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趙樹理和老舍創作的民族風格

試析趙樹理和老舍創作的民族風格

摘 要:在我國現當代文學的優秀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帶有民族色彩,其中,趙樹理和老舍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作

家,他們創作中的民族風格也最為突出。

關鍵詞:民族風格;創作;趙樹理;老舍

一切文學作品都屬于一定的民族,但不等于一切文學作品都帶有民族風格。在我國現當代文學的優秀作品中,幾乎沒有一部是不帶有民族色彩的,只是有程度的差別。其中,趙樹理和老舍創作中的民族風格尤為突出。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盡管他們的寫作對象不同,但從內容到形式都繼承并發揚了我國文學創作的優良傳統,創立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一、民族風格在創作內容上的體現

民族風格在趙樹理和老舍的作品中是通過很多方面反映出來的。如時代氣息、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風俗習慣等等。

一部作品所描繪的具體生活畫面越是與民族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將越反映出民族生活的歷史特點、時代精神,就越富有民族特點和生活本質。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展示了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婚姻制度,擺脫封建束縛,掌握自己命運的社會現實,《李有才板話》表現了農民如何逐漸站立起來,打倒惡霸地主、徹底翻身的過程,而《李家莊的變遷》更進一步描寫出農民們由覺醒到斗爭直到打倒地主取得最后勝利的過程。趙樹理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情況下,雖然沒有直接描寫抗日戰爭,但有力地起到了配合抗日戰爭的作用。以后的《三里灣》、《登記》等作品,也都和時代緊密聯系,充分表現了時代精神。老舍從1925年開始正式進行創作。最初的作品如《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寫的都是中國一般市民的遭遇、夢想、掙扎和相互的傾軋。作品透過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老舍沒有去寫那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沒有直接去寫上層統治者和外國侵略勢力如何殘害人民,而是揭開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層社會的一角,真實地反映了那個黑暗社會的整個面貌,讓人們親眼去看血淋淋的生活現實,《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月牙兒》就是這樣的作品。老舍把對危害人民的舊勢力、舊制度的批判同喚起民眾自身的蘇醒聯系在一起。到了抗戰時期,他把抗擊日寇的侵略同喚醒民眾從封建的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襲思想中求得解脫聯系了起來。這就是他給抗戰后第一部長篇小說題名為《蛻》的原因。老舍一生的創作都是出于一個作家的愛國之心和自覺的社會責任感。無論是小說創作還是戲劇創作,都體現了濃厚的時代氣息。

文學的民族風格與民族的題材有著密切關系,但僅僅有了民族題材,也還不能使作品成為真正民族的東西。這就是說,當作家的創作表現了民族性格特征時,那么民族的風格也就會明顯地表現出來。趙樹理的作品突出地表現出了處于民主

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的性格特征。他們是敢于反抗邪惡、心地善良、富有韌性和樂觀精神的英雄。小二黑在強大的封建勢力迫害下,毫不示弱,充滿信心,并喊出“送到那里也不犯法”的話。《李有才板話》中“小字輩”人物,在惡霸地主面前,也表現出他們的機智、勇敢和膽略。這些人物倔強不屈的性格,藐視權貴、敢做敢為的精神,使農民形象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社會發展了,人物的性格也在變化著,《三里灣》中的人物已不同于小二黑、鐵鎖和小順了。金生勤勤懇懇為群眾服務,在領導群眾秋收、擴社、整黨、開渠等中心工作中充分表現出他的工作才能和高貴品質。玉生認真鉆研、虛心學習,一心想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就更突出。老舍筆下的勞苦人民,寫得大多是可愛的。他們都是善良的,具有忍讓和寬容的美德。他們沒有受到書本上那些陳腐思想的毒害,顯得單純、樸素;他們也承襲了民族傳統的文化教養,即千百年來流傳在民間的道德信念:講義氣,守信用,保持節操,扶困濟危,這些都是構成他們信念的基礎。像李四爺、祥子、常二爺、劉棚匠、小福子、長順、三等巡警等,老舍對這些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他多次在作品里贊美這些樸實的勞動者,但他也看出了他們的種種性格弱點,即舊勢力對他們精神上的損害和扭曲,并且深刻地指出這些弱點形成的社會原因,力圖揭示特定時期市民性格的變化趨勢。

