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現行體制下我國行政領導素質的培養與完善（共）

淺談現行體制下我國行政領導素質的培養與完善

—— 以地方政府基層行政干部為例

內容摘要：進一步加強基層行政干部素質建設，發揮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新時期、新形勢對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課題，而且，尤其是當基層行政違背國家行政命令時，怎么才能和調好國家與地方的關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職責，維護社會穩定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人民監督反腐地方政府基層行政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行政”指的是一定的社會組織，在其活動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組織、控制、協調、監督 等活動的總稱。行政領導則是門科學與藝術。參與行政領導是領導者運用自己的科學知識、實踐經驗、聰明才智和膽識魄力實現行政目的的領導技能和技巧，是行政領導者靈活獨特、恰當巧妙運用的領導策略、方法和手段，它表明領導者解決問題、處理問題的熟練程度、工作水平和創造能力。行政領導能力的高低直接關系到轄區內人民的幸福安定。

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期。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呈增多趨勢，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許多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糾紛，主要發生在基層，還有一些人打著上訪的名義進行破壞社會秩序的活動，雖然有了上訪法，但是真正執行起來有很大的難度，作為一名學習行政學專業的學生，筆者認為

加強基層行政干部的素質建設是有效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如何進一步加強基層行政干部素質建設，發揮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新時期、新形勢對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課題，而且，尤其是當基層行政違背到國家行政命令時，怎么才能和調好國家與地方的關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職責，維護社會穩定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現今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狀況與存在問題

（一）、存在狀況

進入新時期以來，國際間競爭更加激烈。國家提出要從傳統的全能領導型政府向有限、多元化政府轉變。一方面，要積極探索發展社會經濟的新方式、新方法；另一方面，在鞏固和發展國家行政領導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完善地方復雜局面的行政領導方式。

近年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許多法律和制定了相應的行政責任制度，用于規范基層干部隊伍。一批批腐敗違法分子紛紛落網，不管他們職位有過高、關系有多深都一查到底，近期重慶“打黑、反腐”的成績就是最好的典型。反腐工作的力度加強，證明我國政府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實現了職能轉變，公仆①意識開始深入基層行政人員的內心。筆者相信，在政策法規的不斷完善下，在民主監督的不斷實現中，以及在領導干部能力的不斷提高時，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的執行能力一定會不斷提高。

此外，現行體制下出現一些基層政府部門也出現的“門難進、臉① 公眾的仆人，比喻替公眾服務的人。原用于公務員對自己的謙稱，今用于老百姓對公務員的尊稱。

難看、事難辦”等“衙門①現象”影響著政府整體形象。一些公職人員沒有樹立為老百姓辦事的服務意識，沒有把自己放在一個人民公仆的位子上，相反，一些領導干部為了提高“地方政績”，勞民傷財，一旦決策失誤，造成損失和事故，往往又相互間推卸責任等。這些狀況的存在，也為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素質的培養與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存在問題

1、基層干部隊伍的腐敗問題

在地方行政中，由于“天高皇帝遠”，一些官員手中的行政權力不是用于履行職責，為人民辦事，而是把它當成商品用于交易，索賄受賄，有的干脆直接參與走私和倒賣。嚴重的損害了政府官員在廣大人民中的形象，影響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平穩發展，危害國家的長治久安。

2、基層干部行政能力不足

進入新時期，基層行政工作空前泛化和復雜化。對各級地方政府來說，如何根據本地實際制定發展戰略，運作相關資源，調節社會利益，促進本地經濟社會良性運行，把主觀的良好愿望變為現實，都需要很強的行政領導能力。行政領導能力弱，往往會造成組織內部混亂無序，內耗嚴重，離心離德，威脅組織生存。

3、基層干部濫用權力，侵犯公民利益時有發生

當前，法律已走進了我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① 舊時稱官署為衙門。其實衙門是由“牙門”轉化而來的。

推行依法行政勢在必行，領導干部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能力已成為現實的迫切需要。雖然 依法執政已多年，但程度遠不夠充分。一些地方基層行政部門越權行政，隨意執法，甚至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犧牲公眾利益為代價，謀求小團體利益，完全無視法律存在。

二、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素質的培養與完善

（一）、努力學習實踐，加強自身建設

全面系統的學習黨的十七大精神，貫徹黨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規定和要求，不斷豐富領導者自身的科學管理知識，并用以指導行政工作。此外，還要用于在實踐中加強鍛煉，到艱苦的環境里和復雜的矛盾中經歷風雨、磨練意志、積累經驗、增漲才干。還要善于思考、善于總結。對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和成敗得失經常進行思考，經常反思怎樣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的工作質量和效率。

（二）、加強作風建設，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當前許多地方的基層領導干部在作風上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極大影響了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主要表現就是脫離實際，熱衷于形象工程；因循守舊，缺乏開拓創新；熱衷于迎來送往，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利益，貪圖安逸享受，講排場、比闊氣，玩弄權術，貪污腐敗。

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靠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情操，激勵廣大基層領導干部自覺堅定地在作風上嚴格要求自己；二是要靠完善制度，把作風建設納入制度化的軌道，通過制度的完善給優

良作風提供可靠保障；三是政府官員要深入群眾，以為民服務為宗旨，聽取民意，把脈民生，切實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

（三）、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依法行政。

在新時期的依法行政中，首先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責任制度規范。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在現行法律、行政規章等基礎上把行政道德加予法律化。其次要加強反腐力度，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懲處，絕不姑息。確保權力的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關下運行。在國家政策和應有的法律體系下，行政領導干部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執行必嚴、違法必究，使我國的各項行政事業的開展真正踏上依法行政的道路。

總的來說，行政領導素質的培養與完善是個系統長期的過程，各階層領導者要結合自身實際，完善自身修養，落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通過自身的理論學習、基層實踐、長期積累來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真正做到一名盡責的行政領導者。

參考文獻：

【1】《淺談如何加強基層領導班子建設》鄭明超《活力》 2009年 第8期

【2】《淺談行政領導用人藝術》廖慧麗 《中國科技博覽》2009年 第8期

【3】《行政學原理》 孫榮 徐紅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 第1版

【4】《我國政府行政領導干部素質建設問題研究》 安琪 《理論與當代》 2008年 第7期

【5】《行政領導者非權力影響力及其培養》 李慧瑩李良仁 《九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9年 第8期

【6】《我國行政領導問責制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吉承乾 楊輝 《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 2009年第2期

第二篇：淺論我國審計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淺論我國國家審計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內容摘要】 審計是民主法制建設的工具，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對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有利保證。當前我國政府審計本身無法避免獨立性的缺陷，在缺乏有效監督機制且雙重領導內在矛盾的情況下，國家審計體制改革現實的擺在我們面前。國家審計體制是憲政國家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憲政國家本質要求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享有權利的唯一合法來源是國民授權，因此建立真正意義的“國家審計”是必須的。筆者針對我國國情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法，即建立國家審計與政府審計相結合的新國家立法審計體制。

【關鍵詞】 審計體制 機構改革

審計體制是國家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國家審計制度自1983年恢復以來，已走過30年的發展歷程。初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根本、以審計法為核心的審計法律規范體系，形成了一支基本適應工作需要的審計隊伍，審計工作開始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在此基礎上，全國審計機關和廣大審計人員緊緊圍繞經濟工作中心，認真履行審計監督職責，全面開展預算執行審計和其他各項審計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從前些年我國發生的 一場“審計風暴”上，使我們切身地感受到了審計工作的實際功能。同時看到，審計作為一種經濟監督，即要為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服務的必須性，又要為服務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大局的重要性。但也從“審計風暴”中看出在我國審計實際工作中，由于一些地方黨政領導依法行政意識和水平還比較欠缺，對審計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加上其他一些客觀原因，憲法和審計法的有些規定沒有切實得到貫徹落實，現行審計體制下，還存在一些迫切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那么，我國現行審計體制存在哪些缺陷？如果要改應如何改革？本文在考察國外審計體制形成的歷史背景基礎上，得出了審計體制選擇的若干啟示；分析了我國現行國家審計體制的特點和缺陷，探索性提出了改革我國國家審計體制的基本目標、指導思想和符合我國國情的國家審計體制的設想。

一、審計體制的概念、分類、職責 1.概念 審計體制是審計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指機構設置（管理體制）、職權設置及其運行效率的總稱。2.分類

關于審計體制的分類，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看法，有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獨立型四種審計模式，這種觀點一直被學術界引用（我們稱為傳統觀點）。3.職責

