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什么當代中國人閱讀率很低
為什么當代中國人閱讀率很低?
核心是閱讀動機,國人在應試教育中已將閱讀興趣消磨殆盡。
其次是閱讀習慣,從小到大就沒有形成閱讀的習慣。
1、家長的言傳身教對形成習慣很重要
2、文革10年,可以讓整個民族失去閱讀習慣。
3、讀書成了剝奪個人自由的代名詞,更可怕的是一聽到讀書,就有抵觸情緒,就覺得很累很無聊,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樣,形成了條件反射。
最后是閱讀環境,缺少多方面的正面影響。
1、家長藏書量是關鍵,2孩子是否有買書的自助權,如果書是孩子自己選得,讀下去的可能性就更大。
3、公共場合還沒有一個讀書的氛圍,比如國外在公園中看書、在公共交通上看書都是喜聞樂見的事,沒人會覺得你有什么與眾不同。但是在中國,你在公共場合看書,就有人鄙視你裝13,也許并沒有人當面這樣說,但周圍人沒有一個人這樣做的時候,按照中國人歷來的從眾心理,也會下意識的不去看書。
中國人潛意識里認為讀書就是剝奪個人自由,不讀書就是重獲自由。不知道為什么,歷史塑造的那些書呆子出現在現代人印象中要遠遠高于那些勤于讀書并能運籌帷幄的英才們,歷史潛在的給讀書人就戴上了“書呆子”的美名,直至現在,什么比爾蓋茨都是人們推崇的對象,甚至是那些不讀書對那些讀書人的詆毀的案例。
同時讀書的種類也有差別
對于一般通俗小說類,如國內的《鬼吹燈》、《拿什么拯救你。》之類的,國內和國外的閱讀人群和閱讀量是不相上下的。
另一類是非小說類,比如《中國不高興》、《味道臺北》之類的,美國以生活已經比較穩定的中產且有過較高教育經歷的人群居多,這根我們讀這類書的讀者群差不多,但美國整體這個人群占人口比例比我們大太多了。
實際上真正在讀有學術性、有深度、教育學習內容密度高的書,哪個國家的讀者都差不多。真正藏書殷實,而且藏過的書多數還是度過的人 在哪個國家所占比例都很低,我們文革時候又干掉了一批這類人。加上我們很多大學圖書館不開放,公共圖書館學術類藏書還經常沒有介紹信不外借,加之學術類書籍一般又比較天價,普通人即使有興趣也買不起,日常生活無從接觸,閱讀上有差距也是沒有辦法。
最后,我們跟美國讀書還是有差距的,就是我們的教育不鼓勵讀書。美國的整體教育是建立在閱讀+討論上的,而非授課+考試上的。小孩從小閱讀量就大,學習主要靠讀而不是靠聽。
第二篇:20100315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許紀霖
近十年以來,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許多人對當代中國的復雜現象迷惑不解: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是如何自我認同的?這個時代的精神生活呈現出什么樣的特征?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這一切,都是我們無法繞過的大時代中的大問題。
為什么富裕地區廟里香火旺
現代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潰。
當代中國,已經全面進入了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從精神形態而言,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論述,這是一個世俗化的時代,是一個除魅的時代,是一個價值多神的時代,是一個工具理性替代價值理性的時代。
在前現代的傳統社會,無論歐洲還是中國,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種超越的神圣價值。這種神圣價值,或者以上帝這樣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態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態出現。這個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價值、終極關懷和生活的意義。然而,現代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潰。世界進入了一個韋伯所說的祛除神魅的時代。人替代超越之物成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們的終極關懷、價值源頭和生活的意義不待外求,而要從世俗生活本身自我產生,精神生活開始走向世俗化。當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礎是什么?這些本來都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如今都發生了問題。
社會的主流思維模式從傳統社會的價值理性逐漸轉向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人們考量生活和行動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終極性意義,而是作為達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義,達到上帝的彼岸,或成為現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現實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會象征資本的稀缺資源。由此,個人的自我理解也發生了變化。這一物欲主義的世界觀和個人觀,在一個生產欲望、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之中,便呈現為消費主義的世俗意識形態。
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這一徹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精神現象,目前正借助經濟、文化和人員流動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響到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市場經濟的大發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鋪天蓋地,不僅壟斷了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且也侵蝕到精神生活領域。市場社會的出現,使得市場的金錢邏輯成為生活本身的邏輯,在全球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支援下,物欲主 1
義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倒性優勢價值觀,侵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為什么一個千年禮儀之邦,一旦進入世俗化社會,物欲主義的出現會比其他世俗化的發達國家更兇猛?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國在進入世俗化社會的時候,宗教同時發生了衰落。一旦市場經濟激發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種沒有靈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義便很容易迅速彌漫。
物欲主義的價值觀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即便在當代的日常生活中獲得了主流地位,但與以往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相比,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質,無法成為一套進入憲法、教科書、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話語。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層面,它已經被公眾默認了,成為不言而喻的“潛倫理”、“潛規則”,但永遠無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義便自我包裝。在當代傳媒和廣告所呈現出來的物欲,都不是直觀地、赤裸裸地呈現,而是以一種精神、藝術和審美的方式巧妙地體現。物欲精神化、消費審美化,原來的物欲與精神、消費與審美、世俗與超越、褻瀆與神圣的明確界限,奇跡般地被遮蔽了。現代消費主義的包裝術、整容術,令沉浸在物欲異化中的消費大眾,茫然無知,竟然從物質的消費中還感受到一絲精神救贖和審美快感。
