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葉圣陶語文工具觀

論葉圣陶語文工具觀

教師教語文，學生學語文，怎樣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決非幾篇文章及至幾本書就能闡述清楚的。但是，有一個基本前提必須首先明確：語文學科的性質到底是什么？因為教學目的、任務、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質來決定。葉圣陶先生（以下均稱葉老）通過語文教學的長期實踐和深入研究，反復強調指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呂叔湘先生在為《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寫的序言中說：“通觀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關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語文教育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是與政治、歷史、宗教、人倫等混于一體的綜合教育，這種教育全部以文章詩賦為本位，只學習書面的文言文，遠離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直到上個世紀初年，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語文學科必須顧及其實用性。從此，語文在中小學校單獨設科，小學叫“國語”，中學叫“國文”。葉老從青年時期任語文教員起就積極主張大力提倡白話文、大眾語和新文字運動。全國解放初，葉老集中代表了彼時同人之意，及時給語文學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語文？平常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到紙面上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1]按照葉老的闡述，我們可以明白地了解到，聽和說偏重于口頭語言，讀和寫偏重于書面語言。聽說讀寫涵蓋了語文教學的全部內容，所以，學語文就是學語言。只有學好了語言，才算學好了語文。那么，語言是什么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語言的本質曾作過許多精要的揭示。馬克思認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2]；斯大林否認“赤裸裸的思想”[3]，認為沒有質料也沒有形式的空靈玄妙、難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葉老深有領會地說：“思想決不是無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語言。思想有它的質料，就是語言的材料，就是語匯。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語言的規律，就是語法。無論想得粗淺的，想得精深的，都擺脫不了語言的質料跟形式。無論這個民族的人，那個民族的人，他想的時候都擺脫不了他那個民族的語言的質料跟形式。一個人學會了旁的民族的語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語言來思維，可不能一種語言也不依傍。脫離了語言就沒法思維。”[4]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葉老總結出了研究語言的語文學科是工具學科的觀點：語文就個人說，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就人與人之間說，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簡言之，語文是人們思維和交際的工具。

首先，語文是思維的工具。葉老認為語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說出來的口頭語言和寫下來的書面語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過程就是語言形成的過程。朦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語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條有理的語言。語言與思維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這樣想，說出來和寫下來的卻是另外一套，即所謂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這“另外一套”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說話或寫文章的人在彼時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時語言實踐中的反話、反語等，只不過是作者用另一種語言質料和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維罷了；其二是作者的口頭或書面表達能力太差所致。這與葉老關于思維、語言二而一的觀點并不矛盾。為此，中小學的語文教學，要想使學生掌握好語言，一定要十分重視從源頭上去開發，即化大力氣訓練學生的思維，千萬不能忽略由不出聲的內部語言到出聲的外部語言的想的過程。分開來講，閱讀教學要緊緊抓住從聽、讀到想的過程，從而指導學生由感知語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及其相互聯系的實質；作文教學要緊緊抓住由想到說、寫的過程，從而指導學生審題，立意，布局，謀篇，成文，修改等等。語文老師指導學生進行聽說讀寫訓練，就是指導學生把朦朧的思想變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語言變為有條有理的語言。總之，離開了語言，人們就無法思維，所以，語言是工具。既然語言是工具，那末由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的語文當然也是工具，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

但是，長期以來的語文教育并不重視學生內部語言即思維語言的訓練。那種教師講學生聽，學生寫教師改的讀寫教學方法嚴重地遏制了學生的思維發展。至于全班學生異口同聲的問答式教學和即興發揮式的作文訓練，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缺少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學生往往思想模糊，語言混亂，導致思想訓練和語言表達兩敗俱傷。近些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語文老師認識到語文學科是思維的工具，通過各種渠道，化大力氣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思維能力提高了，訴諸口頭即語言，訴諸書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維這個工

