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現行貨幣政策的分析

對貨幣政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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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2）班17號

一．2010年中國實施的一系列貨幣政策：

1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

2月1日至2日，召開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信貸與金融市場工作會議。

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向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匯報2009年貨幣政策執行情況。

2月11日，發布《200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2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機構暫不上調。

3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信貸形勢座談會。按照宏觀調控的總體部署和要求，引導金融機構貸款合理均衡增長，同時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增強風險防范意識。

3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管理暫行辦法》（銀發〔2010〕79號），加強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的管理，保障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安全、穩定、有效運行，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操作和使用。

3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八個部委出臺《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銀發〔2010〕94號），督促金融機構認真落實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振興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改進和提升對我國文化產業的金融服務，促進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繁榮。

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與白俄羅斯國家銀行簽署《中白雙邊本幣結算協議》。該協議是我國與非接壤國家簽訂的第一個一般貿易本幣結算協議，也是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實施后的區域金融合作的新進展，有利于進一步推動中白兩國經濟合作，便利雙邊貿易投資。

3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印發《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做好春季農業生產和西南地區抗旱救災金融服務工作的緊急通知》（銀發〔2010〕100號），要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確保金融機構支持春季農業生產和抗旱救災必須的流動性需求，切實加大對春季農業生產和抗旱救災的有效信貸投入。

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召開2010年第一季度例會

二．貨幣政策的概述

狹義貨幣政策：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合。

廣義貨幣政策：指政府、中央銀行和其他有關部門所有有關貨幣方面的規定和采取的影響金融變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體制改革，也就是規則的改變等）

貨幣政策是通過政府對國家的貨幣、信貸及銀行體制的管理來實施的。貨幣政策的性質（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以及貨幣、產出和通貨膨脹三者之間聯系的方式）是宏觀經濟學中最吸引人、最重要、也最富爭議的領域之一。一國政府擁有多種政策工具可用來實現其宏觀經濟目標。其中主要包括：

（1）由政府支出和稅收所組成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用途是：通過影響國民儲蓄以及對工作和儲蓄的激勵，從而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2）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執行，它影響貨幣供給

三．運用貨幣政策的主要措施

運用貨幣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七個方面：

第一，控制貨幣發行。

第二，控制和調節對政府的貸款。

第三，推行公開市場業務。

第四，改變存款準備金率。

第五，調整再貼現率。

第六，選擇性信用管制。

第七，直接信用管制

四．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通過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和金融市場傳導至企業和居民，對其生產、投資和消費等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一般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傳導是通過信貸、利率、匯率、資產價格等渠道進行的。

從我國的實踐看，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是形成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起始點，其政策調整主要集中在對基礎貨幣、利率和信貸政策導向等方面。面對中央銀行的政策調整，商業銀行按照“四自”（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三性”（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對企業和居民的貸款總量、投向及其利率浮動幅度作出調整，以期影響企業和居民的生產、投資和消費行為，最終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會受到商業銀行運行體制和企業經營機制的影響，這使貨幣政策傳導效應有所削弱，甚至出現阻滯。為此，要進一步完善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主要體現在：一是商業銀行應按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逐步完善商業銀行運行機制，使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信號能夠通過商業銀行機制有效地運行而逐級順暢傳導；二是要加快企業制度改革，完善經營機制，強化信用觀念，使企業和居民對存貸款利率信號的反應更加靈敏有效；三是要完善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操作機制，疏通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實施效率。

五．貨幣政策時滯

貨幣政策從制定到獲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效果，必須經過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即稱為時滯。

時滯由兩部分組成：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

內部時滯指從政策制定到貨幣當局采取行動這段期間。可分為兩個階段：(1)從形勢變化需要貨幣當局采取行動到它認識到這種需要的時間距離，稱為認識時滯；(2)從貨幣當局認識到需要行動到實際采取行動這段時間，稱為行動時滯。內部時滯的長短取決于貨幣當局對經濟形勢發展的預見能力、制定對策的效率和行動的決心等。

