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則與思路論LAH完善我國LAH現行刑罰體系的原

論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的原則與思路

【摘要】現行刑罰體系的缺陷與不足是對其完善的基本邏輯起點。據此，對現行刑罰體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現為促進刑種、刑序、配刑的合理性。應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作為刑罰體系完善的根本決定因素，同時還要以實現刑罰目的作為終極目標，切實考慮犯罪人的刑罰適應能力，合理地剝奪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權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對各種具體刑罰進行必要的改進之外，從整體上看，還要調整刑罰的總體結構，增加新的刑罰種類，明確地對刑罰配置制度作出規定。

【關鍵詞】刑罰體系;罪責刑相適應;刑罰結構;配刑制度

【寫作年份】2010年

【中圖分類號】0

【正文】

關于如何完善中國現行刑罰體系的問題，長期以來理論上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分析。[1]然而，客觀而言，諸多理論認識并未如愿化為立法現實，成為刑法規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刑罰體系(包括具體刑種)的完善乃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刑種是否以及如何改進，不僅與刑罰的裁量制度、執行制度有著緊密的聯系，而且與對具體犯罪類型的有效懲治和防范也有著難以割裂的關系。因此，應將現行刑罰體系的完善置于刑罰制度的整個體系之中，同時充分考慮刑罰體系對于懲治和預防犯罪的現實價值。

一、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的邏輯起點

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自然是針對其缺陷與不足展開的，因而顯著地區別于刑罰體系的重新設計。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現行刑罰體系的缺陷與不足是改革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的邏輯起點。對現行刑罰體系的缺陷與不足作出合理的分析，才能使得對現行刑罰體系的完善有的放矢，切合實際。而對于我國現行刑罰體系的缺陷與不足，理論上認為主要有：(1)刑罰體系存在重刑主義傾向，與世界輕刑化趨勢不合拍;(2)刑罰體系立法技術仍有欠缺，與司法實際需求脫節;(3)刑罰執行存在不協調，與刑罰目的要求不相稱。[2]但就具體的內容而言，上述分析還涉及了刑法分則中死刑配置過多、部分犯罪法定刑攀比趨重、具體犯罪量刑情節過于抽象、籠統以及司法機關適用和執行刑罰無法與刑罰目的相協調等問題。[3]

對刑罰體系之缺陷與不足的分析，其必要的前提則是準確地界定刑罰體系的基本概念。上述分析顯然是在非常廣泛的含義上分析現行刑罰體系所存在的問題，在內容上包含了刑罰種類、具體犯罪法定刑配置、刑罰執行等內容。而嚴格地說，刑罰體系是指刑事立法者從有利于發揮刑罰功能和實現刑罰的目的出發，選擇一定的懲罰方法并加以歸類，由刑法依照一定的標準對各種刑罰方法進行排列而形成的刑罰序列。[4]簡而言之，刑罰體系是不同種類的刑罰按照一定的順序組成的體系，在內容上并不包括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的相關制度、對具體犯罪適用某種刑罰所應考慮的犯罪情節以及執行某種具體刑罰所應遵循的原則等內容。在這個層面上分析，刑罰體系的合理性就表現為兩個方面：(1)刑種之合理性問題。在此方面，首先應該分析某種刑罰自身是否合理，該種刑罰的內容是否使得其具備應有的刑罰功能，是否有利于刑罰目的的實現，然后還要分析刑法對該種刑罰的規定是否有利于發揮該刑罰的功能。(2)刑序之合理性問題，即刑法對各種刑罰所作的分類與排序是否有利于充分地發揮刑罰功能，有效地實現刑罰目的。從理論上看，多位論者在分析現行刑罰體系的完善時都綜合考慮了刑法典關于刑罰體系規定之不足與刑種的內在利弊。[5]筆者也認為，盡管從概念上分析，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的問題、具體犯罪之量刑情節、特定刑罰的具體執行等

問題都并不屬于刑罰體系的范圍，但是，法定刑配置是既可以置于具體犯罪之層面上分析，又可以在刑罰體系的范圍內討論的問題。對不同類型的具體犯罪應當配置何種刑罰，既要考慮犯罪的類型，又要考慮具體種類刑罰的特征與實際功能。例如，對貪欲性的犯罪要比對侵犯人身的犯罪，似乎更應該配置財產刑;對非暴力犯罪，尤其是對犯罪激烈程度很低的犯罪來說，配置死刑的合理性就應受到嚴重質疑。因此，對具體犯罪如何配置法定刑，應當在刑法中作出明確的規定，從而使得配刑具備其合理性。

綜上所述，現行刑罰體系的不足是分析研究對其完善的基本邏輯起點。具體而言，應該考慮具體刑罰種類本身的優劣短長、刑種歸類與排序的利弊以及對不同犯罪配置和適用刑罰的基本原則等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對現行刑罰體系的完善，就不能滿足于修修補補，應該將立足點置于刑罰體系的整體改進。而要達到這一點，自然不能僅僅針對于現有規定的不足，還要考慮能否改變刑種、刑罰體系本身所存在的弊端。

二、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的原則

(一)罪責刑相適應是完善刑罰體系的根本決定因素

刑法典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據此規定，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亦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罪刑相稱;罪輕罪重，應當考慮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本身和其他各種影響刑事責任大小的因素。關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在刑法立法上的體現，有論者指出，我國刑法典總則確定了一個科學的刑罰體系，此一刑罰體系按照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各種刑罰方法相互區別又互相銜接，能夠根據犯罪的各種情況靈活地運用，從而為刑事司法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奠定了 3

基礎。[6]從這一點來看，刑罰體系的合理設計是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重要前提。令人遺憾的是，上述分析沒有指出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于刑罰體系的改進應發揮什么作用。

作為刑法基本原則之一，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刑事立法應當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具體而言，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不僅表現為指導刑罰的裁量、執行，表現為對具體犯罪配置合理的法定刑，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刑種的設計發揮指導作用，因為具體刑種的嚴厲程度決定了對具體犯罪配置該種刑罰是否適當，也影響到具體刑罰裁量和執行制度如何在具體犯罪上體現出以及調劑該刑罰的嚴厲性。因而盡管法定刑的配置本身不屬于刑罰體系的必要內容，但是，刑罰體系本身卻從根本上決定了對具體犯罪所配置的法定刑輕重狀況。例如，1979年刑法典第44條后半段規定，已滿16歲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對于實施特別嚴重盜竊罪的此階段未成年人，就有可能適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上述規定從根本上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精神。再如，現行刑法典第295條對傳授犯罪方法罪規定了死刑為最高法定刑，盡管立法者此時的規定確有不妥，但如果刑罰體系中沒有死刑，或者死刑配置受到嚴格限制，自然能夠從根本上消除此處的不足。因此，刑種本身的嚴厲程度以及刑罰體系的合理設計，就成為對具體犯罪妥當地配置法定刑的基本前提。刑種以及刑罰體系的嚴厲程度應該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才能在具體犯罪的法定刑立法配置、具體刑罰裁量與執行上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二)有效實現刑罰目的是完善刑罰體系的終極追求目標