具，也就掌握了語言，學好了語文。

其次，語文又是交際的工具。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生活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獨立存在，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絕對離不開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過程當中使用最經常、最廣泛的就是語言。列寧說過：“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5]斯大林說，語言“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4]所以，從人人每天都會碰到的交際需要考慮，我們也必須認真學好語言，學好語文。葉老1953年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題為“語言和語言教育”的發言，他結合自己的體會指出，要是我的語言雜亂無章，人家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有條有理，因為語言雜亂無章正就是思想雜亂無章。要是我的語言含糊朦朧，人家就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清楚明確，因為語言含糊朦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朧。要是我的語言干巴巴的，人家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好象剛開的花朵，因為語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總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關系是這樣的：只有我拿出來的定型的語言對頭，人家才會承認我的思維跟認識對頭。反過來，我拿出來的定型的語言不對頭，人家就無從承認我的思維跟認識對頭。這是一條明白得很的規律。所以，從思想交流的實際看，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語言。人們為了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都希望說的話和寫的文章與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進而提高學習、工具、生活的質量和效益。一個人如果聽語言，說語言，讀語言，寫語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養和訓練，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勢必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障礙，所帶來的苦惱和麻煩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語文教學是忽視交際能力訓練的，讀死書，死讀書的現象較為普遍。學生畢業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場合就產生懼怕心理，不敢發言，或者說話語無倫次，自相矛盾，不能準確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培養和訓練廣大學生從小就善于使用這一交際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緊迫和重要。近些年來，各地學校加強了素質教育，語文教學由只重視作文到讀寫并重再到聽說讀寫四管齊下，并開展了豐富多采的課外語文活動，如組織社會調查，演課本劇，書報知識競賽以及影視評論等，嘗試著進行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大語文教育，這些都體現了語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質特征，順應了當代社會對語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綜上所述，語言是工具，語文是專學語言的學科，所以語文就是工具；語文這個工具具有思維和交際的雙重功能。其中思維是手段，交際才是目的，語文的本質特征是交際工具性。交際包括吸收（聽和讀）、表達（說和寫）兩方面，所以語文教學必須聽說讀寫四者并重。要從內部語言思維的訓練入手，達到提高外部語言交際能力的目的，從而使學生的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思維能力和交際能力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由于葉老的語文工具觀是從長期的教學實踐和潛心研究中歸納出來的，所以盡管隨著時代的前進，教育的發展，圍繞語文學科性質問題產生了許多新的觀點，但“工具說”至今仍是絕大多數專家、學者和語文教師所認同的觀點。國家教育部1963年制訂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指出：“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綱繼承了1963年大綱的語文性質觀，確認語文的“基本工具”、“基礎工具”特征。1996年的新大綱認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2001年制訂并頒布的《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將工具性作為語文學科的主要性質。由此可見，葉老的語文工具觀現在和今后仍有其現實的指導意義。

呂叔湘同志非常贊同葉老的語文工具觀，他說：“語言文字本來只是一種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學習以及交流各種知識也少不了它。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為什么很多教語文的人和學語文的人會認識不清呢？是因為有傳統的看法作梗。”[1]他認為這些傳統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在閱讀教學上不適當地強調所讀的內容而把語文本身的規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種弊病是在作文教學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種弊病就是讀書作文不是為了增長知識，發表思想，抒發感情，而是為了應付考試。我們認為，呂老在高度評價葉老語文工具觀時對我國語文教育歷史和現狀的批評是擊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葉老的語文工具觀要求通過閱讀教學掌握語文自身的規律。語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

又像輪輻一樣輳合于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各種學科都承當著教育的責任。語文教育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只重視課文的思想內容和學生的道德意識，而丟掉語文自身特有的任務。道德必須求其能夠見諸踐履，意識必須求其能夠化為行動。要達到這樣的地步，僅僅讀一些書籍與文篇是不夠的。必須有關各種學科都注重這方面，學科以外的一切訓練也注重這方面，然后有實效可言。國文誠然是這方面的有關學科，卻不是獨當其任的唯一學科。所以，國文教學，選材能夠不忽略教育意義，也就足夠了，把精神訓練的一切責任都擔在自己的肩膀上，實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會的教育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那時的語文教育就是通過封建道德意識的灌輸，把讀書人訓練成封建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培養成不勞而獲的“人上人”。這種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續下來，使得我們的語文教學，特別是在中學里，專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術訓練，使一般學生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沒有得到適量的發展。全國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間，幾乎把語文課上成了膚淺而蹩腳的政治課，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講之，或化作品之內容為抽象之概念與術語而講之。這種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學，不但與提高學生的語文知能背道而馳，而且也不利于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葉老認為語文課的思想教育是通過語言文字的教學來實現的，果能引導學生細讀本文，獲得透徹之理解，則學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響。語文教學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

葉老的語文工具觀要求通過寫作教學把作文變為生活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他說：“作文不該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猶如說話，本來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該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猶如泉流，或長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異其致。我們要把生活與作文結合起來，多多練習，作自己要作的題目。久而久之，將會覺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1]既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個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沒有必要讓學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萬口同腔。葉老要求學生“養成抒寫意思情感的習慣，??內部有什么樣的意思情感，便作什么樣的文。”[1]當然，封建社會里的語文教學，是不允許學生隨意寫自己想寫的文章的，內容必須“代圣人立言”，形式必須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間架和腔調去寫。葉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時候的經驗為例說：“我八九歲的時候在書房里‘開筆’，教師出的題目是《登高自卑說》；他提示道：‘這應當說到為學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寫了八十多字，末了說：‘登高尚爾，而況于學乎？’就在‘爾’字‘乎’字旁邊博得了兩個雙圈。登高自卑本沒有什么說的，偏要你說；單說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說到為學方面去才合式：這就是八股精神。”[1]

其實，類似的情形在現今的作文教學中仍大量存在著。《記一件難忘的事》，本應由學生毫無拘束地抒寫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師總是不放心，事前反復提示學生，只有蘊含著深刻思想意義的事情才能作為該文的寫作材料，致使鬧出了一個班級50多位學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話。毫無疑問，如讓學生從小為追求死板的程式而養成專講假話的不良習慣，那將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

