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關系是競爭還是合作

中美關系是競爭還是合作

前面兩個章節對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關系進行了介紹和分析。如果說工業革命開始、金融和貿易理論的出現標志著現代國際經濟關系的形成，那么一般認為，1648 年簽訂的威 斯特伐利亞和約標志著現代國際政治關系的形成。導言中已經指出，沒有自由市場談不上世 界經濟，同樣，沒有民族國家就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國際政治。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國際關 系史上的意義不僅在于它結束了歐洲 30 年戰爭，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民族國家的出現，并 且提出了現代國際關系最初的基本原則：

一、在國際政治格局中，行為主體是民族主權國家。

二、只有國家才擁有完全的法律行為能力，這是由國家擁有主權這一基本屬性所決定的。

三、1主權是不能割讓的。民族國家剛剛登上世界舞臺就已經表明，它們將遵循一套前所未有的行為準則。在此之前，國家間的競爭有如在封閉的角斗場上展開，相對獲益是判斷勝負的標準;在此之后，國家間的競賽逐漸演變成超長距離的馬拉松，絕對獲益與相對獲益一樣成為核心的游戲規則。推動這一變化的是生產方式的革命和生產能力的飛躍。

現代化的通訊手段使公眾隨時能感受到各國生活水平的差異，促使他們對政府提出更

多的要求。不僅要實現絕對獲益，而且要實現相對獲益;不僅要持續增長，而且要趕超其他 國家。結果，在現代國際體系中，因落后而消亡的國家極為罕見;但因為不能達到國民的期 望值，而失敗垮臺的政府則層出不窮。在世界經濟整體增長的同時，國家之間的競爭也日益 激烈，要分出上下高低

【解說】中國社會科學院２５日在京發布《中國國家競爭力報告》藍皮書，報告中指出，中國與美國、日本等國之間的國家競爭力差距正日趨縮小。藍皮書指出，２００８年，全球１００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國家競爭力排名前１０名分別是：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英國、荷蘭、瑞士、法國。中國國家競爭力近２０年間由７３名上升至１７名。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之下，美國整體競爭優勢依然較大，特別是經濟結構、全球聯系、人力資源結構層次等方面優勢更為明顯，有許多方面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但中國在經濟增長速度、需求潛力、國內外經濟關系等方面已經逐漸取得競爭優勢。日本國家競爭力長期位列前三甲，在亞洲保持了絕對領先地位，中國國家競爭力正處于不斷提升的過程中，與日本的差距也逐漸縮小。與印度相比，當前中國的國家競爭力總體略強于印度，而印度在社會管理、產業集中等領域領先中國。專家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發展需要的是公平、合作、開放，屬于“包容性增長”，不能把中國經濟的強盛、競爭力的提升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等同起來。

現在奧巴馬上臺，說中美兩國既是合作的伙伴，又是競爭者。我想提法有改變，但是精神內涵是一致的，就是今天的世界，美國當然還是毫無疑問，全球最有實力的，經濟軍事或者政治強權。但是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所以中美兩國的關系是有越來越緊密，也是多元化，多層次這種相互交錯非常復雜的關系，這里面有許多共同點，需要合作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競爭的關系，這又是一個客觀的現實，所以我想奧巴馬的說法，詞語不太一樣，但是也可以說一脈相承。

奧巴馬認為，中美關系的關鍵是，兩國要保證彼此間的競爭是針對消費者以及市場的良性競爭，是符合國際規則的競爭。如果說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建立并維持新的商貿模式，那么兩國都將最終獲益，國際社會也將因此獲得更大的穩定。

這場經濟危機是美國人完全意識到，要解決當前中美間的商貿模式，不僅要依靠美國人改變儲蓄和消費習慣，同時也意味美國要向中國出售更多的商品，靠中國鼓勵其國民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

為此需要盡可能延長保持其第一經濟大國地位的時間,以確保“一超”的物質基礎。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的大國,未來10-15年亦是推進長遠發展戰略的關鍵時期,并堅信在建國100周年前后能夠實現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這種經濟實力的競爭不可阻擋。盡管屆時中國人均GDP仍遠低于美國,但經濟總量將可能超過美國。世界銀行和美中情局甚至認為,2年后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超級經濟大國。這種競爭態勢導致的實力消長勢將動搖美國“一超”的經濟基礎,引起一種復雜的心理反應,即使中國經濟規模永難超越美國亦是如此,正如人們常說的田徑比賽一樣,跑在前面的總會擔心后面的。因此,要確保“一超”地位,美國內當然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愿看到中國真正強大起來。其次,實力的消長可能導致中美雙方地位的變化。美國家安全報告及其他戰略報告基于此認為,在未來10-15年內美國仍面臨缺乏單一挑戰對手的“戰略機遇期”,但此后并不確定,中國和俄羅斯可能具有挑戰能力。顯然,美國總有人會有根有據地從歷史上大國關系演變尋找線索,認為新的經濟強國難

