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校困難生資助體系特點及問題對策闡釋

高校困難生資助體系特點及問題對策闡釋

黃晶晶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安徽安慶246011）

摘要：新資助體系實施以來，成效顯著，成為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公正的有效手段，相較于此前的資助體系，新資助體系顯示出越來越完善的特點。當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著若干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貧困生認定問題，它不僅關系到資助資金能否準確發放，還關系到整個資助工作的效益與效率，更關系到高等教育的公平與均等，所以切實需要政府、高校、社會提供相應對策予以解決。

關鍵詞：高校困難生；資助體系；困難生認定；誠信；指標體系

2007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決定從2007年秋季學期開學起實施，這一政策的出臺進一步健全了我國資助困難學生政策體系。6月，財政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又連續下發了8個配套實施辦法。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使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能夠上得起大學，享受公平教育的權利，是繼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之后，促進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新資助體系已全面實施，全國約400萬大學生和1600萬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獲得了各種形式的資助，成效顯著，真正成為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公正的有效手段。對于構建和諧校園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相較于此前的資助體系，新資助體系顯示出越來越完善的特點，作為高校學生資助工作院系基層經辦人在欣喜的同時也發現，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若干不容忽視的問題，試論如下：

一、新資助體系的顯著特點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高校學生資助體制經過了一系列的演進和發展：從最初的“人民助學金”制度，到獎學金制度與貸學金制度并存的新型高校學生資助模式，再到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起以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為主體、多元化的高校學生資助體系，在新資助體系實施之前，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不足或“軟肋”也愈來愈凸顯出來，比如貧困生信息不暢，評定標準滯后，資助體系分散，資金分配不均，資金來源狹窄，資助力度有限，貸款門檻過高，【1】發展至新世紀，就必然要求進一步建立健全資助體系，化解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新資助體系的特點正是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和解答：

1、資助力度大，強度高。

新資助體系實施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支出資金154億元，2008年全年將達到308億元，這還不包括學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從事收入中足額提取的一定比例的經費。正如財政部教科文司司長趙路所言，隨著新的資助體系全部落實到位，每年國家用于助學的財政投入、助學貸款和學校安排的助學經費將達500億元，平均每100名大學生中就有20多人可獲資助。【2】通過國家助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獎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及各種勤工助學活動，全方位、多層次地讓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享受到實實在在的經濟資助。資助力度之大，強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2、資助形式日趨多樣化

作者簡介：黃晶晶（1981—），安徽懷寧人，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專職輔導員，安徽大學在讀碩士。

在已有的資助形式上，新資助政策體系進一步探索或豐富了現有的助困形式。比如，大力發展助學貸款新模式——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積極爭取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團體以及公民個人等面向各級各類學校設立獎助學金，參與高校和中等職業教育貧困家庭學生資助工作。

3、體系更具系統性和長期性

新出臺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在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宏觀政策和具體配套措施中，充分顯示出政策導向作用。既體現政策體系的統一性，又兼顧地區差別，確定合理的資金分擔機制；既增加教育投入，又注重改善教育結構；既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又鼓勵優秀學生；既增加財政收入，又注重多種渠道助學。這些系統化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此前資助體系中體系分散、資助標準偏低、資金面窄、資金分配不均、獎學與助學關系不清等弊端，尤其是在國家獎助學金的安排上不搞平均分配，而是適當向國家最需要的農林水地礦油核等專業傾斜，有利于促進高校進一步優化學科專業結構；而國家助學貸款代償政策的實施，以及2007年起對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的新招生實行免費教育等，也有利于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艱苦地區基層單位就業，如此等等，都充分體現了“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促進教育公平”的長期目標。

二、新資助體系落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上述特點表明，新資助政策體系雖然還是問繞“獎”、“貸”、“助”、“補”、“減”五項措施展開，但無論是資助形式還是體系內容，都比過去更加明確，更加完善，也更加有力。當然，任何政策的實施，都可能會在操作過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

“高校貧困大學生的援助體系應做到認定程序科學化、資助項目多元化、管理手段現代化、教育對象層次化。而在新資助體系中‘認定全面化科學化’是整個體系的基石”，【3】可以說，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明確認定是落實新資助政策體系的首要環節，它不僅關系到資助資金能否準確發放，更關系到整個資助工作的效益與效率，更關系到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與均等，只有在更全面更準確地覆蓋貧困大學生的基礎上，“資助、管理、教育”才會更有意義更有效果。然而，在新資助體系中關于這一方面的相關論述恰恰比較簡略和模糊。比如，在《高等學校學生資助政策簡介》中提到，“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指學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籌集到的資金，難以支付其在校學習期間學習和生活基本費用的學生，由學校根據有關部門設置的標準和規定的程序、以民主評議的方式認定”。這段表述雖然界定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內涵所指，但是依然缺乏定性和定量的具體闡釋，而且認定前提也存在著問題，操作起來存在難度：

1、規定程序。“學生申請——班級評議——院系評議——公示——校學生資源管理中心審核——建立信息檔案庫”，這是一般的操作程序。但是，在“學生申請”環節，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家庭經濟不困難的學生，提出申請，虛報家庭情況調查材料；二是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因為自卑等心里問題，而不愿提出申請：這都給資助工作帶來了實際的困難。

2、民主評議.一般以班級評議為主，院系審核評議。而有些高校采取簡單的按學生人數分配貧困生指標的辦法，學校分解到院系，院系分解到班級；所謂“評議”也只是采取貧困生在班會上講述家中貧困原因，或采取個人申請，同學投票等方式，因為參與認定的主體單一性，學生提供申請的可靠性難以把握，而造成民主評議簡單化，不僅對貧困生的心理造成負面影響，更會造成困難生認定的不準確和信息搜集的缺失。

3、認定標準。在教育部、財政部下發的《關于認真做好高等學校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教財[2007]8號）中，只有這樣的表述，“合理確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標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財政部參照本行政區域內各地（市、州）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確定各地（市、州）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標準。認定標準可設置

一般困難、困難和特別困難等2-3檔。”根據這一意見，各省、市制定了相應的細化標準，以安徽省為例，“高校在組織認定工作時，參照學校所在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著重考慮孤殘學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員長期患重病、家庭被當地政府列為特困戶或重點優撫對象、家庭遭遇自然災害或突發事件財產損失嚴重等特殊情況的學生”（《安徽省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實施辦法》），而各高校根據辦法并結合學生日常消費行為，又進一步制定了困難生認定工作實施細則。即使如此，認定標準依然顯得不夠明確，標準應有的準確衡量和判斷作用不能完全顯現。

總之，盡管資助工作的目標人群在政策設計和預想上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實踐過程中，因為程序、評議及標準等環節難以確保準確無誤，而導致最終的資助難以有效地針對具體人群提供幫助。慶幸的是，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各高校的足夠重視，所以在這里，筆者試提出以下幾點對策，供以參考：

1、加強誠信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誠信與否根本上決定了貧困生認定工作的成敗，弄虛作假的行為不僅嚴重挫傷了真正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而且更為嚴重之處是在于造成了認定工作的認為困難，以致有損于“公平與效率兼顧，規范與透明并存”的認定原則。所以加強誠信教育為先，使那些“假貧困生”增強誠信守信的意識，從而有助于降低貧困生認定成本，提高貧困生認定效益。此外，還需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充分發揮資助工作的助困、管理以及育人功能，以政策的宣傳化解貧困生的自卑心理，以世紀的資助激勵貧困生的自立自強，以切實的日常關懷幫助貧困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2、建立生源地貧困認定監督與責任追究機制。針對有些地方政府或民政部門開具的證明存在“水分”的虛假行為，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規，保障生源地認定真正成為高校貧困生認定方式中最可行、最有效的一種方式。為此必須在政府及高校的共同參與下，對生源地貧困生認定的相關制度進行重構，建立或健全“四位一體”（政府、高校、社會、學生）的認定主體監督機制，和“三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制度、擔保與責任追究制度）等。【4】

