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超期羈押現(xiàn)狀之研討

論文提要：刑事訴訟中超期羈押現(xiàn)象較為普遍，這既損害了司法機關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執(zhí)法觀念上和司法職能上的原因。文章對超期羈押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作了簡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現(xiàn)有刑事訴訟羈押制度提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羈押手段不應是首選和原則；將取保候審作為未決羈押司法救濟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超期羈押申告權行使的具體程序，建立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改革未決羈押機構之歸屬，由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等。

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及“重打擊、輕保護”的傳統(tǒng)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機關適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關押的強制措施成為原則，而采取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等非監(jiān)禁性強制措施則是例外。同時，司法實踐中雖注意了辦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對羈押期限的嚴格遵守，容易出現(xiàn)超期羈押問題，產生影響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權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從超期羈押現(xiàn)狀分析入手，對我國刑事訴訟羈押制度進行反思，認為公安司法機關要以依法適用非監(jiān)禁性強制措施為原則，減少羈押的發(fā)生以及不當?shù)牧b押延長，以嚴格的程序公正，堅決防止超期羈押現(xiàn)象的發(fā)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實現(xiàn)。

一、超期羈押的現(xiàn)狀、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羈押的現(xiàn)狀

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羈押率偏高，且超期羈押現(xiàn)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國在60年代的羈押率只有19，后在嚴重犯罪壓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為37，同期英國的羈押率為21.6，而我國羈押率普遍為80以上。[1]同時，無論是偵查期間，還是審查起訴、審判期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羈押超期的現(xiàn)象。如2000年10

月全國人大內司委刑事訴訟法執(zhí)法大檢查調查報告指出：4年來（從97年開始），各級檢察院發(fā)現(xiàn)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辦案中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計達299291人（次），已糾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出《關于清理超期羈押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至當年11月底，全國各級法院結合深入開展的“公正與效率”司法大檢查，對社會普遍關注的超期羈押案件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羈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雖然經(jīng)過上述執(zhí)法大檢查和集中清理，實踐中糾防超期羈押的效果并不明顯，有關糾防超期羈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實。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體原因加之長期羈押，案件未結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終結。今年初，本市一政協(xié)委員在政協(xié)會上對此即提出置疑，稱某區(qū)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員送到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檢察機關進行監(jiān)督并調查處理。

（二）超期羈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對于超期羈押，法律雖未明確其屬性，但顯然屬于違法，司法實踐中，超期羈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被超期羈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審前羈押的期間抵入刑期，于是從結果看似乎對被告人沒有造成多大的損失，但本質上也是一種不合法行為。對于因錯誤逮捕而后被超期羈押者來說，其損失的主要原因應屬錯誤逮捕，而非超期羈押，更是一種非法羈押。筆者認為，超期羈押有著明顯的危害：一是嚴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基于無罪推定的原則，在法院判決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嚴厲措施，對其身心損害明顯，如果是無罪之人，這種損害的嚴重性是不能簡單以國家賠償來修復的；如果所犯罪行較輕，但羈押的期限超出了應判處的刑期，盡管可能處刑時會提高刑期以避免國家賠償，但無疑違反了罪行相適應原則，加重了對被超期羈押被告人的刑罰，對他們的人權侵害是顯而易見的；二是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公正高效執(zhí)法的形象，也不利于執(zhí)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訴訟法有關公安機關偵查羈押期限、檢察機關、人民法院辦案期限的規(guī)定，各機關應當嚴格遵守。如果連法律規(guī)定的基本辦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嚴格執(zhí)行，那么執(zhí)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懷疑。同時，“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一個人被無辜關押數(shù)年后得到的無罪結論有什么意義。如果司法機關把羈押作為偵、辦案件的純粹工具和手段，認為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羈押就影響到對犯罪的追訴，是不正常的，這毫無疑問會增長司法人員的惰性，降低責任心，使司法機關打擊、懲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羈押之所以成為刑事訴訟中一個頑癥，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羈押及羈押期限進行有效控制、監(jiān)督以及被違法超期羈押如何尋求救濟的規(guī)定，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對刑事犯罪行為“重打擊、輕保護”，視羈押超期為平常事，甚至鉆有關期限規(guī)定的空子，如編造延期理由、重新計算期限理由等，忽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尊重和保護，這是執(zhí)法觀念上的原因；其三，實踐中，適用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存在適用條件不好把握，當被取保人逃脫時，會造成案件無法繼續(xù)

第二篇：刑事超期羈押現(xiàn)狀之研討

論文提要：刑事訴訟中超期羈押現(xiàn)象較為普遍，這既損害了司法機關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執(zhí)法觀念上和司法職能上的原因。文章對超期羈押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作了簡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現(xiàn)有刑事訴訟羈押制度提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羈押手段不應是首選和原則；將取保候審作為未決羈押司法救濟手段；制定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對超期羈押申告權行使的具體程序，建立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改革未決羈押機構之歸屬，由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等。

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及“重打擊、輕保護”的傳統(tǒng)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機關適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關押的強制措施成為原則，而采取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等非監(jiān)禁性強制措施則是例外。同時，司法實踐中雖注意了辦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對羈押期限的嚴格遵守，容易出現(xiàn)超期羈押問題，產生影響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權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從超期羈押現(xiàn)狀分析入手，對我國刑事訴訟羈押制度進行反思，認為公安司法機關要以依法適用非監(jiān)禁性強制措施為原則，減少羈押的發(fā)生以及不當?shù)牧b押延長，以嚴格的程序公正，堅決防止超期羈押現(xiàn)象的發(fā)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實現(xiàn)。

一、超期羈押的現(xiàn)狀、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羈押的現(xiàn)狀

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羈押率偏高，且超期羈押現(xiàn)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國在60年代的羈押率只有19，后在嚴重犯罪壓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為37，同期英國的羈押率為21.6，而我國羈押率普遍為80以上。[1]同時，無論是偵查期間，還是審查起訴、審判期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羈押超期的現(xiàn)象。如2000年10

月全國人大內司委刑事訴訟法執(zhí)法大檢查調查報告指出：4年來（從97年開始），各級檢察院發(fā)現(xiàn)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辦案中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計達299291人（次），已糾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出《關于清理超期羈押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至當年11月底，全國各級法院結合深入開展的“公正與效率”司法大檢查，對社會普遍關注的超期羈押案件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羈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雖然經(jīng)過上述執(zhí)法大檢查和集中清理，實踐中糾防超期羈押的效果并不明顯，有關糾防超期羈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實。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體原因加之長期羈押，案件未結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終結。今年初，本市一政協(xié)委員在政協(xié)會上對此即提出置疑，稱某區(qū)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員送到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檢察機關進行監(jiān)督并調查處理。

