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制度經濟學優秀讀書筆記選登1
讀書筆記一:環境學院曾海宏學號:00115123
對《中國農業的反證》的解釋10
張五常先生在《經濟解釋——制度的選擇》第一章的第一節中提到庇古關于農業的推斷,指出“地主若不自耕,對社會總有不良的影響”,自耕地的生產效率要比租耕地的高。但在附錄《中國農業的反證》中,又有卜凱教授對中國農業的實例調查,證明至少在中國,租耕地的效率并不比自耕地的低。這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呢?實證分析當然具有相對較高的可信度,但庇古的推論分析過程又有何疏漏之處呢?實例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庇古對租耕地與自耕地生產率差別的推斷出自于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分離導致的市場效率低下。傳統上認為,由于租用土地的租期不夠長,租戶將無法收回對土地的全部長期投資成本,他們的一部分投入將會被地主或下一個租戶所占有;如果是地主對土地進行投資,監督租戶合理節約使用生產資料的監督成本也相當可觀,從而降低了地主改善耕作條件的積極性。所有這些都使土地無法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這些問題在自耕地上將不會存在。庇古的分析的主要漏洞在于忽視了市場的作用,生產工具及土地投資等的利益分配都可以通過合同得到有效地解決。若地主作投資,租金則上調,由于生產資料的使用不是無償的,對使用土地進行監督的責任轉嫁到了使用者自己的頭上,這樣便不存在高昂的監督成本的問題;若租戶承擔投資,租金也會相應減少,使其在租期之內能夠收回全部的投資,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并不會發生分離。事實也表明,生產效率與土地使用方式(自耕何租耕)無關,也與租期的長短無關。
卜凱在中國的調查還表明,租耕地的產量大約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我試圖用規模經濟來解釋這個現象。一般認為,租耕地的規模總要大于自耕地的規模(地主只有在自己無法耕種全部土地的時候,才會將土地分租出去)。地主可以在其擁有的大面積耕地上統一安排各種農田水利設施,以及其他能夠改善土地耕作條件的長期投資,這樣做的成本往往要比在小規模的自耕地上各自為政要低得多。如上所說,地主可以通過合同確定的租金回收全部的投資,因此這種做法在實際實施時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正如中國在解放初期糧食產量連連破歷史紀錄,除了人們對新政權的良好預期外,政府實際成為最大的“地主”,能夠對各種農業設施進行統籌安排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張先生在《私產與佃農制度》中對這個問題似乎有精彩的解釋,但我沒有拜讀過這個著作,只能給出一點我自己的粗淺分析,望各位老師指正。
助教批注:概述能抓住核心問題,行文流暢。作者注意到文中一處有待解釋的現象(提出一個具體問題),并提出自己對此的解釋。這一點比較可取。
最后一段是謙虛的話,不用寫的,當然佃農理論還是挺有意思的。值得花筆墨的還有,“租
耕地的產量大約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是否有普遍性,其他人的研究結果如何?規模經濟假說的闡述可以更嚴謹一點,甚至就一個問題提出更多的解釋假說,并討論怎么檢驗這些假說。助教想到的其他假說有:
1、土地中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在每畝收租成本差不多的條件下,地主偏好良田。另一個角度,有一些自耕農是后期自己或祖輩開荒才擁有自己的土地,后期開荒的地的質量往往低于早期地。
2、的原因。恰好調查樣本中,自然條件好的地方(如平原)多地主,自然條件差的地方(如山區)多自耕農。是否如此要看凱卜調查地的具體情況。
3、收(定)租的,有動機高估(計)產量;自耕農的地要交稅,可能有少報產量的動機。另外,中國解放之初的農業產出增加,也可以解釋為自耕農多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原因,即支持相反的觀點,這一事實并不能很好地支持你的假說。我個人是對農業的規模經濟有很多疑問,即不同意你的假說,但這不影響我給你10分。
第二篇:新制度經濟學優秀讀書筆記選登2
新制度經濟學讀書報告
(一):00125097(姓名略去)
自發經濟秩序,局部知識的產生原因與私有產權的可能聯系 10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的讀書筆記
一,文章概述
哈耶克在這篇關于論述“知識”(不妨稱之為經濟知識)的論文,是哈耶克在40年代形成的對于社會主義計劃思想的批判,以及形成日后的自發秩序思想的重要文章。正如哈耶克所說的,該文是要對一種源自于在幾個世紀來的對自然現象的研究中所形成的,并且已經用于社會研究領域的一種思維態度進行批判。
文章首先提出了一種不同于科學技術知識的“基于特定環境的個人擁有的(經濟)知識”的概念。這種知識是散布于個人的,且特定個人對于這種自我的知識的把握都優于其他人。哈耶克迅速提出,這種知識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關系到經濟系統的本質。
哈耶克進而說明,經濟系統的日常問題,是來自于微觀體系下的各種每天都在發生的日常的“小的”波動(change),而個人所擁有的“基于特定的環境的知識”,就是產生于個人每日時刻要面對的(經濟)環境的“小”變化。而當時(30年代以來)一些經濟學家所試圖做的宏觀加總統計分析,無疑是忽略了這個經濟系統的最本質特征,哈耶克稱“這種結構不是可以用大數定律或者隨機波動的互相抵消而可以忽略的”(借用個說法叫拓撲結構不同)。因而,中央計劃局——其作出的命令必然是通過宏觀加總指標來進行的——必然不能夠把握這種知識從而復制(現有的)這種經濟運營結構。
