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修正案(八)對監獄工作的影響

刑法修正案

（八）對監獄工作的影響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這是我國自1997年全面修訂刑法典以來進行的規模最大、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此次刑法修正背景深刻、特點鮮明、亮點紛呈，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于2011年2月25日通過，現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本文特就對監獄的影響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此次刑法修正案的背景、指導思想和總體特征。

1.刑法修正案八的背景：刑法不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萬能良藥，19世紀意大利著名刑法學者菲利就說過：如果你能將一個老盜竊犯改造成一個誠實的人，你就可以將一條老狐貍變成一條家犬了。但沒有刑法卻是萬萬不行的，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現實情況，世界上各個國家不斷地對刑法進行制定、修改、廢止。我國自1997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全面修訂了刑法以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根據懲治犯罪的需要，先后通過了一個決定、兩個解釋和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補充。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社會有關方面提出，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對刑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修改。剛閉幕的人大三次會議上，76位代表領銜提出了完善修改刑法的意見和建議，涉及到刑法條文53條，提出了20多項增加規定的建議。同時，中央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要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刑法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改，這就需要修正案八來修正。

2.刑法修正案八的指導思想。

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解決司法實踐當中的遇到的問題，加強刑法對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保護，維護社會穩定，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保障。

3.刑法修正案八的總體特征：首先，更加注重民生，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次，調整刑罰的結構，解決我國刑事法律實踐中“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的問題。最后，加大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力度。

二、此次刑法修正案對監獄工作的影響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并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監獄則是刑罰的執行機關，此次刑法的修改必定對監獄工作的開展產生影響

1.監獄押犯人數穩中有升。

（1）在押罪犯服刑的時間變長，流動性變差，押犯人數會自動積累增加。

本修正案第10條將《刑法》第69條修改為：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

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增加了服刑人員的服刑時間，無形之中就增加了押犯人數。

（2）一些社會上常見多發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人民群眾強烈反映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

第二百零五條之一：“虛開本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新增罪名無疑不增加了監獄的押犯人數。

（3）降低了部分罪犯的入罪門檻。

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款修改為：“生產、銷售假藥的，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草案刪去了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條件限制。

將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修改為：“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草案刪去了“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構成條件。

將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修改為：“違反礦產資源法的規定，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擅自進入國家規劃礦區、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礦區和他人礦區范圍采礦，或者擅自開采國家規定實行保護性開采的特定礦種，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草案刪去了非法采礦罪的“經責令停止開采后拒不停止開采，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構成條件。草案減低了部分的罪犯入罪門檻從而增加了押犯的人數。

2.重刑犯會長期緩慢的增加。

（1）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這13項被建議取消的死刑分別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

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無疑不影響重刑犯人數的增長。

（2）不得假釋的重刑犯增加。

將刑法第八十一條修改為 “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這也導致了重刑犯人數的增加。

（3）部分犯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

敲詐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增加罰金刑。強迫職工勞動罪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等一些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這無疑不增加了重刑犯的人數。

3.未成年犯和老年犯會有所減少。

《刑法修正案

（八）》第1條明確規定，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第3條、第11條進而規定，對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予以緩刑。

此次草案第6條規定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構成累犯；第11條規定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予以緩刑；第19條對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免除其前

科報告義務。這些對未成年和老年犯的“照顧”，無形中減少了未成年犯和老年犯的人數。

三、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對監獄監管改造工作影響

1.監管安全工作難度增加，確保監獄安全穩定工作的壓力增大。

（1）押犯上升，警力嚴重不足，警察長期超負荷工作，與司法部規定18%的警囚比例差距甚遠。

（2）押犯持續上升，監獄關押容量不足。

（3）押犯構成復雜，改造難度增大。

（4）受市場物價上漲影響，押犯不斷增加，造成罪犯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2.新的犯罪形式罪犯入獄，監管教育改造工作面臨新的挑戰。

（1）新的犯罪形式導致犯情復雜，罪犯心理一時難以接受，產生消極心理。

（2）罪犯服刑意識淡化，身份意識差，罪責感差，改造意識差。

（3）罪犯反社會意識、抗改造意識強烈。

（4）罪犯的“要面子”、盲目性和殘暴性、攻擊報復心理等嚴重影響其教育改造。

第二篇：關于刑法修正案實施后對監獄工作的影響

關于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后對監獄工作

影響及對策的調研報告

新的刑法修正案

（八）對監獄帶來較大的影響，尤其對監獄的監管安全穩定方面。要求監獄必須對刑法修正案

（八）進行深入細致的學習和分析，以應對新修正案對監獄安全穩定、罪犯的改造帶來的變化，探究新的關押和管理模式，制定針對性強的教育改造方式，加大人、財、物等方面的投入，要管得住，保安全，促穩定，更要履行監獄懲罰犯罪，改造罪犯，預防獄內犯罪，保持社會穩定的根本職能。

本報告將從我獄以重刑犯為主的事實出發，對刑法修正案

（八）部分條款的分析，罪犯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及由此帶來的對監獄管理和改造方面等工作影響，需采取的應對措施等方面進行研討探析。

一、刑法修正案

（八）中有關與相關服刑罪犯修訂的條款和原刑法條款的對比。

1、新修正案對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緩期二年服刑期間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后，減為有期徒刑幅度比原刑法少減刑5-10年；

2、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了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的明確法律規定。

3、原判無期徒刑罪犯的最短服刑年限比原刑法延長3年（原為10年，現改為不能少于13年）

4、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最短服刑年限，比原規定延長8年或13年（原來是12年，不含死刑緩期執行的2年）

二、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后，無期、死緩罪犯尤其死緩罪犯的改造態度、尊規守紀意識將會出現大的轉變，勢必會對監獄安全穩定及日常管理產生大的影響。新的修正案中實施后罪犯減刑機會將會面臨更加嚴格的限制，很多死緩罪犯出獄時的實際年齡已為五十歲以上的年齡，勢必促使大多數原判死緩罪犯產生極強的前途無望，人生無奔頭消極思想。原來監獄執行多年的考核、減刑假釋等有效獎懲激勵機制的效果對死緩罪犯將大打折扣，極易大幅出現以下幾種嚴重影響監獄安全穩定的問題。

（一）罪犯脫逃，尤其采取劫持、傷害人質等方式脫逃案件的發生幾率將大幅增加。由于對前途的悲觀失望，大多數死緩罪犯為故意殺人、搶劫等的暴力犯罪，其性格的殘忍性、敢為性、不計后果的特點，在看到出獄后的垂暮之年人生無希望結局后，在部分罪犯中尤其那些年青力壯可能會產生千方百計逃出監獄的想法。

（二）罪犯行兇傷害案件將會大量出現。減刑無望，出獄遙遠，勢必使很多的死緩無期罪犯產生更加嚴重的暴躁、焦慮情緒。此類型罪犯大多數為暴力犯罪，報復心強，心胸狹窄，自制力差，易沖動，暴力傾向嚴重，極易因瑣事誘發大量的打架斗毆傷害案件的發生。罪犯 1

聚眾鬧監嚴重擾亂監管秩序的問題將時有發生。罪犯減刑機會少，出獄遙遙無期，在大多數罪犯勢必產生對日常居住環境、伙食、醫療衛生水平、娛樂活動要求更高。而現在我獄罪犯伙食標準相對較低，醫療條件較差，娛樂活動少，勢必會引起罪犯極大不滿，在原來減刑勵效果大幅下降客觀條件下，罪犯一旦因以上達不到正常的生活需求極有可能產生聚眾鬧監嚴重問題出現。

（三）罪犯自殺的幾率將大幅增加。漫長的刑期，會使大部分罪犯喪失活著的信心，尤其對那些心理性格脆弱，承受挫折力差，抗壓能力弱的罪犯（尤其是“三無人員”，是指長期無親人接見、無家人來信件、無經濟來源的服刑人員）采取自殺等極端方式結束自己痛苦的人生思想會更加嚴重，自殺幾率會大幅上升。并由此帶來家屬鬧監上訪、上網炒作問題將大幅上升，勢必使監獄疲于應付。而現狀是對此類事件上級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無更好的應對措施，又會對監獄帶來極大的負擔，勢必干擾正常監獄秩序。

（四）罪犯抗拒管理和改造的違紀問題將大量出現。減刑無望，出獄遙遠，勢必使很多的死緩無期罪犯產生破罐子破摔的消極改造思想。在現有的減刑、假釋等激勵條件下，罪犯不服從管理教育頂撞，甚至辱罵毆打干警的事件會有上升趨勢。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后，在死緩無期罪犯中積極改造無用、抵觸管理的思想將會更普遍更嚴重，因為我們缺少了有力地獎懲激勵約束措施。如何有效解決罪犯違紀抗改成為新刑法實施后經常要面對問題。

三、對監獄關押和警戒設施、警力配備、經費的影響。

（一）、1.監獄押犯人數穩中有升。

(1)死緩無期罪犯服刑年限的延大幅延長，監獄關押罪犯數量將大幅上升。

（2）一些社會上常見多發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人民群眾強烈反映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新增罪名無疑不增加了監獄的押犯人數。

（3）降低了部分罪犯的入罪門檻，增加了押犯的人數。

比如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款修改為：“生產、銷售假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草案刪去了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條件限制。

2.重刑犯會長期緩慢的增加。

（1）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這13項被建議取消的死刑分別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無疑會影響重刑犯人數的增長。

（2）部分犯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

敲詐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增加罰金刑。強迫職工勞動罪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等一些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這無疑不增加了重刑犯的人數。

（二）罪犯醫療衛生經費將大幅增加。由于大多數死緩罪犯的服刑期的延長，監獄押犯構成實際年齡將大幅增大。年齡的老化勢必使罪犯身體出現各種疾病的幾率大幅增加。原來

每一名罪犯月均8元的醫療費用將不足應對老年罪犯的治療支出。此外，修正案八中，對75歲以上老年人不判處死刑（手段特別殘忍的致人死亡的除外），也就意味著監獄這樣的人會有所增加，這些人如果一旦進入監獄，將給監獄造成巨大的壓力，他們不但參加不了生產勞動，而且這個歲數的人，身體多少會有這樣那樣的疾病，甚至沒幾年就臥床不起，我們還要有人去照顧他們，監獄將成為敬老院、托老所，這會給監獄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

（三）勞動改造方式將會發生改變。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后死緩無期罪犯的勞動改造積極性將會受到相當大得挫傷，拒不參加勞動現象可能會增加。修正案中死刑減少，生刑增加，這會使押犯增加，同時也由于增加了生刑的實際執行時間，使押犯周期拉長，監獄的監規改造壓力勢必大大增加，管理難度增大。尤其是對于關押重刑犯的監獄，這種影響更大，同時長刑期犯增多，犯人改造壓力也大，出現事故的幾率會增加。

（四）警戒設施不能適應新形勢下要求。由于罪犯脫逃、自殺、抗改、行兇報復傷害等案件發生幾率的上升，監管安全形勢極其嚴峻，監控設備還不能做到對監獄各個角落的全方位監控，對出入車輛的檢測大多還局限于人眼目測，缺少生命探測儀等高科技裝備。

