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偵案件中同步錄音錄像法律依據調查報告

近年來，由于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各地檢察機關在自偵案件中廣泛使用同步錄音錄像，這在刑事訴訟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過，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應的問題：同步錄音錄像的法律依據是什么?它所產生的證據的法律性質是什么?筆者試就上述等問題略述己見。

一、同步錄音錄像的法律依據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對同步錄音

錄像有明確的規定，僅僅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時采用錄音、錄像的記錄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了搜查的時候，在必要情況下，必要的時候，可以錄像。這些規定是具有與法律同等效力的，應該是視為同步錄音錄像的直接法律依據。

從我國刑事訴訟法來看，第42條第2款規定了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等七種證據;相對應的也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通緝等七種偵查行為，上述七種偵查行為除通緝外，都是刑事證據產生的直接形式，可見立法者為了保證刑事證據本身的客觀性、合法性，專門就收集證據的偵查行為作出了特別的約束。但由于視聽資料作為刑事證據中的一種，是新生事物，刑事訴訟法還沒有對其收集程序加以規范。但是沒有對其規范并不意味著它不需要規范，在司法實踐中，它恰恰因為缺少規范性收集程序，導致偵查機關各行其是，公訴和審判部門各有標準，從而形成事實上的司法不統一。

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將警察偵查行為劃分為五類，把在警察局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的錄音直接規定為偵查行為。雖然我國法律并沒有明文規定為偵查行為，但在司法實踐上，還是從立法意圖來看，同步錄用錄像都屬于一種偵查行為，是具有法律意義的。

由此可以得出，檢察機關采取同步錄音錄像是一種訴訟行為，是一種偵查行為，是為證實案件事實，以記錄訊問、詢問、勘驗、檢查、扣押、搜查過程為手段的偵查行為。當然由于法律效力的問題，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亟需對它的取得方式加以總結、規范，并與審判部門達成一致，最終使依據該規范產生的視聽資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錄音錄像所取得的證據性質問題

有人認為同步錄音錄像在檢察機關辦理的自偵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證明供述或證言筆錄內容的“三性”中的客觀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單獨作為一項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其所證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義，因而它不具備視聽資料的特點。但可將其視為言詞證據、物證、書證等其他類證據的附屬資料，與其共同形成一證據種類。

筆者對此不敢茍同，首先有必要區分同步錄音錄像與一般錄音錄像的不同，視聽資料是在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而且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的法律規定，可以明顯看出七種證據是并列關系，不是包含關系，視聽資料是獨立于前六種證據的?，F在不少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對證人作證時進行錄音錄像，用以固定證據，雖然是以視聽資料的形式出現的，但所形成的資料應該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證據一類的，與書面筆錄是沒有什么區別的，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錄音錄像是對過程進行記錄，不僅僅專門針對證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還包括對當時的環境、檢察人員行為等進行全方位的、直觀的、不間斷的進行記錄。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同步錄音錄像形成的證據歸于《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所規定的前六種證據。

其次，誠然同步錄音錄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資料和供述或證言等書面證據一起形成完整的證據，但并不能就此認為不能單獨作為一項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它同樣能間接地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或部分事實，具備視聽資料的特點，可以單獨作為一類證據當庭質證。

從現行的法律來看，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檢察機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中對視聽資料進行了解釋并規定了在偵查過程中可以由檢察人員或檢察機關指派有關人員制作，與案件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關的錄音、錄像、照片、膠片、聲卡、視盤、電子計算機內存信息資料等就是視聽資料。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同步錄音錄像所形成的資料是視聽資料的一種，屬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之一。

三、完善與發展偵查訊問錄音錄像的建議與對策

(一)制定錄音錄像的操作規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偵查》一章中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詢問被害人、勘驗、檢查、扣押書證、物證、鑒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進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記錄、記錄完畢由誰在筆錄上簽名、被收集人對收集的證據有異議的如何處理等細節問題，為收集除視聽資料以外的六種證據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規則，但對于視聽資料的收集程序、內容要求未作規定。