以避免地要挑戰現存超級大國的地位。為防患于未然,遏制歐亞大陸出現一個挑戰美國家利益的戰略對手已列為美全球戰略的主要一環。小布什甚至認為,中國可以“得到一個大國應得的尊重”,但應將中國的“勢力范圍”限制在亞洲。遏制必然引發反遏制,這同樣是一種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分析,意識形態可以說不是中國被美國內定位為“戰略對手”的主要甚至重要的原因,美國同樣會把任何一個崛起的大國包括美國的盟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再次,兩國對國際格局與秩序看法不同引發觀念上的競爭。中國認為世界在不可阻擋地走向多極化,這與認為世界“離開美國將一事無成”、并試圖建立“單極統治”的美國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安全關系上,中國的新安全觀旨在建立新的多邊合作安全,而美國則要建立別國難以消失疑懼的的同盟安全體系。在國際秩序上,中國認為現存國際體系不平等,需要改建新的、非霸權國家控制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則應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國家主權要得到充分尊重。而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幌子,實質是要以“新干涉主義”為建立未來國際秩序鋪路。

近幾年，中國的進口每年都新增千億美元左右，已躍居全球第三大進口市場。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增多和升級的貿易摩擦問題，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已經從微觀的商品貿易摩擦如紡織品、家具等擴及到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宏觀層面的經濟制度性摩擦。此外，經濟摩擦政治化和社會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如何理性看待中美經濟摩擦問題，需要將其放在世界經濟新的發展趨勢中來分析。中國和美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的大國代表，在這些新的趨勢和潮流中，彼此間的沖撞和摩擦會表現得尤其激烈。

中美日益密切的經濟依存關系為雙方帶來利益的同時，也給兩國在貿易平衡、貨幣升值、知識產權、政府補貼、市場準入及其他領域增加了摩擦。

（一）把經貿關系政治化

全球化使美國經濟外交越來越頻繁，政府更加重視經濟實力在對外政策中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國家降低市場門檻和開放市場，同時竭力促使其接受美國經濟模式、采取美國式的市場制度。這除了直接服務于冷戰后的美國經濟利益外，還包含更深層的目的：就是使一個統一在美國文化價值觀下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世界早日到來。在經濟和貿易政策被高度政治化的華盛頓認為，在貿易問題上采取軟身段，不僅所獲有限，而且將冒被稱為不關心困境中的美國中產階級狀況的風險。政治化也是為了向中國提高要價。對人民幣施壓已成為美國政客的首要關切，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曾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廣場協議”。事實上，美國對華經濟戰略和美中經濟關系已與日本當時的情形相似。[5]由于普通美國民眾的國際知識很少，政府在外交上操縱民意并不困難，甚至會為了維護國內聲望而制造國際危機。美國出于國內政治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等原因，堅持把兩國經貿關系政治化，這樣做可以轉移國內矛盾，為政策失誤開脫責任。當前的中美經濟摩擦至少從兩方面看對中美關系構成了威脅。首先，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兩黨候選人可能為了迎合選民而把經濟問題歸罪于中國。其次，這種印

象的長期影響及由此造成的報復行為，只能進一步導致經貿關系政治化，對兩國經濟都將造成傷害。中國人以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產品并不是留給自己享受，但從中受惠的美國人并不領情。相反經貿問題已成中美關系緊張日益增長的源泉。僅2007年，美國會就提出了50多項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涉華議案。然而，使用貿易

保護主義做法，要求某一國家為美國濟自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承擔責任，不僅無效，而且將損害美國利益。何況“中國政府所做的與日本、愛爾蘭等所做的沒有什么不同，不應該區別對待中國”。[6]

（二）國內問題國際化美國因伊拉克戰爭而債臺高筑，使共和黨政府面臨巨大輿論壓力，特別是來自民主黨的批評。民主黨對于擴大開支有很多想法，但對于如何減少開支卻一籌莫展。現在80%的美國人認為國家的方向有問題，持續的不滿會使憤怒的人們尋找替罪羊。面對巨額赤字兩黨都無計可施，于是就拿中美逆差說事，容易吸引選民眼球。從國內儲蓄角度看，美國為了發展就必須引進外國資金。為了交換這一資金，就得購買外國產品，而為了吸引外國資本就必須保持經常賬戶赤字。如果只是從貿易和資金流入源頭找問題，那么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根本無法解決。如果把中國從廣泛的宏觀經濟背景中孤立出來單獨討論，顯然也是錯誤的。因為減少與一國的雙邊貿易赤字，對于嚴重缺乏國內儲蓄的美國而言，絲毫無助于解決本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問題：減少對華赤字的結果，只能把它轉移到其他國家。面對日益萎縮的制造業以及來自中國越來越強勁的競爭，美國政治精英的擔憂不無道理，何況一度壟斷世界制造業市場的正是美國。不少議員對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十分憂慮，正如眾議員曼祖羅所說，如果一個國家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須具有大規模的制造業。所以，國會和2008年總統候選人進一步對布什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立即在中國的匯率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取得進展。

