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淺談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摘要：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為導火線而爆發的五四運動是北京大學等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門前集合，隨后舉行游行示威，他們高呼“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的宣言。學生的愛國行動雖然受到了北洋政府的嚴厲鎮壓，但是它也為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大范圍傳播產生了巨大的歷史意義，及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想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也拉開了序幕，這場運動是在新的時代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劃時代事件。這場運動倡導的愛國民主科學進步等五四精神成為中國近代的寶貴精神財富，作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應將其繼承并發揚光大。

關鍵詞：五四運動背景經過歷史意義現實意義

一：五四運動

（一）五四運動的背景

(1)政治環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卻仍然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竊國大盜袁世凱篡奪了革命的果實，又在1915年，為實現他的皇帝夢而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使中國面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袁世凱死后，各帝國主義支持的各派軍閥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而國際方面，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中國革命指出了道路。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2）經濟環境。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歐洲帝國主義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民族資本工業在這時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也壯大起來了，產業工人的數目由1913年的約65萬人發展到1919年的200萬人左右。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參加斗爭，是五四運動能夠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

（3）文化環境。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新文化運動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是中國近代史上未曾有過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為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的傳播開辟了道路，為五四運動的發動作了思想準備。

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的社會情況錯綜復雜。不久，五四運動就由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作為導火線而爆發了。

（二）五四運動的經過

1919年，當凡爾塞和約關于山東問題的條款在5月1日，2日傳出后，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在北大集合，決定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從5月4日到6月3日，包括北京，上海，濟南，武漢，長沙，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安慶，南昌，開封等地學生紛紛舉行罷課游行，但局限于知識分子范圍的運動，并未取得很大成效，北洋政府有恃無恐，大批逮捕請愿學生及各界代表。

6月3日起，運動逐漸開始擴大，上海工人，學生，商人同時罷工，罷課，罷市。開始的“三罷”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

6月17日，北京政府電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在和約上簽字，激起全國人民更大憤慨，各地掀起了拒簽和約運動高潮，各地發給中國代表團要求拒簽和約的電報計達7000多封。

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未出席巴黎和會簽字儀式，拒絕了在對德和約上簽字。至此，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目標基本得到了實現。

二：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1、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開端。雖然中國共產黨當時尚未成立，但是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顯示了偉大的力量，他們在斗爭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個事實，給與先進知識分子以真切的教育。那些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潮，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大衣，開始到工廠中進行那個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而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這樣，五四運動就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2，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精神和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以此為矛盾，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簽訂賣國喪權等條約，開創了近現代中國外交史的先例。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世界歷史進入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工人階級在運動中顯示了強大的政治威力，它已不再是資產階級的追隨者，而作為運動的主力軍在斗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因此從世界革命戰線看五四運動屬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壯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3、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發展，它把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識分子推廣到全國群眾。他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新時期，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為一種風氣，也促進了文學革命的深入和廣泛發展，開創了中國文學時代的新局面，同時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化藝術領域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形成巨大推動力量。

四：五四運動的現實意義

這場運動孕育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等五四精神，成為中國人民和中國青年在黨的領導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的寶貴精神財富。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尤其是作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要肩負起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青年一代要牢記黨和人民的重托，牢記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以昂揚的姿態和飽滿的熱情投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之中，貢獻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因此作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如下精神：

（一）要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是我國幾千年來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五四運動的發生，就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續。作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要把個人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個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自

覺服務祖國和人民，無私奉獻社會，艱苦奮斗，不懈進取，在火熱的社會實踐中創造出無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在當今世界作為走共產主義道路的中國，要勝利跨入21世紀，實現四個現代化，真正使中華民族振興起來，更要大力發揚愛國主義。

（二）要繼承和發揚科學精神。在五四運動中，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并重，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進了民主意識的發揚，反封建斗爭的開展。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更加需要發揚五四先驅們倡導的科學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引，現代化建設離不開科學文化的武裝。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掌握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需要下苦功夫學習。

就要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珍惜大好時光，發憤學習，刻苦鉆研，打牢人生成長進步的根基。