我國審計法第四條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每年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審計機關對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

二、我國的審計體制的發展與現狀

1、我國審計體制淵源

1928年中國現代第一部真正意義的《審計法》由國民政府頒布實施，此后《五五憲草》和《中華民國憲法》都明確了審計在國家法律中的地位，將審計作為監察權行使，中國審計體制初步確立。中華民國審計制度借鑒了我國古代御史監察制度，并吸取了國外立法型審計體制模式經驗。審計權對監察院和立法院負責，獨立于行政系統。內戰結束后，該審計體制在臺灣省予以保留。中華民國審計制度從本質上屬于司法型，但又兼具立法型的特點。由此可見，我國審計體制存在非行政型先例，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審計在中斷30年后再度恢復。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是整個國家權力的中心，面對著開放初期繁雜的問題，行政型主導“政府審計”的產生也就成了必然。我國現行的審計體制是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產物，無論是領導體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還是審計管轄范圍的劃分，都體現了這一特定時期的特點。但從機構設置的角度來看，審計的獨立性沒有充分地得到保證。獨立性是審計工作的“生命線”，而審計組織的獨立性是審計獨立性的核心，我國審計機關作為獨立的經濟者——人民代表大會的委托者，對被監督者——各級政府及其所管轄部門和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監督，理順委托者、獨立經濟監督者和公共資財管理責任承擔者之間的審計關系，在客觀上保證審計組織的獨立性。

2、我國審計的現狀

我國現行審計體制屬于行政型。根據我國《憲法》和《審計法》的規定，其具體特點是：《審計法》第七條規定：“國務院下設立審計署，在國務院總理領導下 2 開展工作”；《審計法》第七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的審計機關，分別在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和上一級審計機關的領導下，負責本行政區域的審計工作”。即我國審計機關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審計法》第九條規定：“地方各級審計機關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審計機關負責并報告工作，審計業務以上級審計機關領導為主”；審計機關不僅對同級各部門和下級財政進行審計，而且對國有金融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進行審計；不僅有審計權，而且有一定的處理處罰權；審計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預算執行情況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結果由本級政府向本級人大常委會報告；審計機關根據被審計單位的財政、財務隸屬關系，確定審計管轄范圍；在人事任免上，審計長由總理提名、人大常委會任免，地方各級審計機關負責人由地方任免。

在建立國家審計制度的初期，我國選擇了隸屬于國務院的行政型模式。這種選擇是符合一定時期的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特點的。特別是在新舊體制轉軌時期，財經領域中違法亂紀和有法不依的情況還十分嚴重，弄虛作假和會計信息失真現象仍比較普遍，內部控制和財務管理不規范的狀況還沒有根本好轉；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政府領導下的行政型審計模式，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審計監督在維護財經秩序，加強廉政建設，促進依法行政，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方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有利于審計工作貼近政府出臺的各項改革措施和重要工作部署，圍繞經濟工作中心，服務大局，切實加強對重點領域、重點部門和重點資金的審計監督，促進政府工作目標和宏觀調控措施的貫徹落實。二是時效性比較強。在各級黨委、政府領導和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審計機關能夠更加直接、有效地實施審計監督，及時發現、處理和糾正各種違反國家財經法規問題，積極配合有關部門查處大案要案，較好地發揮審計監督在維護財經秩序，促進廉政建設，懲治經濟犯罪中的作用，從而促進政府各部門依法行政，加強管理，完善法制，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三是有利于各級人大更好地支持和監督審計工作。按照我國《審計法》的規定，審計機關每年受政府委托要向人大常委會報告本級預算執行情況及其他財政收支審計工作報告，這為各級人大了解、支持和監督審計工作創造了條件。四是地方各級審計機關實行本級政府行政首長和上一級審計機關領導，審計業務以上級審計機關領導為主的雙重領導體制。這種領導體制有利于增強地方審計機關的獨立性，也有利于審計系統加強業務建設，使全國審計工作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三、國外審計體制的借鑒經驗。各國審計體制的形成與其政體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適合自己國情的審計體制。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歷史不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審計體制或模式（本文將審計體制與審計模式視為同意語）。關于審計體制的分類，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看法，認為有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獨立型四種審計模式，這種觀點一直被學術界引用（我們稱為傳統觀點）。一）立法型體制的先驅——英國

公元1314年，英國國王任命了歷史上第一位國庫主計長。從此以后，歷代王朝都設立了審計機構，國家審計職責和權力得到不斷發展和加強。1866年的《國庫和審計部法》、1921年的《國庫和審計部法修正案》和1983年的《國家審計法》是審計署開展審計工作的三個重要法律依據。這三項法律為確保主計審計長的獨立性提供了法律基礎。其中，1866年6月的《國庫和審計部法案》標志著現代英國國家審計體制的建立和第一個立法模式審計制度的誕生。該法案的中心是規定政府的各項支出應由議會領導的主計審計長審核。其后的兩部法案都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的結果。關于國家審計署的管理體制及職責和權限，主要有以下內容：審計長是一名議會下院的官員，他依法獨立地履行職責；審計長代表議會行使職權，向議會提交審計報告；為保證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國家審計署禁止其職員參與各級政黨機構的政治活動，防止將政黨的觀點和立場帶入審計工作；透明度高，審計署的檢查結果，有權自行或通過媒體公布。

立法型審計體制最早產生于英國，其進一步完善和成熟是在美國。它是現代政府審計機構中比較普遍的一種形式，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屬于這一類。二）立法型體制的代表---美國

英國、美國最初都是行政型模式，但實踐證明它的獨立性有限，不能很好發揮制衡作用，故后來才發展到立法型；德國開始是立法型，后來一段時間是行政型，再后來最終發展到了獨立型。

審計工作在美國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從聯邦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美國有一套健全的審計機構體系和嚴密的審計工作制度。總體而言，美國的審計體系包括國家審計機關、各部門的內部審計組織和大量的私人會計公司。1904年，美國成立了會計師聯合會，1916年改組為美國會計師協會。這個協會大力發展審計業務，在美國的社會生活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21年美國成立了審計總署，在國會的領導下，承擔監督聯邦政府的預算，制定審計標準，檢查政府機關的工作效率，評價國營企業的 經濟效益等職責。2004年7月7日，美國審計總署正式更名，從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變為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者直譯為審計總署，后者直譯為政府責任辦公室。更名后的美國審計總署名稱縮寫仍為GAO。這一名稱上的變化是美國審計總署近年來業務內容轉換的結果，也反映了美國審計總署未來的發展方向。在1966年以前，美國聯邦審計總署的審計范圍主要是開展財務監督。1966年以后，美國的審計從注重財務審計轉向績效審計。美國會計總署1994在修訂的《政府的機構、計劃項目、活動和職責的審計準則》中對績效審計作出了如下定義：績效審計就是客觀地、系統地檢查證據，以實現對政府組織、項目、活動和功能進行獨立地評價的目標，以便為改善公共責任性，為實施監督的采取糾正措施的有關各方進行決策提供信息。1941年美國成立了內部審計師協會。1960年以后，美國的大型公司約有30%以上設立了內部審計機構。有資格從事審計工作的人員，一般必須是注冊公共會計師。1950年，美國的注冊公共會計師是3.9萬人，現在，全美國有大約30萬人注冊公共會計師。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公共企業開始請會計公司來為自己開展審計業務，對政府部門來說，經過私人會計公司的審查，可以使政府獲得更多的公眾信任。美國聯邦政府各部門以及各地發展奮斗設有內部審計組織，一般稱為總稽核員辦公室或審計局。聯邦政府各部和相當于部一級的單位，總稽核員由部長提名，總統任命。根據有關法律規定，為了保證總稽核員獨立行使審計權，它應每年直接向國會呈交兩次審計工作報告。美國現行法律還規定，各部的總稽查員有權在開展工作時對本部門的貪污、營私、舞弊等違反財經制度和法律的情況進行調查，對情節嚴重者有責任性司法部門提出控告。各部的審計組織不僅要開展財務審計，與審計總署一樣，他們也要開展績效審計。二）司法型體制的代表——法國