第二篇：合作與競爭共存的中美關系

合作與競爭共存的中美關系

摘要：中美關系是影響當今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最為重要的關系之一，對國際戰略格局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牽動著國際和地區形勢的發展變化。近年來，中美兩國的互動更趨頻繁，總體呈現出相對穩定性，這與中國的不斷發展和強大有重大關系。從世界和平和統一發展的共同主題下，兩國關系將主要以合作共贏的形態存在，但由于個體的差異性存在，必然也會存在一定的競爭和沖突性。

關鍵字：合作競爭經濟發展戰略利益

自蘇聯解體以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一超多強”的條件下，它有恃無恐地推行霸權主義，海灣一戰，布什借大勝之威，以“美國領導”為旗幟的“世界新秩序”正式出臺，不顧西歐盟國的反對，搞“單邊主義”，單挑伊拉克，這都是美國以霸主的姿態顯示其超強大國的威力。金融危機后，雖然美國的經濟有一定的衰落，但這是從頂峰上的衰落，它在經濟力、軍事力、文化力、科技力、人才力等方面仍具有優勢，仍是世界最強的大國。但不管美國是否足夠強大，他都不是單一的存在，他不能通過單干實現自己的國家發展，它需要盟國需要合作才能實現。而從我國發展情況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結構和效益的關系正在日益趨于改善，經濟與社會發展趨于協調，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緩解，國家正朝著宏觀可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我國已經漸漸在世界舞臺上占據重要位置。由經濟發展可見，我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將是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的強大力量。因而我國作為新興崛起的發展中強國，必然會成為美國為謀求國家利益發展戰略盟友的重要選擇之一。同時在世界格局多極化的發展中，各國合作互贏，良性競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美兩國的關系必定是以穩定的合作為前提的，但由于兩國的文化政治差異，必然也會存在一定的競爭和沖突。

在舉世關注中，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落下帷幕。現任總統奧巴馬成功連任，將繼續執政四年。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奧巴馬政府表示“歡迎一個和平和繁榮的中國的崛起”，尋求與中國更多的合作。曾任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高級主任杰弗里 ? 貝德（Jeffrey A.Bader）也論述道，奧巴馬政府打算“用一種平衡的方式應對中國的崛起”，為此確立了對華戰略的三大支柱 ：其一，美國歡迎中國的崛起、中國影響力的提升 ；其二，美國決心讓中國的崛起符合國際規范和法律 ；其三，美國要努力塑造亞太地區的環境，以確保崛起的中國成為地區的一個穩定因素。

中美之間既有利益交匯點，也有明顯的分歧和矛盾。各種因素糾結其中，使得中美關系出現非常復雜的局面。但概述之，都是合作與競爭共存的關系。具體表現如下: 首先，主觀上中美兩國決策層都認識到穩定的中美關系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中美合作對于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重要性。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上升，美國上下日益認識到中國的重要性，發展對華關系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已成為兩黨主流共識。2012 年 11月20 日，奧巴馬總統與溫家寶總理在金邊會晤。溫家寶總理指出，中美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奧巴馬表示，“美方繼續致力于與中方建設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關系”。他提出，雙方高層可盡快進行溝通，為下一個四年美中關系發展制定具體路線圖。

其次，客觀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提升，中國的重要性日益明顯，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事實上，經過多年的發展，中美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斷拓展。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兩國關系愈發重要，已經遠遠超越了雙邊關系范疇，有著越來越多的地區和全球性的內涵。除了傳統的安全威脅之外，中美兩國還面對許多非傳統安全的挑戰，兩國利益的交匯點在增多。中美兩國無論是在雙邊問題上還是在多邊層面上，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涉及國際反恐、軍控與核不擴散、地區安全與穩定、打擊販毒和非法移民、能源與環保、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事實上，在許多涉及地區和全球的重大問題上，中美之間都會事先進行溝通和磋商，協調立場。

再次，中美相互依賴日益加深，推進雙方經貿合作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目前中美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美國在華有巨額投資，中國是美國海外第一大債權國。在當前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推進對華經貿關系的發展對美國極為重要。奧巴馬政府一直要求中國遵循國際規則，對華不斷施壓，但并不希望出現貿易戰，因為那樣只會兩敗俱傷。

最后，中美之間的磋商與合作日益機制化，并能就出現的問題及時溝通，有助于減少雙方的誤判。自 2009 年以來，中美元首會晤多達 12 次，胡錦濤與奧巴馬成為中美建交以來會面最多的中美最高領導人。中美兩國領導人還多次通過書信以及電話方式就雙邊關系以及重大地區和國際問題進行交流。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至今進行了四輪，促進了兩國高層戰略溝通，加深了對彼此戰略意圖和政策的了解，有力地推進了互利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在中美缺乏戰略互信的情況下，這些機制有助于增信釋疑、促進合作，對于中美關系的平穩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然，我們對于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還要有充分的認識。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明顯不同，對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有著明顯的差別。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一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一個是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 ；一個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羊”，一個是當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個是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些明顯的差異決定了中美兩國看待當今世界的不同。

