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趙作海案

趙作海，男，1952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人，被稱作河南版“佘祥林”。1999年因同村趙振晌失蹤后發現一具無頭尸體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刑2年。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趙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宣告趙作海無罪，同時啟動責任追究機制。

社會反應

佘祥林案發是1994年，第一次判決在1994年，終審是在1998年。趙作海案發在1999年，復核是在2003年。但從1994年到2002年，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無罪推定”原則被確立。但是，趙作海仍然逃脫不了像佘祥林一樣依靠“死者”復活才能洗冤的命運，法律上的高調原則實際上并沒有相應的機制和程序來保障。

比如，刑訊逼供的危害眾所周知，然而，國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證據排除”這樣的程序性制裁規則并沒有建立。被告人沒有權利就刑訊逼供問題單獨進行聽證，不能就此問題上訴和要求提供人身保護；刑訊逼供的事實認定由誰來舉證，被告人和控方的證明標準是什么，都沒有確立；警方重大案件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也沒有建立。實踐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沒有刑訊逼供了事，刑訊逼供所獲取的證據的排除往往成為一句空話。

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甚至許多法律上所確立的原則和機制也常常為司法的“潛規則”所規避和架空。刑事訴訟的架構并沒有沿著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法官居中裁決、警方和檢方的主張要在法庭上得到確認這種“三角模式”進行；司法實踐中，公檢法聯席辦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協調辦案”以及公安機關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訴訟中成為最重要的主體。警方制作好“飯菜”、檢方照端、法院照著吃的“線性結構”依然被延續。

今天，反思趙作海案，不僅是要糾正錯案，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更應反思這些年來，我們刑事司法中還存在著哪些漏洞，以防范類似冤案一演再演。

親屬稱鄉干部曾威脅趙作海接受45萬賠償(圖)

2010-05-16 04:55:48 來源: 廣州日報(廣州)跟貼 327 條 手機看新聞

核心提示：15日，趙作海及其家屬因不滿法院凌晨兩點與其簽署協議，準備要求65萬精神賠償。趙作海的叔叔稱，鄉干部在半夜11點來到趙家，威脅趙作海接受45萬賠償:“如果今兒夜里協議簽不了，明天就不再過問你的事”，簽約時還避開趙家識字與社會經驗豐富的親屬。

當審判長依據程序宣布趙作海無罪釋放后，趙作海失聲痛哭。11年間，房子塌了，妻子改嫁了，4個孩子送給人家3個，還有一個在外地打工。

趙作海的叔叔趙振舉對賠償金額很不滿。

趙作海在姐姐家里,聽了大家的意見,很是糾結。

廣州日報5月16日報道 剛剛從法院院長手里拿到65萬元的國家賠償，趙作海回到家就后悔了，提出要通過訴訟途徑，尋求不低于130萬元(含已拿到的65萬元)的國家賠償，并向記者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趙作海為何突然變卦?

昨天上午，記者采訪了趙作海的叔叔趙振舉。他向記者講述了趙作海態度發生變化的過程和原因。

談簽約過程

“不簽字他們就不走”

趙振舉把侄子趙作海對賠償協議不滿的原因歸結為：簽字時腦子不清、不識字。

據他介紹，5月11日晚上11點多鐘，包括老王集鄉黨委書記、武裝部長和一位副鄉長在內的幾位人員，約來趙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來到趙作海的姐姐趙作蘭家，商談趙作海的賠償事宜，卻沒有叫來趙作海的親叔叔趙振舉，而在此之前，當地有關部門的談判對象卻一直是趙振舉。

趙振舉認為，相關人員之所以在關鍵時刻把他撇到一邊，是因為他常年在鄭州等地做生意，對社會的情況比較了解，“不好糊弄”。趙振舉談到，有關人員一開始開出的價是45萬元，這讓趙作海、趙作蘭和余方新都無法接受。趙作蘭就給趙振舉打電話詢問。趙振舉則堅決不同意。雙方由此陷入僵局，談判一直進行了凌晨1點多鐘，彼此仍無法達成協議。按照她后來接受媒體記者的說法：“他們一直在那兒死磨硬纏，我弟弟趙作海不簽字他們就不走。” 而趙振舉則告訴記者，“當時鄉里的一位武裝部長威脅趙作海，如果今兒夜里協議簽不了，明天就不再過問你的事。還說按照國家賠償標準45萬元就不少了。”

談簽約時間

“為何不白天談”

趙作海最終于12日凌晨兩點多鐘與法院方簽署了賠償協議。而賠償金額則比起初提高了20萬，其中，國家賠償金50萬元、生活困難補助費15萬元，兩項共計65萬元。

而這一“簽約”時間，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也得到了確認。

趙振舉對這一“簽約”時間意見很大，“明明政府有正常的工作日，為啥他們不在白天找趙作海談，與趙作海簽協議，而是在夜里11點以后來，在凌晨兩點簽?那個時候，經過幾天的勞累，加上白天一整天沒休息，他的腦子根本就不清醒了。”

趙振舉還提到，當天晚上在場的家人中，趙作海、趙作蘭是文盲，不認識字，余方新也是不了幾個字，“他們根本認不得協議上寫的是什么，他們說什么就是什么。”

