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怎樣解決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怎樣解決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電氣信息學院2010級22班何香橙學號：1043031576

2007年，我在一所鄉村初中遇到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兒，她蜷縮在角落里哭，我問她傷心的原因，她告訴我她掉了十元錢。我當時很不屑，覺得只是十塊錢而已。可是，當我得知她一周生活費是三十元的時候，我只有沉默了。她說：“我一天只能吃一頓，實在餓得受不了了。”那時，我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人會餓得哭泣。

2008年，我上了當地最好的高中，班上永遠的第一名是一個陽光愛笑的男生。可是，他含著淚告訴我為了供他上學，家里賣掉了作為唯一勞動力的牛，姐姐也輟學外出打工。那時候，我明白了有的人上學需要一個家庭傾家蕩產甚至讓姐姐付出一生。

2009年，我參加一個好朋友的生日宴會，好朋友的弟弟不小心摔壞了價值六萬多元的相機，他的家人只是笑著告訴他下次小心。也是那一次，朋友的生日禮物是一臺配有私人司機的奔馳百萬轎車。

2010年，出席一個朋友的宴會，慶祝他成年后擁有家族企業百分之十的股權。也是那一次，我體驗了一頓飯可以吃掉上萬元，拉菲紅酒也是可以喝個飽的。

10塊錢，哭得發抖——60000元，一笑而過

30塊錢，一周的生活費——上萬元，一頓飯而已

幾千元學費，傾家蕩產——百萬名車，普通生日禮物

這樣的幾個數字與這樣的一個搭配，讓我們來思考這背后的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國內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表明，55%的家庭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而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儲蓄率為60.6%，其儲蓄金額占2011年總儲蓄的74.9%，這份報告的數據說明我 國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了。

收入差距過大，對社會的穩定是非常不利的。近年來，由網絡炫富而引發的網絡暴力事件不斷。從郭美美到“四大名爹”，再到現在不斷涌出的炫富門可以看出，人們的仇富情緒越來越激烈，甚至引發一些過激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衍生出一種社會的畸形心理。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推動國家進一步發展，保證民生，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已迫在眉睫。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怎樣解決我過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在這里，我有三個辦法：

第一，在稅收方面做出改革，出臺新的稅收政策。其具體做法就是提高高檔商品的稅收，同時降低日常生活用品的稅率，對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實行免稅退稅政策。繼續加大對糧食的補貼，鼓勵糧食的生產。這樣，富人才能消費得起的、大眾非必須的高檔商品的價格會上升，這樣可以將富人手中過剩的錢以稅收的形式收歸國庫，用于改善民生，實現財富的再分配。而大眾所必須的生活用品又因為稅收的減少而降價，使更多的人能消費得起，能有生活的保障。

第二，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也包括建立更好更全面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在收入與勞動價值之間維持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適當提高最低收入標準。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看到“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情況，很多因勞動而受到傷害的人通常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民，他們因為沒有很好的勞動保障，在受到傷害的之后只會把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另外，由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使得很多企業存在鉆法律空子與勞工簽訂很不合理的剝削性質的勞動合同。雇主通過壓榨勞動者獲取暴利，使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于自己收入，引發群眾的不滿。

第三，以一種合理科學的方式逐步打破某些行業的壟斷。完善政府再分配制度，建立切實可行的收入監測制度。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整體的發展，“蛋糕分配不均勻勢必影響蛋糕做大”。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體系出了問題，各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一些壟斷行業或大型國企，利用自己對國有資源的壟斷，長期獲得暴利，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派生出各種不安定因素。但是這些資源又往往關系到國家的戰略命脈，我國的現有國情不允許我們完全打破壟斷，所以，我們必須以一種合理科學的方式逐步改革。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第二篇：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摘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改革和調整，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擴大，這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必須采取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開放的成果為廣大人民共享，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收入分配 差距 擴大

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其目的之一是為了打破“平均主義”造成的不公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調整,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也應該清醒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收入分配制度已經相對滯后，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有學者指出,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都嚴重偏大,甚至已經接近或達到世界公認的風險水平。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這句話就告訴我們，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確實是一個客觀現實，而且呈現出擴大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來越重要，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如何解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現狀

