證人指證犯罪。這就進一步加大了揭露受賄犯罪、懲治腐敗的難度。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賄人的利益共同體格局，通過對行賄人罪行的豁免來打消其顧慮，鼓勵其積極作證，指控犯罪，從而有效解決受賄犯罪取證難、定罪難的問題。

第二，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降低司法成本，實現司法資源合理配置，提高案件質量和訴訟效率的有效舉措。

由于賄賂犯罪的隱蔽性強，加之現行偵查手段相對落后，賄賂案件的偵查往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不僅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一些有嚴重受賄犯罪嫌疑的人由于無法獲取直接有力的證據，只能依照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或者數額較小的受賄犯罪結案，影響打擊腐敗犯罪的成效。更關鍵的是，由于受賄犯罪案件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少，言詞證據往往是定罪的關鍵。有些偵查人員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采取連續拘傳、變相羈押，甚至刑訊逼供等一些違法措施。這不僅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還使得偵查人員自身走向違法犯罪。如果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就可以合法地鼓勵行賄人主動交代行賄犯罪事實，并為收集其他證據提供有價值的線索。這不僅可以提高訴訟效率和案件質量，還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防止違法偵查活動的發生。

第三，在賄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點證人制度，還是從源頭上預防腐敗的重要措施。

賄賂犯罪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隱蔽性強，發現難、定罪難，犯罪人有很強的僥幸心理。早在兩百多年前，貝卡利亞就指出，對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不可擺脫性。預防腐敗犯罪的關鍵不在于加大懲罰的嚴厲性，而是不斷提高賄賂犯罪案件的偵破率，消除犯罪人的僥幸心理。在賄賂犯罪中建立污點證人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賄人的利益依存狀態，提高賄賂犯罪的偵破率，使受賄人失去“安全感”，對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威懾，從而減少腐敗犯罪的發生。

二、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1.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符合現代司法的方向。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與公民享有的不自證其罪權利密切相關的。“反對強迫自證其罪”是現代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它是指公民享有不被強迫作可能使自己陷于刑事追究的證言的權利。我國已于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第七項規定:“公民有權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雖然目前我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實供述的義務，但是從現代法治的發展來看，在立法上確立公民不被自證其罪的權利將是一種趨勢。如此，偵查人員要求公民供述犯罪事實將是一種違法行為。要想在保護公民權利的前提下有效偵破案件，提高訴訟效率，就必須彌補傳統偵查模式的不足，而設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以交換證人對不自證其罪權利的放棄就是一項重要的司法策略。

2.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有實體法依據，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國刑法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的，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但這只是對行為人的減免處罰，而非豁免，這類減免處罰情節一般在法院審理階段才能體現，對行賄人的激勵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當前實踐中存在一些對行賄人以“不追訴承諾”來換取其證言的做法，雖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其合法性值得商榷。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司法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是為了有效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

諧因素。在賄賂犯罪案件中設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對于罪行較輕、真誠悔罪的犯罪人通過實體和程序兩方面體現司法的從寬處理，不但可以使實踐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有效措施合法化，也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具體體現，是構建社會和諧的需要。

三、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基本構造

第一，在立法上明確規定污點證人制度。污點證

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還不是一個法定的主體。沒有污點證人的合法前提，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就沒有存在的依據。在立法上明確污點證人的法律地位，是鼓勵行賄人積極配合司法機關指控犯罪的前提條件。

第二，建立污點證人保護制度。賄賂犯罪往往是“一對一”的犯罪，行賄人的證言是稀缺的、關鍵的證據，他們的反戈對于受賄人也是致命的，更易受到打擊報復，這也是行賄人作證的擔心所在。盡管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對證人保護作了相關規定，但是過于原則、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這些保護的規定主要是在證人受到侵害后的司法救濟，缺乏具體的保護和補償措施，不能起到對污點證人的有效保護。因此，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在立法上明確污點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制度。其保護的階段應擴大到訴訟中和訴訟結束以后，明確保護的責任主體和具體措施，此外，還應建立相應的證人補償制度，對遭受打擊報復的證人，國家要給以經濟上的補償。

第三，明確是否轉為污點證人是證人的權利而非義務，司法機關不能強迫行賄人轉為污點證人。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轉為控方證人享受刑事豁免是證人的權利而非義務，污點證人的豁免以證人自愿為前提。司法機關應告知其所享有的權利，如行賄人愿意轉為控方證人，司法機關應當依法對該請求進行審查，如同意，應作出相應承諾并記錄在案。

