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農村自殺率的現狀分析和原因探究

中國農村自殺率的現象分析及原因探究

[ 摘要 ] 中國自殺有一個顯著特點即中國農村自殺率高于城市自殺率，而農村自殺率高則因為農村女性自殺率高而引起，農村女性自殺死亡率是農村男性自殺死亡率的1.24倍，這與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自殺特征完全相反。農村婦女的自殺多為失范性自殺，農村婦女無獨立的財產權，依附于農村男性的境況，人際交往與家庭代際關系的不和諧，個人文化素質不高，抗逆力弱是造成中國農村婦女自殺的主要原因。但近幾年隨著農村人口大遷移，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中國農村自殺率出現了新現象，農村青年婦女自殺率在近20年出現了明顯下降的趨勢，但有學者認為農村男性和婦女自殺率則似乎處于上升狀態，對于近5年中國自殺率及中國農村自殺率的趨勢及絕對數字未有統一觀點。

[ 關鍵詞 ] 自殺率；農村女性自殺率；農村人口大遷移；代際關系；自殺工具

一、中國農村自殺率的現象分析

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將自殺定義為：“任何一樁直接或間接導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動的或被動的行為，且受害者知道這一行為的后果的死亡事件。”[1]涂爾干還認為“如果個人自殺事件屬于個人層次，而群體自殺率則屬于社會層次。自殺就其本質上來說，它具有社會性質，是一種社會現象。自殺率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在伴隨著現代信息化社會飛速發展而引起的自殺行為的不斷增加顯得尤為重要，而對其研究則刻不容緩，本文旨在研究影響中國自殺率的最重要部分中國農村自殺率的現象及原因。

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中國1998年的自殺人數為41萬，而全國疾病監測點系統的自殺報告死亡率1998年為13.89/10萬，即全國1998年死于自殺的人數約為14萬。[2]由王黎君等學者通過對全國疾病監測點的23個監測點的1995年8月至2000年8月死因死于“傷害”和“精神疾病”的1653例被試進行入戶核查分析后，將中國自殺率從13.89/10萬調整到了22.90/10萬。由此可見，學術界對于中國自殺率的絕對數字存在較大的爭議，但學術界毋容置疑的一點則是中國自殺有一個顯著的特征與世界其他任何國家的自殺特征均不同，即中國農村自殺率高于中國城市自殺率，中國農村自殺率中中國農村女性的自殺率又高于男性。國家統計局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不包括港澳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13473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44萬人。從城鄉結構看，城鎮人口6907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1456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個百分點。盡管政府在近十幾年致力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進程的腳步也不斷加快，但農村人口仍然是中國人口結構最主要的組成部分，而中國農村自殺率則直接影響到中國人口自殺率。（就自殺率而言，目前最新的數據無法證實中國城市自殺率由于人口增多的原因而高于農村自殺率，且并未有最新的關于城市自殺率與農村自殺率的數據，因此本文探討的中國農村自殺率，農村婦女自殺率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2]的數據和先前的數據）中國女性自殺死亡率高于男性，男性10年平均自殺死亡率為15.69/10萬，女性則為17.94/10萬，是男性的1.14倍。[3] 農村人群自殺死亡率高于城市，農村自殺死亡率是城市的4倍。在城市，男性自殺死亡率略高于女性，是女性自殺死亡率的1.14倍，而在農村，女性自殺死亡率則高于男性，是男性自殺死亡率的1.24倍。迄今為止，這種現象在工業化以后未在其他任何國家出現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殺死亡率不僅表現在性別上的差異在不同的年齡上體現出較大的差異。《中國人群的自殺水平的變化趨勢及地理分布》中提到，對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和不同性別人群的自殺死亡水平檢查，發現城市人群自殺死亡率無論哪個年齡階段均是男性高于女性，而在農村，在15-34歲年齡組女性自殺死亡率明顯高于男性，35-69歲年齡段男性自殺死亡率略高于女性。通過對中國人群自殺率的地理分布的分析發現，中部農村自殺死亡率最高，東部次之，西部最低。但在不同地區自殺死亡均表現為女性高于男性的特點。東部和西部的女性自殺死亡率為男性的1.13倍，中部為1.22倍。

然而，在近幾年的研究中發現中國人群自殺死亡率比之以前的模式有所變化，景軍等學者在《農村女性的遷移與中國自殺率的下降》中提到我國的自殺趨勢與全球的自殺趨勢正相反,在過去20多年內出現一個明顯下降的趨勢。我國目前的自殺率已遠低于全球自殺率。費立鵬先生在2010年世界自殺預防日也承認這一事實并對我國媒體透露自殺死亡占所有中國人傷害死亡的比例從1987—1988年的34%下降到2005—2006年的20%。[4]景軍采用4個數據來源，分別為(1)1987—1989年的數據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健康統計年報,這部分數據源于衛生部門的統計,但數據收集的手段和樣本量沒有說明；(2)1991—2000年的數據來自公共衛生科學數據中心在網上公布的“全國疾病監測點數據”,由中國疾病與預防控制中心在全國選取145個監測點,樣本為1 000萬人；(3)1990和2001年的數據缺失,用前三年均值補齊的方法予以填補；(4)2002—2009年的數據來自《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對這四個數據進行整理分析補充所得，從1987年到1997年,農村女性自殺率明顯高于農村男性,之后略高于農村男性,到2006年開始略低于農村男性。以往的文獻中多認為,我國農村女性的自殺問題非常嚴重,這是因為1987—1990年,我國農村女性自殺率確實比較高1987年為32?3/105, 1988年為30?3/105,1989年為31?5/105, 1990年為31?37/105;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農村女性的自殺率降到17?82/105,特別是在2003到2009年的七年內,從17?44/105降到7?87/105。