談簽約原因

腦子亂了讓我咋簽咋簽

趙作海到姐姐家與剛從北京回來的大兒子趙西良見面。當時，趙作蘭家有一二百名村民，聽說趙作海只得了65萬元的賠償，大都認為太少了，“挨那么多打，受那么多罪，給這點兒錢就算了”?還有老鄉告訴他，現在的物價漲了很多，什么都貴，這65萬辦不了多少事。而他的大兒子趙西良聽說后，也對爸爸說錢太少了，因為他有三個兄弟，將來成家都要蓋房子，蓋了房子，就沒有幾個錢了。

鄉親們和兒子的話讓趙作海的內心很是糾結。據趙振舉講，13日一大早，趙作海就對他說：“我后悔了，現在我覺得他們給少了，我要打官司。”

趙振舉問他當初為啥要簽，趙作海說，“他們咋咋呼呼的，我腦子都亂了，他們讓我咋簽我就咋簽。”

談上訴官司

堅決不請當地律師

趙家希望得到多少賠償呢?趙振舉說，現在的賠償按照協議只包括國家賠償金和生活困難補助費兩項，沒有包括精神損失費和自己的孩子因他的入獄而遭受的損害賠償等。他表示，算上這些賠償，他應該得到的賠償金額應該在130萬元以上。

趙振舉談到，他們目前已準備請律師，“誰的名氣高就請誰，不請當地律師，他們可能不跟

咱一勢，也可能不敢。”趙振舉最后告訴記者：“趙作海一定要打這個官司，我也一定要打，錢太少了。”

相關鏈接

要打官司勝算幾何

新賠償法規定可索精神賠償

今年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后的《國家賠償法》，首次將精神賠償寫入其中，其第三十五條規定：“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但新修訂的《國家賠償法》要到今年12月1日起才正式實施，因此，趙作海能否成功索賠，還是未知數。不過有法律界人士告訴記者，盡管新法還沒實施，但對趙作海索賠還是比較有利的。

可向上級申請復議

在5月12日凌晨2點趙作海與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簽署的協議里，其中的第二條為：趙作海自愿放棄其他賠償請求，撤回賠償申請。在已經與法院簽署協議并承諾“自愿放棄其他賠償請求”的情況下，趙作海事后反悔，相關法律允許嗎?

記者了解到，現行的《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賠償請求人對賠償數額有異議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間屆滿之日起30日內向其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

記者手記

趙作海是個多面的人，跟蹤采訪“趙作海案”幾天，記者的感受尤其深刻。

“罪人”趙作海盡管已經重獲自由，但從趙作海的很多動作和話語里，還是能感覺到他似乎仍停留在“罪人階段”。一天，領導慰問他，他幾次都畢恭畢敬地給領導鞠躬，說出一通感謝這感謝那的話。鞠躬時，他腰彎得很深，兩手貼在兩個腿邊，讓人想起他曾經被改造了很多年的經歷。

牛人趙作海。很多媒體的記者都說，現在要想見到趙作海，真是太難了。偶爾，記者們會找到趙作海，而每一次，趙作海都顯得無奈而不耐煩，他經常說出這么一句讓記者記憶特別深刻的話：“我沒時間接見你們!”

有一次，趙作海還對走近他的記者說：“你們走吧，我只接見××臺的記者。”

記者們說：“老趙，你真牛!”

一個當地村民私下說，老趙出來后變了，變得我幾乎都認不出了。

忙人趙作海。自從被無罪釋放回到家鄉，趙作海就成了整個趙樓村最忙的人，“忙得連個放屁的空都沒有，”忙得他的親人想同他說個話都沒機會。趙振舉說，侄子回來那么久了，趙作海還沒有靜下心來坐下來跟他說過一句話。他的姐姐趙作蘭也稱，弟弟在她家住了好幾個晚上，但兩人說的話可能不超過十句，要么是別人纏著他說，要么他要睡覺。

趙振舉告訴記者，侄子出獄了，冤屈洗刷了，他有心想帶著包括趙作海和趙西良等趙家人，到祖墳上燒燒紙，“告訴祖上的在天之靈，天晴了。”要知道，當初為了偵辦“趙作海殺人案”，當地警方把已經死去的趙作海父母的墳都扒開了，已經死去的趙作海的弟弟的墳也被扒開。這成了趙家人心中最大的痛。

但趙作海沒空，他告訴趙振舉：“等我忙完這一切，再說其他的。”

新聞回顧

檢方承認趙作海冤案存逼供 政法委開會定兇手

河南商丘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宋國強日前透露，當年趙作海一到檢察機關就不承認殺人，推翻在公安局供述。可以認定存在刑訊逼供。

趙作海擬向政府申請100萬元國家賠償

河南商丘蒙冤入獄11年的趙作海日前無罪獲釋。其女兒稱，趙準備向政府申請國家賠償100

萬元。

河南商丘一“殺人犯”入獄10年后被害人“復活”

10年前，河南柘城縣村民趙振晌和鄰居趙作海打架后失蹤。1年多后，村民發現一具無頭尸體，以為死者就是趙振晌。家屬報警后，警方將趙作海帶走，后來趙作海以故意殺人罪獲刑29年。10年后，趙振晌回到村里。家屬希望警方早日還趙作海清白。

(本文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王劍平)

第二篇：趙作海案

趙作海案

? 案情介紹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趙振晌的侄子趙作亮到公安機關報案，其叔父趙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離家后已失蹤4個多月，懷疑被同村的趙作海殺害，公安機關當年進行了相關調查。1999年5月8日，趙樓村在挖井時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無頭、膝關節以下缺失的無名尸體，公安機關遂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省法院經復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準商丘中院上述判決。