第四，明確污點證人豁免的形式。在國際上，污點證人刑事豁免分為罪行豁免與證據使用豁免兩種。罪行豁免是指國家追訴機關“不得對豁免的證人在其提供的證言中涉及的任何犯罪事實進行起訴”;而證據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證人提供的證言或根據該證言獲得的信息不得在隨后的刑事訴訟中用作不利于該證人的證據，即證人提供的證言或根據該證言獲得的信息不得作為指控他的證據，政府如果根據其他來源掌握了足夠證據，仍可以對其加以追訴。

考慮到賄賂犯罪的特殊性，為提高行賄人作證的積極性和保證司法公平，在我國可以建立以罪行豁免為原則，輔之以證據使用豁免的制度。對于一般的行賄人采用罪行豁免制度，只要其在偵查或者起訴中積極提供證言指控犯罪，司法機關即不再對其證言中涉及的行賄犯罪進行追訴;對于多次行賄、行賄造成嚴重后果的嚴重犯罪人，則可以適用證據使用豁免，其所提供的證言或根據該證言獲得的證據不作為指控他的證據，司法機關根據其他來源掌握了足夠證據，仍可以對其加以追訴，但應依法減輕或免除處罰。

第二篇：職務犯罪偵查需引入污點證人制度

職務犯罪偵查需引入污點證人制度

36分鐘前

在職務犯罪中,污點證人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行受賄案件中,行賄人往往充當著“污點證人”的角色。我國并未確立“污點證人”刑事豁免制度,但在司法實踐中早已經常運用,“坦白從寬”的政策就經常作為處理“污點證人”的依據。在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證人出庭制度后,職務犯罪偵查將面臨更多的新問題、新挑...

第三篇：反壟斷法豁免制度

淺談反壟斷法豁免制度

法學院09級——姚**

反壟斷法豁免制度又稱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是指對在形式上不符合反壟斷法基本原則規定的特定行業、企業或其他主體或其特定行為不予適用反壟斷法的禁止性規定，免除其反壟斷法上的法律責任的制度。反壟斷法豁免制度是伴隨著反壟斷法理論的不斷完善而出現的。初創時期的反壟斷法圍繞“競爭理論”，將作為市場經濟基石的競爭置于法律的強大保護之下，通過反對一切壟斷來恢復市場發展的活力。但是，隨著市場競爭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反壟斷法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壟斷，而是要控制，要綜合考量對經濟和競爭的影響，從而發揮反壟斷法的雙重功能，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市場經濟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企業合并作為反壟斷法規制的重點，必然要求反壟斷法合理界定壟斷性企業合并和效益性企業合并，對具體的企業合并情形進行經濟分析，通過權衡其效益和反競爭效果來決定是否準予合并，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在發布1992年《橫向合并指南》的說明中指出：“實施合理的合并是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它有利于企業的競爭和消費者的福利。合并控制的目標在于防止反競爭的合并，同時避免妨礙對競爭有利和對競爭中立的合并。

豁免制度的存在，是反壟斷法適應壟斷在經濟上的雙面性而在基本原則之外所作的一種特殊安排，它反映了反壟斷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復雜性和反壟斷法上壟斷認定的復雜性。它不僅補正了反壟斷法自身對現實回應的不足，也起到協調各國在某一時期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等其他經濟政策的重要作用。各國和各地區的反壟斷法雖然在立法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豁免對象和范圍上都存在變化性和相對性，前者是指豁免隨著各國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而有所變動，后者是指不將某一部門、行業或領域當然排除在適用之外，較多的使用行為豁免方式，即使授予豁免，也通過附加時間、條件以及運用豁免監督制度等保障豁免不被濫用。

關于反壟斷法豁免制度適用的理論依據，學界已有不少論述。有學者認為，這一制度產生是社會決策機構基于人們對政治價值、理性價值、公平價值的合理訴求；也有學者把該制度同社會公益、效率和公平、倫理道德的價值聯系起來“，反壟斷法應在維護自由、公平、民主的競爭秩序與利用規模經濟效益之間尋求某種平衡。一個國家的反壟斷立法中，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正確運用適用除外制度”，還有學者認為豁免制度的出現也是為了實現有效競爭。“因此，采取適用除外制度，允許壟斷的存在，雖然限制了競爭，但限制的是過度競爭，其所能達到的目的與優化市場結構提供的結果是一樣的，都旨在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據此，除外適用制度實現的也具有效競爭這一目標模式”。；更有學者直接把這一制度歸因于經濟效率、壟斷效果和公益，“反壟斷法適用豁免制度的形成主要源于三個因素：壟斷的直接經濟效率性、壟斷的競爭效果和公共利益。”這些觀點從不同角度和相異的層面探討了反壟斷法適用豁免制度生成緣由抑或價值訴求，皆有著可取之處，亦有不甚完整之嫌。