在法國，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其王權是歐洲專制制度的典范，為加強經濟監督，早在1256年，法國國王頒布“偉大法令”，要求各城市市長、政府官員在11月11日的前一天攜帶城市收支賬目來到巴黎接受審計。當時的審計官是國王任命的精通財經、法律和數學的教士。1318年法國國王頒布法令，其中規定：“我命令所有的賬目必須每年審查一次”，并于1320年設立審計廳，作為皇家的行政法院。總的看，法國是一個司法權力很大的國家，“法皇從來視司法為皇家最光榮的職責”，故常常親自審判案件或親臨旁聽。可見，在法國將審計置于司法系列更顯示出審計的權威性。這種體制在17世紀法國著名的法學家孟德斯鳩所創立的“三權分立”和“權 力制衡”理論中找到了理論依據。他認為“權利不能合二為一，不能集于一手”。1807年通過法令決定國家審計院采用最高法院體制，它不僅解決了國家審計機關的權威性問題，也宣告了司法模式審計制度的最終確立。當時的審計法院是一個服務于皇帝的具有權威性的審計機構。此后，隨著國家政治的現代化發展，審計法院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從皇帝的職權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于立法和行政之外的最高審計司法機構，協助議會和政府監督財政收支的貫徹執行。

司法型審計機構具有以下特點：首先，最高審計機構屬于司法系列或具有司法性質，它強調審計機構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強化了國家審計的職能與作用。其次，司法型最高審計機構具有顯著的穩定性。在這種形式下，審計法院的法官特別是高級法官實行終身制，它有效地保證了審計機構的穩定性與審計方針、政策的一貫性，也有效地保證了最高審計機關的人員素質和工作質量。再次，最高審計機關不實行準則管理而實行制度管理，它與財政、公共會計同屬于公共財務制度，并構成大陸派的特點。最后，審計法院把審計公共報告上交共和國總統、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的同時，有權將其刊登在法蘭西公報（政府公報）上，以引起輿論界和社會的關注，造成社會輿論監督。

三）獨立型審計體制——另一種模式

德國和日本是比較典型的獨立型審計模式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自1714年成立總會計院實施審計制度，該院當時是獨立于行政部門之外的審計機構。但后來又并入了行政部門，完全失去了獨立性。直至1824年，國王發布命令，又使國家審計機關獨立于三權之外。1950年通過了創建聯邦審計院的法律，并于1969年修改，規定了審計機構直接向議會報告工作，使審計法院與立法機構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但是這個從來不太安分的國家，在1985年又頒布了新的《聯邦審計法院法》，規定審計法院既不屬于立法部門，也不屬于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而是一個獨立的財政監督機構，只對法律負責，只作顧問，為立法部門和政府提供幫助。但是法院院長和副院長由議會選舉產生，他們擁有公正無私的調查權，而沒有處理權。

在封建社會，早期德國也是一個專制王權的君主國，國王權力極大。這個講究實用和法制、富有創造性的民族，不但誕生了許多世界級的大科學家，也有他們引以為豪的德國古典哲學思想。它地處歐洲，與法國相伴，離英國也不遠，但他在審計制度創建上卻別具一格，另辟蹊徑，既不照搬立法型，也不完全仿效司法型，而是走出了一條“獨立審計模式”之路。這種審計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國家審計獨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之外，它與議會沒有領導關系，也不是政府的職能部門。在審計監督過程中，堅持依法審計的原則，客觀公正地履行監督職能，只對法律負責，不受議會各政黨或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擾。但對審計出來的問題沒有處理權，而交與司法機關審理。這是它與司法型審計的最大區別。

四、我國審計體制存在的問題。

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推進和改革開放繼續實施深入，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經濟的發展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而要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必須進行不斷的改革，尤其是體制方面的改革，中央指出要深入研究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因素。當前，面對改革的巨大成就，對巨額的財政收支必須實行有力的審計監督，而監督的力度、強度和成效不僅取決于審計力量的多寡和審計人員素質的高低，某種意義上更取決于審計體制的優劣。那么，我國現行審計體制是否充分發揮了應有的監督與制衡作用？還存在哪些缺陷？如果要改應如何改革？以下談談我的看法。

一）、我國現行審計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審計有力，結果無力。

“審計風暴”可以看出，我國審計開始以力度昭顯，但同時也看出，我國審計的結果處置力度無法與法律平等相接，就其審計體制而言，無論說到獨立性、立法性、司法性、行政性，其任何體制的設計，都免不了利于與弊的存在，但任何體制的執行結果，是要看是否充分發揮執政利益、為民所愿、法行實功的作用，眾所周知，我國審計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在體制的問題，而是對審計的對象是否能依法處置的果敢實效力度。打典型，不具有依法的普遍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在法治社會觀念里，其政權與國民的保障性是平等的。沒有力度，其審計本身就會存在流于形式性，也就大大影響了審計實際存在的法威性與社會地位，即政府審計中，審計機關對同級政府經濟活動無法有效發揮監督和制約，根本上現狀是審計工作受行政權力意識左右，直接由行政領導的干預和控制，審計主體獨立性受到影響。結果就是當審計出問題后，是公示警示通告后，責任人與單位部門相連涉及人是行政處罰還是法理平等的到刑事處罰，如果這點能下決心了，審計體制就可以依法選擇符合目前我國國情的體制來重新設計確立了。

二）我國現行審計體制存在的直接問題是審計法有，現實脫節，我國《審計法》頒布于1995年，我國在近20年的社會發展中，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管理也不斷的深入完善，社會法治觀念不斷強化，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場經濟管理體制已逐步確立，政企職能徹底分開，建立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為我國審計體制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開始轉變提供了經濟基礎。初期建立行政模式審計體制的經濟原因——經濟管理方式上的大政府小社會，自然不存在了。黨的“十八大”在“服務型政府”實踐中不斷深入，“政府花錢，人民監督”已實際形成，但《審計法》由于框架存在，內容簡單，細化不夠，銜接不清等事實存在，造成法不完善，現實操作困難，由于我國政府審計實行雙重領導模式，在中央，審計署作為最高審計機關具有雙重法律地位，它既為國務院的職能部門又是審計機關主管全國審計工作。在地方，各級審計機關也在“雙重”體制下受本級行政首長和上一級審計機關領導，負責本行政區的審計工作。這種體制下行政權力與審計權利相重疊，審計權責不明，政令不暢。其結果自然是法的追究責任脫離現實法治。地方審計機關也面臨著兩難，一方面必須履行職責提高成績，對盡可能多的審計對象進行審計，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得罪”當地政府以及相關領導人員。這樣無法保證審計的實施效果。政府審計體制下地方審計機關不審計當地政府，但在“同級審”中發現的重大決策失誤和投資損失往往與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管理體制帶有濃厚的地方性、區域性和行政長官意志性的色彩，削弱了審計執法監督的力度，違法亂紀行為屢禁不止，地方保護主義惡性循環，嚴重損害國家利益。審計機關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均受到一定的影響。說到底，就是《審計法》執法執行不明確。

三）我國現行審計體制存在的關鍵問題是審計機構，點不過面，按照憲法和審計法的規定，審計工作應由各級政府首長直接領導。但全國目前大約還有1／3左右的地方審計工作不是由政府首長直接領導。不少地方的審計工作名義上由政府首長直接分管，但實際上一把手很少過問審計工作，而是由其他領導分管或協管，而且往往是審計和財政工作由同一位領導分管，關系很不順，不利于審計機關對財政部門履行。不利于正常的審計監督職責。

按照現行財務隸屬關系或國有資產監管關系劃分，屬于審計署及其派出機構審計的單位大約有3萬多個。從絕對量來看，還不到全國80萬個被審計單位的40%，但這些單位的資金量約占全國的70％左右。因此，必須加強對這些重點領域、重點部門和重點資金的審計監督。但由于目前中央審計力量不足，每年實際審計的單位不到3000個，審計覆蓋面只有10％左右，有不少中央單位自審計署成立以來還從未接受過審計。經濟上，我國審計機關經費均由同級財政做預算，當一些基層地區地方財力緊張時，審計經費根本無法保證；組織上，審計機關是只是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各級審計單位與財政部門是相互平級的關系；人員上，審計人員任免也由政府決定。這些現象使得審計獨立性全面審計更加難以保證。