基尼系數是測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按照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介于0.2-0.3之間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介于0.3-0.4之間表示基本合理，0.4是國際警戒線，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0.5就表示出現兩極分化。我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經超過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達到0.473。這說明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從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曲線來看,仍呈繼續擴大的趨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基尼系數拉大主要與收入分配不公有關。衡量居民收入總體差距的另一個指標是實際收入。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在黨的富民政策的引導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標準,年末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標準,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4977萬。城市依靠各種救濟維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萬人。我國現行的絕對貧困標準為恩格爾系數80%左右,而國際標準為60%。若按聯合國規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費1美元的標準計算,世界銀行估計我國的貧困人口還有2.12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已經成為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它既不利于經濟發展，也影響社會穩定、和諧。

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具體表現

㈠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懸殊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頻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擴大到3.36：1.另有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組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開的四次全國范圍住戶調查表明，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趨勢，從1997年開始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經達到了3.3倍。但這個結論還不能真實的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實物性補貼，如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考慮進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反應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距擴大上。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據2005年6月的統計數據，全國城鎮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貴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國上海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達到20667.91元，為全國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的速度來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后于全國9.0%的平均速度。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我過地區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

㈢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

收入因“行”而異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從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來講，1978年我國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劇上升。特別是壟斷行業也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一些壟斷性行業以各種名目發放補貼和物資，更拉大了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營企業里，工人每月收入僅400-600元左右，而且沒有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同樣八小時工作制，同工不同酬。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勞動力市場對個人受教育程度的回報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著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據調查統計，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從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進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趨勢非常明顯。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存在著明顯的遞增性，而且其遞增幅度是不斷上升的，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顯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別變得越來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將從事的管理層與中低等教育者所處的員工層之間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懸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職工的15倍以上。據某人力資源薪酬績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外企高層管理人員與操作工之間年薪差距2007年為15·2倍,進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響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三、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影響

㈠降低消費需求，妨礙經濟增長

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購買力并在長期上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在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正越來越顯著。需求的構成包括最終消費、投資和出口。我國經濟體的規模巨大,使得我國不能像東南亞的國家一樣,依靠出口擴大來實現經濟的騰飛。而在決定需求的另外兩個因素中,投資的增長,或者說供給能力的增加,歸根結底是來自出口和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能力的要求,在我國,主要是指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的消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終消費品,滿足消費需求的中間產品。因此經濟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我國的長期的經濟發展動力只能依靠我國的內需,而近年來內需增長達不到預期的水平,價格水平持續走低(當然價格走低與供求關系有關,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長期穩定適當的增長,必須有一個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應該是菱形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比重小,中產收入的人群比重大,這樣,才能形成穩定消費市場,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但是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消費不到30%的商品。農民購買力低導致了廣大農村市場啟而不動，農村消費需求無法擴大。就全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狀況而言，一般來說，高收入階層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滿足，用于消費方面的支出會相對減少，他們的消費拉動作用已經十分微弱。而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由于受購買力的制約，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維持基本消費，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會制約經濟增長。

㈡妨礙產業結構的調整

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會下降,第三產業會在經濟結構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在發達國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其次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我國經濟要發展到這一階段,還需要很長的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工業將在長期中占據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就要重視工業的發展和結構調整。從目前我國工業產品在世界的競爭力來看,我國的比較優勢很大程度體現在傳統的制造業部門,如造船、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因此,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也有必要繼續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促進經濟的發展。何況,第三產業從創立,到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也不是短時間能實現的。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要求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的對該類產品的市場需求。但是,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困難是絕大部分產品面臨過剩的危機,在很多行業都存在著過度競爭的狀況,這一點,在電視,空調等產品上表現的特別明顯,其負面效應有目共睹。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這種“過剩”是相對的,這些產品,只是相對于大部分城鎮居民是飽和的,而在廣大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很多產品沒有,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并不高,這類消費品在這些地區的潛在市場需求遠遠大于實際的市場需求。中西部的市場規模和其人口,國土面積及不相稱。目前這些產品之所以沒有達到應有的市場規模,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費能力弱,所以未能轉化成現實的市場需求。這就影響了制造業的繼續發展，也會妨礙將來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