法律的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它的主觀性。但是，這種主觀性也絕非主觀任性。“法律是包含權利、義務的規則，是行為的規范，法律概念與法律規則的確定性是法律的應有屬性，不斷地尋求精確化的結論和解釋是法律發展的目標。”然而，作為市場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卻具有自身的性質和規律，從而表現出極大的不確定性。“作為防止、限制，甚至是禁止壟斷的法律，它涉及的不是一個或幾個企業，而是一個地區或一國，甚至是幾國的經濟，因此，反壟斷法涉及的范圍相當廣，內容相當多，概念的定義和行為或結構的違法性難以確定。”反壟斷法的不確定性首先表現在壟斷的不確定性。“迄今為止，壟斷只停留在經濟上的描述性解釋，尚不能精確成一個法律概念”其不確定性表現為：壟斷本身難以定義；市場的不確定性；違法確認原則的不確定。那么，法律規則的確定性要求與反壟斷法的不確定性表現之間就產生的沖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在反壟斷法中創設豁免制度就有效地彌合了此缺陷。

我國反壟斷法應借鑒其他國家反壟斷法豁免制度的有益經驗，結合我國特定的經濟制度和國內外經濟環境，合理的確定我國反壟斷法豁免制度的政策目標、立法形式、適用范圍和豁免機構及程序。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反壟斷法適用豁免制度得以建立首要理念基點，何為“公共利益”?一般認為，在不同經濟模式的國家有不同的理解。縱覽當代世界經濟模式，無外乎有兩種：一是個人利益導向型，強調個人私利神圣而不可侵犯；再一就是國家和社會利益導向型，宣揚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對于前者，“個人被看作是決策的基本單位和集體行為決策的惟一最終決策者。”而于后者，即在以國家或社會為基本利益主體的國家，政府成了公共利益的保證人。于是同為“公共利益”，在前者看來，公共利益不過是作為“經濟人”的諸多個人利益的體現而已；在后者看來，公共利益則是通過政府的諸多行為所達成的社會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看起來兩者會殊途同歸，實際上由于參照點的不同，兩者對公共利益在實際運行中的理解就大相徑庭了。筆者認為，所謂公共利益，就是從長遠和整體的角度來看，對社會全體成員都能帶來福祉與利好。公共利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利益，二是政治利益。如果說反壟斷法適用豁免制度的形成是對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衡量的結果，那么前述兩個因素是以微觀經濟利益為基礎，這里的公共利益則是以

宏觀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為立足點。

國家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有良好的微觀經濟秩序，以使市場主體能在公平、有序的條件下展開競爭，而且，還需宏觀經濟方略加以平衡，從而為個體競爭者提供一個協調、穩定的環境。市場經濟的靈魂是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社會存在并發展的中樞。然而，壟斷作為競爭的消極作用方面而存在，其作為競爭的對立面，是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競爭的消極方面正是壟斷發揮積極作用的領域。依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出于對社會長遠公共利益的考慮，在某些領域里需要避免過度的競爭。因而，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非常重視影響宏觀經濟的各大部門，如郵電、通訊、自來水、鐵路等公司事業以及銀行、保險等社會影響大的產業或中小企業聯合，這些經濟行業的過度競爭容易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犧牲了應有的規模經濟利益，或影響一國的國際競爭力，國民經濟的大起大落，制約經濟的發展，因而無益于公共利益。因此，對其進行適當的反壟斷限制(或稱為反壟斷規制緩和)則有益于社會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在經濟法上，反壟斷以“維護效益，弘揚競爭”為根本宗旨，然對于上述關系國計民生且成本極高的產業，則允許存在壟斷狀態或壟斷行為，這純粹是出于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訴求。上述領域排斥了“過度競爭”，提倡和保護“規模經濟”，讓自由競爭和個體效益價值暫時退居次要地位，反壟斷法正是側重了從社會整體角度來協調和處理個體社會的關系，這必將有利于國民經濟穩定和有序地運行。再者，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是影響反壟斷法禁止豁免制度構建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任何政權和政治體制下，國家的安全與社會的穩定高于一切，在經濟領域也是如此。所以，任何國家都不會把國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完全放開，由充分競爭的市場來決定。此外，在緊急情況下，為了救護大眾的生命健康和社會公共利益，臨時放棄競爭理念，采取必要的限制競爭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記得還是2002年5月份，當時雖然遭到西方醫藥行業跨國公司的強烈反對，拉美、非洲一些窮與小國依然通過法律允許本國公開仿冒那些對治療艾滋病有顯著療效的新藥的生產，因為這些國家沒有生產這種新藥的技術與條件，更無法承擔購買此藥的巨大費用，但國家又不能對艾滋病患者袖手旁觀、無動于衷。這種對新藥技術的國際限制恰恰體現了社會公益價值在國際上的運用。