盡管有學者對這一觀點并不贊同，劉燕舞學者在《中國農村自殺問題》中深刻分析了景軍先生的《農村女性的遷移與中國自殺率的下降》中的數據來源及整理分析方式，并認為景軍先生的數據由于數據本身的缺漏不能有力的佐證其觀點，她通過對7省34村的質性訪談而獲得的1980-2009年間604例農民自殺死亡案例的數據分析得出，當前農村自殺率仍呈顯著上升態勢。青年人自殺率的顯著下降與老年人自殺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運行于當下農村，青年女性自殺率的顯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體自殺率并使之向下運行，然而，老年人自殺率的急速上升則拉升了農村的整體自殺率并使之向上運行。[5]學術界對當前中國自殺死亡率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本文認為，由于劉燕舞學者研究的數據來源范圍較窄，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因此并不十分認同其觀點。在《農村女性的遷移與中國自殺率的下降》中，作者認為造成農村女性自殺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農村人口大遷移中女性也開始逐步離開原居地外出謀求非農業性質的職業，因此農村女性規避了三種既往的自殺風險，即農村女性既往的從屬地位、既往的家庭糾紛、既往的自殺工具。所以,農村女性的遷移是分析中國自殺率下降的關鍵之一。但劉燕舞學者則通過研究發現農村女性自殺率實質上并沒有下降，只有農村青年女性自殺率下降但老年女性以至于老年男性自殺率大幅度上升，這導致了實質上中國農村自殺死亡率的上升，并且她認為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本原因不是農村大遷移而是更深層次的代際關系和機制問題。然而，在王躍生的《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理論和經驗分析》中，作者對代際關系深層次分析后依然歸結為農村人口大遷移。無論兩者觀點如何相左，但兩者都發現現今中國農村青年女性的自殺死亡率明顯下降這一事實。

自殺是一個重要的公眾衛生問題，嚴重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自殺造成的社會負面效應也不可預估，有效的降低中國的自殺率，尤其中國農村自殺率對中國今后的發展影響巨大，研究我國農村自殺率，探究其原因，并找到解決措施對今后我國的發展將發揮重大的作用。

二．中國農村自殺率的原因探究

自殺指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死亡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活動直接或間接造成死亡，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在《自殺論》一書中避開心理學視角而從社會學視角出發將自殺類型分為四個類型，即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失范型自殺和宿命型自殺。利己型自殺的主要社會原因是低度的社會整合及由此而來的個人主義膨脹；利他型自殺則實在社會組織高度聚合和社會整合力量過強的狀態下產生的，它是個人對集體的犧牲；失序型自殺（**型自殺）則從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兩方面入手，經濟危機等應激事件威脅個人的生存，使個人無法實現自我，從而導致自殺的增多。宿命型自殺是集體力量對個人的超強控制以及個人無法忍受過多的限制所造成的。

中國農村自殺率高主要由于中國農村婦女自殺率高引起，劉斌學者的《農村婦女群體高自殺率原因探究》中依據涂爾干的自殺理論將農村婦女高自殺率歸因為脫序型自殺，但筆者再次詳細閱讀自殺分類后，將農村婦女高自殺率歸因為失序型自殺和宿命型自殺，盡管宿命型自殺是三大自殺類型的附加類型，但筆者認為，正是社會失序引起了自殺沖動，本來為失序型的自殺在自殺前的一段時間轉變為宿命型自殺，但宿命型自殺作為引起農村婦女高自殺率的原因又是一個獨立的原因，這主要因為農村婦女不僅面臨著經濟局勢大變動帶來的社會失序，也由于農村婦女本身在封建思想禁錮下的順從天命的思想。而對于農村男性而言，幾年隨著農村婦女人口遷移，農村男性的自殺死亡率也正在上升，而這一現象也可歸因為失序型自殺和宿命型自殺，但農村男性同婦女不同的是兩者處于社會失序的不同時期從而導致不同時期兩者的自殺死亡率趨勢的不同，但兩者共同造成了中國農村自殺率高的事實。

在仔細閱讀大量文獻后，將中國農村自殺率高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經濟原因：由于常年貧困導致家庭暴力引起自殺是農村婦女自殺率高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由于中國仍處於經濟發展的探索階段，尤其在建國初期，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城市建設讓農村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除了個別經濟發達省份的農業部分實現現代化，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依然十分落后，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2月24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年國內生產總值568845億元，比上年增長7.7%。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56957億元，增長4.0%;第二產業增加值249684億元，增長7.8%;第三產業增加值262204億元，增長8.3%。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0.0%，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3.9%，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6.1%。從這些數據不難看出，盡管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數逾半，但農業生產總值卻與人口數不相符合。人口數量大但生產總值低，人均收入為兩千的農村家庭在面臨著糧食價格下降，收入來源日趨減少，生活開支和教育開支等的日益增加的形勢下，夫妻間很容易為一件小事大動干戈，由于丈夫在言語攻擊上處于劣勢，為了維護男性地位和尊嚴，丈夫通常會采取暴力手段以捍衛自己的家庭核心權力的地位，妻子在這種情境下，自殺成為他們回擊和躲避的最有效簡單的方法。

二、社會原因：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農民自給自足，男耕女織。但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農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自然經濟，轉而將收入來源投向了高速發展的大城市，成千上萬的農村人口離開家鄉前往大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據有關資料[

8、9] ,1982～1987年、1985～1990年中國從鄉村遷出的人口占當時全國總遷移人口的比重分別為67.99%和62.59%,而且在總鄉村遷出人口中分別有74.43%和77.54%都遷往了城鎮,1995～2000年盡管農村遷移人口占總遷移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高達58.68%,而其遷移規模則是20世紀80年代的三倍之多。[6]這一大遷移包括兩個階段，一是遷移初期的大量農村男性的遷移，許多傳統的中國農村受到這次人口大遷移的影響，原來的生產生活秩序被打破，家庭勞動力減少，只有農村女性支撐的家庭面臨著很多問題，經濟壓力，婆媳關系，并且由于農村男性來到大城市后沒有家庭的約束，許多男性發展出了婚外情，更甚者拋家棄子，這些問題成為許多農村女性選擇自殺逃避現實的原因。而在人口遷移的第二個階段，農村人口遷移的主體由男性正在向女性轉移，我國農民的打工潮開始有了女性的廣泛參與。到最近幾年,女性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打工的人數每年有4 000萬之多。農村女性的人口遷移從某一方面來說降低了農村女性的自殺死亡率，但是這一遷移卻對農村男性和農村老年及幼年人群的自殺死亡率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由于女性和男性同時離開家鄉，大量的留守兒童產生，無父母照顧管教，易受歧視很容易導致農村兒童的自殺行為。有一部分女性在離開家鄉后也發展出了婚外情，并且據有關資料調查，這類女性通常會堅持離婚，并很大部分的女性會選擇拋棄子女，這一行為對原本在婚姻中更受益的男性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應激事件，許多男性因此產生自殺行為。