（二）超期羈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對于超期羈押，法律雖未明確其屬性，但顯然屬于違法，司法實踐中，超期羈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被超期羈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審前羈押的期間抵入刑期，于是從結果看似乎對被告人沒有造成多大的損失，但本質上也是一種不合法行為。對于因錯誤逮捕而后被超期羈押者來說，其損失的主要原因應屬錯誤逮捕，而非超期羈押，更是一種非法羈押。筆者認為，超期羈押有著明顯的危害：一是嚴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基于無罪推定的原則，在法院判決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嚴厲措施，對其身心損害明顯，如果是無罪之人，這種損害的嚴重性是不能簡單以國家賠償來修復的；如果所犯罪行較輕，但羈押的期限超出了應判處的刑期，盡管可能處刑時會提高刑期以避免國家賠償，但無疑違反了罪行相適應原則，加重了對被超期羈押被告人的刑罰，對他們的人權侵害是顯而易見的；二是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公正高效執(zhí)法的形象，也不利于執(zhí)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訴訟法有關公安機關偵查羈押期限、檢察機關、人民法院辦案期限的規(guī)定，各機關應當嚴格遵守。如果連法律規(guī)定的基本辦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嚴格執(zhí)行，那么執(zhí)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懷疑。同時，“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一個人被無辜關押數(shù)年后得到的無罪結論有什么意義。如果司法機關把羈押作為偵、辦案件的純粹工具和手段，認為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羈押就影響到對犯罪的追訴，是不正常的，這毫無疑問會增長司法人員的惰性，降低責任心，使司法機關打擊、懲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羈押之所以成為刑事訴訟中一個頑癥，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羈押及羈押期限進行有效控制、監(jiān)督以及被違法超期羈押如何尋求救濟的規(guī)定，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對刑事犯罪行為“重打擊、輕保護”，視羈押超期為平常事，甚至鉆有關期限規(guī)定的空子，如編造延期理由、重新計算期限理由等，忽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尊重和保護，這是執(zhí)法觀念上的原因；其三，實踐中，適用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存在適用條件不好把握，當被取保人逃脫時，會造成案件無法繼續(xù)處

理，無法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因此，司法機關自然會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羈押作為原則，即使犯罪證據(jù)并不充足，也不會輕易予以取保或釋放。這是司法職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之簡要分析

（一）超期羈押在刑事訴訟不同階段的表現(xiàn)形式

根據(jù)刑事訴訟中偵查、起訴及審判等職能分工，整個打擊、追訴犯罪的訴訟階段

可大致分為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及審判階段。因此，本文所稱羈押包括偵查階段羈押、審查起訴階段羈押和審判階段羈押。對超期羈押也區(qū)分為偵查階段超期羈押、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和審判階段超期羈押。

偵查階段超期羈押是指超過法定羈押期限（包括經(jīng)批準的期限延長），偵查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自偵案件時檢察機關）仍繼續(xù)關押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關于偵查羈押期限刑事訴訟法有具體規(guī)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發(f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羈押的兩種方式，對于拘留后的羈押期限，根據(jù)案件情況有所不同：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發(fā)現(xiàn)不應當拘留的，羈押期限不應超過24小時；認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況下，羈押期限不超過10日，特殊情況下，羈押期限不超過14日，對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羈押期限不超過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羈押期限一般不超過2個月。同時，法律還規(guī)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羈押期限延長。此外，在偵查階段的審查逮捕程序中，檢察機關沒有在法定期限內（7日）作出決定，由此造成的羈押期限延長也屬超期羈押。

刑事訴訟法對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的羈押期限沒有明確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檢察機關、一審法院、二審法院、負責死刑復核的法院辦案所需期限來自動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并且沒有任何形式的專門羈押審查批準手續(xù)。因此，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是指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沒有在法定的期限內作出決定，即一般案件在一個月以內，重大、復雜的案件一個半個月以內沒有作出決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羈押期限的延長就是超期羈押行為。因改變管轄、補充偵查重新計算起訴期限除外，但補充偵查超過法定期限引起羈押延長也屬超期羈押。而審判階段超期羈押則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被羈押的公訴或自訴案件時，超過法定的審理期限（包括經(jīng)批準的期限延長）沒有審結案件，仍繼續(xù)關押被告人的行為。

（二）形式合法、實質違法的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

1、偵查機關一般應在拘留的3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但如果不屬特殊情況，也非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卻以上述理由，將拘留后羈押期限延長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羈押期限2個月屆滿后，為了偵查活動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長羈押期限的情況下，仍編造理由報經(jīng)批準，由此產生的羈押延長。屬超期羈押。

2、檢察機關通過撤回起訴、補充偵查等達到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長審限理由，仍以相關理由報經(jīng)批準延期的。亦屬超期羈押。

（三）違反相適應原則的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受到的刑罰處罰與被羈押的期限不相適應。如罪行較輕的被告人因辦案遲延等原因受到長時間的羈押，羈押期限超過了被判處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決羈押制度，防止超期羈押的思考

（一）正確認識羈押的性質和目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羈押手段不應當是首選和原則

刑事強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實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處于羈押狀態(tài)，被關在看守所或其他規(guī)定的場所。羈押的目的應當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殺、毀滅罪證或繼續(xù)犯罪，以便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其價值應定位于一種臨時性的保障手段，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對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險的防范，而并非一種懲罰或報應。因此，關于羈押的實施，由于其直接產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機關必須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和程序予以適用，在保障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的同時，堅決杜絕為了偵查、審查起訴或審判便利，不當濫用羈押手段，隨意延長羈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

由于羈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同時，也可能使無辜者被錯誤關押、失去自由，國際刑事司法準則是將其作為例外的訴訟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賦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對該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即對羈押提出異議的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審判的人們被拘禁不應該是一般的規(guī)則，但是釋放應保障能出席審判……”，人權委員會在它的第8總評論中再一次確認到：“審前羈押應是一種例外，并盡可能的短暫。”[2]而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基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偵查手段落后或是偵查功利思想，在偵查階段，羈押被廣泛應用，尤其是用于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過羈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壓力，甚至刑訊逼供，從而取得有罪供述，通過口供進而獲取其他證據(jù)。在審查起訴或審判階段，為了各自工作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羈押的情況下，檢察院、法院一般不會改變羈押現(xiàn)狀，因此在刑事訴訟中羈押成了原則，非羈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羈押期限經(jīng)常被不當或不合法地延長。

因此，可考慮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并獲得取保候審作為一種原則，只有當司法機關提出明確的不符合取保候審的危險情形及證據(jù)時，才不準許有關申請。這一建議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著重要意義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會造成放縱犯罪、影響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立法機關或最高司法機關可以通過試點實證研究，論證其是否適合我國的治安現(xiàn)狀、刑事犯罪現(xiàn)狀。

（二）將取保候審作為未決羈押司法救濟手段，從制度上減少超期羈押的發(fā)生

申請取保候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種權利，在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現(xiàn)實要求下，有必要從立法上對取保候審重新定性，改變把取保候審作為強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訴訟法中對符合取保候審的五種情形均規(guī)定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著選擇結果的非強制性。同時，在是否適用取保候審問題上，我國采用的是嚴格的審批主義做法。即當事人申請取保候審時，除具備法定條件外，還必須經(jīng)過有關公、檢、法機關審查批準。[3]其結果是符合法定申請取保候審條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準適用。這使得公安司法機關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審問題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即使當事人符合法定條件，仍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允許，而不必說明理由，當事人對不批準取保候審的決定無權申請復議或申訴；對是否批準取保候審的決定也缺乏有關部門的必要監(jiān)督，完全是決定機關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現(xiàn)兩種情況：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或不應當采用取保候審的人被批準適用取保候審；二是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人未被批準適用。實踐中后一情況更為多見。其原因無非是羈押的威懾力、強制力更有利于獲取口供，是訴訟順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審則表現(xiàn)出較弱的控制力及緩和的強制性，往往會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礙訴訟等情況的發(fā)生。

客觀上講，取保候審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和對象，取保候審對罪行較輕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適用，效果是好的。在訴訟過程中，只有使強制力度與具體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才能達到適用該措施的目的。本來采用取保候審，可以防止社會危險性，卻非要逮捕關押，這既增加了羈押場所的壓力和負擔，也與訴訟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時，現(xiàn)有取保候審制度明確了保證人的條件和責任，增加了保證金形式，使取保候審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強。就現(xiàn)行的保證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對被取保人還具有某種心理強制作用，而保證金又具有較強的經(jīng)濟強制作用。可見，取保候審以其特性發(fā)揮其作用，具有羈押所能簡單替代的司法價值。

