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官違法違紀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村官違法違紀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魏根良

所謂“村官”，又稱“草帽官”或“泥腿官”，是指作為社會最基層的農村干部。近幾年來，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由于新的管理監督機制尚不完善，農村干部違法違紀（本文僅指經濟方面的違法違紀，下同）問題時有發生，直接影響著農村的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制約著農村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成為干群關系緊張、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之一，直接影響到稅費征收、計劃生育等項工作的正常開展。

一、“村官”違法違紀的特點

1.違法違紀案件逐年增多。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形勢下，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對農村干部的影響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尤為明顯。從近幾年辛集市檢察、紀檢等部門查處的違法違紀案件看，“村官”違法違紀案件所占比例較大，且呈逐年上升的勢頭。

2.違法違紀金額不斷增大。已由過去的幾百元、幾千元的小打小鬧逐步發展到現在的幾萬元、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萬元以上的經濟大案比例明顯提高。有的村干部一次得手后，繼而屢次作案，違法違紀金額由小到大，最后釀成大案。位伯鎮南位井村支部書記石某、村出納員石某某，1998年8月至2000年1月，除擅自挪用鎮政府撥付該村高速公路占地賠款17萬元補發干部工資、結算吃請送開支、上交電費外，還采取偽造單據、重復報銷等手段，貪污公款6.1萬元，致使上級撥付的占地款不能足額兌付，引發了村民集體上訪。市紀委給予二人開除黨籍處分，村支部書記石某被判有期徒刑3年。

3.群體違法違紀呈上升趨勢。個別農村干部把自己視為家族代表，將親朋好友拉進兩委班子，編織裙帶關系；還有的農村干部為了個人利益而同流合污，為蠶食集體經濟、謀取個人利益營造保護圈。這類案件常常是以村班子集體研究決定為名，集體私分、挪用、侵占公款公物。小辛莊鄉小章村支部書記孫某等4名村干部1994年至1996年在村總用電量不變的情況下，采取擴大照明用電量、壓低工副業用電量的手段，從中套取電費2.1萬元，然后以“福利費”和“電力局費用”名義私分。同時，該4名村干部還利用職權，在計劃生育、批放宅基地及電管工作中，貪污受賄5.1萬元。辛集市紀委給予其中3名村干部開除黨籍處分、1 名村干部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位伯鎮北位井村原8名村干部在執政的17個月里，先后4次集體私分公款12450元，2次集體收受賄賂12000元，其中有5人被開除黨籍，2人受留黨察看處分，1人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4.違法違紀手段多種多樣。從違法違紀的手段看，已由過去的方法簡單明顯發展到現在的復雜多樣且較隱蔽。有的虛列支出虛報冒領，有的隱瞞或少報收入侵吞公款，有的設賬外賬或小金庫任意侵占、挪用、私分或揮霍，還有的弄虛作假變通下賬等，給查處工作帶來一定難度。

二、“村官”違法違紀問題產生的原因

“村官”違法違紀問題的產生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上的因素，也有客觀上的原因；既有社會不正之風和大氣候的影響，也有制度不健全、查處不嚴格等管理中的紕漏。據筆者調查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公仆意識淡薄。由于種種原因，村級干部接受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相對較少，自律意識不強，宗旨觀念淡薄，經不起金錢的誘惑。有的農村干部公仆意識淡薄，政策水平較低，缺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認為誰守紀誰吃虧，誰膽大誰發財，不貪白不貪，不拿白不拿；有的村干部認為自己是露水官、泥飯碗，有權不使，過期作廢，趁自己在位掌權趕快撈一把；還有少數村干部存在著“小貪小占，大貪不犯，公安不逮，法院不判”的錯誤思想，缺乏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水準，把黨的紀律和勤政為民的宗旨臵于腦后。這些人掌權不是在職一任，造福一方，而是饑不擇食，見錢就撈，挖空心思侵占集體資財。于是，有的貪污、挪用公款，有的任意發放獎金補貼，有的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揮霍浪費，有的請客送禮，用公款拉關系，為自己日后鋪路等，這是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產生的主觀原因。如某村支部書記張某，除參加過有限的幾次市鄉組織的集中學習教育外，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人生觀、價值觀傾斜，先后侵吞宅基地款、修路款土葬罰款和最低生活保障金18520元。

2.監督管理不力。首先是領導認識偏差。有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鄉鎮干部）認為嚴格財務管理不利于改革開放，不利于穩定農村干部隊伍；有的認為加強農村財務管理會束縛經濟發展，堅持財務制度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現等，因而放松了對農村財務的管理，對出現的混亂問題漠不關心，視而不見，有的甚至包庇、袒護有經濟問題的村干部，等問題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由檢察、紀檢部門動“大手術”。其次是管理隊伍力量弱。尤其是鄉級農經管理干部更換頻繁，人員不足，且專職不專業，主要精力放在了抓農業生產和中心工作上，本職工作成了副業，基本上沒