三、復雜的代際關系：代際關系是不同代位家庭成員所形成的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7]傳統的農村家庭通常出現四世同堂的情景，這是農村老人為保證自身利益所形成的一種家庭模式，在這種家庭模式下，長輩因為掌握著實際的土地權，因此子女和兒媳對長輩處于服從的地位，兩者的沖突也比較少。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體制的改革和觀念的轉變，傳統的家庭模式被打破，父母親不再與子女住在一起，子女實際上掌握了單獨的土地權和財產權，子女，兒媳同父母的關系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復雜的代際關系對農村自殺率的影響有兩個維度。一是由于子女的贍養沖突引發的農村老年自殺死亡率的上升，由于子女有了獨立的土地財產權，并且由于時代的發展，子代的收入明顯高于父代的收入，盡管父代為子代留下了自己的遺產并操辦婚禮，但代際收入差異使親子的生存條件并沒有獲得同步的改善。農村老人在失去勞動能力后大多無任何收入，只能依靠子女贍養，但由于這一原因子女和兒媳在對老人的贍養方面便未盡責任，老人因為沒有受到照顧，又不愿意“餓”死，便選擇了一種體面地死法“自殺”；第二是在傳統家庭模式下的婆媳沖突十分嚴重，這一沖突導致了農村青年女性自殺死亡率高的現象。無論是在人口遷移前或之后，婆媳關系在這種家庭模式下沖突十分嚴重，許多年輕的妻子不忍重負，選擇自殺尋求解脫。

四、易得的自殺工具：目前國內對于農藥的使用的監管力度和范圍還有所欠缺，這導致在農村，很易獲得自殺工具，農藥，除草器等，而且這些自殺工具的致死率相當的高。北京回龍觀醫院和中國疾病預防中心在全國23個有代表性的監測點開展了自殺和其他傷害死亡原因調查的全國心理解剖課題。在研究的895例自殺案件中發現，85%居住在鄉村或鄉鎮，28&從未上過學，58%服用農藥或鼠藥，47%的親友或熟人有過自殺行為，27%有過自殺未遂既往史，63%有精神疾病，僅有9%曾在精神康復中心就診過。而在58%的服用農藥或鼠藥自殺的自殺死亡案例中，77%服用有機磷農藥自殺，75%服用家中存放的農藥，62%服毒后曾接受醫療救治但搶救失敗。自殺工具的易得性和致死率高的原因也是導致農村自殺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

五：農村人群本身的文化程度，思想觀念落后。長期處于封閉的農村社會的農村人群很難有受教育的機會，教育造成的沉重的經濟負擔使許多家庭對教育望之卻步，新思想難以傳入農村使農村仍存留著大量落后的封建思想，唯命論是造成農村宿命型自殺的重要觀念型的原因，面對應激事件，心理承受里差，社會支持網絡弱導致農村人群更傾向于選擇自殺這一途徑逃避危機事件帶來的壓力和問題。集體性自殺事件在農村常有發生，常年較弱的社會支持網絡在集體自殺的行為中得到強化，便易集體自殺。

三：結語

自殺作為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現象，研究其現象及原因并制定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對于建設和諧新社會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值得高興的是中國自殺率相比于世界平均自殺率來說并不十分高，但怎樣將這一自殺率降到社會所能接受的最低是我們今后要做的主要工作。發展農村經濟，建設新農村，加強思想宣傳，鼓勵義務教育，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支出，規范農藥的使用等等就是可行的解決措施。相信在今后的時間里中國的自殺率能在政府和社會及個人的共同努力下降低。

[參考文獻]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07王黎君，費立鵬，黃正京等 中國人群自殺死亡報告準確性評估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3年10月第24期楊功煥，周靈妮，黃正京，陳愛萍中國人群自殺水平的變化趨勢和地理分布特點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4年第25卷第4期劉燕舞中國農村的自殺問題（1980-2009）—兼與景軍先生等商榷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景軍，吳雪雅，張杰農村女性的遷移與中國自殺率的下降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1年第11期王國霞，魯奇中國近期農村人口遷徙態勢研究地理科學2007年10月第27卷第5期費立鵬 中國的自殺現狀及未來的工作方向 中國流行病學雜志2004年第25卷第4期 8 陳慧，苗萌農村婦女自殺問題探究女性與社會發展研究曹彥婷，盧曉慧不同地域女性自殺死亡率差異的經濟原因分析-基于城鄉差距的視角西北人口2008年第29卷第4期劉斌 農村婦女群體高自殺率原因探析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王躍生 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理論和經驗分析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二篇：中國農村飲用水現狀分析

中國農村飲用水現狀分析

水是生命的源泉，飲用水更是與人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盡管城鎮化進程推動中國農村人口大批涌進城市，但是農村人口仍然占中國總人口的50％以上。農村飲用水環境關系到半數中國人的健康，是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的事情。然而農村飲用水苦咸、氟、砷、鐵、錳等含量嚴重超標，地表或地下水源被有機物嚴重污染等現象普遍存在，造成我國農村人口中與水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

這部分農民大多居住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偏遠地區。這些地區經濟欠發達，資金短缺，交通不便，改水難度極大。他們飲用的的只是改良井水和窖存雨水，達不到或很難達到現行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的要求，水質亟待提高。他們飲用的淺層手壓井水，水源易被污染。此外，80年代初期建成的農村簡易自來水廠，大多水處理工藝流程落后，設施簡陋，輸配水管網系統老化，二次污染的隱患也比較突出，生活給水水質難以得到保障。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農村供水基礎設施受自然、經濟和社會等條件制約，我國農村居民飲水衛生安全形勢仍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由于缺乏必要的排水設施,農村生活污水的隨意排放造成了廣大農村水資源污染加劇，由于地表水資源無法滿足農村生產、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多的地方把目光投到了地下從而導致地下水開采過度、淺層地下水嚴重污染。

為改善農村飲用水現狀，應健全合理的農村飲用水制度，提高農民對水污染的認識水平，對污染物進行集中處理，改善水源環境，加強飲用水處理工藝。作為一位給水排水工程專業的學生我認為改善農村飲用水的具體方法有