雖然如此,由于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個人欲望的滿足和利益的實現,因此它們無法完全替代傳統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會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為人們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還有對希望的渴求、對不可知命運的恐懼和建立各種宗教、情感共同體的需求。這一切,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無法提供的。于是,很有趣的現象在當代中國出現了:越是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地區,廟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種祭祀和宗教儀式越是隆重。當神圣性從前門被驅逐出來之后,又從后門溜回來了。但這已經是世俗時代的神圣化了,對各種超越事物的信仰,無不帶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與純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遙遠。在這個世俗社會之中,世俗審美化,神圣也被物欲化了。
為什么個人獨立換來巨大壓力
90年代中期以后,當物欲化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開始籠罩市場,它也參與了對人的重新塑造。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不僅是關于消費的特殊觀念和方法,它也是關于自我形成、自我認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關于美的理想。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世俗時代一個完整的個人:他是充滿欲望想象的,具有無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時具有實現這種欲望的能力和本錢。從無窮的欲望到無窮的滿足,構成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所勾勒的個人形象。這樣的個人,就是麥克弗森所說的“占有性的個人主義”。在一個占有性的市場社會中,個人的本質被理解為既不是一個道德主體,也不是某個社群的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
通過對自己以及自己所擁有的財產的占有,來證明自己。社會就是由這樣一些個人所有者所組成的。90年代以后,一些經濟學家也鼓吹,將人之本性理解為所謂的“經濟人”。
對人的本質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蘊含著一種不可救藥的歷史樂觀主義,相信人的無限創造能力,相信科學和技術之萬能,能夠在有限的地球資源之中,無窮滿足人的占有和消費欲望。人不僅能夠生產欲望,也能夠生產知識,而知識就是力量,一種魔幻性的物質力量。這種歷史樂觀主義幾乎完全忽視了人類內心世界的調控,特別是精神、道德品質的提升。這種以物欲、占有和控制為目標的“英雄主義”,若無人文主義或宗教精神的制約,將成為毀滅性的力量,以精細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毀自然的家園和人類社會本身。
進入世俗化社會之后,人不僅在精神世界中與過去的神圣世界割裂,而且在現實世界中也與各種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個人。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私人空間的拓展,個人從國家關系中解放出來,但在這個時候,各種社會的共同體,無論是傳統的家族或地域共同體,還是現代的市民社會和公民團體,不是殘落凋零,就是尚未組織起來。于是,被解放了的個人,很多便被拋到社會上,成為無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個人。這種世俗時代的原子化個人,他孤獨地面對整個世界,而這個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個以利益為軸心的市場世界,缺乏溫情。市場的殘酷競爭,使得原子化的個人,失去了任何共同體的保護,不得不獨自面對一切來自社會的壓力,而所有的社會問題也被化約為個人的生存能力,讓個人獨自去承擔。在80年代,個人的獨立曾經是人人羨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卻成為了弱勢個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壓力。
當代社會的個人,越來越有了非常清晰的個人權利意識,也學會了公開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聲張自己的權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卻缺少相應的義務感和責任感。在民法所調整的私人領域里,人們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擁有的權利,而在公法調整的公共空間,由于相應的權利之匱乏,所謂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流為口號。被各種瓦解了的共同體拋出來的個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人,實現了“以自我為中心”,卻找不到與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機聯系,因而也難以產生社會所需要的相應擔當,于是有的就成為了“無公德的個人”。
為什么追逐時尚讓人緊張不安
在世俗時代之中,不是沒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發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轉向,傳統的精英文化不再成為主流的文化,而逐漸為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后者不僅塑造和建構了一般民眾的精神生活,同時也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主要來源和消費對象。世俗時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文化出現了分化、斷裂和分層:城市內部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貴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語為表征的全球化文化與鄉村的本土文化之間,出現了深刻的裂痕和鴻溝。在此背后,則是社會的隱秘分層。社會等級的差別,不僅體
現在收入上,而且也體現在文化身份上。文化變成了可炫耀的象征資本。對于一部分城市中產階層而言,泡酒吧、聽歌劇、喝咖啡,不再僅僅是精神生活本身,而蛻變為周期性的高貴身份之自我驗證。不過,從整個趨勢而言,傳統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處于衰落之勢,而城市的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逐漸占據文化的主流。2005年的“超級女聲”,作為一個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義誕生的精神宣言。文化從過去少數精英(無論是思想精英還是藝術精英)對民眾的啟蒙式教育,變為由公眾廣泛參與的娛樂狂歡。誰是文化英雄,不再有超越的預設標準,而是通過直接投票、現場歡呼得以產生。一切取決于個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選擇,眾聲喧嘩,一個文化平民主義時代出現了。