葉老的語文工具觀還要求學生讀書作文不要為了應付考試，而應該為了增長知識，發表思想，抒發感情，為了成為善于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葉老說：“從前讀書人學作文，最主要的目標在考試，總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從而取得功名。現在也有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還有升學考試。但是，我以為現在的學生不宜存有為考試而學作文的想頭。只要平時學得扎實，作得認真，臨到考試總不會差到哪里。推廣開來說，人生一輩子總在面臨考試??學生學作文就是要練成一種熟練技能，一輩子能禁得起這種最廣泛的意義的‘考試’即‘考驗’，而不是為了一時的學期考試和升學考試。”[1]但是，時至今日，仍然有為數眾多的學生談考色變。他們把能不能考出好分數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否真的理解了試卷的內容，掌握了有關的能力，能否應付日常工作所需，生活所遇的問題，則是全然不去考慮的。仍以作文為例，有的學生逢到考試時能夠揣摩題目的意旨以及出題目的人的意旨，按著腔拍，咿唔一陣，或遇到無可奈何的題目，也能無中生有，瞎三話四，卻又丁丁當當的頗有聲調。這樣做或許還能得個不低的分數，但倘若平時連寫個總結報告和簽份簡單合同都困難重重（這些通常不考），怎么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呢？

行文至此，我們想起了1997年由《北京文學》發起而展開的那場語文教學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中的不少文章都對我國語文教學的現狀深表憂慮，并各自對語文教改提出了一些新的設想，使我們受到震撼和

啟迪。但是，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工具說”導致了語文教學的高耗低效，只有把“人文性”作為語文課程的基本屬性，語文教改的步伐才能解除羈絆，突飛猛進。對此，我們實在不敢贊同。

首先，“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課程的共同屬性。人文課程的教學目標旨在培養學生的精神人格和獨特個性，教學內容上要求擴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義的方方面面，教學方法上強調學生情感的充實和興趣、習慣的養成。既然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課程的共同屬性，那末，人文教育的任務應當由所有人文學科共同來承擔，不應該全部由語文學科單獨來承擔。誠然，語文課在所有人文課程中具有較強的人文教育優勢，語文課的教學內容也決定其應負載較多的人文教育任務，但是，人文教育任務在語文教學中應體現為傳授好漢語言文字所承載的中華民族文化，以發展學生的思想感情，培育他們的健全人格和完美的個性等，所有這些，在葉老的語文工具觀中都已論及。葉老的語文工具觀從來都不希望把學生制造成只會搬運語言文字的機器，而是要把學生培養成能夠熟練使用語言文字的有思想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社會的合格成員。葉老歷來主張在把工具性當作語文學科基本屬性的同時，把人文性、思想性與工具性水乳交融地統一起來。關于這點，我們完全可以從葉老寫的《教育與人生》、《作文與作人》等文章中體會得到。葉老說：“我就是最不信服把語言跟內容分開來說的一個人。咱們不能拋開了意思談語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內容專談語言。”[1]又說：“思想是一方面，表達思想內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學習語文，這兩方面都要正確對待。”[1]按照葉老的語文工具觀，在語文教育的全過程中，應該十分重視掌握語文自身的規律，十分重視培養學生成為國家的合格公民。

語文學科是個老大難的學科，一代又一代有志于語文改革的教育界同仁都在不懈地追求語文教學的高效率。我們認為語文教學長期以來不能走出少慢差費的低谷，原因是錯綜復雜的，但關鍵之一還在于沒有充分認識和認真實踐葉老提出的語文工具觀。語文教學的最基本任務應該是幫助學生掌握和運用好祖國的語言文字，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去實現其他的教學功能。為此，語文教師必須排除一切干擾，毫不動搖地致力于學生語言能力的提高，引導學生學好與內容密不可分的語言，使學生在獲得較強語言能力的同時，也得到實在的思想教育和深刻的人文熏陶。劉國正先生說得好：工具性發揮出來就有人文性。錢夢龍先生也非常贊賞葉老的語文工具觀，認為語文教學主要就是對青少年一代進行母語教學，使學生熟練地掌握母語，規范地使用母語；若過多地強調人文精神，會讓語文教師無所適從。由此可見，那種把人文性和工具觀對立起來，或者以人文性來取代工具性的觀點，不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在實際操作時也會造成混亂。試想，如果中小學生對祖國語言文字連起碼的聽說讀寫要求都未達到，如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人文教育？

最后，我們想援引葉老1978年3月說過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語文是工具，自然科學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數、理、化，社會科學方面的文、史、哲、經，學習、表達和交流都要使用這個工具。要做到個個學生善于使用這個工具（說多數學生善于使用這個工具還不夠），語文教學才算對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盡了份內的責任，才算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盡了份內的責任。”[1]

【參考文獻】

[1] 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1;138;1;398;397;438;154;635;138.[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525.[3]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4] 葉圣陶.語言和語言教育[N].光明日報，1953-10-11(3).[5] 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126.

