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主持寶典之 “主持人”概念科學界定

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對“節目主持人”基本特征的把握上，還不能理解“節目主持人”的全部含義，這需要以定義的方式給“節目主持人”作個界定。所謂定義，“是以簡短的形式揭示概念內涵的邏輯方法。”也就是說，在概念內涵與定義之間，有個邏輯演繹的過程，即有一個對某一特定概念內涵進行形式邏輯定義推演的過程。邏輯學認為，最常用、最普通的概念內涵邏輯演繹方法，也就是形式邏輯的定義公式：被定義項＝屬＋種差。

所謂被定義項，是指限定被定義概念的范疇。我們要探討的節目主持人，特指在電視節目中的各類主持人。至于其他媒體出現的諸如舞臺報幕員、司儀，以及音像制品中的串聯人、報刊專欄的主持人等等，則不在我們研究之列。

所謂“屬”，就是找出被定義概念的最鄰近的屬概念。比如顏色是紅、綠、藍等色彩最鄰近的屬。

節目主持人首先是作為電視傳播過程中的“最后一棒”，或者“出鏡人物”而為人們熟知的。與它鄰近的概念如播音員、現場報道的記者、走向“前臺”的編輯、各類出場嘉賓等，顯然統歸于一個屬概念，即“出鏡傳播者”。

我們把節目主持人的“屬”確定為“出鏡傳播者”，那么研究“種差”的任務就是確定被定義概念與同一屬概念之下的諸種概念所含屬性的差別，也就是要找到節目主持人與其他節目中的出鏡傳播者的區別：

（1）電視劇及廣告表演或在某些節目中扮演“王律師”、“金龜子”等身份的出鏡傳播者，以扮演一種虛構的角色，不是以真實的個人身份來演播，個別節目（如電視廣告）雖然使用了真實身份，但并沒有起到“主導”節目進程的作用；

（2）播音員，一般只是盡可能忠實地在節目中“還原”他人采編的信息。美國學者海德在《廣播電視概論》中說：“作為一名播音員，最難對付的工作之一是以有效的方式朗讀他人撰寫的稿件。在以撰寫為起點，聽眾為終點的傳播紐帶中，你起的是橋梁作用，你的職責是把作者的思想忠實地傳遞給聽眾。”現已達成共識的是：播音員主要從事節目信息的播音工作，不需要在所傳信息中顯示個性特征和對所傳信息進行個性化的加工。播音員的個性表現為播音風格，主要體現在“還原”作者主旨的范圍內。播音員一般只對稿件內容的播音準確性負責，并不在整個節目中起主導作用；

（3）電視節目中的司儀和報幕員，總體來說都是舉行典禮（大會）或文藝演出時，報告順序進度的人。他們可以有多種身份。即使是電視節目中那些具有個性化的司儀或報幕員，對整臺節目來說，一般也僅是節目的“旁觀者”，而并不是節目整體的“參與者”。司儀或報幕員并不在節目主體中體現出“我”的形象，也不在節目中占主導地位；

（4）現場報道的記者（編輯等），一般來說要盡可能忠實地“再現”現場，而且一般也只是在整體節目中的某一局部偶爾出現，并不在“這一”節目中起主導作用，也不對節目整體信息進行具有個性化的加工；

另一種意見認為，生活中的我（自我）與節目中的我（非我）是有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筆者以為，“我”應該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角色。主持人應當根據社會（包括媒體意志、特定節目的要求、觀眾的期待等等）對他約定的各種行為規范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這不僅需要有意識地調節自己的行為，使之符合社會的要求，還需要保持和強化個性特征，顯示出個性魅力——做到“自我”與“非我”的統一。

第二篇：社會福利概念的界定

第一部分 社會福利概念的界定

——美國社會福利的概念

社會福利是指政府和社會為提高社會成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各種措施。這是社會福利涵義最寬泛的界定。包含社會保障的內容。——我國社會保障中社會福利的定義 “狹義的社會福利”，指為幫助特殊的社會群體，療救社會病態而提供的服務，它的對象是弱勢群體，它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補缺型”的。第二部分 社會福利政策的范圍

一些學者觀點：政策必須有“一個目的、目標或意圖”。尤勞和普雷維特：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決定”，這種決定以制定它和接受它的人們在行為上的連貫性和重復性為特征。

社會福利政策是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并因而影響其人民的生活質量的任何事情。

廣義：社會福利政策包括了幾乎所有政府所有的事情（稅收、國防、健康照顧、公共救助等）

狹義：“通過給公民提供服務或收入對他們的福利有所影響”的政府活動。本書特別選定主要政府計劃

收入維持：對社會成員遭遇失業、貧困等風險給與其經濟保障

社會保障、失業補償金、工人補償金、補充保障收入計劃、對貧困家庭的臨時救助、一般救助 膳食營養

食品券、學校午餐和早餐、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補充營養計劃、集體用餐、流動餐車 衛生

醫療補助、針對老年人的醫療照顧、公共衛生 社會服務

兒童保護服務、家庭維護服務、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對兒童的日間照顧和學齡前教育、就業服務、職業培訓、職業恢復

第三部分 社會福利政策：一種理性的方法 社會福利政策的理論：

1.古典決策理論：強調政策制定過程中作為決策者的完全理性

2.行為決策理論：（西蒙）強調決策過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度”標準 理性主義為政策制定提供理想的模式——雖然在社會福利政策領域“在現實世界里”的政策制定并不經常是一種理性過程，政策制定是發生在使理性受到嚴格限制的政治環境中的。第四部分 社會福利政策：一種政治性的方法

根據拉斯韋爾的觀點：政治是誰得到了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獲得的；因此政治是一項對社會資源進行價值分配的活動，并且這種沖突是政治和政策制定的中心

書中談到政治性是指社會福利政策產生于有關社會面臨的問題的本質和如果有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的沖突。

政治性方法中引起了一系列有關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化問題： 難以形成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社會價值 由于對問題統一界定

許多沖突的成本和價值是不能被比較和衡量的

政策所涉及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價值對未來的影響是難以計算的。政策制定者的環境，不可能分辨出所有的社會價值，尤其是在政府部門中沒有支持者的人們的價值。

促使政策制定者在社會價值的基礎做決定是沒有必要的 大部分政府官員往往會制造協調政策制定的障礙 政策制定的漸進模式： 漸進主義”的方式優點：

1.易于協調各種相互沖突的目標；

2.漸進方式可以幫助人們檢驗所做的抉擇是否正確，尤其在復雜條件下，可以孤立某些因素，比較其利弊；

3.漸進方式可以穩妥，容易控制，能夠及時糾正錯誤，不會造成大起大落的狀況。”漸進主義“的局限性：

1.僅適用于比較安穩和變動不大的環境，一旦表明對以往的政策需加以徹底改變時，漸進模式對大變革會起到阻礙作用

通過這個案例 不是要強調兩黨競爭所產生不良后果

第三篇：高新技術企業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 世紀80 年代初，高新技術企業的概念率先在美國被提出，并在隨后獲得各國學者廣泛認同和應用。但是，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盡相同，加上高新技術高實效性的特點，使得高新技術企業的定義在不同國家有所不同。

在界定高新技術產業范圍的基礎上，對于高新技術企業的概念問題可以從2008 年國家頒布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來加以界定，《辦法》規定高新技術企業需滿足的條件有以下幾點：(1)對其主要產品（服務）的核心技術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2)企業的產品（服務）應屬于《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規定的范圍。

(3)企業職工隊伍技術人員所占比例。文件規定高新技術企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科技人員應占企業當年職工總數的30%以上，其中研發人員占企業當年職工總數的10%以上。(4)收入構成。高新技術產品（服務）收入占企業當年總收入的60%以上。

(5)科研投入。根據企業銷售收入總額的不同，規定企業在近三個會計的研究開發費用總額占銷售收入總額的比例最低不能少于3%，且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總額占全部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例不低于60%。

(6)企業研究開發組織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轉化能力、自主知識產權數量、銷售與總資產成長性等指標符合相關規定。

因此，在我國，高新技術企業一般是指在國家頒布的《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范圍內，持續進行研究開發與技術成果轉化，形成企業核心自主知識產權，并以此為基礎開展經營活動的居民企業，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的經濟實體。

根據以上高新技術企業概念的界定，本論文研究選擇的是研究開發密度較高的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是運用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生產性能及功能優異和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品的企業。

高新技術企業競爭優勢分析

成本領先分析

根據波特的理論，成本優勢是企業可能獲得的競爭優勢之一，基于此，許多企業將成本管理提高到了戰略的地位，制定了成本領先的目標，加強了企業的成本控制和規劃。盡管影響企業成本的因素很多，但從戰略的角度來看，主要有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效應。