在刑罰論中，刑罰目的是最重要的概念，可以說是刑罰論的核心。它決定或制約著刑罰的其他所有問題，如刑罰目的如何便制約著刑罰對象的范圍，刑罰的體系與種類，量刑原則與量刑制度問題，行刑制度問題等等。因此，很有必要從能否有效地實現刑罰目的的角度分析如何完善刑罰體系的問題。

對于刑罰目的，西方近代刑法理論上有三種認識，即報應說、預防說、報應與預防兼有說(二元論)。報應說以刑罰的目的在于報應為主旨。預防說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將來再次犯罪。二元論認為，報應與功利都是刑罰的目的。對于未然之罪而言，刑罰的目的是預防;對于已然之罪而言，刑罰的目的則是報應。在此基礎上，我國理論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如懲罰說、改造說、教育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等。[7]應當看到，懲罰與教育應該是刑罰的屬性，而不是刑罰的目的，因而上述諸觀點似不足取。而上述改造說則將刑罰功能與刑罰目的相混淆，也是不妥的。預防和消滅犯罪說，將消滅犯罪與預防犯罪并列視為刑罰目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過份夸大了刑罰的作用。消滅犯罪，決定于犯罪產生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的消失，而這又有待于社會生力產的高度發達。刑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犯罪，使之不危及社會的根本生存條件，而不可能消滅犯罪。[6]理論上通說認為，我國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兩個方面。特殊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人適用、執行刑罰，防止其重新犯罪。可見，特殊預防的對象只能是犯罪人，也即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人。一般預防，是指通過制定、適用和執行刑罰，防止社會上可能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因而一般預防的對象不是犯罪人，而是沒有犯罪的社會成員，包括危險分子、不穩定分子、刑事被害人以及其他社會成員。

一般來說，刑罰目的的作用主要表現為指導刑法立法對具體犯罪合理地配置刑罰，指導刑法司法對具體犯罪適當地裁量刑罰。反而言之，刑種以及刑罰結構是否合理，則從根本上決定了刑罰目的能否實現。因為具體刑種的內容在具體司法實踐中能否以及采用何種形式得以實現，決定了是否對犯罪人起到實際的懲罰作用，能否對其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對此，可從如下兩個方面作出分析：第一，刑罰要對犯罪人有效地起到懲罰作用，就需要注意對犯罪人合法權益的剝奪或者限制能夠落到實處。如果刑種的實現存在很大的困難，不可能在司法實踐中有效剝奪或者限制犯罪人的某種權益，那么，刑罰就起不到報應犯罪、預防犯罪人再犯的作用。例如，剝奪犯罪人個人合法財產的沒

收財產，在很多數情況下因為犯罪人貧窮，且與其他近親屬共有財產而難以分割，導致對其判處的沒收財產難以執行，進而使得該刑罰沒有實際意義。第二，刑罰要對犯罪人以及其他人有效地起到預防作用，就要注意賦予其適度的嚴厲性。如果刑種及其適用表現得過于寬緩，可能就無法阻止犯罪。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對貪污賄賂犯罪適用了較多緩刑或者認定了較多的自首，導致對該類犯罪的刑罰缺乏應有嚴厲性，在一定程度上沒有有效地預防此類犯罪。如果刑種的內容過于嚴厲，就會超過犯罪人的容忍程度，同樣導致刑罰目的無法實現。例如，古代社會在死刑的執行方式上花樣百出，雖然起到了嚴厲報復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有效地預防犯罪，反而驅使犯罪人鋌而走險，實施更多更嚴重的犯罪。

(三)犯罪人刑罰適應能力是完善刑罰體系的重要影響因素

刑罰是刑法規定的由國家審判機關依法對犯罪分子所適用的剝奪或者限制其某種權益的最嚴厲的法律強制方法。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是刑罰的懲罰性質，也是刑罰的本質屬性。刑罰作為國家對犯罪行為的否定評價與對犯罪人的譴責的一種最嚴厲的形式，它當然地要給犯罪人帶來身體的、精神的或財產的剝奪性痛苦。這種痛苦相對于其他法律制裁措施而言，無疑是最強烈的。對犯罪人一定權益的限制和剝奪也正是刑罰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犯罪人是刑罰的物質承擔者。只有現實地考慮犯罪人的刑罰適應能力，才能有針對性地對犯罪人適用刑種，使得對犯罪人之合法權益的依法限制或者剝奪能夠得以實現，因而刑罰體系的改進與完善必須考慮犯罪人的刑罰適應能力。對此，可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理解現行刑罰體系的完善問題：

首先，刑罰適應能力是犯罪人能夠承受某種刑事處罰的能力。本來，刑事責任是一種社會責任，社會有機體為了防衛自身的需要，必須對一切危害社會的人都予以依法的懲罰。但是，從功利的角度考慮，在危害社會的人中，普通正常人具有刑罰適應能力，可以對之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懲罰與預 6

防犯罪的刑罰目的;而年幼者和精神失常者無刑罰適應能力，若對其適用刑罰，則并不能達到懲罰與預防犯罪的目的。社會防衛論者也是從這個方面較為極端地認為，刑事責任能力就是通過科以刑罰可以達到防衛社會的刑罰目的的能力，即將刑罰適應能力直接等同于刑事責任能力，刑事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社會責任。[6]但即便是普通正常人，其對于不同刑罰的適應能力也有差別。例如，貧窮犯罪人對于罰金、沒收財產的刑罰適應能力就很差;年邁高齡的老年犯罪人對長期的自由刑也缺乏應有的刑罰適應能力;瀕臨破產、沒有財產的單位對罰金也沒有足夠的刑罰適應能力。因此，在規定對犯罪人所適用的具體刑罰種類時，考慮將要被適用該種刑罰的犯罪人的承受能力，則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刑罰適應能力也包含了通過適用刑罰使得犯罪人認識罪錯、改過從新的能力。刑罰具有懲罰、改造、教育犯罪人等功能。通過對犯罪人適用刑罰，讓犯罪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為刑法所禁止、所譴責、所制裁，知曉自己的罪錯，改過從新。而行為人有無能力認識到這一點，能否通過被適用刑罰增加控制自己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能力，則決定了刑罰目的能否實現，刑罰功能可否發揮。如果行為人沒有此方面的認識能力，也不能通過此認識改進對自身的控制能力，對其適用刑罰也是沒有意義的。正因為如此，如果行為人在行為當時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與刑罰適應能力，而在刑事追究時因患精神病的原因而喪失了刑事訴訟的參與和刑罰適應能力，就應當依法暫時停止追究其刑事責任和適用刑罰。刑種的設計、刑罰體系的改進應該考慮通過其嚴厲懲罰能否使得犯罪人認識、糾正自己的罪錯。例如，不是采用單純的管制，而是采用強制社會服務，就能使一些未成年犯罪人認識到過去行為錯誤，以及為社會服務的積極意義;日罰金制不僅能增加罰金的可執行性，而且也能起到不斷教育犯罪人的積極作用，使得其逐步認識罪錯，改善自我。[2]