從表面看起來,當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個人歸屬于什么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標準的束縛,似乎完全是個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選擇的結果。然而,如果只是一個充滿了物欲追求的經濟理性人,當個人的內涵被掏空之后,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斷能力,于是市場的標準便成為了個人的標準。流行和時尚內化為大多數人的審美觀念和價值準則。表面看起來,世俗時代的人們是自由的,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實際上,大多數人卻被“匿名的權威”所擺布,只要控制了公共傳媒,控制了廣告的發布權,便可操控多數人的口味和意志。
世俗時代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操控多數人比操控個別人容易得多。操控的方式有多種多樣,其中一個最簡便的方法便是制造偶像。世俗時代的明星與以往神圣時代的先知和理想主義時代的英雄不同,他們不承擔任何價值的重負。他們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種欲望的人格化: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風流、瀟灑……于是,娛樂界和體育界的明星便成為世俗時代最輝煌的人物。他們是殘酷競爭中的優勝者,是贏者通吃的王者,是集財富和美麗于一體的欲望化身。當平民文化能夠越來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制造時,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漢、鄰家女孩,也越來越具有大眾的偶像意義。芙蓉姐姐的大獲成功,便是這種背景的產物。
在世俗時代,不僅精神生活的內容發生了轉變,而且其形式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精英文化是啟蒙的、智性的,訴諸于人們的理性和想象。而世俗時代的流行文化則是反智的、反深度、反啟蒙的,它直接訴諸于人們的感官和直覺。于是,文學家的文學被流行寫手的暢想書代替,儀式化的戲劇被狂歡節般的歌星演唱會替代,藝術化的電影被美輪美奐的科技大片替代,雋永含蓄的敘述被拳頭加枕頭的感官刺激代替。視覺文化從整體上打敗了印刷文化,文字是需要想象的,而視覺是直觀的,想象與深度有關,而欲望的滿足只需要視覺的沖擊。當今的世俗時代,是一個視覺藝術的時代,文字成為視覺的配角,廣告則是這個時代藝術的經典體現。
人的欲望與理性不同,欲望是永無止境的,需要不斷的推陳出新,需要永遠的新鮮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腦皮層。于是,流行文化永遠在追求創新:新的創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現代的科技手段和網絡文化為不斷翻新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于是,唯恐落伍的人們被時尚的惡狗在身后追逐,不斷擴張和生產著自己的欲望。精神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繚亂,由此產生的緊張感和不安感,與世俗時代的自由氛圍,恰成鮮明的對照。近十年來,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會互動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網絡已經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化,一種我們目前還不可知、還在繼續發展中的文化。網絡也在生產自己的價值。它所生產的價值,卻一點兒也不虛擬,反而極大地影響了現代生活的價值觀。現實生活中的核心價值是靠一系列公認的世代相承的經典維持的。網絡時代的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經典:那就是周星馳的《大話西游》。大話式的文化作為一種“無厘頭”文化,只有當下和現在。一切意義只有在當下語境之中才能體現。不求永恒,只要瞬間。瞬間的快樂、幸福和意義,構成了世俗時代文化的核心內涵。
為什么子女教化成為尷尬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空前活躍,高速發展,但這種變化和發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種種的斷裂。為什么會發生社會的斷裂和文化的斷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價值的某種喪失,出現了價值的相對主義、實用主義乃至虛無主義。
價值的相對主義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關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當這一系列有關價值的核心標準的模糊和不確定。法律和道德法則對于許多人來說,只是外在的、強制性的規范,而不是自覺的、天經地義的良知。一方面它們幾乎無所不在,另一方面,很多規范卻形同虛設,并不為公眾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權力的監視,人們便會毫無顧忌地違法,并不因此而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和良知義務。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違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規范,其實并不意味著公眾普遍地喪失了道德的感覺,而只是他們將價值相對化和實用化了。價值的內涵、道德的標準成為一種權益性的、可變通的工具。在不同的語境下實用地、靈活地理解和運用價值標準,也成為日常生活的潛規則。對于許多家長來說,如何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頗為尷尬的任務。一方面,在抽象層面上,家長們要向孩子灌輸那些千年不變的大道理,但在具體的實踐語境之中,他們又不得不向孩子傳授一套高度變通的潛規則。久而久之,在這種普遍的價值實用主義的氛圍之中,人們便習慣了按照道德的雙重標準、乃至多重標準生活,道德人格趨于分裂而又不自覺地按照某種實用理性統一起來。
價值的相對主義和實用主義雖然否認統一的、至上的道德標準,但畢竟還承認道德本身的正當性。但在當代中國一部分價值虛無主義者那里,連價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棄了:崇高
和偉大開始成為可笑和虛偽的代名詞,道德的神圣性開始剝落,任何重建價值的努力都被判定為壓迫性的“宏大敘事”的復辟。2006年以胡戈為代表的惡搞之風的出現,更將價值虛無主義推向了高峰。雖然各種虛偽、造作和矯飾轟然倒塌,但社會所賴以存在的那些核心價值也同時被漫畫化、虛無化,更進一步加劇了公共文化的危機。
核心價值的衰落,與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關。進入世俗化社會之后,過度的政治化變為過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國社會,私人生活非常豐富,也相當自由,各種形式的交往關系也異常地活躍。然而,過去由國家統一組織的公共生活,卻沒有轉化為自主性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公共生活由此而大為衰落。