一、打深井，抽取未受污染的深層地下水供居民生產生活使用，可用于遠離城市且地下水水質較好的居民聚集區，但是鉆井是有風險的須進行地質勘探，地質勘探后鉆井不能100%保證所打的地點和深度一定滿足飲用標準，有可能因此造成多次鉆井。鉆井取水，在地下水水面下降后有可能無水可取。由于地質環境的變化或人為污染，設計所取的飲用水有可能在若干年后變成不可直接飲用的污染水，并對深層地下水造成難以修復的污染。此外，打深井費用非常高，一般須獲得政府的批準和撥款。

二、對于靠近城鎮的農村，可對水廠和市政管網進行擴建來供給周邊農民安全飲水。

三、對于經濟水平較好且有可用地表水源的農村地區可單獨建設水廠來滿足當地農民安全用水。

隨著國家對農村水改力度的加大、農民對水污染認識的加深以及對水源的科學保護和給水處理工藝的加強，實現“城鄉供水一體化，村村通上自來水，農民使用放心水”的目標很快就會實現的。

第三篇：中國農村現狀和解決辦法

中國農村現狀和解決辦法

當今中國農村擁有8億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正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國家穩定繁榮的前提。然而當今農村的現狀令人擔憂，大多數農村在耕作方式上仍采用傳統的方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存在，單位農民的耕作面積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大量投入的積極性。因此很少采用機械化，勞動生產率較低。在作物品種上很少有很大的創新，而且在耕作過程中片面的追求產量，大量施以農藥，化肥。從而導致作物的質量下降，出口受到嚴重的限制，市場份額減少，農民收入較低。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固定設施投入較少，抗災能力差，靠天收的事實長期存在。

中國當今農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教育投資較少，教育設施落后，簡陋！導致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較低。新的科學文化技術很難在農村得到大面積的推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事實無法在農村實現，以至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農業勞動力的大量剩余，導致大量農民工涌向城市。這一方面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也給城市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也給農民自身維權受到了嚴重的阻礙，進而成為弱勢群體的一員。由于農民工的法律意識淡薄，以至農民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問題缺乏物質和法律上的保障，很難實施。

廣大農民普遍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往往把選舉權作為一種交易工具，以至普選出來的村干部很少成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農民非法參與有擴大的危險。近幾年來，農民通過賄賂、暴力威脅和恫嚇等手段影響鄉村干部決策或村委會選舉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有些地方，黑惡勢力侵入到村級政權，出現了惡人治村。地痞村霸氣焰囂張，擾亂了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農民的財產和生命權益受到極大的侵害和威脅，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無情的踐踏。

廣大農村公路等基礎設施落后，政府的投入較少，這在一定程度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遇到雨天，地面泥濘，農民的出行都成問題，更加影響著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企業普遍存在資金不足，技術水平落后的特點。而且產品質量較差，銷售渠道窄，市場份額占有率低。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針對這一問題，今年年初國務院頒布了一號文件著重解決三農問題。并把這一問題作為國家生活的重中之重。就目前中國農村的現狀，要徹底改變這一現實狀況。應該：

A、完善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這就需要立法機關要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實維護農民的利益。堅持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生產經營自主權。堅決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保護耕地最重要的是把基本農田保護好，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質量不下降、用途不改變。堅決限制城市發

展占用大量耕地，依法完善土地審批手續。堅持誰簽字，誰負責的原則。這是解決當前農村現狀的前提。

B、努力在農村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生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家財政應該加大對農業的投入，這不僅包括對生產資料的投入還包括對農業科學技術研究的投入和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徹底轉變當今農村普遍存在的靠天收的現實。這種投入包括對農田水利基本設施和鄉村公路的建設，改變農民的生活環境。實行公司加農戶的戰略，使農業生產符合市場化需求。

C、是要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力度。增加農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減少農民。要把勞務輸出作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措施，增強農民外出務工的組織化程度，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搞好農民外出務工應用技術和基本技能的培訓，擴大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效益。此外還要完善各種維護農民權利的各種法律和社會監督機制。徹底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

D、加強對農民政治權利的宣傳力度，使他們認清和把握好自己手中的權利，并將選舉納入法制保證。能選舉出能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村干部。

第四篇：中國農村現狀和發展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 鄉鎮體制 村治結構 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一

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征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但存在鄉鎮干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社會總的發展趨勢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邏輯表明，對于象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展的民族國家，現代化是與農村動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將農村社會納入到國家的體制之中實現全社會的有機整合，才能獲得國家現代化的經濟和政治資源。事實上，這個歷史的邏輯也指導了中國人對現代化的設計。無論是晚清的農村改革，還是國民黨時期的農村建設；無論是新中國的集體化運動，還是新時期的村民自治，就其總的歷史狀況和目標而言，都是民族國家力圖將農村社會納入到國家現代化統一進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說，中國社會沒有進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會那樣一個由農村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自然轉型，而是在走一條“規劃的社會變遷”之路。這就要求以政治發展來推動社會發展，“政府要在農村發展中扮演主導角色，而組織是政府推動農村發展的體制性的力量”[3]。其表現形式就是國家權力體制在農村社會得以建立。自民國期間國家行政體制下沉到鄉鎮一級之后，在農村社會直接代表國家的就是鄉鎮政府。人民公社時期，實行了高度集權的政社合一體制，國家行政權力沖擊甚至取代了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國家及農村干部通過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統轄而實現了對?┐逕緇嵴?渭捌淥?煊虻目刂疲??蟮厙炕?斯?業納緇岫?蹦芰Γ?泊癰?舊掀蘋盜舜?撐┐逕緇嶂刃虻幕? Ｐ率逼謚泄?┐甯母錚?鈧苯擁哪勘旰妥鈧匾?某曬?嵌勻嗣窆?縑逯頻姆穸ǎ?罷餼褪鞘敵猩??鶉沃疲?乇鶚橇??邪?疲?敵姓?綬稚琛盵4]。而政社分設后產生的“鄉政村治”體制，成為了當代中國農村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方式。