有時間抓農村財務的日常管理工作。村級財會人員業務素質普遍較低，有些財會人員不僅監督職能發揮不夠，甚至就連最起碼的反映職能也未發揮，還有少數財會人員與違法違紀的村干部同流合污，倫為經濟犯罪的協同者。

3.財務管理制度形同虛設。近幾年來，為了加強農村財務管理，黨和政府在農村廣泛推行了財務公開和民主理財等項制度，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也有少數村這些制度沒有得到很好落實，使其有名無實，形同虛設。另一方面，有些村的干部法制觀念淡薄，無視財經紀律或財務制度之規定，視農村財務為“家財政”，管理不民主，財務不公開，少數干部說了算。沒有嚴格的內部控制制度，職責不明，越俎代庖，會計管賬又管錢，干部批錢又花錢，更有少數村干部集簽字審批權、公章、錢款于一身，為一些人徇私舞弊、違法違紀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某村果園承包金、宅基地款、企業承包費等收入每年有十幾萬元，絕大多數是由村支書張某自己收取，不入村賬而隨意開支，待全部開支后才將收入、支出單據移交財會人員記賬。1998年該支書下臺時，一次就報銷15萬元的白條開支。村會計看到村支書如此報賬，認為其中很多開支不合理甚至是虛假開支，于是也想趁機撈一把，遂編造了一張“我村取某某水果297箱，合款8910元”的白條支出憑證，并冒簽了村支書姓名，從而貪污集體公款8910元。

4.對違法違紀問題處理力度不夠。由于對查出的貪污挪用、集體私分、公款私存、吃喝請送、超領工資獎金等違法違紀問題處理不嚴，甚

至不了了之，不僅使違法違紀者愈發無忌，產生慣性，而且誘發另一部分農村干部私欲膨脹，致使違法違紀者日益增多。

三、解決“村官”違法違紀問題的對策

“村官”工作在最基層，整天和老百姓打交道，其一言一行直接影響著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也直接影響著農村的穩定與發展。“村官”違法違紀問題逐年增長，嚴重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疏遠了黨群干群關系，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進行綜合治理。

1.加強對農村干部的思想教育，使其不想違法違紀。解決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首要的問題是強化教育，特別是要抓好理想宗旨教育和艱苦奮斗教育，使農村干部樹立良好形象，做到廉潔、勤政。鄉鎮黨委作為村干部的直接管理者，要切實加強對農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通過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和黨紀法規教育，增強村干部的宗旨意識、依法施政意識和廉潔自律意識，克服唯利是圖思想，加強自身修養。為此，應當把對村干部的黨性黨風教育和警示教育作為一項長期任務，特別是結合當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動，對農村干部進行正面教育，使其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切實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誠心誠意為人民謀福利，掌權為民，執政為民，清正廉潔，無私奉獻，不斷增強自身的拒腐防變能力，取得廣大農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這是解決農村干部違法違紀的治本之道。在此基礎上，還要通過以案說法，利用反面典型的教育作用，使其受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示教育。

2.加強對農村財務的管理監督，使其不能違法違紀。對已有的財會人員配備、賬款分管、收支審批、民主理財、財務公開、定期審計等項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要下大力抓好檢查落實，同時還要針對農村干部容易犯錯誤、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及時制定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完善規章，健全制度，為實施有效的管理提供制度保證。通過規范和加大對農村財務的監管力度，不讓那些心術不正的村干部有機可乘，村絕違法違紀案件的發生，防患于未然。

3.加大紀檢、檢察、公安機關的打擊力度，使其不敢違法違紀。一是要堅持露頭就打，不讓其形成氣候。同時要保持打擊的連續性，防止潛在的因素轉化為現實。二是要在農村開展專項集中打擊活動，集中力量查辦“村官腐敗”，注意從一般案件中發現大要案和“串案”、“窩案”。三是要拓寬案件來源，提高發現違法違紀的能力。通過典型案件，加強法制宣傳，調動群眾舉報違法違紀案件的積極性。對于已查實的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不論涉及到誰，都要嚴肅查處，不包庇、不護短、不袒護，不疏通關系說好話，造成打擊農村干部違法違紀的聲勢，形成強大的震懾力量，使少數抱有僥幸心理的農村干部不敢以身試法。

第二篇：大學生村官的現狀調查與思考

大學生村官的現狀調查與思考

［摘要］：“大學生村官”政策，是培養優秀農村后備人才，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大學生村官”在農村，是黨的政策宣傳者，思想轉變的推動者，基層情況的反映者，科技脫貧致富的領路者。同時，“大學生村官”是一個新事物，成長中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從“大學生村官”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存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高社會各界的認識，合理安排工作崗位

