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修正案(八)對監獄工作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刑法修正案

（八）》對監獄工作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這是繼1997年新刑法修訂后的第八次修改和補充，也是自1997年全面修訂刑法典以來進行的規模最大、最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刑法修正案(八)》貫穿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其中對判處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的減刑、假釋作了嚴格規范，對數罪并罰執行期限作了調整，加大了對累犯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力度，對社區矯正作出了規定。這些修改和補充必將對監獄行刑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即不僅會出現押犯數量和構成的變化，也將促使監獄的教育、管理模式出現新的轉變。

一、《刑法修正案(八)》與監獄行刑直接相關的內容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與監獄行刑直接相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對于刑法第五十條、七十八條、第八十一條的修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限制對死緩犯的減刑

《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條的內容對《刑法》第五十條作了兩點重要修改:一是將原規定中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后，“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為“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二是增加規定第二款內容，即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這方面的修改一方面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以建立嚴格的限制適用死刑以及死刑緩期執行、無期徒刑執行制度。另一方面，對死緩犯減刑的嚴格限制將使監獄關押死緩犯的數量逐步增多，加大了重刑犯監獄的監管壓力。

(二)延長死緩、無期犯減刑后的實際執行刑期《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五條的內容對《刑法》第七十八條有兩點重要修改:第一，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最低實際執行刑期由10年提高到13年。二是《刑法修正案(八)》第十條對《刑法》第69條作了修改，對數罪并罰后總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執行的刑期最高可達25年，其減刑后實際執行的刑期就要超過10年(不能少于12.5年)。第二，人民法院決定限制減刑的死緩犯，其最低實際執行刑期作出了特別嚴格的規定。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50條第2款規定，決定對其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緩刑執行期滿后減為無期徒刑的，最低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緩期執行期滿以后因有重大立功表現被減為25年有期徒刑的，最低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延長死緩、無期犯減刑后的實際執行刑期，將使監獄押犯結構出現新的變化，監管壓力增加，監獄的教育、管理方法和手段也將出現新的轉變。

(三)完善假釋制度

刑法第八十一至八十六條都是關于假釋的規定，本次修改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刑法修正案(八)》對于第八十一條的修改，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將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釋前實際執行的刑期，由10年以上提高到13年以上。這與前文所述的第78條中關于無期徒刑罪犯的最低實際執行刑期的規定相一致。

第二，調整了關于假釋條件的表述。將假釋條件中“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改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與原來規定相比，修改后的規定操作性更強，更于理解和把握。

第三，擴大了“不得假釋”的罪犯的范圍。在原規定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放火、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不得假釋。

第四，規范了假釋的執行。明確規定將假釋罪犯納入社區矯正的范疇。《刑法修正案(八)》

第17條對刑法第85條進行了修改。將原規定的對被假釋的犯罪分子，在假釋考驗期內，“由

公安機關予以監督”修改為“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明確規定將假釋罪犯納入社區矯正的范圍。

二、《刑法修正案(八)》的實施對監獄行刑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監管安全壓力顯著增大

由于重刑罪犯實際執行刑期的加重延長，重刑罪犯在押犯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特別是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的罪犯在監獄占押犯比例逐年上升。更多的高危重刑犯將在高墻中渡過漫長的服刑生活，大部分罪犯極易產生悲觀厭世情緒;面對漫長的刑期，特別是與同監其他罪犯相比，一些罪犯甚至會產生絕望心理，自殺、自傷自殘、抗拒改造和監獄又犯罪案件勢必增多。縱觀監獄歷史，大量又犯罪惡性案件幾乎都是由罪犯絕望心理未能得到及時有效防控而釀成的。實踐證明，罪犯絕望心理是監管安全潛在的最大隱患，是引發監管安全事故的“導火索”，是監管安全工作的最大亂源。這些都給監獄在行刑理念、規章制度、運行機制、管理手段、教育措施、基礎設施等方面都帶來巨大的挑戰。

(二)教育改造工作面臨新的挑戰

由于重刑犯服刑時間的延長，他們易出現前途渺茫，喪失改造信心，特別是限制了重刑犯的減刑幅度，目前監獄普遍推行的罪犯計分考核等激勵作用將被弱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改造動力，并易誘發他們的叛逆心理，極易出現消極改造、抗拒改造現象，教育改造的強度和難度將急劇增加。絕大多數重刑犯，特別是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都具有人格缺陷，大部分都患有偏執型人格障礙和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由于長期受不健康心理的支配，對現實社會尤其是社會制度不滿，在思想上表現為頑固不化、固執己見，在行為上表現為消極對抗、攻擊性強，在改造期間認罪悔罪意識差，也極易出現排斥和抵觸監獄改造政策、不服管教，甚至對抗監獄的一切監管活動以致發生嚴重的反改造行為。

(三)監獄老年犯增多

如果將全部罪犯分為青少年組(14—25歲)、中年組(26—50歲)、老年組(50歲以上)，以國家2005年犯罪調查統計資料為劇，罪犯中26—50歲的中年組所占比重最大，超過60%。如果以一個26歲的中年組罪犯為例，在服刑了25年之后，刑滿釋放即將步入老年。美國經典影片《肖生克的救贖》最令我們震撼的是垂垂老矣的老布魯克斯在服刑50年后走出監獄，卻因無法適應社會生活，最后選擇了自殺。因重刑犯執行刑期變長，且嚴控了對重刑犯的假釋，則必然會導致監獄老年犯的增多，從而給監獄醫療保障系統帶來了較大壓力。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面對漫長的刑期，隨著服刑時間的推移，家庭因素對罪犯改造的促進作用將逐漸弱化，親情感化教育被淡化，罪犯出監后也難以重拾家庭的幸福，更面臨著回歸社會后的養老保障等社會保障問題。這些難點如何解決，關系到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問題，僅僅依靠監獄自身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四)監獄重刑犯將持續增長，押犯數逐步上升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所謂避免“死刑偏重、生刑偏輕”，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死刑的減少意味著重刑犯人數將有所增加。《刑法修正案(八)》第16條增加了“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不得假釋重刑犯的增加造成重刑犯增長。同時，部分犯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也將造成重刑犯的增長。在押罪犯服刑的時間延長，押犯人數逐步積累增加。《刑法修正案

(八)》第10條將有期徒刑總和刑期提高至二十五年;第四條嚴格限制了了死緩的減刑，并且在以后的減刑中還將限制減刑;第15條，對無期和死緩犯的實際執行時間，分別至少增加三

年和六年，即判處無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判處死緩的不能少于二十年;第16條增加對故意殺人，放火、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以上四個條款的修改，增加了服刑人員的服刑時間，監獄押犯數將逐步上升。

三、應對影響的幾點對策

(一)科學推進分押、分管和分教制度的實施，試點建立全封閉的高度戒備監區

根據《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標準規則》第8條規定:“不同種類的囚犯應按照性別、年齡、犯罪記錄、被拘留的法定原因和必需施以的待遇，分別送入不同的監所或監所的不同部分”。我國《監獄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監獄根據罪犯的犯罪類型、刑罰種類、刑期、改造表現等情況，對罪犯實行分別關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分押制度已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監獄行刑的共識。我國大部分監獄目前尚未脫離集中型、混押型模式，科學推進分押、分管和分教制度實施的工作任重道遠。現代行刑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擴大刑罰教育改造功能的積極作用，壓縮刑罰強化和威懾功能的消極作用。在這種行刑理論指導下，行刑差別化和個別化已成為監獄首先考慮的問題，混押模式已難于適應當前社會法制文明和先進行刑理念對監獄工作的要求。從安全角度考慮，集中人力、物力保障監獄的安全，實施監獄或監區戒備等級關押。在目前尚不能完全實現分類關押的情況下，可在條件較好的監獄先行試點設置高度戒備監區，以關押死刑緩期執行、無期以及限制減刑的重刑犯。同時，也可關押部分刑期在15年以上、能作為監獄耳目使用的罪犯。降低管理難度，提高安全系數。試點建立的高度戒備監區，應采用全封閉模式，即關押在高度戒備監區的罪犯，其吃飯、睡覺、勞動、教育和娛樂都在一個區域內完成，即獄中獄。這樣有利于防止和應對突發事件，也能防止罪犯和其他罪犯交流后產生攀比心理，不利于對這部分罪犯的改造。監獄分類關押后可把分級處遇貫穿行刑的全過程，根據罪犯在不同時期的改造表現，也應當有著明顯不同的人身自由度和懲罰標準，在行刑過程中充分體現刑罰相當、刑罰適度的特點，以實現刑罰個別化。