因此在實踐中，司法人員要轉變觀念，在注重懲罰犯罪的同時，樹立人權保障的意識和思想，在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上應減少任意性。應通過立法明確界定在什么情形下決定機關“應當”批準，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準，使取保候審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減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關機關應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超期羈押申告權行使的具體程序，建立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

關于未決羈押的司法救濟制度，在西方國家刑事訴訟中普遍建立，并且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中也有明確規(guī)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款規(guī)定：任何因逮捕獲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4]

我國刑事司法中，盡管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被羈押人申請解除強制措施的規(guī)定，如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明確規(guī)定了超期羈押的請求解除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師及其他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但對于被羈押人提出的申告，沒有專門負責的處理機構和人員，也沒有可操作的具體程序，可以說，羈押的救濟手段非常虛無。羈押司法救濟的缺失，有關變更強制措施的申請通常會被直接拒絕，不會得到認真的對待、審查和作出處理，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乃至社會公眾會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提出強烈質疑，從而影響司法公信度、人民滿意度。

我們認為可以考慮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其一，對公安機關的偵查階段羈押納入司法監(jiān)督的范疇，從而使羈押的實體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審查和把關。其二，將刑事訴訟其他階段的羈押與審查起訴、一審、二審辦案期限分離，審查起訴期限、案件審理期限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定執(zhí)行，不應超過辦案期限、審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上述階段被羈押的狀態(tài)，有申請專門司法救濟的權利，可由中級法院的賠償委員會作為審查機構，聽取被羈押者的申辯，對羈押的合法性及羈押理由依法進行審查。

（四）改革未決羈押機構之歸屬

在我國，未決羈押機構一般為看守所，歸屬于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在羈押方面無疑享有許多法外特權。公安機關不當延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羈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監(jiān)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現(xiàn)行的未決羈押機構的歸屬。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監(jiān)獄體制歸屬司法行政機關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未決羈押機構，同時結合依職權審查未決羈押的司法救濟制度，規(guī)定未決羈押機構履行超期羈押、非法羈押報告義務，以便依職權啟動對未決羈押的司法審查，從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羈押和超期羈押。

第三篇：刑事超期羈押現(xiàn)狀之研討

論文提要：刑事訴訟中超期羈押現(xiàn)象較為普遍，這既損害了司法機關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執(zhí)法觀念上和司法職能上的原因。文章對超期羈押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作了簡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現(xiàn)有刑事訴訟羈押制度提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羈押手段不應是首選和原則；將取保候審作為未決羈押司法救濟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超期羈押申告權行使的具體程序，建立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改革未決羈押機構之歸屬，由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等。

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及“重打擊、輕保護”的傳統(tǒng)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機關適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關押的強制措施成為原則，而采取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等非監(jiān)禁性強制措施則是例外。同時，司法實踐中雖注意了辦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對羈押期限的嚴格遵守，容易出現(xiàn)超期羈押問題，產生影響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權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從超期羈押現(xiàn)狀分析入手，對我國刑事訴訟羈押制度進行反思，認為公安司法機關要以依法適用非監(jiān)禁性強制措施為原則，減少羈押的發(fā)生以及不當?shù)牧b押延長，以嚴格的程序公正，堅決防止超期羈押現(xiàn)象的發(fā)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實現(xiàn)。

一、超期羈押的現(xiàn)狀、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羈押的現(xiàn)狀

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羈押率偏高，且超期羈押現(xiàn)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國在60年代的羈押率只有19，后在嚴重犯罪壓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為37，同期英國的羈押率為21.6，而我國羈押率普遍為80以上。[1]同時，無論是偵查期間，還是審查起訴、審判期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羈押超期的現(xiàn)象。如2000年10

月全國人大內司委刑事訴訟法執(zhí)法大檢查調查報告指出：4年來（從97年開始），各級檢察院發(fā)現(xiàn)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辦案中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計達299291人（次），已糾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出《關于清理超期羈押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至當年11月底，全國各級法院結合深入開展的“公正與效率”司法大檢查，對社會普遍關注的超期羈押案件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羈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雖然經(jīng)過上述執(zhí)法大檢查和集中清理，實踐中糾防超期羈押的效果并不明顯，有關糾防超期羈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實。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體原因加之長期羈押，案件未結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終結。今年初，本市一政協(xié)委員在政協(xié)會上對此即提出置疑，稱某區(qū)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員送到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檢察機關進行監(jiān)督并調查處理。

（二）超期羈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對于超期羈押，法律雖未明確其屬性，但顯然屬于違法，司法實踐中，超期羈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被超期羈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審前羈押的期間抵入刑期，于是從結果看似乎對被告人沒有造成多大的損失，但本質上也是一種不合法行為。對于因錯誤逮捕而后被超期羈押者來說，其損失的主要原因應屬錯誤逮捕，而非超期羈押，更是一種非法羈押。筆者認為，超期羈押有著明顯的危害：一是嚴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基于無罪推定的原則，在法院判決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嚴厲措施，對其身心損害明顯，如果是無罪之人，這種損害的嚴重性是不能簡單以國家賠償來修復的；如果所犯罪行較輕，但羈押的期限超出了應判處的刑期，盡管可能處刑時會提高刑期以避免國家賠償，但無疑違反了罪行相適應原則，加重了對被超期羈押被告人的刑罰，對他們的人權侵害是顯而易見的；二是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公正高效執(zhí)法的形象，也不利于執(zhí)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訴訟法有關公安機關偵查羈押期限、檢察機關、人民法院辦案期限的規(guī)定，各機關應當嚴格遵守。如果連法律規(guī)定的基本辦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嚴格執(zhí)行，那么執(zhí)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懷疑。同時，“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一個人被無辜關押數(shù)年后得到的無罪結論有什么意義。如果司法機關把羈押作為偵、辦案件的純粹工具和手段，認為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羈押就影響到對犯罪的追訴，是不正常的，這毫無疑問會增長司法人員的惰性，降低責任心，使司法機關打擊、懲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羈押之所以成為刑事訴訟中一個頑癥，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羈押及羈押期限進行有效控制、監(jiān)督以及被違法超期羈押如何尋求救濟的規(guī)定，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對刑事犯罪行為“重打擊、輕保護”，視羈押超期為平常事，甚至鉆有關期限規(guī)定的空子，如編造延期理由、重新計算期限理由等，忽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尊重和保護，這是執(zhí)法觀念上的原因；其三，實踐中，適用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存在適用條件不好把握，當被取保人逃脫時，會造成案件無法繼續(xù)

處理，無法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因此，司法機關自然會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羈押作為原則，即使犯罪證據(jù)并不充足，也不會輕易予以取保或釋放。這是司法職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之簡要分析

（一）超期羈押在刑事訴訟不同階段的表現(xiàn)形式

根據(jù)刑事訴訟中偵查、起訴及審判等職能分工，整個打擊、追訴犯罪的訴訟階段可大致分為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及審判階段。因此，本文所稱羈押包括偵查階段羈押、審查起訴階段羈押和審判階段羈押。對超期羈押也區(qū)分為偵查階段超期羈押、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和審判階段超期羈押。

偵查階段超期羈押是指超過法定羈押期限（包括經(jīng)批準的期限延長），偵查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自偵案件時檢察機關）仍繼續(xù)關押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關于偵查羈押期限刑事訴訟法有具體規(guī)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發(f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羈押的兩種方式，對于拘留后的羈押期限，根據(jù)案件情況有所不同：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發(fā)現(xiàn)不應當拘留的，羈押期限不應超過24小時；認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況下，羈押期限不超過10日，特殊情況下，羈押期限不超過14日，對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羈押期限不超過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羈押期限一般不超過2個月。同時，法律還規(guī)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羈押期限延長。此外，在偵查階段的審查逮捕程序中，檢察機關沒有在法定期限內（7日）作出決定，由此造成的羈押期限延長也屬超期羈押。