（三）要繼承和發揚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

事業，在這一偉大實踐中，有大量新任務需要去完成。只有不斷創造，不斷開拓，事業才能發展，社會才能進步。青年時期是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體。作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要努力培養自己的創造能力，能，緊密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上，勇于創造，善于創造，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參考文獻：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840-1949)》

人民出版社1981

具有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領，青年一代也要與時俱進，跟上時代和社會前進的步伐，學習學習再學習。青年處在學習的關鍵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前無古人的有大量新情況需要去認識，有大量新課題需要去解決，青年是最具有創造熱情和創造潛力的群在不斷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的基礎2007年出版，鄭師渠 著《思潮與學派2006年出版，程歗，溫樂群著《近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 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都為此一定要-中國近代思想文化 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潛年出版，胡繩

第二篇：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它標志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掀開了近代中國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振興偉大斗爭的序幕。五四運動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五四運動表現出的反帝徹底性，是以前歷次斗爭所不具備的。在此以前，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過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大規模的反抗斗爭。這些斗爭要么將主要目標集中于反對封建勢力；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爭的策略，對帝國主義本質認識不清，盲目排外。五四時期，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覺醒。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后，中國人一度對帝國主義抱有的幻想破滅了。五四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口號，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近代中國的兩大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表現出來的徹底反封建性，首先體現在將斗爭目標指向封建勢力的總代表——北洋軍閥政府，指向那些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賊。廣大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及部分資產階級，聯合行動，不畏反動政府的威脅和鎮壓，表現了一種不達目標決不罷休的決心。其次還表現在對封建主義的猛烈抨擊和對民主科學精神的追求上。在封建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度里，能夠以無畏的革命氣概，大聲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號，真是破天荒的壯舉。

愛國主義是五四運動最豐厚的精神底蘊。五四運動集中體現了近代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并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民主，是泛指民主觀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種與封建倫理道德和專制制度相對立的革命精神。

五四運動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以徹底的批判精神從思想上動搖了封建統治，促進了人們思想的空前解放。在“德先生”、“賽先生”旗幟引導下的徹底的反封建斗爭，與戊戌和辛亥時期的反封建相比，旗幟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正如毛澤東所說：“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汗馬功勞。

一部中國近代史，是中國先進分子學習西方、追求進步、不斷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但是，無論是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還是辛亥革命，都沒有能夠拯救中華民族于水火。五四運動宣告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開始。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改造中國”的呼聲。先進的分子經過介紹、研究、比較、爭論、實驗，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道路。早在五四前夜，李大釗就第一個在中國大地上舉起了馬克思主義大旗。五四以后，被譽為這個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也宣布自己站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在1919年出版了馬克思研究專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活動基地、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大學同樣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基地。

五四運動中，年輕的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姿態登上歷史舞臺，在運動后期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促進了運動的擴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階級的參加，使五四運動跳出了單純的學生運動的范圍，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釋放被捕學生、罷免三個賣國賊、迫使北洋政府拒簽巴黎和約，五四運動取得初步勝利。更為重要的是，在五四運動中涌現出的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開始自覺地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這樣，馬克思主義通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中間橋梁作用，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正是這種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五四運動昭示人們，反帝反封建是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愛國、進步、民主和科學，是民族復興的精神支柱；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標志著中國革命發展的新方向。

第三篇：試論農耕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試論農耕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創始者，海峽兩岸人民都是炎帝和黃帝的后裔。今年5月22日新聞報道，臺灣人民做大壽司，紀念炎帝神農誕辰（農歷四月二十六）。1992年、1993年在炎帝神農生辰期間，湖北隨州市先后舉辦了“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學術研討會和首屆“中國湖北烈山炎帝神農節”。以后每年炎帝神農的誕辰都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為了弘揚炎帝神農文化，促進海峽兩岸交流，湖北省今年又舉辦海峽兩岸炎帝神農文化論壇，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文擬就炎帝神農開創農耕文化來分析他的偉大貢獻和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一、炎帝神農首創農耕的偉大貢獻和歷史意義

（一）農耕是偉大的歷史變革

在我國眾多的古籍中，有許多炎帝神農開創農耕文化的記載，摘錄幾段如下：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果木之實，食贏蜮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