2010年4月30日，趙振晌回到趙樓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趙振晌在本村出現后，立即會同檢察人員趕赴趙樓村，經與村干部座談、詢問趙振晌本人及趙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確認趙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時并從趙振晌本人處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農歷9月29日)夜里，其對趙作海到杜某某家比較生氣，就攜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趙作海頭上砍了一下，怕趙作海報復，也怕把趙作海砍死，就收拾東西于10月31日凌晨騎自行車，帶400元錢和被子、身份證等外出，以撿廢品為生。因去年得偏癱無錢醫治，才回到了村里。

2010年 5月9日上午，河南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通報趙作海案件的再審情況，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審判決：撤銷省法院復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決，宣告趙作海無罪。立即派人趕赴監獄，釋放趙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獄后的生活。2010年5月17日上午，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金和困難補助費65萬元，并表示對賠償滿意，要開始新生活。

大家應該都知道“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而此案件又被村民稱為“一個女人引發的血案”。10多年前，甘小花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長年在外打工，甘小花帶著3個小孩過日子。趙作海和趙振晌同時喜歡上了她，而且好像都“有一腿”。1997年10月，趙振晌察覺趙作海與甘小花好上后，于是在10月30日的深夜，趙振晌將趙作海和甘小花捉奸在床，并操起菜刀朝趙作海腦袋砍了下去。以為殺了人的趙振晌連夜出逃，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活。

? 分析原因

前妻稱曾遭逼供

昨天，趙作海前妻趙小齊(音)表示，井里尸體被發現后，她曾經被警方關在鄉里一個酒廠一個月，受到很多折磨。“用棍子打我，讓我跪在磚

頭上，磚頭上還有棍子”。她說，民警一直問她是不是知道趙作海殺人。“我什么都不知道”，說不知道就一直被打。她說每天只能吃一個饅頭，還經常幾天不讓睡覺。

行政反思

公

商丘市一些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表示，在這起案件中，有些疑點沒引起足夠重視： 一是警方確認無頭、無四肢尸體為趙作海所殺后，沒有追查兇器，也沒有確定兇器所能造成的傷痕是否與尸體的傷痕相符。這些，不符合我國法律對殺人罪定性的要求。二是當時尸體高度腐敗，警方先后做了四次DNA都未確定死者身份。所以警方把尸體確定為趙振晌，有主觀色彩。三是當時警方根據殘尸，對死者身高進行了確定，為1.70米。但實際上，失蹤的趙振晌身高只有1.65米左右。

檢

警方兩次將該案移交商丘市檢察機關后，都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退卷，要求“補充偵查”。

趙作海被羈押3年零3個月后，該案被上級政法機關列為重點清理的超期羈押案件，要求迅速結案，或釋放，或判刑。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由于證據不足，商丘市檢察院在兩次退卷后，拒絕再次接卷。而警方堅持認為趙作海是殺人兇手，不能放人，造成趙作海在看守所長期羈押。在清理超期羈押的案件時，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該案召集開會，研討案情。檢察院后來提出：公安向檢方移卷，要提供DNA的鑒定。但由于DNA鑒定沒有結果，檢察院最后放棄了這一疑點，進行了公訴。

對于這一點，商丘市檢察院檢察長王廣軍說：“我們檢察院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

法

從法院環節來看，從2002年11月11日公訴，到當年12月5日判決，該案的審理在法院僅經過20多天。法院全部采信了公訴人的意見，而公訴人的意見其實就是公安部門的意見。

在法院庭審時，趙作海和他的辯護律師都否認了殺人一事。但法院認為，趙作海曾經在公安環節做了9次殺人的筆錄，所以當庭否認未殺人不可信。這樣，“趙作海”案失去了最后一次糾錯的機會。

趙作海遭逼供被迫九次認罪 庭上喊冤無人理睬

“就像一根草”，趙作海不止一次指著身前的荒草，“說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不是你拔的也是你拔的”。

南方周末報道

政法的恥辱

2001年7月，公檢法共同認定該案“不具備審查起訴的條件”。一年后，商

丘市委政法委集體研究決定“案件具備了起訴條件”。庭審時沒有一個親人到庭。5月11日，商丘市政法委書記王建民和商丘中院的兩位院長前來向趙振海道歉。王建民并不諱言“這是商丘政法部門的恥辱”，后者則保證“今后不辦一起假案”。向趙作海鞠躬后，他們留下共計1.5萬慰問金。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趙作

海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大官和干部，別人對他鞠躬，他也鞠躬。法院帶來的記者問趙作海，你要感謝誰？他說感謝法院，感謝黨。記者繼續追問，還感謝誰，他一時僵住了。

他顯然不能接受諸多急劇的變化，事實上他的命運如此清晰地掌握在法律手

中。在人群散去之后，他躺在床上，嘟囔了幾句，起身，又躺下，又起來，“為什么要感謝？我不感謝。”

11年前被逮捕后，商丘市檢察院以“證據上存在重大缺陷”為由，兩次將案

件退補到柘城縣公安局。據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宋國強介紹，井中無名男尸的身份尚無法確定，而趙作海本人全部翻供，多次堅稱自己“被打了”。

2001年7月，已被羈押兩年的趙作海，趕上了全國刑事案件清理運動。針對

這起案件的聯席會議中，公檢法以同樣的理由共同認定該案“不具備審查起訴的條件”。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柘城公安局提供了最后一份DNA鑒定。