(二)落實《監獄建設標準》，加大監管設施和優秀干警的投入

以貫徹執行《刑法修正案(八)》為契機，深化《監獄建設標準》的落實。積極完善監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改善監管場所條件，不斷優化執法環境，逐步建立布局合理、功能齊全、設施完備、保障有力的新型監獄體系。進一步加大對監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尤其是對進行試點的高度戒備監區的設施投入，借鑒國外監獄建設的經驗，增強安全防范能力，切實保障監管場所的穩定與安全。注重技防投入，提高監獄信息化建設水平，把有限的警力從嚴防死守中解脫出來，投向管理和教育。在干警的使用上，要將監獄責任心強、工作能力強的干警充實到高度戒備監區，保證高度戒備監區的改造質量。同時要強化協調機制，充分發揮駐獄武警部隊的聯防作用，提高處突能力。

在試點高度戒備監區的基礎上，隨著這部分罪犯的不斷增加，可逐步擴大試點范圍，直至高度戒備監區所在的整個監獄。

(三)加快監獄心理咨詢與矯治工作的專業化建設

影片《肖申克的救贖》的主人公安迪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有一切高墻都關不住的東西，他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那就是希望”。本著“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方針，讓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而不是在驚恐、仇恨與絕望當中服刑，這一點對于改造罪重刑長的罪犯意義尤深。許多罪犯是因不健康的心理疾病和缺陷而犯罪。心理矯治已成為繼監管改造、教育改造、勞動改造之外的第四種手段。罪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項長期系統的工作，也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探索心理健康教育的本質和規律，需要一支穩定的監獄心理咨詢工作隊伍，不斷提高工作的專業化水平。應加強專兼職心理咨詢師隊伍的建設與培訓，為監獄心理咨詢師隊伍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設立專門機構，明晰監獄心理咨詢中心的工作定位，特別是在試點的高度戒備監區，所有干警都應具有心理咨詢師的從業資格。從優擇“師”，從優待“師”，為監獄心理咨詢師的專業化成長搭

建平臺，使心理咨詢師隊伍保持旺盛的戰斗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態勢。

(四)健全罪犯勞動報酬制度

我國《監獄法》第72條規定:“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并執行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給予罪犯勞動報酬以及對勞動報酬進行合適的分配，“有利于維系罪犯與家庭的關系，有利于穩定罪犯的服刑情緒，有利于罪犯社會正常責任感的形成和罪犯重新適應社會的現實”①。從世界范圍看，自19世紀開始，在法國率先給予囚犯勞動報酬后，世界各國陸續開始給予罪犯勞動報酬，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也極為關注罪犯的勞動報酬問題，在《罪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和《關于監獄勞動的總原則》中，關于監獄勞動和勞動報酬都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囚犯勞動應得到公平的報酬;扣除部分報酬設立罪犯儲蓄金，供刑釋后使用;剩余部分報酬可以自用，也可以供養家庭。從我國具體情況看，隨著監獄改革的推行及監獄經費的逐步到位，給予罪犯勞動報酬的條件已經成熟，對刑期較長的重刑犯而言，其意義尤為重要。完善監獄計分考核制度，加大對重刑犯物質獎勵，將行政獎勵與勞動報酬適度掛鉤，以促進重刑犯的改造積極性。具體設計中，考慮到罪犯的衣、食、住等主要由監獄提供，應按低于社會的標準適度足額給予罪犯勞動報酬。在此基礎上嚴格規定勞動報酬使用比例，主要的原則是有利于培養罪犯的正常人格、增強社會責任感、減少受害人的仇視心理以及為罪犯正常融入社會做好鋪墊。具體可將罪犯的勞動報酬劃分為:一是設定儲蓄金，為罪犯刑滿釋放后短期內沒有收入的情況下準備過渡期的生活費用和培訓費用，使罪犯出監后不至于生活無著落而再犯罪;如每個月給罪犯儲蓄300元人民幣，20年后罪犯出監時，將有近八萬元的現金可供使用，完全可以滿足罪犯出監后的生活開支，不致使罪犯出監后生活無著落而重新犯罪。二是在罪犯自愿的情況下根據被害人的情況可劃分適當比例作為受害人的補助金，按期寄給受害人家庭，減少受害人的仇視心理，為罪犯刑滿釋放后獲得社會認同打下良好基礎;三是罪犯家庭補助金，不至于因罪犯入獄后家庭收入的降低而導致家人陷入生活困難，從而影響罪犯改造質量，這對于加強罪犯與家庭的親情聯系也極有好處;四是罪犯自我留用，培養罪犯的勞動自豪感和多勞多得的基本價值取向。具體的比例應該經過科學的設定，可結合罪犯的社會危害程度、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多種因素綜合衡量。

(五)建立健全罪犯養老醫療保障(兩保)體制

在健全罪犯勞動報酬制度基礎上，將罪犯的部分勞動報酬作為罪犯的兩保投入，推動實施罪犯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同社會保障制度接軌，確保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一方面也可以緩解監獄因老年犯增多而帶來的醫療經費緊張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成為鼓勵罪犯踏實改造的激勵手段，同時，也使罪犯能看到出監后的生活希望。

(六)建立社區矯正和假釋制度的對接機制

2003年7月10日兩高、公安部、司法部發布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假釋、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五種罪行實施社區矯正。在地方層面上，各省、直轄市相繼出臺了關于社區矯正的實施意見。而《刑法修正案(八)》對社區矯正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將十分有利于推進社區矯正法的制定和社區矯正工作的頂層設計，避免在地方層面施行的局限性，打破長期以來罪犯適用假釋比例不高、改造激勵手段不夠強化的局面。對罪刑較輕、刑期短、惡習不深的初犯、偶犯、過失犯、職務犯可以加大假釋釋放的力度，以緩解由于監獄重刑犯增多而帶來的“日益膨脹”的壓力。為此，需要不斷健全完善社區矯正與假釋制度的對接機制。一是建立監獄、人民法院、社區矯正執行組織等各方溝通協調機制。二是實行審前社會調查，對擬適用假釋的罪犯須由監獄進行審前社會調查，并將該調查作為法院是否作出假釋裁定的重要參考依據。三是規范假釋案件庭審，在對假釋罪犯開庭審理過程中，邀請社區矯正組織作為訴訟參與人參與訴訟，并聽取其意見。四是落實假釋罪犯回訪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了罪刑相適應原則，調整了我國的刑罰結構，完善了我國的刑法制度。同時，也賦予了監獄工作更加繁重的職責與使命。我們既要遵循罪行相適應原則，也要把握“刑罰人道主義”這個中心;既要清醒地看到以刑法修改為標志的刑事司法政策調整對罪犯心理所造成的現實沖擊，以及給監獄行刑帶來的諸多影響，又要認識到刑事政策的調整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完善刑法制度的形勢需要。要化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堅持監獄工作“首要標準”，不斷深化監獄體制改革，推進監獄管理創新。

第二篇：監獄人民警察職業倦怠成因及對策分析

監獄人民警察職業倦怠成因及對策分析

摘 要：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監獄人民警察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使命更加的艱難，其面臨的壓力與挑戰越來越大，而監獄人民警察存在的問題越來越明顯，其中職業倦怠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本文分析我國監獄人民警察存在的問題，重點闡述職業倦怠的現狀與成因，并提出相關預防與緩解對策。

關鍵詞：監獄人民警察；職業倦怠；對策

監獄作為我國刑罰執行機關，而刑罰執行者監獄人民警察，擔任的職責是執行刑罰，并教育改造罪犯與依法管理監獄等。監獄人民警察身處懲罰與改造罪犯的環境中，工作環境使他們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心理壓力的持久性影響警察的身體健康，更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不僅如此，還影響監獄警察在處理問題的能力與工作的情緒，并逐漸表現出職業倦怠，因此，必須采取相關措施，緩解與消除這些問題的發生。監獄人民警察表現出的職業倦怠