外部時滯又稱影響時滯，指從貨幣當局采取行動開始直到對政策目標產生影響為止的這段過程。外部時滯主要由客觀的經濟和金融條件決定。

六．貨幣政策反經濟周期調節

貨幣政策反經濟周期調節，是指貨幣政策“逆經濟風向行事”。當經濟增長過快、通脹壓力加大時，就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緊縮貨幣供給與信貸，給過熱的經濟降溫，抑制過高的通脹率；反之，當經濟增長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風險的時候，貨幣政策則要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和信貸總量，保障流動性供給，刺激投資和消費。在經濟下行階段，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金融機構或企業等面臨短期資金供給不足時，中央銀行要為金融機構提供融資便利，促進貨幣信貸合理平穩增長，改善融資環境，維護投資者的信心，為經濟增長提供相對寬松的金融環境。貨幣政策反經濟周期調節的應用，旨在調節經濟的周期性波

七．評價

我國是處于體制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在開放條件下貨幣政策框架的選擇問題上,我們還是可以借鑒三國的經驗,得出一些有益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如定期公布貨幣供應量目標,編寫5貨幣政策報告6,闡明貨幣政策執行情況,以月報!季報!年報的形式公布金融數據等”但是我們仍應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如增加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增強中央銀行引導公眾和市場的權威性,培育理性的市場預期,提升中央銀行信譽“當然,從長遠來看,我國已經加入WTO,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的貨幣政策將面臨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的加強!利率和匯率的套利投機等等問題,這些變化在歷史上(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造成了較強的沖擊,并迫使大部分國家放棄了貨幣目標法”屆時,我國貨幣政策框架如何選擇,是借鑒美國的做法,不明確公布名義目標以進行有益的探索,還是借鑒英國的做法,直接采用通脹目標法,則需要進一步研究

第二篇：我國現行貨幣政策的論述

我國現行貨幣政策的論述

從1993 年中開始的緊縮過程至1996 年出現了轉折，即貨幣政策事實上日益明顯地采取了擴張的取向。但“適度從緊”的提法還繼續了一段時間。1998 年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有了“適當的貨幣政策”提法，然后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再后是“努力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等提法。無論怎樣的提法，所表達的貨幣政策走向是擴張，或者說，是要求積極而又審慎的擴張．自1996 年5 月至1999 年6 月，中國人民銀行先后宣布7 次降息．但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卻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突出。2002 年2 月21 日，中國人民銀行再一次宜布降息。經過連續8 次降息，以一年期存款利率為例，它已經從19 ％年開始下調前的10.98 ％下降到1.98 %，下調幅度達8 既以上。不僅是利率，在直接用資金支持商業銀行擴大信貸方面，中央銀行的政策取向同樣是很積極的。但顯然可見的是，連續數年實施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扭轉經濟疲軟的狀態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強而有力。

一 中國貨幣政策操作效果的評價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貨幣政策的效果是不明顯的，或者說是微效的。這不僅因為貨幣供應量的不可測、不可控性因素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制約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牽涉到經濟金融體制、市場發育程度、微觀主題行為及相關經濟政策的配合等等方面。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力，一般依賴于經濟系統中私人部門對基礎貨幣的需求以及貨幣當局對市場上短期利率的持續調控能力，因此歷史上利率和貨幣適度從緊的概念見諸文獻是在《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建議》 之中。文件的提法是：在“九五”期間要以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新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二中國經濟波動和貨幣政策操作實踐

供應量通常成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主要對象．20 世紀70 年代以前，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影響，西方國家一般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70 年代經濟滯脹以后，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普遍感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理論和利率政策治理滯脹收效甚微，因而在以Friedman(1960）等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理論指引下，開始轉向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80 年代西方國家涌起了金融自由化浪潮。隨著金融業放松管制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出現了大幅波動，這種波動又沖擊著貨幣供應量與物價之間的穩定關系，加之不同層次的貨幣日益難以界定和識別，貨幣供應量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操作工具、最終目標的相關性都迅速下降，因此，各國貨幣當局又不得不放棄該中介目標，重構盯住利率、匯率的體制，以及盯住通脹率或物價水平的體制。美聯儲于1987 年宣布不再設M ．目標，德國和瑞士央行是工業化國家中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時間最長的，瑞士央行最終也于2000 年初放棄了該目標，德國央行隨著加入歐洲中央銀行體系也在淡化貨幣供應量的中介目標地位．我國目前所實施的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體制，下一章從不