“鄉政村治”體制的“鄉政”，是指鄉級機構的功能運轉主要體現在鄉政權上，特別是體現在鄉政府的職能上，從鄉級政治事務、行政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個“政”字。而“村治”則是指村級組織對村域事務在自治基礎上的具體管理。在這一體制中，“鄉政”代表著國家權力，具有系統而完整的組織機構，而且掌握了農村社會最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控制著和主導著農村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1）人民公社體制廢除時，國家政權的基本屬性通過新的“鄉政”體制順延了下來，特別是經過近二十年的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全國各地的鄉鎮普遍建立了完備的黨委、人大、政府及政協等政權組織。這些組織機構分別從黨務、立法、行政和統戰等系統強化著國家政權，以保證國家權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統一性。（2）各鄉鎮政權配備了大量的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隨著公務員制度在鄉鎮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優秀知識分子充實到了鄉鎮干部隊伍，鄉鎮干部的整體素質有了較大的提高，他們在鄉鎮政權的各個崗位上，確保了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實施。（3）普遍建立了鄉鎮財政制度，鄉鎮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財政自主權，提升了鄉鎮政權在經濟、文化事業和社區發展等領域上的政治能力。（4）鄉鎮 企業有所發展，增加了鄉鎮政權對經濟的影響力。特別是那些由鄉鎮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資源性質的鄉鎮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鄉鎮政權整合各種社會資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鄉政”也存在諸多問題，極大地影響了鄉鎮政權的施政能力，鄉鎮政權的社會動員能力呈下降趨勢。（1）體制上沖突。鄉鎮政權體制存在諸如黨委一元化領導和一體化運作的現狀與黨政分開的改革目標及鄉鎮長負責制之間的沖突；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定權力受到一定程度虛置；政府職能部門條塊分割，鄉鎮政府的管理職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權力殘缺不全等問題。（2）人員臃塞，鄉鎮財政負債嚴重。目前我國鄉鎮政權吃“財政飯”和“事業飯”的人數普遍在100—200人之間，有的甚至超過500人。鄉鎮政權人員的臃塞，勢必增加鄉鎮財政的負擔。據對全國81個農民負擔監測縣調查，平均債務額1098.6萬元，平均凈負債708.2萬元。鄉鎮財政瀕臨破產。[5]（3）鄉鎮干部整體綜合素質較低及激勵機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為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尋租性，貪污腐敗現象較為嚴重。特別是有些地方為了緩解鄉財政的負擔或鄉鎮干部自己獲利，采取各種名目增加農民負擔，并在與民爭利時采取許多非法的失范行為，造成干群關系緊張，鄉鎮政權處于從農村獲利和維護農村安定的兩難之中。

為了解決鄉鎮體制存在的問題，各級政府一直在進行積極的探索。目前有兩種不同的改革方案：（1）強化鄉鎮體制。主張者認為，應該繼續強化國家對農村社會的主導作用，大力加強鄉鎮體制建設，其中在規范鄉鎮各政權機構相互之間的關系同時，采取各種辦法提高鄉鎮干部的素質并努力使其行為制度化，特別是要縣級政權要簡政放權，下放各部門在鄉鎮的下設機構，以改變目前鄉鎮體制上條塊分割的狀況而提高鄉鎮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認為，要強化鄉鎮體制，還必須將社會體制的下線伸入到村[7]，即將政府組織延伸至行政村，實行“鄉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將村級組織的行政功能擴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級實行行政化體制，在村民小組一級實行村民自治體制。（2）弱化鄉鎮體制。持這種觀點者認為，鄉鎮政權建設應該遵循轉型期以來中國農村政治發展的歷史邏輯，即“隨著國家對農村經濟依賴性的減弱和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傳統的權力文化向現代權利文化的轉變，國家的行政權力將逐漸退出農村的政治領域，農村社會將最終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過渡，實現從傳統的專制家族社會向現代民主的個體社會的轉型”[9]。其政策性主張是撤鄉并鎮，在確保國家基本行政職能下沉的同時，逐漸實現 國家行政權力體制上移，達到鄉鎮社區自治。事實上，近幾年來，在一些市場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實行鄉鎮規模調整，有的地方有1/3的鄉鎮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無疑問，現代國家是不可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對農村社會的管制。因為，如果沒有國家強制性的影響，傳統農業是不可能走向現代農業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沒有農村的發展，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都缺乏基礎。問題只是，在市場化進程中，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管理模式，才能實現農村社會現代化這一目標。在現實的農村政治中，鄉鎮權力體系往往表現出很強的自我擴張慣性。這是由行政支配主導型和缺少約束制衡的體制特點所決定，其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驅動。從目前農村社會的基本情況來看，國家對農村社會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決于行政性的“命令—服從”模式如何有效，而應該主要建立一種“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說，國家應該通過一種法制方式，將國家在農村社會的利益和國家對農村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通過強制性的法律預期確定下來。在這種“法制—遵守”模式中，應該將農村社區事務、國家目標進行適當的區分。對于諸如各種稅收、計劃生育和國土管理等國家目標，則依靠法律手段，進行職能部門的法制管制；對于農村經濟的管理，根據市場化的進程，應該從直接管理過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觀調節。而對于農村社區性事務，應在國家授權性的法律權威下，實現廣泛的自治，在村一級實行 村民自治，在鄉鎮一級實行社區自治。二

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由于存在各種權力邊界不清等深層次的沖突，農村政治制度化建設落后于現實需求，極大地影響了村民自治體制的績效和發展空間。