（五）警力嚴重不足，干警整體專業業務素質還待提高，對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后對監獄全全穩定帶來的巨大挑戰和威脅警惕敏感意識不足，難以有效應對突發的罪犯襲警、群毆等緊急情況。現各監區警力普遍不足，嚴重影響正常監獄各項工作的開展，很多監區干警光疲于應付正常的值班都捉襟見肘，更不要說早上帶工，晚上下號。有的監區就曾實行過干警四天內先值一個12小時副班，再值一個24小時班，休2天，等于全年每天上班8小時，嚴重超負荷運轉。

四、結合新刑法修正案

（八）刑法實施后罪犯整體思想動態的變化、易出現的突出監管問題，對監獄整體工作的影響，建議：

（一）確保監獄專項經費的足額保證，在此基礎上針對關押無期死緩罪犯重型犯監獄的特點大幅提升專項經費標準。加大對警戒設施、伙食、醫療衛生、罪犯娛樂場所等方面的投入。

1、加大醫療衛生的投入，提升醫療衛生和罪犯伙食水平，建立定期增幅機制。確保罪確保在伙食、醫療衛生方面的保障，解決罪犯看病醫治難的問題，使罪犯能夠安心服刑改造。

2、加大獄偵專用設施的配備，配足警力，提升獄偵工作水平。無期、死緩罪犯將比原來更具危險性，各種惡性重新犯罪的發案幾率將大幅上升，這就有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死緩無期罪犯的獄政工作，強化專業設備，切實能夠適應嚴峻的監管形式，做到超前預防。

3、加大罪犯娛樂場地和器材的建設，使罪犯在空余時間有放松心情，宣泄壓抑的情緒的空間和設施。

4、提升我獄干警的津貼水平。我獄是關押重刑犯為主的監獄，干警面臨的人身危險性程度遠遠高于管理短刑期罪犯的干警，面臨的工作壓力更大，工作強度更高。但現在我監獄干警薪酬和其他監獄一樣（甚至可能是低，因存在地區差），大大挫傷基層干警工作的積極性。上級有關部門應加大協調力度，切時將干警待遇提升上去，避免出現“從優待警一句話，從嚴治警一本書”的尷尬現象，使基層干警真正安心工作，扎根我獄，防止招得來，留不住。

（二）嚴格按照監獄標準配足基層干警警力，提升關押重刑犯監獄警力配備標準，切實解決基層警力匱乏的難題。一線嚴格按照警犯1：8的標準補足警力，確保罪犯三大現場有充足的警力。（2011年，王振輕越獄事件發生后，河北監獄管理局副局長劉建華表示，深州監獄是河北省警囚比例最低的監獄之一，只有8%，而河北省較好的石家莊監獄的警囚比是20%。國家有過會議決定警囚比不低于18%，此消息來源于網絡）

（三）暢通外診和保外就醫的渠道。外診可以有力彌補監獄醫院硬件的不足；保外就醫的核心要件是罪犯符合一定的服刑條件，病情重將危及罪犯生命或造成嚴重殘疾的疾病，監獄不能夠對其有效治療，借助罪犯家屬協助對病犯出獄進行有條件治療的一種刑罰措施。既有效及時的對罪犯嚴重疾病進行治療，又可減輕監獄的行刑成本，還可以減輕罪犯家屬對病犯的嚴重擔憂，減少犯屬對監獄和社會的猜疑和不滿，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后死緩、無期罪犯服刑年限大幅延長，60多歲的罪犯和有嚴重疾病的罪犯將大幅增加，依法制定更加科學符合重型犯監獄刑保外就醫的制度，將會對促進罪犯安心改造有很大促進作用。

（四）協調有關部門，積極將社會醫療保險引入監獄，使每一名罪犯能夠獲得社會醫療保險的救治，利用社會有效的力量切實解決罪犯有病就醫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絕大數罪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公民，他們除了不享有一定政治權利，限制自由等外，法律規定罪犯享有患病獲得及時救治的基本權利，但由于歷史與人們一些習慣性的做法，往往忽略他們應享有與社會公民共有的權利。建議監獄局等上級部門展開積極研討，將本應納入社會福利保險管理范疇一些罪犯權利切實借助社會力量解決。

希望以上的分析和建議能夠為監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第三篇：淺析監獄短刑犯的改造難點和措施

淺析監獄短刑犯的改造難點和措施

摘要： 本文所說的短刑犯,是指入監時余刑不足兩年的罪犯。短刑犯難以管理，是監獄管理工作中必須面對并急需解決的難題，特別是在人們法治意識逐漸提高，罪犯維權意識高度膨脹的當今社會。

近年來，隨著國家打擊犯罪活動的深入，《刑八修正案》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我省短刑犯的數量不斷增多，特別是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關于“余刑三個月以上的罪犯應投送到監獄服刑改造”規定的實施，短刑犯在監獄服刑改造的數量大幅攀升，消極改造，混刑度日，致使監獄對短刑犯的管理面臨嚴峻的挑戰。根據監獄近年來罪犯違規違紀數據的統計，短刑犯的違紀率明顯高于其他刑期的罪犯。

一、監獄短刑犯改造難的情形

短刑犯改造難一方面是由于刑期短，普遍存在混刑度日、消極改造心理，缺乏內在動力；另一方面是由于監獄管理制度及管理措施的缺陷所造成。

（一）心態消極。對于罪犯而言，減刑、假釋是他們在服刑期間的最大愿望，也是他們認罪服法、安心改造的原始動力。短刑犯由于其刑期較短，減去判決前看守所的關押時間，剩下服刑爭取改造考核成績的時間較少，又因減刑假釋的申報審批時間較長，導致所能獲得的減刑機會和減刑幅度非常有限。按照現行減刑、假釋政策之規定，根據其認定的悔改表現：如考核成績無或不夠的，則罪犯根本無減刑、假釋之希望。因此他們往往會忽視改造的意義，服刑對于他們來講只是一種被迫服從而已，混刑度日成了他們最原始的想法，日常的改造表現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行為抗拒。考核成績是衡量罪犯在服刑期間表現好與壞的唯一標準，也是減刑、假釋認定悔改表現的硬性條件。當這類罪犯失去減刑、假釋的機會后，考核對于他們來說就形同虛設，也就失去激勵和牽制他們的改造作用了，從而會導致他們在日常改造中頻繁出現抗改行為。如：服刑身份意識差，行為規范差，缺乏罪惡感；在勞動中消極怠工、好逸惡勞，出工不出力；頻繁無理取鬧，大事不犯、小事不斷以及小題大做、小病大養，甚至以自傷、自殘等極端行為來逃避改造。他們自認為自己不想好處，不要減刑，警察就拿他沒辦法，所以在警察面前以“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態度，以裝瘋賣傻的方法來逃避改造，抗拒改造，嚴重擾亂了監管改造秩序。

（三）易受唆使。罪犯與罪犯之間存在著“同道哥們”的天然鄰近關系，相互之間容易親近。《監獄法》規定罪犯要分押分管，但由于現實條件的限制，目前許多監獄還未嚴格落實。短刑犯與長刑犯的混押，不同犯罪類型罪犯因刑期短的集中關押，都會使罪犯間交叉感染，那些所謂的“老兵”（反改造份子）就會給“新兵”（短刑犯）講“心得”，交流“經驗”，告訴他們不需要改造成績，如何應對警察管理，唆使他們做一些反改造、對抗管理的事情，挑撥他們與警察之間的關系，被唆使和挑撥的短刑犯則會成為他們與警察對抗的“矛”與“盾”，嚴重阻礙了監獄改造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管理體制滯后，執法不嚴，造成處罰失效。目前社會執法環境發生了轉變，群眾對執法機關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在大環境的影響下，監獄警察的執法理念也由原來的“強制機器”變為現在的“執法服務”，罪犯由原來的強壓下的改造變為現在的“有氧活動”。監獄迫于安全穩定和上級考核指標的壓力，警察由于顧忌被投訴、被擔責，在處理罪犯違法違紀時往往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與罪犯談妥協，給機會，往往導致處罰不當，使監獄一些常規的懲戒措施失去應有的警示作用。監獄現在提倡“文明管理”，但現有的管理政策滯后、管理方法老套，處罰手段和措施單一，致使懲戒短型犯的警戒效果偏低，也為警察的日常管理帶來了束搏。當短刑罪犯服刑在這種改造氛圍中，往往就失去改造的自覺性，違規所受的扣分、警告、記過、禁閉等處罰手段就失去了效果，甚至存在出監前也要給監獄“弄點事”、“讓你好看”、“反正你要放我出監”的思想。

二、管理短刑犯的有效措施

由于短型犯余刑較短、消極抗拒，改造動力不足等特點，給監獄管理帶來很大的難度。短刑犯的改造質量普遍不高，也嚴重影響監獄的執法形象。監獄應當結合實際，依法、嚴格、科學管理。

（一）分押分管，“因人制宜”

監獄應嚴格依照《監獄法》的規定，調整監獄押犯結構，做好分押分管工作。根據短刑犯的特性，將不同的犯罪人群、犯罪類型、刑期結構，設置監區及分監區。限制各類刑短刑犯的活動區域，以免交叉感染；以不同方法進行管理，提高教育改造的針對性；適宜的安排勞動改造項目，提高刑滿釋放后的就業機會；銜接社區矯治部門，強化改造質量。

（二）強化改造各類期間教育的銜接，提高教育的針對性

短刑犯在監獄服刑時間較短，入監教育剛剛完成，有些就進入出監教育期間。罪犯在改造初期和改造末期，是“情緒波動”較大的兩個時期，也是問題高發期。監獄應強化短刑犯改造初期和末期的管教。

1．在入監教育期間。監獄應開展罪犯心理測量、心理治療等矯治活動，調節短刑犯入監初期的忐忑情緒，提高認知能力，消除消極心理；監獄還可以搜集一些刑釋人員回歸社會后通過自身努力走向成功的典型，編成書或影視資料，供剛入監的短刑犯閱讀和收看，消除他們的“改造無用論”思想，激發他們的改造動力。

2．在監區服刑改造中期。監區應堅持入監期間對短刑犯管理強度，不能放松要求，同時營造一個健康向上的改造氛圍，豐富業余改造生活，如多搞一些文娛活動、讀書活動等，使他們的改造生活既緊張又充實，又能學到知識，得到鍛煉；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力度，貼近罪犯釋放后就業意向，讓短刑犯看到改造希望，對出監就業抱有信心，并理解和接受監獄對他們的改造計劃。

3．在改造末期。通過出監教育，使他們在回歸社會之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關系、掌握正確的人際交往方式，還可以邀請有關部門給短刑犯作形勢、就業、安置報告，消除其對前途的迷茫情緒；短刑犯出監前最希望的是能夠得到親人的諒解、支持，監獄還可邀請短刑犯家屬來監獄會見、幫教，穩定他們的改造情緒，打消他們的顧慮。

（三）創新短刑犯管理機制，對罪犯處遇實施動態管理 《罪犯動態處遇管理制度》是高明監獄一監區針對其在押短刑犯約占監區押犯總數的80%的情況下，出臺的監區管理辦法，是將罪犯處遇按其日常改造表現進行動態分級管理。制度對罪犯獎懲措施進行了細化，將罪犯個人與集體相結合,以提高罪犯集體榮譽感作為核心；以個人、互監組、倉組、管區為考核主體，以周、月為考核期限，以罪犯“三大現場”中實際改造表現為考核要素，將考核結果應用于分級處遇、行政獎懲、活動空間等方面，實現對短刑犯乃至監區全體在押罪犯的動態處遇管理，形成互相監督、互相促進、羞于犯錯的良好改造氛圍。