那么,在這種知識分散于個人的情況下,這個社會是如何運做,通過什么運做良好而來處理日常無處不在的“波動”的呢?哈耶克強調,在這種社會中,每個人只需要得到(關于與自我有關的“波動”的)局部知識,而不需要擁有關于對社會所有波動的知識。關鍵在于個人之間的局部知識——稱之為“個人的視野”是互相重疊的(比如由于供需關系而重疊,因為從事的行業的互補性而重疊,等等),既然有重疊的領域,則通過價格體系這個起到信號傳遞作用的機制,便可以使發生在社會任何一個角落的波動,通過價格體系的連鎖波動效應而傳遞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人們在價格的指引下(這也就是人們的特定環境下的(經濟)知識),自發的作出相應的調整,從而使社會對某個沖擊的反應調整自發完成。哈耶克稱這個系統為一種“奇跡(marvel)”。這種奇跡其實不止于經濟領域,整個人類文明就是建立在這種同樣的系統上的:這個系統是自發形成的,非人為設計的,而且人們并不知道它的具體整體運做,然而卻運行的很好!而這種觀點,正是哈耶克所說的,他和其他同時代的大部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大部分經濟學者的根本方法論差別。
二,存在的問題
哈耶克本篇文章的論述是十分清楚的。但我認為,其在論述“特定環境下的知識”的形成,進而這個自發秩序的運做過程中,實際上隱藏了私有產權的必要設定。但在本文中似乎沒有明確說出來。而中央計劃體系的矛盾,不僅在于他掌握這種特定知識,而且在于一旦這種計劃體系建立,連“特定的知識”也消失了。
三,我的一些想法
我個人認為,“特定環境下知識”為什么會形成,是需要點明的。人們之所以會有特定環境下的知識,且這種知識比他人要高,其本質是因為這關切到個人的利益。在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假設下,人們只有處于對利益的追求,才會去做各種經濟行為反應,同時也才會關注周圍的信息并形成“特定環境下的知識”。而這種利益追求的存在,必須在私
有產權的前提下才能建立——人們的努力的回報為自己所享有。不妨把哈耶克所描述的自發運轉的社會體系比做一個互相交咬的連動齒輪體系。而齒輪的運動正是在價格體系下的人們的自發反應(同時形成的是“特定知識”,兩者繼而互為作用,相輔相成),這種運動的動力變來自于私有產權基礎上的人們自我努力帶來的對自我的利益。如果一個中央計劃局將要建立一種統一的規劃而使私有產權消失,那么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中央計劃局對特定知識的無法把握,而且連這種特定的知識也消失了。當然,在無動力,無反應,無知識的新環境下,價格體系也無從存在,整個社會將完全陷入一個武斷的規劃者的武斷規劃的運轉中。社會是“被動運轉”而不是“自發運轉”的,經濟自發秩序完全消失。
參考書目:
F.A.Hayek, 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V(4),September, 519-30.助教批注: 概述部分已經抓住了文章的關鍵點,但還不夠簡練,問題部分還不夠清楚,字數已經超過激勵不同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推廣到兩種體制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激勵的不同,則可以解釋很多 問題。
第三篇: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的讀書筆記
新制度經濟學讀書筆記
(一)顧自安
(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361005)
提示:僅供交流參考,請勿轉載或引用。
制度與轉型: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題記:任何黨派的政客都深信,制度轉型是經濟發展的源泉,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經濟的發展。
——Matthews(1986,p917)
1、概述引言:
制度經濟學共識:制度是重要的分歧:什么是制度,及其理解。
主流經濟學:既有的經濟理論和發展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無涉與制度。
新制度經濟學: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首先必須用制度因素來解釋。(奧爾森1996,諾斯1998)
東歐巨變和轉軌10年的結果:華盛頓共識逐漸失去吸引力,經濟發展中出現新的變數。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這些變數應該用各國的制度質量的差異來解釋。
2、理論內容:
2.1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
新的意義在于區別與傳統的制度主義(范伯侖、康芒斯)
舊制度主義的缺陷:非理性和描述性,對德國李斯特歷史學派的偏愛導致其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裂。
新制度經濟學的兩種理論思路:1。側重于特定制度下私人部門的治理結構不同選擇。試圖解決的問題:何時市場交易成本最低?何時企業內部交易會替代市場。(內涵了市場企業的二分法)2.制度是可變的,不同制度安排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效果,以及制度變動的內部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的問題:是繼承了主流的范式,還是只是在研究主流所忽視的問題,并采用了全新的范式?