第二篇：葉圣陶論閱讀教學

葉圣陶論閱讀教學

閱讀能力，對一個學生來說，是一種十分重要的能力，同時也是學生應該具備的一個重要素質。閱讀能力的強弱，與學生獲取知識，提高學習興趣，增長見識，以及培養自學能力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學生的閱讀能力，應該成為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目標。閱讀教學自然也就是語文教學的關鍵，怎樣做好閱讀教學，是語文教師長期探討的一個問題。

葉圣陶先生作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閱讀教學方面有十分豐富的經驗以及心得體會。

一、首先，葉圣陶先生非常重視預習。

他在《精讀指導舉隅》前言談到：“在指導以前，得先令學生預習。預習原很通行，但是要收到實效，方法也須切實，考查必須認真，并且他把預習工作分項做了說明。”具體說來可分為三步：

（一）通讀全文

通讀全文，在這部分葉老先生強調研究段落劃分的道理，標點的道理，強調對課本采取質疑的態度。并要求教師用指名通讀的辦法檢查預習結果，并指出初讀的方法有兩種：一是 吟誦，二是宣讀。

吟誦：大致與話劇演員念臺詞并不多，按照普通話的語音，在抑揚頓挫表情傳神方面多多用工夫，使聽者移情動容。

宣讀：只是依照對于文字的理解，平平地讀下去，用連貫與間歇表示出句子的組織與前句和后句的分界來。

這兩種讀法，宣讀是基本的一種，必須理解在先，然后讀得到傳出情趣與暢發感興。并且，要求考查學生對于文字理解與否，聽他的宣讀是最方便的方法。

（二）認識生字生語

所謂認識，是指：“一方面知道解釋，另一方面更知道該如何使用。”教師必須在使學生養成一種觀念與習慣，就是：生字生詞必須依據本文尋求那個字語的確切意義，又必須依據與本文相類和不相類的若干例子，尋其正當用法。要考查學生對于生字生詞的認識程度怎樣，可以看他的筆記，也可以聽他的口頭回答。學生認識生字生語，往往有模糊籠統的毛病，用句成語來說，就是“不求甚解。”必須使他們不犯模糊籠統的毛病。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開頭“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預習的時候應讓學生自己去查一查年表、地圖、字典、辭典，從而知道太元是什么時候、武陵在哪里。既讓學生記得牢，又克服了對待生語時“不求甚解”的毛病。

（三）解答教師所提出的問題

一篇文章，可以從不同的觀點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發展的線索、文章的時代背景、技術方面布置與剪裁的匠心、客觀上的優點與疵病，這些就是所謂不同的觀點。對于每一個觀點，都可以提出問題，學生在預習的時候尋求解答。他們經過了自己的一番摸索，或者是略有解悟，或不得其要領，當再來聽教師的指導，印入與理解的程度一定比較深切。

對于這一項預習工作，葉老先生強調可以讓學生寫筆記，以便上課討論有所依據，往后更可以復習、查考。學生作筆記要希望收到實效，就不得不督促學生凡作筆記務須精心撰寫。所謂精心撰寫也并不求其過高過深，只要寫下來的東西真是他們自己參考與思索得來的結果，就好了。參考要有路徑，思索要有辦法，這不單是知識方面的了，而且是習慣方面的事。習慣的養成在教師的訓練與指導，學生拿到一篇文章來預習，往往覺得無從下手，教師要訓練他們去參考，指導他們去思考。

二、葉圣陶先生強調閱讀教學的第二階段是課堂教學。

在課堂上，他認為，討論法對閱讀教學很實用。他曾說：“上課時候令學生討論，由教師做主席、評判人和訂正人，這是很通行的辦法。”但他同時也強調，這個討論不是盲目進行的，而是要進行得有意義，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要學生在預習的時候準備得充分，如果學生在課前并沒有按照要求進行充分的預習，對課文還處于茫然無知的狀態，那么這個討論將會是無效的，教師只得自己一個滔滔汩汩地講下去。

第二，還得在平時養成學生討論問題、發表意見的習慣。聽取人家的話，評判人家的話，用不多不少的話表白自己的意見，用平心靜氣地態度比勘自己的與人家的意見，這些都要歷練的。如果沒有歷練，雖然胸中仿佛有一點準備，臨到討論時不一定敢于發表的。不然，學生成為只能聽講的被動人物，任何功課的進步至少要減少一半。對于學生的討論，教師的糾錯、補漏，要抱客觀的態度，語言要精要。

三、葉圣陶先生還認為，閱讀教學并不囿于語文課文的教學，除此之外，還應指導學生課外的閱讀。

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A）版本指導：這一點對我們如今的閱讀教學的啟發可以說是很大的，如今出版行業發達、盜版書橫行，在指導學生閱讀時選擇一個好的版本非常重要。

B）序止指導：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容易跳過序言和目錄直接從正文開始，而序言和目錄常常包含著作者創作的意圖，以及全書的整體思路體系，教會學生正確地閱讀序言目錄，對學生更好地閱讀一本書往往大有神益。