職業倦怠可以稱為工作倦怠與職業枯竭癥，是由工作而引起心理與情緒枯竭的癥狀。監獄人民警察長期工作在高度緊張的環境下，體驗到能量耗盡與身心疲憊的心理枯竭，受到了情感與環境等因素而造成盡力衰竭與情感封閉的狀態，表現出的癥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人格解體、情感衰竭與個人成就感低；監獄人民警察的職業倦怠的成因是在工作過程中，精神上產生一種厭倦狀態；監獄人民警察長期身處在懲罰與改造罪犯的環境中，常表現出一種的極端的反應。監獄人民警察所表現出的三個主要癥狀，其原因是工作性質、工作負荷與社會滿意度。職業倦怠的成因

（一）工作的特點

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特點主要體現在復雜性、機械性與高期望，這些特點造成人民警察難以獲得職業成就感，社會評價低。監獄作為我國刑罰執行機關，而監獄人民警察作為刑罰的執行者，其身份特殊，體現在政治性、復雜性、現實性與艱巨性。他們主要擔任著罪犯的教育改造任務，需要具備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直接管理罪犯，其工作的壓力巨大，其工作性質導致監獄人民警察在建立社會關系時有較多的阻礙，原因是人民警察在交往過程中，對交往對象的要求較狹窄與苛刻。在我國現階段，犯罪率一直處于高發狀態，造成罪犯人數在上升，罪犯結構復雜、獄情形勢逐漸嚴峻，在監獄管理過程中，襲警與抗教等情況時常發生，嚴重影響監獄的穩定性與安全性。監獄警察從事的工作內容較為單一，枯燥，而罪犯又特殊與頑固，長期工作在重復與機械的環境下，獲取的職業成就感低，導致人民警察心理失衡，使監獄人民警察產生了較大的厭倦心理，而這些因素的存在，不但加劇了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壓力，還增加了罪犯的教育改造難度。長時間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性質，導致了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激情下降，造成社會滿意度下降與職業倦怠情緒的現象發生。

（二）社會評價與工作激情的消退

監獄人民警察在依法管理監獄的過程中，長期教育改造罪犯，工作難度大，所接觸的都是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扭曲，人格障礙的罪犯，他們身上的社會陰暗使監獄人民警察心理上受到了一定的刺激，而這些原因在長時間內，會沖擊監獄人民警察的傳統價值觀。監獄人民警察承擔著監獄安全與穩定的重擔，他們在教育改造罪犯與文明執法的過程中，不僅要抵抗陰暗、消極的思想，還有生理與心理上的壓力，長期在壓力巨大與高度緊張的環境下，抵抗能力逐漸下降，從而產生了職業的倦怠感與身心疲憊感。解決監獄人民警察職業倦怠的對策

（一）加強工作性質的正確認識觀

監獄人民警察對自身的工作需要有正確的認識，加強監獄人民警察的自我效能，正確理解與認同所處的工作環境，認識倦怠發生的原因是來源工作的重復性與工作壓力造成。人民警察在工作中善于調節自己的情緒，對自身有正確的定位，才可使自身的工作認知不會出現落差，避免高期望造成的工作倦怠。

（二）加強社會的支持

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性質與要求應該得到社會的支持。監獄人民警察依法維護監獄安全與改造質量，他們擔任的社會責任與使命需要社會理解與支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犯罪事件與罪犯數量在逐年的上升，罪犯構造變得復雜，人民警察在嚴峻的狀況下對罪犯進行改造，在處理問題時，職業倦怠嚴重影響工作的實效。因此，要充分理解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環境與性質，從國家的層面上，要改善與解決監獄人民警察的經濟待遇、多重角色與社會地位等問題，充分調動監獄人民警察工作積極性與增加職業成就感。從社會的角層面上，要呼吁社會各界支持與關心監獄人民警察，提高社會對監獄人民警察認可與贊同，促進人民警察合理性的期望。

（三）減少工作負荷

監獄人民警察繁重的工作負荷，影響了監獄人民警察的個人成就感。通過減少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負荷，降低他們的職業倦怠。繁重的工作負荷嚴重消耗了監獄人民警察的精力與體力，因此，監獄執行機關調整保證他們休息時間，若工作時間超過了法定工作時間，可以適當調整補休；另外，還可簡化工作的標準設計，提高監獄管理工作的效率，避免無勞動與高耗低效的出現，減少不必要的加班加點，從而降低監獄人民警察的職業倦怠。結語

綜上所述，監獄人民警察職業倦怠的成因和其工作性質與環境有著直接關聯，若要緩解與預防職業倦怠的出現，必須強加監獄人民警察的工作認識，通過工作性質的認識與理解，加上社會的支持與減少工作的負荷，降低監獄人民警察的職業倦怠，增加監獄人民警察的職業成就感，提高監獄管理的工作效率。

參考文獻

[1]張雯.S監獄警察工作滿意度與職業倦怠關系的研究[D].蘇州大學，2013.[2]龔才華.監獄青年民警隊伍能力建設研究[D].蘇州大學，2014.[3]黨德強，靳琳琳.陜西地區監獄警察職業倦怠成因分析及對策[J].法制與社會，2015，（20）.[4]蔣中玉.廣東省高明監獄警察隊伍素質建設研究[D].蘭州大學，2014.作者簡介

楊 凡，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MPA研究生。

第三篇：監獄應對網絡輿情對策分析

監獄應對網絡輿情

對策分析

八監區：張靜輝

監獄應對網絡輿情對策分析

【內容摘要】互聯網是一個虛擬的世界，由于發言者身份隱蔽，并且缺少規則限制和有效監督，網絡自然成為一些網民發泄情緒的空間，同時網絡輿情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并發展起來。相對于傳統輿情，網絡輿情能使人們更大程度上實現表達與交流的自由，從而更能反映出人們的真實想法。但是，網絡輿情的自由發展還會誘發危機的產生。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和控制監獄涉警輿情，就又可能致使監獄機關和警察形象遭到嚴重損害。研究網絡輿情的內涵，分析網絡輿情的主要特點，實現對監所網絡輿情的監測，對于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字】監獄

網絡輿情

分析與應對

一、網絡輿情概述

網絡輿情表達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動。網絡的開放性和虛擬性，決定了網絡輿情具有眾多的特點。網絡輿情系統是一個自我結構、自我發展、按自己的規律運行的自組織系統。作為社會輿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網絡輿情逐漸增強了對社會進程的影響力。網絡輿情作為當今社情民意的代表，以越來越強大的聲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成為建設和諧社會中不容忽視的力量。

（一）網絡輿情概念及內涵

輿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民眾受中介性社會事項刺激而產生的社會政治態度。互聯網輿情是社情民意中最活

躍、最尖銳的一部分，但網絡輿情還不能等同于全民立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新聞跟帖、論壇、博客的出現，中國網民們有了空前的話語權，可以較為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與感受。但由于網絡空間中法律道德的約束較弱，如果網民缺乏自律，就會導致某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比如熱衷于揭人隱私、謠言惑眾，反社會傾向，偏激和非理性，群體盲從與沖動等等。

網絡輿情則是輿情的一種特定的表現形式，是通過互聯網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現象自由表達和傳播自己的言論或觀點。

（二）網絡輿情要素構成

1.網民——輿情的主體。網民作為輿情的主體，是影響網絡輿情形成的直接原因。

2.公共事務——輿情的源頭。公共事務是社會矛盾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映，這些矛盾在出現、激化、調整和轉化等情況下，都可能作為公共事務而刺激民眾的輿情產生。

3.互聯網——輿情的載體。當大量的刺激性信息產生后，網民往往會通過互聯網這一載體將“輿情”傳播出去，互聯網是網絡輿情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4.必要的時間、空間——時空因素。任何輿情都是一定社會空間內的情緒、態度和意見，失去了網絡空間和社會空間，也就失去了人與人之間交往以及與外界信息的交換，輿情也就無法形成。

5.情緒、意愿、態度和意見——心理因素。公共事務中的某些信息激發了公眾對某一具體議題的情緒、意愿、態度和意見，并包含行為反應傾向。

6.措辭——強度因素。措辭的緩和與激烈將直接反應輿情的強度。

（三）網絡輿情特征

互聯網傳播的特性決定網絡輿情呈現出一些區別于社會輿情的特點。網絡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重大新聞事件在網絡上成為關注焦點的同時，也迅速成為輿論熱點。在當前，輿論炒作方式主要是先由傳統媒體發布，然后在網絡上轉載，再形成網絡輿論，最后反饋回傳統媒體。網絡可以實時更新的特點，使得網絡輿論可以最快的速度傳播。