公共生活,本來是公眾們為了實現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來的公共空間。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并非靠一紙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產生,而是通過共同體內部成員經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過相互交往、相互對話而逐漸形成的,并由此內化為每個成員的基本信念。在培養公共文化、塑造核心價值方面,學校本來是最重要的場所。學校所傳授的,不僅是有用的知識,而且是社會的公共文化,這些公共文化,是幾千年歷史傳統的傳承,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然而,這些年學校教育的產業化,使得教育成為了一項買賣知識的交易。大學內部人文學科的衰落與應用學科的旺盛,使大學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傳媒和網絡替代學校成為塑造靈魂的最重要的場所。然而,傳媒本身提供的價值是多元且混亂的,而網絡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響。于是,社會的文化傳遞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傳遞,人類文明的傳承發生了斷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復雜的、多變的、隨機的。經濟上的盛世伴隨著人心中的迷亂,形成了一個空前活躍又無序的現實景況。
這就是我們所期盼的現代生活嗎?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價嗎?當“和諧社會”的理想確立的時候,發展與和諧、多元與整合、世俗與精神諸般因素之間,又該如何協調?這是新世紀給走向世俗社會的中國人提出的嚴峻問題。
第三篇:當代中國人的十大劣根性
當代中國人的十大劣根性[轉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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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直接由劣根心理所控制,從而表現到行動上,最終完成中國人劣根性的整個造型。最具類型化的劣根性心理大致有十種。
一、旁觀心理。中國人大都是“看戲的不怕臺高。”世上許多事,不論事好事壞,好像與自已沒有多大關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觀,像看戲一樣。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過是個旁觀者,與自已也沒有多大關系。最多,也就是再換個地方過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國,看熱鬧的多,真正能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少。就算有人出來仗義執言,也往往得不到幫助。為什么?因為人們只不過是來看戲的,是旁觀者,戲中人的悲歡自然是與看戲的沒有什么關系的。相反,如果一個旁觀者一定要去關心戲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戲人入戲了,倒是要被別人笑話的。大多數情況下也是這樣,一個人要是看熱鬧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來干預劇情的發展,最后不僅深陷劇情中不能自拔,還會被看戲的人們所笑。
二、過客心理。中國人到一個地方,仿佛都沒有打算長久住下去,只是一個過客而已。正是因為這種心理,往往就不關心所居住地方的興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無須為這個地方作什么貢獻,要做的只是這個地方有什么東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趕緊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許多不可思議的吃子孫飯的事情也便見慣不怪。其實這也好理解,雖然吃的是子孫飯,但既然沒有打算長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別人的子孫飯,不干我的子孫飯事。有個人說過,“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時我的子孫早已不在這里生活,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關系。現在許多當官的,一當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為什么那么狠呢?因為他的子孫是不會在這里長住的。他們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國外留學,到時候憑著刮的地皮錢,自然是地球哪個地方好過就到哪里,在一個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厲害有
什么關系?
三、官位心理。“官大一級壓死人”。在中國,官位主宰了國民的一切,經過幾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國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斷一個人的言行是否正確,不是到實踐中去檢驗其是否符合實際情況,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認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員,哪怕是不入流的樓道長呢,也常常能斷是非。當然,官員的話其“正確”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長面前,處長的話就是真理。在處長面前,廳長的話就是真理。但廳長的話再正確,遇到了省部長,廳長的話也只能算。也有例外的時候。比如省長的秘書,他的級別肯定低于副省長吧,但他的話常常又比副省長正確。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長。這時,由于他的話可能就是省長的意思,副省長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說的話也只好暫時算做了。
四、狗茍心理。狗的生命力何其強,強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狗是以活著為最高目的的,為了活著而活著。只要能活著,狗們不怕付出任何代價,也可以不要活著的質量,只要活著,怎么樣都行。因此,狗有一個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雖然臭,卻能讓狗活著,雖然這活得實在低賤,實在不值,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活著,即使是一只喪家狗吧,也總有闊起來的可能的。雖然在口頭上,中國人對狗的生活態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沒有質量的活著不屑一顧地貶斥為“蠅營狗茍”,但很多中國人,卻是很熟練地掌握著狗茍的技巧,一有機會,就狗茍起來。比如說,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醫院。按理說,這個人該好好感謝一下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僅感謝好心人的費用無法落實,就是這醫療費也沒著落了。怎么辦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這里嗎?那就讓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負擔一切。憑著中國人的聰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人啊?雖然良心是沒有了,但到底解決了醫療費用,也算運氣不壞。類似這樣的事多哪!只要對自己有利,能讓自已過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啊,可勁地造吧!