3、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系統實現科學管理。高校貧困生認定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系統工程，現代信息科技和網絡技術的參與和運用，將為認定工作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有效降低認定成本，提高貧困生認定工作的效率，以適應現代高校貧困生認定、管理、跟蹤、調查和分析的需要，優化資助資源的合理配置。國內部分高校已建立了一卡通網絡系統，而為保證認定工作的正常、有序、健康、科學地進行，應更進一步加快建設步伐，實現認定工作管理科學化、現代化、規范化。

4、實現民主評議民主化、多元化。在民主評議環節，力求參與主體多元化，以學生為主體，輔導員或班主任、學生代表同時參與，著重發揮學生骨干和學生黨員的作用，充分調動學生參與評議的積極性，建立班級認定評議小組，在公公平的基礎上，民主表決，并充分尊重和保護被評議學生的隱私，使學生能夠積極地參與到貧困生評定與監督的行列之中，可以從很大程度上避免認定的失誤，從而提高資助工作的效益和效率。

5、逐步建立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貧困生認定指標體系。經濟困難學生的界定是一項嚴肅的工作，為更便于從量化的角度全面考察高校貧困生資助經費的效率與效益情況，需要依據科學性、可比性、可行性、動態完善的原則，因地制宜地建立相應餓定性與定量指標，探求操作性強的認定標準，更加合理地認定學生及其生源地的貧困情況和貧困程度，與之同時，也需逐步建立起動態的、彈性的糾錯機制及懲戒制度等。

總而言之，對貧困生的資助已經成為當前高校學生工作的熱點內容，新資助體系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完善，呈現出令人鼓舞的新特點、新氣象，真正成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享受公平教育的“綠色通道”。當然，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諸如貧困生認定問題也成為這一過程中亟待解決的任務。我們期待貧困生資助模式會在不斷地探索中逐

步走向健全和完善，我們也相信新資助體系也會在國家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呈現出愈加鮮明的特點和效力，為公平教育、和諧校園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鋪平前進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黃進，王駿勇。高校資助體系四大“軟肋”[N].瞭望新聞周刊.2006-9-18.【2】吳亮.鋪開貧困學生求學之道[N].瞭望新聞周刊.2007-7-9

【3】陳智玲.利用校園一卡通數據流,完善高校貧困生認定體系[J].中國科技信

息.2007(8),187-189.【4】趙炳起.高校貧困生認定機制[J].教育財會研究.2004(4),20-26.

第二篇：高校資助工作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

摘 要：200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即（國發[2007]13號）頒布，我國開始全面實施新的資助政策體系,標志著高校學生資助工作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當前高校學生資助工作存在一些難點：困難生認定缺乏科學合理的機制、各種資助項目之間缺乏優化組合、勤工助學崗位難以滿足學生需求、精神幫扶與經濟資助力度不平衡等。要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建立科學的困難生認定體系,優化配置各種資助資源,積極拓展勤工助學崗位,努力發揮助學工作的育人功能。為了保證優秀的困難學生能夠享受到受教育的權利，不因家庭困難而失學，國家對高校學生的資助力度越來越大，這一政策也得到了高校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系列問題，本文就從目前存在的問題談起，對其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以期能夠為以后的資助工作提供些許建議。

關鍵詞：高校、學生資助、存在問題、解決建議

隨著高校的不斷擴招，貧困生逐漸成為高校的一個突出、特殊群體，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我國政府歷來都高度重視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工作，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進一步完善幫助貧困家庭學生上學的資助制度和扶持政策等，保障所有孩子都有享有接受教育的機會。2007年，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宣布，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建立健全國家獎學金、勵志獎學金、助學金制度。同年5月，國務院第176次常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國家和高校相繼制定了一系列的貧困生資助措施，我國逐漸形成了“獎、助、補、減、貸、勤”多種方式有機組成、無償與有償手段相輔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高校的資助工作能否做到公正、公平、公開，關系到國家的獎助學金政策能否得到實施，關系到獎助學金能否發放到真正需要的貧困生手中，對于解決貧困生的問題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高校資助工作的現狀及意義

目前我國大多數高校已逐步建立了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體的，包括國家獎學金、勵志獎學金、助學金、勤工助學基金、特困生補助、通訊、洗澡補貼和學費減免在內的多元化資助體系。教育部2009年第5次新聞發布會的數字顯示，2008年，全國公辦和民辦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包括全日制本專科學生、研究生和第二學士學位學生）總數為2103.27萬人。其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約為473.96萬人，占在校生總數的22.53%；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約為158.32萬人，占在校生總數的7.53%。2008年，全國公辦和民辦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資助總金額約為293.7億元，比2007年的272.92億元增長7.6%；共資助學生4156.24萬人次。具體資助項目包括：獎學金、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校內學生無息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學費減免、伙食補貼、國家助學貸款代償等9項內容。2008年，全國用于高校學生資助的總投入為304.13億元（含國家助學貸款貼息和風險補償金共10.43億元），其中各級財政直接投入154.07億元，占當年資助總投入的50.66%，比2007 年的75.28億元增長104.66%。

新的資助政策體系的實施，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解決路徑：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以國家勵志獎學金等為輔——解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學費、住宿費問題；以國家助學金為主，以勤工助學等為輔——解決學生的生活費問題；家庭經濟困難的新生還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入學。

新的資助政策體系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分別設立國家助學金、國家獎學金和國家勵志獎學金，既幫助了困難學生，又鼓勵了優秀學生。二是確立了合理的資金分擔機制。國家獎學金由中央財政負擔；國家勵志獎學金和國家助學金，中央所屬院校由中央負擔，地方所屬院校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擔。三是體現了政策的導向作用。引導學生學習國家最需要的專業，促進高校學科專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艱苦地區和基層單位就業，促進人才資源分布更趨合理。

1.高校資助工作的現狀

現階段，在我國助學的途徑和方式大致只有兩種。

（1）國家助學渠道。多年來，在政府方面，教育部、財政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制定和完善高校貧困學生資助政策和措施，現已建立起了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體的高校貧困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形成了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的學生貸款制度；以國家助學獎學金為主的獎學金制度；勤工助學制度；臨時困難補助制度；減免學費制度。為保證公辦全日制普通高校貧困學生按時入學學習，各公辦全日制普通高校還建立了“綠色通道”制度，即對被錄取入學經濟困難的學生，一律先辦理入學手續，然后再根據核實后的情況分別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資助。這個體系主要的服務對象是考入公辦全日制普通高校的貧困學生。

（2）民間助學渠道“不讓一名貧困生因為經濟困難而輟學”是高校助學的宗旨。為了促進教育公平，不僅要完善高等教育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落實國家助學貸款政策，還要大力鼓勵社會捐資助學，也就是民間助學，也叫個人助學。民間助學的形式更加多樣化，內容也更加復雜。從助學主體來說，有的以個人形式，有的以團體形式的：從助學目的來說，有的是無償的，有的是有償的；從助學范圍上來說，有全國性的，也有地方性的；從被資助對象來說，有針對公辦高校的，也有針對職業教育的。2.高校資助工作的意義

目前我國的資助政策體系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解決路徑——解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學費、住宿費問題，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以國家勵志獎學金為輔；以國家助學金為主，以勤工助學等為輔；解決生活費問題，此外，家庭經濟困難的新生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入學。新的資助政策體系建立后，高校逐步形成了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勤工助學、補助、學費減免等多種方式并舉的資助政策體系，總體上講，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有效落實基本保證了大多數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較好地解決了他們的經濟難題．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學習和生活壓力，使家庭經濟困難的在校大學生受到了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為構建和諧校園、和諧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我國高校資助工作存在的問題