(四)犯罪人合法權益不受不當的剝奪或限制是完善刑罰體系的必要限度

如前所述，刑罰是針對犯罪人適用的、剝奪或者限制其合法權益的強制措施。刑法的本意在于通過限制或者剝奪犯罪人的合法權益來懲罰和預防犯罪。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對犯罪人的懲罰并不是無限度的，換言之，不能為了懲罰和預防犯罪，無限度地剝奪或者不適當地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刑罰而言，不僅要求其法定化，即刑法典對刑罰種類、刑罰裁量和執行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而且要求其正當化。刑罰正當原則的表現有兩點：一是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二是禁止殘虐的、不均衡的刑罰。[8]前者涉及刑法典分則罪刑條文對具體犯罪的規定問題，后者才涉及刑罰種類、刑罰結構。

首先，刑罰體系的改革和完善不得設定殘虐的刑罰。當今各國憲法一般都禁止“殘虐的刑罰”，即禁止“以不必要的精神的、肉體的痛苦為內容，在人道上被認為是殘酷的刑罰”。現在世界各國刑罰體系中一般不存在身體刑，有爭議的倒是死刑是否屬于“殘虐的刑罰”的問題。在刑事立法中禁止殘虐的刑罰，反映出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以及立法者對人道精神的追求與體現。[9]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自然要堅持“禁止殘虐刑罰”的原則，不能開歷史的倒車。對此，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刑罰體系不能包含摧殘犯罪人肉體與尊嚴的刑罰(比如鞭笞);二是刑罰的執行也不能導致犯罪人肉體與尊嚴受到摧殘的后果，即禁止殘虐的刑罰執行方式，如不得采用可能給犯罪人帶了極大肉體痛苦的死刑執行方式(比如絞刑、火燒等)。

其次，刑罰體系的改革和完善須注意刑罰的均衡性。什么樣的刑罰才是均衡的刑罰呢?這應從刑罰與什么保持均衡的角度來分析。刑罰是對犯罪人施加的刑事處罰。對于具體犯罪而言，犯罪人犯多重的罪，就對犯罪人適用多重的刑罰，這也是刑罰均衡性的一種表現，是具體犯罪與具體刑罰(宣告刑)的均衡。刑罰的具體均衡性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內在意蘊。實現刑罰的具體均衡性，從立法上要求對具體犯罪配置與該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從司法上要求對該具體犯罪裁量與犯罪人刑事責任相適應的宣告刑。但是，從根本上講，刑罰的具體均衡還要受制于刑罰的抽

象均衡。刑罰的抽象均衡自然不是在具體罪刑關系的層面上展開，相反，其要表明的是刑罰在特定社會條件下有否與整體犯罪危害程度保持否定與被否定的一致性。其實，罪刑關系都是歷史的，有條件的。[9]刑罰能否對犯罪起到基本的懲治與預防作用，需要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考察和分析。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刑罰大體上能夠保持與所有犯罪的均衡性，即刑罰所剝奪或者限制的犯罪人的合法權益，基本上能與犯罪人從犯罪中獲得的非法收益或者受益保持等價關系。例如，對盜竊罪犯罪人判處的刑罰能夠剝奪或者限制犯罪人從犯罪中獲得的利益，進而大體上能夠促使犯罪人認識到罪錯，抑制其犯罪的決心與欲望。從反面來看，刑罰對犯罪人之合法權益的剝奪或限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犯罪人犯罪意志的抑制作用，應處在社會公眾的容忍范圍之內，即刑罰的嚴厲性能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申言之，社會所公認的不能剝奪或者限制的人的權利，不能成為刑罰的內容，而刑罰的執行也不應該侵犯這些權利。例如，有期徒刑可依法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但是，卻不能隨意剝奪犯罪人的婚姻自由。總之，刑罰能為特定社會中的全體成員所承受，表明了刑罰的抽象均衡。對我國刑罰體系的改革與完善不能脫離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如當前全面、徹底廢止死刑，對所有犯罪都不配置死刑，就是很不現實的。[1]

三、完善我國現行刑罰體系的基本思路

對刑罰體系的完善，理論上多是從刑罰結構的調整、刑罰種類的增減這兩個問題展開的。但是，理論上有關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的分析，其實是與刑罰體系有著緊密的關系，卻未在刑罰體系相關理論中得以論述。筆者認為，具體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涉及到具體犯罪的刑罰體系，是立法者在刑法典分則罪刑條文中對刑罰的運用，而刑法典對此沒有明確規定，不能不說是一種缺陷，因而有必要在刑罰體系的完善中給予一定的分析。在此主要從如下三個方面開展分析。

(一)調整刑罰結構

關于刑罰結構的調整，其內容不外乎是將某些刑罰從主刑調整到附加刑中，或者相反。而此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將罰金上升為主刑的問題。從理論上看，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兩種認識。[10]而從具體的刑法立法例來看，罰金的地位在各國刑罰體系中各有不同。總體而言，大多數國家將罰金規定為主刑，也有部分國家將其同時規定為主刑與附加刑，少數國家將其規定為附加刑。而從世界各國的立法趨勢來看，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罰金作為主刑予以規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主要是因為罰金具有自由刑所不具有的開放性特征，完全避免犯罪人之間的交叉感染，對經濟型犯罪的行為人有較強的威懾作用與懲罰功能，因而在經濟時代具有相當的有效性。[2]對于我國而言，將罰金規定為主刑，就較大地增強了刑罰體系的開放性，也意味著單位犯罪不再缺乏主刑，但可能遇到不能同時將罰金與其他刑罰同時適用的問題(尤其是將沒收財產予以廢止的情況下)。其實，有些國家的規定可以參考，即不再將刑罰分為主刑、附加刑，只是根據犯罪的實際情況在刑法典分則中配置適當的刑罰。例如，泰國刑法典就是不區分主從刑，僅列舉刑罰種類。我國其實也沒有必要非得區分主刑、附加刑，僅列舉刑罰種類及對具體犯罪配置作為法定刑的規則，完全能夠適應現實司法實踐的需要。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罰金刑的弊端主要在于難以適應犯罪人經濟狀況各個不同的實際情況，存在難以執行的問題。對該問題進行彌補的主要途徑是改進罰金的執行方式，而非簡單地將罰金予以廢止(下文詳述)。

在刑罰結構調整方面，還需要附帶分析的一個問題是，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內容相同之刑事處罰與民事處罰、行政處罰的銜接關系。首先，在對犯罪人判處罰金的情況下，不僅按照刑法典第36條第2款的規定先讓犯罪人承擔對被害人一方的民事賠償責任，而且也要允許犯罪人的合法債權人以犯罪人繳納罰金的財產對自己償付債務，即將刑法典第60條的規定也吸收到罰金的執行過程中。其次，對于因同一事實先接受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的人，若對該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那么，應該將其已經被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間計算到后來判處的刑罰中。目前，有關