加大培養鍛煉力度，切實加強管理和考核的建議，以促進“大學生村官”隊伍建設。［關鍵詞］大學生村官現狀思考

一、背景

大學生村官：是指按照公開招募、自愿報名、組織選拔、統一派遣的方式，篩選出專科以上學歷應屆或往屆畢業生,擔任村（社區）黨支部書記助理、村（社區）主任助理或其他“兩委”（社區）職務的工作者。［1］當今，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尤其是廣大農村青年進入城市，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短缺，農村社會管理難度增大。農村的發展成為社會和諧發展的薄弱環節。為加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黨中央站在科學發展的高度上，鼓勵大學生走進農村，擔任村官，充實農村新生力量，加強農村管理。這是一項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目前，大學生村官已公開招聘了三批，為農村注入新的生機，不少人憑著自己的文化功底，科學知識和協調能力，做出了顯著成績，也有人不了解農村實際，工作難有起色。針對這些現象，社會上議論紛紜。現在需要的是，不要責難，不要非議，有必要分析大學生村官工作環境、工作職能、工作意義，正確理解大學生村官，并從中找尋出提高村官們工作成效的對策措施，達到培養人的目的。

二、選拔大學生村官的背景

首先需要我們了解的是這一現象產生的相關背景、現狀及問題。

當前，“大學生村官”已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大批的大學生涌到農村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什么這么多的大學生甘于放棄大城市而進入到農村呢？這就有必要了解我國當前的大背景。

（一）從國家層面來看，是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養優秀農村后備人才相結合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方針，為大學生深入農村當村官提供了政策導向和支持。胡錦濤總書記在對首屆“中國十佳大學生村官”來信中作出了重要批示，肯定了他們的創業激情和奉獻精神，也要求有關部門研究完善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努力使大學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動。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了大學生“村官”代表座談會并作了重要講話。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要認真貫徹落實胡錦濤同志關于大學生“村官”的重要批示，他強調，大學生“村官”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黨政機關培養和儲備來自工農一線后備人才的重要來源。并針對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體制、資金、培訓，宣傳作了具體部署。［2］遵照中央精神，各省市也出臺了相關大學生村官的優惠條件，如：從事村官的大學生，在就任期間待遇不低于上年的平均工資，工作期滿后自主擇業，擇業期間享受一定的政策優惠。同時，大學生村官在考公務員、事業單位、考研時可享受加分政策，對于有創業意向的大學生村官，可享受國家規定的有關政策。［3］可以說，中央的高度重視，為大學生走進農村奠定了基礎，明確了方向。大學生村官工作環境進入了最好的發展時期。

（二）從農村現狀來看，是推動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客觀要求。長期的人才外流導致農村基層人才匱乏，素質有待提高，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踐中，農村干部的作用極為重要。而當前，就農村干部而言，普遍

第三篇：問題村官問題調研思考

“村官”是新農村建設最直接的組織者和實施者，他們直接面對千家萬戶，是黨和政府聯系百姓的橋梁和紐帶，在農村絕大部分村官能夠為百姓做實事、辦好事，帶領村民致富奔小康，但少數問題村官自私自利、蠻橫獨斷，不為村民著想，反而貪污、挪用集體財物。河南省淅川縣法院通過對2004年以來所辦理的涉農案件調查發現，問題“村官”成為新農村建設的絆

腳石。

問題“村官”問題多多

挪用集體財物致使富村變窮村。個別“村官”把村集體財物作為自家的后花園，隨意處置。自2004年以來，淅川縣法院共查處村干部貪污、挪用公款９起，占貪利性職務犯罪的20％。如村支書梁某，2004年３月挪用村集體的土地補償款25萬元用于自己做生意，后生意虧本無力償還，又因大吃大喝，使本來相對富裕的村變成了債臺高筑的窮村。

截留、挪用專項資金致使該建的項目成為泡影。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山區農村的力度投資力度，修路、打井、危房改造、植樹造林、小流域治理等等，上級都撥有專款，部分村干部就把目光瞄準了項目款，在偷工減料上做文章，修路不按標準的寬度和長度，打井不建配套設施，植樹造林年年造林不見林，只見投資不見效益，這些款項60％被村干部揮霍，群眾對此熟視無睹，認為沒有花自己的錢，殊不知這種行為侵害的正是群眾的切身利益。

自私自利、蠻橫獨斷引發群體性上訪。個別村干部不為群眾著想，只打自己的小算盤。有些利用職權低價承包村集體的果園、魚塘，有些違規在村集體土地上建廠開礦，引發群眾不滿而上訪。

嚴查問題村官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當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鄰里和睦、村容整潔、基礎設施健全、各項事業協調發展的新農村，可是，個別問題“村官”的所作所為卻阻礙著新農村建設的進程，解決這一問題，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嚴格選拔品德好、思想正、能為群眾干實事的人當村官。在新農村建設中，鄉鎮黨委要強化對村“兩委”班子的領導，一方面要加強農村黨員隊伍建設，提高政治思想素質，從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質好、年富力強的黨員中選拔農村干部。另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干部學習培訓，教育村干部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使村干部真正成為聯系黨群關系的紐帶，成為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的領頭人。

要強化監督管理，將監督機制落到實處。要強化鄉鎮對村干部的監督，要避免村干部直接管錢管物，實行村賬鎮管的辦法，將村級財務集中到鄉鎮統一代管，定期對村級財務進行檢查、審查，杜絕貪污、挪用及不合理開支。要實施農村政務、財務公開，定期將村里的重大事務、財務收支情況向村民公布，接受群眾監督，提高農民法治和民主意識，推進依法治村的進程。要對村干部實行目標量化考核，根據崗位職責確定目標任務，對工作不負責而出現重大差錯的，該處分的處分，該免職的免職，提高村干部履行職責的積極性。