地方色彩有時會透露出民族氣魄,而民俗是最能透露廣大人民的歷史生活的。趙樹理出身于貧苦的農民家庭,老舍出身于北京城的貧苦市民家庭。他們嘗受過痛苦生活和艱辛的滋味。他們長期生活在底層社會中間,就是其中的一員。正因為趙樹理和老舍對農村和市井,對農民和底層市民的一切了解得非常深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地方色彩渲染得也非常自然、生動。欣賞趙樹理和老舍的作品,很容易使我們嗅到山西山區的鄉土氣味,聽到醇厚的京腔京韻。民族風格是滲透于整個文學創作之中的內在因素,作品中如果能描繪出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寫出地方的山光水色、社會風俗、生活習慣等等,無疑會突出作品的民族色彩。表現民俗,在趙樹理小說的民族風格的創造中起著重要的和顯著的作用。《登記》里的羅漢錢、玩龍燈、說媒、走娘家等等,這些民間習俗是通過他所反映的生活和他所創造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的。可以說,離開了趙樹理所創作的生活圖畫和人物形象就無所謂民俗,反過來說,離開了民俗,趙樹理也就難以說他的故事和創造他的形象。沒有陰陽八卦、黃道黑道的描寫就沒有二諸葛,沒有擺香案、頭頂紅布裝扮天神的描寫就沒有三仙姑,沒有羅漢錢就串連不起來小飛蛾和艾艾的故事,沒有端著碗出來吃飯的描寫,《李有才板話》和《“鍛煉鍛煉”》的情節就得重新安排。趙樹理對于民俗的描寫是自然而巧妙的,民俗對于趙樹理小說生活化、形象化、群眾化、民族化的作用是顯著而重大的。而京味是老舍市井題材小說的獨特風格。老舍筆下的北京城是相當真實的,山水名勝古跡胡同店鋪基本上都用真名,共有240多個。北海是寫得次數最多的一個地方。京味不僅是北京的風景氣候,更是紅墻綠瓦包圍著的城池中北京人特有的情態風味,以及人們所感受到的京城的文化意味。老舍長于描繪在北京獨有的大雜院、茶攤、廟會、書場、車廠子、白房子、商行里發生的人與人的糾葛,善于從一包紅棗,一小盒杏仁粉,一尊兔兒爺,一碗酸豆汁中去體味北京人特殊的文化心態。老舍精心找尋的是生活于北京市井之間滿漢相兼的“老”北京人的氣質,他將景物、風俗與活動于其中的北京市民的心態聯系起來。僅從中秋節送來送去的那包早已過期的食品中,便可窺見北京小市民在謙恭禮讓背后的敷衍和虛偽。而那些旗人后代在逛鳥、品茶、唱戲的閑情中所顯現的耗財買臉、盛氣凌人,更足以說明北京人“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的死要面子的臭毛病。老舍的許多作品從各個側面逼真而

又生動地展現了北京小市民在文化古城的氛圍中生成的特有的情態及其性格趨勢,描繪出一幅幅色彩鮮明的現代北京的“清明上河圖”。趙樹理和老舍作品中這些民俗和細節的描寫,使我們覺得非常親切、真實,透過它看到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祖國的自然風光,從而激起了我們民族的自豪感。