總之，未來美國對華政策依舊是兩手 ：一手是直接同中國接觸，試圖影響中國發展的方向，尋求中方在一些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的合作 ；另一手則是在中國周邊地區布局，對華施壓，包括利用第三方來牽制中國。隨著中美力量對比進一步拉近，雙方關系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階段，中美之間的合作與博弈都會有所加強。而加強協商與溝通、妥善處理相互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將成為中美關系能否良性發展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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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團隊中合作重要還是競爭重要

一辯稿

謝謝主席，大家好：

在許多求職面試中，團隊更加注重應聘者的個性。例如現在火爆的求職節目職來職往，這種一對多得求職方式正是通過求職者自己的個性突顯，讓企業與求職者進行雙向考量。由此可見在團隊合作中個人個性的發揮對團隊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在我方的定義中，突顯個性是指，在團隊合作中，擁有獨立思辯的能力，質疑的精神，對于現狀、常規甚至權威要敢于實破，揮灑個性，表現特長，施展才能進行自我的價值實現。而收斂個性則是，在團隊合作中不露鋒芒，安于平淡抑或是合作時遭遇矛盾只是表面和氣。我方認為在團隊合作中，突顯個性最重要。

有個性的人更善于創新。善于表現的個性的人更加有想象力，在他看來這個世界有很多的可能性，這種想像力就像一粒種子，這是創新的源泉。而合作中必然也會因為個性的不同產生質疑與摩擦，但同時這種質疑與摩擦也是創新的一個原動力，新的發現往往始之于矛盾。收斂個性后思維的碰撞少了，如果你有好的意見收斂個性不提出來那就無法討論，討論中收斂個性也無法發現創意中的問題，創新是一個團隊的事情。

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只有在合作中表現自己才能增進彼此的了解與溝通。而管理層充分了解成員的特點個性，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團隊力量和優勢。也正是這種千差萬別的個性，才能真正組成一個完整的團隊。團隊內部科學管理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培養成員對團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同心力和凝聚力。要實現這一目標，團隊對成員的科學管理的技術起點，就是承認和尊重團隊成員的個人價值。根據科學研究顯示，一個人的個人價值受到承認和尊重，人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可以發揮80％～90％以上；反之，只能發揮20％～30％。現代科學管理追求的這種團體價值與個體價值的和諧統一，是團隊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動力。

團隊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雖然我們都講求合作，但并非只是停留在口號或形式上，如果人前和氣一團，非常有團隊精神，人后卻怨氣沖天，拆團隊的臺。這樣的情況在一個團隊中是非常危險的現象，這樣的團隊不僅效率低下，更可能在遭遇危機時土崩瓦解。個性需要與外部環境，內部環境相協調，團隊的組織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君子和而不同，也正是這種合作中突顯出來的千差萬別的個性，才能真正組成一個完整的團隊，才能在合作中優勢互補，更多的發揮自己的能力。

第四篇：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系圖景

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系圖景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際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中美恢復兩國外交關系以來，冷戰期間兩國有過“親密關系”的歷史時期，冷戰后也經歷過諸多波折。不過，過去幾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對穩定，即美國希望通過接觸政策，促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然后通過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引導中國發生轉變，將中國塑造成為一個美國可以接受的國家。然而，近年來中美關系的大框架正在逐漸消退，中美之間的戰略共識也逐漸松動。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內部逐漸形成了大致的戰略共識，將其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s）”，并謀求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

一、中美戰略競爭時代到來

事實上，回顧美國十余年來的戰略軌跡，有兩個重要的趨勢左右著中美關系演進的大方向。

趨勢之一是中國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快速發展，使得中美兩國在實力差距上快速縮小，并由此導致兩國在大戰略上越來越趨于對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量為2.75萬億美元，美國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是13.86萬億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1.20萬億美元,美國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8.62萬億美元。在十年間中國迅速拉近了與美國經濟力量的差距。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06年中國軍費開支是926.52億美元，美國同年的軍費開支是6206.87億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國的軍費開支上升至2257.13億美元，同年美國的軍費開支是6062.22億美元，兩國之間的差距也顯著縮小。如果僅僅對比這兩個簡單的指標，不難發現中美之間在實力對比上的快速變化，這種變化潛移默化影響著美國戰略精英對外部威脅的判斷。

更為關鍵的是，與力量的增長相匹配，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變得更加奮發有為。十八大以后，不管是在頂層設計上，還是在具體政策上，中國外交都進入到一個開拓進取的階段。回顧這一階段的中國外交，中國試圖實現兩個戰略目標。第一個戰略目標是如何平衡周邊與美國的關系，以從結構上理順中國外交的戰略重心問題。為此，2013年6月7日至8日，在美國安納伯格莊園舉行的會晤上，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旨在構建兩國關系的大框架，然而從過去五年中美兩國的互動來看，美國并沒有接受這一概念和框架。同年10月25日，中國周邊外交座談會突出周邊在我國發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從戰略執行的力度來看，期間受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影響，推進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在第二個戰略目標上，中國旨在解決區域和全球治理不足的難題。中國在2013年相繼提出了構建“一帶一路”和籌建亞投行的倡議，旨在從功能上補足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試圖在區域經濟治理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也意味著中國在秩序觀上更加重視尋求影響力。中國在這兩個方面的努力，西方學者和戰略精英表現出極大的憂慮，它們將中國的行為定性為“強勢”。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內近年來進行了對華政策大辯論，對過去幾十年美國秉持的對華接觸戰略進行了反思，并基本形成了對華強硬的戰略共識。尤其是在十九大召開后，中國領導人對中國新時代的戰略定位，對未來國家戰略目標的設定，以及對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外交新理念的闡述，意味著中國正在從一個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美國戰略精英對此深表憂慮，他們重新思考中美關系的再定位，并推動美國改變對華外交政策。