1、分級管理：將監區全體罪犯分級管理為從寬管理、普通管理、強化教育、嚴格管理四個級別：（1）從寬管理：總體改造表現優秀的罪犯，每個管區取前總人數的10%，管區當月實現零違紀扣分的可增加1人，次月實現零違紀扣分的再加1人，依此類推，但總人數不超過15%；管區當月發生兩起扣3分、累計扣8分或受集訓以上處罰的，取消該管區當月的從寬管理處遇。（2）普通管理：總體改選表現良好，沒有違規違紀的罪犯。（3）強化教育：月內累計扣1-3分（不包括一次性扣3分）的罪犯；未履行好互監義務導致互監組成員或同倉罪犯被一次性扣3分以上處罰的罪犯。（4）嚴格管理：月內一次性扣3分以上（包括3分）或累計扣4分以上（包括4分）的罪犯；未履行好互監義務導致互監組成員或同倉罪犯受警告、記過、禁閉等處罰的罪犯。按相應級別確定對其管理的寬松度，并且成立罪犯動態管理領導小組把握罪犯動態處遇管理的申報和審批、動態處遇管理級別的變更、公示、復議等。

2、罪犯個人的動態處遇：從罪犯個人日常改造的細節方面著手，對購物、會見、通信通訊、學習、吸煙等制定細則，根據罪犯實際改造表現進行動態處遇管理。如對從寬管理罪犯按監獄規定標準購物，并可購兩條香煙；普通管理罪犯僅限于購買本人下月必須的生活用品，限購一條香煙；強化教育罪犯限購20元，并不允許購煙，限制期限為扣分數*1，不超過3個月；嚴格管理罪犯限購20元，不允許購煙，限制期限為4個月，對受警告以上處罰的為6個月。

3、罪犯集體的動態處遇：（1）、留倉管理：以各管區上個月整體的實際改造表現為依據，對看電視、沖涼、管區勞動獎勵加菜等留倉集體活動及利益進行動態處遇。如晚上看電視或沖涼時，上個月合計扣分少的管區排在前面、扣分多的管區排在后面進行；對扣分最多的兩個管區不予勞動獎勵加菜等。（2）、管區嘉獎比例：由監區根據當月各管區的整體情況，對各管區的嘉獎比例進行細化。例如定好各管區嘉獎基準比例，按累計扣分（內務衛生每扣4分折合違紀扣分1分）情況對各管區進行排名，扣分由少至多的管區嘉獎比例分別進行排名；當月發生兩起扣3分、累計扣8分或以上處罰的管區，嘉獎比例下調5%；當月沒有違紀扣分的管區，按排名所對應的嘉獎比例再提高1%，依此類推，借此提高罪犯的集體榮譽感。

2010年1月份以來，高明監獄一監區作為獨立關押點，試點推行了《罪犯動態處遇管理制度》。通過不斷的摸索、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短刑犯的管理教育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切實提高了監區罪犯尤其是短刑犯的總體改造質量。如2012年，一監區罪犯劉衍楨，刑期一年六個月，余刑十個月，因刑期原因，無法獲得減刑，入監初期身份意識差、抗改抗教，甚至打架，破壞監管秩序，監區按照《罪犯動態處遇管理制度》規定，對其進行嚴格管理，落實互監組夾控、購物限額為20元，并且不允許購煙、會見時間不超過20分鐘、收工后強化學習、取消看電視、通訊等，所在管區的集體活動和嘉獎比例相應受到影響，在感受到監規紀律及同改反感帶來的強大心理壓力下，其能夠遵守監規守紀，參加勞動，現已正常出監。

(四)科學完善管理制度，提高改造積極性

目前，我國已步入法制社會，在新的執法環境里，我們要與時俱進，要有更科學、更合理的管理制度來適應當前管理環境。

1、完善減刑假釋制度：

減刑作為罪犯改造的最大動力，短刑犯更是望之可急，也是其改造難的根源。《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2）》第六條中規定：有期徒刑罪犯的減刑起始時間和間隔時間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執行一年六個月以上方可減刑，兩次減刑之間一般應該間隔一年以上。被判處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規定，適當縮短起始和間隔時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實施細則（2006）》第十七條規定：被判處五年以下（不含本數）有期徒刑的罪犯，自判決執行之日起服刑一年以上方可減刑；余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服刑在余刑二分之一以上方可減刑；從以上立法規定可以看出，罪犯在服刑期間只要有認罪悔罪或立功表現，都應有獲得減刑或假釋的機會，法院或監獄都應該為有認罪悔罪或立功表現的罪犯創造或提供減刑或假釋的機會。但是依據我們現在執行的高院減刑假釋政策，判決后余刑不足兩年的罪犯（多次犯罪的不計），其中余刑在3至6個月，余刑在一年至一年3個月是沒有減刑機會的（呈報審批兩個月、余刑1個月以上），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李犯和劉犯都因盜竊判一年半，判決生效后，李犯余刑11個月，劉犯余刑一年，按照我們現有的執行政策，李犯就有減刑機會，而劉犯因執行期間需滿一年以上，卻沒有減刑機會，直接導致劉犯就法院和監獄的執行政策不滿，影響到該犯的改造積極性。如果說余刑在3到6個月，需要服刑期間及獲得的改造成績來認定他是否認罪悔罪，罪犯是可以理解的，但僅僅因判決生效后余刑的長短，而導致有無減刑機會，罪犯是不可能理解的。這對監獄日常管理帶來難度，也為罪犯能否在服刑期間認罪悔罪，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順利回歸社會帶來障礙。因此筆者建議，將《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實施細則》第十七條規定，修改為：判決生效后，余刑兩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服刑在余刑二分之一以上方可減刑。這就可以避免判決生效后，余刑一年至一年三個月的罪犯沒有減刑機會的制度缺陷，還可提高余刑一年以上罪犯減刑幅度，極大提高該部分短刑犯的改造積極性。

還有，目前監獄減刑假釋的申報期間為每兩個月一批，每年六次，向法院呈報減刑假釋名單。對于大多數短刑犯，由于其本身余刑短，獲得考核成績有限，每批兩個月的申報和審批時間會影響他的減刑幅度，甚至減刑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簡化減刑假釋的申報和審批程序，縮短短刑犯減刑假釋的申報時間，將每兩個月申報一次調整為當月申報當月裁定，每年十二次。

2、發揮親情幫教的作用，謹慎適用離監探親：

雖然短刑犯普遍存在消極改造心態，但是對親人的思念和牽掛，也是其改造的動力來源，同時短刑犯主觀惡性小、脫逃可能性低，筆者認為監獄可以充分發揮親情幫教的作用，如動態安排會見次數和時間，適當放寬撥打親情電話的次數、時間、條件等積極措施，以此調動短刑犯的改造積極性。根據《監獄法》及司法部《罪犯離監探親和特許離監規定》的相關規定，監獄可從嚴把握離監探親條件和程序，對符合條件，表現特別優秀的短刑犯準予其暫時離開監獄探望親屬，并動態調節離監探親時間，從思想和心靈上達到激勵的目的，提高改造積極性。

3、工種分類激勵：

短刑犯由于刑期較短，在獄內違法犯罪的機率較低，脫逃的可能性較少，監獄可以選擇改造積極，表現突出的短刑犯從事獄內零散勞動崗位，也可以從事監獄范圍內清潔、綠化、雜役等事務，充分發揮可選擇勞動崗位機會的積極性因素，調動部份短刑犯的改造積極性。

4、提高勞動報酬，發揮物質獎勵作用：

短刑犯由于刑期較短，參加勞動培訓的時間也應該縮少，監獄應當積極引入適合短刑犯勞動的項目，組織短刑犯進行生產勞動，國家也應少提或不提短刑犯勞動補償費，提高短刑犯的勞動報酬幅度，讓部份無機會獲得減刑的短刑犯從勞動報酬上得到補償，以調動其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并從嚴控制短刑犯個人零花錢的開支。例如顧送款只能用于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和學習用品，需要購買香煙、食品等非必需品的須從個人勞動報酬中開支。

《監獄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罪犯的行政獎勵有表揚、物質獎勵和記功。監獄可依據規定，針對不同類型的短刑犯實行不同的行政獎勵措施。有刑減的罪犯符合規定的給予表揚（嘉獎）、記功，無刑減的短刑犯符合規定的可給予物質獎勵，調動其改造積極性，補償其無刑可減的心理落差。

（五）、探索社區矯治工作，完善對短刑犯的行刑制度。

社區矯治已在我國實行多年，并取得較好的成效。筆者在此提出的社區矯治是在不影響刑罰執行的前提下，以社區為基礎，把符合一定條件的臨近刑滿釋放的短刑犯安置到監獄附近的社區，參加有償或無償的社會勞動，由政府機關的有關執法人員和社會幫教力量共同參與對其實施教育改造，完成從“監獄人”到“社會人”的轉變。社區矯治既維護了刑罰的嚴肅性，又幫助短刑犯減少了對社會生活的不適應，使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適應社會，自立于社會，降低重新犯罪率；執行采取“非寬即嚴”的管理教育理念，罪犯一直積極表現，即可到社區改造，表現不好或在矯治社區違紀則失此待遇.這樣有利于促進短刑犯積極改造。因此，社區矯治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的角度，無論是從罪犯個人還是社會的角度，這項探索都有其積極意義。隨著行刑制度的發展，社區矯治短刑犯將是一種必然的、積極的選擇。

簡而言之，監獄管理工作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蠻干。短刑犯雖然具有難改造的一面，但只要我們把握了短刑犯改造的基本特征，實其腹、暖其體，抓好“兩頭”，促“中間”，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必能摸索出一條可靠、高效的管理方法和制度，成功管理并轉化短刑犯，為日后監獄管理工作所遇到的挑戰積累更豐富的經驗。

第四篇：1998年《人權法案》及其對英國憲法的影響

1998年《人權法案》于2000年10月2日在英國正式生效，至此，關于英國是否采納權利和自由法案的長期的憲法爭論終于有了明確的答案。該法案的生效對英國憲法將會產生毋庸置疑的重大影響。通過將《歐洲人權公約》中的大量實質性條款引入英國的國內法，《人權法案》在使個人權利在英國法律中概念化方面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轉折。