將預防的“觸角”延伸到農村，定期對村干部進行預防犯罪知識教育。村干部已成為職務犯罪的高發區，檢察機關應將預防的“觸角”延伸到農村。一方面對出現問題的村干部進行教育，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存在問題的嚴重性，教育他們痛改前非。另一方面利用鄉鎮工作會議機會，對村干部進行預防職務犯罪教育，針對村干部職務犯罪的特點，提出切實可行的預防措施，堵塞村務管理上的漏洞。同時，將預防村干部職務犯罪納入鄉鎮的目標考核中，加大鄉鎮對村干部的監管力度。

要堅持標本兼治，在嚴查農村職務犯罪案件的同時，努力化解農村矛盾糾紛。村干部職務犯罪大部分與矛盾糾紛相交織，查處村干部職務犯罪既保護了群眾利益，又能化解矛盾糾紛。因此，一方面要對構成犯罪的村干部嚴厲打擊，另一方面要對沒有問題的村干部依法保護，還干部一個清白，給老百姓一個明白，加快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村穩定和社會發展。

第四篇：村官違法違紀調查報告

日前，全國村干部廉潔自律建設專項督查調研組，分赴河北、江蘇、青海、湖南等8個省進行了督查調研。

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詹成付表示，近些年，中央對“三農”問題的支持力度加大，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在一些地方，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也凸顯出來，并造成上訪不斷。這些問題引起了中央領導和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這樣大規模的督查調研村干部違法違紀，在近些年尚屬首次。

記者在湖南、遼寧走訪了6個市7個縣，通過直接入戶調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并探討了村干部違法違紀的原因及其解決之道。

違紀違法村干部“一把手”居多

曾連續三屆當選沈陽市人大代表，并多次獲得全國、省、市勞動模范稱號的徐寶文出事了。

徐寶文出事前是遼寧省沈陽市東陵區前進鄉望花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望花集團公司總經理。

幾年來，有關部門曾根據群眾的舉報多次對徐寶文進行調查。調查組七進七出望花村，由于來自各方面的阻力，未能發現大的問題，致使憤怒的村民到省級機關上訪近百次，進京上訪20多次。

去年，沈陽市紀委排除各方阻力，會同信訪、審計、公安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發現徐寶文在1998年，借所承包的村辦集體企業望花啤酒廠轉制之機，非法占有國有和集體資金1393萬元。此外，他還有多起貪污受賄行為，違紀違法所得總計3124萬元和8800美元。徐寶文現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這只是村干部違法違紀典型案例之一。

湖南、遼寧兩省紀檢監察部門向記者提供的數字表明，xx年以來，湖南省共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2996件；xx年以來，遼寧省共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2975件。

在調研中，記者發現，違紀違法的村干部大

部分是在村里掌握實權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違法違紀涉及的數額少則幾千元，多則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甚至幾千萬元。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兩省村干部違紀違法的主體，以黨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居多，占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總數的90％以上，民怨極大。

這些案件主要表現在利用職權，以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補償款，救災救濟、扶貧優撫款物以及糧食直補、移民、退耕還林、宅基地等款項；以低價私自出租、轉讓、發包集體所有耕地、林地、礦山、灘涂、荒地等，貪污土地補償款、工程款及廠房承包款等。

村干部違法違紀作案手法五花八門。有的相互勾結、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賬，直接侵吞。有的手段相當隱蔽，如以發補助、獎金的名義將公款私分，或借待客、跑項目、購物資等事項，虛列開支、虛報冒領；還有的設賬外賬，公款私存等等。

在調研中，記者發現，村干部違法違紀的現象十分普遍，有的情節甚為惡劣。督查組將其歸納為7種：一是借宗族勢力，“拳頭當權”，恃強欺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權利；二是濫用職權，在土地轉讓、承包、處理糾紛、審批宅基地、計劃生育指標等工作中卡拿索要；三是獨斷專行、辦事不公開、不公正、不公平，剝奪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四是發包土地、工程，優親厚友，以權謀私；五是參與賭博、揮霍公款；六是在任職期間外出打工，對村務疏于管理，失職瀆職，造成嚴重后果；七是在換屆選舉中，制造假選票，進行不正當競爭，甚至賄選。

村干部違法違紀區域分布相對集中，主要在經濟發達的城鄉接合部和封閉的欠發達村。

經濟發達的村，違紀違法行為主要表現在土地補償、企業改制、選舉和村務管理上，多體現為利益之爭。而在欠發達地區，多是作風霸道、仗勢欺人。

記者所在的調研二組組長，中組部全國基層黨建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常月英深有感觸地說：“村干部工作在基層第一線，我們一方面要關心他們，另外還要加強嚴格的管理和監督。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村民自治負重前行