趨勢之二是美國相繼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反恐戰爭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在小布什政府時期，恐怖主義是美國的頭號威脅，應對中國還不那么急迫。奧巴馬上臺之后，美國仍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戰，因此獲取戰爭勝利仍然非常急迫，但是中國力量的上升和外交的轉變，迫使美國抽出更多精力來應對中國。2011年前后，美國的亞太政策逐漸成型，其戰略重心逐漸從中東轉向亞太。在2012年年初發布的《防務戰略指南》中，奧巴馬政府明確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總結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戰略，美國在應對恐怖主義和中國時是兩手都抓，但是越往后投入應對中國的精力更多一些。特朗普上臺后，這一態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2017年6月28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在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演講時指出：“我認為有兩類威脅，這些問題組合威脅我們的生死攸關利益和安全。第一類是以新的方式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的敵對國家和修正主義大國；……第二類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是與跨國恐怖組織有關聯的跨國威脅，這些跨國恐怖組織往往與國際性的有組織犯罪網絡有重疊。”從其重要性來看，中國崛起的挑戰已經超越了恐怖主義的威脅。

在這兩個趨勢的綜合作用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出現了巨大變化。特朗普上臺以后，盡管中美關系開局良好，兩國領導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在朝鮮核問題和經貿問題上對中國持續施壓，并調整了對華政策。事實上，早在2017年1月26日，隨后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戰略規劃的高級主管，并牽頭撰寫特《國家安全戰略》的納迪亞·沙德羅（Nadia Schadlow）就撰文指出，戰略競爭的時代已經到來，是時候將競爭文化注入到美國的外交和發展中去，以應對中國的挑戰。沙德羅的這一觀點，基本代表了美國戰略界的共識，并逐漸推動特朗普政府調整美國的大戰略，最新的《國家戰略報告》正體現了這一共識的延續。該報告認為當前的世界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并且嘗試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國領導人為此，美國開始重新思考過去二十年以接觸對手、將其納入到國際制度和全球商業中，并將其轉變為溫和行為體和可信任伙伴的接觸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競爭性外交。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意味著中美關系戰略競爭的時代已經到來。

二、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系圖景

特朗普政府已經將中美關系的基調明確為戰略競爭。那么，在戰略競爭的時代，中美關系會呈現出何種圖景呢？這首先要判定幾個一般意義上的前提，以準確判斷中美關系的發展趨向。

首先，隨著中國實力日益接近美國,中美關系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在理論上，當崛起國實力接近霸權國時，二者的關系會持續緊張，并有可能走向沖突。在現實中，近年來的中美關系變化趨勢同樣表現的非常明顯。對中國而言，不管是從大政方針，還是從社會輿論，奮發有為是當前的主旋律。《時代周刊》關于“中國贏了”的封面文章，也體現出美國社會普遍認為過去幾十年中國獲利更多、美國獲利不夠的認知。在美國國內，政府、智庫和社會輿論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對華強硬也已經成為戰略共識。當前，美國戰略界還出現了一種聲音，即過去十年中國和俄羅斯花費了數十億美元，通過人文交流、各類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及其認知，這種日益上升的集權主義影響力被稱之為銳權力（sharp power）。在美國戰略精英看來，中國的銳權力正在嚴重威脅著美國的軟權力。目前來看，中美兩國的行為都在客觀上強化這種認知，目前并沒有緩和的趨勢。

其次，中美關系的發展態勢不是線性的，也不能用線性思維來看待中美關系。也就是說，中美兩國的力量消長不是線性的，中美兩國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線性的。中國當前處于相對弱勢，更是不應該僵化自身戰略思維。美國最新的《國家戰略報告》和《國家防務報告摘要》發布以后，國內學術界和媒體的一些分析家驚呼中美要重回冷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線性思維。中國應該意識到這種競爭帶來的壓力，但是也不能過度拔高、渲染，盡力避免實現自我的預言。畢竟，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種選擇，而非一種宿命。即便美國選擇進行戰略競爭，中國還是應該按照既有的戰略設定，避免被美國拖入戰略競爭的軌道中去。