C）閱讀方法指導：各種書籍的性質不同，閱讀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比如小說或劇本，一般讀者往往只注意它的故事，但凡是好的小說和劇本，故事僅是跡象，憑著那跡象，作者歸揮他的人生經驗或社會批判，那些才是精魂。閱讀小說或劇本而只注意它的故事、專取跡象、拋棄精魂，絕非正當方法。精魂就寄托在跡象之中，對于故事自不可忽略；但是故事的變化曲折所以如此而不如彼，都與作者發揮他的人生經驗和社會批判有關，這一層更須注意。初學者還沒有素養，一時無從著手，全仗教師給他們易理解的例子與淺明的指導，漸漸引他們入門，逐一理解作者要說而沒有明白說出來的意思，才會與作者的精神相通，才是閱讀這一類書籍的正當方法。

有些學生喜歡看一些低級趣味的小說，教師屢禁不止，讓老師們十分頭痛。這是因為沒有學得閱讀這類書籍的方法，注意力僅僅集中在故事上。他們如果得到適當的指導，漸漸有了素養，就會覺得低級趣味的小說之類除了情節這個空架子之外沒有東西，不待他人禁止，自然就不喜歡看了。

又如詩集，若是個人的專集，按寫作年月，順次看詩人意境的擴大或轉換，風格的確立或變易，是一種讀法。按題材歸類，看詩人對于某一題材如何立意，如何抒發，又是一種讀法。按體式歸類，比較看詩人對于某一類體式最能運用如意，傾吐詩心，又是一種讀法，以上都是分析研究方面的事，而文字這東西，尤其是詩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還得要綜合地感受。所謂感受，就是讀者的心與詩人的心起了共鳴，仿佛詩人說的正是讀者自己的話，詩人宣泄的正是讀者自己的情感似的。閱讀詩歌的最大受用在此。

總的說來，在閱讀教學上葉老先生是內外兼顧的，他認為二者之間相輔相成，不可或缺。語文老師在教學中，必須課堂上和課堂外二者雙管齊下，才能夠提高學生的閱讀水平和文學鑒賞能力。

第三篇：葉圣陶的語文教學觀-----寫作教學觀

葉圣陶的語文教學觀點——寫作教學觀

葉圣陶先生認為：（文章）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發明，一種享受。惟有生活才是作文的源泉：生活猶如泉源，文章猶如溪流，泉源豐盈，溪流自然活潑潑地晝夜不息；生活充實到什么程度，就會作成什么樣的文字。因而只有?生活充實，才會表白出、發抒出真實的深厚的情思來。?

葉圣陶先生在寫作教學上的觀點和主張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這種對生活與寫作關系的獨到見解之上的。

首先，在寫作內容上，葉老主張?求誠?。他說：

?我們作文，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鳴出內心的感受?；?在人群中表白自我?，?假如有所表白，這當是有關于人間事情的，則必須合于事理的真際，切乎于生活的實況；假如有所感興，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則必須本于內心的郁積，發乎情性的自然。這種要求可以稱為‘求誠’。?也就是說?要寫出自己的經驗?。

葉圣陶的?求誠?觀，主張學生?我手寫我口?，或敘寫自己的身邊人身邊事，或述說自己內心的真情和實感。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學生寫作時感到的?無話可寫?的尷尬處境，使他們不僅感到有話可寫，而且樂于去寫。

其次，在寫作教學目的上，葉圣陶先生認為應立足于?應需?。?練習作文是為了一輩子學習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并不是為了應付升

學考試，也不是為了當專業作家?故課內外作文的訓練必須立足于?應需?。他說：?惟練似宜通乎課內課外，不宜專以課內作文為主。課外應需而作文，固用也，而亦練也。學生能明乎此，則隨時隨處認真，不以課內作文為特殊事項，進步殆可較大。復次，課內作文最好令作應需之文，易言之，即令敘非敘不可之事物，令發非吐不可之議論。課內練習，固將求其應需，非欲其徒然弄筆也。?

再次，在寫作訓練的方式上，葉圣陶認為應以?寫生為主，臨摹為輔?。?作文之形式為文字，其內容實不出思想情感兩端。以言思想，則積理必富而為文始佳。若但讀物得宜，便令仿其詞句，握管撰作，則收效猶薄。?因為?學寫文章從臨摹的方法入手，搞得不好，可能跟一個人的整個生活脫離，在觀念上和實踐上都成了為寫作而學習寫作。還有，在實踐上容易引導到陳詞濫調的路子上，阻礙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創意鑄語。通常說的公式化的毛病，一部分就是臨摹來的。?