雖然高校各層領導都非常重視資助工作，但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下面就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給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議，以期能夠為以后的資助工作提供建議，保障資助工作的有效展開。

1.貧困生資格認定難度大。

高校貧困生是指在國家招收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中，由于家庭經濟困難，無力支付教育費用或支付教育費用很難的學生。貧困生一般分為困難生和特困生。在實踐中，多數高校認定貧困生的依據如下：一是學生有無鄉、鎮、區、縣的貧困三級證明以及民政局下發的低保證、最低生活保障和低收入證；二是學生所在院校填寫的困難家庭月收入、年收入概況認定表；三是學生支付各種費用的能力以及學生的日常開銷。但由于某些因素很難量化，導致認定工作難以順利進行。例如，對不同級別（鄉級、鎮級、區級、縣級）的貧困證明所代表的貧困程度的理解影響著學生貧困等級的劃分；一些生活并不貧困的學生卻持有貧困證明要求申請助學金；很多貧困學生不愿意將自己的真實情況如實說明等。這就使得一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學生未能得到幫助，一些非貧困生卻占用了寶貴的經濟資源。

2.貧困生經濟資助體系不完善。

助學貸款、助學金、獎學金和勤工助學是資助貧困生的主要方式。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貧困生的入學問題，但隨著資助的不斷深入，很多問題便逐漸突顯出來。從資金施予方來看，一些外省市銀行并不支持在本省以外就學的學生申請助學貸款；在很多省市若要申請到助學貸款，必須首先由學校出具申請，而學校則會限制高年級學生的申請名額；在助學金和獎學金名額分配上，學校也傾向于將機會留給低年級的學生；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助學貸款給剛畢業的大學生帶來了較大的還貸壓力，使得很多學生不愿意主動申請助學貸款。同時，各種助學金和獎學金在很多時候都以成績為衡量標準，導致一個學生獲得多項獎學金的情況。

3.貧困生的心理支持不受重視。

家庭環境和特殊的生活經歷，使貧困大學生承受著較大的壓力，他們也較容易出現自卑、孤僻、人際關系敏感、自我封閉等心理問題。一方面，他們把自己視為校園中的弱勢群體，自卑心理嚴重；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希望被貼上貧困的標簽，自我封閉，很少參加集體活動，甚至不愿承認自己是貧困生。甚至有些學生視“貧困”為羞恥，自慚形穢，采取逃避、退縮的消極態度。因此，高校也需要高度重視對貧困生的心理輔導。

貧困學生迫于經濟壓力不得不去打工掙錢，除了必要的支出，他們會盡量節約生活花費。學生能夠額外支配的錢越少，人際交往中的主動性往往會越低。這種主動性的降低使得學生在交往過程中表現出自卑、不自信、焦慮等特點。但事實上，貧困生本身并不是致貧的原因，因此僅在經濟上資助貧困學生是完全不夠的，更需要在人際交往、學業、個人成長等方面給予幫助。

此外，很多學校都將學生的日常消費水平作為貧困生認定的標準之一，這一標準被很多學校所采用。這一評價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貧困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曾經有一位貧困生這樣訴說：“當我拿到助學金的時候，宿舍氛圍就會很緊張。雖然其他人的生活條件比我優越，但看到我領到一下好幾千塊錢，他們都會有些不高興，那段時間我很怕會和他們發生矛盾。”由此可見，這種人際關系上的張力使得受到資助的學生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因此對貧困生進行心理輔導是非常有必要的。

4.貧困生受助后的管理困難。

對貧困生進行資助的目的是幫助他們重新獲得學習的機會，獲得生存的本領。然而，有的受助學生卻沒有珍惜繼續求學的機會，學習狀況不佳；有的則是肆意揮霍資助金，甚至產生“等、要、靠”的不良心態。因此，盡管這部分學生的貧困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如果放任其浪費寶貴的社會資源，就無法實現資助貧困生的真正目的。目前，高校只是對資金如何發放、名額如何劃分等進行嚴格把關，卻忽略了貧困生受助后的管理問題，這不僅會減弱施予者的信心，也會導致貧困生資助不能長期而有效地實施下去。

三、進一步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的必要性

1.“貧困”概念再認識的需要。

“貧困”不是簡單的經濟概念，它涉及更多難以估量的隱性指標，除了指所擁有的金錢和物質資料達不到某種必需水準這一經濟內涵之外，“貧困”的外延還包括貧困主體與所處環境中的物質資源的關系、與人的關系、與知識和技術的關系以及與社會機構的關系等。當個人或者群體失去或者被部分剝奪這些關系，以致其無法得到所需資源來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或者沒有能力去調動資源和關系時，該主體就是貧困的或者會淪為貧困。可見，貧困生的形成不僅僅是由于物質的匱乏，也由于在精神、能力、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占有不足，甚至還包括其自身素質及受教育狀況等方面的不足。僅僅從經濟上來理解和消除貧困，則必然導致資助理念和資助方式的片面性。

2.貧困生多層次需求的需要。

貧困生作為社會貧困群體的一部分，既有貧困群體的共性需求，又有不同于一般貧困群體的特殊需求。在思想上，他們積極構建對社會和他人、對自身價值取向的認知；在行為上，他們急于融入社會，證明自己的成人性，試圖減輕家人的壓力，具有自己的行為方式。因此，僅僅對貧困生給予經濟上的資助并不能完全解決貧困生的多層次需求，貧困生在精神世界上的訴求也是學校和社會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其在精神世界上的訴求主要表現為自尊自強的心理需求、人際關系和諧的需求、得到心理支持的需求、自我成長的需求等。

3.貧困生資助體系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

貧困生資助是一項利國利民的社會工程，它一方面增加了高層次人才的數量，另一方面體現了社會的優越性，為貧困家庭帶去了希望和力量。但貧困生資助體系的種種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貧困生資助體系的后續發展，不僅缺乏完善的認定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將經濟壓力轉移到就業初期的年輕人身上，就目前我國大學生的經濟收入情況來看，這種壓力必然會迫使學生出現不誠信的行為。

綜上所述，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建立貧困生與高校、社會及其他學生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對于促進貧困學生的健康發展以及形成體現“人文關懷”的資助方式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四、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的途徑

1.建立科學的高校貧困生認定程序。

第一，完善高校貧困生認定過程。在高校貧困生認定過程中，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而要保持認定過程的動態性。高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其家庭生活水平和當地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差異，這就造成學生的貧困水平截然不同，有的學生交不起學費，且無力承擔生活費用；有的學生勉強交齊學費，但無力承擔生活費用；有的學生能基本承擔生活費用，但無力交付學費等。以上差異要求高校貧困生認定應該設立等級，形成差異性的貧困生認定標準。此外，在大學期間，學生家庭的情況也會發生改變，保持認定過程的動態性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學生的信息，每學年的定期復核可以保證更多的學生獲益。在此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同伴的監督作用，在尊重學生的自尊心原則下，完善監督舉報制度，建立監督的長效機制，保證貧困生認定工作的公正性。