司法解釋對該問題做出了規定，但缺乏統一的規定，不利于維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也不夠徹底。因而應該由刑法典做出規定。

(二)增補刑罰種類

關于在我國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罰種類，理論上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11]從內容上看，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將刑法典所規定的現行刑罰體系完全推倒，另起爐灶，重新設計刑罰體系。盡管其中很多分析不無道理，但是，客觀而言，其中某些設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難以在短期內成為刑法規范。筆者認為，刑罰種類的增補應該立足于刑法典關于刑罰體系的現行規定，既要注意根據現實需要對現行刑罰體系進行適當的調整，又要注意與刑法典的現有規定進行恰當的銜接。基于此考慮，筆者認為，在我國現行刑罰體系中，可增補強制社會服務和保安處分兩種刑罰。

首先，增設強制社會服務，改進管制。緩解監獄人滿為患的壓力，但又保持刑罰對犯罪人的懲罰性質，是各國司法機關都要面臨并需要有效解決的共同問題。社區服務令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服務令當時是針對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及對犯罪人應更好地融入社區的顧慮的一種反應措施。該措施起先被視為罰金刑的一種替代安排，但是，現在被認為是替代關押性刑罰措施的。社區服務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區內做一定時間(以小時為計算單位)的工作，可以被視為正常量刑過程的一部分內容。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社區服務令比一個監禁判決更有意義、更為有效，且更加經濟。[12]除此之外，該措施所具有的開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會化，符合行刑社會化的要求。因此，筆者認為，可吸取社會服務令的合理之處，在我國刑法典中規定強制社會服務，即判處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內從事公益的社會服務，從而改進管制，增強其強制性。

其次，改造勞動教養，增設保安處分。目前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存在著性質定位模糊、收容對象寬泛、內容過于嚴厲、審批程序不嚴、當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濟、期限過長等弊端。從價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權的觀念，有違公平、正義原則;從法律根據上看，它與我國的《立法法》直接相違背，與《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不相協調，明顯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背離了依法治國的內在需求。勞動教養制度設計的嚴重缺陷帶來了操作、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詬病，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我國法治現代化和人權保障狀況的焦點之一。勞動教養作為“強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經被其現實運作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嚴厲處罰性所取代;作為“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的最初考慮，則更是蕩然無存。可以說，勞動教養作為我國控制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體實施過程中所造成的對法治原則和正義理念的不良影響，已超過它對于維護社會治安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這些弊端，為全面保障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合法權益，理論上多主張將勞動教養改造為保安處分，規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來適用。保安處分在范圍上自然不限于類似于勞動教養這樣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保安處分，從而將適用于實施了嚴重危害行為、但不構成犯罪之行為人的各種措施予以司法化。這種模式值得我國借鑒，因為不僅有利于將勞動教養予以司法化，而且還有助于將其他類似于勞動教養的較長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實現刑事法治與行政法治的有效協調。

(三)增加配刑制度

沒有抽象而孤立存在的刑罰。從立法上看，刑罰被配置于具體的犯罪，作為法定刑;而從司法上看，刑罰在犯罪人被定罪之后經司法機關的裁量成為宣告刑。刑罰與具體犯罪有著緊密的聯系，沒有脫離具體犯罪而存在的刑罰。不過，就刑法典的具體規定來看，其僅僅對司法機關如何裁量刑罰作出了明確、詳細的規定，形成了我國刑法典中較為完善的刑罰裁量制度。至于刑罰該如何配置

于具體的犯罪，刑法典則沒有作出全面的規定。作為刑法基本原則之一，刑法典第5條所規定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是立法者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應該遵循的指導思想，即在對具體犯罪規定法定刑時，立法者同樣需要考慮到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與理論上對法定刑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對于法定刑配置問題，理論上的研究主要有兩種模式：第一是對具體犯罪的法定刑配置之合理性進行分析，例如，對重大責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是否合理進行分析，[14]就刑法典分則罪刑條文所規定的所有犯罪之法定刑問題進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白建軍教授的《罪刑均衡實證研究》。第二是專門就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周光權教授的《法定刑研究》是此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這些研究中，刑罰與犯罪的均衡性成為關鍵問題，從而充分地表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于法定刑配置的基礎性意義。

但是，客觀而言，對于具體犯罪規定法定刑要否遵循哪些原則或者規則，刑法典付之闕如。從其他國家的相關立法來看，在刑法典中規定法定刑配置原則或者規則的立法例確實也不多。例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九章是關于刑罰的概念、目的和種類的規定，接著在第十章對刑罰裁量做出規定，沒有提到配刑的問題。日本刑法典第二章為“刑罰”，后續章節也沒有關于對具體犯罪如何規定法定刑的內容。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國家刑法典在規定刑罰體系之后，對重罪與輕罪的刑罰作了區分。例如，法國刑法典第三編“刑罰”第一章“刑罰之性質”第一節“適用自然人之刑罰”的前兩目對適用于自然人重罪的刑罰、適用于自然人輕罪的刑罰分別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西班牙刑法典第33條將刑罰分為重刑、較重刑、輕刑。盡管這些內容還不能說是關于對具體犯罪如何配置法定刑的規定，但是，卻確定了刑法典分則中所規定之犯罪是輕罪還是重罪的標準，即被配置重刑的犯罪屬于重罪，被配置輕刑的犯罪自然就是輕罪。重罪與輕罪的區分不僅有利于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對重罪給予合理的懲罰，并全面地進行預防，而且有利于全面審視對 13

某種犯罪配置重刑或者輕刑的合理性問題。這也說明，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也要注意貫徹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

在刑法典中完善法定刑配置的規定，自然不限于將刑罰區分為重刑、輕刑的做法。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人手：

(1)充分注意對犯罪進行合理的分類，而犯罪分類的標準既可以考慮刑事實體法上對犯罪所規定的特征，又可以考慮刑事程序法對追究某些犯罪的規定，還可以考慮犯罪學上關于某些犯罪發生原因與規律的分析。通常來說，需要考慮犯罪危害的法益是國家法益，還是社會法益，或者是個人法益(在此方面，還要考慮行為侵犯的是國家、社會或者個人的現實存在，還是其他類別的利益);行為人是采用暴力還是非暴力手段實施犯罪，非暴力手段是否與國家職務有關系;行為人實施犯罪的目的是為了非法獲取經濟利益還是實現其他心理需求;犯罪是否屬于被害人告訴才處理的犯罪;行為人實施犯罪，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強大壓力還是純粹追求個人利益。

(2)對于不同類別的犯罪配置嚴厲程度不同的刑罰，對于性質嚴重、手段殘忍或者惡劣、動機卑劣的犯罪可配置較重的刑罰，而對其他犯罪則配置較輕的刑罰。具體言之，對于采用暴力手段侵犯國家、社會與個人之現實存在的犯罪，則可配置死刑、無期徒刑、較長期有期徒刑等刑罰;對于非暴力、謀取經濟利益的犯罪，則可配置較輕的自由刑與財產刑。