這種?寫生為主，臨摹為輔?的寫作訓練觀是以他對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二者關系的認識為基礎的。他說：?蓋文之所載者實質，而文之所以成者方術也。質之不存，術將焉用？昧乎此而但以作文練習作文，不及其他，其卒無成效，固應得之果矣。或者乃專務形式方術，以文篇之峭拔波折，字句之研練雕琢，為作文之進步，而于內容實質轉無所措意，亦舍本逐末矣。?這對于那些妄圖以純技能訓練來提高學生作文水平的做法從理論上做了否定。

最后，在作文的評價上，葉圣陶先生認為其客觀依據是?通而且好?。

?通?即詞使用得適合，篇章組織得調順。?好?的標準是誠實與精密。?誠實?是有什么說什么；?精密?是文字里要有由寫作者深摯地發現出、親切地感受到的意思情感，而寫時又能不漏失它們的本真。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通?只是作文最低度最起碼的要求，?通?而且?好?，才能引起觀賞者的感興，并給寫作者以創造的喜悅。

葉圣陶對?通?與?好?這兩個層次寫作程度的理解，既顧及到了作文本身的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兩個方面，又注意到了學生個體寫作水平的差異，避免了對學生作文評價的?一刀切?的弊端。這對我們建立科學的作文評價標準不無啟示。

此外，在作文的構思與修改方面，葉老有專文論述。一篇文章的構思，是?事前準備?工作。葉老說：?作文在一個字不曾寫之前，整篇文章已經活現在胸中了?，?結尾和開頭和中部都得在動筆之前有了成竹。?多次強調作文要?想清楚然后寫?，并且使之成為習慣。平時還須做些?準備工夫?：實際生活里養成精密觀察與仔細認識的習慣、養成推理下判斷有條理的習慣及正確的語言習慣。這?不僅是寫作方面純技術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實際生活的準備，不從這兒出發就沒有根?，?實際生活充實了，種種習慣養成了，寫文章就會象活水那樣自然地流了?。

修改是善后工作。葉老說，修改，是為了使?語言妥當?。?語言妥當?，即把要表達的意思?表達得又充分又確切?。認為?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蟲小技，其實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確，更完美。? 對于作文批改，葉老頗有感慨：?我當教師，改過學生的作文本不計其數，得到過深切的體會：

徒勞無功。?所以他多次在文中倡導讓學生自己改作文，認為?‘改’與‘作’關系密切，‘改’的優先權應該屬于作文的本人?，?作文教學要著重在培養學生自己改的能力?。讓學生變被動為主動，教師加以引導和指點。從而養成自己改的能力，終身受用。此外，在與人交往的書信中提出了?全班改、輪流改、重點改?等形式，特別推薦兩種批改方法：師生共改與面改。在?既節教師之勞，不損學生之益?的情況下，?兼采其他辦法?是葉老批改方法的核心。

為了減少改作文的辛勞，葉老要求老師?事前多做準備?工作，諸如平時不放松口頭表達的訓練，多注意指導閱讀，鉆到學生心里出題，并做些必要的啟發，等等。這樣教師?改作文大概不會太費事了，而學生得到的實益可能多些。?

第四篇：葉圣陶“三論”思想指導下的語文教學

葉圣陶“三論”思想指導下的語文教學

葉圣陶先生的“學生本位論”“生活本源論”“實踐本體論”是教育哲學依據。先生的“三論”，一是強調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二是闡明了生活與教育的關系;三是闡明了“實踐出真知”的觀點和重要性。葉圣陶指出：“語文學習得跟整個生活打成一片。”他強調教師在傳授學生語文知識、訓練學生語文能力的過程中，要有機、適時地灌入生活的“源頭活水”，讓語文學習擁抱廣闊的生活，在語文的生活實踐中，讓學生真正領悟到：語文就是生活，生活造就語文。

一、創設情境，讓學生感受生活

教室是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師生共同生活的地方。我們可以根據學生的身心成長特點，隨著春、夏、秋、冬季節的變化，把教室布置成不同的風格。如春天，在教室墻壁和窗玻璃上貼一些小草、鮮花、綠樹、小鳥……的圖片或實物，把教室布置得鳥語花香，讓學生在“春色滿園”中學習;夏天，教室里貼一些桃子、梅子、西瓜，蟈蟈、知了、青蛙，葵花、茉莉、石榴、荷花……的圖片，把教室布置成茂密的樹林、熱鬧的水塘，讓學生在“池邊林中”學習;秋天，一面墻上貼有雪白的棉花、火紅的高粱、飽滿的大豆、金黃的稻谷等，像莊稼地;一面墻上貼有柿子、葡萄、梨、棗等，像果園;一面墻上貼有白菜、青椒、冬瓜、蘿卜等各種蔬菜，像菜園……讓學生在一幅幅豐收圖中學習;冬天，貼一些冰花（窗花）、臘梅、翠竹、蒼松，滑雪、溜冰、跳繩，各種春聯……把教室布置得雪天飛舞，讓學生在“銀裝素裹”的世界中學習。

在教蘇教版二上第四單元（8～11課）時，輔導孩子們表演。如第8課《小鷹學飛》，老師演老鷹，學生演小鷹，“老鷹”一次次引導，“小鷹”興奮、高興、急促地喘著氣以及對“老鷹”說的話――“現在……我總算……會飛了吧？”人人進入情境，把文本語言內化成了平時的生活語言。《青蛙看海》《狼和小羊》《狐貍和烏鴉》，或師生表演，或生生表演，他們的動作、神情便能根據自己對故事的理解而表現出來，感受到文本講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二、給予時間，讓學生走進生活