第二，形成初中、高中、大學一體的貧困生認定體系。如果由高校完全承擔貧困生認定工作，要想了解貧困學生的真實情況，高校就必然需要派人實地了解學生的家庭情況，產生高昂的認定成本。由于大部分貧困生家庭的“貧困”不是在短時間內形成的，如果能將認定工作延伸至初中或高中，不僅能夠節省成本，還可以對貧困生家庭的經濟狀況進行動態的觀察和管理。學生曾就讀的初中和高中通常在學生的生源地，初高中教師也比較了解當地的貧困線標準以及高校的教育支出，因此初高中教師能夠較為公正地確定該學生是否為需要救助的重點對象，該評價可隨學生檔案一起進入高一級學校。這樣高校就可以根據學生的申請、學生初高中的貧困檔案、地方的民政證明等進行貧困鑒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認定的準確性。

2.建立更為合理的還貸政策。

建立助學金制度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學生在就讀期間的經濟壓力，它是以學生未來的收入作為還款保證的。但目前高校擴招導致畢業生數量快速增長，而就業市場需求增長率卻相對緩慢，供需比例失調導致大學生就業難，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水平也較低。當前的還貸政策為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因此，在國家、社會和學校多方面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就業的同時，制定合理的助學貸款還貸政策是非常必要的。這一方面能夠保證學生順利還貸；另一方面能夠保證學生安心工作，不為貸款所累。完善還貸政策的具體措施包括制定最高全額還款年限；將個體的收入所得與還貸比例相掛鉤；個體的年收入低于某一水平后，可以免除當年未還款數額的利息等。

3.建立完善的受助貧困生管理制度。

貧困生工作往往是在入學第一年時備受關注，但在之后的幾年里，大部分學校均以第一年的調查結果為準，而并不關注受資助學生入學后的學習情況和思想狀況。在這種背景下，對受助貧困生的管理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明確受助學生的權利和義務；建立動態的準入和退出制度；建立勤工助學獎罰制度等。這些措施能使貧困生在接受經濟資助的同時，明確自己肩負的責任和使命，認真學習，掌握技能，不斷成長。建立完善的受助貧困生管理制度，不僅能夠促使受助學生珍惜受助機會，而且能保證資助制度得到長效的發展。

4.創造寬松、安全的心理支持環境。

高校對貧困生的幫助不能停留在物質層面上，更應在加強心理健康教育，重視對貧困生的精神支持和心理輔導。已有研究表明，貧困生感受到的社會支持越高，其孤獨感越小。對于學生而言，學校創造寬松、安全的心理支持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能夠給予學生物質上的幫助，更能給予精神上的支持和關愛。具體來說，學校要重視貧困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關注貧困生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充分理解貧困生的心理感受。班主任和輔導員要加強與貧困生的溝通，鼓勵其他同學盡可能地理解他們、關心他們、尊重他們，努力營造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團結友愛、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良好氛圍，增強貧困生的歸屬感和安全感。

高校助學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已成為解決貧困大學生經濟困難的重要途徑，當我們看到幫困助學體系的日益完善, 以及該體系所取得的成績時, 不能忽視了幫困助學所應發揮的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育人作用。因此，對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來講，不僅需要物質上的大力支持，更需要精神上的關懷與心理上的疏導,高校助困體系只有同時發揮出其育人功能時, 才能培養出人格完備、知識全面的高素質大學生。

參考文獻：

[1]陳柳欽,馮濤；國家助學貸款的制度困境及措施的完善。國家行政學院學報[J] 2006(3)。

[2]王小敏；對高校資助政策的現狀反思。管理觀察[J] 2009（35）。[3]程育蘭；高校貧困生現狀及對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J] 2005(11)。[4]胡劍虹；關于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第三篇：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的原因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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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的原因及對策

當前，高校畢業生的數量在逐年增加，而社會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增加幅度卻不大。可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壓力將日益激烈，就業難度也將會持續增大。導致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原因多種多樣，這需要國家、高校以及高校畢業生自身等方面的積極努力，妥善加以解決。

關鍵詞：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解決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在2009年12月18日召開的全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指出：明年的勞動力供給將進一步增加，其中高校畢業生800萬人，初中、高中畢業后未升學的520萬人，創近年來新高，加上900萬失業人員和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等因素新產生的失業人員，全國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的總人數將超過3 000萬人，就業壓力進一步增大。

一、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的原因分析

1．國家宏觀經濟轉變和社會轉型的影響

我國宏觀經濟的轉變和社會的轉型，在某些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我國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種宏觀經濟的轉變和社會的轉型引起了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深刻變化。其對高校畢業生的影響從深度和廣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這種變化中，我國開始出現“下崗”一詞，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這給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帶來了空前的挑戰。還有就是，在這個演變的過程中，我國也從傳統的“統包統分”轉變為畢業生與市場的“雙向選擇”模式，這也對我國的高校畢業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現在的情況是，高校畢業生已不再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而是要給高校畢業生擁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從原先的被動就業轉變為現在的主動就業，這在思想和觀念上都對高校畢業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我國人口基數過大的影響

在中國這么一個人口大國，人口基數的過大對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產生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人口問題不僅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制約了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200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指出，全國招收研究生51.09萬人，比上年增加6.45萬人，增長14.45%；其中，博士生6.19萬人，碩士生44.90萬人。在學研究生140.49萬人，比上年增加12.19萬人，增長9.50%；其中，博士生24.63萬人，碩士生115.86萬人。畢業研究生37.13萬人，比上年增加2.65萬人，增長7.69%；其中，博士生4.87萬人，碩士生32.26萬人。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共招生639.49萬人。而且，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在2006年披露，“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大學畢業生供給數量高達2 700萬人。在每年新增的1 700萬適齡勞動人口中，在城鎮就業的約為700萬。這就是說，城鎮新增勞動人口的絕大部分都是大學畢業生。由此可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人數在迅速遞增，這給我國的高校就業工作帶來沉重的壓力。雖然隨著我國市場經濟迅猛發展，對我國高校畢業生的需求量也在不斷的增長，但是，社會上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遠遠達不到需求量水平。這種供求關系的不平衡，導致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面臨著嚴峻的形勢。

3．高校規模擴大和高校擴招的影響

高效協同辦公輕松企業運營—致得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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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規模的擴大和高校的連續擴招，也給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帶來了壓力。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逐步深入，高校畢業生的數量逐年增加，就業難問題已成為高校畢業生、高校以及社會共同的感受。進入新世紀，我國高校畢業生以每年60萬人左右的數量激增。高校畢業生從2000年95萬人已經增加到2010年的630萬人左右，總量增加近六倍。擴招不僅致使人數的急劇增加，而且擴招加劇了畢業生學歷層次、專業結構的失衡。近幾年來的高校擴招，許多高校來不及論證，就擴大所謂熱門專業的招生數，以期獲得最大的招生利益，導致在人才市場上有些專業的畢業生“滯銷”。擴招還對教育、教學的質量產生影響，使畢業生的質量下降。這些畢業生由于沒有受到嚴格、恰當的教育培訓，不能適應社會的現實變化，因而被社會所拒絕。此外，擴招還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人民群眾的教育消費，畢業生及家長的預期回報心理加強，就業期望值偏高，與社會需求相對不足產生矛盾。高校的擴招雖然滿足了人民群眾的教育需求，刺激了人民群眾的教育消費，但從理論上或從長遠的角度看，學生和家長都希望有一個比較滿意的工作崗位，不愿到貧困地區、艱苦行業和低收入單位工作，出現了“好多事沒人干，好多人沒事干”的怪圈，人為造成了一種就業難現象。這些因素的產生對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產生嚴重的影響。