再次，中美關系的最大風險不在兩國的直接沖突，而在于第三方問題，甚至在兩國關系之外。盡管當前中美關系整體下行，但是中國和美國都是大國，從兩國在彼此外交關系中的地位和兩國的行為模式來看,中美兩國走向沖突的概率還是相對較低的。然而，近年來核問題、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等第三方因素逐漸成為中美關系中的重要議題。當前中美關系中有可能會產生沖突的棘手議題，大多集中在這些議題上,在地緣上也分布在亞太地區。不難預測，隨著中國力量日益上升和外交政策更加進取，美國將會擴大戰略伙伴的范圍，在更宏大的視野上來應對中國。美國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概念,就體現了這一訴求，同時反映了亞洲地緣政治變化的新局面。也就是說，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上，制衡中國的努力在地緣上已經跨越了亞太地區，在議題上更是比以往更加深入。根據歷史上大國命運的啟示，大國的危機往往發生在不被關注的邊緣地帶，而非權力中心。因此，在中美關系之外的地區和議題同樣值得中國重視，謹防兩國被牽連其中。

第四，經貿越來越難以作為中美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在理論上，自由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經貿關系是可以作為國家關系中的粘合劑和壓艙石的。在中美建交以后，經貿關系一直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即使近年來中美經貿關系面臨諸多困難，有一些學者認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穩步發展仍然可以避免規則層面的惡性競爭和對抗,抑制可能的脫鉤苗頭。然而，從目前特朗普的政策來看，經貿關系逐漸成為中美沖突和競爭的領域。中美經貿關系的內在矛盾在未來一段時間恐怕難以改變，我們需要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地位進行再評估。

根據以上四點，不難對中美關系的總體趨向有一個大致的判斷。如果將時間因素考慮在內，中美關系在理論上會有四種截然不同的圖景，即合作、競爭、對抗和沖突。在冷戰期間，中美分別經歷了沖突和對抗的時期。兩國建交以后的近四十年，中美關系的大基調是合作的。然而，特朗普上臺以后，中美關系的基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轉變成為美國的首要威脅。那么，在戰略競爭的時代，中美兩國關系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圖景呢？如果將中美兩國關系的議題進行拆解，當前中美之間有三種圖景會同時存在。

第一，雖然特朗普政府將中美兩國關系的基調定義為戰略競爭，但是兩國之間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領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擴大、深化，為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在人文交流、經濟投資和貿易關系等領域，中美兩國仍然存在著合作的巨大空間。正如董建華先生在美國中國總商會晚宴的致辭所指出的：“今天的中美關系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關系，從學生到游客，從商業人士到專家學者，各行各業人員大量接觸和交往編織起來的紐帶，使兩國社會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事實上，這些領域歷史上一直在夯實中美兩國友好的基礎，當前中美兩國急需找到解決美國國內對“銳權力”與“軟權力”認知的路徑。解決了這一問題，可以將特朗普政府戰略競爭的基調逐漸條塊化，進而拓展中美合作的空間。

第二，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也可以是良性競爭，但是要警惕在某些議題上不良競爭的后果。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設定為競爭對手本意并非與中國對抗，而是試圖通過重拾戰略競爭的文化，以獲得對中國的戰略優勢。仔細閱讀這份《國家戰略報告》，在其論述中也提及到：“競爭并不總是意味著敵對，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沖突，然而沒有人能質疑我們捍衛利益的承諾。”2018年1月29日，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也闡述道：“這不是一個對抗的戰略，它是一個承認競爭現實以我們能夠維護利益與維持和平的戰略。”作為較弱的一方，中國應該看到美國大戰略調整背后的戰略考量，在此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應對策略。雖然無法阻止美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意圖，但是中國可以通過努力控制戰略競爭的邊界，并積極塑造一種良性競爭的文化。

第三，不排除在某些領域上存在中美兩國走向對抗的可能，中國需要評估這些對抗將中美兩國拖入沖突的風險。事實上，特朗普上臺后,在核問題、臺海問題和南海問題上持續對中國施壓，這些議題已經成為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核心著力點。

三、中國如何應對與美國的戰略競爭

在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并試圖通過戰略競爭重新取得美國的優勢時，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態勢？由于中美關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須在宏觀的大戰略層面和微觀的外交行為層面同時著手，在大格局上穩住局勢，在具體領域上精耕細作,以保證中美關系回到健康的軌道上。首先，要適當調整中國自身的外交行為方式，積極塑造中美兩國良性競爭的文化。特朗普政府要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這從另一個方面肯定了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畢竟中國已非四十年前的中國,要擁有戰略信心。不過必須看到的是，中國仍處于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在對美外交政策上還是要與中國的國家實力相匹配，這要求中國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在奮發有為的時期，中國更應該要韜光養晦，避免鋒芒畢露。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十九大報告樹立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并且指出中國拓展了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的現代化路徑，這被美國的戰略精英解讀為中美之間可能會出現模式之爭，也是中國被冠之以“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的原因。對此，應該引起中國的足夠重視，并極力避免戰略冒進。回顧歷史，美國早在1894年就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然而它真正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中央卻是在1945年以后，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戰略滯后于實力是比較穩健的選擇。