五、從眾心理。中國人很聰明,老想著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頭,等別人造出規模來,跟著別人跑就是。為什么呢?因為走在前面總是有風險的。不是“槍打出頭鳥”嘛,不是“出頭的椽子先爛”嗎?為了不被槍打,不先爛掉,便都爭著做縮頭烏龜。對于出頭的人他們有兩種態度。如果出頭失敗了,被抓起來了,甚至要砍頭了,這縮頭烏龜們便得意起來:你看,我說吧,沒有好結果吧?想方設法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得到砍頭的時候,還可以去瞧瞧熱鬧,不僅得到了一場免費的娛樂,還多了向別人炫耀的資本。要是出頭的成功了,這縮頭烏龜又會爭著去表忠心了,并準備好了斥責別人當縮頭烏龜的說詞,以此表明自已其實也具有出頭的勇氣與智慧。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家都爭著獻媚,自已去獻一獻大約也不會錯的。再說了,即使錯了,大家都錯,我錯了也不吃虧。要是我不從眾,要是大家都對了,我一個錯了,豈不是虧大了。仿佛這錯與對,因為人數的多寡,倒顯得錯與對也不是原來的錯與對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國,往往一個領導人錯了,會讓全國人都跟著錯,從而造成民族的災難的緣故。國家的治理,有時候還真得照顧這種從眾心理。不是說法不責眾嗎?馬德賣官案發后,由于當地行賄買官的人太多,當地便只好出臺了一個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這買來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在中國人心目中,所謂法律呀、道德呀、規矩呀,仿佛都是為別人設定的,自已總是一個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壞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懲罰。為了證明例外的合理性,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國人總會找出種種理由,雖然這些理由未免牽強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這些國人坦然地享受著這些例外。劉邦只不過是一個無賴,一旦奪得天下,便要尋找自已理當作皇帝的理由。因為皇帝與普通人總是不一樣的。過去刑不上大夫,作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處。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來終于發現,劉邦乃上天之子,是斬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劉邦這天下便坐得安穩。在一般國人心中,對這種例外似乎也很認可。承認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給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雖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開開后門總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著,便可來個其罪當誅,其情可免了。在這種心理下,例外便滲透在國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不管什么規矩、法律、道德,總會有人在約束之外。再大的罪,總也可以法外開恩。不存在開不開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夠例外的資格與關系。
七、奴性心理。中國人有一種做奴隸的慣性心理。雖然現在講民主,但在國民心底深處,從來就不認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們看來,取得尊嚴的方法不是爭取民主,而是怎樣從較低的等級走到較高的等級。因此,一旦取得了一點地位,見到自認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總會不由得擺出一幅主子的姿態,仿佛別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賞賜。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認為高貴的人們,他的膝蓋便陡然失去了支撐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彎下去,那臉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當然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這張臉對人的記憶,更多地是依靠腦子對地位的判斷,對主子的面孔也沒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個主子,一旦他從臺上到了臺下,那笑臉便也會陡然減少至沒有。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歷史經驗的積累。中國有句成語叫殺雞儆猴。中國歷史上,許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無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們的奴性心理便習慣成自然了。
八、勢利心理。中國人從來就是“打得贏的是哥哥”。看一個人是高是低,與他的品德沒有什么關系。品德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東西,至多只是勝利者的花環上的裝飾品,決定不了人的褒貶的。正因為只看重結果,不看重過程,對一個人過早下結論便很難。那么,等到什么時候可以下結論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會有個結果。所以要蓋棺論定。也就是說,即使死掉,棺材還沒蓋蓋,就還不能下結論,他就有還要死灰復燃的可能。既然結果如何決定了世人的評價,為了打得贏,便可以不擇手段。于是在中國歷史上,誰最流氓、誰最無恥,誰就可能贏得勝利。雖然贏得不光彩,但只要贏了,世人便不會過多地責備他,并且還心甘情愿給他當奴隸。因為他是勝利者。那些有些仁義之心的人,不僅其仁義之心會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還要被世人嘲笑這種仁義為婦人之仁。大約,一個男人像婦人一樣仁義,便是最沒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對楚軍半渡而擊之,最后才兵敗致死。項羽本來也可以挾持劉邦的父親而制他,哪知道劉邦一點都不心疼,最后說二人既然結義,我父即是你父,讓項羽真地動了心,不敢把劉邦的老頭子怎么樣,對劉邦也有些無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僅治得對手一楞一楞的,在歷史上還要留下善于“將將”的美名來。
九、美言心理。雖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國人心里,仍然樂于聽好話,說好話。就像魯迅說的,小孩子周歲吧,賀喜的人都要說什么長命百歲、富貴吉祥,雖然明知道是沒有根據的胡說,但也是說的人喜歡,聽的人高興。要是有人說“這小孩將來要死的”,雖然這是一句大實話,但所有的人都不會愿意聽,說話的人便要吃別人的冷臉。人在從猿變化的過程中,之所以要講話,是因為心里要表達自已的意思。但中國人進化得太快,說話就不僅僅是表達自已的意思,有時還要表達別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機器,只為博得對方的好感。表達自已的意思得說實話,中國人這種功能已逐漸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說,有時甚至一個人生下來,就可以不說一句實話的也有。而說好話,倒是隨處可見。這些話,經過幾千年的不斷提煉,已是約定俗成,系統成套,已完全偏離了這些語言原來表情達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雞要叫,晚上來人狗要吠一樣,已經完全脫離了其語言系統的功能。不諳中國文化的人要是對這些話認起真來,肯定會貽笑大方的。