刑事訴訟法對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的羈押期限沒有明確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檢察機關、一審法院、二審法院、負責死刑復核的法院辦案所需期限來自動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并且沒有任何形式的專門羈押審查批準手續(xù)。因此，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是指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沒有在法定的期限內作出決定，即一般案件在一個月以內，重大、復雜的案件一個半個月以內沒有作出決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羈押期限的延長就是超期羈押行為。因改變管轄、補充偵查重新計算起訴期限除外，但補充偵查超過法定期限引起羈押延長也屬超期羈押。而審判階段超期羈押則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被羈押的公訴或自訴案件時，超過法定的審理期限（包括經(jīng)批準的期限延長）沒有審結案件，仍繼續(xù)關押被告人的行為。

（二）形式合法、實質違法的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

1、偵查機關一般應在拘留的3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但如果不屬特殊情況，也非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卻以上述理由，將拘留后羈押期限延長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羈押期限2個月屆滿后，為了偵查活動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長羈押期限的情況下，仍編造理由報經(jīng)批準，由此產生的羈押延長。屬超期羈押。

2、檢察機關通過撤回起訴、補充偵查等達到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長審限理由，仍以相關理由報經(jīng)批準延期的。亦屬超期羈押。

（三）違反相適應原則的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受到的刑罰處罰與被羈押的期限不相適應。如罪行較輕的被告人因辦案遲延等原因受到長時間的羈押，羈押期限超過了被判處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決羈押制度，防止超期羈押的思考

（一）正確認識羈押的性質和目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羈押手段不應當是首選和原則

刑事強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實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處于羈押狀態(tài)，被關在看守所或其他規(guī)定的場所。羈押的目的應當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殺、毀滅罪證或繼續(xù)犯罪，以便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順利進行。其價值應定位于一種臨時性的保障手段，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對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險的防范，而并非一種懲罰或報應。因此，關于羈押的實施，由于其直接產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機關必須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和程序予以適用，在保障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的同時，堅決杜絕為了偵查、審查起訴或審判便利，不當濫用羈押手段，隨意延長羈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

由于羈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同時，也可能使無辜者被錯誤關押、失去自由，國際刑事司法準則是將其作為例外的訴訟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賦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對該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即對羈押提出異議的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審判的人們被拘禁不應該是一般的規(guī)則，但是釋放應保障能出席審判……”，人權委員會在它的第8總評論中再一次確認到：“審前羈押應是一種例外，并盡可能的短暫。”[2]而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基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偵查手段落后或是偵查功利思想，在偵查階段，羈押被廣泛應用，尤其是用于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過羈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壓力，甚至刑訊逼供，從而取得有罪供述，通過口供進而獲取其他證據(jù)。在審查起訴或審判階段，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羈押的情況下，檢察院、法院一般不會改變羈押現(xiàn)狀，因此在刑事訴訟中羈押成了原則，非羈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羈押期限經(jīng)常被不當或不合法地延長。

因此，可考慮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并獲得取保候審作為一種原則，只有當司法機關提出明確的不符合取保候審的危險情形及證據(jù)時，才不準許有關申請。這一建議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著重要意義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會造成放縱犯罪、影響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立法機關或最高司法機關可以通過試點實證研究，論證其是否適合我國的治安現(xiàn)狀、刑事犯罪現(xiàn)狀。

（二）將取保候審作為未決羈押司法救濟手段，從制度上減少超期羈押的發(fā)生

申請取保候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種權利，在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現(xiàn)實要求下，有必要從立法上對取保候審重新定性，改變把取保候審作為強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訴訟法中對符合取保候審的五種情形均規(guī)定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著選擇結果的非強制性。同時，在是否適用取保候審問題上，我國采用的是嚴格的審批主義做法。即當事人申請取保候審時，除具備法定條件外，還必須經(jīng)過有關公、檢、法機關審查批準。[3]其結果是符合法定申請取保候審條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準適用。這使得公安司法機關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審問題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即使當事人符合法定條件，仍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允許，而不必說明理由，當事人對不批準取保候審的決定無權申請復議或申訴；對是否批準取保候審的決定也缺乏有關部門的必要監(jiān)督，完全是決定機關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現(xiàn)兩種情況：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或不應當采用取保候審的人被批準適用取保候審；二是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人未被批準適用。實踐中后一情況更為多見。其原因無非是羈押的威懾力、強制力更有利于獲取口供，是訴訟順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審則表現(xiàn)出較弱的控制力及緩和的強制性，往往會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礙訴訟等情況的發(fā)生。

客觀上講，取保候審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和對象，取保候審對罪行較輕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適用，效果是好的。在訴訟過程中，只有使強制力度與具體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才能達到適用該措施的目的。本來采用取保候審，可以防止社會危險性，卻非要逮捕關押，這既增加了羈押場所的壓力和負擔，也與訴訟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時，現(xiàn)有取保候審制度明確了保證人的條件和責任，增加了保證金形式，使取保候審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強。就現(xiàn)行的保證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對被取保人還具有某種心理強制作用，而保證金又具有較強的經(jīng)濟強制作用。可見，取保候審以其特性發(fā)揮其作用，具有羈押所能簡單替代的司法價值。

因此在實踐中，司法人員要轉變觀念，在注重懲罰犯罪的同時，樹立人權保障的意識和思想，在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上應減少任意性。應通過立法明確界定在什么情形下決定機關“應當”批準，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準，使取保候審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減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關機關應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超期羈押申告權行使的具體程序，建立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

關于未決羈押的司法救濟制度，在西方國家刑事訴訟中普遍建立，并且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中也有明確規(guī)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款規(guī)定：任何因逮捕獲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4]

我國刑事司法中，盡管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被羈押人申請解除強制措施的規(guī)定，如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明確規(guī)定了超期羈押的請求解除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師及其他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但對于被羈押人提出的申告，沒有專門負責的處理機構和人員，也沒有可操作的具體程序，可以說，羈押的救濟手段非常虛無。羈押司法救濟的缺失，有關變更強制措施的申請通常會被直接拒絕，不會得到認真的對待、審查和作出處理，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其家屬，乃至社會公眾會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提出強烈質疑，從而影響司法公信度、人民滿意度。

我們認為可以考慮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其一，對公安機關的偵查階段羈押納入司法監(jiān)督的范疇，從而使羈押的實體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審查和把關。其二，將刑事訴訟其他階段的羈押與審查起訴、一審、二審辦案期限分離，審查起訴期限、案件審理期限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定執(zhí)行，不應超過辦案期限、審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上述階段被羈押的狀態(tài)，有申請專門司法救濟的權利，可由中級法院的賠償委員會作為審查機構，聽取被羈押者的申辯，對羈押的合法性及羈押理由依法進行審查。

（四）改革未決羈押機構之歸屬

在我國，未決羈押機構一般為看守所，歸屬于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在羈押方面無疑享有許多法外特權。公安機關不當延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羈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監(jiān)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現(xiàn)行的未決羈押機構的歸屬。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監(jiān)獄體制歸屬司法行政機關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未決羈押機構，同時結合依職權審查未決羈押的司法救濟制度，規(guī)定未決羈押機構履行超期羈押、非法羈押報告義務，以便依職權啟動對未決羈押的司法審查，從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羈押和超期羈押。

處理，無法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因此，司法機關自然會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羈押作為原則，即使犯罪證據(jù)并不充足，也不會輕易予以取保或釋放。這是司法職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之簡要分析