前者觀點的主張者:假設制度既定,以及在此基礎上分析人的理性行為,把制度作為經濟學的主題。
后者的主張者:新制度經濟學必須完全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2.2基本假設
共同的假設:個人主義假設
(個人主義的方法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都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可觀測的社會經濟繼續都是個人行為的可預期結果。法經濟學認為:經濟績效的產生不僅來源于個人行為,而且來源于那些人們行為之間的相互互動所形成的共識【如果存在的話】以及被合法化的制度。)
不同的假設:主流:(1)完全理性(2)零交易成本
新制度經濟學:(1)有限理性(2)正交易成本
2.3制度
現實的經濟行為在主體多于2時,不確定性的存在就是客觀的,如果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則交易者會采取短期行為。
制度作為一種行為規則,可以減少經濟行為中的不確定性、延長投資期限,引導人們專業化和對勞動進行更多的分工,并改善每個人的處境。
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
制度的出現:個人動機產生的個人行為促使了制度的出現。
制度定義的兩種分歧:
(1)制度是博弈的結果
Schotter(1981):由社會所有成員同意的社會行為的規則,是在特定情況下反復發生的特殊行為,這些行為要么是自我監督,要么是通過有些外部機構來監督。
(2)制度是博弈的規則
North(1990):制度是社會中博弈的規則,或者更基本的說,是人類設計的決定人類相互影響的限制,于是它構成了人類政治交易行為或經濟交易行為的激勵機制。
對制度定義的修正:
制度應當區分為兩個部分:規則部分和執行、制裁部分。新定義:構造人們反復互動的情況下,并被人們普遍所知的規則,以確保對違反這些規則進行制裁的執行機制。
如果區別國家和社會的概念,會出現(1)國家的處罰——外在制度(2)社會的處罰——內在制度。
外在制度與內在制度的分類表
規則的種類 執行的種類 制度的種類
1.慣例 自我約束 第一種 內在2.倫理規則 行動者的自我承諾 第二種 內在3.習俗 通過信息的社會控制 第三種 內在4.私人規則 由私人執行組織 第四種 內在5.國家法律 由國家執行組織 外在2.4研究的核心主題
福利經濟學認為:如果以市場的方式來配置字眼不能帶來有效率的產出,那么通常會由政府來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由此,福利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帶有明顯的“資源配置范式”特征 資源配置范式的假設:
(1)有實際意義的社會效用最大化是可以實現和實施的;(2)政府的經濟職能部門處理信息的能力要由于市場參與者和通過市場機制處理市場信息的能力;(3)政府的經濟職能部門可以能動的利用他們的信息優勢,來使社會福利最大化。
新制度經濟學的批評和懷疑:
從根本上來說,試圖在一定產出水平上使社會資源實現最優化配置的企圖是一種謬誤。經濟整體不可能總是可以實現最大化的有機整體,應該關心的是個人的行為,以及他們是如何協調的,從而形成社會秩序和增加社會財富的。
協調范式:
協調不是由對社會產出的合理配置形成的,而是通過建立一種能使人產生良好穩定預期的制度,不是來自中央計劃,和政府指令,卻可以使人們合理成功的完成他們的不同目標。協調范式主要關注的是對促進或者阻礙交易的制度的分析。
新制度經濟學的幾個核心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協調的重視包括兩個層次:
(1)假定制度是外生的給定的,個人對制度的重要作用十分關心。各種制度可以相互比較,也會導致不同的績效。制度是導致各國經濟發展和增長差距的重要因素,主流經濟學對此的忽視是導致其缺乏解釋力的重要原因。(2)制度被假定為不同參與者之間的行為互動的產物,要了解這種制度不同導致的不同績效,需要理解導致此結果的初始條件。
制度變遷的競爭性需求如何滿足相應的供給的途徑???
政治交易成本的問題,不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專利,公共選擇理論的貢獻似乎更大。政治交易
成本的存在限制了政治改革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在政治交易成本被清楚的考慮了之后,政治的改革才是可行的。
2.5三個核心假設
假設
一、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諾斯的解釋:用制度差別以及執行能力的差別解釋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實更具有說服力。(2)奧爾森:國家之間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資源稟賦和技術因素,而是在于他們之間的制度和經濟政策質量的差異造成的。
假設
二、內在制度通常比外在制度更加穩定。
與內生決定的內生制度相比,外在制度更重要的特征是深思熟慮的集體行動。由于不受深思熟慮的集體行動約束,內在制度通常更加具有穩定性。對于二者的考慮必須是兼顧的,因為他們同時作用于經濟的發展,二者的關系的一個可參考的描述是:外在制度的可執行能力要取決于他們對內部制度的兼容性。
二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和互不關系,這兩種關系具有可轉換性。其根本在于:制度應該利于形成一種穩定的經濟預期。
假設
三、制度變遷存在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概念的提出,最早是為了解釋競爭性技術的傳播現象。諾斯認為可以因此來解釋制度變遷。
諾斯認為其含義在于: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沒有好處的缺乏效率的制度也能夠產生和保存下來的。假如我們希望解釋當今世界制度的多樣性,我們必須要密切關注引起這些制度出現的初始條件。展望未來,制度路徑依賴意味著有效的制度變遷范圍是受到嚴格的限制的。
3.制度與變遷
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是重要的。
轉型經濟的特殊形態為制度理論提供了難得素材和案例,理論上不難理解這樣一種假定:制度轉變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在轉型國家比西方國家更有明顯的可觀察性。
核心問題:制度在轉型中起什么作用???