同的層面分析我國在現行體制下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的原因，為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打下基礎。

三中國貨幣政策微效的成因分析

我國目前所實施的基本上仍是以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為最終目標，盯住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體制。1993年人民銀行首次向社會公布貨幣供應量指標，這表明在經歷了90 年代初金融失控局面的沖擊后，人民銀行意識到利用信貸規模和現金投放作為政策工具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缺陷，開始逐步轉向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人民銀行采用狹義貨幣M，和廣義貨幣M ：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1 998 年取消信貸規模控制代之以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從而進一步確立了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地位。我國的貨幣政策通過不斷增加全社會的購買能力，增加即期需求，擴大內需，減少企業利息支出降低成本，鼓勵企業直接融資，取得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從幾年來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來看，不僅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無法實現，而且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與物價、經濟增長率的變動趨勢也出現了不一致。

我國名義上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因“管制有余而浮動不足”, 實質可以看作是一種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眾所周知，固定匯率制度本身是一種貨幣政策操作規則，當中央銀行選擇了除浮動匯率外的其他任何匯率制度時，就在事實上為貨幣政策規定了一個必須實現的名義目標。換言之，如果一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不論其名義上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什么，都首先要保證匯率目標得到實現．這給貨幣供應量目標造成了很大困難，因為它直接影晌到基礎貨幣的一定投放，我國的經驗已經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一點。從1994 年匯率并軌至今，我國先是遇到外匯占款急劇增加的局面，被迫采取大量收回再貸款以控制基礎貨幣增長的沖銷措施；在1 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反過來又出現大量逃套匯的情況，使擴張基礎貨幣的努力成效放慢，其根源正是由于我國本質上實行的是固定匯率機制，使貨幣當局無法按貨幣供應量目標投放基礎貨幣。

第三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企業并購、并購整合的概述

文章來源：中顧網作者：佚名點擊數：1658 評論:0條更新時間：2009-7-21 17:09:06

企業并購是企業進行資本運作和經營的一種主要形式,通過并購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資本經營的重要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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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并購、并購整合的概述

企業并購是企業進行資本運作和經營的一種主要形式,通過并購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資本經營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實現企業資本的低成本、高效率擴張,形成強大的規模效應的重要途徑,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并購是兼并和收購的簡稱。所謂兼并是指兩家或更多的獨立企業或公司合并組成一家企業，通常由一家占優勢的公司吸收另一家或更多的公司。所謂收購是指一家企業在證券市場上用現金、債券或股票購買另一家企業的股票或資產，以獲得對該企業的全部資產或某項資產的所有權，或獲得對該企業的控制權。企業并購就是企業兼并或購買的統稱，它是企業實現自身擴張和增長的一種方式，一般以企業產權作為交易對象，并以取得被并購企業的控制權作為目的，以現金、有價證券或者其他形式購買被并購企業的全部或者部分產權或者資產作為實現方式。

追求利潤的動機、競爭壓力的動機是西方企業并購的原始動力。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并購的原始動力又是以各種不同的具體形態表現出來的。也就是說，企業并不僅僅由于某一種原因進行并購，實際的并購過程是一個多因素的綜合平衡過程。西方學者認為，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因素影響西方企業并購活動：經營協同效應;財務協同效應;企業發展動機;市場份額效應;企業發展的戰略動機。

企業并購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現象，它有著復雜的實施過程，任何一個環節發生失誤，都會影響到并購的最終成敗。這其中并購后整合是并購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是實現并購戰略目標的可靠保證，是借助外力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有效途徑。所謂并購后整合，就是并購雙方在并購戰略目標的驅動下，通過采取一系列戰略措施、手段和方法，對企業要素進行系統性融合和重構，并以此來創造和增加企業價值的過程。并購后整合所包含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涉及到一個企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方面整合的不利或欠缺，都會導致整個整合活動的失敗。并購整合管理主要包括有形整合和無形整合兩種類型，有形整合包括管理戰略整合、組織與制度整合、人力資源整合、財務整合等;無形整合主要是指企業文化整合。企業并購后的整合管理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