目前，中國村級治理體制正在實現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性轉型。這種轉變是與農村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相聯系的。如果說，1980年開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在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基礎上通過對土地經營制度的改革，改變了農民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那么，從1984年開始進行的農村第二步改革，通過改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為合同制，取消生豬、蛋品派購，實行市場價格，則在改變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自此之后，市場成為了配置農村社會資源的主要形式之一。農村社會一定程度的市場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會后果，就是促使社會流動增加，并使中國農村社會的分層結構發生變化，即農民職業分化和經濟差距的擴大，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剛性的城鄉二元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利益關系。但是，這種因市場化取向而產生的社會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約和影響。正是在這種多樣化的制度性沖擊和約束下，決定和形成了目前農村社會利益主體的分化及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特別是各主體獲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體來說，一方面，由于市場化取向的沖擊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約，形成了農村社會不同的利益主體和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利益主體的分 化，特別是“農民階級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國社會非民主、非法制的社會根基”[11]，中國農村社會正在進行以經濟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過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導致現代化。發展是分化（既有社會的分工）和整合（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將分化的結構聯系起來）互相作用的過程”[12]，為了達到這一整合，國家需要向農村社會輸入新的政治制度規則，這就是村民自治體制的逐漸建立。村民自治是農村基礎人民群眾自治，即村民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依法辦理與村民利益相關的村內事務。其目的是使廣大農村居民在本村范圍內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有效地處理與村民利益密切相關的本村公共事務，將社會主義民主落實到最基層，保證國家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有效治理[13]。這一體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國各地普遍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在鄉鎮以下建立了村委會。盡管還沒有實行村干部的民主選舉，但村級組織建設開始規范，村級干部也在精簡。第二階段是1988年以后，隨著《村組法》的實施，從建立鄉政府和村委員進入到了村民自治階段。在這個階段，主要開展了民主選舉、村務公開、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動，并在全國建立了一批示范縣。到目前為此，全??ǔ?ㄍ搴透郯巒猓┗?舊隙際敵辛舜迕褡災翁逯疲?⑵氈榻?興鬧廖褰齏邐?嵫【伲?燦?萬多個村民委員、38萬名村委會干部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各地還在不同程度開展了“村務公開”和“建章立制”等活動。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實踐中普遍存在深層次的體制性沖突：（1）農村基層黨組織與村委會在權力關系上的沖突。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國家實現對農村社會一體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級正式組織中處于領導核心位置。可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是以國家法律的授權為依據、以全體村民的民主選舉為基礎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從村黨組織的義務。兩者權力來源和職權不同的客觀存在，必然影響到農村政治的統一性。而為了解決這些沖突，有些地方在鄉鎮黨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選舉、用黨支部會議代替村民會議、以黨組織替代村委會行使職權等所謂一元化領導和一體化運作的方式來控制農民自治組織。其結果是改變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國家行政權力與村民的自治權力之間的沖突。從國家立法上來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體制時國家政權與農村組織特別是鄉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將過去那種領導與被領導關系轉變成為國家政權對基層自治組織的指導關系。這種相互關系的變化，最主要表現在，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均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農村權力的基礎已由上級授權而改變成了村民授權。這種改變必然影響到國家行政權力對村委會的管轄權限及行為習慣等問題，也必然影響到鄉鎮政權的權威。鄉鎮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過強化對村級黨組織的領導，并通過建立村級黨組織來控制村民自治組織；另一方面則是實行“村財鄉管”等措施來肢解村民自治組織的職權。（3）村委會的自治權與農民的經營自主權之間的沖突。根據《村組法》的規定，村委會不僅管理著村集體的土地和財產，還具有支持和組織全村發展經濟的責任和義務，并需承擔本村生產的服務和協調工作。因此，人們按照人民公社時期的習慣思維，將村委會視為集體經濟組織。有些地方就借發展集體經濟為名，將村委會職能擴大，不斷強化村委會的經濟功能，使之向經濟組織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剝奪農民的經營自主權。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有關國家權力與村莊自治權、社區組織與村民個人權利的邊界問題。政治組織理論認為，任何權力邊界模糊，也就意味著權利和義務關系的不確定性。這樣，就會產生組織的不經濟性和個人權利的不可預期性。組織的不經濟性，不僅包括其運轉成本，而且還包括其機會成本的增加，特別是因不必要的職能產生的代價。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種代價就是由于其職能的無限度擴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顯不足或過剩所導致的與目標的實現沒有內在必要聯系的某種損失。為了克服這種不經濟性，就必須有效而合理地確定村級組織的權力邊界，明確其職能范圍。目前最為現實的選擇應該是：（1）真正落實村民自治組織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契約關系。村民自治作為國家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實行的一種農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國自上而下的權威體制內生成的這種“自治制度”，對廣大村民來說，其選擇空間是十分有限的。特別是有關村級織織的性質、結構和職權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選擇的結果，而只能是在國家法律權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說，在國家主義的權威導向下，要求廣大村民這些“自治主體”完全按照國家的法律規定，建立符合基層政府意志的“自治組織”，因此，在?邐?岬納柚煤腿??按宓持Р康牧斕嫉匚壞確矯媯?⒉淮嬖謔導室庖宓腦級ê透?摹Ｒ?朔?廡┪侍猓?捅匭氪罅μ岢?ㄖ迫ㄍ?碌鈉踉季?瘢??繒虻癡?⒋寤?愕匙櫓?痛迕褡災巫櫓?嬲?魑??繕掀降鵲惱?沃魈澹?⒋偈蠱湎喙毓嬖虻鬧貧然??源死辭炕?迕褡災巫櫓?叭ǖ母招浴＃?）限制村民自治組織的經濟功能，通過建立獨立的經濟合作組織，為農民走向市場提供組織性服務[14]。村民自治解決的是村莊內部的秩序及村莊與國家體制之間的秩序，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村民與社會，特別是村民與市場的關系。村莊內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區組織所必需的結構環境，是社區存在的根據和發展的基礎，是政治學意義上的秩序，是有關與控制與正義相關的問題；市場秩序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秩序，是有關交易賴以實現的市場倫理與信用關系問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了國家之外社會的存在。但是，處于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農村社區并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村民進入社會需要許多中間的渠道。村治體制不能夠也不必要為村民提供市場化的組織，根本性出路是通過制度創新來滿足農業市場化的組織性需要。從目前中國農村社會政治狀況和各種組織資源來看，最為現實和有效的市場化組織，就是以平等主體為基礎的、通過契?嫉姆絞澆?⒌木哂忻魅返娜ɡ?鴕邐窆叵導昂俠磽順齷?頻幕嵩焙獻髦譜櫓痆15]。