轉型被認為是一個涉及政治、社會和經濟范圍的復雜的過程。
一般認為:從計劃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框架的構造和民主化(如多黨制和法律規則的引入)是非常困難的。
制度轉型一般被看作經濟轉型的先決條件,而不是目的或任務。
轉型危機:指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急劇的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并且蕭條帶有明顯的深度和持續性。
傳統經濟轉型理論家曾假設在轉型危機后會出現強烈的經濟復蘇,即所謂GDP的U型或J型發展觀,但只有部分國家的轉型過程支持這一觀點。
制度目前已經成為轉型問題討論的焦點。在研究外在制度規范化的同時,對內在制度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如私人組織或網絡是否發展了他們自己的規則和執行機制來補充或者替代新生的外在制度。而這一現象目前已經出現,研究需要盡快跟上。
3.1制度與變遷:傳統的觀點
新制度經濟下目前尚未形成關于轉型研究的完整理論,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都帶有明顯的多樣性,而對象和方法之間彼此的替代性和互補性特征明顯,而這也是導致新制度經濟學對轉型解釋有成功有失敗的根本原因。
A.早期的改革計劃:制度可以迅速改變(激進改革:休克療法)
轉型國家是在背負著早期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問題走向轉軌的,一種在個別國家成功的改革策略不能不加修正就應用到轉型國家。
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要求經濟制度發生深刻的變化,這是為什么要對轉型國家進行特殊的研
究和設計特殊的改革計劃的根本原因。
第一步:比較計劃經濟與市場體制的特征來確定轉型的主要問題。這一比較直接產生了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建議。
當時的理論研究并未對國家角色的轉變作出詳盡的理論解釋。
初期研究曾提出經濟類型分類的兩個指標:經濟穩定性和政治集權度。按照兩個指標的高低,由此組合成四類轉型經濟類型。(Fischer,Gelb,1991)
制度轉變和市場游戲規則的建立被視為轉型經濟的先決條件,而非中心任務。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改變可以迅速實現,即認為制度是可移植的。他們曾列舉了制度移植的大量好處,但遺憾的是,轉型的復雜性揭示了他們對制度可把握性的錯誤估計。
制度的含義是模糊的。制度是指法律、法律基礎設施(法庭)以及各種組織比如中央銀行、稅收部門和各類專門機構。
B.轉型路徑:制度轉變是緩慢的。(漸進改革:摸著石頭過河)
轉型初期對經濟發展的看法被轉型實踐所否認:多數轉型國家GDP并沒有出現U型或J型增長,相反卻是產量和投資大幅下跌,失業和通漲并存。結果甚至表明:不論轉型國家采取激進還是漸進都出現了這一現象。這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轉型危機與所實施的改革計劃不是直接相關的。
一種解釋:對于這種現象,經濟學家認為,轉型經濟所帶有的計劃遺留問題,與轉型試圖解決的結構問題相比,制度問題不是一個短期問題。針對這類遺留問題的“制度真空”需要盡快被填充起來。
實踐研究證明:私有化并沒有實現人們賦予它的希望。這是困擾轉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轉型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不能在一夜之間被改變,它注定一個緩慢的過程。改革的計劃總是傾向于盡快改變制度,但制度的效用發生具有明顯的時滯性。單純依靠外在制度的改變,不可能實現轉型目標。新制度的建立更需要注意它與內在制度本身的兼容性,如果引起抵觸,那么轉型的進程注定要被延緩,轉型的方向也可能被改變。
私有化與制度變遷:轉型經濟特別強調私有化,即將國有資產向私人部門轉移。某種程度上私有化被視為一種減少國家影響和干預的有效手段,被視為產權明晰的唯一有效途徑。幾乎所有的轉型國家,都積極通過現代公司制度改革國有企業,通過分散持股來實現經濟分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轉型的進程。但新的問題在于轉型國家的私有化范圍僅限于國內,而沒有外來的競爭,這使得私有化價格非常低。這一現象主要是由于私有化初期轉型國家內部社會分層導致的。多數轉型國家在轉型之前都存在嚴重的利益集團問題,他們利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優勢,控制了大量轉型時需要處理的資源,其中主要是國有資源,使得私有化并不是一種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來實現,相反,市場這一外在制度被計劃遺留的行政權利介入交易獲取資源的內部規則所替代,私有化實際成了權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
C.轉型的結果:制度導致的東西方差異
3.2制度與變遷: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觀點
一、轉型的初始條件、路徑和結果:制度是重要的。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轉型之初的制度會影響轉型國家的改革起點,會影響轉型國家的改革計劃的選擇以及單個國家的轉型路徑。
新制度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分歧:
(1)歷史是否重要?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歷史是重要的。因此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差別對于轉型改革是必要的。例如新制度經濟學指出,計劃經濟的交易成本是正的,并且信息不完全。而傳統經濟學則假設了零交易成本和完全信息。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問題導致了計劃經濟的崩潰。
計劃到市場的轉軌是轉軌國家所有經濟主體一致同意的,這一過程由于要改變所有主體的利益分配,所以必然伴隨著所有主體的強烈關注。安裝個人主義假定,每個人在明顯感到改善時都會表示支持,當發現利益減少時必然會反對,即使這在市場之下是不合理的。轉型經濟由于涉及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必然的要遭遇極大的阻力,他們主要反對的內容包括:(1)產權私有化;(2)進入自由化;(3)價格自由化。
這三方面的阻力主要來自:(1)私有化;阻力主要來自國有企業中的利益集團。(2)進入自由化;主要來自那些在計劃體制下享有壟斷特權的集團。(3)價格自由化。來自削減補貼后個人負擔成本的上升引起的抵觸。
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轉型博弈注定不會在合作的氣氛中進行!!
(2)市場經濟的定語有必要嗎?
市場經濟是否存在不同種類?傳統意識形態觀念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是否存在差別???轉型經濟需要引入的市場經濟是帶有特定形容詞的市場經濟,還是沒有形容詞的市場經濟??(這一問題到目前也并沒有很好的解決。)
(3)制度改革是否可以在一夜之間實現?