第四篇：對我國貨幣政策弱效應的辯證分析

對我國貨幣政策弱效應的辯證分析

一、我國貨幣政策具有弱效應

自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以來，中央銀行采取的一系列積極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從現實情況看，其貨幣政策操作力度是相當大的，然而卻與國內市場需求持續不旺、經濟增長緩慢的政策實施效果形成了較大的反差。這究竟是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已經陷入了“流動性陷阱”，還是由于受客觀經濟新形勢的影響，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存在時滯？一時間，人們禁不住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如果僅僅從近幾年貨幣政策的表現就斷言貨幣政策無效，似乎有失偏頗。因為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1984年以前，我國的金融政策一直都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控制下，因而談不上有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確立為中央銀行后，其職能和地位得到日益鞏固和加強，貨幣政策也日漸成為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地位越來越明顯，貨幣政策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為治理因社會總需求過剩而引發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同時保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因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可以說，這是我國中央銀行首次成功地運用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其效果是顯著的。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擴大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中央銀行又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應該說，我國治理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發揮得不夠，屬于弱效應（這似乎驗證了凱恩斯學派早已有過的解釋：貨幣政策的緊縮功能強而擴張功能弱）。為此，國內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二、對我國貨幣政策弱效應的辯證分析

199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弱效應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是復雜的，必須辯證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結構、金融市場體系殘缺與滯后、政府對金融業過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評價標準去衡量我國貨幣政策 效應（因為西方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市場體系完善、機制健全），而應更多地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分析框架。換言之，同樣的貨幣政策，在西方國家能夠帶動經濟的復蘇，而在我國卻可能無明顯效果，或短期有效、長期無效。其次，以物價穩定作為最終目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我國也不例外。但物價應穩定在什么范圍之內，雖然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然而至今還沒有一個合理的量化標準。換言之，目前理論界認為的貨幣政策弱效應是基于不同的監控指標體系之上得出的結論。再者，從理論上說，貨幣政策的意義就在于貨幣當局通過改變一定的經濟參數，達到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目的。因此，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目標的選定和傳導機制的確定等內部制約因素以及經濟開放度、現行匯率制度、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現狀等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都有著制約性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1.內部因素的制約

（1）中央銀行獨立性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中央銀行獨立性是指中央銀行可以自主決定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程度。由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而中央銀行自成立起就始終擺脫不了政府的影響，受制于政府的行為；中央銀行自主選擇貨幣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獨立性較弱。表現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既要考慮自身的目標偏好，又要考慮政府部門的目標偏好，因而形成了實為多重目標的單一目標——穩定貨幣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國貨幣供應具有的內生性[1]與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證了中央銀行不能獨立地隨意控制貨幣供應量。而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礎貨幣變動都是中央銀行意愿決定的，這里還存在著許多經濟學家常提到的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過程。然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保持幣值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銀行極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標之間尋找平衡。這種弱的獨立性，導致貨幣政策效果難以有效發揮。

（2）貨幣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從現實情況看，要完全實現這四個目標，達到宏觀經濟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四者之間存在著內在沖突，會 嚴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相繼完成了從“多目標”到“單目標”的轉變。我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雖然也選定為單一目標，但這一目標實際上卻包含著兩層含義。由于必須考慮到經濟增長的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因而中央銀行在兼顧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雙重目標的同時，更偏重于經濟增長。但在目前我國通貨嚴重緊縮的情況下，究竟應該偏重于經濟增長還是保持幣值穩定，都會產生“囚徒困境”，[2]削弱貨幣政策效應。

（3）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貨幣政策是不能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的，而是要通過一定的中介來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因此，從某些程度上說，貨幣政策的效果取決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靈活、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就成為貨幣政策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我國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為基礎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具體表現在：