“民人食肉、飲血、被毛，至于神農，以為行蟲走

相應的條件下，農耕才能成為可能。這些條件主要有生產工具、居住條件、儲藏條件等。這種對農耕條件的需求，推動了農業生產工具的創新、居所條件的改善和儲藏器皿的發明。炎帝神農在發明農耕的同時，也創造和改善了相應農耕生產條件。

1、首創耒耜等農耕生產工具。從采集狩獵生產轉變為農耕生產，兩者勞動對象不同，方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后者比前者遠為復雜細致。采集狩獵生產只需要簡單的收割、打擊、射殺（弓箭）等工具。而農耕生產從整地、播種、中耕、施肥、灌溉、到收獲、儲藏等有一系列的工序，沒有相應的工具，生產就無法進行。元代農學家王禎曾說過，“非器田不成”。炎帝神農適應這種生產客觀的要求，發明耒耜，《易〃系辭下傳》說：“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和耜都是木制啟土工具，是當時從事農耕生產最主要的工具。從當時的水平來看，是一項很重要的發明。

2、建造定居住所。在神農發明農耕以前，人們靠采集漁獵為生，經常流徙不定，只能“緣水而居”（《列子〃湯問》）、“穴居而野處”（《易〃系辭》）。極不適應農耕生產的要求。種植農作物，需要選擇適宜的土地，定居守護和管理。這就需要建造人工居所，擺脫依賴天然洞穴居住的被動局面。所以原始農業和定居生活是密

影響農耕生產的發展。相傳神農為了解除人類生存受到的威脅，更好地發展農耕生產，深入山野,辯嘗各種草木的性味，從而發明用中草藥醫治疾病和創傷的方法。《世本〃作》說：“神農和藥濟人。”《帝王世紀》說：“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就夭傷之命……。”《史記〃三皇本紀》也說：“神農……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這些說明，自神農開始，古代才有中醫中藥，神農是我國醫藥學的創始人。也正因為如此，秦漢之際成書的第一部藥物學典才名之曰《神農本草經》。

（三）農耕文化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 原始社會晚期，在當時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逐漸形成了炎黃、東夷、苗蠻三大氏族集團。根據各種記載和傳說，大致可以認定上古中華民族就是由這三大氏族集團融合而成的。炎黃集團中，黃帝由于戰勝了炎帝神農族、東夷九黎族（以蚩尤為首），成為氏族部落聯盟的盟主，成為最先統一中原地區的領導者，以后又戰勝三苗族，加速了三大氏族集團的融合。黃帝就自然的被推崇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而炎帝神農族由于較早地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農耕文化，有較為發達的農業，人口得到迅速的增長，地盤不斷擴大，在三大集團中占據有利地位。即使在今天，我們從歷史遺跡，依然可以看到炎帝神農活動廣闊的范圍。如陜西寶雞渭河流域一帶是炎帝神農最早農耕種粟

（四）農耕文化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 根據炎帝神農發明農耕推斷，神農的時代，大體上是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當時是氏族社會，沒有國家，沒有階級，不屬于文明社會。隨著農耕生產的發展和繁榮，中華大地上逐步地出現一些文明因素、出現一些文明地點和文明核心地區，這正是文明起始階段的表現。在這樣一個時代，炎帝神農發明農耕對中華文明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為文明社會的誕生打下了物質基礎。神農時代，我國的農耕文化，已逐步發展起來。根據考古發現，當時馴化栽培的主要農作物有芋、粟、稻、黍、油菜、小麥、大麥、高粱、稷、葫蘆、白菜（或）芥菜、麻、花生、芝麻、甜瓜、蠶豆、蓮子、菱角等，從種類上分，已栽培成功了糧食作物、纖維作物和蔬菜作物。

馴化飼養的主要動物有豬、狗、羊、牛、馬、雞、驢、鴨、蠶等，除了食用、役用外，還建立了原始的蠶絲業。中植業和飼養業并存，互相促進，推動了社會經濟進一步繁榮。從而引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有，農產品的增加、手工業的進步，社會分工的擴大，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剩余產品的增長，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文字的創造、文化科學的興起和國家政權的形成。這些變化，最終導致了文明社會的誕生。可以說沒有農耕文化就沒有文明

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樂器，還有裝飾文化、集市文化、茶文化等等，傳說這些都與神農有關，是神農對原始精神文化的貢獻。