從國外來看，從1991年開始，根據英國內政部頒布的《錄音實施法》，警察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同時制作兩盤錄音帶。在開始錄音時，要求說明被訊問人的姓名，訊問人和在場人的姓名與身份等。訊問結束后，當即將一盤錄音磁帶封存，標簽上要注明錄音的時間和地點，并由被訊問人簽名;

另一盤則供以后在訴訟中使用。如果后來在法庭審理時，當事人對警察提供的錄音帶所記錄的內容提出異議，則由法官主持，將封存的那一盤錄音磁帶調出，當眾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錄音磁帶進行核對。近來，英國警察機關根據《錄音實施法修正案》的規定，在進行訊問時，除了必須同時制作兩盤錄音帶外，有條件的還要同時制作兩盤錄像帶。據了解，從1999年開始，所有的警察機關在進行訊問時，必須同時錄音、錄像(兩盤錄音帶同時錄制，兩盤錄像帶也必須由同一個錄像機同時錄制，而不允許拷貝)。英國的這種制度和作法，保證了警察調查取證的合法性和證詞的可靠性。

我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雖然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記錄的同時，可以根據需要錄音錄像。但這些概括性的規定并沒有使錄音錄像操作無章可循的現狀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實踐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檢察機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規定了視聽資料的收集程序和審查原則，但過于籠統的規定，仍然沒有解決具體司法實踐中的操作問題。因此有必要建立詳細的操作程序規則

(二)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

采用了同步錄音錄像以后，不僅僅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證人，而且檢察人員一舉一動皆在視線之內，哪些話是不違反法律的，哪些是違反法律的，都是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這就不能不談到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西方國家審判制度的重要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包括兩個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必須予經排除;通過不合法的搜查、訊問和取證等偵查行為獲取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必須予以排除。這項規定在我國的法律中沒有什么思想基礎和社會根基，但在我國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這項規則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4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從而在立法層面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法則。新的刑事訴訟法實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又在各自發布的司法解釋中規定了這一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規則。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第一款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彼哉f一旦發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應徹底否定其證據效力，則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

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以上規定脫離了實際情況，以“欺騙”為例，什么是欺騙，法律語焉不詳，而只是籠統地把所有“欺騙行為”歸于非法方法，這顯然是違背了偵查活動規律的。在自偵案件中，檢察人員往往會采取一定的審訊或詢問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會用到“欺騙”或者“哄騙”手段，這是偵查規律的必然要求。美國著名刑偵專家費雷德·英博在論述“允許使用的審訊策略和技術”問題時所言“審訊人員也應該了解法律所允許的審訊策略和技術。這些策略和技術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上：即絕大多數罪犯不情愿承認其罪行，從而必須從心理角度促使他們認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過使用包括哄騙因素在內的審訊方法來實現。”美國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納曾經指出：“法律并不絕對地防止以欺騙手段獲得口供。在審訊中，是允許耍一定的小詭計的。特別是夸大警察已經獲得的、對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證據，讓嫌疑人覺得招供也沒有什么的預先的戰術設計，這都是許可的。其主要理由是，這些獲得許可的小詭計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國現在法律，則將以采取一切欺騙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非法證據”的規定顯屬不妥，因為它混淆了正當的審訊策略與通常足以導致被訊問人作出非自愿性陳述的非法審訊方法之間的界限，從而違背了偵訊活動的規律。

從這可以看出，此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偵查人員將會無所適從。國外對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學者認為：“一般來說，排除法則(此處是指實物證據的排除)不是明文規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則。”并據此以判例的形式對司法實踐中相關“疑點證據”的可采性問題加以引導和統一規范。中國不適用判例法，但應該借鑒國外優良的規定，建立起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第二篇：同步錄音錄像技術人員崗位職責