（一）超期羈押在刑事訴訟不同階段的表現(xiàn)形式

根據(jù)刑事訴訟中偵查、起訴及審判等職能分工，整個打擊、追訴犯罪的訴訟階段可大致分為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及審判階段。因此，本文所稱羈押包括偵查階段羈押、審查起訴階段羈押和審判階段羈押。對超期羈押也區(qū)分為偵查階段超期羈押、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和審判階段超期羈押。

偵查階段超期羈押是指超過法定羈押期限（包括經(jīng)批準的期限延長），偵查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自偵案件時檢察機關）仍繼續(xù)關押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關于偵查羈押期限刑事訴訟法有具體規(guī)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發(f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羈押的兩種方式，對于拘留后的羈押期限，根據(jù)案件情況有所不同：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發(fā)現(xiàn)不應當拘留的，羈押期限不應超過24小時；認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況下，羈押期限不超過10日，特殊情況下，羈押期限不超過14日，對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羈押期限不超過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羈押期限一般不超過2個月。同時，法律還規(guī)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羈押期限延長。此外，在偵查階段的審查逮捕程序中，檢察機關沒有在法定期限內（7日）作出決定，由此造成的羈押期限延長也屬超期羈押。

刑事訴訟法對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的羈押期限沒有明確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檢察機關、一審法院、二審法院、負責死刑復核的法院辦案所需期限來自動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并且沒有任何形式的專門羈押審查批準手續(xù)。因此，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是指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沒有在法定的期限內作出決定，即一般案件在一個月以內，重大、復雜的案件一個半個月以內沒有作出決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羈押期限的延長就是超期羈押行為。因改變管轄、補充偵查重新計算起訴期限除外，但補充偵查超過法定期限引起羈押延長也屬超期羈押。而審判階段超期羈押則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被羈押的公訴或自訴案件時，超過法定的審理期限（包括經(jīng)批準的期限延長）沒有審結案件，仍繼續(xù)關押被告人的行為。

（二）形式合法、實質違法的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

1、偵查機關一般應在拘留的3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但如果不屬特殊情況，也非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卻以上述理由，將拘留后羈押期限延長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羈押期限2個月屆滿后，為了偵查活動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長羈押期限的情況下，仍編造理由報經(jīng)批準，由此產生的羈押延長。屬超期羈押。

2、檢察機關通過撤回起訴、補充偵查等達到重新計算羈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長審限理由，仍以相關理由報經(jīng)批準延期的。亦屬超期羈押。

（三）違反相適應原則的超期羈押表現(xiàn)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受到的刑罰處罰與被羈押的期限不相適應。如罪行較輕的被告人因辦案遲延等原因受到長時間的羈押，羈押期限超過了被判處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決羈押制度，防止超期羈押的思考

（一）正確認識羈押的性質和目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羈押手段不應當是首選和原則

刑事強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實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處于羈押狀態(tài)，被關在看守所或其他規(guī)定的場所。羈押的目的應當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殺、毀滅罪證或繼續(xù)犯罪，以便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順利進行。其價值應定位于一種臨時性的保障手段，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對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險的防范，而并非一種懲罰或報應。因此，關于羈押的實施，由于其直接產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機關必須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和程序予以適用，在保障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的同時，堅決杜絕為了偵查、審查起訴或審判便利，不當濫用羈押手段，隨意延長羈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

由于羈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同時，也可能使無辜者被錯誤關押、失去自由，國際刑事司法準則是將其作為例外的訴訟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賦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對該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即對羈押提出異議的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審判的人們被拘禁不應該是一般的規(guī)則，但是釋放應保障能出席審判……”，人權委員會在它的第8總評論中再一次確認到：“審前羈押應是一種例外，并盡可能的短暫。”[2]而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基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偵查手段落后或是偵查功利思想，在偵查階段，羈押被廣泛應用，尤其是用于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過羈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壓力，甚至刑訊逼供，從而取得有罪供述，通過口供進而獲取其他證據(jù)。在審查起訴或審判階段，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羈押的情況下，檢察院、法院一般不會改變羈押現(xiàn)狀，因此在刑事訴訟中羈押成了原則，非羈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羈押期限經(jīng)常被不當或不合法地延長。

因此，可考慮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并獲得取保候審作為一種原則，只有當司法機關提出明確的不符合取保候審的危險情形及證據(jù)時，才不準許有關申請。這一建議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著重要意義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會造成放縱犯罪、影響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立法機關或最高司法機關可以通過試點實證研究，論證其是否適合我國的治安現(xiàn)狀、刑事犯罪現(xiàn)狀。

（二）將取保候審作為未決羈押司法救濟手段，從制度上減少超期羈押的發(fā)生

申請取保候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種權利，在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現(xiàn)實要求下，有必要從立法上對取保候審重新定性，改變把取保候審作為強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訴訟法中對符合取保候審的五種情形均規(guī)定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著選擇結果的非強制性。同時，在是否適用取保候審問題上，我國采用的是嚴格的審批主義做法。即當事人申請取保候審時，除具備法定條件外，還必須經(jīng)過有關公、檢、法機關審查批準。[3]其結果是符合法定申請取保候審條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準適用。這使得公安司法機關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審問題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即使當事人符合法定條件，仍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允許，而不必說明理由，當事人對不批準取保候審的決定無權申請復議或申訴；對是否批準取保候審的決定也缺乏有關部門的必要監(jiān)督，完全是決定機關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現(xiàn)兩種情況：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或不應當采用取保候審的人被批準適用取保候審；二是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人未被批準適用。實踐中后一情況更為多見。其原因無非是羈押的威懾力、強制力更有利于獲取口供，是訴訟順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審則表現(xiàn)出較弱的控制力及緩和的強制性，往往會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礙訴訟等情況的發(fā)生。

客觀上講，取保候審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和對象，取保候審對罪行較輕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適用，效果是好的。在訴訟過程中，只有使強制力度與具體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才能達到適用該措施的目的。本來采用取保候審，可以防止社會危險性，卻非要逮捕關押，這既增加了羈押場所的壓力和負擔，也與訴訟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時，現(xiàn)有取保候審制度明確了保證人的條件和責任，增加了保證金形式，使取保候審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強。就現(xiàn)行的保證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對被取保人還具有某種心理強制作用，而保證金又具有較強的經(jīng)濟強制作用。可見，取保候審以其特性發(fā)揮其作用，具有羈押所能簡單替代的司法價值。

因此在實踐中，司法人員要轉變觀念，在注重懲罰犯罪的同時，樹立人權保障的意識和思想，在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上應減少任意性。應通過立法明確界定在什么情形下決定機關“應當”批準，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準，使取保候審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減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關機關應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超期羈押申告權行使的具體程序，建立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

關于未決羈押的司法救濟制度，在西方國家刑事訴訟中普遍建立，并且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中也有明確規(guī)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款規(guī)定：任何因逮捕獲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4]

我國刑事司法中，盡管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被羈押人申請解除強制措施的規(guī)定，如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明確規(guī)定了超期羈押的請求解除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師及其他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但對于被羈押人提出的申告，沒有專門負責的處理機構和人員，也沒有可操作的具體程序，可以說，羈押的救濟手段非常虛無。羈押司法救濟的缺失，有關變更強制措施的申請通常會被直接拒絕，不會得到認真的對待、審查和作出處理，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乃至社會公眾會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提出強烈質疑，從而影響司法公信度、人民滿意度。

我們認為可以考慮未決羈押司法救濟制度，其一，對公安機關的偵查階段羈押納入司法監(jiān)督的范疇，從而使羈押的實體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審查和把關。其二，將刑事訴訟其他階段的羈押與審查起訴、一審、二審辦案期限分離，審查起訴期限、案件審理期限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定執(zhí)行，不應超過辦案期限、審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上述階段被羈押的狀態(tài)，有申請專門司法救濟的權利，可由中級法院的賠償委員會作為審查機構，聽取被羈押者的申辯，對羈押的合法性及羈押理由依法進行審查。