㈢影響社會和諧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而致富的，他們的致富過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認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體系的不完善，通過“權力尋租”、“壟斷”、非法經營等手段攫取財富，成為暴富者。這部分暴富者不僅直接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更使得低收入者產生不公平感，不僅低收入者強烈不滿，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經營者也極為不滿。但是現實中人們很難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與非法致富者區分開來，于是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所有富人的財產的合法性都持懷疑態度。而且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況下出現“富者更富，窮著更窮”的情況。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來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們無法從高收入者中識別出非法致富者而導致對整個高收入人群的不滿，如果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消極心態不斷發展，就有可能采取過激行為，甚至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四、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與制度性因素

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后來隨著城鄉體制分割性的日益嚴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歧視，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的過度傾斜，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點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表現尤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家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實行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推進的傾斜政策。國家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的重點在東南沿海地區,同時在財政、稅收、外貿、金融等各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則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大量投資資金流入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加上外資的涌入，導致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而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務分配體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約，并沒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縮小地區之間可支配財力的差別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的障礙，特別是勞動力就業的自由選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市場機制對地區之間收入差別的調節作用，使得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反而變得越來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體系不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徹底,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銀行、電力、煤氣、郵電通訊、房地產等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使其從業人員的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給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現行法律規定條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稅制不健全或實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監管手段落后等獲取的收入，如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腐敗問題，如偷稅漏稅、走私、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團消費轉化為個人消費、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會總收入中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社會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 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減少社會部穩定因素。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還很不健全,存在著保障水平比較低、覆蓋面不廣、法律不夠健全、監察執法不嚴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具體來講,主要有: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的保護不夠有力,公共產品的分配也存在著向高收入人群傾斜的現象等。隨著市場競爭和風險的增加,貧困人口增多,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卻沒有配套建立起來。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中的中方員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享受到社保福利。這種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大量資料顯示,由于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會直接導致個人的就業機會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條件相同時,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越強,而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機會的不同導致不同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進而使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產生差距。我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五、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措施

㈠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3,但消費支出還不到整體的1/3。要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二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強扶貧開發工作,穩定、完善、強化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三是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點辦好“水、路、電、氣”四件大事,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改善人居環境。四是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金融、信息、技術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快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五是建立覆蓋農村的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貧困群體的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六是切實加強領導,動員全黨全社會關心、支持和參與新農村建設。

㈡優化產業結構，增加就業崗位，擴大中層收入者比重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徑。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發展吸納就業較多的傳統服務業和社區服務業;要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鼓勵和扶持包括失業人員、各類中高等院校畢業生、企事業單位分流人員和農民等自主創業;還要調整產業政策,放寬產業的準入門檻,引導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創辦經濟實體,增加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失業人員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者階層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㈢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規范收入分配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配套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國家法律制度體系，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法律制度，規范和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改變市場的無序和紊亂狀況。首先要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率，取締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業壟斷，整頓不合理的壟斷收入，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廉政建設，減少“權錢交易”活動的空間。政法不僅要制定經濟法規，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實施這些法規，只有切實貫徹落實這些制度法規才能有效規范收入分配。

㈣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樹立公平的分配觀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屬于價值觀的范疇，它們有一部分內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機會的平等、條件的平等都屬于公平的范圍。同時公平與平等又是不同的價值觀。平等強調的是某種“同”，公平強調的是某種“異”，公平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所謂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長期以來，我們都強調初次分配講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試圖通過再分配來“調節”或“扭轉”的話，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當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進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調節力度搞得過大，出現獎懶罰勤效應，就會既損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從而也會損害效率，反過來會影響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和社會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進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才能促進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確立公平的分配觀。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機制和體制

“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接受義務教育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長期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夠。因此，要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并實現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調整好國家教育資源的內部分配、城鄉分配和區域分配,改變過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點學校的局面。要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責任,普及和鞏固農村的義務教育,為民眾的“起點公平”奠定基礎。要堅持教育的公益性質,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只有實現教育公平,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使他們提高生產能力,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樣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否則，教育上的不平等，勢必進一步導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尤其是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后，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成為專家學者們非常關注的話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是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項浩大工程。它關系到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是保障國家和政治安定，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穩定機制。因此，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快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失業保險制度,積極推進醫療保險體制改革,全面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級政府要調整支出結構,盡可能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同時,還要通過健全法制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監管力度,健全社會保障基金的運行機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水平,讓更多的城鄉居民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逐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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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對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思考調查報告