現任公安局副局長趙啟鐘介紹說，送到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和沈陽刑警學院的死者DNA樣本“無法比對”，并將之歸結為“當時技術上的落后”。

一年之后的 2002年 7月，在清理超期羈押的活動中，商丘市委政法委集體

研究決定“案件具備了起訴的條件”。2002年的10月22日，尸源仍然不明，檢察院決定起訴。

當時的商丘法院同樣發現案件存有重大缺陷，不過他們并未深究，對律師做

出的無罪辯護亦未采納。跟宋國強一樣，受命調查冤案的商丘中院刑一庭庭長楊松挺不無悔意，他著重強調法官的良知、職業道德和獨立判斷，“應排除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擾”。

伴隨著2002年底一紙“示證質證來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判決和次年年

初河南省高院的終審裁定，冤案像一場假球一樣一路綠燈，“性質惡劣，手段殘忍，影響極壞”的殺人分尸者趙作海鋃鐺入獄。

庭審時沒有一個親人到庭。不過趙作海回憶當時場景，說自己有一絲放松之

感，當時他已被羈押近四年，渴望解脫，“不在乎是死是活”。

兩次減刑之后，他的刑期在出獄前降到20年。在監獄中，因為恐懼，他從

未說出自己的冤屈。他過去的親身經歷迫使他相信，命“就像一根草，說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

“疑罪從有”

指著頭上的拇指肚般的疤痕，趙作海老淚縱橫，至少5次，反問記者，“什么叫恨？什么叫不恨？打都打了，道歉有什么用？”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長趙啟鐘解釋，冤案或許不是公安機關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歸結為“現實條件和證據”。5月12日，商丘官方公布三個涉案民警郭守海、朱明晗和李德領，兩個被刑拘、一個外逃。在此之前，商丘司法系統仍然以“錯案調查處理中”為由，對是否刑訊逼供三緘其口。

分尸殺人卻不處死，楊松挺承認這是一個“存疑案件”，法院在判決中“留有余地”。提出“疑罪從輕”和“疑罪從無”的區分后，他個人判斷法院當時秉承了“疑罪從輕”的思路，從合議庭到審委會做出了一個“集體決定”。

對于庭審筆錄上記載著的刑訊逼供，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長趙啟鐘5月10日做出了解釋。他說冤案或許不是公安機關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歸結為“現實的條件和證據”，“民警素質和辦案機制”。

這位副局長向記者們普及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區別，并在中間刻畫出中國法律的位置：一度秉承“有罪推定”的大陸法系。

“什么叫恨？什么叫不恨？打都打了，道歉有什么用？”5月11日，坐在自家宅基地的小板凳上，趙作海被記者們詢問：28天里做出9次有罪供述是否遭遇刑訊逼供？指著頭上的拇指肚般的疤痕，他老淚縱橫，至少5次，反問記者。他回憶：

——大概有四五個人，其中一個30多歲的打得最兇。每天半塊饅頭，不讓睡覺。6天之內我沒有服軟。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

——銬在板凳上，左邊一腳，右邊一腳。他們用搟面杖打腦袋。喝一種水，昏昏沉沉，然后在頭上放鞭炮。還用槍口往頭上砸，疤痕就是這么留下的。

——屈打成招。生不如死。胡言亂語。怎么殺人，尸體去向，他們讓我說什么，我就說什么，還要背下來。背不下來就打。都是被認定，不是承認。都是假的。——他們說你要是不招，把你放在車上一腳踢下去，開槍打死，說是畏罪潛逃而死。

指認裝尸編織袋的證詞來自趙妻趙小齊和兒子趙西良，都是案卷記載被各級司法部門通過的“關鍵證據”。趙妻當時說，那是她自家的編制袋，其中兩個藍色補丁是她自己的針線活。

此前趙妻亦向媒體指控，井中出現無頭尸后，她被關在一座酒廠里一個多月。當她說自己不知道丈夫殺人時，被懲罰跪在棱角分明的棍子上。

第三篇：x趙作海案lr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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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作海，1952 年出生。男，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人，被稱作河南版“佘祥林”。1999 年因同村趙振晌失蹤后發現一具無頭尸體而被拘留，2002 年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 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刑 2 年。2010 年 4 月 30 日，“被害人”趙振晌回到村中，2010 年 5 月 9 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宣告 趙作海無罪，同時啟動責任追究機制。

社會反應
佘祥林案發是 1994 年，第一次判決在 1994 年，終審是在 1998 年。趙作海案 發在 1999 年，復核是在 2003 年。但從 1994 年到 2002 年，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發 生了重大變化。1996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無罪推定”原則被確立。但是，趙作海 仍然逃脫不了像佘祥林一樣依靠“死者”復活才能洗冤的命運，法律上的高調原則實際 上并沒有相應的機制和程序來保障。比如，刑訊逼供的危害眾所周知，然而，國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證據排除”這樣的 程序性制裁規則并沒有建立。被告人沒有權利就刑訊逼供問題單獨進行聽證，不能就 此問題上訴和要求提供人身保護；刑訊逼供的事實認定由誰來舉證，被告人和控方的 證明標準是什么，都沒有確立；警方重大案件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也沒有建立。實踐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沒有刑訊逼供了事，刑訊逼供所獲取的證據的排除往往 成為一句空話。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甚至許多法律上所確立的原則和機制也常常為司法的“潛規 則”所規避和架空。刑事訴訟的架構并沒有沿著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法 官居中裁決、警方和檢方的主張要在法庭上得到確認這種“三角模式”進行；司法實踐 中，公檢法聯席辦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協調辦案”以及公安機關地位逐年提高，都 使得警方在刑事訴訟中成為最重要的主體。警方制作好“飯菜”、檢方照端、法院照著 吃的“線性結構”依然被延續。今天，反思趙作海案，不僅是要糾正錯案，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更應反思這些 年來，我們刑事司法中還存在著哪些漏洞，以防范類似冤案一演再演。親屬稱鄉干部曾威脅趙作海接受 45 萬賠償(圖)2010-05-16 04:55:48 來源: 廣州日報(廣州)跟貼 327 條 手機看新聞 核心提示：15 日，趙作海及其家屬因不滿法院凌晨兩點與其簽署協議，準備要求 65 萬精神 賠償。趙作海的叔叔稱，鄉干部在半夜 11 點來到趙家，威脅趙作海接受 45 萬賠償:“如果 今