第二，大國需陽謀，中國應該調整外交行為方式,樹立中國氣派。緩和中美兩國的競爭態勢，這不僅取決于兩國利益的契合度和價值觀的共識度，還取決于彼此的行為模式和對威脅的判斷。中國在宏觀大戰略和微觀外交行為中選擇陽謀是明智的選擇，畢竟，在逐漸走進世界舞臺中央之時，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前所未有的擴展，中美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文化差異巨大，在出現利益碰撞的時候，美國政府和人民的適應和調整需要一個的過程。為此，中國應該學會克制，在與美國打交道時考慮到對方的舒適度。

第三，在彼此顧忌的核心議題上互相尊重，建立戰略信心。當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舉措沖擊其主導地位非常憂慮，因此以加強軍備應對中國軍事現代化，以“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概念來應對“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應該與美國進行戰略溝通，使之在這些問題上對中國形成信任，以明確兩國的戰略邊界，塑造良性競爭的文化。

其次，中國應該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特朗普上臺以后，堅持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重視雙邊關系而非多邊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縮減了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承諾與關注。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使得它們擔憂雙邊關系，并且有可能調低對美國的預期。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國家試圖規避風險，有一些國家選擇兩面下注，尋求提升與中國的關系，這是中國的重大歷史機遇。中國應該抓住機會，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

第一，夯實柬埔寨、泰國、緬甸和巴基斯坦等既有與對華有好國家的雙邊關系，使之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的基石。

第二，改善與越南、印度和新加坡等對中國具有防范意識和存在利益沖突的國家的雙邊關系，這有助于緩和中美關系下行時的沖擊。

第三，改善與美國亞太盟友的關系，最大程度上擴大對中國友好的國家數量。再次，處理好與俄朝伊等國家的關系。如果仔細思考，美國的大戰略規劃與在具體外交議題上的戰略是存在內在矛盾的。在美國的大戰略設計中，中俄朝伊都是其外部威脅。

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時代，中國需要重新統籌大戰略：一方面，中國應該積極強化中俄關系，以應對美國的戰略壓力。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朝伊在中國戰略格局中的位置，重新評估地緣政治后果，以有備無患。對中國而言，要積極調適對美外交政策，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這對于改善自身的外部環境，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第五篇：干部學習講稿：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合作還是沖突

干部學習講稿：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合作還是沖突 梁亞濱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

大家好，我是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梁亞濱，今天跟大家學習一個題目叫“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合作還是沖突”。中美關系是中國外交過程當中最主要的一個雙邊關系，也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和平與穩定與發展，所以中美關系能否好還是壞，是決定中國未來的一個重要的變量。

一、中美緩和：從敵人到準盟國

（一）新中國外交政策演變

我們從歷史看未來，第一個部分，我們進入中美緩和的一個過程，從敵人到準盟國，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中國怎么辦，在國際問題上，國際外交關系當中要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我們當時采取一是“一邊倒”的政策，毛主席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是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我們采取一邊倒的政策，（用毛主席的話說）是孫中山的40年經驗和共產黨的28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40年和28年的經驗，中國不是導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導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因此，我們采取的是“一邊倒”的政策，而在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就完全由二戰期間的同盟關系走上了一種敵對和對抗關系。

同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方式？為什么我們要采取“一邊倒”？首先是一種國際體系格局所帶來的原因，在當時是美蘇主導下的兩極格局，在兩極格局下，對于次要國家來說，選擇的線路是非常有限的，選擇的范圍是有限的，你要么導向這一邊，要么導向另一邊，采取中央戰略是很難實現的，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來說，我們是社會主義，采取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跟資本主義國家有沖突。因此我們導向蘇聯有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親近感。而跟美國，由于意識形態的分裂，導致中美之間不太容易產生合作或導向美國，從地緣政治上來說，美國在當時來說對中國也造成了很大了威脅，包括支持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同時，我們也發生了朝鮮戰爭，而這場戰爭的孰是孰非我們今天不展開，但這場戰爭本身就表明中美之間的敵對狀態達到了頂峰。

我們看一下當時的兩極格局，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峙，藍色的部分是資本主義國家，紅色的部分是社會主義國家，整個世界基本上是處于兩大集團的沖突對立當中，有個別國家采取中立，但這些國家屬于一些非常弱小的國家，它的導向不會影響整個體系格局的巨大變化，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你的政策的變向會極端地影響到兩極格局的穩定。陳毅元帥說：“要在戰役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如果這一點能夠實現的話，我們整個安全形勢或外交形勢就有可能有巨大的突破。

在美國方面來說，也有這樣一個跟中國進行改善的想法。尼克松總統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他曾說過一句話，他說：“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在美國人看來，中國人在當時還是一個處于憤怒的孤立狀態，跟大部分國家的關系都不太好，我們關系最惡劣的時候，我們在外只有一個常駐代表，就是在埃及，在“文革”期間把很多的常駐代表都撤回了國內，基本上外交關系是處于斷絕狀態的，這是最極端的時候。但是美國也看到，我們希望跟中國有這種搞好關系或發展關系的愿望，這是他競選總統時的一個發言。同樣，他在當選總統成功之后，他在就職演說當中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我們聯系這上下兩個發言有一個憤怒的孤獨狀態，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在他的就職演說當中，這樣一個生活在憤怒和孤獨狀態中的國家是中國，而這樣一個就職演說也我們敏銳地感覺到，因此毛主席下令說這樣一個就職演說要在《人民日報》全文刊載。這樣也發出了一個信號，第一，讓美國人看到我們已經注意到你的語言了，注意到你提出了要改善中美關系的這種善意，同時也向本國人民，中國人民發出一個信號，美國有意跟中國搞好關系，因此在未來如果中美之間發生某種程度的接觸或改善的話，讓人民有一個準備。