二、民族風格在創作形式上的體現

一個民族的群眾語言總是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大眾風格,趙樹理和老舍的文學語言都是經過錘煉加工的人民大眾的口語。他們作品的民族風格,首先是通過他們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趙樹理以勞動人民的口語為基本成份,吸收了說書人口中一些活的詞匯和現代漢語的一些新詞匯,把它們熔于一爐,煉出非常純粹的群眾語言,這就是他自己的獨特風格的語言:通俗化、口語化。不但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如此,就是作者的敘述、描寫也是如此。它們是從勞動人民的口語中提煉出來的,非常平易、樸素,而且純潔、生動,毫無知識分子的腔調。另外,趙樹理的語言非常輕松、活潑、幽默,風趣橫生。這種特色我們在群眾聊天時可以聽到,在古典小說和民間故事中也屢見不鮮。如《傳家寶》中小娥的丈夫對小娥說:“你不用和稀泥!”這里的“和稀泥”既通俗又形象,意思也表達得透徹。《老定額》中寫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飯,喜歡“自由碰座”,既確切又簡練。人民群眾的口語,經過趙樹理的提煉,無論是描情寫景,還是繪影傳神,都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他很少使用方言、俏皮話、歇后語等,只憑那些平實樸素的語言卻能把思想傳達得十分精確,把形象描繪得非常逼真。而老舍則巧妙地運用市井流傳的京腔土語來創造他的小說中獨特的京味。他精選那些形象性強又朗朗上口的方言土語,如“差不離”、“套近乎”、“吃不了兜著走”、“扯閑盤”、“喝貓尿”、“陰死巴活”、“貧嘴惡舌”等以增加文學語言的生動、幽默。選擇適當的歇后語如“吊死鬼說媒,白饒舌”,“蛤蟆墊桌腿,死挨”等,使小說文字更加活潑。此外,他還選用了北京地區特有的兒話音如“叫真兒”、“摳門兒”、“事由兒”、“壓根兒沒完”等表現北京市民口語的圓潤和油滑。老舍的語言妙語連珠,變幻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京味。正是這種京味兒語言塑造了活生生的京味兒人物,體現了老舍語言的民族特色。

民族風格的形式不僅僅是語言問題,在作品的藝術表現手法上,趙樹理和老舍也具有非常濃厚的民族特色。趙樹理作品的表現手法完全是從傳統小說、評書的結構方法中演化出來的。具體地說,他的小說總是有很強的故事性,情節連貫,有頭有尾,有的只有一個小故事,有的通篇是個完整的大故事,中間又包含著若干小故事。無論是《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還是《三里灣》都是如此。在情節的發展中,趙樹理還運用了《話本》和《評書》等古典小說中常用的“扣子”和“驚人筆”等手段,深深抓住讀者的心靈。老舍則是一位吸取了我國傳統藝術營養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對于我國的民族文藝和民間文藝非常熟悉,也非常熱愛,對傳統戲曲和曲藝有獨到的見解。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創作了許多“抗戰京戲”和宣傳抗日的鼓詞、墜子、相聲和拉洋片詞。北京的曲劇這一劇種的產生就和老舍有密切關系。在話劇創作上,他有意識地繼承了我國傳統戲曲和曲藝的表現方法。中國傳統戲曲認為舞臺就是演戲的場地,不存在“幾堵墻”的觀念,讓觀眾被劇情所吸引、所打動,和劇中人物同哭同笑,不完全依靠寫實的布景裝置,而是依靠了劇情的逼真和表演者的真情實感。他的劇作盡可能在簡練的劇情里,表現出復雜紛紜的生活面貌。《茶館》的“散文式結構”中,無法找到仿制的痕

跡,充分發揮了作家自己的獨創精神。我們從老舍的劇本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話劇創作上大量溶化了戲曲藝術的許多特點,他不受西方話劇三一律、四堵墻的限制,而把話劇舞臺同樣看作是“演戲”的場地,對于話劇的形式和技巧,他都是從戲劇的主題思想和塑造人物的要求出發來考慮的,因此,他的作品的主題和人物是多種多樣的,他的藝術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他的戲劇觀是和中國傳統藝術的以情感人、以情動人的主張相一致的。所以我們無論讀他的小說還是劇本,都感到十分親切,這不僅是他寫的都是我們自己身邊的人和事,在藝術上他同樣表現了十分鮮明的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中國傳統戲曲歷來講求舞臺和表演的形式美,強調藝術的欣賞性。老舍在他的話劇創作中同樣吸取了戲曲的這種特點。《茶館》的布景,就比舊北京的大茶館要漂亮得多,觀眾既接受了思想內容的陶冶,又得到了美的享受。舞臺人物的衣服色彩也講究協調。他還要求戲劇語言有節奏感,有韻味,講究平仄。看老舍的話劇節奏感很強,聽他的臺詞,像欣賞一首好聽的音樂。這也是受中國戲曲講究聲韻節奏的影響。