一項價值活動的成本常常受制于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產生于以不同的方式和更高的效率來進行更大范圍活動的能力；產生于更大的銷量中分攤無形成本和研發費用的能力；也產生于隨著一項活動的擴大，支持該項活動所需基礎設施和間接費用的增長低于其擴大的比例。規模經濟的關鍵是需求要有價格彈性，然而，高新技術產品的創新程度很高，具有較強的壟斷性，沒有完全替代品，因而其需求的價格彈性較小，價格和銷量之間缺少必然的聯系。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品的供求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顧客無從得知什么樣的價格才是合理的，所以降價并不一定能帶來銷量的增長，規模經濟效應也就無從發揮。學習曲線是企業獲取成本優勢的又一重要因素。一項價值活動隨著學習而導致其效率提高，隨著時間的累積其成本會下降。學習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本降低的機制包括勞動效率的提高，資產利用率的提高和原材料更適合于工藝流程等。也就是反復做同一件事可能發現更有效的生產方法。然而高新技術產品的創新性較強，這意味著原有產品和工藝流程持續的時間可能較短，而通過學習提高效率直至降低成本需要較長的時間。同時，高新技術企業產品的更新換代比較快，因此，它可能面臨著不斷向上位移的學習曲線，產品的單位成本由于分攤了新產品的研發費用而難以降低，成本領先優勢難以獲取。差異化分析

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市場營銷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同質化，不但是產品的同質化，甚至連營銷策略和技巧都趨于同質化，企業紛紛陷入價格戰、廣告戰、終端戰和促銷戰的泥潭之中，所以追求產品和營銷模式的差異化已經成了企業持續獲得動態市場競爭優勢的必然戰略手段。無論是成本領先還是差異化，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高收益。如前所述，高新技術企業實行成本領先戰略難以奏效，因此，差異化就成為其必然選擇。而差異化營銷戰略的選擇又是高新技術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結果。高新技術企業的最大特點在于其創新動能和創新能力較強，而創新與產品的差異化是正相關關系。進一步講，差異化又與產品的相對價格成正比，而高的相對價格就意味著高收益。創新而獲取高收益會反過來會刺激企業加大研究開發的力度以促進創新，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高新技術企業的特點

1、高新技術企業不同于一般企業,它多半是先有研究成果,而后再建立企業以實現技術的商品化。因此,很多高新技術企業往往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開拓者。

2、民營高新技術企業一般是中小型企業或處于起步階段的新興公司。它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利用新技術、新發明他們可以很快開發出新產品。由于起步階段規模小、投資少、風險有限,所以很多風險投資家愿意投資這種尚未成熟的公司。

3、高新技術企業存在的前提是科學技術的創新,沒有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高新技術企業就失去存在的基礎。因此,高新技術企業更多的產生于科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發達的科教體系和科技人員自由擇業的制度是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

4、高速成長性是高新技術企業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企業只要能開發出滿足市場需要的新產品,高新技術產品憑借其新穎性和高技術特性能迅速占領市場,從而能獲得具大的經濟效益,進而在短短的幾年內由原來的小公司發展成為組織和管理日趨完善的的大公司。

5、高新技術企業成功的關鍵是企業領導團隊的素質。在高新技術企業充滿風險和艱辛的路途中,只有一流的高素質的領導團隊的團結一致、不斷創新才能保證企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家在定性評價高新技術企業包括網絡公司時,總是要重點考察企業的領導班子的能力與素質。

6、往往不被人們所重視的是高新技術企業的高風險。實際上由于高新技術企業所從事的是以科學技術上的新發明、新創造為基礎的技術商品化活動,它不可避免的存在開發失敗的風險。而20%---30%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巨大成功是以70%---80%的企業失敗作為代價的。2001年4月美國NASDAG市場網絡估價的大跳水就充分說明了這一特性。[編輯] 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管理特點分析[1]

高新技術企業與傳統工業企業相比，在成本管理方面存在下列不同：

一、成本管理理念不同

傳統工業企業成本管理理念的主題是控制，即根據企業經營目標和經濟效益要求，對各項資金耗費進行事前預計，確定控制的標準或目標；然后進行核算，對實際與標準的差異，進行分析、評價、考核，并采取相應措施，旨在保證企業經濟效益目標的順利實現。高新技術企業成本管理理念的主題則是創新，即不斷地投入各種資源，尤其是對取得突破可能性較大的專項技術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局部壓強，使其能夠在該點上實現突破，形成領先于競爭對手的優勢，并利用這種優勢來謀取具有高附加值的經濟回報。可見二者的區別是，一個側重于保證實現經濟效益目標，另一個則側重于保證實現經營目標。

二、成本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不同

在傳統工業企業管理中，成本管理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地位。因為傳統工業企業之間，在產品技術和質量方面的差異比起高新技術企業之間往往要小得多，這就決定了傳統工業企業不得不把成本作為決定其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來對待。邯鋼人在對工藝、設備進行技術改造時所遵循的基本準則就是要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物耗、能耗和產品成本。推行“模擬市場核算，實行成本否決”管理制度也是為了降低成本費用，保證經濟效益。這表明對于傳統工業企業，選擇低成本戰略是其成功的基礎。而高新技術企業更注重于實施產品差異化戰略和焦點集中戰略，旨在發揮高新技術企業在研究開發方面的優勢，以克服其人力資源高成本和銷售、研究高費用的劣勢。

三、對成本形態核算與控制的需求不同

傳統工業企業特別注重對制造成本的核算與控制，甚至將其視同為產品成本。著名的泰羅制和標準成本系統皆源于此。這不僅由于制造成本是企業在材料采購過程和產品生產過程中各項費用匯集的結果，而且還由于它在企業的總費用構成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在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各種決策當中所需求的成本形態也集中體現為制造成本。即使在市場條件、技術水準、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已今非昔比的情況下，傳統工業企業仍然把對制造成本的核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近年來時興的作業成本法和制造資源計劃（MRPII）等全新的核算方法，皆是針對制造成本的。高新技術企業核算制造成本、期間費用的主要目的是對外編制損益表、評價會計期間經濟效益，由于這兩項在成本費用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所以對其加強控制的要求比傳統工業企業要弱。

對責任成本和變動成本進行核算，主要是出于產品經營決策和定價的考慮，這一點無論是傳統工業企業還是高新技術企業都是一致的。對其在管理上的需求強度因具體企業而異，一般要低于制造成本。

對于產品壽命周期成本、物耗成本、質量成本和人力資源成本的核算與控制，傳統工業企業更多地是出于造勢或滿足外部某方面要求的考慮，而不是企業自覺自愿非做不可的行為需求。對高新技術企業就不同了，這些成本形態或遲或早都要進行核算，其中需求強度較大的是產品壽命周期成本和物耗成本。即使需求強度相對較弱的質量成本和人力資源成本，對其核算與控制的需求也比傳統工業企業要強。對于產品壽命周期成本核算需求強度大，不僅由于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品更新換代快、壽命周期短而在核算上更具有現實可操作性，而且由于高新技術企業評價產品經濟效益的模式也要求對其進行核算與控制。因為高新技術企業一方面在產品的研究開發、中間試驗和小批試制方面有相當大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在產品的售后服務上有較大的投入，同時還要承擔比傳統工業企業更高的產品降價風險，所以僅僅遵循在很大程度上根據傳統工業企業會計實踐而制定的會計準則來計算產品成本，就會扭曲產品成本信息，使產品的相關成本內容不全，因而不能正確地評價產品在壽命周期全過程的經濟效益，不利于企業謀求竟爭優勢。高新技術企業對物耗成本的核算與控制需求，更多地是出于價值評價和價值分配方面制度創新的考慮。這個意義是很深遠的，不僅對于企業的微觀管理是這樣，而且對于國家的宏觀管理也是這樣。黨的十五大確認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國內領先的高新技術企業也在積極探索 “知識資本化”和“知識經濟”問題，從成本信息服務的角度，需要對此作出必要的響應。

四、對成本信息質量的要求不同

成本信息質量特征表現為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不可否認，不同成本形態的信息，其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的標準并不一樣。即使同一成本形態的信息，對傳統工業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來說，其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以產品成本為例，雖然傳統工業企業與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項目相同，但是構成成本信息質量的各項特征的重要程度和具體要求不同。對傳統工業企業來說，其準確性是指在特定的成本計算方法（品種法等）和特定的費用分配標準（材料耗用量、工時耗用量等）下所歸集分配的成本是唯一的成本，即無論誰來計算，只要按照規定的程序、方法進行，結果都會相同；其完整性是指按照規定的成本項目將發生在會計期間和生產過程的各項要素費用都歸集起來，分配給不同的成本對象，不使其遺漏；其及時性是指能夠按月報出成本信息。能夠做到這三條，便可得到規范的高質量的產品成本信息。

但是對高新技術企業則不然，其準確性不僅要考慮計算程序和結果，而且要考慮分配標準是否合理；其完整性不僅要考慮供應和制造過程，而且要考慮研發、銷售和售后服務；其及時性不僅要求成本信息按月定期報出，而且要考慮按決策需要不定期報出。所以，僅僅滿足于規范要求的產品成本信息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品定價來說是遠遠不夠的，高額的期間費用逼得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管理人員去尋找各種相對合理的分配標準，來將其正確地分配到具體產品對象上去。不僅如此，為了對付競爭，成本信息的及時性比傳統企業更為重要，往往是算不準確尚可容忍，算不及時則難以饒恕。