二、解決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的對策

1．國家政策措施的積極引導，有助于高校畢業生就業

國家在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上，擔當著一個積極主導的角色。國家在不斷地、積極地引導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2009年11月20日，在關于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提出了2010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目標任務：力爭畢業生離校時初次就業率基本穩定，確保就業人數持續增加，到基層就業、自主創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相關領域制度改革和長效機制建設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深化。實施“農村教師特崗計劃”、“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三支一扶計劃”等項目；做好高校畢業生入伍服義務兵役的征集工作；各省級主管部門要積極探索出臺鼓勵畢業生下基層的新政策，并且制定地方性學費補償和助學貸款代償資助辦法，建立為農村基層輸送大學生的招生、培養和就業三位一體的長效機制；開辟新的基層就業領域尤其是積極開發社會工作崗位，探索實施大學生社區就業計劃，積極出臺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的新政策，為大學生自主創業提供新的支撐平臺；對于家庭經濟困難畢業生、殘疾人、少數民族畢業生和就業困難的女大學生等特殊群體的就業幫扶力度，要摸清底數，建立“一對一”幫扶機制，努力幫助他們就業。可見，國家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的重視，正在積極努力地去解決日益嚴重的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為高校畢業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就業環境。

2．高校對畢業生就業的指導作用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我國正在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步伐轉變。高校畢業生應該認識到，我國高等教育已完成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將成為高校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高校應當不僅僅只培養出“知識型”人才，更要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多樣化人才。使市場與高校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從而更好地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現在，許多高校專業課程設置與市場產生了結構性的脫節現象，高校應當根據社會的需求開設專業和設置課程，不斷地改革教學形式和內容以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這樣，就能夠有效地提高高校畢業生與市場的銜接度，增加高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另外，高校應當充當一個中介和橋梁作用，把高校與市場緊緊地銜接在一起。讓學生在剛進入高校之初，就開設就業教育課程，使他們在入學初就有一個良好的就業觀。對于在校的學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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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提供大量的就業實踐活動，使他們盡量有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機會，在就業實踐活動中得到提高，為未來即將面臨的就業問題做好充分的準備。對于即將畢業的學生，高校應當積極地與用人單位聯系，搭建橋梁，提供就業信息，為高校畢業生提供展示自我能力的平臺。相信通過這一系列的改善措施，一定能夠使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3．高校畢業生自身應轉變就業觀念，適合社會市場需求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大學畢業生要轉變傳統的就業觀念，摒棄從眾、博弈、攀比、依靠等心理，樹立自主就業和多元化就業的現代就業觀念。首先，高校畢業生應當改變自身的就業觀念，在知識、能力、素質、觀念等方面適應市場需求，增強自身競爭力，多利用實習、實踐等機會與用人單位接觸，根據社會的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為就業做好充分的準備。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高校畢業生不應該等待機遇，而要樹立“不等、不靠、不攀比”的思想，著力培養自己的就業意識。高校畢業生應當客觀、正確地認識自己、評價自己、定位自己，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積極尋求與社會接軌的機會。高校畢業生不要把自己的就業期望定的過高，切莫“眼高手低”。高校畢業生應當理性的看待這一問題，從自身問題找起，轉變觀念，積極地投身到就業市場中去。面臨激烈的社會競爭，要抓住機遇，把困難當做嘗試，擁有頑強的自制能力，堅定的自我信念，面對生活充滿期望，充滿熱情。其次，高校畢業生可以先就業再擇業，這也是比較現實的就業和發展模式。在明確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的前提下，高校畢業生需要把握住當前可以抓住的一切機會，首先實現就業，在崗位上努力地工作學習，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積累工作經驗，學習人際交往和職場規則，使得自己的綜合能力不斷提高。而后可以通過再就業形式，改善自己的境遇。這樣在就業的道路上，高校畢業生從身心到思想上都有了一個充分的準備，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求和找到自己的定位。總之，面對現在瞬息萬變的社會，高校畢業生應當主動地轉變就業觀念、提高自身素質，以充分適應社會，做好就業準備。相信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

第四篇：再思高校困難生認定與資助工作

再思高校困難生認定與資助工作

【摘 要】隨著國家對高等院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力度的加大，高校中相對比較落后的資助制度體系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急需改善。筆者根據資助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進行反思，試圖具體制度設計方面做一些有益的設想和嘗試。

【關鍵詞】高校困難生；資助育人

一、建立公正的困難生認定制度

政府下發的助學金在數額上已經相當可觀。以筆者所在學校南京財經大學為例，2012年全校有3235人受到國家助學金的資助，占學生總人數的 13%，資助金額高達 970.5萬（另外還有許多社會助學金沒有計算在內）。按照這個比例，在理論上，所有的困難學生應該都能夠得到資助，甚至這個比例超過了困難生的實際比例，那么就會導致許多根本不困難的學生也可以拿到助學金。非困難生冒充困難生領取助學金所帶來的危害不僅僅是助學金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給整個資助系統的公正性和學校資助管理部門的權威性帶來嚴重損害。因此，筆者建議政府將困難生認定工作交由專業的社會機構或者政府部門完成，甚至可以交由高校資助管理部門進一步在制度和社工上進行完善，經費甚至可以從助學金撥款中抽出一部分。寧可使助學金的額度減少，也要最大可能的維持公正。

二、適當調整獎學金助學金的比例

鑒于困難生認定的困難，國家助學金數額和范圍的增大，筆者建議學校增加獎學金數量、適量減少助學金數量。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助學金單單面對那些非常困難而又沒有好成績的學生，以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學業。同時，比較不困難的學生可以爭取拿獎學金，沒有必要去和困難生爭助學金，這樣有利于鼓勵學生努力學習，靠自己的能力賺取獎學金，也可以提高他們的自信心，為未來的就業增加砝碼。

許多高校對于助學金的限制過于僵化與不合理。以筆者所在南京財經大學為例。《南京財經大學本科學生獎（助）學金管理條例》第四條對獲得助學金的資格有以下規定：大

三、大四的學生，英語、計算機等級考試成績已達到學校規定的要求。同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為了減少申請名額，便于認定經濟困難生，許多高校和院系將“沒有掛科”作為申請助學金的條件。也就是說，在評定助學金的過程中，許多高校是不允許掛科或者英語計算機沒有達標的困難生獲得助學金的。筆者認為，困難學生獲得助學金的幫助是應該的，不一定要對成績有僵化的要求。筆者有這樣的經歷，某個困難學生，平時成績很好，但是因為不小心掛了一科而導致損失了上萬元的助學金。這件事給他的心理和生活上都帶來了比較沉重的打擊。許多困難學生承受了家庭的經濟壓力，因此也成為“心理困難”的困難生，導致他們成績往往也不理想，此時在助學金制度上再給他們雪上加霜，容易給困難生造成“心理困難-成績差-心理困難”的惡性循環。這樣不僅不能表示學校對學生的關愛，甚至使學生產生仇恨母校的心理陰影。因此，在學習成績上不一定要有硬性僵化的規定，可以作為一個自由裁量的范疇，讓校方靈活把握，一方面鼓勵困難生努力學習，一方面解決他們經濟上的后顧之憂。

三、關注困難生群體的心理狀況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動，心理疾病已經非常的普遍，大學生也是心理疾病的高發人群。高校中有許多群體都需要心理輔導，比如“網游一族”、“掛科一族”、“失戀一族”等等。但由于以上“族群”狀況非常明顯，往往都在校方和輔導員老師的嚴密監控之下。但是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狀況的關注往往容易被忽視。南京財經大學每年在新生入校的時候都會對所有學生進行普遍的心理狀況普查，然后給一些有可能存在心理問題的學生進行統計分析，做到有備無患。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舉措。但僅僅有這樣的分析工作是不夠的，更需要校方以及輔導員平時對困難生進行無微不至的關懷，給他們尊重，給他們鼓勵，讓他們生活得有尊嚴。