趙樹理和老舍是我國杰出的現當代作家,他們的作品,以新穎獨創的民族風格,充滿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藝術經驗,也給我們留下了我們民族引以為自豪的文化遺產。

第二篇：老舍創作生涯

老舍創作生涯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一流作家、世界級語言藝術大師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1899年2月3日出生在一個滿族的貧民家庭。他的父親舒永壽是一名隸屬正紅旗滿洲的守衛皇城的護軍；老舍出生的第二年，父親在與八國聯軍的巷戰中陣亡，老舍幼年時是靠著勤勞、誠樸、講義氣的母親給人縫洗衣服撫養長大的，母親是對他施以最初的“生命教育”的第一人。而他得以受教育是得助于樂善好施劉壽錦（1925年出家，號“宗月大師”）代交學費把他送入私塾就讀。他自幼廣泛接觸民間說唱和古典詩詞，并熱衷慈善事業。1918年6月，老舍以品學兼優的成績畢業于北京師范學校，任教于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并兼校長。這時，“五四”運動爆發了，老舍雖沒有直接參加卻受到很深的教育，影響了他畢生的思想感情和創作。

1924年夏，老舍由燕京大學英籍教授艾溫士推薦（那時老舍在燕大旁聽英文課）,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講師，并在第二年創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隨后的長篇《趙子曰》、《二馬》也都是在英國完成的》1929年夏他離開英國，途經法、德、意、新加坡，寫出了中篇童話小說《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國后，老舍受聘于濟南齊魯大學任文學教授兼國學研究所文學主任；1934年又去山東大學文學院任教授。這一段時日中，他創作了長篇小說《離婚》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如《月牙兒》、《黑白李》等。

1936年至1937年，老舍先后發表了長篇《駱駝祥子》和中篇《我這一輩子》。《駱駝祥子》描寫的是老舍所熟悉的北京貧民的生活，是一部現實主義力作，代表了老舍30年代創作的最高峰，并同后來的《四世同堂》一起，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大師級的地位。抗戰爆發后，老舍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總務部主任，專心致力于抗戰文學的創作。1944年至1947年，老舍創作了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這部小說以淪陷后的北京為背景，以一家祖孫四代為線索，表現了淪陷區人民承受的苦難和不屈不撓的斗爭。建國后，老舍主要投入到話劇創作中，《茶館》、《龍須溝》是其代表作。其中，《茶館》在國外演出引起轟動，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為老舍贏得了世界級的聲譽。1951年，北京市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1966年8月24日，老舍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七歲。

老舍一生共創作小說、詩歌、戲劇、曲藝等作品百余種，約八百萬字。代表作有小說《駱駝祥子》和話劇《茶館》。他的作品被評價為“融平民意識、現代意識、地方特點和執著的人文精神為一體”，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如《四世同堂》、《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等深受廣大讀者喜愛。他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藝術大師，他的作品與矛盾、巴金的長篇創作一起，構成了現代長篇小說藝術的三大高峰。

第三篇：當代社會政治生活對的趙樹理創作的影響

當代社會政治生活對的趙樹理創作的影響師范學院B11019號韓倩怡趙樹理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是“山藥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小說敘事是用日常口語，適合農民去閱讀，他的小說從來不以一兩個英雄人物為中心，而是平鋪直敘的展示群體的農民故事，逼真地寫出日常生活細節的過程，仿佛是聽一個民間說書人在鄉場上講村里的故事，說到哪個人物，那個人物就成為故事的中心，細細節節的過程很真實地被描述出來。但建國后趙樹理的作品就受了當代政治生活的很大影響