兒夜里協議簽不了，明天就不再過問你的事”，簽約時還避開趙家識字與社會經驗豐富的 親屬。當審判長依據程序宣布趙作海無罪釋放后，趙作海失聲痛哭。11 年間，房子塌了，妻子改 嫁了，4 個孩子送給人家 3 個，還有一個在外地打工。趙作海的叔叔趙振舉對賠償金額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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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作海在姐姐家里,聽了大家的意見,很是糾結。廣州日報 5 月 16 日報道 剛剛從法院院長手里拿到 65 萬元的國家賠償，趙作海回到家就后 悔了，提出要通過訴訟途徑，尋求不低于 130 萬元(含已拿到的 65 萬元)的國家賠償，并向 記者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趙作海為何突然變卦? 昨天上午，記者采訪了趙作海的叔叔趙振舉。他向記者講述了趙作海態度發生變化的過程和 原因。談簽約過程 “不簽字他們就不走” 趙振舉把侄子趙作海對賠償協議不滿的原因歸結為：簽字時腦子不清、不識字。據他介紹，5 月 11 日晚上 11 點多鐘，包括老王集鄉黨委書記、武裝部長和一位副鄉長在內 的幾位人員，約來趙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來到趙作海的姐姐趙作蘭家，商談趙作海的賠償 事宜，卻沒有叫來趙作海的親叔叔趙振舉，而在此之前，當地有關部門的談判對象卻一直是 趙振舉。趙振舉認為，相關人員之所以在關鍵時刻把他撇到一邊，是因為他常年在鄭州等地做生意，對社會的情況比較了解，“不好糊弄”。趙振舉談到，有關人員一開始開出的價是 45 萬元，這讓趙作海、趙作蘭和余方新都無法接受。趙作蘭就給趙振舉打電話詢問。趙振舉則堅決不 同意。雙方由此陷入僵局，談判一直進行了凌晨 1 點多鐘，彼此仍無法達成協議。按照她后 來接受媒體記者的說法： “他們一直在那兒死磨硬纏，我弟弟趙作海不簽字他們就不走。” 而趙振舉則告訴記者，“當時鄉里的一位武裝部長威脅趙作海，如果今兒夜里協議簽不了，明天就不再過問你的事。還說按照國家賠償標準 45
萬元就不少了。” 談簽約時間 “為何不白天談” 趙作海最終于 12 日凌晨兩點多鐘與法院方簽署了賠償協議。而賠償金額則比起初提高了 20 萬，其中，國家賠償金 50 萬元、生活困難補助費 15 萬元，兩項共計 65 萬元。而這一“簽約”時間，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也得到了確認。趙振舉對這一“簽約”時間意見很大，“明明政府有正常的工作日，為啥他們不在白天找趙 作海談，與趙作海簽協議，而是在夜里 11 點以后來，在凌晨兩點簽?那個時候，經過幾天的 勞累，加上白天一整天沒休息，他的腦子根本就不清醒了。” 趙振舉還提到，當天晚上在場的家人中，趙作海、趙作蘭是文盲，不認識字，余方新也是不 了幾個字，“他們根本認不得協議上寫的是什么，他們說什么就是什么。” 談簽約原因 腦子亂了讓我咋簽咋簽 趙作海到姐姐家與剛從北京回來的大兒子趙西良見面。當時，趙作蘭家有一二百名村民，聽 說趙作海只得了 65 萬元的賠償，大都認為太少了，“挨那么多打，受那么多罪，給這點兒錢 就算了”?還有老鄉告訴他，現在的物價漲了很多，什么都貴，這 65 萬辦不了多少事。而他的大兒子趙西良聽說后，也對爸爸說錢太少了，因為他有三個兄弟，將來成家都要蓋房 子，蓋了房子，就沒有幾個錢了。鄉親們和兒子的話讓趙作海的內心很是糾結。據趙振舉講，13 日一大早，趙作海就對他說： “我后悔了，現在我覺得他們給少了，我要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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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振舉問他當初為啥要簽，趙作海說，“他們咋咋呼呼的，我腦子都亂了，他們讓我咋簽我 就咋簽。” 談上訴官司 堅決不請當地律師 趙家希望得到多少賠償呢?趙振舉說，現在的賠償按照協議只包括國家賠償金和生活困難補 助費兩項，沒有包括精神損失費和自己的孩子因他的入獄而遭受的損害賠償等。他表示，算 上這些賠償，他應該得到的賠償金額應該在 130 萬元以