筆者遇到過一個學生，家庭非常困難。一次宿舍里同學不小心丟了東西，就懷疑是她。她自己非常自卑，也不敢為自己辯護。我知道以后，便給她鼓勵，讓她堅定自己的信心，雖然暫時困難，但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為自己的未來打拼；別人的誤會不必太在意，要做個內心強大的人。這個學生就受到非常大的鼓舞，恢復了心態的平衡。我也在平時多從同學和班干那里打聽她的情況，利用各種機會給她經濟上的補助。后來這個學生不僅成績優秀，而且也找到一份非常不錯的工作。有時候，僅僅幾句安慰的話，可以勝過幾千塊錢的補助。高校資助工作不僅是要給學生經濟補助，也要在經濟補助的同時給與心靈的慰藉。

四、增加經濟困難學生的就業能力培訓機會

困難生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往往不夠自信，在平時與同學的交流中大部分是被動狀態，不敢主動交朋友，不善言辭，不善溝通；在人才市場的招聘會上更是緊張，因而錯過很多就業機會。正因如此，為困難生提供相關的就業能力培訓顯得非常重要。就目前來看，高校對困難學生的就業培訓還是非常少的。以江蘇省為例，江蘇省高校就業指導中心近年來每年舉行“困難家庭大學生就業能力提升計劃”，該計劃目的在于“認真貫徹落實國家與江蘇省關于做好困難家庭大學生就業援助工作的要求，切實幫助江蘇省高校困難家庭大學生提升就業能力”，但是該計劃每年提供的培訓卻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今年的南京財經大學培訓點人數分配為：南京財經大學20人、南京大學20人、南京郵電大學20人、南京師范大學20人、南京中醫藥大學20人。許多院系連一個名額都分配不到。所以，該計劃的力度與范圍還遠遠不能滿足困難學生就業培訓的需要，筆者建議擴大規模。當然，對困難生就業能力的培訓不能單單交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完成，高校也應該不斷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困難生就業培訓機構，擴大培訓的范圍和力度。

參考文獻：

[1]高等學校學生資助系統的研究與實踐《實驗技術與管.理》，2009年01期.[2]《教育部、財政部關于認真做好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第2條.[3]《教育部、財政部關于認真做好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第3-6條.作者簡介：

王磊（1984～），籍貫：江蘇，南京財經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輔導員。

第五篇：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特點、存在問題及發展對策

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特點、存在問題及發展對策

尚紅娟

摘要：目前兩岸關系的發展是60多年來從未有過的，教育成為最活躍、成效最顯著的領域之一。藉此歷史契機，我們亟需加快推進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立法進程，細化和規范教育政策法規的制定、執行和監督；在“合作競爭、互補互利、共創多贏”的原則下，實現學歷的“對等承認”，彌補兩岸合作辦學的合法性缺失，努力尋求兩岸最大利益與兩岸合作辦學更寬廣的空間。

關鍵詞：兩岸高校 合作辦學 政策研究

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各領域交流合作日益熱絡。在教育界，兩岸高校、學生及各類民間團體對擴大交流與合作的呼聲漸高，兩岸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職業教育)相互開放的程度、范圍正明顯擴大、合作持續升溫，高校合作辦學的時機也趨于成熟。[1]但是，兩岸高校合作辦學參照執行的仍然是《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這與日益緊密的兩岸關系，與一個中國的原則十分不相符合。當前需抓住兩岸關系良好發展的契機，積極推進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立法進程，出臺相關的政策依據，藉此開創海峽兩岸交流合作的新領域。

一、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現狀

兩岸間的高校合作辦學與熱絡的教育交流相比，起步晚，發展較為滯后。但歷經多年的探索，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8年底，兩岸已有400多所高校簽署了校際交流合作協議。[2]目前，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進行高校合作辦學的機構或項目，在數量上排到中國境外高校合作辦學的第七位。[3]從地域分布看，在經濟、文化較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以及民辦高校發展較為成熟的大中城市，諸如福建、廣東、山東、陜西等地，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相對活躍。從合作辦學的特點看，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一）以“校校”、“校校企”合作模式居多

當前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活動最多的是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從兩岸高職院校項目簽約情況來看，合作模式以“校校合作”及“校校企合作”為主。如，閩江學院與臺灣的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實踐大學合作建立的海峽學院、廈門南洋學院與臺灣大仁科技大學及臺企友達光電、廈門香山國際游艇俱樂部間的合作；泉州師范學院與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及泉州中泉集團船務公司等。此外還有部分相關院校的科研合作協議。本科教育層次合作的數量比較少，目前只有閩江學院海峽學院，這是兩岸首次從機構建設上進行本科人才培養的合作。[4] 閩臺高校“合作辦學”一覽表 合作 時間 福建合作方

臺灣合作方 辦學模式 備注

“分段對接”聯合培養人才項目，與臺灣閩江學臺灣中國文化2009．9 院海峽大學、臺灣實踐學院 大學

高校合作在四個專業

領域采取“三加一”國內首個兩岸合作辦學方式；首批開設服裝的本科學院 時尚設計、環境藝術設計、金融學、工商管理等4個專業。主招研究生，暫不招福建農林大學

本科與大專；福興科臺灣中興大學 技研究院以科技開發

和科技成果轉化為主。

大仁科技大學、擬定在茶學、物流、2009．10 武夷學明道大學、環球旅游、藝術設計、環院 科技學院、萬能境工程、食品加工等科技大學

泉州輕2010．9 工職業致遠管理學院 學院

專業進行合作辦學。

校校模式

福建首個官方正式與臺合作辦學項目 2010．1

臺方主要規劃設校與規劃課程

校校模式

泉州信 息職業北臺灣科技學技術學院 院

計劃招生300人，應用電子技術、通信技

術、數控設備與管理校校模式 等３個專業各招100人

計劃招生120人，分別為：建筑工程技術專業60人，應用電子技術專業60人；

校校模式 2009．5 黎明職業大學 臺灣朝陽科技大學、臺灣建國科技大學

2010．5 泉州師臺北海洋技術開辦航海技術和輪機采取校校企合作及3+1范學院 學院 工程兩個本科專業，模式合作辦學 首屆招生人數在100～200；由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派出專業人士從專業籌建、學生交流、教師互動等方面進行合作。

臺灣銘傳大學、廈門理2010（籌建中）工學院“數字創意學院” 中央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建國科技大學、臺南藝術大學以及臺灣資策會及企業和國際教育機構

福州外臺灣親民技術2009年6語外貿學院、冠捷電子月 職業技（福建）有限公術學院 司（臺資企業）

采取了“3＋1”對接采取閩臺合作、國際合模式，每個專業都將作、校企合作的‘三合作’引進臺灣高校1/3優模式。廈門理工學院數字質課程資源，專業課創意學院第一屆新生281程中1/4將由臺灣高名，報到率95.25%，創校及臺資數字創意類全省五所閩臺合作項目企業界高管承擔。

試點高校之最。

校校企模式

（二）多采取“拼盤式”的課程教學

“拼盤式”教學主要是指兩岸高校在教學課程上聯合設置：著眼于引進臺灣優質教育教學資源，閩臺高校合作的每個項目的專業課程將有1/3引進臺灣高校的優質課程，臺高校教師承擔的專業課不少于1/4。[5]以閩江學院為例：它與臺北的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實踐大學合作，采取“3+1"雙聯課程培養模式。在該模式下，學生第四年赴臺灣高校學習，其他兩年在海峽學院學習。學生50%的專業課程為臺灣高校的優質課程；由臺灣高校教師教學的比例達專業課的40%，黎明職業大學為25%，泉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為30%。此外，廈門華天涉外學院、城市職業學院等在內的福建省12所高職院校也籌劃將在2011年共同開設課程，通過“拼盤式教學”（“2+1”，在大陸2年，臺灣1年）與臺灣院校展開合作。