(3)注意所配置之法定刑的選擇性與可操作性。就前者而言，應摒棄絕對法定刑，尤其是對于現行刑法典分則某些罪刑條文中存在的絕對死刑，應該或者予以廢止，或者補充規定其他刑罰(如無期徒刑、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就后者而言，對現行刑法典分則某些罪刑條文規定的無具體數額或者倍比制的罰金，做出必要的改變。盡管有論者認為，此類屬于浮動法定刑的罰金有一定的存在價值，[15]但其確實有不明確性，有違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因而有必要根據情況改變為數

額制或者倍比制的罰金。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在總則部分明確規定，對于具體犯罪應該規定具體數額或者某種倍比的罰金，從而制約對具體犯罪之罰金的配置。

(4)注意合理劃分有期徒刑的幅度。有論者對我國刑法典分則罪刑條文關于具體犯罪之法定有期徒刑的幅度作了總結，共有28種刑罰幅度。[9]而法國刑法典在總則的刑罰體系部分對重罪的監禁劃分了3個幅度，對輕罪的監禁劃分了7個幅度，其分則中罪刑條文對具體犯罪所配置之監禁的幅度也不超出上述范圍。筆者認為，這種立法模式對于準確地體現罪刑之間的均衡關系，適當地對具體犯罪配置法定刑有著重要的限制作用，不致造成幅度過多，難以保持不同犯罪之間刑罰均衡性的不良后果。因而我國刑法典可借鑒法國刑法典的上述立法例，在總則中對有期徒刑劃分層次。初步考慮，可以劃分為1年以下、2年以下、3年以下、5年以下、7年以下、10年以下、15年以下等7個幅度。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

低價購買賣百度文庫財富值帳號QQ174788632旺旺whx0910怎么增加百度文庫財富值 怎樣增加 如何增加 增加百度財富值 如何快速增加百度文庫增加財富值

http://whx0910.taobao.com或者 http://shop60806855.taobao.com

不用百度文庫財富值，破解百度文庫下載 site:wenku.baidu.com妙用

首先，我們按照平常的習慣，找到自己要的，文章不能復制，題目總是可以的吧。我們把題目記住之后，在搜索引擎的框框里輸入：site:wenku.baidu.com +題目【site命令是指在制定的網站里搜索，加號也是要的，如果嫌輸入加號麻煩，可以用空格代替。】如搜索雷鋒事跡，輸入：site:wenku.baidu.com雷鋒事跡（中間有空格）谷歌快照有點難，百度快照是不用爬的。搜索引擎都有網頁網頁快照，如百度有百度快照，谷歌有網頁快照，我們點擊快照進入網址.打開網頁快照或百度快照之后，我們就可以看到以網頁形式顯示的百度文庫正文內容了。最后，我們只需要將內容復制下來就可以，粘貼到WORD等文本編輯器里，就可以保存下來了。這方法只能對文字有用，對圖片就沒轍了，所以只能算小小的破解，還是建議大家用正規手段下載文件。最新破解聯系：Q Q 1 7 4 7 8 8 6 3 2

內容來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66756565

第二篇：論如何完善我國法制體系

論如何完善我國法制體系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的法制體系。但是其中不免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完善它，以此來減弱它的滯后性。

完善我國法制體系，需要建立渠道暢通的公民監督方式。在行政公開、行政聽證的條件下，公民的信訪、舉報、檢舉等制度應及時完善，使憲法規定的公民的監督權、批評權、建議權、申訴權、檢舉權得以切實行使。與以上監督機制相配套，在具體運作上，我們針對監督機制，還應建立科學合理的監督人員遴選機制和激勵機制。監督人員應具備嚴格的條件，具有專門的知識、經驗和品德，并經選舉推薦產生，專職地實施監督。同時，在監督人員的工資、獎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應予以切實保障。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法制體系的建設也需要跟上腳步。在全球化的今天，衍生了不少新的商機。越來越多的人更傾向于在網上進行交流、活動。如網上購物，網上開視頻會議等等。針對此事，我國也將淘寶上消費者的權益寫入了法律之中。這正是我國領導人對我國法制體系完善的具體體現。同時，也體現了法制體系的構建需要結合實際情況，以切實保護公民的利益。

法制體系的構建，需要大力進行法制宣傳，使公民認識認識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宣傳的手段有許多種，但要避免太過死板。也就是說要講究宣傳的方法，既要讓公民理解法律，還要讓公民認識到守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例如，可以制作宣傳手冊，在手冊中穿插漫畫。當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大力提倡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近幾年來，農民工因老板拖欠工資而打官司的時有發生，體現了老百姓的法律意識也在不斷提高。

完善我國的法制體系，還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從自我做起，不斷加強自身道德修養。只有每個人的道德素質提高了，違法事件發生的幾率也就小了，自然社會也就更加和諧，國家更加穩定。同時，也需要加強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讓每一個注入社會的新鮮血液都能遵紀守法，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

完善我國法制體系，是保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需要，是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在發展法制體系的進程中，同時要看到，由于受到我國經濟、文化等狀況的制約，完善法制體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和軌道，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法制體系的建設。

總之，健全我國的法制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國法律制度必將進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潔的政府也一定會實現。

第三篇：我國農產品流通形式的發展現狀與完善思路

我國農產品流通形式的發展現狀與完善思路

一、發展現代農業要求農產品流通形式的創新

發展現代農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和物質基礎。現代農業是繼原始農業、傳統農業之后的農業發展新階段，其核心是運用科學技術加快農產品商品化、市場化步伐，實現集約化和農業產業化。現代農業以科學技術為強大支柱，以現代工業裝備、現代管理手段、現代經營理念為支撐，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是集產供銷、貿工農于一體的多部門協調、各環節相銜接的、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一體化、多功能的農業產業體系。

在這個產業體系中，建立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適應的農產品流通體系和流通方式勢在必行。這是因為，隨著我國農業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生產與流通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是個體農戶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組織單元難以獨立承擔起日益擴大的農產品市場化的發展任務；二是傳統的農產品流通組織和服務組織不能適應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和開放的需要，流通型農業合作組織發展滯后；三是產銷一體化組織利益協調機制不完善，農民的利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等。

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了農產品流通的效率和效益，進而影響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也難以增加農民收入，從而使農民真正富裕起來。因此，加快農產品流通形式的創新勢在必行。而加快農產品流通形式的創新，就是要實現農業合作組織、農產品批發市場和產銷一體化組織等流通組織的規模經營、機制轉換和結構優化，引進現代流通方式和交易手段，形成結構合理、功能完備、高效運行的農產品流通體系。