對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思考調查報告

學院：法學院 班級：10法四班 姓名：覃保長 學號：110563010445 據調查得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是在人們整體收入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的同時，也出現兩極分化趨勢和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對過低(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只占全國人口的18%左右)的情況，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富裕的更加富裕，貧困的更加貧困，社會公平日漸突出的問題已充分體現在收入分配上。中等收入者比重過低以及大量的低收入者存在的結果導致了消費傾向降低、有效需求不足、消費結構斷層、持續發展受阻，同時還會造成社會的畸形分層，致使的不穩定因素增加，當前出現的仇官、仇警、仇富等諸多問題就是明顯的反映。現在，對收入分配問題中央高度重視，十六大報告就已正式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這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的重要體現。改變目前的金字塔型分配格局，努力建立起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從近期來看，它有緩和矛盾、穩定社會的作用；從長遠來看，則可以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現代化建設提供與之相配套的社會結構。

收入差距過大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是包括政策層面、市場層面、地域層面、人的層面等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從政策性因素來看，市場經濟中的政策性缺陷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濟增長成為政府的主要目標，收入差距開始產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快速

增長，相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卻沒有建立起來，社會中存在著很多暴富的機會，政府一直沒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這種局面，導致人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肯定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同時，應該看到，部分地區和行業競爭的初始機會是不均等的，如電力、通信、郵政等壟斷行業的存在導致宏觀、中觀層面收入分配差距拉開。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包括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兩個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并使這個差距不斷加大。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現階段收入分配的首要問題，是收入分配中各種問題的綜合表現。人們對收入分配的不滿情緒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他們往往把收入分配的問題歸結為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獲得收入的機會不均等這些方面，人們更加關注收入分配過程和機會的不平等，把現有收入分配問題的矛頭都指向分配制度政策性的缺陷。因此，真正地解決好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就必須以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為突破口，必須解決政策層面中存在的不平等問題，否則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一、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相關問題

只要是市場經濟，收入分配的差異化與收入途徑的多元化就是必然發生的現象。市場經濟仍然有由不完全競爭與要素和物品差異帶來的收入分配的社會不公，如：產品與要素的非同質化帶來的不公正等。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要完善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機制，生產經營中的公平競爭機制和合理的價格機制。保證要素貢獻與要素分配相符合的分配機制的正常

運行，使各個行業和勞動者的應有收益得到體現。應完善人力資本培育的合理制度，建立中等收入者比重擴大的穩定機制。現在，技術、管理等要素成為影響收入的主要因素。要使低收入者收入持續而有保證的增加，必須增加其人力資本的競爭力，必須對現有的人力資本培育制度進行變革，促進各項制度的完善，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政府應協調資源，給每個人提供一個平等發展的機會。改變因獲得資源的機會不均等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情況，這種不公狀況與市場化的分配制度也是背道而馳的。這就要規范教育的平等機制，保證所有新生勞動力都能接受平等有效的培育，加大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多種形式的物質支持。還要逐步取消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為農民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建立失業人員的人力資本轉型和升級機制。要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通過對市場的運作從內因和源頭上調節收入分配。如在宏觀財政和貨幣等政策方面，加大對中小城鎮建設的投資；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選擇上，傾斜于經濟薄弱地區和西部地區，形成多個發展極。另外，還要重視市場法制化建設，加強對非法收入的監控打擊力度。

二、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督和管理

行政壟斷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平等。這些行業中的員工，不用擔心企業的虧損，無論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都可以享受壟斷利潤，通過行政壟斷獲得壟斷利潤，然后再將利潤轉化為個人收入。而其他企業無論付出多大努力，都只能獲得市場競爭后的正常利潤，員工也只能得到正常的收入水平。這就導致行政壟斷行業的員工和其他企業的員工，在收入分配之

初就處在不平等的地位，非市場化的因素是其收入差異的主導。針對行政壟斷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只有不斷消除對非自然壟斷性行業的行政壟斷，引入競爭，積極推進市場化進程，才能打破壟斷，使所有人處在相同的收入分配起點。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時期，優勢產業的交替變化極為頻繁。雖然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最終要靠市場機制來完成，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責任就是制定反壟斷法并對壟斷行業進行監管。一是制定工資指導線，加大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力度；二是加強壟斷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通過企業內部機制規范收入分配行為；三是制定消除壟斷引入競爭的法律法規，監督和約束企業行為，確保良好的外部競爭環境；四是加強對特殊行業的監管，審計企業利潤，完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五是按國際慣例提高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六是創造同等條件促進符合這些行業要求的勞動力合理流入。