（三）以“分段對接”的方式進行人才培養

國際上通行的高校合作辦學模式有三類：融合式、嫁接式、松散式 [6]74。兩岸高校的合作辦學模式則以分段對接培養為主，基本可以歸為不成熟的嫁接式。根據閩臺兩地高校簽訂的聯合培養人才協議，赴臺學生將采取學分制的管理辦法，學生畢業后由福建高校頒發學歷學位證書，臺灣高校出具課程學習成績證明或結業證書。福建省首批閩臺高職教育合作項目的試點校，生源培養模式主要為“2+1”或“2.5+0.5”。根據考生自愿的原則，兩年（或兩年半）在大陸學校學習，最后一年（或半年）在臺灣高校學習。廈門理工學院與臺灣銘傳大學、南開科技大學高校合作辦學也采取了“分段對接”，本科學生實施“3+1”方式，專科學生為“2+1”方式。[7] “校校企”合作同樣采取分段對接式的人才培養。廈門華天涉外技術學院、臺灣東泰高職與世昌集團公司采取訂單式聯合培養：華天學院主要負責學生的校本教育,東泰負責學生在企業的實訓教學,企業則負責職業操守培訓及頂崗實訓師傅帶徒弟的實訓指導。學生在三年的學習中,每半年在企業完成頂崗實訓課程后，返校學習半年理論知識，半年輪調一次。

（四）以“交換生”為重要合作項目

目前，“交換生”項目在兩岸高校間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推薦優秀學生到合作院校進行短期的交換學習已成為了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一大特色。僅2008，大陸派到臺灣的交換生就有900多人。臺灣的成功大學已與大陸6所高校40個學生簽訂了交換生協議；臺灣大學也已與北大、清華、復旦大學等6所大陸高校簽訂交換協議；臺灣的立德大學也與廈門南洋學院等幾所大陸姊妹校專門簽訂了合作培養學生協議。

（五）通過聯合培訓方式來提高教師素養

兩岸為了共同提高教師素養，還分類建立相關培訓中心，聯合培訓師資。[8]福建省教育廳于2009年6月頒布了《閩臺高職院校聯合培訓師資規劃(2009-2012年)》：以學習借鑒臺灣職業教育先進的辦學理念、人才培養模式、教育教學模式、課程體系及教學方法為重點，以專題報告、課堂講授、實踐操作、主題討論、參觀考察等主要形式展開。2009年，福建省已舉辦9期高職院校師資培訓班，共培訓近500人。未來三年，福建還將建設“兩岸職業教育教學資源基地”、“師資培訓基地”，計劃用約4年的時間，對省高職院校的院（校）長、教學管理干部、專業教師3000余人進行分類、分層次培訓。

二、兩岸高校合作辦學存在的問題

由于兩岸教育管理模式的不同及現行相關政策的限制，目前兩岸高等院校間的“合作辦學”大多還處在課程合作、學生聯合培養和師生交流等有限層面，尚未具備中外高校合作辦學中所體現出的市場性、產業性、多樣性、營利性等特征。究其根本，政策性障礙是為關鍵因素之一。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行為至今尚未獲得臺灣當局的認可，在辦學過程中同樣也缺少立法的保障和相關政策的指導與規范。正如學者潘懋元所指，“制度化缺失，是阻礙兩岸穩定、持恒、深度交流合作的因素。兩岸互動關系，雖然民間熱情很高，頻率也高，但大多具有自發、松散、暫時性等特點，缺乏統整性和長效性”，“至今兩岸尚未對高等教育互動的相關規范簽署共同協議，對于一些基礎性的問題，如學歷、學位互認，職業資格認證的對接，課程、學分的轉換等等，也未簽署相關文件，多半只是單邊政策。”[9]

（一）“合法性”的缺失

兩岸間的教育交流合作，大陸方面一直以積極的態度進行引導，臺灣方面則始終持以消極、被動的態度。直到1991年，臺灣才正式將兩岸教育交流政策規劃列入公共政策的議程。發展至今，囿于臺灣方面不承認中國大陸高（院）校的學歷，不允許陸生赴臺高校就讀，海峽兩岸仍未實現“學分互認、學歷互采”的雙向認同，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正常開展也因此受到嚴重阻礙。

目前與大陸簽署高校合作辦學協議的臺灣高校均面臨“合法性”的缺失。據臺灣教育部門的統計，截止2005年，臺灣共有51所學校向教育部門申報和大陸學校締結姊妹校，其中約三分之一為“國立”大學，但至今尚無一所大學通過審查。臺灣教育部門表示審核不通過主要是“為爭取兩岸交流的對等與尊嚴”。[10] 在臺當局的阻撓下，兩岸高校的合作協議多是民間行為，內容多是以交流為中心；辦學主體也以高職院校和（民辦）私立大學居多；公辦（“國立”）大學以及研究型大學、綜合類院校間多進行師生互訪和學術交流等合作項目。合作主體的一元化同時也導致了兩岸合作辦學區域的局限。在中外高校合作辦學的發展中，上海、北京、山東所擁有的合作機構與項目位居前三，但這三省市與臺灣地區的合作辦學相對較弱。尤其是擁有全國近三分之一臺商的上海地區，筆者尚未發現滬臺高校間的高校合作辦學。

（二）立法保障與相關政策配套不足

兩岸高校的合作辦學，在大陸主要參考《中外合作辦學條例》。2003年頒布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第59條明確規定，“港澳臺三地教育機構與內地教育機構舉辦高校合作辦學項目的參照執行該條例；而且，所有法律規范和政策中的海外留學均包括到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接受教育服務的學習與培訓活動”。對此，臺灣則沒有明確的政策和立法，《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僅是對大陸地區高級中學以下的臺商學校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加入世貿后，臺灣地區并未履行對大陸地區平等開放教育服務的WTO承諾，不但拒絕承認大陸的學歷，還對大陸學生赴臺設置各種限制。

目前，作為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唯一政策依據——《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其適切性在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具體運作中已受到了挑戰。在實際的辦學中：大陸方面尚不允許臺灣投資者在境內單獨設立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只能采取高校合作辦學的方式（其中涉及開設課程、使用繁體字簡體字等問題）。臺灣方面則不允許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在大陸設立分校，只能成立新的高等院校，雇用臺灣和大陸的師資，招收臺灣和大陸的學生。

而且，在立法保障與相關政策規范不足的情況下，兩岸間的高校合作辦學中也難免會造成合作主體對高校合作辦學的性質、作用、等諸多問題認識不清；在管理體制上引發職責不明、推諉扯皮現象以及交叉行政或是無人問津的情況，這不僅直接影響到高校合作辦學效率和效益，也使得合作主體的利益缺乏有效的保障。此外，《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頒布已有7年之久，《條例》本身尚有待于不斷建設和完善，尤其是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三通”的實現，ECFA的簽訂，學歷認證的三讀通過等，使得法制監管的實踐中存有很多政策滯后和不配套問題，包括涉及到兩岸高校學歷、學位證書的認證和認可等問題；另外，質量的監管、年審和評估制度的不健全等一系列問題也攸關學生利益的保障和高等教育市場的健康發展。

合法性的缺失，相關立法保障和政策配套的不足，使得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目標及其定位只能停留于初步的、最簡單層次的合作，很難取得實質性突破。這也從客觀上對建立和完善兩岸高校合作辦學法律、法規及監管機制提出了迫切要求。