五、成本費用構成和管理重點不同。

這里指的成本費用是損益表中制造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之和，后三項費用亦稱期間費用。在產銷比正常的情況下，傳統工業企業的成本費用的構成是制造成本高、期間費用低。因此，管理重點是制造成本，管理當局更注重對制造成本的控制。成本核算是否準確，成本考核指標是否落實，成本管理是否有效，成本降低機制是否形成，皆由制造成本管理狀況所決定。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費用構成則相反，通常是制造成本低、期間費用高。期間費用高的原因是研發費用和銷售費用高。因此，管理的重心要轉移，轉移到研發環節和技術服務環節。研發費用與銷售費用使用的合理性，往往決定著高新技術企業的整體競爭實力。其產品成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設計所決定的，而其產品的銷售狀況如何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技術服務。

六、成本費用控制方式不同

傳統工業企業對成本的控制主要采用標準成本系統、目標成本和費用預算管理（包括零基預算與彈性預算）。盡管其控制范圍有彈性，控制過程中也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但是總能夠通過對成本形成原因的分析和對成本費用發生規律的掌握來不斷地促使其標準。目標和預算符合實際，以此來引導企業健康發展。高新技術企業對成本的控制不能簡單地搬用上述做法。雖然標準成本、目標成本和費用預算等形式依然可以利用，但實際上由于其控制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更多，所以對成本動因的分析和對成本費用發生規律的掌握更為困難。在傳統工業企業，尤其是經營穩定的大型工業企業，所耗費的資金與產生的回報之間，能夠建立人們容易把握的函數關系。而在高新技術企業，這樣的函數關系則不容易建立。因此，高新技術企業時成本費用的控制，宜更多地通過人們的行為來實施，而不是通過改善設備運行狀態和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來實施，即應實行的是積極控制——鼓勵多做工作多花錢，把該花的錢花足，把不該花的錢限制住。該花的錢是積極費用，不該花的錢是消極費用。積極費用越高，越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積極費用當然也包括實驗、試制失敗的費用，但對盲目實驗與試制等所導致的消極費用，則要嚴格加以限制。

七、成本分析的主要方法不同

傳統工業企業成本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對比分析和差異原因分析，而高新技術企業成本分析應該重視的是價值工程分析、相關分析和預警分析。價值工程分析是利用產品成本結構與產品功能結構的比值關系來尋找降低成本、提高成本效能比率的途徑，從而改進產品或工藝設計的有效方法。相關分析是利用成本或費用指標與其他經濟指標之間的聯系，來分析成本費用指標對其他經濟指標的影響，以期通過增減成本或費用，來改善該項經濟指標的狀態。預警分析是通過對控制指標設且預警線（紅線）來進行的。預警分為絕對預警和相對預警。絕對預警的紅線就是由盈虧臨界點所決定的成本費用開支水平。相對預警的紅線有兩種，一種是縱比紅線，一種是橫比紅線。縱比紅線可以以本企業成本費用指標的歷史水平為標準設置，橫比紅線則要以競爭對手水平或行業水平為標準設置。

八、降低成本費用的主要途徑不同

傳統工業企業降低成本費用的主要途徑有三條：第一、通過技術革新與技術改造降低生產過程中的物耗與能耗，同時對技改項目投資實行嚴格的預算控制；第二，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同監督和激勵手段向管理要效益；第三，通過擴大企業經營規模來降低單位產品費用，謀取規模經濟效益。對于高新技術企業，其降低成本費用的主要途徑是：第一，加強研究開發管理，通過加強文檔建設、提高設計產品零部件還用率、進行價值工程分析、優化設計部件結構和加工工藝，盡可能地使先天性的產品成本結構合理并減少因修改設計而導致的物料損失；第二，提高對市場信息預測的準確程度，改善物料計劃管理，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減少因物料供應不配套而帶來的庫存積壓和停工待料；第三，建立內部信息通道和高效率的求助支援系統，加快信息傳遞速度，加強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提高對顧客需求的回應能力，充分利用銷售平臺，盡可能地增大銷售收入，降低單位產品固定費用；第四，建立激勵機制，積極開展合理化建議活動，不斷挖掘改善管理、降低費用的潛力。

事實上，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管理是在繼承傳統工業企業成本管理的基礎上展開的，尤其在成本計算方法、成本項目設置、成本分析方法和成本控制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繼承和借鑒了傳統工業企業成本管理的成功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考評激勵制度，使員工的利益與企業經濟效益密切聯系起來，形成成本降低的機制。作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成本管理人員，既要了解二者的差異，也要看到二者的共性，才能勝任成本管理工作。

第四篇：新生代農民工概念界定

本文在調查研究方法上采取了常用調查問卷法和個案調查法兩種方式.由于

可調查的人員很多，他們當中有很多共性的特征采取調查問卷的方法比較合適； 對一些典型意義的青年農民工則采取了個案調查法，因為它可以深入到這些群體 中，了解到事物更加本質性的東西，這樣的調查還有利于啟發我們的研究。采取 以上兩種方法的目的就是使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現實。

調查問卷法在2007年11月份和2008年2月份，筆者分別在余杭區五常

工業區、西湖區西湖科技園、杭州市下沙經濟開發區、西湖區留下街道、發放問 卷合計達到582份。其中在2007年n月份當中發放的問卷主要是集中余杭區五 常工業區和西湖區西湖科技園的工廠和職工居住區。這里兩個地區工廠比較密 集，職工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在2008年2月中旬當中發放的問卷主 要集中在杭州市下沙經濟開發區月雅橋附近農村和西湖區留下街道的楊家牌樓。2月中旬，剛好是春節過后農民工返城高峰，不斷有新的農民工趕到城市尋找工 作。其次，在這里居住的人員來自各行各業，不像來自廠區周圍主要集中在制造 業。在接受調查的582名人員年齡全部是在18歲到30歲之間，其中男性是2叫

名，女性是378名.回收的問卷是553份，回收率為95%，其中有效問卷為532 份有效率為96.2%。

個案調查法為更加深入了解到農民工內心世界，挖掘更加豐富的信息，筆者通過單獨訪談的形式調查了近三十名人員.在選取的訪談對象當中有兩大類 人員，第一類是在企業當中擔任干部的員工，第二類是非農民工，即政府職能部 門工作人員、社區及村干部和當地居民。

通過對以上兩類人員的訪談，對相同問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察，從而得出 不盡相同的解釋。據此，可以分析存在差異的原因，從而有利于對策提出的合理 ‘性。

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正在從“底線型”利益向“增長型”利益轉變，“底線型”利益糾紛可以通過仲裁和訴訟來解決，而“增長型”利益糾紛則需要通過集體談判機制解決。就集體談判問題，近年來浙江溫嶺地區所推動的工資談判機制引起諸多勞工研究者的關注，關于溫嶺模式的調查報告層出不窮，可謂2010年勞工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

此外，2010年春夏之間連續爆發的工人自殺事件也引起了學者對于員工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鄭廣懷的研究指出，員工精神健康問題并非簡單的心理疾病，而是有其社會結構的復雜根源的，其中，獨特的工廠體制、流動的勞動力體制以及工會的特殊地位是三個最為重要的因素。該研究實際上為社會轉型中普通人的“個人困擾”給出了一個超越其自身因素之外的結構性解釋，從而將這個問題上升到“公共議題”的層面“世界工廠”與勞工研究：2010

年勞工社會學回顧與反思

聞翔 《中國社會科學報》總第157期 2011-01-28

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客觀上提高了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

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國際勞工組織(ILO)對其界定為“個體獲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進步以及應對工作生活中出現的變化的能力”。而美國學者PALLARD在年又進行補充，認為就業能力包括四個組成部分+!資產能力!由個體的知識(知道什么)，技能(知道如何運用知識)和態度(如何做)組成%”發展能力!包含職業管理能力&求職能力&策略性的方法%#表達能力!指把自身用可以接受的方式呈現給市場的能力*表達能力曾經被歸納在職業管理能力之下“但由于它在就業過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現在單獨將其列出%$適應能力!通常指個體適應勞動力市場環境的能力=+> &*(汪懌$招募員工重!就業能力“+，-./0($12234..555$617891:；$8<2.=17>?@.A2>39B<$9?3C9:276D