三、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

通過制定適宜的產業政策，大力發展第二、第三產業，使中等收入階層在這些產業中發展壯大，讓多數人進入中等收入階層。推進產業結構優化，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這樣就會出現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下降，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數上升現象。而這種從業人數的重新整合，就會出現具有不同的經濟地位和利益特點的社會階層，從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一個以中等收入者階層為主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50%的社會。這樣就實現了社會職

業結構的轉換，即由以藍領為主體的職業結構變成以白領為主體的職業結構。產業政策要做到城鄉有別：在城市，大力發展包括商業、飲食、服務、旅游、社區服務等第三產業；在農村，大力發展非農產業。要進一步推動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拓寬普通勞動者就業門路。通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吸納大量人員就業，避免就業機會不平等帶來收入不平等。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快速、健康發展，要放寬市場準入，改變歧視政策，實現公平競爭。實踐證明，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生產力，是改變地方面貌、增強地方實力的重要依托，也是藏富于民、擴展就業途徑的有效選擇。

四、稅收調節

稅收制度對做大中等收入群體有重要的導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處理好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三者之間的關系，既維護高收入者的正當利益，又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會增加起來，在整體收入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收入差距的調節主要是通過稅收來實現的，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進行二次分配，縮小高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這是調節貧富差距的一種有效方法。在個人稅收方面，應提高個人所得稅門檻，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并加強征繳，將過高收入調下來。它主要表現在對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遺產贈予稅、物業稅、存款利息稅、特別消費稅等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節體系的運用上。政府要完善以稅收為主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合理 的稅負機制，保證納稅比率與人們的實際收入掛鉤。目前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仍是我國稅收的主要來源，占稅收總額的三分之二左右，這不利于收入差距的合理調節。今后應注重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等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在總體上要提高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來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水平，通過拓寬對奢侈消費品等項目的稅基、制定合理的稅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機制來調低過高的收入。還要加強審計和監督力度，嚴肅稅收法制，防止各種方式的偷稅漏稅，保證稅收調節可以真正的改善低收入者現狀，增大對偷稅漏稅者的懲罰力度，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五、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高收入者可以將收入轉化為各種享受型消費，而低收入者甚至連生活都難以維持。因而社會保障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它可以促進社會公平，緩解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社會問題。全社會都要關注弱勢群體，要強化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弱勢群體的收入水平。社會保障對個人收入差距也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可以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對低收入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可以促使人們互助互濟，形成良好的社會風貌，促進實現公平目標。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起步建立的，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都很不完善，資金的籌集方法也十分單一，發放的范圍也不盡合理，對勞動者的覆蓋率比較低，相當數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障。現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日益增多以及農

村貧困人口還大量存在，針對這種現狀，政府應該不斷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完善“低保”制度，使所有低收入者都可以得到必要的社會保障，只有這樣，才可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引起這些人生活情況惡化。還要制定和完善有關法律，維護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社會群體的合法權益，鼓勵通過社會集資或其他途徑，建立社會團體慈善機構和救助機構。

總之，政策性因素是收入差距過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采取若干切實有效措施。只有這樣，這一情況才能得到根本改變，社會公平才能得以實現。

第四篇：如何看待我國收入差距問題

如何看待我國收入差距問題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調整取得積極成效。但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依然存在。這既有資源稟賦、市場競爭機制、發展階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體制機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發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別是收入分配中摻雜壟斷、尋租、腐敗等因素，使問題更加復雜，不僅積聚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也影響市場運行效率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深刻認識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問題的緊迫性，遵循增進公平、兼顧效率的原則，重新審視財稅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傾向性問題，以及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進程的影響，關注行業層面的壟斷現象和企業分配機制不合理的問題，注重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求，加強政策研究和工作協調，推進機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緊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收入差距現狀