（四）改革未決羈押機構之歸屬

在我國，未決羈押機構一般為看守所，歸屬于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在羈押方面無疑享有許多法外特權。公安機關不當延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羈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監(jiān)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現(xiàn)行的未決羈押機構的歸屬。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監(jiān)獄體制歸屬司法行政機關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未決羈押機構，同時結合依職權審查未決羈押的司法救濟制度，規(guī)定未決羈押機構履行超期羈押、非法羈押報告義務，以便依職權啟動對未決羈押的司法審查，從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羈押和超期羈押。

第四篇：莆臺宗教雕塑歷史現(xiàn)狀之研討

文章標題：莆臺宗教雕塑歷史現(xiàn)狀之研討

閩臺地理位置近僅一水之隔。而莆臺位置最近—秀嶼港距臺中港僅72海里。最近當然最有緣，這緣便是“五緣”：親緣、地緣、神緣、業(yè)緣和物緣。正是“五緣”網(wǎng)絡，形成了莆臺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基礎。宗教雕塑既是神緣文化的具體表現(xiàn)，也與其他四緣有關。所以，研究莆臺宗教雕塑交流的歷史與現(xiàn)狀，是離不天“五緣”這個傳統(tǒng)網(wǎng)絡的。

莆臺宗教雕塑的“地緣”也可以說是“海緣”—海上交通互市之緣。唐代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為過往貢舶和對臺貿易貨船的重要停靠口岸。宋、元、明、清至現(xiàn)代，除間或數(shù)年的海禁、遷界和戰(zhàn)亂以外，莆臺海緣基本沒有中斷。自唐宋起，進口商品有農產品(包括臺灣芋、擯榔等)、奢侈品等，以寶石、珍珠、象牙、犀角、沉香、檀香居多。莆田始有陶瓷、玉雕、牙雕、犀角雕、沉香木雕和檀香木雕作品問世，其中不乏以神、佛造像飄洋過海到臺灣售賣。開發(fā)古早臺灣的莆仙先民，可謂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人潮，他們以船舶為載體，帶去了勞動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帶去了精神信仰和宗教雕塑。

關于媽祖雕塑交流的歷史與現(xiàn)狀

媽祖信仰作為一種民間信仰，雖不能等同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宗教，但在本質上與宗教是同一的。據(jù)乾隆年間編修的《敕封天后志》記載，媽祖誕生于賢良港而飛升于湄洲島。由于傳說中的媽祖生前涉水救人，能知人禍福，因此，民間便賦予其以神性，視其為支配海域的“龍女”、“神女”，并立祠奉祀。閩臺百姓自發(fā)的尊俸，引起了朝廷的重視。自宋宣和四年至清同治十一年，媽祖共被褒封59次，封號最多達66字之多，從而擴大了媽祖文化在閩臺的形成與播行。臺灣的媽祖文化是伴隨著閩人渡臺而東漸的。據(jù)臺灣相關資料顯示：“自大陸分香來臺后之媽祖分靈之多，已超過二千多宮。”臺灣早期分靈媽祖被稱為“開臺媽祖”。由船民帶去的媽祖雕像稱“船仔媽”，由軍人帶去的媽祖雕像稱“護軍媽”。臺南市自強街開基天后宮現(xiàn)存一尊木雕神像，背上刻有“崇禎庚辰年湄洲鐫造”。

現(xiàn)代莆臺媽祖文化的交流可謂佳話頻傳。每年到湄州祖廟朝圣的臺胞多達10萬人次。湄洲祖廟董事會每年都向莆田民間藝人徐錦明等人訂制上萬尊木雕“分靈媽祖”。臺灣信眾進香后，都會請一尊媽祖捧回臺灣供奉，或把島內媽祖像帶到湄洲祖廟回香。1997年湄州祖廟千年媽祖“金身”巡安臺灣、2003年再赴金門，皆萬人空巷競相祭祀。2001年湄洲祖廟南軸線媽祖大殿系列神像雕塑，系臺胞黃土誠等人捐建。其大殿6米高媽祖塑像和寢殿媽祖雕像，由莆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余國平創(chuàng)作；大殿八尊4米高輔佐神塑像，由莆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方文桃創(chuàng)作(媽祖“金身”巡臺的貼金木雕鑾駕亦由方大師創(chuàng)作并捐獻)。

近年莆田雕塑精英為臺灣天后官創(chuàng)作的主要媽祖雕塑如下：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于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采用湄洲產花崗巖為臺灣云林縣嘉義市北港朝天宮制作并安裝高14.5米的與湄洲媽祖同高的《媽祖》神像一尊；2006年6月朱伯英為金門島金湖鎮(zhèn)料羅灣媽祖公園創(chuàng)作并安裝高9.9米石雕《媽祖》一尊；2006年10月,朱伯雄為臺中縣豐原鎮(zhèn)清官創(chuàng)作并安裝高15米的立式石雕《媽祖》一尊。

在天后宮的古建裝飾雕刻方面：主要有陳寶如1988年承接的臺灣大甲鎮(zhèn)瀾宮古建裝飾青石雕；游良照2002年承接的馬祖島天后宮古建木、石雕工程；2003年臺南南圣宮古建木、石雕工程及銅雕“媽祖圣跡圖”；黃輝近年承接的高雄崗山媽祖廟、嘉義順天宮古建木雕；鄭福焰1995年承接的臺北士林媽祖宮高6.8米、寬11.3米的套/5件組裝式特大紅木雕《媽祖故事》圍屏；1998年由該宮續(xù)訂寬22米、高21.6米、深13.5米的三層宮廟古建木雕；……

關于道教雕塑交流的歷史與現(xiàn)狀

道教在莆田的傳播起于唐宋，最早興建的大型宮觀是元妙觀，后又興建凌云殿、五帝廟、九仙祠、東岳觀、城隍廟等。祭祀神有玉皇大帝、順天圣母、五帝王爺、關圣帝君等。道教原來有丹鼎派和天師教之分，傳入臺灣的主要是天師教。祭祀神亦多為玉皇大帝、順天圣母、玄天上帝、五帝王爺、關圣帝君等。道教在臺灣影響要比佛教大，全臺道教官觀有4000多座。莆臺道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對順天圣母祖籍祖廟和五帝祖廟的認祖朝拜、玉皇文化和王船信仰交流。

順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婦女難產之神。順天圣母名叫陳靖姑，出生于福州下渡。后梁貞明元年(915年)陳靖姑前往閭山學道3年，后嫁與古田人劉杞為妻，在福州一帶施法降妖，招收弟子。后因斬蛇于宮中，閩王封為“臨水夫人”。南宋淳祐年間(1241～1252年)，加封為“崇福昭惠慈濟夫人”，賜額“順懿”。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敕封為“順天圣母”。民間尊為“陳太后”，并流傳至臺灣、全島現(xiàn)有敬奉順天圣母的宮殿廟堂祠館計有139處。

第五篇：淺議我國刑事審判制度中重實體輕程序之現(xiàn)狀

淺議我國刑事審判制度中重實體輕程序之現(xiàn)狀

供稿：重慶市巴南區(qū)人民檢察院

副檢察長 陳曉輝、偵監(jiān)科 張 

在我國刑事審判過程中，重實體輕程序的現(xiàn)象比較突出。在整個司法體系中，大部分司法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強調對懲罰犯罪的追求，就不得不從一定程度上降低對被告人的保護力量，然而，如果強調程序正當，恪守嚴格程序，則又可能導致對司法機關手腳的束縛。當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發(fā)生矛盾時，多數(shù)司法工作者的選擇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向實體公正一邊。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多支持實體公正優(yōu)先，這是我國幾千年封建體制下的法律“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影響，過分強調打擊而忽略公民基本權利保護的錯誤的法律價值取向；民主觀念淡薄，再加上司法工作者整體素質不高，“寧可錯，不可漏”的傳統(tǒng)思想，特別是個別行政干涉，案件中有失偏頗，不按程序辦案的現(xiàn)象并不少見。