《2003一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

引導性培訓開展引導性培訓，引導性培訓主要是開展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尋找就業崗位等方面知識的培訓，目的在于提高務工人員遵守法律法規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樹立新的就業觀念。引導性培訓主要由縣政府統籌組織各類教育培訓培訓資源和社會力量來開展。引導培訓要通過集中辦理、咨詢服務、印發資料以及利用廣播、電視、網絡等手段多形式、多途徑靈活開展。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最早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并從出生年代、受教育情況、務農經歷和外出動機的變化等四方面歸納了這一群 體的特征。即年齡普遍偏小，多在25歲以下，出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成長和受教育于八十年代，基本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外出務工經商;所受 教育水平比其他農村流動人口高，較少或根本沒有務農經歷。他們不是第二代農 村流動人口，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外出過程中出生和長大 的，而是界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口。他們對制度性身份的 認可已在減弱;其中一些人開始試著去認同流入地社會，然而，他們的努力并沒 有達到實現對流入地社會社區的認同;同時，他們對家鄉的認同感在減弱。他們 對家鄉的鄉土認同更多是包含著對親人的感情，但對農村活動缺乏興趣，對農村 的一些習慣甚至持批評態度。①在解釋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流動動因的和行為選 擇時，王春光認為他們選擇外出務工經商，在考慮賺錢的同時，更考慮把外出務 工作為改變生活狀態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隨著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 的增多，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游離出農村社會體系和城市社會體系。繼王春光提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概念后，社會學界基于該群體的區別 ①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l.社會學研究，2001(3)于其他群體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文化特征，從代際理論出發，主要以年齡作 為劃分的標準，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1980年以后出生(16—28歲)，初次 外出務工時間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農民工。

戶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復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 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卻是錯綜復雜的。中國新聞網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白南生指出戶籍可以改，但是如果認為

所有東西都是戶籍惹來的，把戶籍一改就解決了是錯誤的思路。在戶籍制度改革 的同時，還要推進其附加制度的改革，因此，參與改革的不僅是公安部門的事，還要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教育部門、衛生部門、財政部門、房管部門等等與戶 籍政策相關的部門一起來改，改革時相互之間相互協調，逐步推進。

二是從農民工教育培訓相關責任主體的視角出發來解釋農民工教育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劉玉輝、李多全認為，目前制約我國農民工培訓的首要問題是有關方面對農民工培訓重視不夠，投入不足，而且政府部門壟斷了大部分農民工培訓市場，導致我國培訓市場總體上專業化、市場化程度低，培訓市場比較混亂。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對策與建議:建立和健全多層次的農民工培訓體系；完善培訓資金投入機制，使政府、企業、農民工和金融機構四方的資金投入相整合；健全和規范農民工培訓市場，增強農民工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34雷世平和姜群英認為，地方政府對農民工培訓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沒能制定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具體計劃以及配套的政策，也沒有統籌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專門機構；農民工培訓投入機制也沒有建立起來，缺乏政府專項經費和社會捐助，招收農民工的企業也出于利潤最大化而削減或不安排培訓經費；而培訓后的就業服務不到位，培訓與就業服務相脫節，“由一種服務關系淪落為一種經濟利益關系”。35朱建文指出，農民工在次屬勞動力市場超強度工作、超時間勞動的背景下還投入學習是不太可能的，而一些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常以農民工缺乏穩定性為由，拒絕對其招用的農民工實施培訓，在農民工培訓問題上不愿作長期投資3“

陸士禎主編的《中國城市青少年弱勢群體現狀與社會保護

政策》一書中以專門的章節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青少年弱勢群體進行了研究，論 述了國家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制度保護，使青年農民工真正 享受到社會的溫暖

以上四個方面是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研究所做的一個梳理，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數研究所涉及到的內容都不局限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只是各自研究的出發點有所偏重，其中也不乏深刻的研究和見解。但很多關于農民工教育和培訓問題的研究都局限于表面的論事，而很難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目前多為社會學者研究農民工現象和問題，他們關注并附帶研究他們的再教育問題，卻只能蜻蜓點水般點到為止，同時缺乏教育上的理論內涵與深度。43

1.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

據農業部統計，我國的農民工數量己達到2.26億人①，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而新生代農民工又居于絕大多數。對于中國特有的這種“農民工”現象，從上世 紀八十年代我國學界就開始關注。張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農民工”一 詞，之后學術界就掀起了研究農民工的熱潮，而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著名學者李培林、陸學藝、李強、孫立平、劉懷廉等對農民工就進行了深入 的研究。其著作有《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中國新時

期社會發展報告》、《中國農民工問題》等。這些著作從城市學、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法學等角度對農民工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和研究。這些研究所選取的 角度不同，研究的側重點也不一樣，主要是對農民工的城鄉流動模式、社會角色、勞動權益與社會保障、教育與管理等方面進行研究。

這些都是對農民工群體進行的整體研究，對于新生代這一新生的農民工群體 的研究相對來說很少。陸士禎主編的《中國城市青少年弱勢群體現狀與社會保護 政策》一書中以專門的章節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青少年弱勢群體進行了研究，論 述了國家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制度保護，使青年農民工真正 享受到社會的溫暖。學者王春光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 關系》這一篇文章里首次區分了第一代農民工與新生代農民工，明確了代際差異。劉俊彥在《新生代當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中以新生代外來務工青年發展 狀況為主要調查內容，通過和老一代青年農民工的對比研究和代際研究，分析他 們和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總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征。然后深入分析其內 心世界，概括出他們對于社會的利益訴求。除此之外，只有極少的幾篇論文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和思想狀況。至于本課題所要探討的新生代農民工的需要心 httP://，2007-11-10．[2]

第三，農民工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廉價勞動力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源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勞動密集產業向沿海地區的轉移，實質就是投資資本、當地土地與農民工結合的成果。第四，促進農村產業化，加速農村城市化。部分農民進城后，留守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增加，農村土地有了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的可能，進而有助于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生產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成本的節約，有利于促進農業市場化和產業化的發展，從而逐步實現與城市化的接軌。同時，在外農民所接觸的現代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價值理念、新技術、新經驗等也可能帶動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城市化進一步奠定內部基礎。

而農業和農村問題解決的首要問題在于在社會平穩發展過程中實現這一群體的出現在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農村城市化進程，同時為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鄉差距的縮小都做出了巨大貢獻。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中的新生力量，代表著農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促進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向產業工人和市民轉化，無論對于我國的城市化還是對于產業技術結構的提升，都具有戰略性意義。5（劉建洲:《農民工階層的市民化與政治轉型》，http新浪博客2007一06一14。）5而在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轉化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問題也顯得尤其重要。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提出了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六大任務，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而要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就不能忽視農民工這個日益龐大而重要的群體的繼續教育。農民工教育問題至關重要，忽視了農民工的繼續教育和發展，中國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也有學者認為，關于農民工教育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已略見雛型，但真正“農民工教育”問題的提出，卻是近幾年的事情。2004年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促使人們對農民工問題進行了新的思考，農民工教育也從此被納入了社會學的視野。尤其是

2006年3月，《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做好農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則是: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強化服務，完善管理;統籌規劃、合理引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②，為解決農民工問題做出了系統規劃。與他們的貢獻不對等的是，社會回饋他們的力度仍然不夠，接納他們的程度也不夠。他們在思想層面和心理層面的需要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大力關注。

據統計，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據農民工隊伍中的大多數，他們對經濟社會生活的作用和影響開始顯現，并已經成為塑造社會結構尤其是城市社會結構的重要的力量。他們是農民工隊伍中最有可能實現市民化的一個群體，他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順利地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角色轉變。但是，有諸多的因素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如其自身因素的受教育水平不高、社會經驗不足，現城市市民的排斥，還有作為社會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的管理和服務的局限性.本文在分析上述問題之后，從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縮小市民和農民工之間的距離、提高政府在其市民化過程的作用這三個方面提出了對策和建議，期盼以此來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他們處在一個身份認同和自身定位的轉型期，已經由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轉型成為逐漸脫離土地和農業，獨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階層和利益團體。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極為鮮明且富于變化，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直至性格及特點最終形成的階段，他們現今的變化趨勢直接決定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主流農民工的屬性、特征和境遇狀況。在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大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意識到知識與技能在職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們的職業發展意愿強烈，十分渴望學習。相關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識主要是專業技能知識、法律知識和文化知識。其中，專業技能知識是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獲得更好工作和更高收入的必備條件，對于他們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他們的生涯規劃具有重大意義。法律知識也是他們迫切需要的。文化知識之所以成為他們迫切需要的知識，是因為社會文明的高速發展、職業發展中激烈的競爭使他們認識到知識的力量，同時由于其當下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出于“代償”的心理，他們則會更加愿意學習文化知識。）X

第五篇：城鎮失業人員的概念界定

第一大部分城鎮失業人口的界定以及就業特點 一． 城鎮失業人員的概念界定：

要注意區分以下概念，1.城鎮失業人員：

是指城鎮常住人口中一定年齡以上, 有勞動能力, 在調查期間無工作, 當前有就業可能并以某種方式尋找工作的人員。在城鎮勞動力調查中對城鎮16 歲及以上, 具有勞動能力并同時符合以下各項條件的人員列為失業人員:(1)在調查周內未從事為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利潤的勞動, 也沒有處于就業定義中的暫時未工作狀態;(2)在某一特定期間內采取了某種方式尋找工作;(3)當前如有工作機會可以在一個特定期間內應聘就業或從事自營職業。