第一，凱恩斯學派的傳統利率傳導途徑不符合我國國情。凱恩斯學派認為，利率是整個傳導機制的核心，即決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暢通的關鍵因素是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然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基本上還是實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同時實體經濟對利率彈性也呈現出非預期化特征。因此，用凱恩斯學派的利率傳導途徑來發揮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貨幣學派的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在我國缺乏金融市場支持。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如果貨幣供應量增加到供過于求的狀況，則貨幣資產的持有者會將多余的貨幣用于購買各種資產，從而增加產出。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公眾多余的現金余額支出變動來影響支出和收入，從而達到國民收入的增加。這需要有充裕的貨幣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場和豐富的金融資產的支持。而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完善，即使公眾有能力也有愿望對其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也缺乏可供選擇的金融資產。因此，用貨幣學派的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來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以托賓為代表的股票市場傳導途徑在我國存在現實阻滯。托賓的q理論認為，當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貨幣供應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價格上漲，q值相應上升，企業也相應增加投資，從而總產出增加。因此，貨幣政 策通過股票市場傳導的關鍵，取決于資本市場的規模、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場各子市場間的一體化程度。而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還相當滯后，不僅規模偏小，而且還處于規范發展階段；另外，我國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幾乎完全被割裂，通過股票價格提高形成的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也不是很明顯。因此，通過股票市場傳導貨幣政策存在現實阻滯。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主要通過信貸途徑。但據李曉西等同志的研究報告，[3]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存在六方面問題：一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機構存在活力不足的問題；二是傳導機制的客體即企業存在活力不足的問題；三是貨幣政策傳導的路徑過窄；四是貨幣政策傳導速度下降；五是貨幣政策傳導的動力和信號有失真問題；六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環境不容樂觀。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發揮。

2.外部因素的影響

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加快，我國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面臨著許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

（1）經濟開放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貨幣政策效應與經濟開放度密切相關。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總需求和總供給與國際收支形成了一種緊密的聯系，從而使經濟運行方式和貨幣政策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即：貨幣政策對產出和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依賴于經濟開放度；經濟越開放，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越小，而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越大。因此，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快，在貨幣政策實施和傳導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國外經濟因素的影響。同時，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跨國銀行的大量進入，跨國銀行可從我國銀行業手中搶占大量的業務和市場，影響資金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受到極大的影響；也使得我國現行的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貨幣政策效應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2）現行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由于我國現行的釘住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彈性，因此無法及時地對外部沖擊作出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具體表現在：第一，由于我國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釘住美元的，因此會出現所謂的“儲蓄、投資 和通貨緊縮”悖論，即越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通貨緊縮的預期反而會增大；第二，釘住匯率降低了套利風險，會造成短期資本外逃，投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受到阻滯；第三，釘住匯率無法及時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匯率變化，影響進出口增長，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應。

（3）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包括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影響、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和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來講，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供應量脫離了中介目標的基本要求，與中介目標的“三性”（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差距拉大。因此貨幣供應量是否仍適合繼續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成為現實問題。具體說來，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增強，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創新增加了貨幣供應定義和計量的難度，降低了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可測性；金融創新改變了各層次貨幣總量的決定因素，削弱了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就貨幣政策工具來講，金融創新降低了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貼現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來講，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有弱化作用。[4]

（4）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層含義：一是指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非均衡發展；二是指資本市場本身的非規范發展。由于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尤其是股票市場的高收益，造成了虛擬貨幣需求猛增，相應降低了貨幣供應量對實體經濟的刺激，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應；而資本市場的非規范發展，使得大量銀行資金流入股市，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導致貨幣政策無法順利傳導致實體經濟，同樣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應。在當前中國股市的發展狀態下，通過股市上揚促進經濟增長只能是一個幻想。[5]

三、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對策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對外開放進程的進一步加快，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受到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多。面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國的貨幣政策作出適當的調整，盡可能地使貨幣政策效果達到最佳狀態。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內部制約因素還是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的作用，最終都落在了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協調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調整對策：