1.存在形式不同。社會輿情主要通過人們的街談巷議或行為舉動等方式存在，而網絡輿情在網絡中進行傳播，人們只要能夠接入Internet，便能夠隨時發表評論。

2.傳播速度不同。當某一焦點事件發生時，傳統的媒體往往需要一定的反應時間，而網絡的反應時間卻很短。因此網絡輿情具有高速傳播的特點。

3.對事件的反映面不同。據資料顯示，中國網民的年齡普遍趨于年輕化，這就決定了網絡輿情不能等同于社會整體的意見和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監獄網絡輿情概述及現狀

監獄網絡輿情是指在一定社會空間內，社會公眾圍繞監獄執法活動、公務活動、警務活動等，對監獄工作持有的社

會、政治態度。在這里，監獄網絡輿情的中心是監獄執法活動，焦點是監獄執法者如何依法行使執法權。如果作為執法主體的監獄工作者在執法原則、執法對象、執法手段、執法流程、執法環節、執法效果等方面存在偏差和瑕疵，出現可能危及監獄機關和人民警察形象的案件，（當中包括因罪犯親屬的不實投訴、惡意渲染或新聞媒體片面、失實的報道），就可能致使監獄機關和警察形象遭到嚴重損害。

從近年來我國監所在應對網絡輿情危機方面的做法，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對網絡輿情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不重視。網絡信息傳播的迅速性、廣泛性和不可控性決定監獄系統應該將網絡輿情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作為公共事件應急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從近年來我國監獄應對網絡輿情的措施來看，往往以堵截、回避為主，而缺乏前瞻性和引導性，這說明我們并未真正重視網絡輿情應急處理的重要性。

第二，對監所網絡輿情處理機制不健全。監獄在如何應對和處理監所網絡輿情危機方面顯得相對薄弱，沒有形成一系列系統的對策和措施。監獄在處理獄所網絡輿情危機工作中缺乏預見性，危機發生時不能及時制定切實可行的處理方案，這樣往往會造成工作被動，不但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增加民眾和媒體的對立情緒，進一步激化矛盾。

第三，處理監所網絡輿情危機的技巧和方法欠缺，實踐經驗不足。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不能及時公開信息。在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初期沒有及時通過有

效渠道盡快公布有關信息，而當網上出現種種猜測之后，又沒有進行針對性地解疑，這樣會使很多群眾相信了網絡傳言，讓小道消息占領了市場。（2）監獄系統內部各部門應對網絡輿情的聯動機制不夠完善，反應慢。網絡輿情危機發生后，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導致事態逐步升級。（3）部分干警甄別輿情信息能力、應變能力不足。在處臵工作開展時失言、立場動搖，被有意者刺激、利用，喪失網上輿論主導權。

第四，輿情處臵系統的建設資金不足。現階段，雖然各級監獄系統單位都在著手建立網絡輿情的處臵機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國家財政緊張，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區的監獄機關，在信息化建設方面的資金基本是自籌的，如果要形成覆蓋全區的輿情處臵系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這就容易造成必要的輿情處臵機構、人才隊伍不足，容易發生輿情的經濟欠發達地區沒有完善必要的網絡監控及處臵系統。

第五，政策法規不夠完善。目前，對網絡輿情收集、研判、應對缺乏相應的法規制度定沒有明確規定，如何確定其造成的后果沒有明確指向，面對網絡涉警輿情事件，監獄先關部門介入缺乏法規依據。現行的憲法、刑法、集會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僅對具體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有一定的規范作用，但對網絡上的群體行為，包括《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均未作明確規定，除危及國家安全、涉及國家

機密或工作秘密，方可用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規范和處理，因而規范管理難度很大。

“全媒體”作為一種嶄新的傳播實踐活動，它擁有跨媒介的報道體系，集合了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電信等各種傳播工具，使信息超迅捷傳輸，涵蓋了人們接受信息所需要的視覺、聽覺、觸覺等全部感官，不同階層和喜好的受眾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媒介，來接受信息并隨時進行反饋，從而達到傳播效果最大化。我國政府在這樣一個“人人即媒體”的時代環境下，在媒介高度融合的全媒體語境中，如何更好地展示自我形象，同時正確處理輿情危機，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全新命題。

1、政府形象塑造

政府形象塑造應是一種常態下的溝通與傳播管理。通過這種溝通與傳播，使政府的執政理念得以流通，讓百姓在知情的前提下參與社會事務管理，也使公共管理部門的決策以一種公眾易于接受的方式推行開去，更好地樹立政府開放、務實的執政形象。通過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就可以寓宣傳于新聞之中，讓媒體“為我所用”，通過提供信息來“掌控”信息，通過提供服務來樹立自身形象。

2.跟蹤分析輿情，建立預警機制。政府不僅要發布信息，還必須隨時關注各種社會熱點事件、敏感話題，全面追蹤、把握公眾輿論的脈搏，為科學制定和及時調整公共政策提供可靠依據，并制定傳播策略加以預警防范。

3.主動設臵議程，有效引導輿論。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方式，影響人們對周圍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所以，政府要充分發揮這一資源優勢，主動設臵議程，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權;進行輿論引導，把公眾的注意力和關注點吸引到特定的方向。

4.正確認識媒體，接受公眾監督。政府部門要努力提高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充分發揮媒體凝聚力量、推動工作的積極作用。，政府部門正確認識媒體的地位、職能和作用，保持良好的媒體關系，是成功塑造政府形象的關鍵。

三、監獄應對網絡輿情策略的探討

1.摒棄封口思維，直面輿情危機。但面對輿情危機時“只做不說”，主動放棄話語權，信息真空導致輿論一邊倒，公眾紛紛指責政府漠視打工子弟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給政府形象造成了不小損害。

2.第一時間反應，把握最佳時機。對輿情危機事件的處臵，一定要反應迅捷，先聲奪人。如果反應遲緩，一旦某種輿情大勢成為主流，在“沉默的螺旋”效應下，再想改變輿論風向就很難了。

3.勇于擔當責任，及時彌補過失。2011年6月16日四川涼山自治州會理縣政府網站發布了一張縣領導檢查新修公路的新聞照片，三位領導“飄浮”在公路上面，合成痕跡明顯。此事26日被網友曝出并戲稱“懸浮視察照”，立刻引發了網上熱議。6月27日晚，會理縣政府迅速在新浪開設認

證微博，公開承認由于工作人員過錯發表了一張經過拼接的照片，當事人也發表致歉信并貼出兩張領導考察現場原圖，稱縣領導確實到了現場視察，只是由于原圖效果不佳才進行了處理。他們的反應速度和誠懇態度立刻得到了公眾的理解，會理縣政府的形象不但沒有因此受損，相反倒“因禍得福”增加了社會知曉度。

總之，政府形象塑造與輿情危機應對，無論是長期戰略規劃還是短期公關行為，如果只是依賴各種技巧性策略來把政府工作向好的方面推進，其結果都是表面功夫，治標不治本。政府要想真正樹立起執政為民的良好形象，就有賴于各級官員主動接受媒體和公眾監督，勇敢擔當社會責任，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監獄網絡輿情關乎到監獄管理者以及監獄機關的形象，關乎國家黨政機關的形象，如果處臵不當，會給監獄機關乃至國家黨政機關造成輿情危機，監獄機關以及國家黨政機關要耗費大量人力甚至是財力去化解輿情危機。積極應對監獄輿情，對于維護監獄管理者、監獄機關、國家黨政機關的形象，有著積極的意義。

按照社會政治態度性質不同，可以把網絡輿情分為正面網絡輿情和負面網絡輿情。負面網絡輿情會引發群體性事件，弱化政府公信力，造成社會認同危機，影響社會穩定。要想緩解網絡輿論對監所造成的巨大沖擊，有效管理網絡公共空間，正確引導監所網絡輿情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牢固樹立“輿情就是警情”的意識。

網絡輿情是群眾通過網絡反映自身意愿、表達個人訴求的一種重要手段，是社會民意的風向標。牢固樹立“輿情就是警情”的意識，積極回應網絡輿情、做好輿情引導工作既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舉措，也是落實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原則的內在要求。因此，必須將輿情引導工作納入日常工作，牢牢占領網絡這個主陣地。監獄各級領導、民警要從思想上重視輿情引導工作，站在維護社會治安、建設和諧警民關系的高度來謀劃，認真做好化解疏導工作，及時消除網上各類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維護良好的網絡秩序，實現“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的全面穩定。