二、目前我國農產品的主要流通形式

（一）以農村經紀人和運銷隊伍為主體的經紀、販運型流通形式。

其特點是農民自己闖市場，找銷路、搞運銷，具有積極性、自主性、靈活性的特征。例如，山東蒼山縣有十幾萬人長年在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從事蔬菜運銷經營，蒼山縣蔬菜在上海的銷量就占到上海蔬菜銷售總量較大的比重，帶動了全縣100萬畝、70億公斤蔬菜的產銷。陜西省宜君縣有農民經紀人300多人，他們把本地的農產品銷往外地，并將外地的市場信息、先進技術，優良品種帶回宜君縣。該縣70%以上的農副產品都是通過經紀人推銷出去，并及時把全國各地的經濟和科技信息反饋回來，使廣大農民有了致富之道。

（二）以龍頭企業為組織形式的加工貿易型流通形式。

其特點是以農產品加工企業為載體，企業與農戶間建立緊密的產銷關系，實行產銷一體化經營。例如，延安果業集團公司在洛川十個鄉鎮33個村組建立綠色果品出口基地1萬畝，與1000多戶果農建立了緊密的協作關系，并與基地果農簽訂收購協議，按照協議為基地果農戶提供物資服務，技術服務，收購基地農戶蘋果進行加工，從而使當地蘋果產業逐步走向產業化發展之路。

（三）以農產品批發市場為龍頭的市場帶動型流通形式。

其特點，是通過培育批發交易市場，形成產品集散、信息發布、價格形成中心，促進農產品儲存、加工、交易、集散、物流配送等功能的實現，以大市場帶動大流通。例如，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輻射全國

200多個城市，形成了大流通格局。深圳農產品公司下屬的福田和布吉批發市場也成為南中國最有影響的大型農產品批發交易市場，并輻射港澳地區。

到“十五”期末，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數量大體穩定在4300家左右，市場年成交額不斷提高，2005年達到3600億元。

（四）以專業合作組織為載體的合作型流通。

其特點是通過建立專業合作社，將從事同類農產品生產經營的農民組織起來，架起一家一戶小生產與大市場的橋梁。例如，山東莒南縣文疃鎮供銷社牽頭，與500多戶桃農組成了果業合作社，發展優質桃、優質蘋果。合作社又與現代連鎖超市對接，將幾十萬斤鮮桃打入多個城市的超級市場。

（五）以連鎖超市為龍頭的生產基地及聯合采購型流通形式。

其特點是連鎖超市通過建立農產品收購基地的方法，直接從農產品產地收購農產品。即連鎖超市公司建立一些樣板基地示范，帶動農民按照超市銷售農產品的標準（包括種子、肥料、農藥、種植方法等）來組織生產和收購；也通過農村經紀人向農民收購。這種利用連鎖超市等現代流通企業規模化的網絡和銷售，直接組織農產品的產業化發展，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的進程。也是促進“訂單農業”的一種有效方式。

連鎖超市等現代流通企業還與農產品批發市場結合，將批發市場轉化為連鎖超市的農產品（特別是鮮活農產品）配送中心，既節省了物流配送的投資成本，也加快了鮮活農產品周轉速度，降低損耗，提高流通效率和收益。通過這種結合，使連鎖超市以規模化的銷售網絡，起到農產品市場流通組織者和引導者的作用。

以上多樣性的農產品流通形式適應了現階段農產品流通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需要，是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新出來的，又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形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農產品流通仍將是多種形式并存的格局，各種形勢間也會出現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趨勢，但不會有一種形式完全取代其它形式而獨自承擔起農產品流通和促進農業產業化的任務。

三、農產品流通形式存在的問題及完善途徑

必須看到，目前，各種流通形式都還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方面是形式本身發育和發展中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和條件的問題。

（一）經紀、販運型流通形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主要是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民運銷業戶經營分散，流通和交易成本較高，市場的不確定性較大。一些農民運銷組織良莠不齊，導致市場信譽度不高。

對這類流通形式要繼續鼓勵其發展，重點是提高組織化程度，引導其形成專業化的協會或相對集中的合作組織，建立管理制度。特別是發揮一些農村“能人”的作用，成為這類組織形式的“帶頭人”。

農村流通經紀人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組織。他們幫助農民把產品賣出去，解除了一些農民銷售難的的問題。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統計，目前我國農村經紀人已達38萬余戶，經紀業務量達1707億元左右。要積極引導農村經紀人加入經紀人協會，建立聯系農村經紀人制度、農村經紀人培訓制度。加強業務培訓和相關法律法規、職業道德培訓，使農村經紀人隊伍素質得到明顯提高。

（二）加工貿易型流通形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這類流通形式主要是如何解決好公司與農戶雙方契約約束的脆弱性問題，使雙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包括契約的執行性較差、公司對農戶管理與協調上的困難，信息單向流通、分配機制風險和利潤不對稱、缺少約束機制等問題。

完善的方法是，一方面，進行組織形式上的創新。例如山東煙臺地區探索出“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與“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等多種形式的經濟組織，龍頭企業投資，農戶投工，基地管理，劃片承包。這種組織形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雙方契約約束脆弱性和管理上的困難等問題，使公司與農戶的聯合更趨緊密，既有利于提高農民的知識技術水平，推廣先進的技術，也便于實行規范生產，從而達到提高產品質量，實現公司與農戶利益雙贏的目的。

另一方面，通過制定相關規則來明確龍頭企業和農戶的權利和義務。當然，強化將合同的法律效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農產品批發市場等流通形式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多數農產品批發市場檔次較低，缺乏必要的硬件設施，儲存、加工能力弱，市場功能不健全，信息化手段不完善，輻射作用和對農業的帶動、引領作用不強。多數市場是以場地、設施出租為主的物業式經營，組織形式不完善，在市場管理上多數存在以收費代管理的現象，也缺乏與現代流通方式的對接。

完善的方式是要重點扶持一批輻射面廣、帶動力強的區域性產地和銷地批發市場，使之成為價格形成、信息傳遞、產品集散和綜合服務的中心。一是加強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是信息系統、質量檢測系統、電子結算系統以及加工儲藏等配套設施建設，提高市場服務功能。二是加快市場改制步伐，形成產權明晰，管理規范的公司經營主體。三是向上下游兩頭延伸，建立基地及與終端流通組織對接，引導農產品生產的產業化。

（四）專業合作組織型流通形式的主要問題。

主要是專業合作組織覆蓋面小，有些組織有名無實，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由于處在發展初期，資本、技術、人才缺乏，導致服務水平較低、不能滿足農戶要求。同時，法律地位的問題也是一個困擾。

促進這類流通形式的發展，一是要培育發展專業合作組織。鼓勵引導農民自辦合作組織；鼓勵引導鄉鎮事業站領辦專業合作組織；發揮供銷社網絡組織優勢，領辦、創辦農產品流通專業合作組織。三是加強法律制度建設，《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已從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實施。它賦予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填補了我國市場主體法律的一項空白。四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在注冊、財政支農資金、稅收、信貸融資等方面支持。同時，強化政府服務職能，搞好對專業合作組織培訓。