另一方面，神農及其族人，在長期的農耕生產實踐中，不斷地總結經驗一代代地傳承，使他們在思想觀念中產生了總結經驗，改造自然，人和自然和諧相處，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的思想。這些思想有的后來成為道家思想的源頭，有的成為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綜合技術體系思想的源頭。炎帝神農在制耒耜、創耕耘、植五谷、嘗百草、療民疾、馴畜禽、養動物等勞動實踐中，培養了勤勞勇敢，不怕困難，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奮斗精神。這些精神后來都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成為我們民族的重要精神遺產。

二、原始農耕文化的發展及其現實意義

（一）原始農耕的發展

農業可以分為原始農業（使用木石農具）、傳統農業（使用金屬農具）、現代農業（使用現代化農具）三種歷史形態。自炎帝神農發明農耕進入原始農業階段后，原始農業不斷發展，至夏朝時出現了金屬農具，已有精耕細作技術的萌芽。至戰國、秦漢時期，精耕細作已發展為成熟的技術，終于形成為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綜合技術體系。這個綜合技術體系是中國傳統農業的精華，它是以集約的土地利用方式為基礎，包括改善農業

我國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各個方面。正是在這種整體觀的指導下，人們看到了生物體這一部位與那一部位之間的聯系，這一生育階段與那一生育階段之間的關聯，看到了農業生態系統內部各種生物之間的關聯，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這種整體觀的指導下，我國古代農業重視農業系統中廢棄物質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論系統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身份出現的，而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與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因而產生保護自然的思想。人可以干預自然，但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違反客觀規律。因此中國的傳統農業總是強調因時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謂“三宜”，把這看做一切農業舉措必須遵循的原則。但在客觀規律面前，并非無能為力，人們認識了客觀規律，就有了主動權，可以“盜天地之時利”，可以“人定勝天”。“三才”理論要求，精耕細作要在遵守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爭取高產。總之“三才”理論中包涵很多辨證的科學思想，為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具體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建設中，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2、重新認識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模式，對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有重要意義。眾所周知，西方式的農業現代化，雖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個部分，分別進行研究的，對事

1積，已是一條行不通的途徑。所以發展農業生產唯一可供選擇的途徑就是走集約經營，提高單產的道路。而這正是精耕細作給我們指出的方向。

第四篇：五四運動的現實意義

五四運動的現實意義

微電子12-1班 錢瑩瑩 2012213353

今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94周年紀念日。眾所周知，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一場學生運動，其導火索是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并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由于北大學生的主導作用，5月4日也成為了北大的校慶日。

然而，五四運動給我們當代大學生又帶來了什么。或許有人會說給我們帶來了一天假期，按照國務院規定，青年節(5月4日)，14至28周歲的青年放假半天，但有關單位執行效果不理想，就拿我來說，我記不得有哪次是因為青年節而放假。但半天假就能阻止五四運動的影響，顯然不能。

先撇開我們書本上的那些，五四運動將先進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歷程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直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先進人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的大道理不說，五四運動把我們青年一代的思想從保守的束縛和禁錮中拉了出來，才有了今天的各抒己見，才有了開放的學習環境。這些讓我們更加自由舒適地享受這現代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思想不受束縛，我們敢于追求真理。

最近一階段全國都在發起我的中國夢活動，中國夢離不開我們青年一代，離不開有思想的青年一代。封建時期也有青年，但那些思想受到嚴重束縛的青年，不是寄希望的一代。五四運動后青年，是爆發后的一代，這樣的青年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這是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的。

總書記說中國夢更是我們青年一代的。未來社會的發展急需大量勇于創新創造的人才，而這些在舊世界是無法實現的，五四運動釋放了革舊迎新的力量。五四運動帶給我們的遠不止這些，五四中的那一代，敢于實踐，不是把運動的思想停留在紙面上，而是不怕流血犧牲，讓空談主義瞬間不復存在，這也是現實社會必須具備的重要品質。