比較典型的，如現(xiàn)行法律上對拘留、逮捕的程序失之執(zhí)行不嚴，以至給公安機關拘留和逮捕很大隨意性。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公安機關執(zhí)行拘留時，應持有經(jīng)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簽發(fā)的《拘留證》，應將《拘留證》向被拘留的人出示，并向其宣布對其實行拘留。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卻經(jīng)常出現(xiàn)被拘捕對象被帶走后，其家屬甚至連是被誰帶走的都不知道的奇怪現(xiàn)象。這是我國現(xiàn)行法律實踐中忽略程序重要性的典型。美國著名案件“辛普森殺妻案”，如果這個案子放在中國，可能審理的結果就有所不同，也許就已投入監(jiān)獄。而且在訴訟中對犯罪嫌疑人的隨意滯留關押，甚至為一樁小事就可以無限期關押。對這種關押又缺少應有的監(jiān)督，使司法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對嫌疑人以各種手段進行刑訊逼供。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對長期關押過于寬容。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時間為14天。對流竄多次或團伙作案嫌疑犯，拘留時間最長可達37天。普遍嫌疑犯逮捕關押的時間為2個月，案情復雜的可申請延長1個月。如果地處交通不便，案情復雜，可能有重大犯罪集團或流竄作案嫌疑的，可經(jīng)省檢察院批準，再延長2個月。如果犯罪可能判10年以上重刑的，在上述期限內不能結案的，可申請再延長2個月。總共羈押時間可長達7個月。如果在羈押期間發(fā)現(xiàn)嫌疑人另有罪行，則可從發(fā)現(xiàn)之日起重新計算。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身份、地址，則可以無期限關押，直到查清真實身份時為止開始重新計算羈押時間。這種法律上的彈性規(guī)定在一些不太尊重法律的警察手里掌握，隨意長期關押幾乎就沒有什么障礙。

司法機關也存在著一種思想：只要被警察抓的人，多少會有劣跡，那么司法人員怎么采取手段都不為過，這樣就給司法人員為所欲為鉆了空子，從司法人員可以對其刑訊逼供，使其陷罪。在這樣一種司法理念中，程序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被忽視了，只要能查出犯罪分子，追究犯罪行為，也就是追求所謂“實體真實”，就可以不擇手段，畸輕畸重。這方面體現(xiàn)得最明顯的就是我國法律對口供的看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guī)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jù)。”然而我國司法界長期盛行的一句話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徹底地否定了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權，也體現(xiàn)出中國司法界對口供證明力的迷信程度。

在英美法系中，有一項訴訟原則叫“手段同等原則”，以保護犯罪嫌疑人，防止被無辜陷罪。根據(jù)這一原則，對于犯罪嫌疑人，在原則上應當同刑事追究機關一樣，予以平等地對待。法律規(guī)定警察對人進行拘留、逮捕的，被拘者有權要求通知律師，有權要求保釋，有權與外界保持聯(lián)系。他委托的律師可以代他與追訴者同時進行無罪、減輕罪行的調查。“手段同等原則”在庭審過程中體現(xiàn)為：控辯雙方地位、權利是平等的。犯罪嫌疑人有出席權，申請證據(jù)和質證權等，賦予犯罪嫌疑人與警察和公訴人同等手段，這樣，刑事追訴人就很難對犯罪嫌疑人為所欲為而使其陷罪。然而在我國現(xiàn)行法律體制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這些權利幾乎被完全忽視，其委托的律師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絕對的被動地位。律師參與訴訟滯后，不能在追訴機關進行有罪調查的同時進行無罪調查。一個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以后，處于孤立無援的地步。《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后，從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出發(fā)，將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的時間，從過去在開庭審理7天以前，提前到自案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之日起。這種改革當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現(xiàn)行法律給警察的權利與給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仍然是不平等的。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自然不可以正式委托律師，只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自訴、控告和申請取保候審。即使這樣，實際中辦案機關仍以種種借口阻撓律師涉案。就是說，偵查、審訊過程仍然是由辦案人員單獨進行的。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甚至通常在不明白自己有何權利的情況下就被定罪，因而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正當?shù)某绦驒嗬Ｗo自己。美國刑事訴訟中著名的“米蘭達規(guī)則”要求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逮捕時，必須告知他的權利。否則警察的一切取證行為都為非法，不能作為法庭上的證據(jù)。也就是說警察都被賦予對犯罪嫌疑人負有告知和幫助義務，必須承擔對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訴訟程序的犯罪嫌疑人伸張自己的權利，必須承擔對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訴訟參加人作告訴、提示的義務。明確地告知犯罪嫌疑人對他不利的情況，告訴他有權對指控作出陳述或對質。這樣才能使犯罪嫌疑人行使訴訟程序上的權利，使犯罪嫌疑人有提出對自己有利事實的機會，減少了刑訊逼供，減少了冤假錯案，才保證了程序的公正。

因此，那種認為“寧可錯，不可漏”的不重視程序公正的思想，認為實體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的審判價值觀實際上往往是造成冤假錯案的溫床。公正離不開程序，它不僅是一種操作順序和方式，它實際上意味著國家如何對付追究某些公民刑事責任的問題，審判實際上成為一個動態(tài)的制作裁判結論的過程。正當程序能夠約束司法人員的權力，對法官進行監(jiān)督和制約；正當程序是克服思維局限性的工具，避免法律運用中的疏忽大意和形而上學；正當程序能夠保證審判公正，其嚴密性能夠使公正性敗訴的當事人有理由相信法官審理的正當性，使其對結果的不滿失去可依賴的基礎，因此正當?shù)姆沙绦蚰軌虼偈箤嶓w公正的真正實現(xiàn)。也許在個別的案件中，重視程序的公正不一定會必然導致實體的公正，但這種程序規(guī)則不是為了某一特定案件或當事人設定的，而是事先統(tǒng)一制定的，全社會都按其行事，從更長遠的利益看來，就是體現(xiàn)了公正。這是一種辯證的利弊觀。

在我國力求司法改制的道路上，一定要突破追求單一實體正義的格局局限，盡可能地找到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最終磨合點。

作者：陳曉輝 2004年03月09日

體，輕程序”的成因及對策(溫 玲)2008-06-20 16:54 瀏覽次數(shù):355次

淺析“重實體，輕程序”的成因及對策

——一起交通肇事案引發(fā)的反思

溫 玲，輕程序”是指執(zhí)法機關在執(zhí)法過程中，只看重對問題實質性處置沒有偏差或者沒有大的偏具體操作過程中出現(xiàn)程序上的疏漏或者差錯，可以不追究責任的一種執(zhí)法觀念。這種執(zhí)法種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慣性的認識和思維，許多執(zhí)法人員對程序法的價值認識不足，在案題后，仍然能夠理直氣壯地推卸責任。筆者在查處張某申訴案中，發(fā)現(xiàn)“重實體，輕程序”遺癥確實值得執(zhí)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反思。鑒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思考，以供同仁商榷。