在法律世界里，人既是創作者，又是劇中人。現代法律精神始終應當唱響解放全人類、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主旋律。反壟斷法豁免對于新經濟背景下把知識作為市場經濟生活中市場競爭參與者的特殊保護對象，事實上就是為了保護市場主體能動性的自由發揮。對專利權、著作權等智慧產業的保護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擁有一項專利，就擁有一個市場”。正是由于物質產品存在排他性和生命周期長等特征，壟斷在工業經濟時代才是低效率的。但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智力產品具有公共屬性，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搭便車”行為，知識一旦被創新者創造出來，其他人無須付費就能受益，這就導致人人都想獲益而不愿支付成本，從而造成對創新者創新積極性的破壞。因此，有必要對知識的創新活動給予充分的保護，以保護創新的積極性持續不斷。這樣，智力產品的創造者就有可能通過壟斷獲取超過智力產品自身價值的高額收入。當然，對智力產品創新的保護必然帶來壟斷。造成知識產品普遍的壟斷高價，從表面上看，這似乎與知識、技術的迅速傳播和利用是相悖的。但是，由于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任何企業都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智力產品的生命周期呈現越來越短的趨勢，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大大加快，沒有哪一個企業能長久地擁有一項壟斷技術，而只有競相進行新產品的開發和創造，才能在競爭中站穩腳跟。這就使暫時的壟斷取代了長期的壟斷。所以，對智力產品創新的保護是有一定期限的，當保護期滿后，該創新就被允許無償使用。創新利潤也就相應消失。由此，創新者能動性再發揮，使創新不斷，從長遠看也是對社會福利的一種促進。

從大企業或企業集團來看，它們往往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所以有必要進行技術開發和創新以保護自身的優勢。同時，由于大企業擁有雄厚的資金和大量的技術人才，所以也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據統計，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幾乎所有的重大技術創新均源于壟斷性大企業。就全社會而言，由于技術優勢和產品差異的存在，會使處于壟斷地位的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獲得更多的利潤，生產者為了追求壟斷地位，就會努力進行技術創新。企業在追求生產規模擴大的過程中也會改進技術，使生產效率提高。每個生產者尤其是大企業都努力開發和研制新產品，創造有差別化的產品，如全新產品、改進產品、換代產品等，最終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正如列寧所說：“競爭變為壟斷，結果，生產的社會化有了巨大的進展，特別具有技術發明和改良的過程，也社會化了。”

進入新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風起云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車也甚囂塵上，由此而帶來的競爭已經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時空之鏈，跨國競爭日趨激烈。每一個企業要想做強做大，必須走出國門，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每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與發展，必須搏擊全球競爭的風浪。然而，經濟全球化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祥和畫卷，資源的有限性、“霸權規則”及“尋租行為”的現實決定了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民族為了尋求生存與發展進行理性思考。由于全球化影響下各國的市場主體都要在相對于國內市場更加廣闊的全球市場上參與競爭，而基于各個國家的民族利益，各國都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在全球化市場上處于優勢地位，所以即使某企業結合在國內某個市場上會造成壟斷，甚至是嚴重損害了國內市場的競爭，但是出于經濟民族主義，為了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反壟斷

法豁免制度必然是民族國家目前舍之不得之選擇。

現有反壟斷法產生并發展于工業經濟時代，在 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其針對工業經濟時代經濟發展的需要及市場壟斷的特點構建起了反壟斷法經典的三大支柱制度，即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法律控制制度、聯合限制競爭行為法律控制制度和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律控制制度。而伴隨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轉型國家確立和保障競爭機制的需要，行政性壟斷法律控制制度受到關注并得以確立。但整個反壟斷法制度體系中并無針對知識產權壟斷的具體規則。這是因為，在工業經濟時代，人類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有限，運用知識產權激勵創新，促進知識快速、大量生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 更加重要的意義。知識產權作為一種合法壟斷，長期被視為反壟斷法適用的除外領域，即使知識產權對 市場競爭造成一定的限制或危害，也往往受到反壟斷法的豁免或寬容。因此，專門控制知識產權壟斷的制度規則無從建立。