上。趙振舉談到，他們目前已準備請律師，“誰的名氣高就請誰，不請當地律師，他們可能不跟 咱一勢，也可能不敢。”趙振舉最后告訴記者： “趙作海一定要打這個官司，我也一定要打，錢太少了。” 相關鏈接 要打官司勝算幾何 新賠償法規定可索精神賠償 今年 4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后的 《國家賠償法》 首次將精神賠償寫入其中，其第三十五條規定： “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但新修訂的《國家賠償法》要到今年 12 月 1 日起才正式實施，因此，趙作海能否成功索賠，還是未知數。不過有法律界人士告訴記者，盡管新法還沒實施，但對趙作海索賠還是比較有 利的。可向上級申請復議 在 5 月 12 日凌晨 2 點趙作海與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簽署的協議里，其中的第二條為：趙作 海自愿放棄其他賠償請求，撤回賠償申請。在已經與法院簽署協議并承諾“自愿放棄其他賠 償請求”的情況下，趙作海事后反悔，相關法律允許嗎? 記者了解到，現行的《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賠償請求人對賠償數額有異議的，賠 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間屆滿之日起 30 日內向其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記者手記 趙作海是個多面的人，跟蹤采訪“趙作海案”幾天，記者的感受尤其深刻。“罪人”趙作海盡管已經重獲自由，但從趙作海的很多動作和話語里，還是能感覺到他似乎 仍停留在“罪人階段”。一天，領導慰問他，他幾次都畢恭畢敬地給領導鞠躬，說出一通感 謝這感謝那的話。鞠躬時，他腰彎得很深，兩手貼在兩個腿邊，讓人想起他曾經被改造了很 多年的經歷。牛人趙作海。很多媒體的記者都說，現在要想見到趙作海，真是太難了。偶爾，記者們會找 到趙作海，而每一次，趙作海都顯得無奈而不耐煩，他經常說出這么一句讓記者記憶特別深 刻的話： “我沒時間接見你們!” 有一次，趙作海還對走近他的記者說： “你們走吧，我只接見××臺的記者。” 記者們說： “老趙，你真牛!” 一個當地村民私下說，老趙出來后變了，變得我幾乎都認不出了。忙人趙作海。自從被無罪釋放回到家鄉，趙作海就成了整個趙樓村最忙的人，“忙得連個放 屁的空都沒有，”忙得他的親人想同他說個話都沒機會。趙振舉說，侄子回來那么久了，趙 作海還沒有靜下心來坐下來跟他說過一句話。他的姐姐趙作蘭也稱，弟弟在她家住了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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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看趙作海案后的感想

看趙作海案后的感想

案件回顧：

1999年5月8日，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發現一具無頭、膝蓋以下部分缺失的男性尸體。柘城縣公安局立案偵查，認為死者是該村1997年失蹤的村民趙振晌，并認定趙作海為犯罪嫌疑人。在刑訊逼供下，趙作海在公安機關做了9次有罪供述，最后被追究刑事責任。2002年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趙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宣告趙作海無罪，2010年5月9日，趙作海被無罪釋放。2010年5月10日晚7時，趙作海終于回到了闊別11年的家鄉。之后，趙作海釋放日被定為河南全省法院“警示日”。感想：

趙作海在長達11年的非法監禁中，不僅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創造財富、享受生活的機會，也因錯判讓他背負了殺人犯的惡名，使其家庭破裂、妻離子散，其四個子女因為沒錢上學成為文盲，可以說禍及三代。錯案對他本人和親屬造成的損失和精神痛苦是難以彌補和無法估價的。這個案件值得我們深深的反思，因為，趙作海一案并不僅僅與趙作海一家相關，它事關我們所有“圍觀者”的幸福感、安全感與尊嚴感。

首先，我認識到了無罪推定的重要性，雖然“無罪推定”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原則，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對刑事審判工作影響最大的，是“有罪推定”，比方說在很多刑事法庭在中間位置有一個囚籠，被告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和公訴人并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實質上還是被當作犯罪的人來對待。再看本案，檢察機關提供的案卷中，趙作海9次供述自己殺人，所以法官就認為趙作海殺人無疑，趙作海的翻供及辯護人的無罪辯護，都被認為屬于狡辯，不予理睬，這就是有罪推定的惡果。

其次，我認為，命案必破的觀念應當廢除，因為這常常導致公檢法人員結案心切。為了實現命案必破，公安局有破案率，檢察院有起訴率，法院有審結率，命案一發生，這幾個率一個追一個，公檢法上下級相互催促，相互施壓，疑犯不招就來點“硬的”，證據不全也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且凡是大要案發生后能夠順利破獲，有關人員不是立功就是受獎，如果破不了案就不好向上級交待。就這樣，趙作海就被定為有罪了。

再次，我認識到，在刑事訴訟中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實行沉默權制度將會使犯罪嫌疑人被強迫自證其罪的可能性大大減小，警方刑訊逼供的現象也會相應減少，這將促使其改變原先強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證其罪，并以其口供促進破案的偵查模式，這極大地促進了警察隊伍的自身建設，它使刑事訴訟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有利于避免趙作海悲劇的重演。