一、《人權法案》生效前的英國憲法和個人權利

英國是沒有成文憲法的民主政治的杰出范例。英國憲法是“不成文的”，沒有被列入一部“特別重要的”、統一的文件中，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習慣和實踐中，它的許多部分由不記錄于任何莊嚴文件中的“慣例”所組成。但這并不是說憲法原則沒有成文淵源，許多憲法原則來自于立法機關的法令或者法院的意見。但是這些法定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沒有特殊的地位，不優越于其他法律，可以如同其他法律一樣以相同的方式被修改或者廢除。英國缺乏關于憲法基本原則的權威和全面的陳述，沒有必須通過修改以實現憲法變革的法律文件，英國人更典型地偏愛逐漸發展的憲法實踐。另一方面，英國是君主立憲政體，有一個所有的政府行為均以其名義進行的世襲的國家首腦———英王。理論上，英王、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議會，英王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英王只是一種象征，真正的權力在下議院，即由民主選舉的議院。戴雪（A.V.Dicey）主張議會主權，議會在其有權制定或者廢除任何法律而不受法律限制這一意義上是至高無上的。議會制定的法律具有絕對的權威，不被任何人或機構變更或廢除。議會的一項法案可能會違反道德或者社會規范，甚至可能被認為是“違憲的”，但是必須得到執行。〔1〕雖然戴雪的議會主權的主張被多次爭論，但英國憲法學者中的大多數仍然認為戴雪的立場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管與憲法其他方面有關的優點是什么，英國憲法的彈性特征〔2〕會使公民對他們所擁有的權利的性質和限制以及他們與國家公共機構的關系產生不確定感，因為權利沒有被以任何全面或者易于理解的方式闡明，而且議會主權學說意味著個人權利只有在大多數人容許的情況下才能享有。在《人權法案》通過之前，英國憲法不包含一個“權利和自由法案”，即一個全面列舉個人權利的法律文件，也沒有一個對國家施以尊重個人權利的絕對義務的憲法的普遍原理。正如賴特（Wright）勛爵在二戰期間的著作中所言，在英國憲法下“沒有被保證的或者絕對的權利”，“對英國人自由的保護是在民眾的較強的判斷力和發展了的有代表性的和負責任的政府體制下實現的。”〔3〕

（一）政治責任與人權保護

由于個人權利的保護受行政責任和議會審查的政治機制的影響，英國的人權保護主要依賴于自我糾正的民主政治這一觀念。通過每隔一段時間定期的選舉要求政治決策者去尋求和獲得全體選民的同意，選民體制發揮著檢查和監督濫用權力的作用。這種對政治責任的強調被英國憲法的兩個基本支柱———三權分立和法治所補充，二者被認為是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任意行使權力侵犯的關鍵。如同英國憲法的大部分內容一樣，三權分立學說的出現也是漸進的。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紀愛德華一世統治時期。〔4〕4個世紀之后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子爵強調了自由與安全保護思想的重要性：“在像我們這樣的憲法里，整個安全倚賴于各部分的平衡。”〔5〕在英國發展的內部權力制衡體制比孟德斯鳩所建議的嚴格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體制要復雜得多。立法權被大眾選舉的下議院（平民院）和非選舉的上議院（貴族院）共同行使。行政權不是由獨立于立法機關的個人行使，而是由被稱為內閣的全體大臣們行使。內閣由首相（按照憲法慣例其必須是下議院的議員）領導，閣員主要來自于下議院議員（他們來自于控制下議院的政黨或者政黨聯盟）。19世紀，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他的著作中寫到，這種“行政和立法權的緊密結合（幾乎是完全融合）是英國憲法有效的秘訣”。〔6〕司法獨立于議會和內閣，法官不能因國王的意愿而被免職。就司法權而言，也有一些與其他部門相交迭的部分。[!--empirenews.page--] 最明顯的，上議院是英格蘭、威爾士或者北愛爾蘭的民事和刑事上訴案件以及蘇格蘭的民事上訴案件的終審法院。上議院的大法官（其是內閣成員，在上議院的辯論中代表內閣；當其在立法職位上發揮作用時負責主持上議院）也是司法領袖，有時候在上議院的上訴案件中充任法官。簡而言之，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在英國是分散和混合的，而不是嚴格的分離。除了這種權力分散的復雜體制外，保護權利的另外一個憲法原則是法治。該觀念的核心是堅決主張沒有人能夠超越于法律之上，“政府權力受到法律和民主進程的限制。”〔7〕正如格里菲斯（J.A.G.Griffith）教授所言，“通過‘法治’，我們的意思是我們承認依照已確定的程序而制定和解釋的法律的權威性和合理性，我們否認以其他方式制定的‘專斷’的法律，以及那種約束法律制定者的法律。”〔8〕另外，法律應當是確定的，任何人的行為在法律沒有明確定義為非法時不得受到懲罰。從社會個人的角度來講，“聲明法律的權威高于人類是為了保護公民免于君主和政府的權力濫用。”〔9〕

（二）《歐洲人權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國內法的影響受到二元論憲法學說的限制，該學說將國內法與國際法相分離。內閣首相代表英國簽訂條約，但根據議會主權的要求條約本身不能改變英國的國內法，條約不是自我執行的。為了使公約權利在英國法院能夠實施，公約條款必須具體體現在議會的某個法案中。雖然《歐洲人權公約》（作為國家政府間的一個協議）在國際法范圍內對英國施以義務，但是在英國國內法范圍內其并沒有對議會或者內閣施以義務。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公民是毫無意義的。該公約并不僅僅在國家間創造義務，它還創造與其簽字國相反對的可實施的個人權利。該公約提供了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與簽字國相反對的）那些權利能夠被個人主張：可以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ECHR）提起反對某簽字國的訴訟。然而，訴訟得到解決的程序是復雜、緩慢和昂貴的。即使請求者堅持通過這種程序并獲得了有利的裁決，但是裁決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因為它只適用于個人請求者，并不約束英國法院的判例。而且，英國沒有法律義務去修改或者廢除任何被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與《歐洲人權公約》不一致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歐洲人權公約》又的確對英國的國內法有些影響。例如，該公約被用作幫助解釋模棱兩可的法規；該公約規定了行政職能的行使；在特殊時候，該公約被用在新的普通法規則的發展上。然而這些作用又是有限的。立法過程允許參考公約這一規則并非是指以公約取代立法，該規則常常屈從于其他較久確定的法律解釋的規則，它并不影響該公約簽訂之前頒布的法規，而僅僅影響后來法案的解釋；沒有議會意圖使其法案符合公約的一般假定。雖然在與公約一致的意義上公共機構可以行使它們的判斷力，但是它們在法律上沒有義務這樣做，它們在做出決定時在法律上也沒有被要求考慮公約所列舉的權利。

此外，法院盡管偶爾會參考該公約，但更多的是以粗略的方式而很少檢查公約權利的實質，法官在發展法律時對人權給予的重視也是很少的。總之，該公約———不管其在英國形式上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顯然沒有獲得憲法地位，甚至連一個非法律的憲法公約都不是。議會和法院很少使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審判規程，在英國法學院中對公約權利的研究在極大程度上也是被忽視的。[!--empirenews.page--]

二、1998年《人權法案》

政府白皮書《帶回家的權利[1][2][3][4][5]下一頁 ：人權法案》對1998年《人權法案》的規定進行了描述并說明了該法案的目的。其意圖是為所有立法的司法解釋提供一個新的基礎，而不是著眼于廢除其中的任何部分。該法案沒有像1972年引入《歐洲共同體法》那樣直接將《歐洲人權公約》引入英國的國內法律體系。相反，1998年《人權法案》確定了《歐洲人權公約》中特定的條款和規約，稱為“公約權利”，并將其作為原則滲透入英國的法律。公約權利包括生存權和不得加以酷刑或使受非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懲罰；不得被蓄為奴或受到奴役；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公正審判的權利；尊重個人隱私和家庭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結社與和平集會的自由權利；結婚和組成家庭的權利；享受公約權利，不得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宗教、政治的或其他見解、民族或社會的出身、同少數民族的聯系、財產、出生或其他地位而有所歧視；財產權；受教育的權利；以及自由選舉的權利。盡管這些權利中的一些是絕對的，但是大多數（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必須與諸如國家安全、公眾安全、犯罪預防、健康或者道德的保護，或者其他方面的保護之類的社會利益相平衡。在決定特定的公約權利的范圍與含義上，英國法院應當考慮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但是該判例法不具有約束力。相反，英國法院可以自由發展一個獨立的人權法學，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給公約權利一個更為擴大的解釋。然而，盡管《人權法案》規定公約權利應當有效（就在英國憲政體制內是可能的來講），但是它對人權法的司法發展施加了一些限制，主要體現在違反權利的主張如何提出以及解決的方式等方面。適用公約權利的方式有所不同，這取決于立法、公共機構的行為或者普通法的規則是否與公約權利不一致。

（一）公約權利與立法

《人權法案》以三種重要的方式影響立法和立法程序。首先，當提出新的立法建議時它給內閣施加義務。該法案規定，當內閣提出一個新的議案時，負責該議案的內閣成員必須宣布該議案與列于該法案中的公約權利是否一致。如果內閣大臣不能確定該議案是否與公約權利相一致，那么他必須予以聲明，并且確認“內閣仍然希望議院繼續進行該議案”。盡管這可能會僅僅成為一種形式。

《人權法案》影響立法的第二種方式與司法對立法的解釋與適用有關。該法案的第3條確立了一條解釋規則，用于解釋任何時候頒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屬立法———“只要有可能，無論對基本立法還是附屬立法的解釋和給予效力均應與公約權利保持一致。”〔10〕在這個規定生效之前，法院只有在立法中發現了模糊之處時才會假設“議會想要使其立法符合《歐洲人權公約》”，即使此時，該假設也常常次于其他的法律解釋規則。《人權法案》不僅提升了這種假設，使其優于其他的解釋規則，而且它排除了在解釋立法時必需在參考公約之前找到模糊之處的要求。根據該法案，法院被要求適用這個新的解釋規則來對立法進行解釋，并給予效力，以便實施公約權利，除非議會法案的條款明顯與公約不一致，以至于這樣做是不可能的。[!--empirenews.page--] 該法案影響立法的第三種方式體現在第4條。〔11〕《人權法案》第4條授權某些指定的法院在運用第3條的法律解釋規則解釋立法時，在立法不能與公約權利相調和的情況下，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不一致的宣告的效果是不同的，取決于被質疑的立法的來源。如果“從屬立法”———該法案所做的一種分類，包括蘇格蘭議會、北愛爾蘭議會以及威爾士議會的法案，以及按照議會所授予的權力由內閣各部門發布的命令、規則和規章———被發現違反了某項公約權利，那么法院可以宣告該立法無效和不能執行，除非該從屬立法在起草時議會法案已有效防止了不一致部分被去除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議會的某個立法被發現與某項公約權利不一致，法院可以宣告被質疑的法案與公約權利“不一致”，但是這一宣告不影響被質疑法案的有效性或者可執行性，也不約束訴訟當事人。對于被宣告“不一致”的法案，由行政部門決定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內閣大臣可以做出修改立法使其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補救命令，但該補救命令必須通過該法案中的“快速途徑”（fast track）程序而由議會兩院批準。這樣，《人權法案》所預期的司法審查就與傳統的議會主權觀念相和諧了。是否修改或者廢除一項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立法的最終決定權屬于議會自身。