曾含淚上書總理，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李昌平在他的《我向百姓說實話》一書中，曾發出“24個為什么”的吶喊。吶喊之一就有“為什么法律允許村民自選村主任，而農民滿意的村主任卻越來越少了？”，“為什么法制越來越完善了，農村上訪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盡管李昌平早已離開了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職位，但他的疑問依然懸掛在中國鄉村的地平線上。

當村民自治遭遇“386170部隊”

遼寧省紀委糾風室副主任黃建華曾暗訪過該省一個縣的20戶農民。村民告訴他，現在農村“腦子好的上學去了，腦子活的經商去了，健康的小伙當兵了，會手藝的打工去了，女孩子漂亮一點的也進城了”。

面對記者，黃建華嘆了口氣：“有的村，你要想找一個像樣的人談話都很難。8個黨員7個牙（當地民諺，形容留守在農村的都是老人）！要選出像樣的村干部談何容易。”

在湖南，情形也不容樂觀。

湖南省醴陵市官莊鄉的鄉干部反映，他們那里是“386170”部隊（指

婦女、兒童、老人）。“在這種情況下，能留在村里被選上當村干部的，也只能是矬子里拔將軍，同時，許多村支書仍是老黨員，后備黨員嚴重不足。”

湖南省有關部門曾調查過150名村民對村干部的評價，結果是：認為村干部能勝任或基本勝任本職工作的僅有26人，占17％。

撫順市順城區會元鄉黨委書記趙連生說，當前，在農民文化水平、法律水平都比較差的情況下，一些由宗族勢力選出來的村干部，并不是村民真正想選的人。

遼寧省民政廳紀檢組組長楊軍則直言不諱：“在東北，你一進村，看房子誰家最好，肯定是村干部家。”

有一個村，原村干部工作作風霸道。后來村民一賭氣選出來的村主任連小學文化都沒有，大字不識一個。鄉里有事，通知這位村委會主任到鄉里開會，他從來不參加，說：“我是選出來的，你們想開會就到我村里來開！”

遼寧省撫順市碾盤鄉鄉長張靈高的感慨是：“最先進的法律面對最落后的人群。”張所稱的“最先進的法律”是指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民主治村、村務管理，該怎么辦，按什么程序辦，法律規定得清清楚楚。但目前一些村干部的綜合素質不強，有的平時不學法，遇事不懂法。遼寧一村委會主任多次截留、挪用公款高達385萬元，直到立案后，才知道觸犯了法律。

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計生局長劉衛國說，當前村干部年齡結構大，思想陳舊，后備干部嚴重不足。一些村干部經海選產生以后，堅持原則性不夠，因擔心下一次選舉的選票，遇事不敢挺身而出。

誰來監督村官

村干部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到底由誰來管，沒有誰能真正說清。

大連市民政局副局長惠安成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確哪個部門是管理村干部的主管部門，都管，又都不管，對村干部沒有有效監督。

惠安成分析，村干部不同于公務員，不同于企事業單位領導，又不同于個體私營企業主，到底由哪個部門來管？是組織部門還是人事部門？還是民政部門？目前，許多村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是“一肩挑”。在農村，工作方法往往是家長制，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這是村干部不能廉潔自律，走向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農村處調研員韓全永認為，對于村干部，當前有關部門是按職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協調機制。組織部門管黨建，民政部門管選舉，農委（農經）管集體資產和離任審計，違法違紀歸紀檢監察部門，刑事案件歸公安，連村干部的基本情況和統計數據也要幾個部門相互來湊。

其次，由于政務繁忙，人手不足，各部門對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基本上持“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

以遼寧省撫順市為例，該市基

層農業經管站的編制一般只有兩個人，平時應付各種報表都很緊張，兼顧村干部的審計工作，就更吃力，遇上村委會集中換屆（離任）審計，三縣四區580個村，2140多個村干部，根本審計不過來。

從對兩省的調研情況來看，鄉鎮 一級，對村干部監管則持“三不”態度，即“不能管，不敢管，不愿管”。

有的鄉干部反映，按照法律規定，鄉鎮與村委會是指導關系，不是領導關系，政府不能對村干部進行監管。

有的鄉鎮領導說，很多村干部是鄉鎮的人大代表，鄉鎮干部要接受人大監督，管多了對自己不利，在監督上有顧慮。

在調研中，許多村民反映，村干部的違紀違法問題查處難度大，主要是人情干擾。有的鄉鎮干部與村干部有利害關系，鄉里領導不但不愿管，有的甚至還會去四處說情包庇。

湖南省常德市一位人大代表說，大多數村干部違紀違法的背后往往都有著錯綜復雜的背景，包含著權力之爭和利益關系。一些群眾意見大、媒體曝過光、長年久拖不決的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往往都和少數地方政府領導的袒護有關。這造成了有些村干部違紀問題自恃“后臺硬”不怕查。

“5％的村尚未實行村務公開”的背后

湖南省民政部門提供的數字表明，截至目前，湖南省有5％的村未實行村務公開。“村干部違紀違法問題的背景和成因十分復雜，這與村里的民主氛圍、村務公開透明的程度密切相關。”中組部組織局三處干部魯曉東說。