十、懷舊心理。懷舊,如果僅僅只是限于對老朋友、老同學的情感,倒也充滿溫馨。但是中國人的懷舊可不僅僅是這些,而是將懷舊延伸到生活的各個領域,表現為對一切新的東西的排斥。這種懷舊,從經濟意義角度來講,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東西,盡管其舊,但因為運行已久,便也少了諸多風險,對于其運行的管理,也是駕輕就熟,比弄一個新的系統確實也省事得多。從另外一個層面講,一套舊的系統,一旦運行久了,便也有諸多的利益階層附著這舊的系統生存,要拋棄舊的,勢必也牽一發而動全身,令許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費事過甚。在這一種懷舊心理下,新的東西要出來,總會面臨著無情的打壓。于是,在中國,改革,便往往充滿了極大的風險,改革者也大多沒有好下場。商鞅是被車烈了的,譚嗣同是被砍了頭的,王安石生在不殺大臣的宋朝,沒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終也被免了官。也許正因為懷舊,不愿丟棄舊的,新的便也生長得慢,以歷史悠久著稱的古老中國,便猶顯得蒼老而步履蹣跚,難以活潑起來,新鮮起來,缺乏一種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如果一定要這樣老態龍鐘,最終不是死掉,也似乎沒有別的出路。
第四篇:當代中國人的十大劣根性
當代中國人的十大劣根性
很多時候直接由劣根心理所控制,從而表現到行動上,最終完成中國人劣根性的整個造型。最具類型化的劣根性心理大致有十種。
一、旁觀心理。
中國人大都是“看戲的不怕臺高。”世上許多事,不論事好事壞,好像與自已沒有多大關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觀,像看戲一樣。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過是個旁觀者,與自已也沒有多大關系。最多,也就是再換個地方過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國,看熱鬧的多,真正能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少。就算有人出來仗義執言,也往往得不到幫助。為什么?因為人們只不過是來看戲的,是旁觀者,戲中人的悲歡自然是與看戲的沒有什么關系的。相反,如果一個旁觀者一定要去關心戲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戲人入戲了,倒是要被別人笑話的。大多數情況下也是這樣,一個人要是看熱鬧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來干預劇情的發展,最后不僅深陷劇情中不能自拔,還會被看戲的人們所笑。
二、過客心理。
中國人到一個地方,仿佛都沒有打算長久住下去,只是一個過客而已。正是因為這種心理,往往就不關心所居住地方的興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無須為這個地方作什么貢獻,要做的只是這個地方有什么東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趕緊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許多不可思議的吃子孫飯的事情也便見慣不怪。其實這也好理解,雖然吃的是子孫飯,但既然沒有打算長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別人的子孫飯,不干我的子孫飯事。有個人說過,“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時我的子孫早已不在這里生活,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關系。現在許多當官的,一當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為什么那么狠呢?因為他的子孫是不會在這里長住的。他們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國外留學,到時候憑著刮的地皮錢,自然是地球哪個地方好過就到哪里,在一個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厲害有什么關系?
三、官位心理。
“官大一級壓死人”。在中國,官位主宰了國民的一切,經過幾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國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斷一個人的言行是否正確,不是到實踐中去檢驗其是否符合實際情況,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認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員,哪怕是不入流的樓道長呢,也常常能斷是非。當然,官員的話其“正確”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長面前,處長的話就是真理。在處長面前,廳長的話就是真理。但廳長的話再正確,遇到了省部長,廳長的話也只能算????。也有例外的時候。比如省長的秘書,他的級別肯定低于副省長吧,但他的話常常又比副省長正確。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長。這時,由于他的話可能就是省長的意思,副省長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說的話也只好暫時算做了。
四、狗茍心理。
狗的生命力何其強,強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狗是以活著為最高目的的,為了活著而活著。只要能活著,狗們不怕付出任何代價,也可以不要活著的質量,只要活著,怎么樣都行。因此,狗有一個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雖然臭,卻能讓狗活著,雖然這活得實在低賤,實在不值,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活著,即使是一只喪家狗吧,也總有闊起來的可能的。雖然在口頭上,中國人對狗的生活態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沒有質量的活著不屑一顧地貶斥為“蠅營狗茍”,但很多中國人,卻是很熟練地掌握著狗茍的技巧,一有機會,就狗茍起來。比如說,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醫院。按理說,這個人該好好感謝一下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僅感謝好心人的費用無法落實,就是這醫療費也沒著落了。怎么辦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這里嗎?那就讓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負擔一切。憑著中國人的聰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人啊?雖然良心是沒有了,但到底解決了醫療費用,也算運氣不壞。類似這樣的事多哪!只要對自己有利,能讓自已過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啊,可勁地造吧!