1.我國加入WTO后，隨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對外經濟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經濟的外部平衡開始成為我國貨幣政策制定中必須考慮的經濟因素。因此，在強調穩定貨幣幣值這一政策目標的同時，也應關注國際收支平衡，選擇匯率目標區作為現階段的匯率制度安排，這是我國貨幣政策能否有效發揮的至關重要的方面。另外，為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應盡快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物價水平監控指標體系。

2.適時把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從總量性指標逐步過渡到價格性指標已是世界性的趨勢，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利率彈性的增大，應適時把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這既可消除金融創新對中介目標的不利影響，又可消除外資銀行業務擴展對中介目標的不利影響。但在目前還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可采取漸進調整的策略：即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標，并將外匯存款和外資銀行存款納入貨幣供應量統計范圍，同時參照短期利率指標，逐步過渡到以利率為單一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3.優化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構建適應我國國情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針對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短期內，我們必須著眼于流通信貸傳導途徑，改善信貸配給機制，消除對非國有企業的歧視，并大力發展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和貸款擔保機構以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使信貸傳導途徑這一傳導機制能夠暢通無阻。從長期看，必須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擴大貨幣政策的作用范圍，實現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從信貸途徑為主向利率途徑為主的轉變。同時，注重資本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拓寬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使貨幣政策能夠通過更多的途徑對經濟實體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發展。由于貨幣政策偏重于總量調整，而財政政策側重于結構調整，故在目前我國供過于求、通貨緊縮的市場格局下，應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來消除體制性障礙和結構性供給剛性，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能量釋放到 有利于改革和結構調整的方向上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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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曙松。通過股市上揚促進經濟增長：幻想與遠景[J].當代財經，2002，（1）。

文也

第五篇：貨幣政策對房地產的影響分析開題報告

浙江大學遠程教育學院

本科生畢業論文（設計）開題報告

貨幣政策對房地產的影響分析—以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的影題 目專 業學習中心姓 名學號

指導教師

年月日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方面對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影響的文獻綜述

房地產價格的核心是土地價格。土地價格如何決定，在理論界還存在爭論。最初學者們認為，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使用價格（地租）決定于土地的邊際生產力，土地服務本身不是最終消費需求，而是向經濟活動投入的要素（可將它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這種理論強調了土地的用途與效率，土地只有在開發過程中用到了最能發揮作用的用途上，才能提供最高產出。這一理論為全球工業和城市用地價格高于鄉村用地價格提供了合理解釋，且為經濟要素集聚提供了理論依據。Casetti（1973），Berliant和Jeng（1990），Homburg（1991），Muth（1961），Nichols（1970）等人在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土地的作用時都使用該理論。但邊際生產力理論有其不足之處，它只是強調土地在當時提供服務的特點，沒有反映土地作為投人要素在基本不損耗（不折舊）的條件下長期提供服務的特點（這正是土地區別于勞動力和物質資本的根本屬性），因此只是一個靜態結論。為了反映土地作為投入要素在基本不損耗（不折舊）的條件下長期提供服務的特點，應該將其未來可能提供的產出包含在內，而不僅僅只包含當期邊際產出。該思想在伊利（1982，中譯本）一書中明確提出，之后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而形成土地價格的現值理論，如Capozza和Li（1994），Titman（1985）等。

上述兩種理論從土地提供服務的特性出發揭示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的價值來源，可以用來分析土地及房地產價格的長期變動趨勢或者說是土地理論價格。由于在一般情況下土地邊際產出在長期比較穩定（突然出現自然災害或發現稀缺資源除外），故地價不應暴漲暴落，由此可推斷房地產價格也應基本穩定。但是現實世界中并非完全如此，許多國家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出現過土地和房地產價格的大幅波動。Bogue和Bogue（1957），Lindert（1974）等學者指出，19世紀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曾經出現過土地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劉霞輝（2002）、野口悠紀雄（1997，中譯本）、Noguchi（1991），Stone和Ziemba（1993），Ito和Iwaisako（1995）等學者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之間，日本的地產價格也是暴漲暴跌的。從現實的觀察中發現，持有土地與持有易腐品的不同之處是它有時間價值，從而使擁有土地具有持有有價債券相似的生息能力，土地相當于一種生息資本，所以從更為一般的資產角度來看待土地是合理的。依據資產定價的無套利原則，土地收益將由其貼現價值和附帶風險的交易收益共同決定，這種交易收益在預期土地供應緊張時會很大，由此可能導致土地價格大幅波動。