反壟斷意識肇始于社會化大生產的迅猛發展，惡性競爭的膨脹消弭了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貢獻。世界上第一部反壟斷法——美國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對壟斷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壟斷作為競爭的對立面是對競爭的一種限制、會抑制經濟的發展，因而限制所有的壟斷。受此影響，其后一些國家制定的反壟斷法也不加區別地對所有的壟斷予以禁止。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競爭的加劇，人們認識到，并非所有的壟斷都會對國家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競爭也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會導致市場失靈。因而，又紛紛對反壟斷法加以修正，增設了豁免適用制度。以力求在競爭與壟斷之間尋求平衡。從而使豁免制度在各國反壟斷法都有了發展。

反壟斷法豁免制度的宗旨是促進有效競爭、保護本國特殊產業，一直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其特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經濟網絡化、經濟知識化)，在國際經濟貿易市場上，各國政府在對本國企業進行反壟斷豁免擴大適用時，必然遭受他國自身豁免保護的沖突。同時，在本國內也產生了諸多新問題。因而，令反壟斷法豁免制度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我國反壟斷法應借鑒其他國家反壟斷法豁免制度的有益經驗，結合我國特定的經濟制度和國內外經濟環境，合理的確定我國反壟斷法豁免制度的政策目標、立法形式、適用范圍和豁免機構及程序。本文的寫作，不僅僅試圖建立一套反壟斷法豁免制度研究的理論體系，也希望通過理論結合實際的分析，深化對反壟斷法性質與作用的認識，破除我國反壟斷法立法進程中的思想阻力，推動我國反壟斷法的早日出臺。

2010-6-24

第四篇：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規章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簡述什么是制度？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也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范或一定的規格。制度是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的講，它們是為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規章制度主要包括：勞動合同管理、工資管理、社會保險福利待遇、工時休假、職工獎懲，以及其他勞動管理規定。

二、論述什么是制度化管理？實行制度化管理的好處是什么？ 所謂制度化管理是指單位治理中強調依法治理，法制規章健全，在管理中事事處處都有規章制度約束，因此必須管理制度完善，并且注意管理的硬件，重視管理方法的科學化。單位的制度化管理這種模式的最大好處有這樣幾點：一是可將優秀人員的智慧轉化成為單位眾多職員遵守的具體經營管理行為，形成一個統一的、系統的行為體系；二是能夠發揮單位的整體優勢，使單位內外能夠更好的配合，可以避免由于單位中的員工能力及特點的差異，使單位生產經營管理產生波動；三是為單位員工能力的發揮制定了一個公平的平臺，不會因為游戲規則的不同、評分標準的不同，對員工努力的評定產生大的誤差；四是有利于員工更好的了解單位，能夠更好的規范單位的工作流程，讓員工能夠在其中找對自己的位置，有法可依，使工作更順暢；五是有力于單位員工的培訓，有利于單位員工的自我發展，單位員工由于有統一的標準可供參考，可以自己明了自己工作需要達到的標準，能夠對自己的工作有一個明確的度量，自己可以發現差距，有自我培訓發展的動力和標準。

三、如何實現制度化管理？

一個國家的管理靠法制，一個單位的管理靠制度，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但是在一個單位要真正實現制度化管理，抓好隊伍建設，實現各項工作的突破，是要有一定的開創力。就如何實施好制度化管理，談幾點看法。

1、要想實現制度化管理，必須從領導班子抓起

俗話說“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所以說，抓制度化管理首先要從領導抓起，從領導班子的制度化抓起，也就是說一個單位的制度化管理，必須從領導集體的制度建設開始。一個單位的各項制度建設伊始首先應建立領導們必須遵守的規章、制度、辦法，只有把這些規章制度建立起來，且領導成員真正遵守，單位才能制定出思想政治工作、業務工作、行政管理工作的規章制度，而且班子成員帶頭遵守執行，不搞特殊化，給單位的其他成員樹立榜樣，就可以使單位上下共同遵守這些規章制度，上行下效，調動單位全體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而實現制度化管理，收到應有的效果。反之，如果一個單位的領導成員都不能遵守或執行單位的制度，卻要求其下屬去遵守，勢得其反，引起下屬的不滿，產生逆反心理，從而導致工作積極性不高，主觀能動性差，執行各項制度走過場，使各項規章制度形同虛設，各項工作成績自然也就上不去了。因此說，領導帶頭遵守執行各種規章制度，是實現制度化管理的關鍵，也是各項工作全面上升的關鍵。