四）我國現行審計體制存在的現實問題是審計多元，監督不力。1.審計對象

監督是人大的基本職能，它是憲法和法律賦予的重要職權，是中國權力監督的基礎和最高層次的監督。2007年1月新頒布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為人大審計監督進一步奠定了法理基礎。因此，人大審計委員會在負責全面預算審計的同時，還承擔審計監督職能。這是國家審計對政府審計監督的體現。新國家審計體制下，國家審計與政府審計是不同的審計部門，國家審計是最高的審計機關，國家審計不領導政府審計，但政府審計受國家審計監督。就具體而言：國家審計對政府審計實行問責制，國家審計有權知道政府審計內容，政府審計必須向國家審計報告審計結果；國家審計對政府審計實行績效審計抽查，觸犯刑法者由國家審計提請司法處理，不觸犯法律但屬嚴重失職者，政府審計中相關責任人應當提請處分或引咎辭職。現實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領導同志對審計工作重要性認識不足，法制觀念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本級政府預算執行情況的審計監督，少數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甚至干預這項工作的正常開展。主要原因是，這些地方政府領導在指導思想上，伯揭露問題過多難以承擔責任或影響政績，因而違反規定干預審計機關依法揭露和處理預算執行中存在的問題。有的還干預審計機關向本級人大常委會如實報告審計工作情況，人為地要求審計機關將一些重大違法違規問題刪去，特別是當審計查出問題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利益關系時，往往從本地區利益出發，對審計發現的一些嚴重侵犯和損害中央 9 利益的問題壓制不報，隱瞞事實真相，或避重就輕，輕描談寫。這種現象越到基層審計機關越是比較突出。即審計監督力量層層薄弱。2.審計本身

一方面是面臨龐大復雜的政府機構、國有企業等審計對象，審計監督職責如何實效實行是現實問題。以中央預算執行審計為例，一級預算單位有100多個，每年只能審計50％左右，二三級預算單位的審計面只有20％；縣以上國稅局有3000多個，每年審計不足5％；海關系統有250個分關，每年只能審計20％。1998年機構改革后，審計任務繁重與審計力量不足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更談不上加大對審計本身的監督力量了。另一方面是主要突出在民營審計會計公司上，目前，社會形成了大量的民營審計會計公司，最然審計會計公司為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此類公司魚龍混雜，審計結果無法監督實效，認證鑒定機構無法有效監督認定，且此類公司與稅務、審計監管脫節，事實存在針對同一個被審計部門、公司，審計會計公司審計結果與審計局結果不同，尤其表現在法律訴訟上，法律鑒定取證無法區別誰對誰錯，仲裁部門脫節。

五、對我國審計體制完善的建議與構想

作者認為，我國審計體制的完善及最終確立，還是決定于一個社會是遵從“法隨令出”，還是“令隨法出”，審計體制的實效功能尤其重于此。國家審計向立法型體制轉變，就是向立法立實靠近，即隸屬于立法機關，從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中脫離出來，成為對國家宏觀控制的再控制，亦即從國家行政職能中脫離出來，成為立法機關監督行政職能的手段時，其作用必將得到最大的發揮。真正立法模式的審計機構需要國家具備強有力的立法機構和人民在觀念上對立法機構重要性的認識。

1.國家各權力機關必須形成科學的分工機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是它的執行機關，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職務。這種政體在客觀上要求人民代表大會必須有效監督國務院正確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國務院也有義務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同時在組織上如果也保證了監督手段這種監督工作就不會流于形式。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為我國審計體制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轉變提供了經濟基礎。

國家經濟管理體制的不同決定了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大小，從而也決定了國家審計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范圍和程度。計劃經濟國家中，政府的大量直接管理經濟工作導致了國家審計機關作用范圍的擴大和任務量的增加，它們一般不是服務于立法機關控制行政機關因行政行為而發生的公共資金上，而是直接服務于行政機關對國家經濟的直接管理上。市場經濟下，資源主要靠市場配置和調節，國家審計相應將工作重點放在公共財政和國家立法機關批準的支出項目上。

3.我國國家審計必須嘗試審計體制向立法行模式的過渡。

審計法第四條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每年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審計機關對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從操作角度看，政府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審計工作報告實際上是由審計機關代擬，經政府同意后，由審計機關代作報告，并在現場回答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質詢。這種做法突出了國家審計服務于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的作用，體現了國家審計在經濟監督工作中的獨立性和立法機關的作用，體現了國家審計在經濟監督工作中的獨立性和權威性，認清了國家審計機關與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系，以及國家審計在國家行政與立法職能相互關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向立法型模式轉變的嘗試，也可看作是向立法型模式的過渡。

4.完善現行審計體制、加強審計工作的對策

審計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有的是因現行審計體制本身的弊病造成的，有的與現行審計體制并無直接關系，而是隨著審計工作發展而逐步顯現出來的，值得認真研究和改進。為了進一步改革完善現行審計體制，加強和改進審計工作，筆者認為，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理論上都應從現在開始著手做好行政型審計模式向立法型模式轉變的準備。

1)、改進現行審計經費預算編報制度，審計經費單獨列入國家預算

在立法型審計體制下，審計機關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委托，依法獨立對政府進行財政監督，審計機關與財政部門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但目前我國審計機關的經費由同級財政部門審批，審計是監督部門，而經費來自于被監督部門，經費不獨立、得不到保障，審計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和制約。

經國務院同意，2000年審計署及派出機構首先實行了審計經費全部由國家財 政負擔的辦法，這對于維護審計機關的獨立性，保障審計機關依法有效地履行審計監督職責，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了更好地保證審計機關依法獨立履行審計監督職責，從體制上理順審計機關與財政部門的關系，切實解決審計機關履行職責所必需的經費，應逐步改進現行審計經費預算編報制度。即參照國際上通行做法，先由審計機關根據職責、任務和計劃及定員定額標準編制預算草案，無須政府審批，由財政部門在本級預算中單獨列示，報經本級人大常委會批準后執行。2.)調整中央審計機關與地方審計機關的關系，實行立法型審計體制下的省以下審計機關垂直領導體制

隨著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劃分的不斷變化與明確。為適應新形勢下對國家財政進行有效監督的需要，在立法型審計體制下，我們應實行省以下審計機關垂直領導體制，即省級以下審計機關實行垂直管理，市、縣審計機關的人事、業務由省級審計機關統一管理，經費列入省級預算，系統管理、系統下按；省級審計機關接受審計署(即最高審計院)的業務領導。現實的情況是，在現行領導體制下，審計署下達的統一組織項目和其他需要地方審計機關完成的項目較多，地方審計機關自己安排的項目較少，而在分稅制財政體制下，中央與地方劃分財權，則在有限的審計資源下，地方審計機關對本級財政收支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實行省以下的垂直領導體制，審計署與地方審計機關可以分別專門負責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資金的監督，各司其職，強化監督力度，而同時省級審計機關又接受審計署的業務領導，這樣，即有利于對中央、地方兩級財政資金的監督，又有利于審計系統加強業務建設，在全國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3.)在立法型審計體制下，強化駐地方特派員辦事處的職能。

駐地方派出機構的設立，便于最高審計機關對中央財政、財務收支活動進行審計。為了加強對重點地區中央單位的審計監督，審計署在地方設立特派員辦事處，代表審計署行使審計監督權，負責對派駐地區的審計監督工作。國外許多國家也都設立了駐地方審計機構。如美國審計總署人員眾多，機構龐大，設有16個地區分部，并在國外設有3個國際分部，這一方面是美國的相關法規賦予了它眾多職責，另一方面則充分體現了美國對國家審計的重視。

4.)制定審計組織法，將審計機關的設置、內部機構的設立、人員的任免、崗位任職資格條件法律化

在審計組織法中，除應明確縣以上設立審計機關，各級審計機關對本級人民代 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在人大閉會期間向其常務委員會報告工作，省以下審計機關實行垂直領導體制外，還應明確審計機關負責人員的任免程序、撤換和審計人員的任職條件等。與立法模式審計體制相適應，應規定：地方各級審計機關負責人由上一級審計機關負責人提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任免，并報上級審計機關備案，在地方各級人大閉會期間，由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決定任免。同時應延長審計長的任期，使審計長職務不受國家主席與政府任期的影響，在客觀上有效地保證審計長能夠獨立地開展工作。在任期內不能隨意撤換審計機關負責人，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罷免審計長。

綜上所述，國家審計是建立法制社會的保證，政府審計是宏觀管理的有效工具。“用好納稅人的錢，辦好納稅人的事”是一種理念，是政府的責任。因此改革現行審計體制，建立真正的國家審計機關富有時代的意義。但改革并非一勞永逸，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只有保持審計體制改革的動態性、連續性才能使我國審計體制得到更好的發展。“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未來我國審計體制最終會走向對國民負責的模式，它將更好的配合時代潮流及政府施政。與此同時審計機關必須繼續研求改進，加強考核施政計劃執行績效，以建立廉潔政治為目標，克盡審計職責，更好的發揮審計功能。

參考文獻：

1.楊肅昌著，《中國國家審計問題與改革》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年10月 2.《政府審計理論與實務》