當代政治生活對趙樹理的影響在《鍛煉鍛煉》與《小二黑結婚》這兩部作品中就有著十分鮮明地體現，兩者的創作背景不同，究其主要原因則是受到政治生活的嚴重影響，因而也造成了兩部作品在內容和表達方式上也有著十分大的不同，更在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上也有著十分大的出入。

《小二黑結婚》創作于1943年，當時處于抗日戰爭階段，趙樹理在山西從事各種文化事務，對于生活充滿了激情，對于創作也是同樣，他的作品充滿希望，熟悉農村生活，貼近農民，而且通俗易懂，是積極向上、新鮮活潑的，鄉土氣息濃厚，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結局也是皆大歡喜，他的創作風格在《小二黑結婚》這一作品中有著十分鮮明地體現，這部作品是趙樹理的成名作，作品主要講述了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戀愛了，可是遭到了多方的反對。最后小二黑和小芹借著自由之風之先河，有了大團圓結局。作者賦予小二黑和小芹的個性都是很有勇氣為自己的謀求幸福的，他們的時代也是可以謀求幸福的，所以哪怕多方反對，小二黑也說“不怕”。謳歌的不單是自由戀愛的勝利，更謳歌了進步戰勝落后的真理和農民思想的覺醒，主要描寫新舊農民新舊思想的沖突，暗示了中國農民的出路和一個時代的出路。整篇小說詳略得當，人物安排和情節描寫都駕輕就熟，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征，為新社會、新政權的勝利譜寫了一曲熱情的贊歌。也體現了作者對新社會的憧憬。整部作品的幾點是喜悅的。

《鍛煉鍛煉》寫于1958年，正是“大躍進”的高潮期間，與農民血肉相連的趙樹理不會不敏銳地發現中國農村正處于這“天聾地啞”的前期。1958 年農村“大躍進”運動，出于指導思想違背了農業生產的基本規律、各級領導盲目地夸大農業產量，以迎合好大喜功的國家意志，結果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嚴重破壞但是，當時真實的生活是不允許被反映被揭露的，相反，文藝界一方而積極提倡所謂“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另一方面也相應發起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運動，真實描寫現實生活的創作非但不可能發表，而且還會給作家帶來禍害，所以，當時許多歌頌“大躍進”的文學創作和所謂“民歌”，是對現實生活的歪曲性的描寫。趙樹理就在這時候發表了短篇小說《鍛煉鍛煉》。小說開篇就用一個大字報上的文章來引入，著重描寫了兩個落后的“農業社員”、一個外號叫“小腿疼”、一個叫“吃不飽”，這兩個外號似乎暗示了農民勞動積極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后，農民的土地交了公，勞動也成了集體性的勞動，每天由領導安排具體勞動任務。在勞動力短缺和勞動積極性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不參加勞動的人就會受到嚴厲批評。小說就從楊副主。小說就從楊副主任如何整治這兩個落后農民寫起。第一個沖突高潮是楊副主任利用大字報的形式公開批判這兩個社員，于是引起了“小腿疼”大鬧社辦公室，但終于被下部利用法律和政權的力量壓服。小說的第二個沖突高潮：因為社員出產率低，查原因是一部分落后的群眾嫌工分太低，定額太高，還有就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只愿意拾“**”，不愿意為社里摘棉花。于是楊副主任又想出一個辦法，他頭—天晚上開社員大會宣布第二天集中拾**，等到第二天本來不愿出工的婦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為集體摘棉花，并批評那些受騙上當的婦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出工的，所以不但必須強迫參加勞動而且還要檢討。小說第三個沖突高潮又回到“小腿疼”等人身上，原來她們以為第二天是拾**，于是就自己單獨去拾花，結果變成了“偷棉花”，被當作罪犯接受群眾的批斗。作為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趙樹理實實在在地寫出了農村出現的真實情況。干部就是這樣橫行霸道地欺侮農民，農民就是這樣消極怠工和自私自利，農業社“大躍進”并沒有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只能用強制性的手段對付農民，就這樣給后人留下了歷史的真實性。他只是想反映農村現狀是怎樣的，作品在通俗的言語中透漏著對于現實狀況的不滿與失望。