（二）建立健全網絡輿情監測體系

1.建立一支專業的網絡監管隊伍，并有統一嚴格的規章制度，明確責任。隊伍中應有專業的輿情監測員、輿情信息分析員，其中輿情監測員負責監測網絡上有關監獄的網絡輿情信息，輿情信息分析員負責對網絡輿情做整理分析，并將分析結果反饋給相關負責人，由該負責人上報監獄領導。有條件的監獄可以成立網絡輿情突發事件指揮中心。這樣，可以提高獄所的響應事件，盡快采取有效措施，沉穩應對網絡輿情突發事件。.2.改進網絡技術方法。面對網絡海量的輿情信息，不可能手工操作，必須依賴于先進的網絡技術，才能有效提取網絡輿情發展信息，從而實現對網絡輿情的管理。全面加強互聯網上各種不穩定因素的搜索和監控。

（三）積極應對負面網絡涉警輿情

監所在應對網絡輿情危機時，應重點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第一時間介入事件，爭取主動，并積極做出回應，切忌采取回避或封堵信息等措施，網絡信息的特點決定網絡上一旦出現涉警負面輿情，再想用逃避、封堵信息的做法，不僅收效甚微，甚至還有可能產生更嚴重的后果。監獄負責涉警輿情監控的單位要在第一時間了解、掌握危機的情況，研究應對策略，及時與監獄領導溝通，并通過新聞發言人迅速將與危機相關的內容用統一的口徑、統一的聲音傳達給媒體，滿足網民和媒體的知情權，切不可封殺。

2.注意用語，不回避矛盾和問題。監獄輿情危機發生時，也要遵循“統一口徑，不說假話”的原則，保證在危機處理中盡量留有回旋的余地，既要做到實事求是，又要保證不能把不利于監所的情況透漏給媒體。

3.態度誠懇，沉著冷靜。在監所網絡輿情危機處理中，負責處臵工作的監獄警察要始終保持良好的態度，做到有禮有節，沉著冷靜，理性面對，還要做到有人情味、親和力和影響力。面對媒體時，要懂得“說什么”和“說多少”，說話簡單明了，要會適時地轉移話題，維護和打造監獄警察受尊重、負責任的良好公眾形象。

4.監所領導要以身作則。監獄領導在網絡輿情危機處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監獄網絡輿情危機發生后，監獄領導要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到達第一現場，適時向媒體作出解

釋、承諾和道歉，回答社會公眾和媒體的問題，努力挽救監獄的聲譽，減少網絡輿情危機對監獄形象的損害和破壞。

（四）妥善解決監所網絡輿情危機善后事宜

涉警網絡輿情危機過后，監獄應當認真回顧處理網絡輿情危機的整個過程，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不斷完善相關機制，并從中發現存在的問題，找出監所管理中的薄弱環節，有針對性地開展形象修復工作，以正面輿論向導來宣傳監獄形象借機沖淡網絡輿情危機影響，包括正面宣傳監獄好人好事，監獄新推出的自查自糾措施等，改善公眾和媒體對監獄的印象，增強其對監獄的信心，努力塑造監獄的新形象。

1.主動加強與網名的直接交流溝通

監獄可以利用互聯網快捷、受眾面廣的優勢，在網絡上開設虛擬的監獄長懇談室、監獄執法微博、警民論壇等等與網名交流互動，主動向廣大網民宣傳我國的司法制度、法制建設，監獄執法工作、監管改造工作等等。這是一種警民交流互動的新平臺，可以顯示出監獄具有一種開放與服務的態度，通過與網友良性互動、善意溝通，監獄形象不再神秘、惹人猜測，警民關系更和諧，過去的許多謠言誤解將不攻自破。

2.加強與網絡媒體的溝通交流。

新聞媒體（包括網絡媒體）工作者也被稱為“無冕之王”，他們的報道對社會大眾有著強有力的陰道作用，因此，主動加強與網絡媒體的溝通交流，引導網絡媒體對監獄工作報道的正面性和真實性，對塑造監獄及監獄執法者形象有著積極 的促進作用。可以通過邀請網絡媒體記者、撰稿人等參加新聞聯系會議、聯誼會等形式，加強與網絡媒體的溝通聯系，建立起與網絡媒體互信、互助、互動的和諧關系。在不違反保密紀律的前提下，可邀請他們參觀監獄、隨警執法。

3.積極樹立正面、良好的監獄形象

監獄要認認真真地開展各項業務工作、嚴格加強民警隊伍建設、實實在在地做好執法和服務工作，使管理嚴格、執法公正和隊伍素質高、形象好、群眾滿意，為開展正面宣傳創造良好的基礎條件，盡量減少和避免可致負面輿情產生的信息源。深入廣泛宣傳弘揚監獄在維護社會穩定、公正執法、服務群眾等方面的平凡而偉大的業績及民警隊伍中涌現出的典型人物可敬可信、真實感人的先進事跡和崇高奉獻精神，努力獲取公眾對監獄工作的理解、認同和支持，創造和諧友好的外部工作環境。

4.制定危機輿情處臵預案

網監部門負責互聯網上涉警評論發帖的監控引導，指揮中心負責統一歸口收集、匯總、評估、報送危機輿情信息，相關業務警種具體調查涉警危機輿情的事件真相、明確事件性質責任）工作（分析危機輿情產生的深層次根源，追究相；危機輿情結束后的后續處理關責任人的責任，探究工作中存在的疏漏和薄弱環節并采取措施落實整改）。危機輿情處臵預案要根據情勢變化適時進行修正、補充、完善。

監所輿情的監管和引導，在當今互聯網發達的信息社會中，對避免激化社會矛盾、增加檢索工作的透明度、增進民眾對監所工作的了解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14八監區：張靜輝

2015年6月17日

第四篇：監獄基層民警隊伍現狀分析及對策初探

監獄基層民警隊伍現狀分析及對策初探

【摘要】監獄工作的根基在基層，監獄隊伍的主體在基層，隊伍中的問題也主要發生在基層，因此，加強監獄隊伍建設必須將著重點放在基層。筆者從基層監獄隊伍現狀出發，以點帶面，來剖析當前監獄基層民警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提出對策思考，來探討解決當前監獄基層民警隊伍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基層民警隊伍現狀；存在的問題；問題原因的分析；對策思考

司法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陳訓秋同志在全國監獄長第二期培訓班上的講話以《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加強監獄民警隊伍建設》為題，強調“全國監獄系統要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同志關于監獄工作的指示精神，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切實加強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建設，進一步做好監獄工作，以優異的成績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當前時期要以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為指導，實踐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省局《關于進一步加強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建設的決定》，充分發揮基層民警的主觀能動性，保障監獄的和諧發展。基層民警隊伍建設事關民警隊伍的生存發展和監獄事業的興衰成敗，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工程。

在工作中，近一段時間以來筆者通過調研，就當前基層民警隊伍的狀況，從總體上來看，當前基層民警的思想主流是積極向上的，絕大部分民警注重學習、注重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能較好地完成自身工作任務。但是由于受社會環境、監管形勢、工作壓力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也出現了一些與當今社會發展不和諧的音符，與當前監管改造工作高標準嚴要求不相適應。現結合當前隊伍實際，從監獄民警隊伍的現狀出發，以點帶面，來剖析當前基層民警隊伍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并提出對策思考。

一、當前基層民警隊伍中存在主要問題。

（一）年輕民警的所占的比例較大，業務工作能力總體水平不高。自2006年以來，為了適應監獄工作需要，同時為了應對監獄外流人才較多的情況，我省監獄系統招考的新民警較多，隊伍結構趨向年輕化。很多民警是從院校畢業直接到新崗位上，沒有經過艱苦的錘煉，且年輕民警大多數是獨生子女，缺少吃苦耐勞的精神。造成個別青年民警不安心基層中隊工作，怕苦怕累，不愿在基層一線干。一些基層青年民警對法規學習和業務工作熱情不高，學習鉆研精神欠缺，被動學習的多，主動研究的少。在日常工作中多數青年民警中認為，只要能管得住犯人、不出監管事故就可以了，只求過得去，不注重更深入學習監管法律、法規和管理技巧，久而久之造成業務水平下降、整體素質停滯不前等問題。