南京審計學院國際審計學院 2007年2月

3.《英德法三國審計比較》 中國審計出版社 1998年 4.李鳳鳴：《審計學原理》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年1月

5.楊肅昌, 肖澤忠: 《試論中國國家審計“雙軌制”體制改革》 2007年1月

第三篇：我國現行體制下獸醫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我國現行體制下獸醫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慧鴻文（內蒙古滿洲里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021400）

肖長靈（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畜牧局 166200）

馬志強（內蒙古赤峰市動物衛生監督所 024000）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畜牧業得到了迅猛發展，生產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全國各地開展“米袋子”與“菜籃子”工程以來，副食品的供求矛盾得到了明顯的改善，隨著人們對食品安全認識的不斷提高和環保標準的不斷升級，對我國的畜禽及其產品提出了嚴格要求。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和OIE后，根據市場準入規則，許多國家都爭先恐后要求進入我國市場。如果不盡快適應國際準則，我國就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動物和動物產品的國際貿易頻繁，為了防止國外動物疫病傳入我國，不斷提高我國的動物疫病防控水平，動物疫病防控應盡快與國際慣例接軌。而一方面嚴重的動物疫病感染現狀和大量使用疫苗和藥物，導致藥物殘留的超標現象加重；另一方面，又使畜產品、養殖業經營成本上升，成為制約養殖業發展的瓶頸，疫病、藥殘及相關問題已成為政府要求抓緊食品安全工作和發展對外貿易的主要矛盾。要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前提和基礎是強化我國的獸醫法制建設，現就本觀點在此做一個初淺的探討。目前體制下我國獸醫法制建設上存在的問題

1.1 法律、法規滯后及不健全，與國際不接軌、差距大

我國在獸醫法律、法規的制定上嚴重滯后，并缺少體系化管理，與動物疫病和食品有關的法律有《傳染病防治法》（1989年頒布2004年修訂）、《進出口商品檢驗法》（1989）、《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1992）、《食品衛生法》（1982年頒布1995年修訂）、《藥品管理法》（1984年頒布，2001年修訂）；政府部門頒布的法規、規章有《獸藥管理條例》（1987年頒布，2004年修訂）、《生豬屠宰管理條例》（1997）、《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1999年頒布，2001年修訂）等，這些法律、法規大多是以部門起草立法，帶來很多弊端。法與法之間不銜接，執法主體混亂，有的與國際組織有關規定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不接軌。有的法律缺少配套法規支持，很難操作。如《動物防疫法》迄今尚未出臺配套實施細則；有的法規內容已明顯陳舊或不切實際，缺乏補充更新，如《動物檢疫管理辦法》遲遲不能出臺，檢疫對象、檢疫方式、檢疫方法都不能確定；《官方獸醫管理辦法》沒有出臺使執法人員身份不能明確給執法活動帶來阻礙，以上種種情況，嚴重影響了我國獸醫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1.2 獸醫執法體系的分階段管理及多頭管理問題

我國有關動物防疫和食品安全的獸醫執法監督不是全過程的，而是分段的、責任不明的，很難達到效果。從畜產品產業鏈的養殖、加工、檢疫檢驗、流通、銷售至國際貿易明顯存在著部門分割管理，在管理實踐中，缺乏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跨部門聯合作業。動物飼養、疾病防治和獸藥生產、流通、使用等由農業部門負責管理；屠宰加工企業由商業流通部門負責管理；肉品進入市場由工商和衛生部門執法；動物及動物產品的進出口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負責；畜產品的國際貿易由外經貿部門管理。這種分段管理的方式造成了職能交叉，都管都不管，有益則取之，無益則推之，操作性差，不利于食源性動物食品安全的統一實施，已影

響了整個動物疫病控制和動物源性食品安全保障體系的運行，使畜牧業企業的發展及走向世界增加了很多的管理成本。

1.3 獸醫執法體系存在許多弊端和不足之處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畜牧業生產逐漸向“政府指導化、管理法制化、服務社會化、企業行業化”的方向發展，對畜牧獸醫服務體系和動物防疫監督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國際動物衛生法典》的原則，動物飼養和產品的生產、加工及運輸等活動都應在官方獸醫體系的監控下，我國目前尚未形成這樣的格局，也未實現國際上普遍采用的官方獸醫制度，許多獸醫執法行為與服務活動由同一主體完成，這就很難保證獸醫行政執法的公正性。獸醫的執法監督力量不足、保障體系不完善，而獸醫服務的市場沒放開，發育不良，兩方面難以到位。再加上我國目前的動物衛生工作隸屬于同級政府領導，由于涉及地方經濟的發展上級業務主管部門有時很難干預，個別地方難免出現“地方保護”。其次是縣、鄉財政普遍比較困難，對動物防疫監督機構投入嚴重不足，有的甚至是自收自支，還有的地方甚至截留挪用上級財政下撥的動物衛生專項經費，有的地方雇用臨時的防疫員進行檢疫執法。如此種種，嚴重影響到獸醫執法隊伍的建設與穩定，無法吸引、發展高素質高能力的獸醫人員，對獸醫執法體系的建設起到阻礙作用。

1.4 獸醫執法工作的財政立法不到位

目前一些高危害的烈性動物傳染病傳播迅速，常超越國界，可引起嚴重的經濟問題和公共衛生問題，對畜禽及其產品的國際貿易有重要影響。《動物防疫法》規定了動物疫病的分類及對各類動物疫病的控制、撲滅要求和措施，并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瞞報、謊報、阻礙他人報告動物疫情。規定了將動物疫病預防、控制、撲滅、檢疫和監督管理所需經費納入各級財政預算，規定了在動物疫病預防和控制、撲滅過程中強制撲殺的動物、銷毀的動物產品和相關物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給予補償。但沒有像國外制定有專門的“補償法”，是為那些接受了官方獸醫指導并完成了動物疫病防治（免疫、檢疫和消毒）任務，動物仍感染某種特定疫病需進行撲殺而造成損失需要補償的立法。如國外的“牛補償法”、“豬補償法”，這類法律主要規范補償資金的來源、補償標準、動物種類、疫病范圍和補償方法等，對按照“早、快、嚴、小”的原則撲殺疫情起到了保障作用。而我國無針對性的動物撲滅處理的法律法規，重大動物疫病的撲滅計劃難以實施，導致疫病的蔓延和持續感染的隱患很大。加強獸醫法制建設的幾點建議

2.1 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與國際接軌，建立強制性的執法機構和檢查執法程序

在修改和完善現有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強立法，填補法律空白，使國內法律與國際相關法律接軌，建立直屬的國家獸醫機關，并保證機構上下一致，在法律中應對政府執法的保障能力、獸醫工作機構、主管部門、執法程序、獸藥和疫苗的生產和使用等提出原則性要求和具體的執法規定。

新修訂的《動物防疫法》已開始實施，在做好宣傳的基礎上盡快制定實施細則及相應的配套法規。

國家應建立專門的權威的動物食品安全監管機構，消除職能部門交叉、條條塊塊扯皮，地方或部門保護主義等現象，由國家獸醫機構建立起統一管理動物飼養、運輸、屠宰加工、市場營銷、進出口以及疫病撲滅和環保條件的獸醫法規，必須對飼養、屠宰加工、流通等環節進行科學、公正、系統、全過程的監督和管理；制定和完善與國際接軌的采樣、檢驗、檢疫的統一方法，以保證畜禽產品生產從源頭到餐桌的全程安全監控體系。

2.2 加強執法力度，實施從農場到餐桌的全程監控

要改變我國目前對畜禽產品的分段執法制度，與國際接軌，建立全國統一的官方獸醫執法體系，對畜禽的生產、運輸、加工到餐桌或進出口進行全程獸醫衛生執法監管。建成獸醫衛生和食品安全體系，從而保障動物及其產品的安全衛生。

2.3 加強財政支持力度，有效控制和撲滅動物疫情

根據國外控制和消滅畜禽傳染病的一些主要經驗，可以發現嚴格執行獸醫法規是控制和消滅傳染病的重要保證。動物疫病防治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關系到人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是政府行為。國家必須在立法、組織機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各級政府要加強部門間的協調工作，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從而達到有效防止和迅速控制動物疫情，減少經濟損失，提高我國動物及其產品的防檢疫質量。