2、要想實現制度化管理，必須制定出一套科學合理、符合實際的規章制度

制度是規則，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此制度首先要讓大家了解和認可，否則，就是一紙空文。有的單位制度制定的不少，可是單位成員卻說不清楚，甚至有的制度制定時考慮不周全，在實踐中無法執行；有的制度空洞無物，脫離實際情況，還有的制度自身相互矛盾，這樣的制度是一點也不起作用的。要想使規章制度真正發揮作用，首先要讓單位全體成員都認可規章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要使這些制度深入人心。

3、要實現制度化管理，必須建立相應的考核機制。

在一個單位，只有科學合理，符合實際的規章制度還不夠，還必須建立與這配套的相應的考核制度。考核是檢驗規章制度落實情況、評價規章制度是否合理可行和便于操作的方法。同時考核工作也需要規范，也要建立制度，而且必須是更具操作性和標準化。在考核的過程中絕不能走過場，流于形式，而是應該把考核細化、量化，并建立檔案，使各項規章制度的考核真正落到實處，不漏過一個管理和考核對象。單位上下都認真遵守執行各種規章制度，每個人既是制度執行者，同時又是別人執行制度的監督者，使單位上下形成一個制度管理的立體網絡。由于有了考核這個監督機制，使各項制度真正落到實處，真正發揮制度管理的作用，從而確保其他工作的全面進步。

4、要實現制度化管理，必須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毛澤東曾經說過：“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現制度化管理，必須有一整套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證，在制度醞釀、協商、起草和討論過程中，我們就應注意充分聽取、廣泛收集單位成員的意見，集中全體成員的智慧，尊重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貫徹于各項工作的始終。實行嚴格的規章制度后，必然會有部分成員感到不適應，甚至牢騷滿腹，這就需要我們有實事求是行之有效，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通過做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既堅持制度的標準不變，消除他們的疑慮，化解他們的不滿，使他們從抵制執行制度到自覺地遵守規章制度，使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同時我們也應把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使單位上下所有成員都把思想政治工作當作一種必須遵守執行的制度，同時人們也把關心單位成員生活、活躍成員工作氣氛當作活的思想政治來抓，使他們在工作之余能得到必要的心理慰籍，出現困難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幫助，他們就會感到無時不在的關懷，而自覺工作和執行各種規章制度，由些可見，始終堅持政治工作領先，思想工作領先的原則，是實現制度化管理的一個重要的保證。

辦公室

二○一二年十一月

第五篇：關于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幾點思考

目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關于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尚有許多欠缺和不盡人意的地方，本文根據本人從事司法工作（審判）的經驗總結，著重從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存在問題，造就這些問題的原因作以羅列，以及作證制度如何完善，試圖造就一個良好的證人出庭作證的環境，目的是給我國證人出庭方面立法提供參考意見。

一、我國證人作證制度存在的問題。

1、證人拒絕出庭。證人拒絕出庭作證是當今世界一個普遍性問題，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一大難題。人們都不愿去證明自己身邊人有罪或為此承擔沒有必要的風險，在通常審理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中，證人一般為當事人、自訴人、被告人的同事或鄰居，甚至有某種親情關系，對于出庭作證存在著重重的顧慮，這樣，有些人雖然目睹了事情的全過程，了解一切事實真向，但趨于某種考慮，在當事人、控辯方要求其出庭時不愿出庭，甚至干脆予以回絕。雖然我國三大訴訟法都有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但是規定的很籠統。

2、作證隨意性大。有些證人證詞前后不一，甚至在法庭上任意改變證詞，為案件審理帶來難度，這主要是受證人主觀條件限制的，證人具有主觀虛假性。證人往往與當事人有某種親屬、近鄰、同事、恩怨、上下級或為了追遂某種利益，基于庇護、營救親人、友情、報恩、情面、報復、貪利等心理動機，而作的隨意性陳述。