同步錄音錄像技術人員崗位職責

第一條同步錄音錄像工作人員及雙崗備份人員需24小時保持聯系暢通，并且做到隨叫隨到。

第二條嚴格執行《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技術工作流程（試行）》，積極配合辦案部門進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并應對突發事件。

第三條嚴格同步錄音錄像場所的管理，工作時保持同步錄音錄像控制室內的衛生，每周五清理同步錄音錄像控制室衛生。

第四條每周對同步錄音錄像設備進行保養、檢修，保證同步錄音錄像設備的正常運行。

同步錄音錄像工作人員必須在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中對設備運行狀態全程監控，并且嚴格遵守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操作規程。盡快培養復合型技術人員，制定技術人員雙崗雙責，杜絕在技術保障工作中遲到、漏崗、脫崗。

第五條保證同步錄音錄像工作人員2人，至少還有備份人員1-2人，以保證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順利進行。

第六條檢察技術部門在接到辦案部門的錄音錄像通知后，檢察技術處負責人應當指派技術人員執行。

第七條錄制人員在接受錄制任務后，應制作《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受理登記表》。并做好錄制準備工作，對訊問場所及設備進行檢查和調試。因設備等特殊原因無法錄制的，應當及時告知辦案部門。

第八條制的起止時間,以被訊問人員進入訊問場所開始，以被訊問人核對訊問筆錄、簽字捺印手印結束后停止。

第十條制人員應當監控錄音錄像系統設備的運行，因更換存儲介質需要暫停錄制時，應當提前告知訊問人員。因技術故障等客觀原因需要停止錄制時，應當立即告知訊問人員。排除故障繼續錄制時，應當在錄音錄像中反映訊問人員對中斷錄制的語言補正。

5、錄制人員應當及時填寫《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說明》中有關錄制工作的內容，客觀記錄訊問過程的錄制、系統運行、技術人員交接，以及對使用光盤編號等情況。本人簽名后，交訊問人員按要求安排填寫，在錄制資料副本移交時收回歸檔。

6、錄制結束后，錄制人員應當將錄制資料的正本交訊問人員、被訊問人確認，當場裝入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密封袋，由錄制人員、訊問人員、被訊問人三方封簽，由被訊問人在封口處騎縫捺印手印。

7、案件偵查終結后，技術部門應當將本案《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受理登記表》、《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說明》等文書材料制作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技術協作卷宗予以保存。

8、技術部門應當將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錄制資料正本存放于專門的錄制資料檔案柜內，長期保存，并做到防塵、防潮、避免高溫和擠壓，以磁介質存儲的資料要存放在防磁柜內。

9、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技術協作卷宗編號按照檔案管理部門相關規定執行。一案多人多次訊問的，在卷宗編號后加編被訊問人號和訊問次數，作為錄制編號。每次訊問一個錄制編號，當次訊問涉及的全部文書材料及錄制資料均對應此編號。

10、案件辦理完畢，技術部門應當將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錄制資料正本向本院檔案部門移交歸檔。錄制資料副本應當在收到《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說明》時移交委托錄制的辦案部門簽收。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資料的保存期限與案件卷宗保存期限相同。

11、法庭需要對錄制資料正本當庭啟封質證的，技術部門在收到《人民檢察院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資料檔案調用單》后，將錄制資料正本移交公訴部門簽收。

12、技術部門收到公訴部門返還的錄制資料正本后，應當核實簽收，歸檔保存。

檢察技術處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第三篇：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系統解決方案

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系統解決方案

隨著我國社會不斷發展、科技不斷進步以及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社會對司法審訊文明執法，公正執法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罪犯行為和犯罪案件更加多樣化、復雜化，高智商犯罪越演越烈，給新時期的檢察院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如何利用科技的手段，實現案件的快速偵破，更好更快更準的打擊犯罪是我們檢察院等機關迫切需要解決的事情。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多次強調，要緊緊圍繞業務需求，加強基礎網絡、應用系統、信息資源和數據庫等電子檢務工程項目建設，最大限度發揮信息資源的集聚、規模效應,為提升法律監督能力提供科技支撐。