2.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是指有非農業戶口, 在一定的勞動年齡內(16 歲以上及男50 歲以下, 女45 歲以下), 有勞動能力, 無業而要求就業, 并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人員。城鎮失業率是指城鎮失業人員數同城鎮從業人員數加城鎮失業人員數之比,。

4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數同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數加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數加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數之比, 計算公式為:

二、城鎮失業人口的基本特征：

1.分布面廣。我國城鎮失業人口及其貧困人口并不象農村貧困人口的分布那樣具有明顯的集中性特征, 全國各省、區, 從大城市到中小城鎮, 都有失業人口及其貧困人口的存在。

2.區域差異明顯。由于我國不同省區存在著城鎮化水平和發展時間上的差異, 因而散布于城鎮人口中的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也必然帶有區域差異的特征。一般說來, 城鎮化水平高的省區, 這一問題就 相對嚴重些, 而且受東西部城鎮化水平和流動人口流向的影響, 我國城鎮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表現出了與農村貧困人口相反的特征, 即東部多、西部少。另一方面, 發展較早的省區和城市, 工業結構往往落后, 新興產業部門較少, 失業人口明顯多于發展較晚的省區和城市, 東北三省失業率高的情況就是一個證明。3.主要來源于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不佳, 導致了一些企業破產、減員, 使失業和下崗人員增多。據統計, 1996 年我國國有企業虧損面高達44%，還有1/ 3 的暗虧;全國國有企業負債率已 由1990 年的58%上升到近幾年的80%以上, 已有1/ 3 的企業資不抵債。在停產、半停產狀態的企業中, 大批職工無活可干, 在下崗職工中, 有的只能領取部分生活費, 有的連生活費也得不到。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 90 年代以來國有企業職工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長速度都大大低于非公有制企業。因而,國有企業成為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的主要來源。4.增加速度快。由于我國自80 年代中期就把消除貧困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八七攻堅計劃”也是僅僅針對解決農村貧困問題而制定的, 農村扶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農村貧困人 口逐年減少。但與此相反的是, 城鎮失業和貧困人口卻呈明顯的增加態勢, 1985 年我國城鎮失業人口和失業率分別為239 萬和1.8%, 1997 年已分別增加到620 萬和3.2%;城鎮貧困人口由1000 萬左右增加到了3000 多萬。隨著城鎮經濟體制和企業用工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流動人口的增多, 城鎮失業和貧困人口仍有可能繼續呈增長趨勢。

5.文化技術素質較低。在就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 文化技術素質低的人口與較高素質的人口相比, 失業和下崗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國家統計局一項抽樣調查表明, 在1996 年下崗無業人員中, 初 中文化程度的占57%, 小學占14%, 二者合計占71%;在上海市下崗女工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且無一技之長的占80%以上;按技術水平分, 在失業和下崗人員中的絕大部分都只具有初級技術水平。6.中高年齡者居多。在失業人口中, 中高年齡人口由于年齡偏大, 再就業困難也大得多, 往往也是企業裁員的主要對象。中老年齡職工生活負擔較重,因而, 他們的失業和下崗, 往往導致更嚴重的貧困問題。三．城鎮失業人口基本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

1.我國城鎮失業人數基本呈增長勢頭。20 01到2010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從681萬增加到908萬，平均年增長率為3.28%。估算的失業人數從1087萬增長到2283萬，平均年增長率約為8.54%。2.城鎮失業率基本穩定。城鎮登記失業率基本保持在4%，變化較小。估算的失業率波動稍大，除了2010年為6.18%外，其余都不超過5%。雖然估算的失業人數遠遠大于登記失業人數，但由于計算失業率采用的就業人數不同，失業率沒有大幅度差異。

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地區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1.不同時間、不同地區的失業規模差異很大。遼寧2002年登記失業人數高達75.6萬，而青海2001年僅為2.4萬，前者是后者的30多倍（注：由于西藏城鎮登記失業數據缺乏，這里不包括西藏，以下相同）。為了較為全面衡量這一時期的地區差異，我們計算了各地區平均失業人數。最多的依然是遼寧，高達55.44萬，其次是湖北、山東、湖南、江蘇，人數分別為51.09、45.42、40.83和40.67萬。這5個地區總數占全國的三分之一。人數最少的仍然是青海，人數僅為3.5萬，其次是寧夏、海南、北京和甘肅，人數分別是4.25、4.75、8.25、9.37萬。

2.不同地區失業規模變化呈現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增長模式，除個別年份外登記失業人數都是增長的。如河北、山西、內蒙古、浙江、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海南、云南、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其中河北從20 01年的19.5萬增加到2010年的35.1萬，云南從2001年的8萬增加到2010年的15.7萬。第二種是下降模式，除個別年份外登記失業人數都是下降的，如遼寧、吉林，其中遼寧從最高的2002年的75.57萬下降到2010年的38.9萬。第三種是波動模式。如北京、天津、黑龍江、上海、江蘇、福建、廣東、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等，其中北京從5.2萬增加到10.6萬，之后又下降到7.7萬。

3.地區差異趨于縮小。從規模差異最大的地區看，20 01年人數最多的遼寧是最少的海南的23倍，2010年人數最多的山東是人數最少的青海的14倍。

第二部分城鎮失業人口現狀及問題： 一，城鎮失業人口現狀

1、總量矛盾、結構矛盾與素質矛盾并存。我國勞動力供求的總量矛盾相當突出。就農業而言，我國目前約有從業人員3.2 億，而我國的耕地面積約19.5 億畝，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耕種6 畝地。目前，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農業人口不到該國人口總量的5%，而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則高達160 畝—1700 畝之間。假定我國農業勞動力總量不再增長，從近期看，如果按照每個勞動力平均耕種10 畝地的標準，將有1.2 億以上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從中期看，如果按照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耕種22.5 畝地的標準(即日本1999 年達到的水平)，將有2.5 億以上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從長期看，如果按照每個勞動力平均耕種50 畝地的標準(即南美洲國家1999 年達到的水平)，將有2.8 億以上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城鎮而言，我國目前每年大約新增就業崗位800 萬人，這還不夠滿足城鎮每年新增約1000 萬勞動力的求職需要。我國《十五計劃綱要》中規定，2001—2005 年每年擬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約800 萬人, 如果再加上尚未實現再就業的失業人員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分流人員，我國城鎮今后若干年內每年工作崗位的缺口約在2500 萬左右。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供求中的結構矛盾和素質矛盾也相當突出。在我國現有的7000 萬產業工人中，初級工占60%，中級工占35%，高級工、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則明顯缺乏。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2 年第4 季度調查，全國89 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求人倍率(崗位需求量與求職勞動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級技師，達到2.24:10。目前，我國僅數控機床的操作工就缺60 萬人。杭州汽輪機廠需要260 名數控技工，參加了十多場招聘會，月薪提到6000 元，仍然難以招到合適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也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則因素質和技能水平不能滿足崗位要求而失業或難以就業。

2、經濟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經濟增長率高低與失業率高低存在著替代關系，即高增長往往與低失業相伴，低增長常常與高失業為鄰。例如，1999 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升為4.2%，失業率則降至4.2%；2003 年美國經濟增長率降為3.1%，失業率則升至6.0%。而我國，盡管自上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保持了年均9.44%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城鎮登記失業率則從1985 年的1.8%躍升到2003 年的4.3%，出現了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局面。根據有關數據(見表1)，2001-2004 年，在9 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中，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比較明顯的國家只有加拿大，而加拿大的高增長(年均增長約2.85%)也只是相對于同期的其它發達國家而言；同樣，根據有關數據(見表2)，2001-2004 年，在6 個體制轉軌國家中，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比較明顯的是保加利亞，而保加利亞的高增長(年均增長約4.7%)也是相對于同期的其他轉軌國家而言，與我國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約8.65%)尚有較大差距。可以認為，我國近年來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在當今世界上頗為少見。

3、隱性失業與隱性就業并存。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隱性失業人員已“蒸發”了相當一部分，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發”或有待“蒸發”。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的隱性失業主要表現在農村。我國農民就業很不充分，通常使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概念不過是農村隱性失業者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隨著入世后競爭的日益加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將繼續向縱深發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將加速進行。在此情況下，不僅國有單位將有上千萬的勞動者由隱性失業轉化為顯性失業，而且城鄉集體 經濟特別是農業集體經濟中還將有數億勞動者從隱性失業逐漸轉化為顯性失業。與此同時，我國還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隱性就業，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表面上呈分離狀態，但實際上勞動者通過市場調節或多或少地參與社會勞動并取得收入。我國目前的隱性就業人員主要是一部分“失業”人員和提前退休人員。由于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內，因而從數量上無法精確統計。但典型調查和直接觀察表明，我國城鎮隱性就業人員的數量也并非微不足道。由上可見，我國存在的隱性失業掩蓋了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程度，低估了失業率；而我國同時存在的隱性就業則模糊了失業與就業的界限，“膨脹”了失業率。