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盡管取消了“三提五統”，但村級的支配權仍然很大。許多村的大小經濟實體都由村里直接或間接支配，村干部可支配財力相當可觀。

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由于近年來國家宏觀調控向農村傾斜，政府糧食直補等轉移支付款和土地等各種補償金均數額較大，一些政策明文規定由村級集體負責分配。“招待費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遼寧省有一個村子叫康樂村，該村原村主任光招待費平均每天289元。村級財政管理的混亂，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

過去基層政府主要精力放在抓民主選舉上，對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許多地方目前還處于制定方案和試點階段。

同時，村務公開也缺乏具體的操作規范。在調研中基層干部反映，現在，上級對村務公開只規定了一些原則，沒有具體明確的制度規范，不便于操作和監督。

調研組進村看到的事實是，各村對于村務公開，什么做法都有，彈性較大。有的村財務只按會計科目公開，群眾看不到每筆開支，難以發現漏洞。很多地方對干部的財務審批權限沒有規定，有的村干部自行對村支書、理財小組和村民代表會議的審批額度分別劃杠杠。

法律應界定何為賄選

從兩省調研的情況看，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村干部賄選問題屢禁不止，一方面反映了干部素質低，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和制度本身不完善，賄選難以認定。“中央的政策好象都把農民當作大學生。對農民，不能搞復雜的程序，要簡單易操作。”一位村干部這樣說。

有的基層干部反映，《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干部的任職條件不加限定也值得思考。凡是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就能當村干部，有些因偷稅漏稅、賬務不清已被關押，或剛刑滿釋放，或被檢察院免予起訴的人也當選村委會主任，這些人如何領導村民民主自治？

更有甚者，少數村干部依靠黑惡勢力稱霸一方，致使村委會難以如期進行換屆選舉。目前，僅湖南省衡陽市就有67個村委會因情況復雜，未能換屆。遼寧省村委會換屆選舉去年已基本完成，但因同樣的情況，至今尚有40多個未能換屆。

湖南省民政廳副廳長唐伯玉表示，當前，應積極研究解決好選舉中的突出問題，尤其要明確候選人的條件，這是選人用人的關鍵環節。要對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進行認真總結，研究制定相關法規政策，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參選人競選行為規范、村委會成員罷免等程序，促進農村民主選舉健康發展。

村干部管理的“四個民主”

在兩省的調研中，調研組認為，村干部管理最有效的途徑是由村民進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這“四個民主”。

一些地方干部對農村選舉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有想法，認為民主是非常現代化的東西，農村群眾素質低，不適合搞民主。但多數干部認為，民主選舉好于任命制，因為責任與權力來源是相聯系的，任命的干部只對上負責，選舉的干部則必須對下負責。

在管理和監督上，各地也有不少新的嘗試。湖南省從1997年以來，一直堅持民主評議

村干部制度，遼寧省實行村“兩委”（村黨支部和村委會）職能分工，并開展黨員“設崗定責”活動。

此外，加強和改善村干部教育培訓，全面提高村干部隊伍素質也是解決之道。村干部自身的綜合素質是拒腐防變的根本。

還要加大培養選拔農村后備干部的力度。要進一步擴大選人視野，拓寬選人渠道，積極探索從農村致富帶頭人、退伍軍人、回鄉大中專畢業生、外出務工經商人員、農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成員中培養選拔村干部。

同時，指導各地采取面向社會公開招聘、選調大中專畢業生、選派機關干部到村任職等形式，充實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利用遠程教育手段，對村干部開展依法民主治村、民主興村的系統性教育培訓。

實施“村務公開陽光工程”，加快拒腐防變機制建設。“陽光”是抑制“腐敗”最有效的手段。推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是繼政務公開之后的又一項“陽光工程”。要尊重農村干部的首創精神，并盡快明確界定和劃分村“兩委”的工作職責。

加大群眾民主監督的力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務監督制度、村民民主理財制度、村級財務收支審批制度、村級事務民主決策制度和民主評議村干部制度，切實保障村民群眾的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強化對村干部的監督制約。目前，在湖南衡南、懷化等地，有些地方的群眾開始評選“最不滿意的村干部”。

理順村干部管理體制。建立由紀檢監察部門牽頭抓總，組織、民政、涉農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密切配合的體制，將村干部管理工作納入黨風廉政建設體系，形成各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進一步明確鄉鎮黨委政府對村級組織監督的職責，對監督不力造成嚴重后果的，要嚴肅追究鄉鎮黨委政府和相關工作人員的責任。

化解村級債務，健全激勵機制。村級債務是農村普遍存在的一項隱患，不能久拖不決。要認真研究解決農村基層組織面臨的不良債務和資金運轉困難問題，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鄉村債務。

要積極建立健全村干部激勵保障機制，落實村干部的待遇，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條件，逐步建立村級組織自我運轉的經費保障機制，使村干部能夠集中精力把農民的事情辦好