（五）以連鎖超市為龍頭的基地及采購型流通形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方面是超市集團公司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的問題，積極開拓市場，促進農業的產業化發展，另外主要是一些政策條件的問題。例如，農產品主產區流通設施的使用問題；連鎖流通企業直接從農民手中收購農產品的“收購發票”在全國各地一致性的“可抵扣性”問題。連鎖企業與基地之間的合作關系等問題。

因此，既要引導連鎖企業積極開拓市場，促進農業的產業化發展；也要完善其發展的外部環境，為其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優化農產品流通環境

除了完善農產品流通形式之外，加強政府對農產品流通的支持和強化公共服務、優化發展環境也至關重要。

一是完善信息服務。整合現有信息資源和信息網絡，建立完善農產品信息采集、整理、分析、發布制度，形成權威性的信息發布渠道。

二是加大政策流通和市場的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進行扶持，開通農產品運銷“綠色通道”。

三是加強市場監管。制定農產品市場管理辦法，將農產品市場納入規范化管理。

四是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管。盡快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分級分類包裝標準體系，質量檢測體系，產品認證體系和質量監督制度。要逐步建立市場主體資格認證制度，完善市場準入制度。

第四篇：淺談現行體制下我國行政領導素質的培養與完善（共）

淺談現行體制下我國行政領導素質的培養與完善

—— 以地方政府基層行政干部為例

內容摘要：進一步加強基層行政干部素質建設，發揮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新時期、新形勢對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課題，而且，尤其是當基層行政違背國家行政命令時，怎么才能和調好國家與地方的關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職責，維護社會穩定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人民監督反腐地方政府基層行政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行政”指的是一定的社會組織，在其活動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組織、控制、協調、監督 等活動的總稱。行政領導則是門科學與藝術。參與行政領導是領導者運用自己的科學知識、實踐經驗、聰明才智和膽識魄力實現行政目的的領導技能和技巧，是行政領導者靈活獨特、恰當巧妙運用的領導策略、方法和手段，它表明領導者解決問題、處理問題的熟練程度、工作水平和創造能力。行政領導能力的高低直接關系到轄區內人民的幸福安定。

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期。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呈增多趨勢，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許多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糾紛，主要發生在基層，還有一些人打著上訪的名義進行破壞社會秩序的活動，雖然有了上訪法，但是真正執行起來有很大的難度，作為一名學習行政學專業的學生，筆者認為

加強基層行政干部的素質建設是有效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如何進一步加強基層行政干部素質建設，發揮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新時期、新形勢對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課題，而且，尤其是當基層行政違背到國家行政命令時，怎么才能和調好國家與地方的關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職責，維護社會穩定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現今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狀況與存在問題

（一）、存在狀況

進入新時期以來，國際間競爭更加激烈。國家提出要從傳統的全能領導型政府向有限、多元化政府轉變。一方面，要積極探索發展社會經濟的新方式、新方法；另一方面，在鞏固和發展國家行政領導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完善地方復雜局面的行政領導方式。

近年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許多法律和制定了相應的行政責任制度，用于規范基層干部隊伍。一批批腐敗違法分子紛紛落網，不管他們職位有過高、關系有多深都一查到底，近期重慶“打黑、反腐”的成績就是最好的典型。反腐工作的力度加強，證明我國政府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實現了職能轉變，公仆①意識開始深入基層行政人員的內心。筆者相信，在政策法規的不斷完善下，在民主監督的不斷實現中，以及在領導干部能力的不斷提高時，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的執行能力一定會不斷提高。

此外，現行體制下出現一些基層政府部門也出現的“門難進、臉① 公眾的仆人，比喻替公眾服務的人。原用于公務員對自己的謙稱，今用于老百姓對公務員的尊稱。

難看、事難辦”等“衙門①現象”影響著政府整體形象。一些公職人員沒有樹立為老百姓辦事的服務意識，沒有把自己放在一個人民公仆的位子上，相反，一些領導干部為了提高“地方政績”，勞民傷財，一旦決策失誤，造成損失和事故，往往又相互間推卸責任等。這些狀況的存在，也為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素質的培養與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存在問題

1、基層干部隊伍的腐敗問題

在地方行政中，由于“天高皇帝遠”，一些官員手中的行政權力不是用于履行職責，為人民辦事，而是把它當成商品用于交易，索賄受賄，有的干脆直接參與走私和倒賣。嚴重的損害了政府官員在廣大人民中的形象，影響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平穩發展，危害國家的長治久安。

2、基層干部行政能力不足

進入新時期，基層行政工作空前泛化和復雜化。對各級地方政府來說，如何根據本地實際制定發展戰略，運作相關資源，調節社會利益，促進本地經濟社會良性運行，把主觀的良好愿望變為現實，都需要很強的行政領導能力。行政領導能力弱，往往會造成組織內部混亂無序，內耗嚴重，離心離德，威脅組織生存。

3、基層干部濫用權力，侵犯公民利益時有發生

當前，法律已走進了我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① 舊時稱官署為衙門。其實衙門是由“牙門”轉化而來的。

推行依法行政勢在必行，領導干部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能力已成為現實的迫切需要。雖然 依法執政已多年，但程度遠不夠充分。一些地方基層行政部門越權行政，隨意執法，甚至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犧牲公眾利益為代價，謀求小團體利益，完全無視法律存在。

二、我國基層行政領導干部素質的培養與完善

（一）、努力學習實踐，加強自身建設

全面系統的學習黨的十七大精神，貫徹黨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規定和要求，不斷豐富領導者自身的科學管理知識，并用以指導行政工作。此外，還要用于在實踐中加強鍛煉，到艱苦的環境里和復雜的矛盾中經歷風雨、磨練意志、積累經驗、增漲才干。還要善于思考、善于總結。對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和成敗得失經常進行思考，經常反思怎樣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的工作質量和效率。

（二）、加強作風建設，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當前許多地方的基層領導干部在作風上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極大影響了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主要表現就是脫離實際，熱衷于形象工程；因循守舊，缺乏開拓創新；熱衷于迎來送往，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利益，貪圖安逸享受，講排場、比闊氣，玩弄權術，貪污腐敗。

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靠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情操，激勵廣大基層領導干部自覺堅定地在作風上嚴格要求自己；二是要靠完善制度，把作風建設納入制度化的軌道，通過制度的完善給優

良作風提供可靠保障；三是政府官員要深入群眾，以為民服務為宗旨，聽取民意，把脈民生，切實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

（三）、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依法行政。

在新時期的依法行政中，首先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責任制度規范。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在現行法律、行政規章等基礎上把行政道德加予法律化。其次要加強反腐力度，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懲處，絕不姑息。確保權力的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關下運行。在國家政策和應有的法律體系下，行政領導干部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執行必嚴、違法必究，使我國的各項行政事業的開展真正踏上依法行政的道路。

總的來說，行政領導素質的培養與完善是個系統長期的過程，各階層領導者要結合自身實際，完善自身修養，落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通過自身的理論學習、基層實踐、長期積累來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真正做到一名盡責的行政領導者。