（二）公約權利與公共機構的行為

《人權法案》第6條確定，當公共機構以與某項公約權利不一致的方式行為時為非法。〔12〕所謂“公共機構”，廣義上是指其功能具有公共屬性的“任何人”。這一概念囊括了中央、地區以及地方政府官員，包括行政機構。該法案明確規定法院與法庭應當被認為是公共機構。政府白皮書指出，第6條義務應當擴大至警察、入境檢查員和監獄官以及對以前屬于公共部門的行為負責的團體（如私有化的公用事業在它們發揮公共職能的范圍內）。第7條規定，任何人發現某個公共機構的行為違反了或者意圖違反某項公約權利時，可以直接根據該法案提出主張。〔13〕如果法院發現某個公共機構的行為（或者預期的行為）違反了某項公約權利，那么它可以準予這種救濟或者補救或者做出命令（在其認為是正當和適當的權力范圍內）。在替代性的補救不足以補償該公共機構行為的受害者時，該公共機構可能會被判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本質上，該法案創造了一個違反公約權利的侵權行為的新公法。但是，當司法部門執行新公法，按該規定調整立法解釋時，《人權法案》對該項權力施以謹慎限制，以便保持傳統的議會主權概念。首先，盡管該法案將“公共機構”進行廣義的定義以便包括公共和私有團體的廣闊范圍，但是議會或正在履行議會職責的人被明顯排除在這個定義之外。其次，如果受質疑的公共機構的行為被議會的某項法案有效授權的話，那么基于該法案第6條的某個訴訟或者辯護將會失敗。

（三）公約權利與普通法

《人權法案》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在公約權利與普通法之間產生爭議時確保其間的協調性。這通過明確規定法院和法庭是“公共機構”，有義務以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動而實現。為了遵守該義務，在將普通法原則運用于純粹的私人間糾紛時，司法必需給予公約權利以效力。該法案沒有明確這樣說，但顯見的一點是，該法案全部的目的與第6條施于法院和法庭的義務要求當闡釋判決的普通法理由時須運用公約權利。當然，這一觀點并非無可置疑。理查德·巴克斯頓（Richard Buxton）爵士認為《人權法案》確定的公約權利的內容與《歐洲人權公約》所規定的權利的內容是相同的，而且是同源的。〔14〕既然《歐洲人權公約》所規定的權利僅僅是對抗政府的公法上的權利，而不是對抗其他公民的權利，《人權法案》中的公約權利只有在與公共機構的行為相關而不反對私人行為時才可以被實施。該論點在那些提倡對基本權利采取“垂直”保護方法的人中得到支持：《人權法案》應當僅僅與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關，私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必須保持在該法律的范圍之外，以使私人領域免受國家干涉。〔15〕相反，威廉·韋德（William Wade）爵士主張《人權法案》應當被給予完全的、直接的“水平”作用，即在由普通法規則所定義的私人權利的范圍內完全實施。〔16〕其立論的基點在于，國家是由所有的法律關系構成的，法律自身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因而國家行為無處不在，即使對于該法律是普通法時也是如此。法律規范個人之間和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威廉爵士將這種理解歸于對法案第6條的“字面”解釋，法案將法院定義為公共機構，認為公共機構與公約權利不一致[!--empirenews.page--]上一頁[1][2][3][4][5]下一頁 的行為為非法。那么不管訴訟包括國家還是私人個人，如果某個公約點出現的話，法院的判斷必須與該權利一致。大多數英國憲法學者對于《人權法案》對普通法的影響所明確表達的觀點趨向于處在理查德爵士和威廉爵士所采取的立場之間。〔17〕大多數人對于該法案“要求法院和法庭以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動（不管是在解釋法律還是在宣告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原則上）表示同意。”〔18〕正如默里·亨特（Murray Hunt）的解釋所言，“在私人關系不被法律調整的范圍內，私人關系不受干擾，但是一旦法律調整這些關系，那么它們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私人性質。”國家（包括司法）必定要“以支持和保護基本權利的方式”來制定、執行、解釋和適用調控這些關系的法律。〔19〕然而，由于公約權利自身并沒有設定起因于私人參與者的關系的訴訟新理由，只是可能被法院在解釋和適用以前的法律時所依賴，因此《人權法案》的水平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相當間接。

三、《人權法案》與英國憲法

《人權法案》生效后立即被賦予了憲法意義，它對議會主權傳統與權利憲章所需要的現代觀念的調和被很多人贊譽為“顯示智慧的美好的東西”“、議會立法者藝術的精巧的展覽會”。但同時，主權概念的通融也意味著法案不能按照許多現代憲法的式樣保護基本權利，這一獨特特征成為評判《人權法案》對英國憲法影響的良好開端。

（一）非確定的權利

憲法至上是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的特色，在最低程度上，這種憲法理論昭示著憲法是區別于并且高于其他法律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必須受憲法的約束，并且憲法的修改也必須經由較普通法律更為復雜和嚴格的程序。如果按照憲法至上的理念衡量，《人權法案》無疑是失敗的———其在保護個人權利上僅僅是開了空頭支票。該法案沒有確定地保護所列舉的公約權利：這些權利可以被修改而且該法案自身也可以被下議院的簡單多數票廢除；該法案沒有被賦予特殊的法律地位，不能自動撤銷以前與之不一致的法案。盡管《人權法案》要求法院運用法案中所列舉的公約權利來調和以前存在和后來頒布的立法，但是法院不能使議會的不一致立法無效，它們只能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且不影響其有效性。該法案清楚地允許議會在特定的情況下不考慮公約權利。當某項議案置于議會面前時，負責的內閣大臣可以清楚地聲明內閣想要推進該議案，即使其與公約相抵觸；并且，當法院宣告某項立法與某項公約權利不一致時，內閣可以拒絕修改或者廢除它。總之，正如某位學者所言，“受《人權法案》保護的權利是受議會主權支配的。”〔20〕

但是，如果將其置于憲法至上理念之外，《人權法案》還是有其樂觀之處的。雖然《人權法案》僅僅是議會的一個普通法案，但是從政治上講，廢除是不可能的。在英國立憲主義的背景下，宣告立法無效的權力和宣告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權力之間的區別或許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正如霍夫曼（Hoffmann）勛爵所言，“如果法院做出不一致的宣告，那么內閣和議會所承受的使法律一致的政治壓力將會是很難抵抗的。”〔21〕或許法院會謹慎地解釋公約權利，尤其是在最初之時，并且會通過創造性的解釋（而不是不一致的宣告）給予公約權利以效力，以盡量避免與行政部門發生直接沖突。英國立憲主義的穩定性與保守性將會有效地使公約權利免于被廢除并且使對這些權利的違反（通過法律可獲得允許）在政治上不可行。盡管英國體制因應貴族政治傾向而備受指責，但是議會已經表明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對保護它們的責任感。《人權法案》通過要求議會在建議和頒布立法時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特別考慮人權問題加強了這一特征。[!--empirenews.page--] 另外，《人權法案》可以被認為是在美國權利和自由法案基礎上的另一種方式的改進，但該法案的范圍可能更加廣泛。在美國，“國家行為”學說意味著僅僅在對抗政府機構或者私人團體（必須是其行為與政府緊密相連甚至有效地充任了政府角色）之時，權利才可以被主張。而根據《人權法案》，所有“公共機構”的行為均被包括在內，包括范圍廣闊的非政府組織，如公用事業企業以及法院和法庭。大多數學者相信，公約權利將會促進調整私人行為的制定法的解釋和普通法自身的發展。《人權法案》的間接的水平作用與美國（只有很少的例外）的權利和自由法案僅僅是垂直的適用形成對照。

（二）《人權法案》與司法

格里菲斯教授認為，憲法“通過主要機構之間的工作關系而形成”，這些機構“可能很大程度上在它們的構成上保持不變（如果不是它們的成員人數的話），但是這些關系卻在不斷地改變”。〔22〕議會與 司法之間的關系便極其深刻地受到《人權法案》的影響。“從歷史的角度講，法院一直尋求貫徹議會的意愿，但是在人權領域，議會將會貫徹法院的意愿。”〔23〕雖然議會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做出由“不一致”宣告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任何改變，但作為“政治事實”，議會會做出明智的反應。《人權法案》體現了基于憲法的從行政部門到法院的潛在和重大的權力再分配。首先，法院在解釋角色上發生重大改變。法律解釋的目的解釋方法將會在適用《人權法案》時被追求，包括“鑄造法律至法院認為法律所應當能夠達到的程度”。這是對傳統的原義分析方法的重大違背。《人權法案》指引法院“只要有可能”則要以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方式去解釋所有的立法，而不必考慮在按照公約解釋立法之前首先找到模糊之處。“作為與公約相一致，法院必須解釋的不僅是那些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有兩種含義時這一意義上產生的含糊的規定，而且還包括那些在上述情況下沒有含糊之處，除非對公約權利進行了明確限定。”〔24〕

傳統上，英國的司法審查被限定于公共機構的行為而沒有擴大至議會，且針對的問題也較為狹窄，即某個行為是否是不合理的、違法的或者程序上是不適當的。《人權法案》不僅通過使議會法案服從法院審查而擴張了法院的角色，而且通過均衡性審查（proportional-ityreview）深化了法院角色。歐洲人權法院在根據《歐洲人權公約》審查立法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時長期使用均衡性原則，其要求審查：某項立法或行政行為對某個公約權利的限制是否與公約所追求的目標相適應。〔25〕該原則要求對政府行為的目的和方法進行廣泛的檢查，這與美國法院使用的“中度審查”（“intermediate scrutiny”）〔26〕和“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27〕相類似。盡管均衡性審查從未被英國法院完全排斥，但是它因政治上過于敏感而受到抵制（因為它要求法院用自己的判斷來代替根據議會命令做出的政府部門的判斷）。隨著《人權法案》的到來，均衡性審查事實上成為強制性的，而且上議院已經在適用該法案的早期判決中使用了該原則。[!--empirenews.page--]

（三）《人權法案》與人權文化

在布萊爾（Blair）政府的一個主要目標———創造一個新的“人權意識文化”———得到實現的過程中，《人權法案》起著辭舊迎新的分水嶺作用，人權關注將持續地成為英國全部社會信仰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對于社會信仰體制的創建，法律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但是《人權法案》對英國憲法真正的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其將人權語言引進了普遍的公眾討論中。新的“人權文化”不僅影響了大眾輿論，而且塑造了制度行為的模式。

在英國，憲法原則如同法律原則一樣，在本質上不被認為是全部或者是根本的。黑萊爾·巴奈特（Hilaire Barnett）曾經強調：不管一個國家是否有成文憲法或者權利和自由法案，對個人權利的實際保護并非僅靠參考成文規則來解釋。不管保護權利的形式怎樣，在任何社會，民主政治進程、政治實踐和可上一頁[1][2][3][4][5]下一頁 接受的政府行為準則都是至關重要的。〔28〕《人權法案》對制度行為和制度心理的影響或許比其對大量的法律學說的影響更為重要。為使公共機構有時間審查他們的政策，也為使法官能夠適應迅速推進該法案和《歐洲人權公約》的要求，《人權法案》遲延兩年才予以實施。這兩年經歷了一個在政治家、媒體、律師以及整個社會的關于人權問題的史無前例的大討論。這種討論直到今天還在延續。人們相信，這種討論將會有助于改變對公民權利在制度和通俗意義上的理解。由該法案引進到英國憲法中的價值如果能夠“被行政人員和立法者適當地主觀化”，這些價值將會“為政治和憲法決策貢獻一個合理的道德基礎”。而且，該法案所創造的權利意識環境將會使議會以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使主權時，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將更加困難。