只要不是對中國有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徹底地化解了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增長與供應極度短缺的矛盾，不僅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對中國三十年的發展給予任何贊譽都不為過。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做法，我們雖然走出了共同貧窮的時代，卻也在發展中進入了一個不和諧的時期。這種不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大量相關研究表明，包括城鄉間、地區間、行業間、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貧富鴻溝越來越深。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按國際標準，這一數字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社會**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這一數字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擴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擴大至0.458，有的地區已經達到0.467。

貧富差距還可以從財產分布方面看：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4萬億元，達到141 050．99億元。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這個數字比1978年城鄉居民儲蓄額為210.6億元，人均不到22元，強了多少倍，人們不難計算。問題在于，這樣龐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國家統計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則只擁有全部社會收入的1.4%。這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相當嚴重。還有專家預言，貧富差距在未來十年將進一步擴大。

原因

(一)歷史原因

東部地區是我國近現代工業、商業、金融業的發源地。工業資源、金融環境、市場體系及居民素質稟賦都較其他地區完善和成熟。國家長期的政策傾斜、資金投入，使得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上的“馬太效應”現象凸現。五十多年的發展不但沒縮小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距，相反，由于良好的經濟資源、配套的基礎設施、優惠的政策、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原因，使得東部地區和落后地區在新一輪發展中的經濟狀況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異

越來越大。

(二)經濟原因

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結構、質量的不平衡和差異化，是造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直接原因。從上海、廣東、湖南、廣西的情況看，四地“九五”時期GDP平均增長速度為11.4%、10.2%、9%、8.08%，上海、廣東居民收入水平、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全國其他地區。我國二、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高于一產業，造成城鎮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快于農村居民。在農民收入中，勞務經濟所得已占農民純收入一半以上，各地勞務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

(三)自然原因

地處沿海的發達地區，具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區位優勢，自然條件、基礎設施較好，在改革開放中，經濟發展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其經濟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大。

(四)政策原因

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治的社會經濟管理制度。城鄉之間，現行政策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城市偏向明顯。城鄉戶籍政策、就業政策使城鄉居民就業機會不均等；城市福利補貼政策、社會保障政策變相增加了城鎮居民的收入；農村基礎設施長期投入不足影響和限制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策

(一)改變城鄉分治的現狀

實現城鄉一體化。調整現有戶籍、就業、醫療、交通等政策，取消城鄉戶籍制度，允許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農民自由遷移，促進農村土地合理流轉；建立針對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取消明顯的就業歧視，增加農民就業機會，構建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就業和城鄉就業協調的機制和環境。

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投入。加大對農村、農業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改善農村發展環境，提高對農業、農民的財政補貼； 加大農業科技費用的投入，使其在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方面起應有的作用； 加快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使農民具有發展和擴大農業再生產的能力，增強農民進入市場的機會；在WTO允許的范圍，增加發展農業的補貼與支出，促進農業向產業化和科技化發展。

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國家要加大對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科技投入，推行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提高農村居民受教育的層次；搞好科技興農工作，加強農民實用技術培訓，讓科學技術在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上發揮作用。

(二)政府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支持力度

增強對落后地區財政政策的扶持力度。從中央對省級地方政府的財政體制、區域投資傾斜政策、區域稅收政策等方面給予落后地區更大的扶持力度，激活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優勢，增強這些地區吸引內外資的能力，改善本地區的財力狀況。

加大對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對中西部地區的稅收返還比例，平衡東部和中西部的財力差距；完善現有所得稅分享政策，提高中央財政的分享比例，加大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在增加對中西部地區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和補助的基礎上，從東部地區適當集中財力，建立起對中西部地區的特殊轉移支付制度。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

完善政策，理順國有單位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強化預算外資金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和綜合預算。對競爭性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激勵與約束相對應的經營者收入分配機制和企業內部工資分配的自我約束機制；對改制的國有

企業，加強改制過程中的產權界定、資產評估等工作，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取消政策性保護，消除行業壟斷。取消壟斷行業的政策性保護，運用經濟、行政手段，將超額利潤收歸國家財政，杜絕國有資產轉化為個人財富；比照公務員的工資制度和政策，由國家確定職工工資標準，形成合理規范的收入分配制度。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保護合法收入。初次分配國家應注重效率和發揮市場作用，鼓勵社會成員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再分配注重公平和政府調節作用，減小過大的收入差距；社會成員合法的勞動收入受到保護，使整個社會的收入結構趨于法制和合理。