三

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但是，農民非制度性參與、非法參與和宗族性參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村政治權力運作過程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公共參與是公眾通過自己的政治行為影響和改變政治過程的活動[16]。在傳統農村社會，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單元，廣大農民作為皇權下的“子民”，在村莊事務中，只有通過他們家族或宗族組織進入公共領域，其活動只不過是家庭或宗族組織行為的外化或代表，個人在社區事務中不具有獨立的政治身份。民國時期，雖然農民的“國民”身份得到了確認，但在嚴格的保甲體制中，農民作為“保丁”承擔更多的是對國家和社區的義務，而且是一種與社區“連坐”的強制性義務。新中國建立之后，在集體化時代的“集權式農村動員體制”下，農民成為了“社員”，社員對集體經濟組織在經濟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決定了其公共參與權利的有限性，法律規定的“社員”參與集體經濟組織決策和管理的一切“權利”是一種虛置的權利。只有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政村治”體制之后，農民成為了“村民”，獲得了經濟上的自由，并擁有了參與社區管理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在 國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過程中，特別是在近幾年進行的第四屆和第五屆村民選舉時，每屆選舉全國有六億、占總數90%的農民參加了村委會的民主選舉，表現出空前的政治參與熱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實上享有了村務的管理權。而當這些選舉權和管理權及其它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有部分農民已能夠拿起法律武器，與各級黨政組織或干部對簿公堂。特別是部分農民通過組織或參加新型的經濟合作組織，在農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這些都表明，我國農民的民主觀念和權利保護意識不斷加強，農民的公共參與已經到了新的發展階段。

但是，我國農民的公共參與還存在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1）公共參與主體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權群體”。據調查，目前許多地方雖然進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并沒有建立相應的民主管理體制，村務的管理權在事實上被大約11%的管理者和特權者掌握，大多數村民處于農村政治權力的邊緣。（2）農民非制度性參與大量存在，采取集體行動對抗基層黨政的事件增多。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農村社會的各種利益沖突和農村干部的行為失范。特別是近幾年來，農民的增收較為緩慢，而有關農民負擔卻日益增加，鄉鎮政權的財政收入以及鄉鎮干部的工資及福利補貼都直接依賴于農民的稅費，而村級組織在代理國家和鄉鎮收取上交提留任務時常“搭便車”的行為并有些過激手段和方式，這樣在不斷積累村民的不滿對抗情緒，一旦有動員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難以控制的方式發泄出來，農村社會就會處于**之中[17]。（3）農民非法參與有擴大的危險。近幾年來，農民通過賄賂、暴力威脅和恫嚇等手段影響鄉村干部決策或村委會選舉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有些地方，黑惡勢力侵入到村級政權，出現了惡人治村，地痞村霸氣焰囂張，擾亂了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農民的財產和生命權益受到極大的侵害和 威脅，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無情的踐踏。（4）村民通過家族組織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現象有所增加。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家族勢力作為農村社會的一種自在秩序，得到了國家政權的扶持，家族現象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外觀形態。但自中國進行轉型期之后，穩定的家族勢力遭到了沖擊，特別是隨著農村社會的集體化和公社化的開展，宗族組織逐漸瓦解，家族勢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制。但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國家對農村政治的高壓式的控制有所減弱，家族勢力作為一種自成體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內核的歷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興。宗族組織的復興并成為農村政治參與的主體，一方面為目前缺乏社區歸屬感的農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經濟上的保障，對社會秩序的穩定具有一定的意義；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組織通過操縱或暴力破壞村民選舉來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破壞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如何解決現階段農民公共參與存在的問題，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較為復雜。總的來說，對于非法參與這類直接危害社會秩序穩定和發展的行為，都持否定態度，認為必須進行堅決有力的打擊。事實上，對于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級黨政的高度重視。許多地方黨政在結合國家掃黑除惡的專項斗爭，運用專政機器對那些由村痞地霸控 制的村進行了集中打擊和整治，取得了顯著效果。而對如何看待農民制度性參與的發展趨勢、解決農民非制度參與及宗族性參與等問題的分歧意見較大。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1）擴大村民的制度性參與，規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參與，限制宗族性參與，將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鄉鎮甚至縣市推廣。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實際上就是村民對村級社區事務的全面參與，其成功經驗證明了中國農民能夠管理好自己的事務。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過制度傳遞的方式不斷向上層遞進，“村民自治的發展必然會推進鄉鎮民主制度的建設”，其“經驗必然會向上引伸，發展到鄉鎮”[18]，即應該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參與的經驗，進行縣、市長的直接競爭性選舉[19]，這種傳遞最終影響到國家民主。而對于農民的非制度參與要進行具體的分析，特別要從農民的利益表達和保護方面來進行規范。為了讓農民能夠表達和保護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國家正式組織之外建立農民的政治組織，應該建立農民利益集團，[20]其中恢復政治性農民協會組織是一種合理的選擇[21]。而對于宗族性參與要給予一定的空間，引導其往利益集團方向發展。（2）在嚴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參與和宗族性參與的同時，盡量減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參與。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參與具有?康暮褪侄尾豢煽匭裕??；嵩斐繕緇嶂刃虻幕炻遙蛔謐逍圓斡朐蚓哂星渴迫禾謇?夢夜?┐迥殼盎共懷墑斕摹靶問繳系拿裰鰲崩窗?嶸偈?娜跏迫禾宓拿裰魅ɡ??虼蘇飭秸叨急匭胗枰匝細襝拗啤６?雜詿迕竦鬧貧刃圓斡耄?喚霾荒芾┐螅??Ω鎂×考跎佟Ｕ獠喚鲆蛭??衷諦磯嗯┟癲⒉瘓哂忻裰韃斡胝?紊?畹乃刂剩?裁揮行緯擅裰韃斡胝?紊?畹南骯擼?嗍?┟癲⒚揮忻魅返摹⒆躍醯拿裰饕饈叮?揮邪衙裰韃斡氳弊鍪親約旱娜ɡ?鴕邐瘛Ｋ?塹牟斡虢黿鍪俏??ぷ約旱木?美?娑??械氖侄渦圓斡耄??皇悄勘晷圓斡耄?虼慫?嵌耘┐甯剎炕共荒芐緯捎辛Φ拿裰骷嘍劍?荒苡幸饈兜賾跋炫┐濉⑴┮嫡?叩鬧貧ê圖嘍秸?叩鬧蔥衃22]。而且還在于，任何公共參與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農村社會增加公共領域和公共事務，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參與，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負擔，而為了從農民手中爭奪維護公共權力的費用，又需要擴充公共權力機構，這樣形成的是一種惡性循環。因此，在目前農村經濟不能提供更多經濟剩余的情況下，還是盡量減少公共領域和公共事務，減少村民的公共參與，以節約公共權力的運作成本。公共參與從來都是評價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準。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參與都能促進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因而，現代國家，一方面開放政治領域，通過公共參與來解決社會發展問題，滿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參與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適當的限制，以確保社會秩序處于穩態。特別在有關農民的公共參與問題，因考慮農村社會的利益資源和權威結構等特性和農民的整體素質，一般將農民的社區性公共參與和國家層面的政治參與區分開來。對于農民社區性公共參與的范圍和程度，以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需求和供給為根據；對于國家層面的政治參與，則賦予農民以公民權，按照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來確定農民政治參與的深度和廣度。因而，隨著我國農村市場化進程的發展和鄉鎮體制改革的深入，鄉鎮將在組織形式和職能方面由國家基層政權組織向社區自治組織轉變，農村社區性事務的范圍將有所擴大，而國家政治層面將往縣級政權提升。而為了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強化法律權威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就成為必然。這樣也就決定了我國農村社會公共參與的發展基本趨勢：（1）農民的社區性參與將會有增加，而國家層面的政治性參與將有所減少；（2）非制度性參與將受到限制和規范，但使其制度化成為政治性的農民利益組織的努力不會實現，有可能的選擇是建立新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來主張和保護農民的權益；（3）各種非法參與、宗族 性組織參與因其復雜的社會根源將繼續存在，但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抑制。