某申訴案及引發(fā)的反思

申訴案的經(jīng)過：2005年3月，交警在事故現(xiàn)場處理張某連續(xù)追尾交通事故案過程中，單憑判斷其中一臺涉案車輛不負事故責任，讓其在交警勘驗現(xiàn)場前自行駛離，且未將其列入交通書中進行責任認定，并作出張某負全部責任的第一份《交通事故認定書》。張某以《交通事》沒有客觀真實地反映事故現(xiàn)場為由，申請重新認定。2006年6月，上一級公安機關對該查組重新調查核實，因為事隔太久，很多細節(jié)當事人記不清，加上當時的現(xiàn)場勘驗沒有對事行全面拍照，只能通過大量的間接證據(jù)互相印證，最終謹慎地認為該案責任認定的結論沒有，但該案的《交通事故認定書》應進行完善，即對先行駛離的涉案車輛進行責任認定，而對出的部分質疑無法用有力的證據(jù)予以解釋。據(jù)此，原辦案單位作出第二份《交通事故認定書》，負主要責任，另一涉案司機負次要責任，先行駛離的涉案車輛仍未列入交通事故認定書進行。張某依然不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幾年來不斷地向有關部門申訴、上訪。2008年3月，位在檢察機關的要求下，經(jīng)過重新審查，作出第三份《交通事故認定書》，才將先行駛離的列入交通事故認定書并認定其不負責任，其他人員的事故責任認定不變。市、區(qū)兩級檢察機次對該案進行審查，均認為交警在該事故的處理過程中有濫用職權的行為，出具的《交通認客觀真實地反映事故現(xiàn)場，但因其所造成的后果未達到濫用職權罪立案標準，故作出不予定或維持不予立案的決定。至此，張某仍堅持以該案程序存在錯誤，要求對辦案交警追究法警部門對其承擔經(jīng)濟賠償為由，四處上訪。案發(fā)3年多，該案仍由市政法委組織各有關部訴罷訪工作。

后的反思：該案原本是一起非常簡單的交通事故，因為交警在最初處理事故現(xiàn)場時沒有嚴格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程序操作，沒有及時對事故現(xiàn)場進行全面勘驗、拍照，就擅自對涉案車輛上確實存在瑕疵，由此引發(fā)張某多年來的不斷申訴、上訪，損害了交警部門的形象，造成社會效果；各有關部門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多次對該案進行重新調查核實，但都因缺乏事故現(xiàn)手證據(jù)資料，不能說服張某對調查結果心服口服，導致各項實質性的調查工作一直處于被動。

實體，輕程序”陋習的成因

法律不能切實保障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同等對待，對程序違法的處罰多數(shù)流于形式，是這一的重要原因。隨著我國法制社會的日趨成熟，各項實體法不斷得到完善和補充，對實體法的比較重視，在實質問題上發(fā)生差錯時糾正比較認真，責任追究比較嚴厲。在程序問題上仍是，出現(xiàn)點差錯但只要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往往不能追究法律責任。張某申訴案中，上一級公第一次對該案進行重新調查時，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交警在處理事故現(xiàn)場時程序上存在漏洞，但因為該行為與該案的嚴重后果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故只能對辦案交警作出離崗培訓的內部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執(zhí)法理念上存在偏差，是這一陋習產生的主要原因。許多執(zhí)法機關及員不能正確認識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把程序法視為實體法的附庸，認為程序法的存在就實體法的目的服務，遵守程序法無非是為了更好地追究違法行為，只要能及時、有效地處罰，即使沒有嚴格遵守程序法的規(guī)定也無所謂。張某申訴案中，原辦案單位及執(zhí)法人員在作出通事故認定書》前，已經(jīng)認識到該案存在程序違法，但認為該違法行為不影響交通事故認結論，而沒有主動及時糾正該案的程序違法行為。

案多、片面追求實體公正的法律效果、執(zhí)法壓力大等客觀因素的存在，也是這一陋習產生因。以深圳交警部門為例，通常一名交警要負責幾條路的交通事故處理，法律明文規(guī)定每起必須由兩名交警到場共同處理，故各交警之間又要互相協(xié)助配合，人少案多的情況尤為突出；事故處理的特殊性，要求交警在最短的時間內初步處理事故現(xiàn)場，以保障道路交通的順暢，的執(zhí)法環(huán)境無法保障交通事故處理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完全依照法定程序操作。

決摒棄“重實體，輕程序”陋習的對策

樹立實體法與程序法并重的執(zhí)法理念。

為執(zhí)法機關的執(zhí)法活動提供法律標準，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xiàn)；程序法為執(zhí)法機關的執(zhí)法活動規(guī)程，保障程序正義的實現(xiàn)。實體公正和程序正義的有機統(tǒng)一，兩者并重，堅決摒棄“重實序”陋習，才是公平正義的真正含義。執(zhí)法機關嚴格按照實體法的規(guī)定，打擊犯罪、查處違實體上的公平正義，是責無旁貸的職責；同時嚴格遵守程序法的規(guī)定，尊重和保障涉案人權利和正當利益，使各項執(zhí)法活動得以更加公開、透明地進行，以達到程序上的公平正義，容辭的義務。

完善程序立法，健全司法救濟程序，運用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程序違法行為。

法應當配套實體法的內容作出具體、周到、細致的規(guī)定，應當具有明確權責劃分、賞罰分明、的特點。從法律上明確規(guī)定，執(zhí)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程序法，違反法定程序的違法，其后果是執(zhí)法行為無效或者執(zhí)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受到相應的追究；被侵害方有得到或者相應補償?shù)姆ǘ嗬Ｍㄟ^健全司法救濟程序，當作為弱者的執(zhí)法對象受到執(zhí)法機關程為的侵害時，能夠迅速、有效地得到法律援助，得到司法救濟，以彌補執(zhí)法機關和執(zhí)法對象懸殊的差距。如檢察機關作為法定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法律應賦予更加明確的法律監(jiān)督職責及便更好地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

輿論引導和機制建設，營造依法執(zhí)法的好氛圍。

重實體，輕程序”的陋習仍然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家的認可，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在要求執(zhí)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牢固樹立實體與程序并重執(zhí)法理念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執(zhí)機制建設；在廣泛宣傳違反法定程序執(zhí)法的危害性，增強社會監(jiān)督的自覺性，營造嚴肅執(zhí)法好社會輿論氛圍的同時，努力加強和完善各項機制建設從而保證依法執(zhí)法的落實，進一步把及其工作人員新的執(zhí)法理念落實到具體執(zhí)法工作中。

對程序違法行為的監(jiān)督和查處力度，促進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機統(tǒng)一。

前對程序違法行為的監(jiān)督以執(zhí)法機關自我監(jiān)督為主要手段，但現(xiàn)行體制因素導致該項監(jiān)督在中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疏漏和弊端，主要是個別單位出于單位榮譽、小團體利益和保護本部門慮，對存在的執(zhí)法程序方面的問題不重視，也不愿因此損害自己的利益和榮譽，于是采取隱卸責任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養(yǎng)癰遺患。因此，執(zhí)法機關自我監(jiān)督機制應進行鑒工商、稅務等行政機關實行垂直管理的經(jīng)驗和做法，由上級機關直接或者授權下級特定上級機關的監(jiān)督職能，化解自我監(jiān)督時體制方面的矛盾，提高自我監(jiān)督的質量。二是每年人機關進行執(zhí)法大檢查時，吸收檢察機關參加，使之在人大的監(jiān)督指導下，從查處瀆職犯罪角法活動檢查，從而發(fā)現(xiàn)線索，打擊犯罪。三是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的過程中，要堅程序并重的原則，既要依法監(jiān)督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又要依法監(jiān)督違反程序法的行為。執(zhí)法程序規(guī)則，有的是因為程序意識不強，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有的則是為了濫貪贓枉法，因此檢察機關要注意發(fā)現(xiàn)程序違法背后的職務犯罪，并及時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