新制度經濟學否定了制度速變的假設,但他們既不支持漸進改革,也不完全否定傳統的改革計劃。他們仍然認為:私有化和自由化是從計劃轉型到市場經濟的必要步驟。新制度經濟學更加強調內部制度的影響力,而且認為內部制度的改變會更加緩慢。他們建議:轉型國家只要建立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并為了穩定預期而避免頻繁的改變法律,在這種環境下,內在制度會更可能適應于外在制度。
觀點
二、外在和內在制度:相關性和關系
轉型的特征之一是:經濟轉型與政治民主化同時進行。這意味著在試圖建立一種經濟秩序的同時也要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向契合的政治游戲規則。轉型經濟中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是轉型最大的陷阱。規則的建立可以是迅速的,但執行必須嚴格,否則會出現廣泛的“信用失范”問題。
轉型國家的制度現象和分類
規則的種類 執行的種類 現象 制度的種類
慣例 自我約束第一種:內在倫理規則 行動者的自我承諾 擔心個人信任的腐蝕 第二種:內在習俗 通過信息的社會控制 擔心名譽的腐蝕/交易 第三種:內在私人規則 由私人執行組織 私人仲裁;私人保護機構(黑手黨)第四種:內在國家法律 由國家執行組織 仲裁法庭 外在新制度經濟學假定:制度是在以下三個領域中起作用的,他們可以區分為:
(1)準則和網絡;
建立自身的規則和執行機制。
(2)國家仲裁法庭和私人仲裁法庭;
法庭的公眾接受程度(自愿和脅迫)和法庭的共同運作問題(合作與對抗)
(2)合法或非法的私人保護。
私人主體為了自我保護通過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所采取的行動。
——準則與系統
個人由于面對集體和國家是的弱小,必須采取網絡機制。他們可以選擇依賴任何一種法庭,或者依賴某種私人保護,區別僅在于成本高低。
如果有約必守,那么企業則完全不必要建立自身機制來履行契約,但如果有約不守,而由無法求助于法庭仲裁時,一種自身履約機制就十分必要。
契約關系時轉型經濟中最常用的執行機制,如果契約當事雙方的規制無效,那么第三方法庭的仲裁就十分必要,如果法庭仲裁無法實施,那么自我履約機制必然會出現。
政治的穩定性和法律的嚴肅性有助于形成穩定預期,利于保證契約的履行和規制,并降低轉型過程的交易風險。
缺乏穩定性的轉型環境是導致人際網絡化、私人保護和私人仲裁出現的重要原因。改善的唯一途徑就在于建立法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威,并且要令行禁止,禁止特權,決無例外。——私人仲裁與國家仲裁
私人仲裁法庭是通過工業或貿易組織比如商會而建立的。在第四種內在規則中,他們代表實施的權威。
轉型時期改類私人仲裁或被取消,或被轉為國家法庭仲裁。
轉型時期,幾乎在所有領域私人仲裁所能發揮的作用都是極為有限的,商會類的私人仲裁尤其如此,因為商會本身在轉型過程中也必須重組。但由于商會重組中權利和利益格局的變化,很容易出現混亂:企業不信任私人仲裁法庭,采取自身履約機制。
——(非法)合法的私人保護和腐敗
私人保護被歸入第四種內在制度。包括合法保護和非法的保護。前者如合法的保安公司,是除了國家提供的保護之外的一種合法替代品,個人可以雇傭此類保安公司保護其財產;而后者則如黑社會社團勢力。他們依靠強制性收費來保障安全,非法保護通常是國家無力保護私有財產的產物。
與非法保護組織,腐敗通常被定義為私人和政府機構之間的非法行為(如賄賂)。然而,在轉型國家,試圖區分非法保護和腐敗是非常困難的。在那里,私人和國家部門之間是糾纏不清的。因此,對非法活動的評價通常不區分非法私人保護和腐敗。
事實表明,轉型經濟中合法的私人保護多半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單位,目的在于為企業自身提供“安全服務”,對外性很弱。這一點和前面提到的低穩定性導致社會履約風險較高,企業需要建立自身的履約機制和安全服務。非法的私人保護產生于國家秩序混亂導致的對私人財產的無力保護,其特征為:(1)強制收取保護費用,(2)帶有掠奪性武裝暴力,(3)保護和內部規則帶有勢力范圍的特征,只在內部有效,對外不執行;(4)非法私人保護具有不履約的隱性動機,常見的“黑吃黑”就是明證。
由于轉型國家中的非法私人保護和腐敗是及其普遍的現象,但對其評價卻困難重重。據俄羅斯政府估計,大城市70%-80%的私人企業會受到勒索保護費的黑社會組織和賄賂的影響。根據其他的研究估計,企業被迫花費其收入的10%-30%以應付犯罪組織的服務。企業甚至會考慮利用這種被迫的安全服務取追討債務,但由于非法保護中的“通吃”潛規則,該類非法保護組織在契約履行中的作用并不大。由此,企業更傾向于選擇仲裁來強迫履約。這在一定長度上說明,非法保護和犯罪組織并不能代替國家仲裁。
3.3對制度與變遷的評價
在轉型經濟中,外在制度的變遷必最初預想的要緩慢。一種可行的建議是:在轉型初期要盡快建立和制定并執行一些重要和完善的法律,并保持法規的穩定性以此推動轉型進程。但轉型實際表明:轉型國家沒有持續的追求無條件引入市場經濟這個長期的抽象目標,利益集團和政治家具有明顯的短期目標。他們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積極的濫用和影響國家權力的實施,并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反映出建立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的目標可能會與其他經濟目標沖突,比如政府短期財政收入。但理論認為:此時時間范圍的延伸應該給予優先考慮。
轉型期,對私人仲裁和非法保護的取締應當通過增加法律執行力度,提高透明度和改進信息流動狀況來改善。以穩定的政策引導企業信賴國家仲裁,并樹立法律權威。
4.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與變遷的政策建議
政策建議
一、不要僅僅關注物質資本的增加,相反應該盡快建立正確的制度。
制度的功能在于使得參與者能夠形成某種穩定的預期,從而使得這種預期很有可能會實現。政策建議
二、修改制度應該成為例外二不是規則。
如果改變制度預示著凈收益,那就應該盡可能透明的實施,這樣有利于參與者形成合理的預期,從而增加預期實現的可能性。
政策建議
三、政府只應該批準那些能作出令人信賴的承諾的制度變遷。
助長權利上的或實際上的制度分歧的制度變遷只會導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必然適得其反。這一狀況的改善取決于外在制度和內部制度之間的相容性。如果二者不兼容,那么:
政策建議
四、外在制度的改革應該明確考慮主要的內部制度。使得外在制度大體上與內部制度兼容。
諾斯認為:當正式規則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從而使得它們與現行的非正式約束不一致時,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之間會產生無法解決的緊張關系,從而導致政治處于長期的不穩定狀態。要試圖實現二者直接的良好契合,需要進一步作出的努力是:
政策建議
五、盡量挖掘內在制度的生產潛力和未知能力,對私人參與者實現這些潛能起催化幫助作用。
同時引入多種改革會提高改革的持續能力和效應,但由此導致的某些部門因為減少補貼承擔的福利損失應當在未來的改革中得到補充。因此:
政策建議
六、當目標是進行違反常規的制度變遷時,應該盡量在同一時間推出一攬子計劃來完成它,這個一攬子計劃應當包括這樣的可能性,即在本部門改革中受到損失的人們可能在其他部門的改革中收益。
5.結論與展望
以為新制度經濟學只是對傳統經濟學原理的一種理論挑戰,而尚未形成有效的政策建議是一種不合理的評價。
馬休斯的評論:制度變遷具有復雜性和結果的不可預知性,這些特征導致它具有最終目標的隨機性。就單個組織的制度實驗是可行的,因為即使不成功,它隨整個經濟的影響也無關緊要。而就整體經濟進行制度實驗,則要十分謹慎。沿著這一思路很容易導致膽小的保守主義。(Matthews,1986)(這是一種較為悲觀的評論)。
但對轉型國家的改革進程的研究表明: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和政策上都驗證了自身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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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制度經濟學讀書筆記
淺析科斯《社會成本問題》
科斯在1960年發表的一篇名為《社會成本問題》的文章,從此開辟了從社會成本的角度探討企業的外部性問題。文章首先批判了庇古在《福利經濟學》的某些觀點,他認為單純的懲罰并不能解決好問題,科斯批判的武器就是產權理論。
(一)交易成本的存在
科斯認為經濟問題都具備交互性,工廠造成了對居民區的污染,但單方面讓工廠遷址或者讓居民繼續忍受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必須跳出單方面的局限,從整體來看待究竟是對工廠損失大還是對居民損害多。科斯又講了一個案例,假如農夫與養牛者在相鄰的土地上經營,牛多了會踐踏農夫種的谷物。在不考慮交易成本時,如果養牛者賠償農夫損失,他就會減少牛群規模或者把地用柵欄圈起來,再或者雇傭牧人看住牛群,他必須考慮哪種方式最經濟。由于交易成本為零,因此他會不斷地進行選擇和調整,直到實現他的產值最大化。但是考慮到交易成本的存在,很多假設必須重新考量,因為此時雙方的總成本或者總收益就發生了變化。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況下免責的一方不會有任何動作,而要負責賠償的一方只能改變經營方式減小成本,雙方的總成本就發生了變化,由此可知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二)產權與產值
前面已經部分涉及到產值的問題。科斯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最理想的狀態是總產值的最大化和資源的最優配置。當交易成本為正時情況就不同了,科斯在文章中假設養牛者完全消除損失的成本為80 美元,農夫完全消除損失的成本為50 美元。當養牛者不負賠償責任時,農夫則需要設法消除損失,此時成本為50 美元。而當養牛者負賠償責任時,其需要花費80 美元成本。很明顯,若養牛者不負責任,將增加30 美元的產值,反之則將減少30 美元的產值。我們可以看出產權的界定與法律息息相關,產權的界定不同,產值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科斯在后面的內容中通過對法院審理外部侵害案件情況的介紹和分析, 說明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條件下, 法律體系可以影響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 因而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使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存在于一個存在交易成本的真實世界,科斯的文章給我最大的啟發是要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必須以明晰的產權界定為前提,產權界定不清晰就會就不能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就會存在機會主義者“搭便車”的可能。在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我們要比較不同選擇的成本與收益,本著產值最大的原則解決外部性問題。
即使對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有太多的贊同,太多的啟迪也難掩我的某些疑惑。首先某些社會問題的成本或者收益真的能像商品價格一樣量化嗎?工廠對居民造成的危害怎么計算,環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或許一時無法體現,因它帶來的某些病變會相當長時間地潛伏在人體,這種損失又該如何計算?其次科斯反復強調效率優先,強調產值的最大化,可是某些社會問題問題只考慮效率與收益是遠遠不夠的。環境污染的危害不僅關乎當事者與居民的利益,更關乎整個社會發展的公平正義。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孰輕孰重,即使工廠污染所帶來的利益大于環境破壞所承受的損失,那么我們是否該按照科斯產值最大化的原則繼續容忍這種行為。
淺析《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
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文章中批駁了周其仁和崔之元關于企業理論的某些看法,否定了崔之元關于“美國公司法改革為利益相關者服務,而不僅僅是為股東服務”的論點。(詳見崔之元《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契約》一文)。
(一)財產所有權與企業所有權的辨析