（二）當前“高壓線”多，社會期望值高，心理壓力大。

近年來，為了從嚴治警，從司法部、司法廳、省監獄管理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規章、禁令，如司法部“六條禁令”、監獄法“十不準”、“九不得”等。而今年云南省晉寧縣看守所“躲貓貓”事件的發生，社會影響較為惡劣，高檢也出臺了相應的監管檢察文件。另外，今年的監管事故和罪犯脫逃頻頻發生，監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同時駐監檢察室從原來的縣級檢察院派駐改由地市級檢察院派駐。民警普遍感到“高壓線”太多，易觸電，心理壓力大，而且現在的罪犯維權意識逐年提高，管理難度加大。

（三）近階段涉黑罪犯多，押犯數多，犯情復雜，工作難度大。

自2009年以來，公安部門開展打擊“涉黑涉暴涉槍”等專項活動，特別是沿海城市的看守所、監獄的在押犯數暴增，我監也同時存在類似的情況。一是上半年押犯數較多，涉黑團伙比例大。民警的壓力較大，對涉黑團伙的管理和分化需要發揮較大的精力，實時防范監管隱患的發生，難度較大，使得民警的身心較為疲憊。二是押犯疾病復雜。民警要在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之外，還要預防傳染性疾病，顧及到這些罪犯的身體健康，預防正常與非正常死亡的發生，壓力較大。同時對監獄的醫療條件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三是工作時間較長。基層民警不僅要完成日常工作，而且還要隨時準備抽調警力參加學習、開會、防暴演習、清監、集訓等任務。

（四）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工作環境封閉，家庭壓力大。民警的付出與回報嚴重失衡，繁重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性質使民警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來解決家庭問題。民警上班時間長，現在又實行陽光工資。雖然這兩三年來工資水平有所提高，領導對監獄民警的待遇也很關心，但是現在物價漲得也較厲害，相比較起來干警的生活也較清苦。工作環境較為封閉，通訊交通不方便，基層民警對很多的家庭事務沒有辦法顧及。民警在家時間少，與家人溝通少，由此產生家庭危機，嚴重的甚至鬧離婚、分手；對子女的教育少，影響孩子學業，上學、就業十分困難。民警有后顧之憂，影響民警的工作積極性。

（五）外地民警所占比例大，獨生子女多，兩地分居多，流動性較大。

監獄系省直屬單位，招考公務員基本上沒有區域限制。特別是山區監獄，都普遍存在外地民警比例較大的問題。外地民警較多，兩地分居的民警也多，很多外地民警對監獄歸屬感不強，工作熱情、積極性、主動性不高，有抱著工作滿五年就回原籍的思想，流動性相對較大。

二、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沒有一個較好的競爭機制，導致青年民警的工作積極性不高。當前青年民警所占比例大，存在部分青年民警怕苦怕累，抱著“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思想”，以及只要不出監管事故就可以的僥幸心理。有少數民警存在以下情況：不求向上，不思進取，只講享受、攀比，不講奉獻，思想上有波動，精神狀態時好時差，工作上得過且過，缺乏主動性。這種現象的存在雖然是極少數，但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消極因素危害較大。這與當前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很大的關聯，現在基層尚缺少一個較好的競爭機制，民警工作的好壞，沒有一個較好的衡量標準，民警工作缺乏主動性、積極性。

（二）當前高壓線多，少數民警執法態度不端正，法治意識與執法能力不強。民警的法治意識和執法能力基礎薄弱，對法律法規理解不透徹，學習沒有深度，甚至流于形式。意志力不堅定，容易受到社會不良思潮的侵蝕，存有消極思想。同時民警對司法部“六條禁令”、省監獄系統“九不得”、《監獄法》“十不準”等相關規章制度，不能較好深入學習和理解。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文明的發展和法制化建設的推進，監獄工作法制化、科學化和社會化建設不斷加強，特別是在非犯罪化、非監禁化等國際行刑趨勢的影響下，我國監獄的刑罰理念也在發生變化，逐步由傳統向現代化、專政向法治、強制向文明、注重服刑人員義務向重視服刑人員權利的保護轉變。這些深刻的變化，使我們在幾十年工作中形成的傳統的、固有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工作方法都受到了沖擊，也對民警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罪犯的不合理維權，無理纏訴時有發生，看似“強勢”的民警，在保護自己的方法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渠道也非常有限，民警的執法風險日趨增大。對此，有較多民警未能端正好心態，積極防御，依法積極主動履職。

（三）近階段押犯多，押犯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罪犯維權意識提高，警囚關系處在敏感時期。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監獄的押犯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早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文盲+法盲+流氓”為主的人員構成結構。近些年來財產型犯罪所占比例較高外，高學歷、高智商、高職務的服刑人員的比例逐年遞增，特別是“涉黑”、“涉毒”、“涉暴”、“涉槍”的服刑人員的比例不斷擴大，服刑人員的法律意識逐步增強，罪犯違規打架抗改事件時有發生，都加大了監獄管理、教育改造的難度。當前民警執法可依據的主要是《監獄法》，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的執法依據，民警在處理問題時，投鼠忌器，妥協執法。有些民警甚至說自己是“弱勢群體”，導致在執法中對于罪犯的抗改和違規行為不想管、不敢管、不會管。民警對罪犯要以人為本，但自己經常因為小事被罪犯舉報，被組織調查，查清之后，對舉報罪犯與被舉報的民警處罰不一致，民警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四）當前監獄體制處于變革與轉型時期，對民警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強度加大，民警的待遇未能及時得到提高。新時期監獄的行刑理念的發展，特別是監管工作“首要標準”的提出，要求民警盡快實現工作方法從簡單的經驗型向嚴格、規范和文明執法的轉變，職業角色從看所型向教育專家型的轉變，這對基層民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基層一線的民警基本上是三班倒值班，沒有禮拜六禮拜天，沒有節假日，工作時間長，休息時間短，值班超負荷。同時罪犯違規率有增長的趨勢，管理難度加大，基層一線警力不足，時常超負荷工作，休息時間偏少，基層民警疲于應付，造成基層民警心態失衡，容易產生厭戰情緒。民警的待遇未能及時得到提高，民警的經濟壓力較大。據相關的調查顯示：有60％的監獄警察認為經濟收入不高，存在經濟上的困擾。另據一項關于監獄警察壓力源的調查發現73％的監獄警察認為第一位壓力源是房屋貸款，第二位壓力源是子女的教育費用。

（五）外地民警多，獨生子女多，兩地分居的民警也較多，家庭和事業兩頭較難兼顧，導致民警不能較好地安心工作。監獄所處位置都較為偏僻，民警離家遠，休息時間少，導致很多的民警對家庭事務較難顧及，導致家庭矛盾較多，民警不能安心工作。沿海民警多，獨生子女多，夫妻分居兩地，外加上沿海與山區監獄福利待遇差距較大，要求調動的民警多，流動性較強，而新民警的業務基本上要2-3年才能培養起來，目前我監民警隊伍有出現斷層的傾向。正因為工作環境的特殊、外地民警多、獨生子女多，夫妻兩地分居多，而導致出現的問題也多，領導對基層民警的各方面情況不能較全面的了解，對于出現的問題，未能及時發現、及時解決，從而導致部分基層民警工作積極性不高，想法多，不安心工作。

三、對策思考

（一）加強基層民警隊伍建設，應引入競爭考核機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監獄基層民警是監獄工作的主導者、組織者、實施者，青年民警是監獄的明天。治獄必先治警，民警隊伍建設抓不好，監獄安全穩定和各項工作都沒有保障。落實監管工作“首要標準”，就要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斷增強民警的工作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提高改造質量為中心，切實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對于年輕的民警要給予給多的學習和進修機會，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教育他們，讓他們擺正自己的心態，明確理想，調動他們的工作和學習的積極性。積極從年輕民警中發展入黨積極分子、黨員，健全績效考核機制，把考核結果與評先評優、立功嘉獎、晉職晉級和經濟利益相互結合起來，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把那些真正責任心強、又能干事、業績突出和大家擁護的優秀民警培養推薦到領導崗位上來，從而在隊伍中營造一種競爭氛圍，以此提高民警工作積極性。同時大隊每月組織一次考核，建立工作制度秩序化、規范化，對守規遵紀、業務質量等進行量化統計，每月匯總一次，把考核與激勵機制結合起來，獎勤罰懶，采取多種形式懲罰和激勵措施，與評先評優相結合，充分調動民警的工作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改變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被動局面。