四、結語

《人權法案》所采取的保護權利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傳統英國人對民主政治的倚賴與美國和德國對司法典型倚賴之間的妥協。盡管該法案保留了戴雪所闡述的議會主權的理論模式，但是它明顯擴張了司法角色。20世紀70年代中期，工黨內閣在爭論是否制定《權利和自由法案》時，主張者強調，一部權利憲章“將會有助于對基本價值的更加系統的關注以及關于它們的更有見識的公眾討論；將會從總體上引起制定、適用和解釋法律的相應改變”。〔29〕通過使法官和政府官員對人權問題敏感起來，通過要求他們在行動時顧及公約權利，以及通過將人權概念引入公眾日常討論中，《人權法案》將會達到這些目的。然而，正如黑萊爾·巴奈特所言，該法案的效力將取決于法官堅定地保護和解釋公約權利以反對政府侵犯的意愿；取決于政府做出補救命令以確保服從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宣告的意愿；取決于公民個人以怎樣的精神在法庭上主張他們的權利。〔30〕最終，人權法案的成功將取決于個人權利在英國的憲法文化中是否處于核心地位。

注釋：

〔1〕戴雪：《英憲精義》（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E.C.S.Wadeed.，1959，10thed.，p.39.[!--empirenews.page--] 〔2〕英國憲法的彈性特征可歸因于英國憲法的“不成文”性和議會主權。因為憲法中的許多內容是不成文的，憲法的界線常常模糊不清，這使得因應社會或者政治發展需要修改憲法時會很便利。議會主權意味著議會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權，議會可以制定、頒布新法律，也可以廢除過去的制定法，還有權修改或廢除判例法，也有權改變自己的決定，即所謂“沒有一個議會能夠約束未來的議會行動”。

〔3〕Liversidgev.Anderson [1942]A.C.206，261（H.L.）。

〔4〕參見[英]梅特蘭：《英國憲法史》（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lsted.，p.20-21.〔5〕參見[英]巴奈特：《憲法與行政法》（Hilaire Barnett，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Cavenedish Publishing Ltd.，2000，3ded.，p.124.〔6〕參見[英]白芝浩：《英國憲法》（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Ed.R.H.S.Crossman.London： C.A.Watts.1872，2ded.，p.10.〔7〕同注[5]引書，第723頁

〔8〕參見[英]格里菲斯：《普通法與憲法》（J.A.G.Griffith，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Law Q.Rev.117，2001，p.46.〔9〕同注[5]引書，第723頁。

〔10〕《人權法案》第3條規定：“（1）只要有可能，無論對基本立法還是附屬立法的解釋和給予效力均應與公約權利保持一致。（2）本條———（a）適用于任何時候頒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屬立法；（b）不影響任何不一致的基本立法之效力，得繼續適用或執行；（c）如果（不慮及任何廢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對不一致的廢除，則不影響任何附屬立法的效力，得繼續適用或執行。

〔11〕《人權法案》第4條規定：“（1）第（2）款適用于法院在任何訴訟中確定一項基本立法的規定是否與公約權利一致。（2）如果法院確定該規定與公約權利不一致，它可以作出不一致的宣告。（3）第（4）款適用于法院在任何訴訟中確定一項根據基本立法所授權制定的附屬立法的規定是否與公約權利一致。（4）如果法院確認以下情形，可以發表不一致的宣告：（a）某項規定與公約權利不一致，和（b）某項（不慮及任何廢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對不一致的廢除。（5）本條所稱”法院“意指：（a）上議院；（b）樞密院司法委員會；（c）軍事法院的上訴法院；（d）蘇格蘭高等刑事法院（并非初級法院），或高等民事法院；（e）在英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高等法院或上訴法院；（6）本條中的宣告（”不一致宣告“）：（a）不影響法律規定的效力，得繼續適用或執行；和（b）不拘束訴訟當事人。

〔12〕《人權法案》第6條規定：“（1）公共機構實施了違反公約權利的行為是違法的行為。（2）第（1）款不適用的行為有：如果（a）該機構的行為符合基本立法的某項或者多項規定；或（b）基本立法或者根據基本立法作出的某項或多項規定不能以與公約權利一致的方式解釋或生效的情況下，該機構正實施那些規定或者使其生效的行為。（3）本條中”公共機構“包括：（a）法院或法庭，和（b）任何其職責具有公共性質的人，但是不包括議會或正在履行議會職責的人。（4）第（3）款中的議會不包括行使司法職能的大法官法院。（5）依第（3）款（b）項，在某具體行為中，如一個人的行為屬私人行為，其就不是公共機構。（6）”行為“包括不作為，但不包括未實施的下列行為：（a）向議會提出法案的建議；或（b）制定基本立法或補救命令。[!--empirenews.page--] 〔13〕《人權法案》第7條規定：“（1）如果主張某公共機構在某方面實施（或意圖實施）違法行為可以通過第6條（1）款：（a）依據本法案到適當的法院或法庭對該機構提起訴訟，或（b）依據公約權利或與任何法律訴訟有關的權利，但只有他是（或可能是）該非法行為的受害人時才可以進行上述訴訟。??”

〔14〕參見[英]巴克斯頓：《人權法案與私法》（Richard Buxton，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Private Law），LawQ.Rev.116，2000，p.50.〔15〕參見[英]亨特：《人權法案的“水平影響”》（Murray Hunt，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Pub.L.1998，p.424.〔16〕參見[英]韋德：《水平狀態的視野》（Sir William Wade，Horizons of Horizontality），LawQ.Rev.116，2000，pp.219-221 〔17〕參見[英]格萊伯，丘伯那：《藝術與金錢：私人領域的憲法權利？》（Christoph Beat Graber Gunther Teubner，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Oxford J.LegalStud.18，1998，p.61；馬克斯尼斯：《隱私、言論自由與人權法案的水平影響：德國的教訓》（Basil Markesinis，Privacy，Freedom of Expression，and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Bill： Lessons from Germany），LawQ.Rev.115，1999，p.47.〔18〕參見[英]萊斯特，派內克：《人權法案對私法的影響：爵士的動議》（Anthony Lester David Pannick，The Impa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on Private Law： The Knight‘s Move），116LawQ.Rev.116，2000，p.383.〔19〕亨特，同前注[15]引書，第434-435頁。

〔20〕巴奈特，同前注[5]引書，第118頁。

〔21〕參見[英]霍夫曼：《人權法案與上議院》（Lord Hoffmann，Human Rights and the House of Lords），Mod.L.Rev.62上一頁[1][2][3][4][5]下一頁，1999，p.160.〔22〕格里菲斯，同前注[8]引書，第42頁。

〔23〕582Parl.Deb.，H.L.（5thser.）（1997）1275.〔24〕參見[英]埃文：《人權公約一體化下的人權發展》（Lord Irvine of Lairg，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n In-corporated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Pub.L.1998，pp.228-229.〔25〕例如，國家對公約第8-11條所列的權利（隱私權、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的干涉只有在符合以下要求的情況下才能被認為是適當的：嚴格符合法律的規定，促進實現合法的目的，并且“在民主社會中是必要的”。最后這一要求意味著干涉必須符合迫切的社會需求，特別是要與所追求的合法目標相適應。為達到目標所使用的手段的精確性必須取決于有分歧的權利的性質和國家干涉該權利的性質。See Olssonv.Sweden，130 Eur.Ct.H.R.（ser.A）at 31，11Eur.H.R.Rep.259，285（1988）。

〔26〕“中度審查”是審查的中等水平，政府必須表明它的行為與促進一個重要目的（有重大意義的目標）有實質性聯系（或有很強的聯系）。[!--empirenews.page--] 〔27〕“嚴格審查”是審查的最高標準，政府必須表明它的行為對于促進切身利益（或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完全適合的（或幾乎完全必須的）。

〔28〕巴奈特，同前注[5]引書，第10頁。

〔29〕參見[英]萊斯特：《歐洲人權與英國憲法，變化中的憲法》（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European Human Rights an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Jeffrey Jowell Dawn Olivereds.，1994，3rded.p.40.〔30〕巴奈特，同前注[5]引書，第938頁。

第五篇：薩班斯法案簡介：由來、影響及爭論

薩班斯法案簡介：由來、影響及爭論

2001年12月，美國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突然申請破產保護，此后，公司丑聞不斷，規模也“屢創新高”，特別是2002年6月的世界通信會計丑聞事件，“徹底打擊了（美國）投資者對（美國）資本市場的信心”（Congress report, 2002）。為了改變這一局面，美國國會和政府加速通過了《薩班斯法案》（以下簡稱SOX法案），該法案的另一個名稱是“公眾公司會計改革與投資者保護法案”。法案的第一句話就是“遵守證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從而保護投資者及其他目的。” 美國總統布什在簽署“SOX法案”的新聞發布會上稱“這是自羅斯福總統以來美國商業界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法案 ”。但由于該法案剛剛通過不久，其執行也不到兩年，現在就來評價該法案的成敗得失，為時尚早。但是，了解該法案的通過背景以及該法案制訂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對我們正確認識、把握該法案，從而理性地看待我國資本市場的相關事件以及相應的對策問題，不無裨益。

一、法案的形成過程 按照美國國會網站對SOX法案的介紹，該法案最初于2002年2月14日提交給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到7月25日國會參眾兩院最終通過，先后有6個版本，它們分別是：2月14日、4月22日、4月24日、7月15日、7月24日、7月25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7月25日的最后版本。

2002年2月14日提交到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版本，包括13章，主要內容集中在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監管，如：成立一個管制機構，監督注冊會計師的運行；對該管制機構的運行給出一些原則性的規定；禁止公司官員、董事等相關人員對審計實務施加不當影響；加快財務披露的速度，包括對內幕交易和關聯交易的電子披露；禁止在退休和養老金凍結期間(blackout periods)內部人的交易；責成SEC修改公司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定、設定最低檢查期，并在指定的日期內提交對分析師的利益沖突、公司治理實務、執行(enforcement actions)、信貸評級機構等的專項研究報告。與最終通過的版本相比，第一稿較溫和，不僅沒有最終定稿所包括的各項嚴厲的刑事責任要求，而且，對會計職業監管相對較寬松。當然，這與該法案起草時間短有一定的關系，因為，2001年12月2日安然申請破產保護，第一稿正式提交的日期為2002年2月14日，這中間還包括一個月的國會休會期（2001年12月21日至2002年1月22日）。此外，當時世界通信等事件尚未爆發，社會輿論對企業管理層的態度還沒有根本轉變。

從對美國國會網站的檢索情況看，安然公司2001年12月2日申請破產保護，美國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2001年12月12日就安然事件舉行第一次聽證會，討論安然倒閉對投資者及資本市場的影響，作為專家證人出席聽證會的有SEC首席會計師、安達信的首席執行官等4人。國會于2002年1月下旬復會后，2月4日、5日又召集兩次聽證會，2月14日正式提交第一稿，自2月14日起，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就該法案先后進行了多次聽證會，到4月22日列入Union Calendar, Calendar No.247，并根據聽證情況進行了第一次較系統地修訂。4月22日的第二稿與第一稿相比，篇幅增加了將近一倍，主要變化是對公眾監督組織（Public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PRO）的人員組成、經費來源與獨立性、具體運行等的規定更加細致，增加了要求SEC對公司高管在重新編制財務報表之前六個月銷售公司證券所得部分進行審定并強迫其交出相應利得；具體討論了對安然和安達信主要責任人的可能法律行為及其所得的處理；要求美國總審計署(GAO)對投資銀行和財務顧問在安然、環球通訊(Global Crossing)失敗事件中的作用、特別是投資銀行從事的純粹幫助企業操縱現金流以掩蓋其真實財務狀況的行為；要求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對其職業行為示范規則(Model Rul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以及SEC的規則展開研究，討論相應職業道德指南是否有效地指導律師行為并保護公司股東利益。