第五篇：自殺行為原因和預防方法的分析

自殺行為原因和預防方法的分析

自殺可以說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無論是古往今來，還是中外各國都非常普遍地出現過自殺現象。可以這么說，自殺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自殺行為是指有意識、自愿的直接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它主要是一種個體行為。它與心理過程、社會環境和文化影響等因素密切相關。

由于科技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狀況的迅速變化與前進，以及很多不可控的社會問題，致使人們也產生的更大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問題，從而也導致了更多的自殺問題的出現。據WHO統計，2000年全球自殺死亡的人數達到100萬，自殺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一、自殺行為產生的原因

（一）內因

在諸多研究中，無論是什么原因直接導致了自殺，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自殺者的心理絕大多數是不健康的。歸納起來，引起自殺行為的內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軀體的折磨。在自殺的人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為身體有殘疾，或得了重病乃至不治之癥，因而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也有些人是為了不給身邊的人增添負擔），覺得前途暗淡，看不到光明，不如一死了之。這類原因是比較多的，尤其是在車禍中受到傷害和他人人生攻擊等（如女孩遭遇強暴等）。

2、自身性格上的弱點。性格對人的行為產生非常大的原因，很多自殺的人都或多或少會有性格上的缺陷和不完善。可以說性格是產生自殺行為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最根本原因，夸張一點，無論遭遇什么坎坷，只要性格足夠完美，是永遠不會產生自殺行為的。所以說，性格是最大的內因，它直接決定了人們對外界的感知、判斷以及行為。好的性格能夠很容易化解外界的很大挫傷，而不健全或者是消極的性格，縱是小小摩擦，也會引起軒然大波。所以說性格是影響自殺行為的最重要的因素。

3、有嚴重精神病。精神病患者一般非常容易產生自殺行為，因為患有精神病的人性格當中多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換句話說就是性格（或者人格）弱點增多，被疾病控制。所以當出現激進刺激時，容易產生自殺行為。醫學上認為，大約有72％的自殺者在自殺前情緒惡劣或有非理性狂亂沖動，抑郁癥患者自殺率約為15%，研究表明36％的自殺者是精神病患者。

4、有不良行為或犯罪行為。吸煙、酗酒、賭博、吸毒等不良行為都有可能導致心理不健康，最終引發自殺。有不良行為的人群，性格怪癖，自制能力差，在面對挫折時，很容易出現自殺行為。有犯罪行為的人也極易出現自殺行為，原因是犯罪人群一般抱有一種僥幸心理，一旦走投無路，便極有可能一死了之。

（二）外因

除上述內在原因之外，還有紛繁復雜的外因，可造成自殺的悲劇。導致自殺的外部原因我主要概括為以下幾點：

1．人際關系僵化。可以說，人際關系矛盾是引起自殺生的主要外部原因。如果一個人的人際關系比較和諧，與周圍的人能融洽相處，他（她）就比較容易找到傾訴的對象，內心的種種痛苦、壓抑都會得到緩解，一般情形下是不會自尋短見的。

2．家庭原因。家庭原因是一個很重要的隱私，與配偶的關系惡化，是自殺行為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與配偶離異，也很大可能會帶來自殺行為。眾多科學家研究表明，與配偶的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根本的關系，家庭出現了不和諧，是很大可能帶來自殺的。

3．意外的挫折和打擊。失戀，考試失敗、受壞人恫嚇，丟失了重要財物、親人突然去世等突然打擊，都有可能使感情脆弱的青少年心灰意冷，悲觀絕望。

4.失去社會歸屬感。

感覺到被拋棄，被社會組織或社會團體拋棄、被戀人拋棄，有時社會角色扮演失敗也會產生被拋棄的感覺，情緒極端時可能感覺到被整個社會所拋棄。失去社會歸屬感往往使人失去在社會中的坐標和參照系，引發絕望。有時擔心失去社會歸屬，或者預計自己將失去社會定位也可能誘發自殺。

二、自殺行為的預防

（一）完善自身性格，加強承受能力，提高心理素質

提升自身面對逆境的能力，是消除預防的最有效的方法，消除自殺行為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加強自身性格優化。只要性格得到了美化，心理承受能力加強了，心理素質、心理排解能力增強了，一般的挫折也就沒那么容易對人產生致命的打擊了。

（二）心理疏導及心理治療

自殺行為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有一個漸變的過程，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所以在他們選擇自殺之前，我們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防止悲劇的產生。加強對他們的心理疏導和心理咨詢，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自殺行為的產生。此外，對與有精神病的患者，我們也可以通過心理治療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降低其采取自殺行為的可能。、（三）減少挫折

對于我們生活的這個團體，這個社會來說，要盡可能的為每一個人提供最好的環境，減少挫折，增強人們歸屬感，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這個群體、對這個社會是很重要的。增強人們幸福感，這樣也就不會出現這么多的自殺者了。

（四）建立自殺預防中心

預防中心的作用是針對數以萬計的潛在自殺者，對他們進行心理干預，及時消除他們心中的抑郁和自殺念頭。另一方面，要加強對自殺者的救護，臨時救護措施要完備，對已經出現的自殺者，要采取強有力的挽救措施，珍愛每一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