（二）增強民警法治意識和執法能力，教育民警正確對待“高壓線”。人要未雨綢繆，什么事情都要做好預防的準備，才能以不變應萬變，變被動為主動。強化民警執法意識教育，要認真領會胡總書記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特別是對政法工作的五點要求，教育民警牢固樹立公平正義和法律至上的執法理念。加強法律法規和業務學習，提高執法能力。教育民警既要清醒地看到執法風險的客觀存在，更應該正確對待“高壓線”，同時更要堅信執法風險的可控性。“高壓線”是一把雙刃劍，教育民警在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學會保護自己，處理罪犯要按照規定的程序處理，不要為了省麻煩、省事，而導致以后的罪犯的不合理維權，而道不清說不楚。另外不落入罪犯設計的圈套，要避免實際工作中民警因為被罪犯激將，產生心理失衡或急躁情緒，導致管理罪犯過程中出現粗暴執法現象，被罪犯抓住把柄，導致引火上身。

（三）教育民警正確把握好新時期警囚關系，促進和諧監區建設。改造與被改造關系的存在，對罪犯的思想及違規行為應及時引導教育處理、及時化解矛盾，緩解警囚矛盾，否則一些小矛盾，由于缺乏疏導，逐漸累積，最后越積越大，有可能爆發。如福建省某監獄罪犯林某某和何某某，趁打飯和送開水之機，竄入監區值班室，持兇器報復襲擊值班的大隊長陳某某，致陳大隊長身受重傷。湖南省某監獄罪犯鄧某某趁監獄民警朱某某與其談話不備之機，將朱某某打暈（后經搶救無效犧牲），鄧犯換下其警服脫逃，后被抓獲。特別是當前涉黑涉暴涉槍的押犯較多，是當前獄情的重中之重，因此，要教育監獄民警加強警囚溝通，正確處理新時期的警囚關系。對于那些因各種原因不愿意改造自己的罪犯應加強教育，從思想道德、身心健康、人之常情上關懷他們，及時幫助他們解困釋惑，以穩其情緒，激其改造信心，將矛盾盡量化解在萌芽狀態。使其由抵觸乃至反抗改造逐步向自覺接受改造過渡。通過組織民警學習獄內案件和獄情通報，學習分析獄情的共同性與區別性，學會搜索獄情的方式、方法，懂得如何利用罪犯搜索有價值的獄情信息，如何利用罪犯內部矛盾來分化瓦解犯罪集團。民警與罪犯間的成功溝通，會在無形之中大大減少民警工作的強度，是促進和諧監區建設的一項有力舉措。

（四）堅持從優待警，提高隊伍凝聚力。一是山區監獄工資按照省直標準發放。山區監獄基本上都是處在比較偏僻的地方，很多地方交通不便，基層民警的生活相對簡單和清苦。山區城市的物價水平不見得就比城市低，同時山區的物質精神生活也不如在城市的監獄，對于山區監獄民警的工資待遇按照省直標準發放，而不是按照目前的省直結合地市的標準發放。正因為山區監獄的艱苦，山區監獄更應該以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多的人去建功立業，以更好的機遇留住更多的人才扎根在山區監獄，只有這樣才能更好促進山區監獄的發展，才不會出現基層民警隊伍的斷層。二是針對部分民警在政治前途、工作條件，家庭環境等方面有較大壓力，失去心理平衡，直接影響正常工作的現象。要加強對這些民警思想教育，并進行心理疏導，使民警能夠辯證地看問題，對當前的國情有一個合理、客觀的估價，對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問題要去正確認識和對待，達到統一思想，理順情緒，凝聚警心，促進工作之目的。三是警力向基層傾斜。現在存在基層的警力不足，基層民警超負荷工作，民警身心疲憊，民警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不高。監獄的警力應向基層傾斜，把基層的警力配足配強，保證基層民警有充足的休息時間，才能使更多的民警愿意在基層一線干。

（五）大中隊領導對民警做到“四知道”，及時發現、解決民警中存在的問題。即：大隊領導要對分管的中隊領導，中隊領導要對分管的管教、分隊長、帶班民警做到“四知道”。具體內容是：知道干部、民警的思想覺悟和業務能力；知道干部、民警的個性特點，八小時以外的主要愛好、理想追求和從事的主要娛樂活動；知道干部、民警家庭成員的基本情況、經濟狀況。“四知道”的提出，是根據民警隊伍特點以及近幾年來隊伍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當前我監外地民警所占的比例較大，年輕民警多，獨生子女多，夫妻兩地分居多，為做到對隊伍狀況心中有數，大中隊領導更應該掌握民警的“四知道”。基層領導對工作上不上心的、抱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心態的民警，要深挖根源，采取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時發現民警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同時要努力解決民警面臨的實際問題和困難。隨著執法任務的日趨繁重，民警面臨的實際問題和困難也日趨凸現，特別是在民警家庭兩地分居、遭受災害、發生變故、生活困難、婚戀受挫、身患病癥、被人誤解時，要貼近靠前，積極說明，最大限度地把組織溫暖送到民警心坎上，增強民警對我監的歸屬感，才能保證整個隊伍的和諧穩定。結語

監獄工作的根基在基層，監獄隊伍的主體在基層，隊伍中的問題也主要發生在基層。正因為它的基層，在隊伍現狀分析才具有更重要的代表性，在當前的基層監獄警察隊伍建設中更具有借鑒性，這也是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省局《關于進一步加強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建設的決定》。以上只是筆者在從事基層民警隊伍管理中的發現的一些問題和提的一些建議，可能不是很全面，還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探討，基層民警隊伍的建設仍然任重道遠。參考文獻：

[1]陳奇，邵曉順.主編:《監獄人民警察心理素質與訓練》[M] ．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2]應朝雄.編著：《監獄分監區工作實務》[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作者簡介：邱榮輝，（1985-），男，福建永春人，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獄政管理專業畢業，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法律專業畢業，現任職于福建省武夷山監獄。聯系地址：福建省武夷山監獄六大隊（郵編：354306）

第五篇：影響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原因分析及對策

影響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原因分析及對策

文何永

這幾年，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各地都加強了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的黨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是東南沿海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較早較快地區，如上海、深圳、廈門等地的部分民營企業的黨建工作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也應看到，這一領域黨建工作的困難依然很大，不足依然很多。那么，影響和制約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一、觀念沒有完全更新，認識尚未全部到位。可以說，制約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健康發展的最大問題就是認識問題。就黨組織而言，有不少黨組織對非公有制經濟企業黨建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在我們開展的有關調查中，只有47.6%的黨政領導干部肯定地表示“應該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建立黨組織”，另一部分同志則態度曖昧。有些領導仍習慣于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非公有制經濟是“配角”，唱不了“大戲”，其黨建工作不必勞心費神地去抓；有些領導認為對非公制經濟就應該放開搞活，黨委政府只要抓稅收就行，不必像國有企業那樣正兒八經地建立黨組織；有些領導存在畏難情緒，擔心企業主不高興，不敢理直氣壯抓黨建工作；還有些領導借口工作忙，始終不能把這一領域的黨建工作擺上議事日程，其發展緩慢就不足為奇了。就黨員而言，不少同志的黨性意識比較淡薄，對黨建工作積極性不高。調查中，在回答應不應該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建立黨組織時，有50.1%的人認為“可建可不建”。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員大多為下崗工人，到非公有制企業工作后，原先的“主人翁”榮譽感沒有了，“領導階級”的地位也體現不出來了，相當一部分人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自卑感、失落感。他們工作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養家糊口，對建立黨組織、開展黨的工作缺少應有的熱情，有的甚至隱瞞自己的黨員身份。就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業主而言，他們中的一些人對黨建工作不僅缺少一定的認識，還多了一份排斥心理。在調查中，有42.5%的業主不希望或者反對在自己的企業中建立黨組織。有些業主認為黨建工作對企業發展沒有幫助；有些業主擔心成立黨組織后，自己成為被監督的對象故而不愿意“抓個蚤子擺頭上撓”；有些業主擔心自己掌握不住黨組織的活動情況，黨組織會組織員工與自己對著干；還有些業主認為建立黨組織會增加企業的經費開支，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因而也對成立黨組織持反對態度。