另外，提高辦案人員的法律素養也是十分關鍵的。1996、1997年，全國人大分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作了重要修訂。修訂后的兩部刑事基本法，除了對追究犯罪、懲治犯罪的機制予以完善外，還把人權保障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新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無罪推定”等先進的思想，確立了“疑罪從無”的處理原則，但是我們的辦案人員對這些原則恐怕是毫無了解，部分辦案人員甚至與法盲無異，趙作海一案是在《刑訴法》和《刑法》修訂之后發生的，該案的辦案人員卻堅信不疑地認定趙作海就是殺人兇手，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而法檢兩院在證據不全，疑點重重的情況下，仍然將之起訴并宣判，這不是典型的疑罪從有又是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說，趙作海無論拿到多少賠償或補償，都不足以彌補他們一家子所受到的侵犯與傷害，賠多少錢只是一種形式，賠多少都挽不回國家機器無辜碾壓公民人權的暴戾。而且，我要說，這些款項表面上由國家機關拿出，事實上卻是公職人員犯錯，納稅人買單，這樣做導致了辦案人員的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等。我想，能不能修改關于刑法中刑訊逼供罪的處罰方法，實行懲罰性賠償，讓公職人員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買單呢?

以上的一些觀點有參考了相關新聞評論和一些民間的評論，加上了我個人的一些觀點。記得當時看到趙作海案時，頗為震驚，故淺談了一下感想。我希望我們的法律法規、公檢法部門能多重視一些人權，少一些功利，積極保護人權，防止刑訊逼供的現象，多做一些未雨綢繆的事，少做一些亡羊補牢的事。另外，還是因個人水平有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老師見諒。

第五篇：趙作海案的問題與思考

趙作海案的問題與思考

法學101胡英杰

10年前，河南柘城縣村民趙振晌和鄰居趙作海打架后失蹤。1年多后，村民發現一具無頭尸體，警方將趙作海帶走，后趙作海以故意殺人罪獲刑29年。10年后，當年被認定他殺而死的趙振晌又回到了村里。此事曝光后，趙作海被從監獄放回來了，趙作海身心已經歷了巨大的傷害，并且早已妻離子散。從趙作海案我們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存在的問題。二，反思與建議。

一，存在的問題

1，刑事案件中的刑訊逼供問題。用槍管擊頭，后腦勺留下2厘米長的凹痕；喝下放了催眠藥的水，然后在頭頂放鞭炮；被銬在凳子上拳打腳踢，一個多月沒睡過覺；被威脅如果不招，就拉出去當作逃跑一槍斃了。這些都是趙作海案中的一些刑訊逼供的行為，卻向我們揭示了執法機關在審問過程中是如此的下賤，惡毒。刑訊逼供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之一。我不禁想問，我國的司法制度難道就這么低俗下賤嗎。

2，國家賠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我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還沒有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這對于含冤的受害人來說無疑是當頭喝棒，雖然受害人能沉冤得雪但是他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確實不能改變的，不是物質賠償所能補救的。拿趙作海案來說，縱使國家給他賠償一二百萬，也無法彌補其在監獄里失去的11年自由及妻離子散，還有精神和人格受到的侮辱和損害。

3，“命案必破”的司法非理性問題。司法理性是要我們做到公正公平的對待這 件事實，不是因為發生命案而一定要找出一個人來為命案買單。司法機關應該本著理性的思維，對于案件事實進行正確的解讀，理解，公正合理的進行審判，不能因為社會的壓力而草草了案，為了實現破案目標，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宣稱：“命案必破”。這種口號讓一般的老百姓聽起來確實是精神振奮，因為倘若真的能做到“命案必破”，對于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事實上卻無法兌現，即使是福爾摩斯那樣的偵探高手，也不敢拿這種口號自吹自擂。“命案必破”只能是一種口號，無法實至名歸，倘若哪個地方的公安機關稱自己做到了這一點，那只能說明他們制造了很多冤案。中國國內媒體向來都是報喜不報憂，如果一宗大案告破，大小媒體都會歡呼雀躍，吹捧公安機關的高超破案能力，但要是一宗大案十年未破，媒體就都會若無其事。趙作海蒙冤不會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我們需要在真相大白的今天不折不扣地問責當年制造冤案的官員和警察，但要杜絕類似的悲劇發生，我們更應該努力促使這個不斷制造冤案的體制脫胎換骨。

4，趙作海案中的錯案追究問題。我覺得存在5個問題：1，錯案界定不合理2，追究責任不獨立3，應當追究對象不確定4，追究組織不科學5，制約檢察權的獨立行使。如此明顯的錯案，一審、二審法官居然能都以死緩定案，追究其責任并不為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此案判決結果是由兩級法院審判委員會或更上一級黨政機關所定，也絕不能單讓承辦法官“背黑鍋”。其實，在趙作海沒有其他從輕

情節的情況下，死緩結果本身就說明，法官對兇案是否確系趙作海本人所為，內心也無法形成確信，只是迫于某種壓力，才作出了被行內戲稱為“留有余地”的判決。先說“疑罪應當從無”。如此簡單的邏輯，使本案的偵辦鉆進了一條死胡同：不認罪就打得你認罪，沒證據就逼著你提供證據。更可怕的是，現實中許多“疑難”案件的偵破，都是依循這樣的邏輯。

二，反思與建議

造就這次冤案的原因大致有六個方面：一是先入為主的傳統思維。二是背離了公檢法互相制約的立法本意。三是控辯雙方嚴重失衡的審判格局。四是一邊倒的社會輿論給審判帶來壓力。五是法院監督制約機制出現故障。六是個別法官職業操守缺失。