第四篇：沈從文趙樹理

沈從文的小說創作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原名沈岳煥，筆名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苗族，祖母劉氏是苗族，其母黃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漢族。沈從文是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東大學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沈從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生平年表(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

1902年生于湖南鳳凰縣一個貧苦之家，學名岳煥，乳名茂林，字崇文。1917年參加湘西靖國聯軍第二軍游擊第一支隊，駐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鄉小學畢業后，隨當地土著部隊流徙于湘、川、黔邊境與沅水流域一帶，后正式參軍。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學未成，在郁達夫、徐志摩等鼓勵下自學寫作。

1923年去北京。報考燕京大學國文班，未被錄取。在北京大學旁聽。

1924年開始在《晨報副刊》發表作品，接著又在《現在評論》、《小說月報》上發表。

1928年從北京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籌辦《紅黑》雜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吳淞中國公學任教，愛上女學生張兆和。這時期的作品集為《鴨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國立青島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前身）執教，到抗戰前，出版了20多個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雛》、《月下小景》、《八駿圖》等。

1931年陪同丁玲營救胡也頻未果，護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國立山東大學任文學院講師；

1933年9月9日，與張兆和結婚。同月23日，與楊振聲合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創作《邊城》。

1938年春，到昆明，繼續與楊振聲編選中小學國文教科書。11月，任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開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長期從事文物研究工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壓力而自殺，獲救。

1960年發表《龍鳳藝術》等文。

1969年去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

1978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1980年偕夫人張兆和赴美探親講學。

1981年出版了歷時15年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1983年突患腦血栓，住院治療。

1984年大病一場。搶救脫險后，說話、行動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去世。文學創作：

沈從文14歲高小畢業后入伍，15歲隨軍外出，曾做過上士，后來以書記名義隨大軍在邊境剿匪，又當過城區屠宰稅務員。看盡人世黑暗而產生厭惡心理。接觸新文學后，于1923年尋至北京，欲入大學而不成，窘困中開始用“休蕓蕓”這一筆名進行創作。至三十年代起他開始用小說構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邊城》《長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記》。他以“鄉下人”的主體視角審視當時城鄉對峙的現狀，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所顯露出的丑陋，這種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反的觀念大大豐富了現代小說的表現范圍。

沈從文一生創作的結集約有80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早期的小說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愛》等，基本主題已見端倪，但城鄉兩條線索尚不清晰，兩性關系的描寫較淺，文學的純凈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創作顯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說有《龍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駿圖》《如蕤集》《從文小說習作選》《新與舊》《主婦集》《春燈集》《黑鳳集》等，中長篇《阿麗思中國游記》《邊城》《街》《長河》，散文《從文自傳》《記丁玲》《湘行散記》《湘西》，文論《廢郵存底》及續集、《燭虛》《云南看云集》等。沈從文由于其的創作風格的獨特，在中國文壇中被譽為“鄉土文學之父”。

從作品到理論，沈從文后來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以及與它的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結構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于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沈從文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前者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后者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其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中獲得表現的，而都市題材下的上流社會“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他這種獨特的價值尺度和內涵的哲學思辨，構起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也正由于這種對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學”的批判，以及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沈從文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說《邊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表現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過湘西兒女翠翠戀人儺送的愛情悲劇，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一代又一代重復著悲涼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

沈從文先生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狀如云茹，高2．8米，寬1．9米，厚0.9米，重約6噸。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跡，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面，為先生姨妹張充和撰聯并書，聯曰：“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由中央美術學院著名雕塑家劉煥章教授鐫。趙樹理的小說創作

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著名小說家、人民藝術家。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范，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社會生活、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1943）、《李有才板話》（1943）、《李家莊的變遷》（1946）、《福貴》等。全國解放以后，繼續深入農村生活，筆耕不輟，馳騁于中國文壇。短篇小說《鍛煉鍛煉》《登記》、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集），以及《實干家潘永福》、長篇小說《三里灣》（1955）等。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我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藥蛋派”的文學流派。