第二稿提交后，眾議院的討論非常激烈，4月24日當天共提交了5份正式的修改意見，涉及：部分術語（A001）、要求PRO成員中至少有一人從來沒有獲取過會計資格(A002)、責成SEC對審計公開上市公司的事務所要求其不低于一半的收入來自審計(A003)、成立一個聯邦審計局以從事證券法所要求的財務報表審計(A004)、對PRO的具體運行進行討論與限定(A005)。上述修正案只有前兩個獲得通過，后三個都未能通過。在經過正式討論后，國會責成工作人員進行修訂，從而完成了第三稿。第三稿與第二稿相比，變化不大，主要調整就是PRO成員的組成上，從原來的兩個非會計人士、三個會計人士，改為一個從未接觸過會計、兩個最近兩年未執業，其他就是一些遣詞用句上的調整。

美國國會關于該法案的記錄表明，從4月25日提交給參議院“銀行、住房與城市事務委員會”討論，之后直到7月15日，這之間沒有關于該法案討論、修訂的記錄。但實際上，參議院同期也在進行相應的立法行動。比如，參議院“銀行、住房與城市事務委員會”自2月12日至3月20日，共舉行了十次聽證會，討論安然、安達信事件的原因、影響與對策。其中，2月14日的聽證會邀請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秘書長、主席等就會計準則的表現形式以及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等問題作證。3月8日，參議員Dodd提交了有關重建投資者對會計行業信任的法案，該法案基本思路與眾議院所提交的H3673相似，但增加了有關會計與審計準則、會計師事務所輪換等提議。

6月25日，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主席Sarbanes報告有關 “公眾公司會計改革與投資者保護2002法案”，該法案的書面文本于7月3日正式提交給參議院，7月8至15日的討論中，共收到122份補充或修正提案，最終于7月15日在參議院以97對0票高票通過，最終通過的提案名稱為“公司與犯罪舞弊責任2002法案”或“強化白領犯罪懲罰2002法案”，但參議院同時將該法案與眾議院提交的HR 3673進行合并，成為7月15日的修改稿（第五稿）。

按照相關資料的介紹，當民主黨參議員Sarbanes早在6月18日宣布將提交一份關于“公眾公司會計改革與投資者保護法案”時，參議院內部的意見并不統一，共和黨資深議員Gramm不支持該提案。有評論認為，如果不能取得Gramm的支持，估計該提案2002年內都無法獲得通過。但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一些事件，對該提案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2002年6月25日公布的世界通信(WorldCom)38億美元假賬事件。如果說，安然、環球電訊等公司丑聞令美國社會震驚，那么，世界通信赤裸裸的假賬令美國社會憤怒。6月26日，布什總統承諾要推進對世界通信事件的調查，并將相關人員“繩之以法”，7月9日，布什總統專程到華爾街發表演講，宣布成立由司法部副總檢察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為主席的“公司舞弊懲治工作組”，加大對公司高管人員涉及舞弊問題的刑事責任。同時，布什也要求國會在7月底休會前能夠提交讓其簽字生效的法案。這一切，都促成了參議院最后快速通過對S2673的審議，并將其并入HR 3673。這樣，修正后的草案篇幅又增加了一倍多，內容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從原來的18章壓縮為10章，刪除了對有關投資銀行、律師等的討論，將S2673的內容與第四稿的內容進行合并，如第8章“公司及舞弊罪的責任”(Corporate and Criminal Fraud Accountability)、第9章“嚴懲白領犯罪”(White-collar crime penalty enhancements)都是直接來自S2673；將原先數章討論的內容如對審計行為的不當影響、非法證券收入的測定與沒收、內部人交易等并入“公司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一章；正式確定監管會計職業的權威機構名稱為“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并對該機構的具體運作加以限定。本次修訂稿基本確立了SOX法案最終版本的基調。7月17日，參議院任命了由Sarbanes等9名參議員作為該項法案的主要評議人(conferee)，負責與眾議院進行溝通，進行后續的修訂。

眾議院同時也在采取相應的行動。7月15日，眾議員Sensenbrenner提交了一份關于強化公司高管層舞弊責任的議案，16日獲得眾議院高票通過，通過的名稱為“公司舞弊責任2002法案”(Corporate Fraud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2)，并同時提交參議院司法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進行討論。該法案最終也并入HR 3673，成為最終法案的第11章。7月17日，由參議院修改的法案被返回給眾議院。不知是出于對眾議院榮譽的維持，還是出于對自身榮譽的維護，Oxley要求全體眾議員一致否決參議院的修改，并專門舉行一個會議（a conference）。當天的辯論結果是：將法案提交會議討論，同時，任命了以Oxley為召集人的10位評議人。此外，眾議院還就該法案的一些具體章節（如306、904、108、109等）任命了專門的成員作為評議人，要求對這些部分給出具體的修改意見。由于美國總統布什多次要求國會加快立法進程，并要求國會在8月份休會前能夠提交一份最終法案讓總統簽署，因此，國會參眾兩院都在盡快協調雙方之間的差距。自19日起，眾議院的相關成員與參議院的會議成員舉行會議，對相互分歧進行辯論，并于24日完成了對法案的修改。

7月25日，該修正稿以高票分別在參眾兩院通過，7月30日，美國總統布什簽字，SOX Act正式成為美國的一項法律。

二、SOX法案的主要內容

最后修訂完稿的SOX法案共分11章，第1至第6章主要涉及對會計職業及公司行為的監管，包括：建立一個獨立的“公眾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對上市公司審計進行監管；通過負責合伙人輪換制度以及咨詢與審計服務不兼容等提高審計的獨立性；對公司高管人員的行為進行限定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等，以增進公司的報告責任；加強財務報告的披露；通過增加撥款和雇員等來提高SEC的執法能力。第8至第11章主要是提高對公司高管及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比如，針對安達信銷毀安然審計檔案事件，專門制訂相關法律，規定了銷毀審計檔案最高可判10年監禁、在聯邦調查及破產事件中銷毀檔案最高可判20年監禁；為強化公司高管層對財務報告的責任，要求公司高管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宣誓，并就提供不實財務報告分別設定了10年或20年的刑事責任。

除上述兩個部分外，法案第七章要求相關部門在SOX法案正式生效后的指定日期內（一般都在6個月至9個月）提交若干份研究報告，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合并、信貸評級機構、市場違規者、（法律的）執行、投資銀行等研究報告，以供相關執行機構參考，并作為未來立法的參照。按照法案的要求，這些報告都已經完成。

美國2001年至2002所爆發的各項公司丑聞事件中，企業管理層無疑應當負有最主要的責任，因而，SOX法案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明確公司管理層責任（如對公司內部控制進行評估等）、尤其是對股東所承擔的受托責任，同時，加大對公司管理層及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企業會計人員以及外部審計人員在這些事件中的負面作用，不容否定，比如，安然通過復雜的“特殊目的主體”安排，虛構利潤、隱瞞債務，而世界通訊則是赤裸裸的假賬，提高財務報告的可靠性，成為SOX法案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法案的要求包括：建立一個獨立機構來監管上市公司審計、審計師定期輪換、全面修訂會計準則、制訂關于審計委員會成員構成的標準、要求管理層及時評估內部控制、更及時的財務報告、對審計時提供咨詢服務進行限制等。并且，從全部法案的次序安排來看，這些內容排在前三章，而篇幅也超過2/3。因而，SOX法案更像一個會計改革法案。該法案前后被用過多個名稱，其中之一就是“公眾公司會計改革和投資者保護法案”。

三、SOX法案：中期評估

由于SOX法案的正式生效是2002年7月30日，到2004年初也不足兩年。應當說，該法案的影響尚未充分發揮，因此，現在就評價該法案及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為時尚早。下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法案制訂本身以及該法案的短期影響。

（一）法案的制訂過程：匆忙

誠如上述，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申請破產保護；2002年1月10日，安達信公開承認銷毀了與安然審計有關的檔案。很快，安然公司丑聞轉化為會計丑聞。安達信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由于2002年事關中期選舉，有效利用公司丑聞事件所產生的“機會”，是政治家的必然選擇。因此，從國會眾議院、參議院，到美國總統，都盡力顯示他們對公司丑聞事件的重視程度，并力圖向公眾表明他們在努力工作，以求解決相關問題。比如，在SOX法案最后提交投票表決的討論會上，參議員Gramm（該項法案的主要反對者）認為，美國奇特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一旦社會上發生重大事件，盡管議員們并不一定知道答案，也不一定了解很多情況，但選民們都期望議員要有所行動。在SOX法案最終通過之前，參眾兩院兩個委員會先后提交的相關法案就有十多起。特別是由于世界通訊巨額假賬丑聞爆出，“（美國）政治風暴急劇上升，道?瓊斯指數跳水，大家都普遍認為國會應當有所行動，并且越快越好。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幾個原來已經提交討論的議案被拼接起來，成為SOX法案”（Perino, 2002）。在法案制訂過程介紹部分也提及，美國總統布什對該法案也非常關注，他本人為了改變外交和戰爭總統形象，塑造一個重視并擅長國內事務和經濟問題的新形象，以利其未來競選連任，還專門推出一個關于美國公司責任的專題“運動”，從2002年1月10發表講話要求改革養老金的規定以及公司披露的準則起，不斷推出有關公司責任的講話與呼吁，包括世界通訊丑聞后立即表示要徹底調查。在SOX法案制訂過程中，布什總統還多次催促，要求國會盡快提交草案讓其簽字，并明確表示要求國會在7月底休會前，一定要送交草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最后就該法案準備投票前的辯論中，很多人都反復提到這一點。最終通過的SOX法案，也被媒體批評為一種“本能的”反應(knee-jerk reaction)。換言之，它很難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產物。

（二）法案本身：重點突出、邏輯混亂

中國有句古話：慢工出細活。與之相對應，趕工只能是粗糙。將之用于SOX法案，雖然有點夸張，但總體應是恰當的。

如上所述，SOX法案是一種情緒下的產物：美國社會普遍對公司高管的腐敗行為感到憤怒。比如，2002年7月25日，Adelphia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John Rigas被公開逮捕。按照媒體的報道，J.Rigas的律師曾經與司法部協商，要求讓J.Rigas去司法部指定的地點“報到”，但司法部拒絕了這一要求，J.Rigas也以78歲高齡成為美國近20年來第一起“戴手銬游街”的公司高管。美國司法部的副總檢察長、布什總統任命的“公司舞弊懲治工作組”負責人在隨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公司高管（非法占有公司財產）與普通的市井小偷并無兩樣，（公開逮捕他們）是懲治公司犯罪行為的一種恰當方式。正因為如此，SOX法案的一個重點就是強化公司高管及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比如，SOX法案第906節“財務報告的責任”規定，公司高管明知財務報告存在虛假內容而宣誓，可判罰款500萬美元或/和最高20年監禁。SOX法案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加強對會計職業的監管，這一背景在前面已經提及，這里不再重復。