葉圣陶認為：“處理生活的知識，當然應該從一樁樁、一件件的事情上取得;處理生活的能力，當然應該從一樁樁、一件件的事情上歷練。”這句話指出語文訓練就是生活本身。學生的語文能力其實就是生存的能力、生活的能力。因此學生的語文訓練要著眼于生活世界――所用的語文訓練材料，應盡可能來自生活，讓學生可親可近，從而調動各種感官參與其中。

如在學習第3課《英英學古詩》時，給孩子時間，讓孩子自選《古詩文誦讀》里一首古詩讀背，然后表演，跟鄰座互演，跟老師互演，也可以回家和家人演，有的還可以寫成日記。又如在教學第4課《鄉下孩子》這首詩歌時，詩歌寫的是鄉下孩子的生活，我們城里孩子的生活跟他們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教學中給學生時間，讓學生議論后再動手寫一寫，想些什么就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想寫多少就寫多少，不會寫的字還可以用拼音代替。喜歡表現是兒童的天性，這樣設計充分滿足了學生的需求，創造了讓每個學生都能成功展示的機會，學生興趣盎然。一個由繼母帶大的孩子寫道：

曾是阿姨枕頭邊

怕嚇的“受害者”

曾是爸爸手心里

歡樂的“小囚犯”

吃一次肯德基

讓我知道了美食

喂一喂家里的小狗

讓我知道如何交朋友

蕩一會兒秋千

讓我身心輕松

看一本好書

讓我增加了許多知識

哦

城里孩子

生在高樓里

長在甜夢里

三、留足空間，讓學生表現生活

一幅意境幽遠的山水畫，會有“疏可走馬”的空白空間;一首優美動人的樂曲，總有“戛然而止”的空白時間。我們的語文教學又何嘗不是這樣？追求有效、高效的語文教學，關鍵是教師要“巧引妙導”，留給學生足夠的空間，讓他們能靜下心來，搜索豐富的資料，進行深邃的思索、深入的探究……這樣更有利于發揮孩子內在的創造潛力。為此，我的學生平時沒有語文家庭作業，我總是鼓勵孩子們自己“沒事找事”做，如教學第19課《小動物過冬》后，我問學生，還有哪些動物是冬眠的，哪些動物是遷徙的，哪些動物是儲存食物過冬的？能不能也說一說，寫一寫？于是就有了這樣的文章：

大雁、刺猬和螞蟻是好朋友。它們常常在一起唱歌、跳舞，日子過得很快樂。

秋風刮起來了，天氣漸漸涼了。一天，大雁、刺猬、螞蟻聚到一起商量過冬的事。

大雁說：“冬天快要來了，這里的蟲子、魚蝦越來越少了。南方暖和，還有魚蝦和蟲子，我要到南方去過冬，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再飛回來。”

大雁接著問刺猬：“刺猬弟弟，你是怎么過冬的呢？”

刺猬說：“我準備吃得飽飽的，過兩天就鉆到泥土里，好好地睡一大覺，到來年春色滿園的時候再出來。”

大雁又問螞蟻，螞蟻說：“我從夏天就開始搬運糧食了，現在洞里已儲藏了許多糧食，夠吃上一個冬天的。”

它們商量好了，第二年春意盎然的時候還在這里相見。

這樣的議論、交流、書寫，比抄詞語，默課文要有效、有用、有趣得多。只要給孩子提供一個暢所欲言、展現自我的互動空間，學生思維的火花就會自由地綻放，學生的語文能力就會在生活中盡情地得到鍛煉，學生的語文素養也由此得到提升。

四、展開想象，讓學生融入生活

有人說：學生是想象的大師，每個學生都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在想象的空間孩子是最自由的，他們在這自由的空間中大膽探索、想象，有時甚至還會異想天開。這種潛能倘若能在基礎教育階段有效地挖掘，學生就能展開想象的翅膀，飛向廣闊的知識天空。

如在教學《識字1》中的“金秋、煙波、水鄉，蘆葦、菱藕、荷塘，夕陽、歸舟、漁歌，楓葉、燈火、月光”這些詞語時，因為一年級剛升入二年級的孩子，還不能完全理解，我一方面提供圖片給他們看，勾起他們的生活回憶，另一方面與家長溝通，請家長利用節假日帶孩子到吳中區的東山、西山去看早晨或黃昏的太湖，秋游（秋季綜合實踐活動）時，帶學生到太湖濕地，讓他們親身領略“煙波”浩渺的湖面，賞“夕陽”，看“歸舟”，聽“漁歌”，見“蘆葦、菱藕、荷塘”……到期中復習時再讀文，再交流，學生就能說出：金秋，我們乘著小舟到太湖游玩，先看到煙波浩渺的太湖一望無際，岸邊蘆葦開花了，雪白的葦絮隨風飄散。接著，我們來到荷塘看到了菱角、蓮藕。太陽落山了，我們看到了歸舟，聽到了漁歌。夜幕降臨了，我們又看到了民居和農家樂的燈火，在太湖大橋上看到明亮的月光。還有的說：金秋十月，家鄉一片迷人景象。荷塘里菱藕飄香，塘邊的蘆葦開花了，蘆花迎風飄蕩。夕陽西下，水面上煙波浩渺，一只只歸舟在動聽的漁歌聲中向我們駛來……