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

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趙樹理照片集錦(4張)《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里“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里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里。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后，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并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占了張鐵鎖的土地，并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后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后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于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戀愛婚姻習俗

趙樹理的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借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于福時，剛剛15歲，是前后莊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涂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里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愿，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鬧新房，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后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征意義。民間文藝表現手法的運用

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

最早版本的解放前新文學紅色經典精品《小二黑結婚》，書上有彭德懷一生唯一一次為一部文學作品的題詞。這本《小二黑結婚》只有薄薄的22頁，土紙鉛印本，封面主體色調為米黃色，正上方是小二黑和小芹在一個土窯里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的圖案，左邊印“小二黑結婚”五個大字，下方括弧內注明“通俗故事”，最下方印有“趙樹理著”，“新華書店出版”字樣。打開扉頁是一幅插圖和書名等，之后就是版權頁，版權頁上顯示此書于1943年9月初版，印數4000冊，定價一元。

在版權頁之后，赫然印有彭德懷的親筆題詞手跡：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姜小平說，此本初版本最大的特點就是刊發了彭德懷的題詞，據說這是彭總一生唯一一次為一部文學作品題詞，而且《小二黑結婚》得以出版并流行，也是因為彭德懷。

1943年春天，趙樹理從農村回到北方局調查研究室，交給楊獻珍一篇他寫的《小二黑結婚》。楊獻珍看了這篇小說稿，覺得很不錯，就送給彭德懷夫人——中央北方局婦委書記浦安修看。浦安修出身書香門第，她看了小說稿后認為，《小二黑結婚》在反映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許多作品中，是別開生面的一個杰作，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好作品。隨后，書稿便由彭德懷轉交給太行新華書店去付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書稿交到太行新華書店，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因為新華書店負責人認為，這個故事暴露了解放區的陰暗面。《小二黑結婚》久久不能出版，彭德懷很氣憤，就隨手在一張紙上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并親自把這個字條交給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最終書稿才得以出版。

第五篇：趙樹理《鍛煉鍛煉》

趙樹理《鍛煉鍛煉》

《鍛煉鍛煉》產生于“問題小說”，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候。作者仍堅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和反映農村生活，不諱飾小農意識的頑固，成功地塑造了兩個落后婦女——“小腿疼”、“吃不飽”的藝術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惡勞、撒潑鬧事，“吃不飽”的貪吃懶做、撥弄是非、背后攛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農民消極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農民的艱巨性和清除小農意識的長期性。

《鍛煉鍛煉》中有“吃不飽”“小腿疼”兩個落后農婦。在干部和群眾思維框架下展開的敘述，一邊是干部利用大字報、批斗會等體現政治權力的手段對待一般農民，一邊是竭力躲避權力制約的人物“吃不飽”和“小腿疼”。這兩個人都成了斗爭目標，成了以領袖、法院、鄉政府名義威脅的對象。“小腿疼”這樣的客觀上與社會主義中心運動不一致的人物與寫英雄人物的時代精神不可避免地相互沖突。主任王聚海是個老中農出身，早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好給人和解爭端，人們常說他是個會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個人的“性格”，主張按性格用人；他給人平息事端，主張“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為凡是懂得他這一套的人就當得了干部，不能照他這一套辦事的人就還得“鍛煉鍛煉”。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風，使“爭先社”里解決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輕的副主任楊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楊小四等人采取了與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說由表現農民內部的思想意識斗爭進而表現干部隊伍中思想作風的矛盾，既明確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的小說主旨，顯露了批判矛頭所向，從而體現了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深度。

趙樹理的《鍛煉鍛煉》既沒有寫英雄人物，也沒有寫出階級敵人的破壞及與之斗爭的過程。這樣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有邵荃麟所謂“中間人物”的特征，有人稱之為“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蕓蕓眾生”。

小說還從更深的意義上揭示農民群眾中消極落后意識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黨的某些干部對其采取了姑息縱容的錯誤態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寫“小腿疼”、“吃不飽”損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談舉止，而是同時描寫社主任王聚海對其不講原則、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風，從而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中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及解決矛盾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