3、作偽證，基于某種目的，故意作虛假證明或幫助他人隱匿某種事實，往往給法官辦案帶來麻煩，完全要靠法官去去偽存真。這是由于我國現行立法對證人作證制度規定得過于簡單、粗陋、流于形式，而不注重于可操作性，使證人證言產生證據效力的途徑不能借助正當程序使之客觀化、程序化，導致法院對案件事實無法認定，從而使法官在辦案過程中不注重對證人證言的采信，而無法發揮證人證言這一證據方式的優勢。

4、對證人資格和證人作證方式的規定不科學。我國民事訴訟法在證人資格上，規定單位與自然人同樣具有作證資格，這在當今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單位既不能象自然人那樣憑借感官、感覺、感知案件事實，也不能被直接傳詢，無法承擔偽證責任，因而這種規定是不科學的，起碼也是不嚴謹的。我國民訴法第70條雖然規定了出庭作證是證人作證的基本形式，同時規定了證人在出庭作證“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況，經人民法院許可，方可提交書面證言，這種規定也是不科學、不嚴謹的，什么情況下必須出庭，什么情況下屬“確有困難”未作交待，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導致證人不出庭用書面證言代替證人作證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在審判實踐中是常見的，使法官無法當庭詢問證人，當事人對證人證言無法質詢，導致證人證言無法產生證據效果，不利于審判實踐，往往是該查清的事實，沒有查清，能夠查清的事實而沒有查清，或者查的不清不楚，從而對該保護的權力無法保持，該追究責任的未予追究或無法追究。

5、缺乏強制證人出庭作證機制。我國民訴法將證人出庭作證作為法定義務加以規定的，即證人對國家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對證人如何作證、怎樣作證、不接受傳喚、不按時出庭或不出庭作證的行為如何處理，卻沒有明文規定。這種只規定義務，不詳調不作為的法律后果，屬立法漏洞。它使證人出庭作證義務，缺乏強制力的保護，使證人出庭作證義務形同虛設，即實質上的無章可循。

6、對詢問證人的方式無程序上的規定。我國民訴法對庭審階段詢問證人的程序基本未規定，實質上法庭上詢問證人是無章可循的，現行民訴法對庭審中何時詢問證人、怎樣詢問證人，缺乏規定，完全靠法官即興發揮，適時把握，往往收獲不到質疑真偽的效果。

7、對偽證行為行罰不力。我國現行民訴法對偽證行為作了一般原則性規定，如民訴法第102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其他人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仍缺乏適用的立法依據。這里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也等于無章可循，因為我國刑法對妨礙司法罪中的偽證罪已明確規定適用于刑事訴訟。我國對刑事訴訟的偽證罪是這樣規定的“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況，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隱匿罪證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見我國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文，缺乏適用的立法依據，實踐中無法操作。

8、證人權益機制不完備。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亦沒有無權利的義務，證人在作證履行義務的同時，要從立法上保障其權利。我國民訴法第102條規定了證人的司法保護權，而證人應該享有的其他權益未作相應的具體規定，比如：證人享有經濟補償權，證人享有應享有合理的拒證權等。權利義務相適應也是一條法律規則，權利義務對等了，才能促使證人到庭作證，即證人的權力義務不對等。

二、造成這些狀況的原因。

（一）主觀原因。

1、證人害怕惹禍上身。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敢出來主張正義，不敢大膽地協助法官查清事實，使不法分子得到懲罰，合法權益得到保護，而認為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存在這種心態的證人有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怕惹禍上身。

2、證人有不同角度作出選擇的余地。證人不愿出庭作證或作偽證追究其原因，主要為“庇護、營救親人、友情、報恩、報復、貪利、情面、獻媚、安全需要、利害關系”，由于這些心態的存在，決定了證人出庭作證前要作出利益衡量，有的害怕招來打擊報復和迫害，殃及家人及親屬；有的與他人有過節，借此陷害報復仇家；有的貪圖利益，接受他人錢財，加之法律對出庭作證與否或做偽證缺乏打擊手段，即使打擊了，力度也不大，促使證人有不同角度選擇的余地。

3、認為在法庭上被詢問有失體面，有相當一部分證人是有身份的，讓他來到法庭接受詢問和被當事人質詢，認為有失身份和面子，更有甚者認為我這一輩子都未來過法庭，今天來到法庭為他人作證，多沒面子。

4、擔心出庭作證而受經濟損失。證人出庭作證會有來自各方面的顧慮，擔心會給自己帶來些不利，特別擔心由于出庭會給自己帶來經濟損失，勢必要影響到工作的開展，家務的擔擱等。