4、“務工難”與“民工荒”現象并存。據保守估計，目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已經達到1.5 億人，并且至少還有近1/3 的農村勞動力或多或少存在就業不足的問題。根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提供的統計數據，2007 年11 月底全國外出務工農民達1.2 億人，并且這個數字一直以5%的增幅穩步增長。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而他們中大部分人是沒有技能、未經過培訓的非熟練工人，就業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及服務業。總體而言，由于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而且他們提供的勞動可替代性高，不具備特定的就業競爭優勢，所以，農民工進城務工面臨一定的“務工難”問題。同時，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也為一些進入門檻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了廉價勞動供給。這些企業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實現低成本。可以說，在許多地區和企業，所謂的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擠壓了勞動者合理的勞動待遇、基礎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形成的。工資低甚至工資被拖欠、工作條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傷事故頻繁、福利和社會保障待遇缺失導致我國從2003 年起部分地區、部分行業出現了民工短缺———“民工荒” 現象。可以看出，“民工荒”并不是真的“荒”，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存在。“民工荒”是農民工進城務工難，即使找到工作，也因為過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而無法維持其基本生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農民工迫于 無奈而選擇“失業”的社會怪象。

二． 城鎮失業人口的問題

(一)城鎮登記失業不斷攀升, 城鎮真實失業人口數創建國以來之最。我國當前的失業問題集中表現在城鎮。根據國家統計公布的數字, 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最高的是1952 年(13.2 %)。然而, 當時我國城鎮登記的失業人口(過去稱待業人口)僅有376.6 萬人。1981 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8 % , 1985 年降至1.8 %。1986 ———1995 年, 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在2 %-2.9 %之間徘徊。1996 年, 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到3 % , 19972005 年每年擬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約800萬人, 實際上恐怕不止此數。如果再加上尚未實現再就業的下崗失業人員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分流人員, 我國城鎮今后若干年內每年工作崗位的缺口約在2500 萬左右。與此同時, 我國勞動力供求的結構矛盾和素質矛盾也相當明顯。在我國現有的7000 萬產業初級工60 % , 中級工占35 % , 高級工、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則明顯缺乏。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2 年第4 季度調查,全國89 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求人倍率(崗位需求量與求職勞動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級技師,達到2.24 : 10。目前, 我國僅數控機床的操作工就缺60 萬人。杭州汽輪機廠需要260 名數控技工, 參加了十多場招聘會,月薪提到6000 元,還是招不到合適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也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則因素質較差而失業或難以就業。例如, 1998-1999 年, 我國約有57 %和54.7 %的城鎮下崗職工只有初中以下學歷。

(三)“需求瓶頸”、“體制瓶頸”與“觀念瓶頸”并存。我國勞動者就業不僅受到“需求瓶頸”的制約, 而且也受到“體制瓶頸”和“觀念瓶頸”的制約。我國農民進城打工, 除遇到找工作這一根本關卡之外, 還遇到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子女入學、購房限制等“體制瓶頸約束”。而“觀念瓶頸”對于一部分勞動者的就業影響也顯而易見。我國城鎮有相當一部分下崗失業人員并不是根本找不到工作, 而是不愿意干苦活兒、累活兒、“伺候人”和收入低的活兒。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2002 年約為76 % , 2003年為70 % ,近100 萬名大學畢業生暫時未能就業。某些專業的大學生供過于求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基本原因則是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擇業標準脫離實際。不少大學生的擇業標準和實際需要嚴重錯位, 從而出現了“就業難”和“招聘難”并存的尷尬局面。

(四)隱性失業與隱性就業并存。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 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隱性失業人員已“蒸發”了相當一部分, 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發”或有待“蒸發”。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 我國的隱性失業主要表現在農村。我國農民就業很不充分, 通常使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概念不過是農村隱性失業者的另一種表達方 式。隨著入世后競爭的日益加劇,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將繼續向縱深發展,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將加速進行, 在此情況下, 不僅國有單位將有上千萬的勞動者由隱性失業轉化為顯性失業, 而且城鄉集體經濟特別是農業集體經濟中還將有數億勞動者從隱性失業逐漸轉化為顯性失業, 并積極尋找新的工作崗位。與此同時, 我國還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隱性就業, 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表面上呈分離狀態, 但實際上勞動者通過市場調節或多或少地參與社會勞動并取得收入。我國目前的隱性就業人員主要是一部分“下崗”、“失業”人 員和提前退休人員。由于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內, 因而從數量上無法精確統計。但典型調查和直接觀察表明, 我國城鎮隱性就業人員的數量也并非微不足道。由上可見,我國存在的隱性失業掩蓋了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程度, 降低了失業率;而我國同時存在的隱性就業則不僅使隱性就業者多撈了好處, 而且還模糊了失業與就業的界限,“膨脹”了失業率。

(五)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 經濟增長率高低與失業率高低存在著替代關系, 即高增長往往與低失業相伴, 低增長常常與高失業為鄰。例如, 美國1993 年經濟增長率降為2.2 % , 失業率則升至6.9 %;1999 年而我國, 盡管自上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保持了年均9.44 %的經濟增長速度, 但城鎮登記失業率則從1985 年的1.8 %躍升到2002 年的4 % ,城鎮的真實失業率目前已高達9 %左右, 出現了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局面。根據有關數據(參 見表1), 1998 —2000 年, 在筆者研究的12 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中, 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比較明顯的國家只有法國, 而法國的高增長(年均增長約314 %)也只是相對于同期的其它發達國家而言;同樣, 根據有關數據(參見表2), 1998 —2000 年, 在筆者研究的7 個體制轉軌國家中,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比較明顯的是波蘭, 而波蘭 的高增長(年均增長約4.3 %)也只是相對于同期的其他轉軌國家而言, 與我國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約7.6 %)尚有較大差距。可以認為,我國近年來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在當今世界上頗為少見。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 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 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 都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廣闊的空間。然而, 經濟體制改革和以技術進步為主要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又使我國 長期存在的人均資源不足、居民消費率低下與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勞動力總量明顯過剩的矛盾凸顯出來, 使傳統經濟體制下嚴重存在的隱性失業逐漸轉化為顯性失業。

三、當代中國城鎮失業的治理

(一)當代中國城鎮失業治理的基本原則

當代中國城鎮失業的一個十分嚴重的消極后果是影響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 當代中國城鎮失業的治理要置于可持續發展總的框架之下, 應該說, 這是當代中國城鎮失業治理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原 則。同時, 當代中國城鎮存在著的失業有相當多數是在我國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 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法來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衍生的問題需要以市場經濟的觀念尋求治理對策。.應該說, 這是當代中國城鎮失業治理必須遵循的另一項基本原則。只有在遵循上述兩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 適當借鑒國外失業治理的有關經驗, 并注意處理好效率與公平、就業與經濟增長、近期目標與長遠目標等幾個問題, 才能夠找到一條全新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并行之有效的治理城鎮失業的思路。當代中國城鎮失業所具有的各方面特點決定了其治理實質上是一個制度創新過程, 這其中主要包括失業保險制度以及就業和再就業制度的創新過程。可以說, 建立和完善失業保險制度是當代中國城鎮失業治理的首要措施, 因為任何有效的失業治理措施都不可能完全消滅失業, 而唯有完善的失業保險制度才能保證失業人口基本生活的需要, 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失業保險制度幾乎從零開始、且又處于初步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來說更應如此。

這里還必須指出的是, 當代中國城鎮失業的治理從總體上來說要依賴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持續發展, 因為無論是失業保險制度的完善, 還是就業、再就業制度的建設, 都離不開經濟的發展和持續發展。唯有經濟的發展和持續發展, 才能為國家、企業和個人創造更多的財富, 從而保證失業保險制度在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共同參予和支持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唯有經濟的發展和持續發展, 才能使社會和個人積累大量的資金用于投資, 從而為就業和再就業制度建設奠定必要的基礎。(二)建立和完善中國的失業保險制度

目前, 中國的失業保險從無到有、從不規范到相對規范, 并通過各地的積極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近年來市場化進程中的失業起到了"減震器” 的作用, 或設置了一層”安全網”。但毋庸諱言, 中國現有的失業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是明顯的, 改進是必要的, 這突出表現在失業保險的保障范圍以及資金籌措、運用等方面.以上在分析中國失業保險現存問題的同時, 也指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國失業保險制度需要重點改進的工作和努力的方向。目前, 中國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這就要求, 建立和完善失業保險制度要以適 應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上, 還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尋找突破口。