2.4 加強獸醫執法隊伍的建設，完善執法體系，提高隊伍素質

應根據新修訂的《動物防疫法》和市場化運作的規范將行政管理與執法監督功能和獸醫防疫，技術服務功能相分離，設立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把防疫、檢疫、監督、檢測的功能分離，并強化對動物衛生監督體系的建設，以充分發揮經營和生物制品、獸藥、飼料（包括添加劑）在生產、經營、使用等環節全過程的監督執法管理功能，并對疫病進行隨時監控與及時撲殺。

加強基礎畜牧獸醫體系建設，基礎畜牧獸醫承擔著依法實施動物防疫、檢疫、畜牧獸醫技術推廣等公益性職能和畜牧業生產與診療服務等經營性職能。負責本轄區內動物疫病的計劃、強制免疫的組織實施和疫情監測、調查、統計上報及撲滅、疫病防治技術推廣應用等工作。應實行公益職能和經營職能的有效分離。

在完善動物衛生監督體系的同時，要確保體系相對穩定，要提高獸醫執法隊伍的素質。要加強培訓，根據承擔的職能有針對性地進行培訓教育，強化對獸醫執法人員的思想政治學習、法律法規和業務技能培訓，以切實提高獸醫隊伍尤其是縣鄉兩級人員的綜合素質，從而為保證獸醫執法人工作的開展構筑良好的基礎。

第四篇：淺議我國稅收征管體制的現狀與完善

淺議我國稅收征管體制的現狀與完善

職法律碩士 學號：2013160007 姓名：段家元

摘要：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制度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和1994年稅制改革的要求逐步確立的，即以納稅申報和優化服務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集中征收，重點稽查，強化管理。幾年的實踐證明，這種稅收征管體制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納稅人偷逃稅現象大為減少，征管模式逐步向集約型方向轉變，稅務管理的現代化進程也大大加快。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新稅制，強化了稅收征管和稅收聚財功能，保證了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但是，隨著征管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新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相當多的實際問題阻礙著征管改革工作的進一步深入,在此，我就日常稅收征管過程中所遇到的征管問題,結合現行稅收征管模式,就如何進一步深化征管改革,解決這些問題作一點探討。

關鍵詞 稅收征管 稅制 稅收法律制度

一、我國現行稅收征管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傳統科層制的稅務組織結構導致管理層次多。我國目前實行的科層制的稅務組織機構，其主要問題就是職能部門多，管理層次多，中間環節多，造成稅務機構設置的重疊和臃腫，管理職能的交叉和政出多門。在征、管、查三分離或者征管與檢查兩分離情況下，征收的只管征收，檢查的只管檢查，資源不能有效共享。

（二）稅收征管信息不能共享。由于一些稅務機關的電子政務建設理念不同，服務定位不清，管理措施不銜接，因而不能有效實現網上跨部門的交互辦公，不能實現跨行業的協調辦公。國稅系統、地稅系統、財政、海關、公安等各部門雖然都有自己的信息，但彼此之間并不能實現共享。

（三）征稅成本總量和增幅都偏大。有資料顯示，1996年我國的征稅成本率（一定時期稅務機關費用支出占同期稅收收入的比例）

是4.73％，而美國僅為0.6％，日本為0.8％。另外我國的征稅成本還在不斷遞增，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稅收稽查成本每年增幅達到12％左右。

（四）國稅、地稅缺少協作。目前國稅與地稅分設、分征、分管的模式，在實際操作上出現了征管權限、隸屬關系、代征稅款、稅收政策解釋等方面的矛盾，導致稅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不明顯。

（五）稅收征管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法律效力層級有待提高 現行稅收征管法律制度、特別是《稅收征收管理法》是在我國剛剛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1992年頒布的，距今已8年了。隨著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發展，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許多變化，稅收征管也出現了機構分設、稅制簡化等新情況、新形勢，現行稅收征管法律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加強稅收征管，推進依法治稅的需要。其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征管法律體系不夠完善，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現行稅收征收管理法作為綜合性的稅收程序法典，它不可能對稅收征收管理的各個方面都作出詳細、可操作性的規定;目前有關稅務管理、稅務稽查、稅務代理等的規定都是由國家稅務總局制定的部門規章，不僅法律效力不高，內容也不規范。應抓緊制定和完善專門的《稅收征管體制法》、《稅務稽查法》、《稅務代理法》、《發票管理法》、《稅務爭議救濟法》等。

2、稅收征管的基礎管理制度不夠健全，稅務管理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表現在：第一，稅務登記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不少納稅人不到稅務機關辦理稅務登記，漏征漏管現象比較嚴重。第二，稅務登記與納稅人銀行存款之間銜接不夠，不少納稅人在銀行多頭存款，稅務機關難以掌握納稅人應稅經營情況。第三，現有的發票管理規范不夠健全，違反發票管理的處罰措施尚待完善。第四，納稅申報的期限、方式、作法、法律責任不夠完善，稅收征管實踐中零申報、負申報增多;一些納稅人利用延期納稅的規定拖欠稅款，影響國家稅

款的及時收繳等。

3、稅收征管工作中面臨的一些新情況在法律上缺乏明確的規定。現行征管法未明確稅收優先原則，致使在一些經濟糾紛、企業重組、企業破產中國家稅款難以得到有效保護;隨著會計電算化的普及、電子商務的發展，應制定相應的稅收對策和征管制度;應對稅控裝置的推行和使用作出規定;現行滯納金制度的合理性和適用范圍需要重新考量等。

4、稅款征收、稅務檢查和稅務行政執法不夠規范、有力和完善。表現在：第一，稅收保全和稅收強制執行措施的適用范圍過于狹窄。第二，稅務檢查效力不強，沒有對稅務檢查的法定程序作出具體、詳細的規定，稅務稽查法律地位不明確。第三，稅收征管中與銀行、工商、公安等部門的協作配合制度不健全，尚未建立有效的協稅護稅機制，尤其是缺乏法律責任的規定。

5、未明確、全面規定納稅人的權利，稅收征管中侵犯納稅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

6、法律責任不夠嚴密、完善。罰款等行政處罰的幅度過大，沒有規定下限，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一些重要的征管法律規范沒有“制裁”部分，稅收征管實踐中不少法律規定難以落到實處等。

7、稅收征管法與相關法律存在一定的沖突。現行征管法實施以來，我國陸續制定了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修訂了刑法、會計法等，現行征管法需要與這些法律相銜接。例如，一些稅務機構執法主體資格需要明確;征管法中的偷稅概念與刑法中的規定存在差異，需要修改等。

8、稅務爭議的救濟和司法保障需要加強和改善。一方面，現行征管法給納稅人提供解決稅務爭議的途徑和方法不夠完善，影響了對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另一方面，法律沒有賦予稅務機關打擊稅務違法犯罪行為的專門執法手段，沒有建立稅務警察、稅務法庭等稅務司法保障機關，稅務執法手段的剛性不強等。

（六）稅收征管具體實踐中還存在以下問題

1、納稅申報不實的問題。建立納稅人“自核自繳”的申報制度是新的征管運行機制最重要的基礎，是深化征管改革的核心內容。但在申報制度具體的執行情況來看,目前納稅人納稅申報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納稅人納稅申報質量不高。由于納稅人的思想意識、納稅觀念、法制觀念以及業務素質方面有一定的個體差異，導致了納稅申報不實的現象，突出反映在有些正常經營企業，長期出現零申報或負稅負申報現象；二是內部納稅申報制度不盡完善，手續繁雜，環節較多，對納稅人監控難以到位。

2、稅務稽查的地位與作用問題。新的征管模式要求稅務稽查要發揮“雙刃劍”的作用，“以查促管，以查促收”，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受多種因素的制約與影響，稽查工作的地位與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一是實際工作中“重征收、輕稽查”的觀念依然存在。一方面，為了充分發揮各級稅務稽查部門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以及更好衡量各級稽查部門的工作成效，各級稅務機關都會對所屬的稽查部門下達一個指導性的稅收計劃數，并據以作為年終考核的依據，為此，稽查部門出于本部門經濟利益的考慮，會出現與主管稅務機關爭搶稅源的現象，干擾了主管稅務機關的正常的稅收征管工作；二是只重視了稅務稽查對納稅行為的監督檢查職能，而忽視了其對執法行為監督制約和對行政行為監督檢查的職能；三是稅務稽查操作規范還不盡完善，稽查工作缺乏應有的深度和力度。目前按選案、檢查、審理、執行四個環節實施稅務稽查，在實際操作中還不夠規范，某些環節（如稽查選案）的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待提高，各環節的有序銜接制度要進一步健全，選案的隨意性，檢查的不規范性，審理依據的不確切性，執行的不徹底性等問題還比較普遍，影響了稽查整體效能的發揮。