SOX法案本身的內在邏輯混亂，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該法案是若干個法案拼接的產物，比如，第8、9章來自原S2673，第11章來自原HR5118，同時，還吸收了S2004的部分內容。由于最終的SOX法案是若干個法案的拼接與綜合，其內容與表述上存在重復，是一種必然現象。特別是有關公司高管和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部分，分別散見于第8、9和11章。也就是說，同一份文告先后有三個部分討論內容相同或相近的話題，重復不可避免，個別地方出現自我不一致，也有規定與現行法律不一致。此外，關于公司高管對財務報告真實性的責任，第302節的表述與第906節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

（三）法案的實施效果：初步檢驗 由于SOX法案實施時間很短，對其進行檢驗，缺少必要的觀察值和觀察區間，任何檢驗只能是初步的。

誠如上述，SOX法案的目的是加強公司責任，以保護公眾公司投資者的利益免受公司高管及相關機構的侵害，其內在邏輯思路是：提高公眾公司財務報告及信息披露的及時性與準確性，可以有效地保護公眾公司投資者的利益；而強化公司高管的財務報告責任、提供外部審計的獨立性等，將有助于提高公司財務報告及信息披露的質量。SOX法案給出的很多內容與規定都是與此相關的。究竟SOX法案是否提高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質量、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將有待未來的市場來檢驗。在相關的文獻中，沒有找到太多的檢驗文獻。Cohen et al(2003)針對SOX法案頒布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進行檢驗。他們首先收集美國公司1987年至2001年第二季度之前（安然事件于當年10月份開始引爆）公司盈余管理的數據，數據表明：公司盈余管理不斷上升。然后，他們又收集了SOX法案通過之后的相關數據（2002年第三季度至2003年第二季度），發現盈余管理出現明顯下降，會計信息質量明顯上升。

SOX法案第2章專門討論審計獨立性，并提出若干措施，其中之一是禁止會計師事務所向同一個客戶既提供審計服務，又提供咨詢服務。Lai(2003)的研究發現，SOX法案實施之后，審計師更愿意提供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而且，公司報告利潤中盈余管理的程度降低。他的發現支持SOX法案提高審計獨立性的推斷。

Li et al(2003)的檢驗采取不同的視角。他們對SOX法案及其相關事件進行分析，選擇了20個相關的事件日。他們認為，由于SOX法案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強化審計委員會、限制盈余管理（提高信息質量）。如果市場能夠充分預期SOX法案的影響，那么，那些盈余管理較高、審計委員會獨立性較差的上市公司，其市場反應應當與盈余管理較少、審計委員會獨立性較強的上市公司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他們的經驗結果不能顯著地支持其推論。作者最后認為，SOX法案的通過，只不過是對市場上數量不斷增多、規模不斷加大的會計舞弊事件的本能反應，它所包含的內容更多地是政治家的口號與煽動，而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改革(more rhetoric than reform)。

四、有關爭論

有關SOX法案的爭論，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對會計職業所存在的問題，究竟應當由政府監管還是由市場自身來解決；第二，加大公司高管與會計職業的法律責任，無疑是應當的，但是，法律責任究竟應當有多大？過高的法律責任是否會對公司經營、管理以及會計職業產生負面影響？

市場競爭抑或政府監管，是經濟學所關注的一個核心話題。贊成市場競爭的經濟學家包括科斯(R.Coase)、斯蒂格勒(G.Stigler)、弗里德曼(M.Freedman)等。盡管各自的理論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普遍認為充分競爭的市場本身能夠自動達到均衡，比如科斯有關交易成本與企業規模的理論，就隱含了市場能夠自動達到最佳企業規模的思想；斯蒂格勒有關政府管制的研究表明，政府管制并沒有提高效率，卻增大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他還專門研究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作用；弗里德曼同樣也是自由市場理論的忠實支持者，他認為，私有企業經營失敗的結局是破產和倒閉，而政府經營企業的失敗，不是破產和倒閉，而是擴張（Sullum, 2002）。他的這一思想被用來反對“9?11”之后美國政府準備資助航空業的提案，認為這種救助不能解決問題。美國現任總統布什在2004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在宣傳其減稅政策時也認為：美國人民比政府能夠更有效地使用資源。在企業經濟學領域，阿爾欽（A?Alchian）所提出的經濟學達爾文主義、簡森（M?Jensen）等所提出的代理理論，都包含了市場有效且市場機制能夠自動實現最佳均衡安排或結果。

但是，周期性的市場危機事件表明，市場會失效。而資本市場、現代社會的新聞機制等，在相當程度上放大了市場失效的社會影響，從而加深了人們對市場失效的“記憶”。因此，市場危機事件成為政府介入的最好“借口”。1929-1933年經濟危機產生了“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本次安然等系列公司危機事件以及安達信審計失敗，催生了一個獨立機構“公眾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這些機構運行都需要相應的費用，無論這種費用的來源如何，最終都成為社會成本，加大了經濟運行的費用。SOX法案第109節就規定：那些使用到會計準則及被PCAOB監管的公司，都應當要交納相應的費用。

政府管制是否能夠糾正市場失效，仍然是一個存有爭議的話題，但是，政府管制的一些負面效應卻是人所共知的。比如，在SOX法案討論過程中，參議員Gramm就認為，政府或許干預過度了。他認為，成立PCAOB或許是必要的，但政府具體限定PCAOB的職責與工作，可能存在問題，因為，PCAOB是由相關專家組成，他們比國會議員對該問題有更大的發言權。另外，他對SOX法案本身也不無擔心，他認為，一旦由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如果應用中發現不當，再來修改將費時費力，其經濟后果難以估量。他以金融領域的一個法規（Glass-Steagall）為例，認為該項法規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應當修改，但直到1999年才被修訂。最后，他還擔心：由于該法案將適用16 254家公眾公司，并不是每個公司都象通用汽車那樣的規模，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審計師向其客戶提供咨詢服務，會加大中小企業的成本。他舉例說：一家在NASDAQ上市的規模不大的公司，其CEO是工程技術背景，對會計一無所知；現在公司需要招聘會計負責人，他本來可以讓其審計師幫助面試并判斷某人是否合格。按照新的法案，他只能重新找另外一個機構幫助完成這項工作，企業的成本必然會上升。Gramm擔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PCAOB掌握了一部分人——會計從業人員的謀生權利，他們可以吊銷會計從業人員的謀生權利，這種權利一旦被濫用，其后果不堪設想，因此，應當設定一些措施，防止這種權利被濫用。

SOX法案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加大公司高管及會計從業人員的法律責任，尤其是刑事責任。在美國這樣一個以判例法為主體的法律框架內，1933年的《證券法》、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就已經開始用成文法的體例對資本市場進行約束。但SOX法案前所未有地將公司高管和會計從業人員的法律責任用成文法的方式明確加以限定，比如，給公司高管人員處以最高20年監禁、最高500萬美元的罰款等（第906節）。

以往的經驗證明，法律責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提高會計職業質量(Kothari, Lys and Watts, 1988)。但是，過高的法律風險，也會造成一種特殊現象：帶來會計職業整體的風險，形成“逆向選擇”效應，并最終降低了會計職業的質量。法律風險的負面效應在美國醫藥行業已經得到充分地體現。

還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會計職業成為本次安然事件的犧牲品？按照有效資本市場理論，一個相對有效（比如：半強式有效）的資本市場能夠“看穿”企業會計數據的“包裝”。或者說，企業單純通過虛構會計數字是無法瞞騙資本市場的。因此，盡管會計在這場美國系列公司丑聞事件中負有非常重要的責任，但如果沒有其他相關機構與部門、特別是投資銀行的配合，虛構的會計數字只能停留在表上，不可能成為具有市場影響力的“真實”故事，投資者也就不會蒙受如此巨額的損失。比如，安然所籌建的每一個“特殊目的實體”，都得到投資銀行的肯定和支持，否則，安然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各特殊目的實體與安然之間轉移資金。因此，美國國會在進行聽證過程中，一度對投資銀行給予了高度關注。比如，SOX法案第二稿起，就要求美國總審計署進行專項研究，討論投資銀行在安然、環球電訊(Global Crossing)以及其他公司丑聞事件中的角色，特別是如何幫助企業“構造”交易以掩蓋其日趨惡化的財務狀況。在眾議院完成討論并提交參議院后，參議院進行了大幅修正，在強化法律責任的同時，刪除了有關對投資銀行的研究報告。后來，在眾議院的堅持下，該部分被寫進最終的法案。但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投資銀行的游說勢力強大，使得法案最終沒有對投資銀行給出過多的約束（只是對財務分析師的利益沖突加以討論？但這實際上是重申了一個早已成文的規定而已）。與國會立法相比，紐約州檢察長發起了對投資銀行的全面起訴，要求投資銀行改善經營、完善內部監控制度并迫使投資銀行交付巨額賠、罰款。如2002年12月，美國十家投資銀行與SEC等達成協議，這十家投資銀行共支付近15億美元的罰款及捐贈。但是，這些都沒有在SOX法案中得到體現。

五、評論與啟示 SOX法案標志著美國證券法律根本思想的轉變：從披露轉向實質性管制。盡管該法案出臺匆忙，但它仍然經歷了將近20次的公開聽證，同時，美國國會相關人員對該法案展開了較充分地爭論，并盡可能地限制該法案對經濟運行的負面影響。比如，針對Gramm提出的小企業問題，法案保留了由PCAOB按個案審批豁免的權力（第201節）。

SOX法案及隨后的相關事件帶給我國很多啟示：

首先，法律重在執行。如果沒有強有效地執行，法律就不可能起到預期的約束作用。針對美國整個公司管理層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所面臨的高收益（包括期權在內達到天文數字的報酬）、低風險（公司管理層沒有法律風險，只有榮譽和掌聲）的局面，美國政府及相關管制機構加大了對公司管理層的法律約束，陸續對公司丑聞事件中的主角提起公訴。僅安然公司，就陸續有數十人被起訴，最近，安然的前首席執行官司麒麟（J.Skilling）被提起公訴，按照媒體的評論，安然的創始人雷(K.Lay)被起訴的時間也不會太久，世界通訊的主要肇事者、財務總監已經被起訴，其創始人最近也被起訴。

第二，建立一種合理、穩定的預期。人們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建立在其對未來合理預期的基礎之上，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將為人們建立這種預期提供依據。美國公司管理層近乎貪婪的預期與其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低風險不無關聯。美國通過加大對有錯或者有罪管理者的起訴與懲罰，從而形成一種新的預期：公司管理層需要自我約束。

第三，政府適度管制。歷史事件表明，絕對無管制的市場容易走向極端。但是，前蘇聯及我國過去的歷史也證明，政府高度管制，同樣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套用一句古話“過猶不及，君子中庸”，政府管制也是如此。盡管安然事件等系列公司丑聞爆發，為政府介入、管制提供了絕佳的“借口”，但美國國會在制定法律的辯論過程中，仍然有相當多議員對政府管制持有審慎態度。美國現任總統布什大力推行減稅政策，其內在思想就是：讓市場自己運行，政府應當少掌握資源、少介入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