首先，刑訊逼供的”余毒”尚存。法律中明確的規定了禁止刑訊逼供，但是卻屢禁不止。這其中的原因有：1，警方在羈押、審訊的過程中一家包辦缺少監督；2，刑訊逼供中存在的巨大的小團體利益，迅速破案對于那些單位和個人的邀功請賞至關重要，上級也是受益者，樂乎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其次，有關方面對司法獨立強有力的干擾。在視頻中有一個關鍵的細節，趙作海案在多次被檢察院發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之后，卻因為一次會議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政法委，這樣一個本來應該僅僅提供指導性意見而不能給司法機關施加過于明顯和沉重的壓力，但這只是應然。政法委實際上擁有著相當大的權力，掌管著司法系統的人事以及其他大權，影響之大難以想象。從政法委的決定中我們似乎看不出什么問題，但是作為其領導下的司法機關自然努力“超額”的完成任務。

第三個大問題是司法觀念乃至整個社會觀念的落后。美國辛普森殺妻案給我們徹底的展現了美國人的法律觀念。什么事司法的公正與公平？無論受害者還是被疑者，都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甚至要保護被疑者，因為此時他是弱者，更容易收到傷害，寧可放過一千不可錯抓一個。然而在我們的司法理念中，形成了一種傳統的懲惡揚善的理念，表現出突出的倫理化和人治的特性，而且由于其他方面對司法機關不恰當的指導，導致司法的不確定性，即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司法依據和處理的方法不同。將公民至于一種時寬時緊的司法體制當中，無疑是可怕的。另外就是我們的公務員隊伍的職業素養不夠理想。特別是司法機關的公務員，作為公務員中特殊的群體，對他們的職業道德素養有著更高的要求。司法體系的公務員必須要有一種公正執法的、依法執法的觀念，否則制度層面的如何完善也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從中我們可以得出有幾點急需解決

一、程序立法的完善迫在眉睫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經幾次修改，對進一步保障刑事人權、有效實施法律、促進公平正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當時立法技術和水平的不足，很多程序與制度規定得比較模糊，甚至還存在遺漏，為此，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在 1996年后又單獨或聯合頒布了不少解釋和規定，以期拾遺補缺，規范執法。然而執法者、司法者自己立法，無疑違背基本的法理精神，而且囿于部門利益，這些立法仍存在諸多問題。

從趙作海案件中可以看到，非法證據不僅沒有被排除，反而成為確定案件的關鍵證據之一。刑事訴訟法沒有對此問題作出規定，無疑是立法中的重大缺失；刑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也是該條款被空置的重要原因。何謂“非法證據”，僅指“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獲得的證據，還是包括通過其它侵犯公民基本權益的行為取得的證據、違反法律取得的證據，到底標準為何？誰來主張，公訴機關，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辯護人，或法院，或是都可以主張？誰來證明，遵循司法界通行的由提出者證明，還是理論界認為的由控訴機關來證明？誰來排除？現行的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和法院都應當承擔這一責任，但實踐中兩家都很少這么做。證明標準問題，按照我國法律規定，審查起訴及此后的訴訟階段，案件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一是非法證據收集的執行者及其背后的命令者承擔何種責任，刑事、民事、行政責任還是紀律處分？還是有區分的責任，執行者承擔主要責任，命令者承擔部分責任？還是主要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二是非法證據采用者承擔何種責任，這是錯案追究的問題。顯然，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對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完善和實踐操作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強化程序意識刻不容緩

司法公正，既包括實體法，也包括程序法。鑒于實體公正的不可預見性，程序公正成為實現實體公正的最為現實的途徑，因此，樹立對法律的信仰，確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就必須具備程序至上的意識。然而，趙作海冤案的形成，我們恰恰看到最多的問題就是相關辦案機關程序意識的淡薄。

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法院負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裁決刑事案件的職責，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是基本的要求，而按照刑事訴訟法處理刑事案件就是這種方式。雖然趙作海冤案的形成，刑訊逼供和政法委的協調辦案是問題的主要焦點，但法院的違法裁決對冤案形成起到了“臨門一腳”和“一錘定音”的效果。

首先，審判主體不合法。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審判組織只包括獨任法官、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在正式的法律中沒有規定政法委有審理案件的權力；不僅如此，即使是法律規定的正式審判組織，也應在案件審理后才能作出裁決。但是在趙作海冤案中，法院不僅放棄了自己審判的權力和職責，而且先定后審，嚴重違背刑事訴訟的精神。

其次，違背證據認定的基本原則。根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證據應當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而且證據應盡量提供原物、原件，證人除幾種特殊情況外也應當出庭接受詢問。但趙作海案審判前后經歷不到半小時，公訴人只宣讀了不長的起訴書，辯護人目前留下的記錄也就8個字：“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如果再加上開庭的一些準備工作，記者甚至懷疑證據是否出示，更遑論控辯雙方的質證。

最后，嚴重違反刑事證明的標準，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商丘中院的疑罪從輕判決，有政法人士表示謹慎認可和慶幸，認為畢竟錯殺不同于一般的錯案，至少為現在的救濟提供了可能。其實，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問題。如果法院能堅持證明標準，達不到標準的就堅決認定無罪，不是更好，也就沒有現在的一切問題；即使后來證明無罪判決錯誤，至少法院還可以找到法律的理由。但現在卻以犯了小錯而沒有鑄成大錯而竊喜，法院及法官程序意識的有無都令人懷疑。冤案的形成是偶然，更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