首先, 確立新的失業保險觀念。目前, 中國建立的失業保險制度基本還是一種國家和企業保險的形式, 其結果造成部分職工對國家和企業的高度依賴性以及對社會風險的低承受能力。這種高度依賴國 家和企業的風險觀念顯然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失業保險制度的重要阻礙因素。要改變人們這種風險觀念, 確立新的失業保險觀念, 一方面要在輿論上強化失業風險是社會風險的宣傳力度, 增強人們對失業風險的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在失業保險制度的實際操作上強化個人的參與, 體現失業風險大交納失業保險費多的原則。其次, 理順失業保險的管理體制。失業保險的管理體制是失業保險制度運作的載體。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失業保險制度要求其管理體制應具有統一性和高效性的特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失業保險制度的經驗告訴我們: 高效、統一的失業保險管理體制可以是多種形式, 如美國、英國、日本等的政府直接管理形式;德國、法國、意大利等的自治機構管理形式等。但具體到中國, 采用在政府的監督或間接管理下由自治機構進行直接管理的形式,與中國 的國情更相符。采用自治機構管理的形式, 就是要求由勞動者、企業、政府三方共同組成有關機構, 進行合作式的管理。實質上就是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具體經辦失業保險業務的、非營利性的、相對獨立的單位。

最后, 加強失業保險的法制建設。到目前為止,國務院頒布的兩部失業保險方面的法規是行政性法規, 這也只是中國失業保險法制建設的一個雛形。不可否認, 兩部法規實施以來, 對于建立中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表現出來的缺陷和各地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失業保險費收繳難、資金挪用嚴重、管理費用過高、救濟金發放不合理等問題, 要求加強失業保險的法制建設刻不容緩。加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中國失業保險法制建設要特別注意這樣幾點: 一是要在憲法中增補失業保險方面的條款, 以增強失業保險法制建設的權威性;二是國家權力機關要盡快制定和通過“失業保險法”及其配套法律, 以維護失業保險法律的真正效力;三是要明確和制定有關法律責任和處罰條 款, 以發揮失業保險法律的震懾力。(三)就業和再就業制度建設的對策思路

當代中國城鎮失業治理中的就業和再就業制度建設的對策思路概括起來, 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 就國家來說, 要加強失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工作, 組織和實施其制度建設, 并逐步將促進失 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列為一項基本國策;作為其實際實施內容,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增加就業崗位, 促進失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失業人口就業和再就業的關鍵問題是就業崗位的增加國家在這方面所能做的工作和所能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下, 國家至少在以下兩方面可以大有可為: 一是鼓勵社會閑散資金用于投資, 擴大就業崗位。目前, 中國居民在銀行的個人儲蓄和手持現金數額十分龐大, 國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優惠政策和宣傳手段促使這部分資金用于投資, 即鼓勵人們辦 私廠(個人辦廠)和辦公廠(集體辦廠)。顯然, 這對于增加就業崗位和促進失業人口的就業會大有益處。二是發展勞務輸出,以減輕國內就業壓力, 為失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提供一定的空間。目前, 我國勞務輸出的潛力十分巨大。也可以說, 我國勞務輸出在促進失業人口就業和再就業方面會有所作為。其二, 從全局來看, 要加快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規劃、立法、管理等宏觀調控, 推動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完善;具體來說, 要加強就業介紹和信息咨詢工作, 向失業人口提供各種就業信息以及推薦失業人口就業。對于失業人口來說, 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要盡快就業或再就業。這樣, 各種有助于他們尋找工作的就業信息和就業推薦工作就顯得十分重要。為此,兩方面工作亟待要做: 1.建立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信息中心要從制度上保證求職人員和用人單位按實情登記, 并配備專職的、懂業務的工作人員, 以確保勞動力供求信息的準確性、權威性。目前, 中國城鎮這方面的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 2.建立和健全職業介紹機構。職業介紹機構可以在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的基礎上建立, 也可以由政府部門、社會團體甚至私人單獨建立。當代中國城鎮職業介紹機構已初具規模, 在介紹失業人口就業方面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相對于當代數量龐大的失業而言, 職 業介紹機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發揮作用上還遠遠不夠。其三, 從總體上來說, 要發展全民族的教育, 尤其是要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術水平;作為其具體措施之一, 是要開展對失業人口的培訓, 讓其更新觀念、更新知識、更新技能, 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當代中國城鎮大量存在的下崗的失業有相當多數屬于結構性失業。顯然, 這與勞動者的科技素質尤其是職業技術水平的欠缺有一定的關系。因此, 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職業技術教育, 提高勞動者的科技素質和職業技術水平, 對于減少失業尤其是技術進步造成的結構性失業的存在, 意義重大。

其四, 從宏觀社會來說, 要實行漸近的失業政策, 控制非公開性失業公開化的步伐, 使非公開性失業的公開化分步進行;從微觀企業來說, 要通過發展新產業、新產品、新業務, 強化企業自身消化非公開性失業的能力。漸近的失業政策就是要使非公開性失業的公開 化分步進行: 第一步, 把競爭機制引入企業內部, 通過優化組合, 形成企業內部的失業, 并由企業盡可能地自我消化這些失業;第二步, 把企業消化后剩下的失業逐步導向社會, 由社會的失業容納機制加以接收, 從而變非公開性失業為公開性失業。

其五, 從政府角度而言, 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和實施優惠政策, 幫助和鼓勵失業人口實現不同方式的就業;就失業者個人而言, 要轉變就業觀點, 樹立大就業的思想。目前, 就失業者這方面而言, 有相當多數人在就業方面還存在著不同形式的誤區: 如只看重鐵飯碗 , 只青睞國有單位, 唯城鎮就業才算就業, 光依賴國家安置, 拒絕從事累一點、苦一點、臟一點、差一點的工作, 等等。顯然, 失業者努力排除自己在就業方面的各種誤區, 轉變就業觀念, 樹立大就業的思想, 已成為自己盡快擺脫失業狀態的重要因素。其六, 就全部失業人口而言, 要立足于發展, 依靠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來解決失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對于各種形式和不同特征的失業人口來說, 要貫徹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方針, 采取不同的措施來解決不同的失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和失業人口不同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就全部失業人口而言, 要立足于發展, 唯有發展才能擴大社會就業容量, 實現失業人口的就業和再就業, 最終從根本上解決失業人口的就業問題。當然, 這里的發展也涉及到結構性問題, 那就是, 要針對當代中國勞動力豐富和失業較多的實際情況, 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第三產業等;同時對于吸納勞動力已經卓有成效的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外資企業等的發展也要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此外, 對于中小企業在吸納勞動力和解決失業人口就業方面的作用也不應忽視。

不同形式的失業人口有著自己不同的特征, 因而他們面臨的問題和所應采取的就業和再就業對策也應有所不同。對于待業青年, 由于他們的文化程度較高, 未婚者占據了絕大多數, 且家庭負擔不重, 這樣, 就業和再就業對策中應更多地強調幫助他們排除就業中可能存在的誤區, 樹立新的就業觀念,并重點發揮市場化配置在就業促進中的作用;對于下崗的失業人口來說, 鑒于他們當中女性較多, 年齡相對較大, 文化程度較低, 絕大多數人又是處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 生活負擔繁重, 就業和再就業對策中應主要強調國家和社會的幫、扶責任, 即要幫助和扶持他們實現不同形式的就業。

關于失業的治理政策,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主動的失業治理政策和被動的失業治理政策。主動的失業治理政策是事前的預防, 即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預防失業的發生。被動的失業治理政策是事后的補救, 即通過事后的失業保障和失業救濟, 使失業者能維持一個起碼的生活水準, 這樣既注重了效率, 又維護了社會公平。這里僅談談主動的失業治理政策。

主動的失業治理政策是建立在上述對失業成因的理論分析基礎上的, 既然失業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們就可以針對產生失業的原因, 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來促進就業的增長, 抑制失業人數的加大。

(一)加強宣傳教育, 轉變擇業觀念, 是治理失業問題的思想基礎 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擇業觀, 嚴重影響了失業問題的解決。因此, 要加強宣傳教育, 通過各種宣傳方式, 盡快幫助失業人員認識形勢, 面對現實, 而不要怨天尤人, 悲觀失望, 幫助失業人員提高思想認識, 這是治理失業問題的思想基礎。第一, 要認識到市場經濟條件下, 失業是不可避免的, 失業具有必然性和長期性。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存在失業現象, 只是失業率有高有低, 我國正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當然也不例外。

第二, 要認識到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特征就是流動, 要學會在流動中尋找機會。這樣, 可以激發勞動者更新知識、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第三，要認識到勞動力過剩是相對的, 就業機會是永存的。當前的就業問題, 既有總量問題, 也有結構問題, 還有許多新的就業領域有待進一步開拓。