生活，是語文教學的肥沃土壤;生活，是語文學習不竭的源泉;生活，其本身就是一本精彩的語文教科書。創設情境，讓學生感受生活;給予時間，讓學生走進生活;留足空間，讓學生表現生活;展開想象，讓學生融入生活。唯此，才能真正體現出以學生為本位，以生活為本源，以語文實踐為本體的“三論”觀。

（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外國語實驗學校

215004）

第五篇：著名教育家葉圣陶論習慣

著名教育家葉圣陶論習慣:教育就是培養習慣

我國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十分重視少年兒童良好習慣的培養。他認為教育就是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為此，葉圣陶專門寫過《“習慣成自然”》和《兩種習慣養成不得》 等文章。這些文章雖然寫于20世紀40年代，但至今讀來倍感親切，文中所闡述的主要思想對當今少年兒童良好習慣的培養，仍不乏啟示意義。

養成習慣貴在躬行實踐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實踐家，葉圣陶先生非常強調在習慣養成中的身體力行。他認為，要養成某種好習慣，要隨時隨地加以注意，躬行實踐，才能收到相當的效果。他以常見的事例來說明這個道理。他在《“習慣成自然”》一文中寫道，“要有觀察的能力，必須真個用心去觀察；要有勞動的能力，必須真個動手去勞動；要有讀書的能力，必須真個把書本打開，認認真真去讀；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須真個把公民應做的一切認認真真去做”，這樣，我們“所知”的才能逐漸化為我們的習慣，成為相應的能力和素質。

“習慣成自然”就是能力 什么是“成自然”呢？葉圣陶先生認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費什么心，仿佛本來就是那樣的意思”。他舉例說，“走路和說話是我們最需要的兩種基本能力。這兩種能力的形成是因為我們從小就習慣了，＇成自然＇了；無論哪一種能力，要達到習慣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們有了那種能力。如果不達到習慣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免勉強強地做一做，就說明我們還不具有那種能力”。他進而指出，“通常說某人能力不強，就是說某人沒有養成多少習慣的意思。比如說張三記憶力不強，就是張三沒有把看見的、聽見的一些事物好好記住的習慣。說李四表達能力不好，就是說李四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的習慣。因此，習慣養成得越多，那個人的能力就越強。做人做事，需要種種能力，所以最要緊的是養成種種的習慣”。

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習慣，增強能力 葉圣陶認為，“我們在學校里受教育，目的在養成習慣，增強能力。我們離開了學校，仍然要從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還是在養成習慣，增強能力。習慣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強越好”，孔子一生“學而不厭”就說明了這個道理。

有兩種壞習慣不能養成 葉圣陶認為，習慣不嫌其多，但有兩種習慣養成不得，除此之外，其他的習慣多多益善。這兩種習慣就是：不養成什么習慣的習慣和妨害他人的習慣。何謂不養成什么習慣的習慣呢？葉圣陶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習慣的養成來說明不養成什么習慣的習慣的害處。他說，“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臉漱口，每事要有頭有尾，這些都是一個人的起碼習慣。有了這些習慣，身體和精神就能保持起碼的健康，但這些習慣不是短時間內就形成的，要逐漸養成。在沒有養成的時候，多少需要一些強制功夫，自己得隨時警覺，直到＇習慣成自然＇，就成為終身受用的習慣。可是如果在先沒有強制與警覺，今天東、明天西，今兒這樣，明兒又那樣，就可能什么習慣也養不成。久而久之，這就成為一種習慣，牢牢地在身上生了根。這就是不養成什么習慣的習慣，最要不得”。這種習慣與其他種種習慣沖突，一旦養成，其他種種習慣就很少有養成的希望了。

那什么又是妨害他人的習慣呢？葉圣陶舉例予以了說明。他說，“走進一間屋子，砰的一聲把門推開，喉間一口痰上來了，撲的一聲吐在地上，這些好象是無關緊要的事。但這既影響他人學習和工作，又可能傳播病菌，一旦習以為常，就成為一種妨害他人的習慣”。妨害他人的習慣是惡劣品質形成的重要根源 葉圣陶先生認為某些人的不良品質的形成，一個重要的病根在養成了妨害他人的習慣。他說，如果一個人不明了自己與他人的密切關系，不懂得愛護他人，一切習慣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就極有可能成為一個惡人。附：葉圣陶簡介：

葉圣陶（1894~1988），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作家，江蘇蘇州人，原名葉紹鈞。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長兼總編輯，教育部副部長等職務。他大力提倡白話文，是我國語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主持編寫了新中國第一套通用教材--全國中學、師范學校語文課本。葉圣陶一生著作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