五、從眾心理。
中國人很聰明,老想著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頭,等別人造出規模來,跟著別人跑就是。為什么呢?因為走在前面總是有風險的。不是“槍打出頭鳥”嘛,不是“出頭的椽子先爛”嗎?為了不被槍打,不先爛掉,便都爭著做縮頭烏龜。對于出頭的人他們有兩種態度。如果出頭失敗了,被抓起來了,甚至要砍頭了,這縮頭烏龜們便得意起來:你看,我說吧,沒有好結果吧?想方設法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得到砍頭的時候,還可以去瞧瞧熱鬧,不僅得到了一場免費的娛樂,還多了向別人炫耀的資本。要是出頭的成功了,這縮頭烏龜又會爭著去表忠心了,并準備好了斥責別人當縮頭烏龜的說詞,以此表明自已其實也具有出頭的勇氣與智慧。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家都爭著獻媚,自已去獻一獻大約也不會錯的。再說了,即使錯了,大家都錯,我錯了也不吃虧。要是我不從眾,要是大家都對了,我一個錯了,豈不是虧大了。仿佛這錯與對,因為人數的多寡,倒顯得錯與對也不是原來的錯與對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國,往往一個領導人錯了,會讓全國人都跟著錯,從而造成民族的災難的緣故。國家的治理,有時候還真得照顧這種從眾心理。不是說法不責眾嗎?馬德賣官案發后,由于當地行賄買官的人太多,當地便只好出臺了一個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這買來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
在中國人心目中,所謂法律呀、道德呀、規矩呀,仿佛都是為別人設定的,自已總是一個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壞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懲罰。為了證明例外的合理性,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國人總會找出種種理由,雖然這些理由未免牽強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這些國人坦然地享受著這些例外。劉邦只不過是一個無賴,一旦奪得天下,便要尋找自已理當作皇帝的理由。因為皇帝與普通人總是不一樣的。過去刑不上大夫,作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處。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來終于發現,劉邦乃上天之子,是斬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劉邦這天下便坐得安穩。在一般國人心中,對這種例外似乎也很認可。承認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給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雖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開開后門總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著,便可來個其罪當誅,其情可免了。在這種心理下,例外便滲透在國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不管什么規矩、法律、道德,總會有人在約束之外。再大的罪,總也可以法外開恩。不存在開不開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夠例外的資格與關系。
七、奴性心理。
中國人有一種做奴隸的慣性心理。雖然現在講民主,但在國民心底深處,從來就不認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們看來,取得尊嚴的方法不是爭取民主,而是怎樣從較低的等級走到較高的等級。因此,一旦取得了一點地位,見到自認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總會不由得擺出一幅主子的姿態,仿佛別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賞賜。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認為高貴的人們,他的膝蓋便陡然失去了支撐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彎下去,那臉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當然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這張臉對人的記憶,更多地是依靠腦子對地位的判斷,對主子的面孔也沒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個主子,一旦他從臺上到了臺下,那笑臉便也會陡然減少至沒有。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歷史經驗的積累。中國有句成語叫殺雞儆猴。中國歷史上,許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無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們的奴性心理便習慣成自然了。
八、勢利心理。
中國人從來就是“打得贏的是哥哥”。看一個人是高是低,與他的品德沒有什么關系。品德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東西,至多只是勝利者的花環上的裝飾品,決定不了人的褒貶的。正因為只看重結果,不看重過程,對一個人過早下結論便很難。那么,等到什么時候可以下結論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會有個結果。所以要蓋棺論定。也就是說,即使死掉,棺材還沒蓋蓋,就還不能下結論,他就有還要死灰復燃的可能。既然結果如何決定了世人的評價,為了打得贏,便可以不擇手段。于是在中國歷史上,誰最流氓、誰最無恥,誰就可能贏得勝利。雖然贏得不光彩,但只要贏了,世人便不會過多地責備他,并且還心甘情愿給他當奴隸。因為他是勝利者。那些有些仁義之心的人,不僅其仁義之心會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還要被世人嘲笑這種仁義為婦人之仁。大約,一個男人像婦人一樣仁義,便是最沒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對楚軍半渡而擊之,最后才兵敗致死。項羽本來也可以挾持劉邦的父親而制他,哪知道劉邦一點都不心疼,最后說二人既然結義,我父即是你父,讓項羽真地動了心,不敢把劉邦的老頭子怎么樣,對劉邦也有些無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僅治得對手一楞一楞的,在歷史上還要留下善于“將將”的美名來。