（二）客觀原因。

1、現行立法不建全。首先，無法律強制作證的條款作后盾。證人違反法律規定不為法定義務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只詳調證人出庭作證，而未詳調清晰的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即對作偽證、拒證處罰力度不夠，打擊不力，客觀上就造成了證人作偽證的、不出庭的現象增多。其次，證人權力缺乏保障，我國三大訴訟法只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未作具體規定，即使規定了也只是事后懲罰，起不到預防和鼓勵、促進作用。如刑訴法第49條規定了“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加之，出庭往往要蒙受一定的經濟損失，路途較遠的證人的差旅費、住宿費、伙食費等如何解決，《人民法院收費辦法》僅對財產案件、行政案件中證人出庭作證的交通、住宿、誤工等費用作了規定，而非財產案件、行政案件卻沒有規定。另外，法律未賦予證人在特定情況下拒證而保護自身利益的權利。

2、當事人對證人的打擊報復。證人出庭作證所作的證詞，往往決定了案件處理的結果，使法官作出有利于一方當事人的判決，基于判決對一方當事人有利，必然不利于另一方當事人，而這種不利于是由于證人作證的原因所致，容易招來來自證詞不利一方當事人的謾罵、打擊報復，使其經濟上蒙受損失，甚至對其人身造成損害。

3、法官對證人出庭作證沒有足夠重視。有些法官認為，證人出庭與否意義不大，法律明文規定允許在法庭宣讀未到庭的證人筆錄，未到的證人筆錄經過庭審質證的證詞與出庭作證的證詞，具有同等效力。而實踐中，有些法官對證人不出庭或對出庭存有這樣或那樣疑慮的證人沒有盡到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使其證人認識到，自己出庭作證的重要性。

三、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完善。

（一）加強教育，提高公民出庭作證的責任感和自覺性。加強對公民的普法教育，讓公民都知道出庭作證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凡是知道案情的人出庭作證，都是對案件審理工作的支持。對于刑事案件而言，證人出庭作證，更是對社會安全的貢獻，同時也是對自身安全的保護，應該說，加強普法教育，也是我黨的一項重要工作，黨和國家要求加強綜合治理，不僅是要加強對犯罪的打擊力度，更重要的是對全民進行普法教育，通過普法教育，讓每一個公民都意識到出庭作證的意義和重要性，提高證人的出庭作證的自覺性和責任感。對于不愿出庭作證的人，更要積極宣傳法律，讓其樹立起出庭作證是每個公民法定義務的觀念。要采用多方位、多渠道、多媒體的普法教育，盡量讓證人自覺出庭作證。

（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相關立法。

1、加緊制定證人出庭作證的相關法規。證人出庭作證是由立法所規定的，與訴訟上的直接、言辭原則相適應。我國三大訴訟法對證人出庭作證的規定較為籠統，因此，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最關鍵的是要完善我國相關立法，而這種立法要從國情出發，同時借鑒外國的立法經驗，制定出切合實際相關法律。我國的三大訴訟法都規定出庭作證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但法律上的義務并未與法律上的后果及法律上的權利聯系起來，主要體現在立法上對證人義務與制裁的規定失衡，依靠制裁來保障證人到庭作證，這是當今世界的立法通例。例如：美國是靠懲戒來保障證人出庭作證的。在美國，庭審采用交叉式詢問方式，控辯雙方律師往往利用一切手段，收集證人歷史上的污點，在反質中對證人進行個人攻擊，法庭上往往證人好象變成了受審人，失去尊嚴，處于非常痛苦的精神狀態。因此，許多證人出庭作證并非出于主觀自愿，雖然證人處于不自愿的心理狀態，但懼于法院傳喚通知書具有強制力，也不得不來，否則會被按蔑視法庭，而追究起訴。日本刑訴法第160條規定：“沒有正當理由而拒絕宣勢或作證時，可裁定10萬元以下的罰款，并責令其賠償因拒證而產生的費用”。參照國外的立法，我國訴訟法中應明確證人應出庭作證的條款，對無正當理由而拒不出庭作證的或出庭拒不作證的，要賦予法官對證人采取拘傳、訓誡、具體悔過，甚至罰款或拘留等權利。此外，制定制裁條款也有利于證人保護自身，也讓當事人知道證人到庭也是法庭被迫所致時，報復心理就會減弱。因此，我國現行立法需修改，應明確規定證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以國家強制力保障證人出庭。

2、制定保障證人權利的機制。對證人的權利要制定出與之義務相適應的立法，讓證人履行作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