(四)加大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

發揮所得稅的作用。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對工薪所得等收入按年綜合所得征稅，適用超額累進稅率；對個人利息等所得實行分類征稅；逐步將中高收入階層調整為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征收對象，發揮所得稅在調節高收入上的基本作用。

開征調節收入的稅種。通過使高收入者多承擔稅負，讓國家為政府的公共支出和轉移支出籌措資金，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和加大必要的直接收入補助方式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狀況，縮小社會成員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

加強稅務征管。改變稅務部門征管手段落后、征管力量不足以及有關部門執法不嚴、對偷稅逃稅打擊不力的現狀。加強對中高收入階層的監管，完善該群體收入來源的監控制度，實行個人財產實名制，建立法人支付個人收入的申報制和個人收入申報制的雙向申報制度，加大對中高收入階層的稅收稽查力度。

(五)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提高社會統籌比例和層次。我國社會保險繳費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的，對照國際標準，社會統籌的比例還不高。可采取逐步提高統籌比例的辦法，增加社會保險的互濟功能和收入分配調節功能，增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加強社保基金的征繳工作，開辟籌資新渠道。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問題是社保資金的來源和籌措。要提高統籌層次，增加統籌比例，加強社保基金的征繳工作；要擴大社保資金來源：在財政支出中逐漸提高社保支出的比例，增加政府的財政撥款。國有股實施減持。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起以稅收收入為主要來源的社會保障籌資機制。要爭取更多的國際援助和社會支持。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城鎮，把所有城鎮人口都納入統一的社保范圍，完善失業保障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避免新的城鎮貧困人口的產生；在農村，深化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一張覆蓋農村居民的社保立體大網。使社會保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

第五篇：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現狀，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改革的現狀，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何解決相關問題并希望出臺具體方案。關鍵詞：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懸殊的現狀眾所公認，據統計，1985年到2009年以來，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國的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事實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0.4。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就意味著財富已過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顯。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就其中的某一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專家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個重點，分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解決政府官員腐敗問題、消除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和改善弱勢人群的發展條件。

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在行業利潤高度不均，壟斷行業的收入遠超一般行業，包括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比如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金融等，這些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因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導致公共資源流失、漏出、腐敗，結果富了少數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數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沒有辦法界定來源的灰色收入，這些因素對擴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公共醫療、教育等資源的分配不均等，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據統計局的調查，外出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傷保險覆蓋率最高，是23%，醫療、養老保險都只有百分之十幾，失業保險8%。而沒有被覆蓋的又恰恰是就業和收入最不穩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溫總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的確如此，收入懸殊會造成很多負面后果，而且負面后果會非常嚴重，特別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會導致老百姓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此外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沒有社會保障，生活和就業非常不穩定，很難享受到公共服務，長期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來回流動，這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他們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老人、孩子留在農村，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屬于中低收入階層，平常有工資收入可能還好一點，一旦沒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傷，生存就成問題了。過去老的農民工還可以回去種地，但是現在年輕的農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種地了，如果不通過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縮小收入差距，比如調整個稅起征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進社會保障全覆蓋，但這些措施相對于收入懸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們有可能起到緩和收入擴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變收入差距的狀況，使它恢復到合理差距上來，光靠已有的改革還遠遠不夠。包括社會保障，這幾年推進力度很大，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被覆蓋，所以這方面的改革仍然沒有到位。更不用說灰色收入問題、腐敗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變革，不是靠完善社會保障，增加轉移支付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等的改革。

當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們一直在努力。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其背后有長期積累下來的發展不平衡，如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也有相關體制機制的障礙，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更好的協調與設計來逐步解決。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通過了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在任職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作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臺，可以全面到位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簡單地給大家漲工資，而是一項涉及到多方面的綜合性體制改革。比如，關于資源性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問題，就會涉及到資源稅改革，我們過去有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夠；對于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問題，特別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的力度還要更大，有必要考慮是否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問題，現在很不透明、很不規范，這就要從土地出讓制度及房地產稅來推進。要規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現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遠快于GDP的增長，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這也是亟待改革的。還有，社會保障制度涉及到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醫療、教育等方面，這些改革都需要推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要兼顧各方合理訴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凝聚民眾，長治久安。

其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具體方案也沒有出臺，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次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資料來源】

1.《溫家寶：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新聞網，201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