司法審訊實行訊（詢）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是檢察院適應新的形勢，為提高犯罪偵查工作水平而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也是司法審訊在“科技強檢”背景下，促進自身更好的履行法律職責，規范訊（詢）問過程、提高訊（詢）問辦案效率，不斷加強科技創新，深入推進數字化、信息化建設的重大舉措。

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系統 結合司法審訊數字化建設、偵查指揮審訊監控建設的業務需求，采用先進的音視頻編解碼技術、流媒體與集中存儲技術、信息安全技術、計算機通信與控制技術、數據庫技術而開發的一套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同步錄音錄像監控平臺。該系統使用多級級聯、數字高清、唇音同步、實時刻錄等現代技術，能夠提供同步錄音錄像、實時監控、電子筆錄、遠程指揮、卷宗管理、多重加密、數據報表等貼合實際需求的功能。

該系統功能齊全、技術先進、性能穩定可靠、人性化操作，能非常有效地為公、檢、法等部門辦案提供幫助。有效打擊犯罪，杜絕犯罪嫌疑人無端指控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等現象，體現公、檢、法等機關文明辦案的形象。

系統解決方案

系統大致由審訊室、控制室和案件指揮中心組成。審訊主機單獨放在控制室，有專門技術人員進行操作控制。圖像、聲音、溫濕度信息分別由安裝在訊（詢）問室中的攝像頭、拾音器和溫濕度傳感器采集并傳送給同步錄音錄像主機，主機對接入圖像實現多畫面合成、疊加溫濕度時間信息并進行同步錄音錄像。辦案人員只需要通過辦案電腦登陸客戶端即可完成電子筆錄、案卷管理、重點打標等功能操作。

系統還可以通過人員定位系統實現了對被審訊人的全程跟蹤定位，并聯動附近相關的攝像頭進行同步錄像。錄像視頻跟隨案件信息一起打包，形成一案一打包。

后端指揮中心可配置平臺服務器、存儲陣列、數字矩陣、電視墻等設備。處于指揮中心的領導即可通過指揮客戶端可以對發生在管轄下的任一訊（詢）問室中的辦案過程進行遠程分析、實時指揮甚至直接接管。平臺將進行統一接入管理所有同步錄音錄像主機、高清解碼器和高清IPC，實現了集中存儲，并具備多級級聯應用，可實現市級、省級乃至全國審訊系統大聯網管理，實現了案件卷宗信息資源的高度共享，極大提高了調取業務的效率的同時還能做到極強的保密設置，真正體現了“科技改變生活”。

第四篇：自偵案件論文（推薦）

自偵案件審查逮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白亮

對本院自偵案件的審查逮捕也是偵查監督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根據工作實際，筆者針

對自偵案件審查逮捕中存在的問題，淺陳己見。

一、自偵案件審查逮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依照刑訴法規定，偵查監督部門對受理本院自偵部門移送審查逮捕的案件，應當在法定時間內決定是否逮捕，對應當逮捕而本院自偵部門未移送審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偵查監督部門應當向偵查部門提出移送審查逮捕犯罪嫌疑人。對本院偵查部門偵查或者決定、執行、變更、撤銷強制措施等活動中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以保障適用法律的合法性和準確性。這

是法律賦予的權力，但在實踐中這種權力往往難以得到實現。

1、定性問題認識上以難以統一，自偵部門拒絕接受意見或建議。在自偵案件的審查逮捕過程中，偵查監督部門的承辦人、部門負責人及主管檢察長往往同偵查部門的意見難以統一，而在這種情況下，院領導又傾向于偵查部門的意見。如某個貪污或賄賂案件，反貪賄賂部門在初查或立案時，須向主管檢察長匯報，大案要案須向一把手請示，甚至要檢委會決定是否初查或立案。在立案后的正式偵查階段，主管檢察長或檢察長還要再次過問、聽匯報。案件在偵查階段實際上已形成了如何處理的意見。移送偵查監督部門后，實際上只是程序上的問題。偵查監督部門經過審查，如有不同意見或認為定性不妥，或認為構不成犯罪的，往往很難被偵查部門或主管領導接受。因此，偵查監督部門的意見往往難以被采納。