所有權是張維迎全文論述的重點,從財產所有權與企業所有的辨析入手,進一步指出兩者的區別與聯系,進而討論附著于所有權上的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征,最終明晰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法的基本邏輯。在張看來財產所有權與企業所有權是兩個最基本的概念,必須加以界定。財產所有權(產權)指的是對給定財產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而企業所有權則包括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兩者的區別在于擁有同樣的財產所有權卻能導致不同企業所有權安排,可以是勞動雇用資本即勞動者享有索取權與控制權,也可以是資本雇傭勞動即資本所有者獲得索取權與控制權。關于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本身,張引入了不完全契約的概念。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交易成本始終存在,這種不確定性狀態下的契約是不完備的。正是這樣的不完備性意味著企業所有權問題的存在,那么討論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分配索取權與控制權是最優的。
(二)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對所有權的影響 張接下來談到了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從而提出了最優的所有權安排這一說法。對應前面的概念就是講人力資本不同于非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天生依附于其所有者本身不可分離,這就意味著人力資源的所有者可能效用不高,必須通過監督或者激勵,那么按照這個邏輯企業家與資本家合一是最理想的選擇。現實生活中這種狀態卻少見,有資本的人不見得具備企業家才能,有企業家才能的人不一定有雄厚的資本,我們必須在企業家才能與資本力量之間做一個權衡,并非周其仁講的那樣“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否定了資本雇傭勞動”,資本雇傭勞動在某些情況下仍然是成立的。
(三)公司治理與委托代理
張的邏輯推演是嚴密的,在論述完企業所有權以及相應的人力資本理論后,他提出公司治理結構實質上等同于企業所有權,它的結構具體是由一系列契約規定而成,其中公司法規定的投票權實際上就是剩余控制權的表現。那么誰擁有投票權或者講企業的實際控制者是誰,股東?工人?經理還是債權人?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張引用“狀態依存權”,羅列了不種情況下企業所有者的歸屬。第一種情況是企業能正常支付工人工資與還清相關債務,所有者是股東;第二種情況是企業仍然能支付工資但卻資不抵債,債權人是所有者;第三種情況是企業已無法支付工人工資,工人就成了所有者。
但是狀態依存權主要是站在事后來看,但在事前某種狀態即將發生之時各方都或有所動作,狀態依存權的所有者會比較復雜,并非某一方單獨享有。比如風險投資可能會帶來股東利益,但也能造成企業破產損壞債權人利益,此時債權人也是有發言權的,所有者之間的界限并非那么涇渭分明。
全文來看張維迎的邏輯是比較嚴謹的,其理論素養也值得稱道。張認為崔之元首先混淆了財產所有權與企業所有權,誤以為企業所有權的變化等同于財產所有權。張緊接著論證在人力資源與其所有者不可分離的前提下,資本雇傭勞動依然是存在的,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未必擁有資本,批駁周其仁的觀點。崔之元認為公司法改革的前提在于經理為股東服務是有弊端的,提出應該為相關利益者服務。可是張認為從狀態依存權的角度來看,企業所有權并非任何時候都是由股東單獨享有,崔論證的前提都是錯的。之后張又認為崔試圖從赫姆斯特姆的理論尋找公司法變革的依據是文不對題。通過閱讀文章我也粗淺明白了學術論文該有的邏輯范式,如何引證、論證以及如何證實、證偽。也因為相關理論知識的淺薄我很難提出張維迎文章的漏洞,希望隨著對經濟學知識的深入學習再讀此文時會有新的想法。
第五篇: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復習資料
一、名詞解釋
1.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經濟學。它涵蓋了經濟學與制度之間的雙向關系,既關心制度對經濟的影響,也關心制度在經濟經驗影響下的發展。
2.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面臨的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此所獲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場參與者不擁有某種經濟環境狀態的全部知識。新凱恩斯學派認為,不完全信息經濟比完全信息經濟更加具有現實性,市場均衡理論必須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予以修正。
5.產權: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
6.尋租:個人為增加個人財富所作出的對社會凈財富發生不利影響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費用為零,不管初始權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會達到資源的最優利用狀態。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創新:所謂制度創新是指社會規范體系的選擇、創造、新建和優化的通稱,包括制度的調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它的實質是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
10.路徑依賴:它指一個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響下被系統所采納,便會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演進,而很難為其他潛在的甚至更優的體系所取代。
11.產權殘缺:所有權的殘缺可以被理解為是對那些用來確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權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權的刪除。
12.諾思悖論:一方面,國家權力是保護個人權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又是個人權利最大和最危險的侵害者,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衰落。這就是有名的“諾思悖論”。
二、簡答題
1.產權的特征有哪些?