所以說，不管五四運動放不放假，他帶給我們的都是一筆受用不盡的財富。

第五篇：辛亥革命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ok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其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制定了《臨時約法》，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再次，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法令，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對推動亞洲各國民族解放斗爭有重大影響。總之，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一方面，客觀原因是國內外反動勢力過于強大。另一方面，主觀原因是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軟弱性：首先，缺乏徹底反帝反封的勇氣和力量；其次，沒能提出明確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再次，沒能發動農民革命；最后，沒有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

辛亥革命歷史教訓：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第一，說明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第二，宣告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終結；第三，表明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歷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歷史評價

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一直有著不同的議論。作者認為，過去的估計常常過低。辛亥革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為此后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對反動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樣拋頭顱灑熱血去推翻它，還是象立憲派那樣維護它？這是根本的道路問題。在這點上立憲派的方向是錯了；但對它所起的某些積極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強烈地激動過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離現在已經整整七十年了。隨著歲月的消逝，當年種種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可是，對這場革命的功過得失，在國內以至國外一直還有著不同的議論。這篇文章，不準備全面地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只想就其中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談談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經很有感慨地說：“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他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說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可以舉出很多條。其中突出的一條，就是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們不能把從君主專制到建立共和國，只看作無足輕重的政體形式上的變化，甚至只看作是換湯不換藥的招牌的更換。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歷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因襲重擔！多少年來，至高無上的君權一直是封建主義的集中象征。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頂顛的最高代表。每個人在這種制度面前，必須誠惶誠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許有絲毫逾越。這就是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卷五）誰要是敢有一點懷疑，輕則叫做“離經叛道”、“非圣無法”，重則成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紅樓夢》里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剮”的大無畏氣概，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動蕩和變化中。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前仆后繼。但是，直到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歷史舞臺前，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的主張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舊式農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實還是皇帝。義和團運動的口號更只是“扶清滅洋”。資產階級改良派鼓吹愛國救亡，介紹了不少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政治制度到中國來，起了巨大的啟蒙作用。可是，他們把忠君和愛國看作是一回事。康有為那些聲淚俱下、處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的話，是最能打動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時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法美兩國外，英國、日本、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沙俄等等無一不保留著君主制度。所以，康有為提出以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在許多人看來是很有理由的。

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孫中山在幾次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見《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見《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明確地把“創立民國”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頒布的《革命方略》更是響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在當時確實是石破天驚之論！比一比，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到“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變化！

他們堅韌不拔地通過報刊鼓吹、秘密宣傳，使這種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發時，推倒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已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何反動勢力都已無法把它再扭轉過來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馬”了，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倒了。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它帶來的直接后果，至少有兩條。

第一，使中國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亂了陣腳。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統治秩序賴以保持穩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就亂了套了。這以后，從袁世凱到蔣介石，象走馬燈似的一個接著一個登場，卻始終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不用說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就是反動陣營內部也無法再保持統一。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煞的，它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開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該算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夜寫過一篇《偶像破壞論》說道：“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并沒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象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眾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卻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么？”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騰向前，不可阻擋了。盡管辛亥革命后，一時看來政治形勢還十分險惡，但人們又大膽地尋求新的救中國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聲一響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展，不久便迎來了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滅它，決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的沖擊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誠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始終應該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了，為此后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種不朽的業績，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給予熱情的歌頌嗎？

而過去長時期中，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確如林伯渠同志當年所說的那樣，常常被過低估計了。這里，除了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時代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革命尚未成功”。這是事實，因此，在我們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階段，許多同志著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點，來鼓舞人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繼續奮發向前，去奪取勝利。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更強烈地感受到的也是這一點。這在當時是對的。可是這一來，對辛亥革命在歷史上的巨大功績，就常常來不及作出足夠的估計，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貶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極左思潮泛濫，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仿佛就成了替資產階級涂脂抹粉的莫大罪過。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更談不上對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

現在該是時候了！辛亥革命離我們已經有七十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已被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倒了。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作出更加實事求是的評價來！

辛亥革命的現實意義：

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并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盡管后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盡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后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并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余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盡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思想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深入人心。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系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經濟影響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并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后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于十八世紀后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生活文化影響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發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

對海外華人的影響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于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新思想的涌現，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后，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后，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系關系的主要指導源泉。由于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給于孫中山金錢上的援助革命。同時，這種思潮也帶著反對外來殖民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系，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