三、推進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對策

2009以來，兩岸關系出現重大積極變化，兩岸的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潛力，也顯得更為重要” [11]。面對難得的歷史機遇，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深入發展的障礙更為突出的顯現在人們面前。突破這種障礙，兩岸高校間的合作辦學不僅能夠在更廣范圍、更深領域和更持久發展層次上有所突破，實現合作辦學機制的規范化、常態化；還能為兩岸青年一代創造更多相互了解與學習的機會和空間，培養出更多為兩岸經濟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一）加快推進兩岸教育合作立法進程，細化和規范教育政策法規的制定、執行和監督。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頒布以來，我國教育方面的立法已經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2004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的施行標志著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活動的開展將更加規范、更加有法可依。但結合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實踐看，政策的制定仍顯緩慢和不夠健全，特別是在一些細節問題上，如教育經費的投入使用和監督，社會辦學的權利和義務，學校辦學自主性等方面，都只是大體的方向和原則，缺乏具體可行的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方針政策的人為因素過多，變動太快，難以執行和缺乏監督。所以，值此歷史契機，我們應進一步加快教育合作立法進程，把兩岸合作辦學的相關細節在法律中固定下來，使政策法規的制定、執行和監督符合科學規律；并盡量避免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保證了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

（二）加快推進兩岸學歷、學位的互認進程，配套相關的政策條例與保障體系。

目前，大陸已經形成一套較完整的臺生赴陸求學的政策體系。但臺灣當局在招收大陸學生、承認大陸高校學歷方面還沒有徹底開放。盡管臺灣地區的部分高校可以與大陸部分地區在小范圍內進行高校合作辦學，如展開“拼盤式教學”合作，簽署高校合作辦學協議，投入高校合作辦學試點等。但是，這些協議僅僅限于聯合辦學機構，尚未涉及到教育服務的其它提供模式。根據臺灣教育主管部門發布的《外國學歷認證法》第8條和第9條的規定，大陸高校的學歷、學位不屬于不予認證的范圍。截止2008年底，臺灣學生赴大陸就學的學生有大約14，000人，他們的學歷尚未獲得臺灣地區的官方認可。

臺灣方面人為設置的學歷壁壘，極大地限制了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長效機制的建立，使得兩岸高校合作辦學在實際工作中還有許多具體問題亟待兩岸有關部門加強溝通磋商解決。而且，對于兩岸的高校合作辦學來說，相應的政策法規、人才培養的質量保障體系等方面也仍有待完善。大陸地區雖己出臺了一些對外高校合作辦學的政策法規，卻不適合兩岸間高校合作辦學的具體運作；臺灣地區在政策上對兩岸高校合作辦學未給予支持，對于招收大陸學生也未做出正面肯定。

因此，為了兩岸間高校合作辦學的深入發展，大陸方面需積極制定兩岸高校合作辦學條例或更具體的實施辦法，對合作雙方權益、高校合作辦學質量，實際工作中的具體操作上進行明確規定，包括合作雙方的關系，如法律關系、財務關系等；臺灣地區則應盡快制定出鼓勵兩岸發展高校合作辦學的政策或措施。若條件許可，兩岸則可以共同商討制定有利于彼此發展的政策法規，以加強學生權益的法律保護、教育投資者的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

（三）兩岸共同設立教育評估體系，建立常規的教學質量檢查制度。

可參照借鑒發達國家，構建一套完備的質量評估體系以保證高校合作辦學的質量和學生的素質。諸如：美國的ACICS——民間高等教育質量評估聯盟，主要采取明訪和暗訪兩種方式對不符合辦學標準的高校立即取締跨國辦學資格；澳大利亞專門制定由學生對高校合作辦學質量評估的方法，對教材、教學方法、教學效果等內容分門別類地進行進檢查；英國專門頒布了《高等教育境外高校合作辦學實施準則》，特別強調辦學水平和辦學質量，并對有關高校合作辦學活動進行質量抽查等。

此外，還應實行內外部雙重質量管理機制。外部質量保障體系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社會一些機構組織共同參與管理；內部質量保障體系指高等院校內部對高等院校各方面所進行的監管。評估體系和質量保障機制不但要顧及總體上的戰略規劃與改革、行政管理等方面，還應兼顧學校教師和學生的管理、專業和課程設置、實施、評價，以及學生學習成果的評鑒等方面，盡量做到全面、細致，確保高校合作辦學的高質量，以此來確保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可持續發展，能夠真正實現“彌補、促進、提高”的辦學目的。[6]

（四）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鼓勵高校在兩岸設立分校

目前，兩岸高校間的合作辦學大都是民間自發進行，如能獲得當地政府的有力支持，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來調節與規范，并提供必要的資金資助，這對保障兩岸高校合作辦學的順利運行有重要意義。以福建省為例：

從1985年成為大陸第一個招收臺灣學生的省份以來，福建對臺教育交流合作一直走在大陸各省市之前。福建政府不僅專門出臺了《福建省教育廳關于推進閩臺合作辦學的幾點意見》[12]；還在實踐中積極推動兩岸高校校際及教育協會間的合作。目前，福建已推動30所高職院校與臺灣33所高校簽訂了72項合作協議書，成立了海峽兩岸職業教育交流合作中心，啟動了兩岸教育合作試驗園區、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基地和兩岸職業教育教學資源基地的建設。[13] 坐落在福州地區大學新校區的兩岸教育合作試驗園，以吸引兩岸高水平的大學在福建省聯合辦學為目的，既可以開展各層次學歷教育，也可合作辦學創辦二級學院，或者設學分班。福建省政府還無償劃撥合作辦學用地并允許第三方投資建設，實行民辦教育運行機制，辦學主體可以自主調整設置和單列招生計劃。為鼓勵臺灣高校優秀教師赴大陸講學，福建省政府還在“優秀人才計劃”上給予政策傾斜，安排專項經費，對合作項目的人才引進，重大科技項目、實驗室建設等給予經費支持。[14] 此外，在原有“校校”聯合基礎上，福建省還推行了“校校企”閩臺高職人才的聯合培養項目。[5]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等11所高職院校、15所臺灣高校與50家大陸臺資企業，在產業發展急需的28個專業開展高校合作辦學。在此基礎上，福建省還將再組建10個左右區域性行業職教集團，并計劃建立校企合作激勵和保障機制，對支付職業院校學生實習報酬、購買保險或者為職業院校提供實訓設備的企業實行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

分校的建立不僅有利于大學自身的發展，對兩岸高等教育的共同發展也將起重要作用。兩岸都有知名大學和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臺灣地區的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等;大陸地區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兩岸的高等院校可充分利用雙方的優勢資源，包括優勢專業、生源、師資、設備、社會環境等，充分發揮各自的自主性和創新性，開設特色專業或適合于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專業，靈活開展具有本土特色和適宜本土發展的課程體系，培養出服務于當地經濟的應用型高級人才。

“合作競爭、互補互利、共創多贏”是兩岸教育交流的重要原則之一。兩岸教育政策應從服務的觀念出發，全方位從學生（學歷互認）、教師（雙師制度）、課程（學分互認）、研究（建立長期的研究交流平臺）等進行兩岸教育合作。[15]為此，兩岸應努力加強溝通和對話，盡速互相承認學歷與招收學生；消除彼此的隔閡，在“對等承認”、“學術認定”的原則下修訂兩岸合作辦學的立法，以此尋求兩岸最大利益與兩岸合作辦學更寬廣的空間；并在合作辦學中增進兩岸學子文化、思想的交流，縮小政治分歧，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同。[16] 注釋 [1]莊威.兩岸交流升溫高校合作辦學專門規定亟待出臺[EB/OL].2010-11-18[2010-11-25].http://.[12]意見[EB/OL].2009-10-14[2010-11-25].http:// [16] 港媒：兩岸教育合作前景遠大[EB/OL].2010-05-04[2010-11-25].http://

所臺灣院校愿開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