九、美言心理。雖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國人心里,仍然樂于聽好話,說好話。就像魯迅說的,小孩子周歲吧,賀喜的人都要說什么長命百歲、富貴吉祥,雖然明知道是沒有根據的胡說,但也是說的人喜歡,聽的人高興。要是有人說“這小孩將來要死的”,雖然這是一句大實話,但所有的人都不會愿意聽,說話的人便要吃別人的冷臉。人在從猿變化的過程中,之所以要講話,是因為心里要表達自已的意思。但中國人進化得太快,說話就不僅僅是表達自已的意思,有時還要表達別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機器,只為博得對方的好感。表達自已的意思得說實話,中國人這種功能已逐漸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說,有時甚至一個人生下來,就可以不說一句實話的也有。而說好話,倒是隨處可見。這些話,經過幾千年的不斷提煉,已是約定俗成,系統成套,已完全偏離了這些語言原來表情達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雞要叫,晚上來人狗要吠一樣,已經完全脫離了其語言系統的功能。不諳中國文化的人要是對這些話認起真來,肯定會貽笑大方的。
十、懷舊心理。
懷舊,如果僅僅只是限于對老朋友、老同學的情感,倒也充滿溫馨。但是中國人的懷舊可不僅僅是這些,而是將懷舊延伸到生活的各個領域,表現為對一切新的東西的排斥。這種懷舊,從經濟意義角度來講,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東西,盡管其舊,但因為運行已久,便也少了諸多風險,對于其運行的管理,也是駕輕就熟,比弄一個新的系統確實也省事得多。從另外一個層面講,一套舊的系統,一旦運行久了,便也有諸多的利益階層附著這舊的系統生存,要拋棄舊的,勢必也牽一發而動全身,令許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費事過甚。在這一種懷舊心理下,新的東西要出來,總會面臨著無情的打壓。于是,在中國,改革,便往往充滿了極大的風險,改革者也大多沒有好下場。商鞅是被車烈了的,譚嗣同是被砍了頭的,王安石生在不殺大臣的宋朝,沒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終也被免了官。也許正因為懷舊,不愿丟棄舊的,新的便也生長得慢,以歷史悠久著稱的古老中國,便猶顯得蒼老而步履蹣跚,難以活潑起來,新鮮起來,缺乏一種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如果一定要這樣老態龍鐘,最終不是死掉,也似乎沒有別的出路。
第五篇:為最美中國人喝彩——《最美中國人》讀后感
為最美中國人喝彩
——《最美中國人》讀后感
作者:江炳 林茵來源:2012年8月28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讀《最美中國人》一書,書中人物的事跡讓我深受感動。該書收錄了“最美司機”吳斌、“最美女教師”張麗莉、“最美戰士”高鐵成、最美“雷鋒傳人”郭明義、“最美媽媽”吳菊萍等人和群體的事跡,以及與這些人物事跡相關的評論文章。書中的人物在危急時刻和生死關頭,用高尚義舉鑄就了道德的豐碑;他們在平凡的歲月里,用奉獻譜寫了人間壯美詩篇。
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在我看來,書中的平民英雄就像天使一樣,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輕,把大義看得很重。他們的義舉,讓人感受到普通群眾身上的道德光芒,激勵著人們躋身于“最美中國人”行列。書中的人物把個人價值追求和奮斗目標,融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歷史進程中,勇于為人民而獻身。比如,“最美戰士”高鐵成,北京衛戍區一名士兵,當他休假歸隊途經哈爾濱、在一家餐館用餐時,餐館廚房突然發生煤氣泄漏爆燃,他不顧生命危險,三次沖進火場排險。面對瞬間的生死抉擇,他顯示出一名革命軍人對職責使命的自覺擔當和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
書中的人物秉持“助人、奉獻”的人生觀,弘揚利他精神,以“春天般的溫暖”,為社會和諧而竭盡心力。“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青年女教師,當失控的汽車沖向學生時,她一把推開兩個學生,自己卻被車輪碾壓在下面。張麗莉愛身邊人,更愛學生。當她得知學生張旭的父親去世,張旭與患腎病綜合征的母親靠低保金生活后,便每月從自己微薄的工資中拿出100元錢,給張旭貼補家用,三年來從未間斷。“最美司機”吳斌,浙江省杭州市長運客運二公司司機,他恪盡職守,勤懇敬業。今年5月29日,吳斌駕駛客車從無錫返回杭州時,一塊鐵片突然從空中飛落,擊碎車輛前擋風玻璃,砸中吳斌的腹部和手臂,導致他三根肋骨被撞斷、肝臟被擊碎。在76秒的時間里,吳斌強忍劇痛,鎮定地完成換擋、剎車等安全操作,將車緩緩地靠到路邊停好——24名乘客得救了,他卻因傷勢過重獻出了生命。張麗莉和吳斌用善行詮釋愛心、用義舉書寫責任,在平凡中顯現出崇高。
還有,“雷鋒傳人”郭明義,20年間55次無償獻血,挽救了數十人的生命;“最美洗腳妹”劉麗,10年間資助百余名貧困學生;“最美板凳媽媽”許月華,以殘缺之軀,給130多個孤兒完整母愛;“最美護士”何遙,在被病人打傷之后,仍奮力相救跳樓的病人??他們用平凡的善舉抒寫奉獻之歌,讓愛與付出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旋律。雖然如今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但愛心與責任仍是這個時代人性最絢麗的底色,是人們心底最堅實的認同。“最美”成為網上“熱”詞,一個個“最美”匯聚在一起,成為這個時代最亮麗的風景線,彰
顯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傳統美德。
書中的人物都是平凡人。他們被冠以“最美”,是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美麗、善良的心。他們用自己的義舉樹起精神文明新標桿,托舉起社會向善的力量,豐富和更新了道德的內涵。他們的話語樸實感人,他們的人生平凡而崇高;他們用行動驅除冷漠和麻木,傳遞人間真愛真情;他們是彰顯人性之美的楷模。他們向那些曾因好心而受到冷漠、誤解的人證明,我們所處的世界仍然充滿愛、充滿光明和美好。我們腳下的土地曾孕育過無數英雄,我們的時代英模輩出。“人人皆可為堯舜”。無論你身在何方、從事何種職業,只要你能堅守一份責任和善良,即便沒有“一剎那”絢麗綻放,你也是人們眼中最美的風景。正如“最美媽媽”吳菊萍所說:“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每個人都能堅守一顆愛心,甘做“一滴水”、“一線陽光”,都可以成為這個時代“最美中國人”。
該書通過感人肺腑的故事、充滿激情的評論,生動地詮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展示了當今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成果,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感染力。
最美的人就在我們身邊,最美的故事仍在延續。正是有無數“最美中國人”樹起一盞盞道德燈塔,展現中華民族的向善和真誠,我們的社會才得以和諧安寧,我們的國家才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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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最美中國人》
作者:本書編寫組 編寫出版:中國方正出版社
(責任編輯:于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