第五篇：對當前公安民警違法違紀問題的幾點思考

對當前公安民警違法違紀問題的

幾 點 思 考

全國“二十公”和全省“二十一公”以來，全省公安機關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公安工作，認真履行三大政治和社會責任，領導和機關深入基層，強力推動“兩公”會議精神和“五條禁令”的貫徹落實，確保了全省社會和治安穩定，公安隊伍建設有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在公安隊伍中，確實有極少數害群之馬，他們濫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執法不嚴、執法不公甚至執法犯法，嚴重敗壞了公安機關的聲譽和形象。今年1—10月，全省公安機關共發生違法違紀案件91起，涉及民警121人（含處級8人，科級59人），與去年同比，案件起數下降6.19%，涉及民警上升2.54%，涉及民警中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有32人，與去年同比上升28.1%。這說明，今年雖然公安民警違法違紀人數上升幅度不大，但涉嫌犯罪的民警數量增加。據筆者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省公安民警違法違紀情況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如圖）。

說明：一是我省公安民警違法違紀比例雖然呈下降趨勢，但目前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二是由于公安隊伍人員結構實際，構成了民警違法違紀具有“五多一少”現象，即青年民警多、黨員民警多、領導骨干多、職務違紀多、法紀處理多，女民警較少； 三是從違法違紀案件的性質看，種類較為齊全，而且殺人、販毒等惡性案件每年均時有發生。大量案例表明，一些民警走上違法違紀道路，既有思想道德觀念蛻化變質的原因，又有業務素質低下的問題。當前違法違紀民警在思想道德觀念上表現出來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極少數民警信仰發生危機，理想信念產生動搖，走向了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二是執法思想觀念出現偏差，顛倒了“主人”與“公仆”的關系，不僅不能為人民服務，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反而直接侵犯人民群眾的權益；三是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影響，貪圖安逸，追求享受，以權謀私，執法犯法。而因業務水平低下引發的違法違紀問題也時有發生。執法不懂法，在執行實體法、程序法方面違法違紀案件的發生，直接影響了公安機關的形象，敗壞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民警及其家屬也直接受到傷害，教訓十分深刻。

胡錦濤總書記曾明確批示，“在全部公安工作中，隊伍建設是根本，也是保證”，要求公安機關“完善法規，強化監督，做到公正、文明執法”。這為公安工作和隊伍建設指明了方向，也是新形勢下加強公安監督工作的行動指南，我們應認真貫徹執行。

思考之一，強化宣傳教育，筑牢思想防線。公安機關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切實提高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現在監督意識不強的問題普遍存在，包括接受監督和監督別人兩個方面，實踐當中，有的人逃避監督、拒絕監督、討厭監督，有的人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在這種情況下和社會轉型、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發生嚴重違法違紀問題就不是偶然之事。當務之急是要利用各種方法，強化對公安民警的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筑牢拒腐防變和公正執法的思想防線。

要堅持理想信念教育，解決精神支柱問題。教育公安民警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認識和處理問題，不斷灌輸個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只有與崇高的公安事業結合在一起才能夠實現和體現，不斷增強執法為民的理念，走穩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

要注重警示教育，做到警鐘常鳴。現在各級公安機關學習教育活動很多，上級通報的外省、外地的反面典型案例不少，但是針對性普遍不強，說歸說、聽歸聽、干歸干，教育的成效不大。應結合實際對本地區、本警種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反面典型案例及時進行總結，用于教育和警示民警。同時，要強化預防教育，教會民警如何避免犯類似的錯誤，防止重蹈覆轍、“前腐后繼”。

要認真履行職責，做過細的思想政治工作。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們有的領導干部和職能部門的同志不了解民警真實的思想狀況，不完全了解公安工作和隊伍建設中真實、具體和全面的情況，以致個別人干了壞事沒人知道，等到問題暴露時往往大吃一驚。因此，要正確分析和估價隊伍的現狀，要充分認識到隊伍中存在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切忌自我感覺良好，盲目攀比、不以為然甚至麻木不仁。要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坐在機關、浮在面上，僅聽匯報和看材料，難于了解到真實情況；可選擇在專項治理中或發生問題后，及時進行深入調研，才能將真實具體的情況搞準弄清、將原因分析透徹，整改的力度和教育的深度才大。

要善于與民警廣交朋友。各級領導和隊伍管理、監督部門的同志，要以人為本，多與民警交心談心，了解民警的真實思想，了解民警的工作、生活情況，了解民警最需、最盼什么等，才能使我們的思想工作有的放矢。

要充分發揮基層科、所、隊負責人的作用。這些“兵頭將尾”是抓工作、帶隊伍的關鍵，要善于通過他們了解民警的實情，指導他們做好相關的思想政治工作。

要改進工作方式方法。要想了解到全面真實的情況，必須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否則難以奏效；了解掌握情況后，有針對性地做工作，也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切實改變“我說你聽、我打你通、行政命令、整紀剎風”“空谷式”的教育方式。