3、計算機開發應用上的滯后問題。新的征管模式要求“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即稅收征管工作要以信息化建設為基礎，逐步實現稅收征管的現代化。但從目前情況看，稅務部門在計算機開發特別是應用上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一是征管系統軟件開發滯后。MIS系統在云南省地稅系統征管應用已近5年了，但在目前，許多縣市（以大理州為例），MIS系統在征管系統中僅使用了稅務登記、稅款征收、停復業處理、征收數據查詢等極少的模塊，而報表處理等無法正常使

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MIS系統的使用效能，計算機的開發應用難以滿足征管工作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征管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二是利用計算機提供的稅收數據、信息進行綜合分析，為科學決策提供參考的作用也沒有發揮。三是內部計算機管理制度不夠健全，計算機綜合應用水平還低，部分干部的計算機應用水平還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稅收征管現代化步伐的加快。

4、為納稅人服務上存在的問題。深化征管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建設全方位的為納稅人服務體系。要使納稅人依法申報納稅，離不開良好的稅收專業性服務。雖然各級地稅部門都對辦稅大廳規范化建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設置了觸摸屏，為納稅人服務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但目前，這一服務體系尚須不斷進行健全和完善：一是征納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還需進一步理順，雙方平等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真正體現，稅務干部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還需進一步增強；二是稅收宣傳手段和方式單一，社會效果不明顯，特別是在比較偏遠的鄉鎮，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約，稅收宣傳始終以張貼稅收宣傳標語，接受納稅人咨詢等傳統宣傳方式進行，難以實現稅收宣傳的“三貼近”要求，從而難以從根本上增強廣大納稅戶自覺納稅意識，這就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符合納稅人需求的、更有效的稅收宣傳途徑和辦法。三是管事制度實施后，納稅人辦稅環節多、手續繁等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稅務部門內部各項辦稅程序、操作規程要進一步簡化、規范、完善，真正把“文明辦稅，優質服務”的落腳點體現在方便納稅人、服務納稅人上。

5、稅收管理員的素質需要不斷提高。隨著稅收管理員制度的推行，要加強稅源管理，這就需要稅收管理員不但要熟悉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而且要熟悉現行的企業財務制度。但從現實的稅收管理來看，多數稅收管理員對企業的財會制度不夠熟悉，導致在對企業的日常稅收管理過程中，看不懂或不會看企業的財務報表，也無法發現企業在稅收申報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特別是當前，部分企業已開始使用相關的財務軟件，所有的賬務均通過軟件進行處理，給企業稅收管理增添了更大的難度。

二、進一步完善稅收征管體制的幾點思考

我國現行稅制是以間接稅為主體，企業或單位納稅人占多數。這種稅制結構和納稅人狀況，決定了當前我國稅收征管模式是建立在間接稅基礎上，以企業或單位納稅人為主要征管對象，而對自然人的征管制度安排尚不健全。鑒于稅收征管對稅制體系的完善與重構具有重要作用，有必要在新的稅收征管模式框架中，對稅收征管進行前瞻性研究，以適應深化稅制改革的需要。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對我們繼續深化稅制改革特別是完善直接稅體系提出了新要求。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的納稅人主要是自然人，人數眾多且分散，加強管理的難度很大。要順利實施這方面稅制改革，必須加快構建和完善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制度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是首先要在法律上明確涉稅信息報送制度，通過建立通暢的信息渠道確保有關自然人所得和財產的相關信息及時、準確地傳遞到稅務部門。稅務機關內部也需要建立起一個結構完整、功能齊全的征管信息系統，以接收和處理各種涉稅信息，解決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要完善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法律制度，加大對自然人的稅法宣傳力度，探索實施行之有效的稅源管理方式，合理配置征管資源，努力減少稅收流失。

（一）改革和完善稅收征管法律制度，確立稅收征管各項基本原則

當前，我國立法機關和有關實際部門正在修改和完善稅收征收管理法。本人認為，為了建立并完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稅收征管法體系，在改革和完善稅收征管法律制度時，應重新認識并堅持以下原則：

1、依法征管原則。在稅收領域，稅收法定主義是稅收和稅法的最高法律原則，與稅收史上的“無代表則無課稅”思潮和“議會保留”密切相關。稅收法定主義具體包括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和依法稽征原則。可見依法征管原則是稅收法定主義的重要

內容，它要求稅務機關必須嚴格依據法律的規定征收，不得擅自變動法定課稅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②]堅持依法征管原則，要求有關稅收征管的規則必須由國家的法律加以確定，要提高稅收征管的立法層次。在稅收征納過程中，征納主體的權利義務和征納程序必須在法律上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無權決定開征、停征、減稅、免稅、退稅、補稅。這是依法治稅方針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稅收征管行為的法治化，減少稅務執法的隨意性，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2、效率原則。稅收征管是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一項主要行政管理活動，因此，只有盡量降低征收成本，才能提高稅收行政效率，充分實現稅收功能。稅收征管效率原則，要求國家征稅應以最小的稅收成本去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使稅收的名義收入與實際收入的差額最小。稅收成本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稅收征收費用，即征稅機關為征稅而花費的行政管理費用;另一方面是納稅人因納稅所支出的各種費用，如稅務代理費、納稅申報的交通費等。堅持稅收征管效率原則，要求我們在建構稅收征管制度時，應考慮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稅收征管程序在明確、可操作的前提下，應盡量簡化。第二，有關制度和模式的設計應多樣化，以適應不同情況。例如，納稅申報就應允許采用實地申報、郵寄申報、數據電文申報等多種方式。第三，按照科學合理、統一協調的要求，建立反映稅收征管客觀規律的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務代理、稅款征收、稅務稽查等現代稅收征管制度。第四，積極應用現代科技手段。在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網絡經濟、電子商務迅猛發展的新形勢下，要想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必須用法律手段推動征管方式從傳統的人海戰術、手工征管向現代化、信息化的征管方式轉變。為此，要大力實施科技興稅戰略，在增值稅征管中積極推行“金稅工程”。

3、程序正義原則。程序正義是在法律活動中，為了保障當事人的基本人權和實現法治而必然提出的要求。它使程序法從僅僅作為實現實體法的工具地位中擺脫出來，賦予法律活動作為“過程”本身也同樣具有獨立價值。程序正義要求我們必須承認當事人在程序活動中享有基本的程序性權利，程序應當是在公開、公正、理性和效率的情

況下進行的，這樣才能鼓勵當事人積極和“富有意義地”參與程序中的對話、選擇和妥協。[③]稅收征管法律制度是稅收程序法，但現行《征管法》中有關稅務行政執法程序的規定，不僅數量少、分散，而且對一些重要的程序缺乏規定，使納稅人在納稅和稅務爭議中無所適從，增加了稅務人員執法的隨意性。依據程序正義原則，在稅收征管中，應當建立回避制度、說理制度、聽證制度、時效制度等，完善稅務管理、稅款征收、稅務行政處罰、稅務爭議救濟等程序。

4、強化稅務機關執法權和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并重原則。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稅收征收管理是稅務機關的行政執法活動，稅收征管權是公法上的一種權力。為了保證稅款的及時、足額收繳入庫，稅務執法權必須具有較強的剛性和約束力。現行征管法在稅收征管權的規定上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稅收保全措施和強制執行措施的適用范圍過窄，對銀行等部門不履行協助義務缺少處罰手段等。因此，加強征管權力，深化稅收基礎管理，對于解決當前稅收征管中存在的“疏于管理，淡化責任”現象，保證國家稅收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納稅人作為稅收征管中的一方主體，在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的同時，也享有相應的權利。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納稅人的納稅義務，對納稅人的權利規定的不多，重視的不夠。隨著民主、法治、人權運動的發展，納稅人權利保護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從根本上說，納稅人是稅收的源泉，保護納稅人也就是保護稅源。因此，我們應當在征管法中確立依法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的原則，對納稅人享有的申請減稅、免稅、退稅權，稅務法律政策的知情權，接受服務權，爭議救濟權，保密權，賠償權等作出明確規定。同時，要加強對稅務機關的執法監督，建立稅務執法責任制度，增強稅務人員為納稅人服務意識。稅收征管法應在強化稅務機關征管權與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之間進行平衡和協調，為征納雙方建立良性互動關系提供法律保障。

5、借鑒國際通行規則原則。目前，經濟全球化、法治化正在深入發展，各國經濟制度、法律制度也在相互借鑒、合作和融合，我國不久將加入WTO，因此，必須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加快法律改革的進程，在享有入世帶來權利和利益的同時，應履行自己的義務和“承