(二)大力發展教育和培訓, 尤其是要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術水平我們知道, 加強職業技術培訓, 提高勞動者的技能, 已經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反失業措施中的重要 一項。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職業技術教育, 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術水平, 對于減少失業人口特別是技術進步造成的結構性失業人口, 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了使我國的職業培訓更加有效, 我們需要建立一種體系完備、運作規范高效的新型培訓制度。首先, 我們應該樹立起終身教育觀念, 制定職業培訓的長期規劃, 并以法律法規形式給予相應的制度保證, 使職工培訓經常化、制度化。其次, 根據當前就業形勢的需要, 現階段的重點應放在勞動預備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再就業培訓的發展上。國內外實踐表明, 再就業培訓是一種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 能有效解決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 而且, 這要比單純向失業人員發放失業救濟金和生活補助等措施積極得多。因此, 國家應該從失業救濟金中拿出一部分用 于失業人員的就業轉崗培訓, 使失業救濟和促進就業結合起來。第三, 積極開辟培訓資金的籌措渠道,增加人力投資, 擴大職業培訓范圍, 在資金上保證培訓的長期化和制度化。

(三)保持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 并把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協調起來從理論上講, 在技術條件變化不大的情況下, 一定的勞動力投入與相應的資本結合, 會推動經濟按一定的速度增長;反過來, 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投入, 即創造一定的就業機會。一般說來, 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近年來, 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呈現出就業增長下降的趨勢, 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吸納能力在下降, 經濟增長對擴大就業機會的作用越來越有限。這就要求我們不能片面強調經濟增長對就業增加的作用, 還必須注重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 將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協調起來。從現階段看, 模式的選擇優于速度的選擇, 只有適當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的經濟增長速度, 才能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良性循 環。我國的比較優勢和嚴峻的就業形勢, 決定了我國應該選擇創造就業的增長模式。我們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生產, 包括發展中小企業, 發展第三產業, 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制定促進其發展的有關政策, 并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 積極吸引外資,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發揮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 鼓勵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 狠抓資源利用效率, 用有限的資源吸收更多的勞動。

(四)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 增加就業崗位經濟結構不合理是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面臨的深層矛盾和問題, 它不僅是制約經濟增長、國有企業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 也是導致產生大量失業人員 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為失業人員創造良好的再就業環境, 必須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爭取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首先, 從所有制結構來講, 要采取積極鼓勵的政策, 扶持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提高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

其次, 從產業結構上講, 在調整、改造加工產業,推進基礎產業的同時, 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第三產業。當然, 我們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重要性, 并不是不發展高技術密集型產業。事實上, 從長期來看, 新科技革命所創造的就業崗位要比它所排擠的就業人數多得多, 同時, 為了縮小我國同先進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差距, 也迫切需要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第三, 從企業結構上講, 要在深化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造就一批具有強大市場競爭能力的企業集團的同時, 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具有不同的功能: 大企業主要解決一個國家的科技、財政、經濟、國防等問題, 要使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具有競爭力, 大企業數量要少, 技術要高, 資產規模要大;中小企業則主要承擔解決廣大勞動者就業的任務, 通過廣泛的就業實現社會的公平分配,人民生活的穩定提高, 中小企業數量要多, 要勞動密 集, 資產規模要小。

(五)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 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勞動力市場越規范, 越透明, 交流越活躍, 越有利于各種勞動力參與 公開、公平和有序的競爭, 有利于調節勞動供求, 促進勞動就業。我國當前勞動力市場還很不健全, 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清除那些分割市場的因素, 創造一種面向全體城鄉人員和勞動力的平等競爭的勞動市場。這樣的市場, 既可為失業人員創造平等競爭的求職機會, 又會對下崗職工形成就業競爭的外部壓力, 迫使他們轉變就業觀念, 積極面向市場自謀職業。同時也為用人單位擇優聘用人才創造條件, 有利于創造勞動需求。建設勞動力市場, 要加強和完善職業介紹服務網絡, 加強職業指導和轉業轉崗培訓, 減少因信息不暢而造成的再就業困難。中等以上城市要加快實現市級勞動力供求信息計算機聯網, 并積極推動區域內、區域間乃至全國統一信息網絡的建設, 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效率。

[ 1戰略層次對策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就業崗位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就業優先” 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有利于增加經濟增長中的就業機會；有利于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提高消費者的心理預期水平，增加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有利于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情和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從而更多地通過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求實現資源的替代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 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僅有0.1%。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已經相對較小，屬于“高經濟增長、高資本投入、低就業增長”類型。反過來也說明，高經濟增長、高資本投入并不一定就能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使經濟增長真正成為連續性創造就業的過程，即在保持目前較高經濟增長率和資本投入增長率的前提條件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經濟學含義就是提高就業增長彈性系數。既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又能夠有 效控制和降低目前的高失業率。宏觀經濟政策

近年來，人們逐步認識到結構性矛盾是造成中國經濟梗阻和失業的主要原因，據此，從調整經濟結構入手，保障經濟健康發展，能夠幫助我們尋找緩和失業的對策。

1、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我國正處于實現信息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之中，涌現出了大量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企業，然而，依照我國當前的國情，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也存在其現實的必要性。通過發展一批勞動密集型企業，既可以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減輕就業負擔。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2007 年，中國經濟總體就業彈性為0.16。英國科學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基礎上，深入分析研究就業人口在三次產業中分布結構的變動趨勢后，得出了關于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分布關系的演變規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其主要結論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移動。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狀況為：第一產業將減少，第二、三產業將增加。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小，而第二、三產業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大；反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越大，而第二、三次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越小。

2、調整所有制結構，發展非公有經濟。由于國有企業已成為勞動力凈流出部門，面對社會增加就業的要求是無能為力的。因而，在確保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對于緩解就業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般而言，非國有經濟具有勞動密集型特點，最具就業吸納 潛力。從2006 年一季度到2007 年第三季度連續七個季度的數據顯示，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一直保持在53%以上，并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因此，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必將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從而減輕城鎮失業。

3、調整城鄉結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1985 年以后，日益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迫使農民紛紛外出謀生，形成規模越來越大的“民工潮”，嚴重沖擊著城市勞動力市場，而要減輕農村的就業壓力，就必須抓好“三農”問題。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切實體現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村經濟的大力發展，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樣做，可在伸展農民就業鏈的同時，依賴農村購買力的提高來擴大城市就業。在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中，把鄉鎮企業的改組和小城鎮建設有機結合尤為重要。前者是帶動農業產業化，增加農民收入的龍頭，后者是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從而增強整體經濟吸納勞動力的重要方式。小城鎮接近于農村，鄉鎮企業集中在小城鎮，農民可就近轉入小城鎮，這樣既可降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本與風險，又可減輕他們與城市職工就業競爭所引起的各種矛盾。制度創新對策

1、統計城鎮真實失業率。一個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有三個最重要的評價指標：一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二是通貨膨脹率；三是失業率。這三大指標被稱之為該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也是政府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目標和確定適宜的經濟政策最重要的依據。如果上述統計信息失真，將直接影響該國或地區的 經濟發展決策。迄今為止，國家統計局按國際慣例統計，并按月、季度、定期公布，而后一個指標定義為“城鎮登記失業率”，大大低于真實失業率。一方面，城鎮登記失業率在世界上屬于較低的失業率水平；另一方面，城鎮的失業問題日益突出、日益公開化。為此，建議按照國際通用的統計指標來定義我國城鎮失業人口，各級統計局應每月、每季度、每年公布全國及各地區失業人數、真實失業率以及新增就業人數。

2、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也是失業產生的重要原因。勞動力市場本身不能增加就業，但可以為勞動力的供求雙方提供信息和接觸的機會，從而縮短勞動者滯留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時間。因此，政府應該不斷完善和增加各類就業介紹機構，為勞動的供求雙方提供迅速、準確而完全的信息，從而有效減少失業。此外，我國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著雙重分割，這是人力資源開發中面臨的最大挑戰。勞動力市場的第一重分割是城鄉之間的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這一分割通過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于特定的市場之外。例如文化程度較低并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找工作主要依賴勞動力市場；而文化程度較高、具有干部身份或具有一定技術職稱的人則被歸入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的這種分割是我國特有的現象。從市場資源配置的角度看，這種劃分造成了效率的損失。無論是從事體力勞動、腦力勞動還是從事 管理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都是服務和勞動都創造價值，不能因為勞動形式不一樣，就被拒之于某一個市場之外。這種劃分既不科學，也不合理，容易產生一些問題。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形成一個更加整合的勞動力市場必將更加有效地配置勞動力資源，從而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繁榮發展。

3、完善社會失業保險。作為一種改革的代價，失業所引發的后果不應該由失業者獨自承擔，而應由政府，改革收益者以及富人階層共同承擔。當前我國正在實行的失業保險制度建于1986 年，經過近20 年的發展，雖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針對現存的問題，如何有效擴大覆蓋面，增加集資渠道，明確失業保障金給付標準和期限，以及提高失業保險費比例等工作成為了當務之急。

此外，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保障的所有制失衡，是形成失業者“再就業公有制偏好”的主要原因，并阻礙了城市再就業率的提高。為此，需要加快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實現公有與非公有經濟部門在社會保障上的統一；規范市場化的商業保險體系，使其成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補充，為減輕失業壓力服務。

四相關政策的效果及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