2、對本院自偵部門辦理案件時的偵查活動監督不力。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偵查活動時行法律監督。偵查監督包括兩方面：一是對公安機關刑事偵查活動監督；二是對本院自偵部門自偵案件偵查活動監督。對自偵部門的監督直接關系到對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和懲處準確性。但在實際操作中，對自偵案件的監督很難做到，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監督的法律依據不完善。對自偵案件監督的具體內容？怎樣監督？法律和司法解釋都沒有明確規定，自偵部門又是本院內部的工作部門，監督難度大。二是糾正違法缺乏強制性。刑訴法雖然規定了審查逮捕部門對偵查部門的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可以提出糾正意見，對這些一般性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可以口頭或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等方式進行糾正，但由于沒有強制力的保障，以致監督的效力大打折扣。三是監督的渠道不暢。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偵查部門對于偵查監督部門的糾正意見不重視，不采納，甚至有的辦案人員認為偵監部門不體諒他們的辛苦而無事生非。另一方面，偵監部門對自偵案件的監督主要通過適時介入，偵監部門提出適時介入時，往往被拒之門外，原因

是案件需要保密。

二、解決以上問題的對策

1、完善自偵案件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對內部自行立案偵查的案件，從程序到實體，從偵查到案件終結，從案件承辦人到辦案部門的執法活動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和制約的措施。紀檢監察部門要拿準自己在內部監督中的位置，積極發揮紀檢監察的職能作用，提高自身素質，及時對違法違紀行為進行監督制約。同時要根據案件在檢察環節的流程：控申-反貪、法紀-批捕-起訴-監所檢察，建立起各個環節的監督措施，對自偵案件進行回執式跟蹤監督。

2、提高業務素質，認真把握《刑法》、《刑訴法》關于偵查人員辦理自偵案件應遵守的法律規定及相關罪名構成要件、逮捕條件，進一步提高監督意識和監督水平，做到監督有

理有據，準確迅速，敢于監督。

3、借力監督。對自偵案件監督過程中，常會出現監督意見不被接受，兩部門爭執不下，無法協調一致情況。此時，偵查監督部門要借助上級力量，由上級作出決定，保證監督行為的完成。

4、完善監督的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了《關于加強案件管理的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立案偵查案件內部制約的規定》、《在檢察工作中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的若干規定》和《在辦理直接立案偵查案件工作中加強安全防范的規定》等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實施，進一步規范了檢察機關的執法活動，健全了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要把此作為監督的法律依據，積極探索更有力的監督方式，保證監督行為實現。

第五篇：便攜式同步錄音錄像審訊系統簡述

便攜式同步錄音錄像審訊系統簡述

便攜式同步錄音錄像審訊系統是針對公安、檢察院、、紀委、邊防等執法部門移動辦案而研發設計的視聽證據采編管理系統，可根據需要隨時隨地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審訊。該系統采用先進的音視頻編解碼技術對審訊過程中的電子審訊筆錄、音頻、視頻、電子線索等信息進行數字化編碼處理，結合溫濕度、時間等動態字幕疊加技術為審訊過程提供清晰流暢的全程視頻畫面；充分利用成熟的通信技術，通過司法專網可實現遠程指揮，實時動態了解審訊過程中案情資料和審訊筆錄信息，為各執法機關在審訊工作中提供透明、公正的電子證據資料，樹立執法系統公平、正義的形象；提供了高效、便捷、公正、安全的數字記錄方式，對審訊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并實現藍光光盤同步刻錄，完整地記錄審訊全程的音視頻信息，并對這些資料長久保存。

北京中徽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20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