對于資產價格可能出現過度波動的機理，經濟學家進行了長期的探索。Keynes（1937）認為現實經濟中經濟主體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各種選擇，他強調資產價格不能預測，其變動由經濟活動帶來的預期收益以及影響投資者投資行為的所有因素決定，預期的不確定性是造成資產價格不穩定的主要原因。Minaky（1975，1986）認為，各經濟主體是在不確定條件下選擇持有實物資產、金融資產與金融債務的資產組合。這時資產價格與普通商品價格之比上升，投資進一步

增加，會加速經濟泡沫化。

（二）國內關于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影響的研究進展

已有大部分文獻都是以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作為研究對象?？偨Y起來，這部分研究文獻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及升值預期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袁志剛,樊瀟彥在《房地產市場理性泡沫分析》中論述國外投資基金和在世界各國流動的游資以追求盈利最大化為原則，在世界各國尋找預期收益率高的投資機會。根據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些境外資金會以各種形式進入我國投資或換持人民幣資產，等待人民幣升值達到預期升幅時以獲取投資升值收益和匯兌收益。崔健華在《房地產經濟論》中論述外資大量加入房地產開發會加大對有限土地資源、建材及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推高開發成本進而影響房價上漲。投機性外資會以購買現成或即將竣工房產的形式進入。大量外資投機性購房加大對市場的需求，而市場的供給是受到土地供應的限制的，從而房價被推高。而房價上漲的表現增強了外資流入的吸引力，會進一步增加投資，這又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樣不斷的升值——外資流入——房價上升的循環運動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限度。泡沫效應分析。投機性的外資以短期投機收益為目的，通過房產的升值和人民幣的升值獲利，當他們大量購房時，房價被推到虛高位置，從而形成泡沫，當人民幣升值達到他們的預期時，外資會放出房產換取外匯收益，這時，市場供給驟增而需求將驟減使房價短期內大幅下跌，這種外部沖擊容易引起房地產泡沫造成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房地產市場的長期穩定發展。

二、論文提綱

一、中國房地產業和金融資產特征分析

（一）中國土地使用制度概況

（二）房地產的金融資產特征

二、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的影響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分析

（二）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投資回報率的分析

（三）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投資市場的影響分析

三、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影響的對策

（一）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壓力緩解的措施

（二）房地產行業應對人民幣升值的措施

（三）防止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泡沫加劇的措施

四、結語

三、參考文獻

[1] 劉震輝.《資產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稱定》,《經濟研究》, 2002年第4期.[2] 劉震輝.《人民幣匯率已到了長期預期升值的階段了嗎? 》,《經濟研究》, 2004第2期。

[3] 楊白堅.《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4] 崔健華.《房地產經濟論》, 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3年.[5] 鄢紅星.《試談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積極影響》,陜西教育學院學報, 2004(2).[6] 袁志剛,樊瀟彥.《房地產市場理性泡沫分析》,經濟研究, 2003(3).[7] 劉蒞祥,廖曉燕.《當前我國房地產金融風險及其防范》,華東經濟管理, 2005(10).[8] 徐聯初.《透視與新解:積極應對房地產業快速發展中的金融風險——對湖北省房地產市場和金融發展的調查與思考》.金融研究, 2004(9).[9] 蔣自強, 史晉川.《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 Hall.R.The Importance of Lifetime Jobs in the U.S.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11] 楊蓉.《人力資源經濟學》.北京:中國物資出社, 2001.[12] 代英姿.《淺論內部勞動力市場運行效率的幾個問題》.遼寧大學學報, 2003,(1).[13] Daniel J.B.Mitchell and Mahmood A.Zaida.The Economic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0.[14] 王軍華.《對房地產非理性繁榮的理性思考》.中國房地產金融, 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