諾”。在稅收領域，除了要繼續完善稅制外，應加速我國稅收征管法律制度國際化改革的步伐。第一，規范稅收征管程序。要推行專業化征管，健全納稅自行申報制度，強化稅務稽查，擴大稅務代理等。第二，加強稅收征管科技化建設。要加大稅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充分利用計算機手段，逐步建立網上征稅系統，探索和建立反跨國偷稅、避稅的手段和機制，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第三，增強稅收法律的透明度，完善稅務爭議的解決制度。要在提高、統一稅收征管立法的基礎上，建立稅收法規公告制度;加大稅收法律統一實施的力度，切實解決稅收執法中收“人情稅”、“關系稅”或收“過頭稅”的問題;為稅務爭議的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加強執法監督，建立對稅務行政執法的司法審查制度等。

（二）將現在實行的以職能為主導的組織形式調整優化為以流程為主導的組織形式，科學劃分稅務管理事權。按照經濟區域設置稅務管理機構，配備稅務管理人員，盡量減少稅務管理層次。

（三）建立標準統一的交互式信息系統。實現稅務系統內部的網上稅務登記、網上納稅申報、網上繳納稅款、網上審批備案、網上發票認證和網上舉報等，同時實現稅務與財政、海關、工商、技術監督等各有關部門的信息共享。

（四）進一步節約征稅成本。可以通過對稅務機構和管理職能的重新整合，促進稅收征管運作程序和辦稅流程的科學暢通，實現稅務辦公的無紙化。

（五）加強國稅和地稅兩套班子的全面協作。國稅和地稅部門應以提高監管效能、降低征納成本、減輕納稅人負擔為目的，在稅務宣傳、稅務登記、代征稅款、納稅評估、稅務稽查等方面進行協作。

第五篇：我國現行法醫體制的弊端探析與改革思考

內容摘要：

筆者從事法醫工作多年，對我國現行法醫體制及由之帶來的種種弊端和現有法醫工作現狀深感憂慮。我國現有的法醫體制作為傳統社會主義 法律 制度的產物之一，在司法實踐活動中所產生的諸多弊端已日益突出。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 發展 和完善，這些弊端也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司法環節的公正。筆者認為，改革現行的法醫制度已經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筆者從事法醫工作多年，對我國現行法醫體制及由之帶來的種種弊端和現有法醫工作現狀深感憂慮。我國現有的法醫體制作為傳統社會主義 法律 制度的產物之一，在司法實踐活動中所產生的諸多弊端已日益突出。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 發展 和完善，這些弊端也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司法環節的公正。筆者認為，改革現行的法醫制度已經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我國現行法醫體制主要有三大系統四級機構共十二級，是各自完全獨立的司法鑒定機構。1.1 公安、檢察、法院三大系統 我國現行的法醫機構按工作系統分類，主要分為公安、檢察、法院三大系統。上述系統為相對獨立的工作系統，其中的法醫部門之間無隸屬關系，具有不同的工作職責。公安工作是訴訟活動中的第一環節，其法醫部門的鑒定結論在一定范圍內將受到檢察院的審核和監督。檢察工作是訴訟活動的另一環節，其法醫部門的鑒定結論一般沒有專門的機構和部門對其進行審查和監督。法院可以根據工作的實際需要，要么采用檢察院的鑒定結論，或者忽略檢察院的法醫鑒定結論而不予采納。法院工作是訴訟活動中的最后環節，其法醫部門的鑒定結論除法院系統的內部上級法醫機構外，不受任何部門的專業審核與監督。

1.2 部級、省級、地級和縣級四級機構 我國現行的法醫機構按行政級別分類，分為部級、省級（直轄市/自治區）、地級（州/省轄市）和縣級（縣級市/區）共四級。上述設置為獨立的上下級法醫機構，上級一般不直接干預或過問下級的具體工作，只是對下級機構進行必要的宏觀指導和業務培訓，同時解決下級機構上呈的疑難問題。各級機構在進行法醫鑒定工作時各行其職，互不干預，在法律應用上具有獨立的法律效力。

1.3 其他相關機構 我國現行的法醫體制中還有包括其他法醫機構的參與，如高等醫學院中的法醫學院（系、專業），法醫學學術科研單位以及包括法醫門診、法醫 醫院 或法醫學鑒定中心等部門在內的司法服務機構。

現行法醫體制運行中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分析 毋庸置疑，我國的法醫工作在為法律服務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等領域中發揮了很多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我們也看到，現行法醫體制運行中仍存在一些弊端，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甚至直接影響到法醫學鑒定的質量和定罪量刑等司法工作。法醫體制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2.1 鑒定機構重復設置和各自為政，導致了鑒定結論的重復和混亂，也為司法訴訟和法庭判決帶來混亂和不公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的法醫機構有十多級可以獨立運行的機構設置，其鑒定結論只要應用單位愿意采用都具備法律效力，沒有明文規定的法定上下級之分和權威歸屬之分。另一方面，許多鑒定結論又直接影響到案件的定性和定罪，包括是否立案、當事人會被如何定罪量刑等。一旦法醫鑒定部門所做出的結論相互矛盾并被重復使用，其結果必然導致司法程序的混亂，影響訴訟結果和判決的公正，因而致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直接影響公民對法律武器的尊重和信任。某縣受害人韓某在縣級公安局進行活體損傷鑒定，結論為“重傷”。數名嫌疑人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收審，繼而被批捕。庭審中打人方要求對受害人重新進行傷情鑒定，結果州級（中級）人民法院鑒定結論為“輕微傷”。對本案來說，根據法律有關規定，造成韓某重傷則“故意傷害罪”罪名成立，應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僅造成韓某輕微傷則“不夠立案”，且司法機關有“錯誤限制他人自由和違法使用強制措施”之錯，必須為此做出行政賠償。州級檢察院得知上述情況后十分重視，派出本部門的法醫再做鑒定，鑒定結論為“輕傷”。若按此鑒定結論，法律訴訟結果應為“夠立案、司法機關沒有抓錯人、強制措施沒用錯和無須賠償”。最終當事人強烈要求賠償，而檢察院則堅持“不賠才合法”的意見。最后該案鬧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各家的批復卻大庭相徑：前者認為應賠，后者認為不賠。最終當事雙方對上述結論均不滿意，但已無路可走。

我省某農民因打架致傷后，拿著派出所委托到縣公安局作法醫鑒定的委托書，一步跨到省檢察院找熟人作了一份傷情鑒定，結論為“重傷”，隧返回派出所要求解決爭端。派出所認為法律程序不對而未予受理，要求當事人按委托書的要求到縣公安局鑒定。結果縣公安局鑒定結論為“輕微傷”，并立案在派出所按輕微傷解決。按有關法律規定，本例若按輕微傷處理至多只能算一個治安案件，而若按重傷解決則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

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如此幾種截然不同的傷情鑒定結論和司法判決結果，到底誰是誰非？在當今多個經司法部門核準的那些合法的法醫鑒定部門或鑒定中心，都可以合法地履行司法鑒定職責并給出相應鑒定結論時，最終到底應采用哪家的鑒定結論？哪家的鑒定結論更具有權威性？另外，在高等醫學院校法醫學鑒定機構以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都同時具有法醫鑒定資格的情況下，哪家的法醫學鑒定是最終的或權威的鑒定結論？就目前情況來看，拘留是公安部門的權力，拘留錯了人公安部門要賠償，而批捕是檢察院的權力，逮捕錯了人檢察院要賠償，判決由法院完成，判錯法院要賠。由于法院是訴訟的最后階段，于是法院的鑒定結論也就成了“至高無上的真理”，盡管事實上有的法院鑒定機構的學術水平仍有較為明顯的缺憾。

2.2 鑒定標準混亂引起鑒定結論不一，從而最終導致司法活動的混亂 在鑒定標準混亂引起鑒定結論不一，最終導致司法活動混亂方面，仍以社會影響面大的傷情鑒定為明顯。作為對鑒定結論有指導意義的鑒定標準來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則下，無論怎樣的鑒定機構，都必須使用統一的鑒定標準。但在現實中，除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簡稱兩部兩院）共同制定的《人體重傷鑒定標準》及《人體輕傷鑒定標準》外，還有其他公、檢、法三部門各自制定的鑒定標準，如重傷分級、輕傷分級、輕微傷分級等，各省乃至各地州也還有自己的鑒定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