二、定位不夠準確，作用難以發揮。近年來，對黨組織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在進行探討與爭論。就黨組織的地位而言，有人認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不論在什么性質的企業都應該是領導核心，黨組織負責人是當然的企業負責人，應理直氣壯地參與企業的經營與決策，非公有制企業也不能例外。有的人認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應按市場經濟的法則來決定企業的運作，在這些企業中，產權關系決定了業主對企業擁有絕對的管理權、指揮權，黨組織負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負責人，而是純粹的“黨務活動者”。就黨組織的作用而言，有人認為，在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除了像在國有企業發揮管理作用外，還要搞好對業主的監督，從而使他們守法經營。有的人認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主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業主本人，他對企業享有最大的利益，也承擔全部的風險，不需要多一個層次參與決策和監督。同時，在這些企業，黨員都是業主的雇工，飯碗端在人家手里，在實際工作中無從監督也監督不了。既不能參與經營、管理與決策，又不能依法對業主實行有效監督，地位與作用的定位不準，成了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建工作的又一因素。

三、關系沒有完全理順，組織領導尚顯不力。非公有制經濟企業黨建工作的探索與實踐時間并不長，缺少現成的經驗。各地在這一工作的初期，多采取放任自流、順其自然的辦法，沒有自上而下地、有意識地在組織設置、掛靠歸屬上制定一套完整的措施，從而使非公

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在隸屬關系上出現了既亂又散的現象。在縣市一級黨委缺少領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建的專門機構，對這項工作的領導與指導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號召上，缺少相對統一、細化的規定和制度，使企業黨組織缺少“歸屬感”。由于企業規模、黨員人數的限制，不少地方往往是幾個企業聯合成立一個支部，這樣的支部既依靠于一定的企業，又似乎與這些企業沒有關系，使得這些黨組織缺少“附著感”，給黨建工作帶來不便。在關系掛靠上，有的地方非公有制企業的黨組織由工商部門黨組織管理，有的地方歸當地工商業聯合會黨組織管理，有的地方由所在鄉鎮黨委管理，還有一些企業想成立黨組織不知該去找誰，由誰管理。這種條塊相雜、互相糾纏的隸屬關系，說明我們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黨建工作還缺少集中、有力的組織領導，影響了這一工作的正常開展。

四、缺少有效投入，力量嚴重不足。這幾年，非公有制企業來勢之猛、發展之快、數量之多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形勢估計的不足必然造成工作準備的不足。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量大面廣，情況紛繁復雜、千變萬化，其黨建工作的難度極大。而現階段，一些地方由于編制、經費的限制，加上日常工作又忙，抓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黨建顯得力不從心，這就造成了非公有制企業快速發展與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力量不足之間的矛盾。

五、非公有制企業自身的特殊性質，客觀上決定了其黨建工作的艱巨性。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有別于國有、集體企業的黨建工作。首先，從需求狀況看，非公有制企業的經營觀念趨向于追求利潤最大化，其管理結構、勞資關系對黨的工作接納性較小，黨組織在其中一般沒有制度化的安排，黨的工作已由國有、集體企業的“內在要素”演變成了一種“外在要素”。其次，從相互關系看，一方面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與上級黨組織只是一種松散的掛靠關系，相對于上級黨組織而言，它處于“邊緣地位”；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業特有的制度安排，限定了黨組織的活動空間，相對于非公有制企業的工作體系而言，黨組織也處于“邊緣地位”。黨組織的“邊緣地位”，決定了黨組織負責人和黨員難以進入核心領導層，對重大事項無從知曉，也無權過問。業主只希望你組織黨員做好工作，不希望你以組織名義提出意見，更不希望你對他進行監督，這就制約了黨組織作用的發揮，影響了黨建工作的正常開展。

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這一領域的黨建工作一定要加強，絕不能成為“空白點”，那么如何加強呢？

提高認識，努力認清加強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首先，加強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需要。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在任何社會領域都不能存有黨建“真空”。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將會越來越大，從業人員將會越來越多，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黨不能不去占領。在這個領域里，私營企業主及非公有控股者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黨的執政基礎，只有黨員和職工群眾才是黨的依靠對象。因此，必須在這一領域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壯大黨的隊伍，用正確的思想武裝職工群眾，這樣才能確保黨的方針、路線在這一領域得到正確的貫徹實施。其次，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黨建工作是規范有序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有一個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目前，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市場運行無序失范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如何加快培育規范的市場主體，實施依法治國方略，規范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運作行為就顯得迫在眉睫。而在非公有制企業建立黨組織，則可以發揮黨組織的政治優勢，把廣大職工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順利實現對業主的監督，這樣，既可以使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又可以保證企業發展有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

改進方法，努力根據非公有制企業的內在需求來推進黨建工作。應該講，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發展緩慢與我們的工作方法也有一定關系。多數情況下，我們總是從加強黨的建設的角度，把黨建工作強行加給非公有制企業，而沒有注意從非公有制企業發展的內在需要上尋找黨建工作的動力，這就使業主們對黨建工作產生擔心和顧慮，甚至出現排斥心理。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改進工作方法，注意做好業主的思想工作。其實，加強黨的建設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并不矛盾，兩者之間還是有結合點可找的。第一，兩者有目標上的結合點，即非公有制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與黨的經濟建設的中心工作是一致的；第二，兩者有資源上的結合點，即非公有制企業需要借助黨的各種資源來發展自身，黨的建設也需要依托非公有制企業的各種資源來壯大力量；第三，兩者有人才上的結合點，即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黨員也是企業的能人；第四，兩者有管理上的結合點，即非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和黨務工作者往往具有兼容性，而且黨組織的活動也有助于企業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因此，搞好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既是黨的建設大局的需要，也是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自身發展的需要。有了業主們的支持配合，黨建工作的快速發展也就有了可能。

準確定位，進一步明確非公有制企業中黨組織的地位、作用和職責任務。定位是否準確，直接關系到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地發揮。非公有制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決定了企業黨組織的定位不同于國有、集體企業。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是黨在企業的戰斗堡壘，是職工群眾的政治核心，對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起幫助、促進和監督、協調作用。從實際工作開展的情況看，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主要職責和任務是：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搞好黨組織自身建設，圍繞企業生產經營加強黨員的教育、管理和服務；做好發展黨員工作，積極引導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領導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協調各方關系；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職工教育工作，培養“四有”職工隊伍，推進企業精神文明建設。協助上級有關部門做好業主的統戰工作，鼓勵他們擴大再生產，提高經營水平，做愛國、守法的納稅人，為國家和社會多做貢獻。

注重實效，不斷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工作內容和活動方式。在非公有制企業中黨組織的活動不能停留在簡單化的學學文件、收收黨費上，而應根據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特點，開展有特色的組織活動，提高活動質量。在活動內容上應盡量做到四個結合，一要與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發展相結合，二要與企業的文化建設相結合，三要與提高黨員職工的綜合素質相結合。在活動方式上也要根據企業特點，堅持“小型、分散、靈活”的原則，從而使黨組織的建設與企業的發展互相促進，互相提高。

壯大力量，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組織的組建力度。提高依賴于量的積累。因此，應把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重點放在黨組織的組建上。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組織專門力量，深入調查摸底，逐個幫助條件成熟的企業建立黨組織。二是輸送黨員骨干到非公有制企業工作。對一些人才不足、黨員素質偏低、難以選出較強的黨組織負責的企業，應根據工作需要，推薦和輸送黨員骨干到那里去工作。在招工、調工、入戶、業務技術培訓方面，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黨員，以增強黨的力量。三是搞好培訓，提高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負責人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各級黨委在搞好對機關黨員、農村黨員、國有集體企業黨員培訓的同時，也要抓好非公有制企業黨員的培訓教育工作，尤其要培訓好黨組織負責人，提高他們的黨建理論水平、政策水平和領導水平。四是要做好黨員發展工作。黨員是黨組織的組成元素。要改變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滯后、黨組織組建難的問題，必須大力做好這些企業的黨員發展工作。要在積極引導、認真培養、嚴格考察的基礎上，按照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要求，大膽吸收符合條件的職工加入黨組織，以壯大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