答:(1)產權的完備性與殘缺性。
(2)產權的排他性與非排他性。
(3)產權的明晰性與模糊性。
(4)產權的實物性與價值性。
(5)產權的可分割性、可分離性與可轉讓性。
(6)產權的延續性和穩定性。
2.新制度經濟學有關人的行為有哪些假設?
答: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定有:
(1)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面臨的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此所獲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3)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指人們對自我利益的考慮和追求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
3.簡述交易費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決定交費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認為,人的本性直接影響了市場的效率。市場上交易的雙方不但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還要隨時提防對方機會主義的傾向。
(2)人們行為的不確定性決定交易費用的存在。一個人做出決策時,無從了解其他人同時也在做的決策和計劃。
(3)與個體間產權交易有關的各種行為導致了交易費用的產生。這些行為包括尋找有關價格的確切信息、談判、訂立和約、監督、索賠等。
4.國家在產權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國家憑借暴力潛能和權威在全社會實現所有權。
(2)有利于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中的交易費用。
(3)還取決于權力介入產權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異。
(4)離開了國家,產權制度無法建立,但無效或低效的產權又或多或少與國家有關。
5.簡述制度的構成?
答:(1)制度構成一般概括地講可分為兩大類: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軟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將制度分為三個層次:即憲法層次,集體行動層次,操作層次和選擇層次。
(3)柯武剛、史漫飛將制度分為從人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內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強加和執行的外在制度兩類。
(4)諾斯則認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制度),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制度)和實施機制所構成。這三個部分就是制度構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義?
答:(1)理論意義:科斯定理的理論意義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費用大于零的情況下產權制度安排會對資源配置的效率產生影響,這就使制度安排這一在傳統經濟學中被當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實踐意義:科斯定理的提出為解決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措施。科斯定理的提出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也有可資借鑒之處。科斯定理指出,產權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們在交往中的交易費用,達到最優經濟效率。對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說,它的意義,一是有利于改革者進一步認識產權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們不僅僅滿足于法律上對產權的規定,而重視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具體明確產權邊界;二是啟發人們在探討更為合理
和更為有效的產權配置時,必須考慮交易費用。
(3)方法論意義:進行經濟學研究一定不能脫離實際,要從經濟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事實的詳細考察,以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題
答:(1)產權界定:作為一種分析方法的產權理論,產權經濟學強調財產權的買賣和分配應該是經濟學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對象,而不是商品買賣。財產權的買賣和商品買賣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經濟運行的規律和資源配置。
① 假定個人在現有的階級結構所確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過考察各種可能的制度安排對收益—報酬的影響,從而可能詳細地分析制度安排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
③ 認識到交易費用大于零在所有權情形中具有的實際重要性。
(2)交易費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單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異的關鍵是交易的頻率、不確定性及資產專用性;
③ 各種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屬性所界定的;
④ 每種一般治理模式都適用不同的契約法;
⑤ 交易與治理結構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標;
⑥ 制度環境的變化會導致治理成本的變化。
四、論述題
1.為什么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導致低效率產權的出現?
答:(1)加入不同集團以后,產權的選擇不一定是最優的了,對某一集團有利的產權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團體。
(2)產權的安排取決于利益集團對統治者的影響力。在利益集團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從屬于大集團的個人,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獲得有關可靠信息的高額成本;二是搭便車問題;三是相對較小的人均受損額。越是小的利益集團越是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從而可以影響統治者。為什么少數人能愚弄多數人呢?有兩種相互聯系的原因:產權結構的邊際變化能導致人們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這些變化中,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
(3)利益集團對統治者的影響力決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歡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種制度能否得以實行,就要看一個社會的決定政策的權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團阻止有效的產權制度變遷的原因:
① 從輿論上打著國家利益的招牌,進行院外活動,影響政府制定對自己有利的產業政策或保護政策。
② 對新的進入者設置障礙,即斯蒂格勒所說的一種管制需求,強調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資源等。
③ 在這種有利益集團影響的行業或部門往往形成以行政壟斷為支撐的產權結構,其他經濟主體很難進行這些行業,產業缺乏競爭,從而導致低效。
2.試比較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
答:(1)兩者相互補充:
① 當誘致性制度變遷滿足不了社會對制度的需求的時候,由國家實施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就可以彌補制度供給不足。
② 制度作為一種“公共品”也并不是無差異的,即制度是有層次性、差異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給及其變遷只能由國家來實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變遷,由于適用范圍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關的團體(或群體)來完成。
(2)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有許多共同點,如兩者都是對制度不均衡的反應;兩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較的基本原則等。
(3)種制度變遷模式差別:
① 制度變遷的主體不同。
② 兩類制度變遷的優勢不同。
③ 兩類制度變遷面臨的問題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聯系與區別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等,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常常將正式制度稱為正式規則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強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習俗習慣、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及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
聯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產生的前提和基礎。(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種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補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會約束體系。
區別:二者之間只有量的差異,而無本質的不同。(1)存在和表現的形式不同。(2)實現機制不同。(3)實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運行成本較高。(4)形成和演變的時間長短和穩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變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變卻是一相當長期的過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規則是可以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認知表達和傳導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運行所依據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認的知識,而正式制度可以通過語言或以符號形式進行表述、傳遞和存儲。
總之,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作為社會制度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互為條件、相互補充。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同時關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