總之，通過持之以恒的教育，打牢民警的思想基礎，筑牢思想防線，狠抓這一基礎性的治本工作，提高民警的素質，做到“使其不為，使其善為”，真正促進執法為民思想的根置，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違法違紀問題的發生。

思考之二，建立完善規章制度，并使之真正落到實處。現在各級、各部門很多規章制度已經逐漸建立和完善，但從不少單位出了問題后進行反觀和視審下來，主要還是已有的規章制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如槍支管理使用方面，有的公安機關公務用槍沒有辦理《槍證》，有的持槍民警沒有辦理過《持槍證》；有的沒有執行槍支管理人員責任制，領用、交回不登記；有的民警休假期間也不將槍支交單位統一集中保管，漏管失控；有的民警攜槍飲酒、隨意擺放，隱患極大；有的民警與人發生矛盾糾紛后，不能理智對待、妥善處置，而是拔槍嚇唬對方，甚至開槍致人傷亡等，說明各個環節的相關制度根本沒有落實。一些地方的領導在貫徹執行規章制度方面往往虎頭蛇尾、時緊時松，講求實用主義，擺花架子，作表面文章；一些基層民警對規章制度不嚴格遵守和執行，我行我素、置若罔聞，以致問題屢屢發生。

要對權力進行合理配置和架構。公安機關具有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權力，有的權力過于集中（如車管等部門），有的執法自由裁量的空間過大（如對賣淫嫖娼者最高可罰5000元，其中多罰少罰完全由執法者裁定），有的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群眾往往對申訴復議不抱多少希望，認為會“老子包庇兒子”。因此，要努力從權力的配置和架構上進行適當調整，使之盡可能合理。

要在制度設計上避免缺陷。應審視已有的規章制度是否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社會歷史發展潮流。我們只有以警為本，民警才能以民為本，執法為民才有堅實的基礎作保證。在制度功能的設計上，既要防止個人欲望（利益）受到沖突而影響法定職責的履行，又要注意切斷犯罪錯的動機與機會之間的聯系，還要防止權力的非規范化運作。

要實行責任制。在實際工作中，對重大警務部署或上級決定和有關規章制度及規范性文件，基層往往落實得不夠好，有的不能持續抓或遇到困難繞道走，有的掂輕怕重、爭功萎過，有的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找種種理由搪塞等。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各部門都要增強責任意識，明確責任制，將各項工作任務層層分解，責任到人，獎罰分明，保證各項工作任務和規章制度真正落到實處。

總之，沒有制度作保證不行，而制度設計缺陷也不行；要通過建立健全規范科學的制度，并切實得到執行，加強對民警的管理，做到“使其不能，使其必為”。

思考之三，強化監督工作，保證執法為民。目前，公安隊伍中少數民警素質不高，立警為公、執法為民思想樹得不牢，特權思想在一些民警的頭腦中仍然較為嚴重，既有對待群眾態度“三差”、“四難”和形象不佳的“外傷”，又有執法不嚴、執法不公甚至執法犯法的“內傷”，離黨委、政府和法律要求及人民群眾的期望還有不少差距。

要增強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部長在為公安紀檢監察、警務督察、審計業務教材所作的序言中明確指出“在公安機關，沒有不受監督的權力，沒有不受監督的民警。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的權力行使到哪里，監督的觸角就要延伸到哪里。”各級公安機關領導和全體民警都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這句至理名言眾人皆知，但究竟民警的認識程度有多深？要理直氣壯地喊出“監督是關愛，接受監督是福氣”的口號。實踐證明，任何民警不接受監督，無異于政治上的“自殘”和“自殺”。

要強化執法監督。公安機關是執法機關，監督的重點是執法活動。公安監督部門要把經常性的執法檢查作為一項重要工作，注意及時發現和糾正執法活動中出現的濫用權力和滋生腐敗的問題，加強對執法過程中容易發生問題的部位和環節的檢查，通過發通知書、建議書、決定書等形式督促相關單位落實整改措施；警務督察部門要經常深入基層單位和辦案部門，運用現場督察、蹲點暗訪和組織異地交叉督察等方法，加大事前、事中的檢查力度，及時發現和糾正帶有普遍性、傾向性和苗頭性以及深層次的問題；審計部門要加強對公安執法活動中涉錢涉物環節的審計監督，堵塞制度、程序和管理中的漏洞；各執法辦案部門也要加強執法檢查工作。要編織起執法監督的嚴密“網絡”，真正把監督貫穿于執法活動的全過程，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要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根據全國“二十公”和全省“二十一公”有關精神，要盡快整合公安機關紀檢監察、警務督察、審計、法制等內部監督力量，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制約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同時，要進一步深化警務公開，自覺接受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努力改變“上級監督下級太遠，同級監督同級太軟，下級監督上級太難，法律監督太晚”的狀況，發揮監督制約作用，規范權力運作的過程，做到“使其不敢、使其敢為”。

此外，還應通過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關愛民警的權益，做到“使其不想，使其好為”；同時，改革獎懲激勵機制，促進民警的全面發展，做到“使其不怠，使其永為”，以更好地執法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