參考文獻：

【1】《淺談如何加強基層領導班子建設》鄭明超《活力》 2009年 第8期

【2】《淺談行政領導用人藝術》廖慧麗 《中國科技博覽》2009年 第8期

【3】《行政學原理》 孫榮 徐紅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 第1版

【4】《我國政府行政領導干部素質建設問題研究》 安琪 《理論與當代》 2008年 第7期

【5】《行政領導者非權力影響力及其培養》 李慧瑩李良仁 《九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9年 第8期

【6】《我國行政領導問責制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吉承乾 楊輝 《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 2009年第2期

第五篇：我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的原則、思路與框架d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的原則、思路與框架

陳立新(***)[1]

（中南大學社會學系湖南 長沙 410004）

【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積極履行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已成為我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在這樣的形勢下，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文章在闡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必要性的基礎上，就如何構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體系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 A

A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Thought and Framework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en Lixin(***)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the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75)

Abstract: With the deeper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caught the wid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How to fulfill the necess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sitively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Under such situ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it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seems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This article has explaine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further discussed how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ur country.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valuating index，evaluation system

一、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是20世紀以來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共同研究的熱點問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以人為本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強化，國際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已經從號召轉變為一種具體行動，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已成為跨國企業塑造和提升形象、獲取社會資本、增強企業競爭能力的有力手[收稿日期] 2010－

[項目來源] 本文系200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和諧社會視野中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項目編

號：07ASH00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陳立新（1959—）,男,湖南衡陽人，中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社會學和社會政策研究。

[

段，并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中國企業。從國內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企業在創造大量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諸如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社會各界要求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

面對國際國內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浪潮，我國企業唯一的選擇，就是要盡快承認現實并積極應對，因為不管人們是否愿意和喜歡，是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對于企業來講，都會是一個越來越強的、新的、不可回避的外部約束，只有那些快速反應的積極應對者，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有利地位，從而更好地生存與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衡量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狀況就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重要課題。近些年來，在國際組織和一些跨國公司的倡導下，企業社會責任在國外已有多種量化的指標評價體系，如SA8000勞工標準、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多米尼400指數、道德評價標準和富斯四好指數等。《商業道德》、《財富》等都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評價體系。但由于我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還不長，再加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具有適度性和階段性特征，我們不能不加“消化”地照搬國外社會責任評價標準。[1]因此，建立和推廣一套既符合國際慣例，又切合我國實際情況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體系，顯得非常重要和緊迫。本文試圖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探討。

二、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的原則和基本思路

（一）評價體系的構建原則

為了對中國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進行評價，需要設計一套基于中國企業特點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這套評價體系的構建，應遵循以下原則：

1、目的性。設計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在于衡量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狀況，找出企業的薄弱環節，提出改善的手段和方法，并最終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因此，選取的評價指標應緊緊圍繞評價的目的，盡可能做到所選指標個數不多，但能突出反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

2、代表性。評價體系中的測量指標既要反映當前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中眾多“生產守則”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共同要求，又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和企業的實際。

3、可行性。評價體系所選取的測量指標必須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實際狀況大體吻合。同時，評價指標體系所需的數據必須易于取得，易于解釋，指標計算方法科學，易于操作，便于進行量化處理。

4、通用性和發展性相結合。評價體系中的指標能反映出不同類別、不同行

[1]陳留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實證研究[ J ]，山東社會科學，2007（11）

業的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主要方面。同時，能站在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選取評價指標，以確保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5、可比性。評價指標體系的可比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上具有可比性；二是在指標的口徑、內涵上具有可比性。只有可比的評價指標，才能提供準確的信息資料，才能通過比較和分析，認清本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優勢與不足。

（二）評價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系統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本文在構建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中，將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首先，借鑒國際上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標準，結合中國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提出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鑒于我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各類資源的開發和使用情況以及眾多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如果直接將國際通用的指標體系應用于我國企業，將會給企業經營帶來極大障礙。因為國際標準的嚴格限制，可能會導致一些企業根本無法正常運行，企業既然無法生存，就更談不上發展。從另一方面看，完全不顧國際標準的要求，一味自行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企業的生存經營活動也會產生非常大的困難。

其次，參考我國政府提出的相關方針政策和具體指標。近些年，我國政府在環境保護、員工權益、資源控制及企業的約束方面出臺了各種政策、法規，這對企業具有極強的政策約束力，并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深遠的影響。

再次，結合行業和企業的實際問題，在制定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時堅持突出重點、分類指導。針對存在的突出問題，制定相應的標準，通過標準的實施有效推動問題的解決，引導企業完成向國際標準的迅速過度和接軌，趕上甚至超越國際先進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水平。

三、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的基本框架

在充分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包含著基本社會責任和高層次社會責任兩個方面。為社會盡可能提供質量合格的、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為股東的投資承擔合理的回報，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遵守國際上勞工標準、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護生態環境、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等，這僅僅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是每個企業都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促進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定有序的局

面，建立誠信友愛的社會氛圍等做出更多的貢獻，這是企業高層次的社會責任，企業可根據自身能力自由選擇，承擔自己力所能及的社會責任。基于以上認識，本文提出了一套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見表1）。這套指標體系分為基本社會責任、高層次社會責任兩個層次。基本社會責任包括員工權益維護、守法經營、環境保護三類評價因素。高層次社會責任包括可持續發展、企業誠信、社區建設、社會公益與慈善活動、社會責任管理五類評價因素。評價體系中包括一級指標8項，二級指標24項，三級指標64項。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承認股東關系是企業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因為股東關系屬于企業經濟關系的最強聯結，而且已經有了較為健全的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在起保護和監督的作用。再者，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正確處理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實際上也對傳統企業治理結構進行了間接的考察，所以，為了簡化，我們不把股東關系的有關指標納入到本評價體系之中。

表1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

表1所設置的八項一級指標中，維護員工權益和社會責任管理兩個一級指標所考核的內容涵蓋了目前國際較為流行的SA8000的主要方面；守法經營指標的設置主要考核企業對政府、消費者和債權人的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指標主要考核企業在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的社會責任；企業誠信指標的設置主要基于國內部分企業信用水平不高、信用服務相對滯后等狀況。該一級指標主要體現企業對商業伙伴的社會責任；社區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社區建設指標主要考察企業對社區發展方面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社會公益與慈善行為指標主要考察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和慈善捐贈方面的情況。

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內容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的。因此，其評價標準和和評價體系也要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創新。

參考文獻：

[1][美] 喬治·斯蒂納、約翰·斯蒂納：企業、政府與社會[M]，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

[2]李立清、李燕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劉俊海：公司的社會責任[M]，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4]陳立新：社會指標與社會協調發展[M],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徐立青、嚴大中等：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實踐[M]，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6]姜萬軍 等：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初探[J]，統計研究，2006（7）。[7]陳留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實證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07（11）。

[8]李立清：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理論與實證研究[Z],第五屆經濟學年會會議論文，2005年。

[9]葉陳剛、曹波：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的構建[J]，財會月刊（綜合），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