1971年7月6日的時候，尼克松在堪薩斯城發表了講話，說要把世界分為五極，稱中國是五極之一，就把中國的地位給予了一個很高的評價。

因此我們就看到中美之間的戰略就不謀而合，在毛澤東緩和中美關系的戰略設想當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應對蘇聯的威脅，而這個構想跟美國當時的戰略謀劃不謀而合，美國在跟蘇聯進行全球性的對抗，爭奪世界霸權，如果能夠爭取中國的支持的話，無疑能夠為美國圍堵蘇聯的制度、措施有一個非常大的加分，因此這兩個國家的戰略不謀而合。在基辛格1969年給國務卿、國防部長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一封信中，他也提出了一個戰略是，提出美國應該研究在中蘇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如何轉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更好地應對中美蘇之間的三角關系。美國注意到了中蘇的決裂，而中蘇已經發生了武裝沖突，珍寶島戰役，還有在西北地區的戰役，因此美國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來改善中美關系，來共同對抗蘇聯，這是基辛格作為一個大戰略家、大政治家敏銳的這種觀察能力。

在這時候中美之間也作出了一些試探性的方式，首先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35次會議恢復，已經停滯了好多年的會談開始重新恢復，在1970年華沙開始談判，美方代表首次表示我要繼續和臺北保持友好關系，但不妨礙兩岸的中國人自己達成任何和平解決，它的政策后退了一步，不再堅持兩岸分治或兩岸一定要獨立，不妨礙兩岸的中國人達到和平解決的方式，有一個善意的表示。而這樣的一個談判在當時我們看到，中美互為敵對的狀態下，我們國內卻進行了一個非常大宣傳，而這個宣傳配著向日葵的花，還有太陽，是一個非常高興、非常向上、非常積極的形象，表現出我們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高度重視和歡迎。而且尼克松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采訪時，他也說：“如果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要到中國去，如果我不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也表達出要跟中國改善關系的這種愿望。

同樣中國也表達出了一些愿望，在1971年，毛澤東主席召見了斯諾，寫《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記者斯諾，不僅召見了他，而且請他到天安門城樓去接受人民群眾的歡呼，而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這張照片也通過《人民日報》的形式刊發出去，表明中國是歡迎跟美國人民是可以達成友誼的，是歡迎美國人民的，而且在交談的過程當中，毛主席就對斯諾說：“中美兩國總是要建交的，中國跟美國難道就100年不建交？”也表達出了跟美國進行建交的愿望，因此這期間就可以看到中美兩國都在相互試探。在這時候，接下來就出現了乒乓球外交非常經典的事件，在當時還有一個插曲，乒乓球外交，當美國運動員想要中國邀請他們去中國訪問的時候，這樣一個消息傳到國內的時候，毛主席當時作出了決定說邀請他們來，在他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已經吃了安眠藥，但他以前曾經說，如果我吃了安眠藥，吃了安眠藥之后說的話是不算數的，因此當他說要接受這個邀請美國運動員到中國訪問的決定的時候，秘書就問他，主席你已經吃了安眠藥，這個話算不算數，毛主席說我今天這個話算數，因此就趕緊地發電報到日本，然后邀請美國的乒乓球隊訪華，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的訪問，這是周恩來總理接見這個代表團的照片，總理認為，你們這次受邀來訪，打開了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而尼克松就說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訪問的形式出現。這是中美關系當中非常有名的乒乓外交，這樣一個小球推動了一個大球的轉動，這樣一個小小的球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改善，整個國際格局的變動。

1972年尼克踏上破冰之旅來訪華，在他下飛機的時候，他故意地跟他的隨員說誰也不要出機艙，讓我一個人走下來，然后在這時候他首先伸出一只手，最后跟周總理握手，總理說：“總統先生，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我們25年沒有交往了。”而尼克松就說：“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這是毛主席接見尼克松的照片，在這時候我們國內就會說這是影響世界的一天。

因為當時是中美之間又發表了一個《上海聯合公報》，而這個《公報》的發布就標志著中美關系走向正常化，我們看一下這個《公報》的內容，里面明確地寫道，“如何一方都不應該在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點就明確表明了中美發表《聯合公報》，或中美親近接近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國家集團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雖然沒有明說，但指的就是蘇聯。中美之間的親近是為了對抗蘇聯。隨后，毛澤東主席又提出了一條線跟一大片的設想，認為從中國經中東到西歐，越過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國，再經過太平洋到日本等整個地區形成一個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我們經常說美國是霸權主義，但毛主席跟美國在一起建立統一戰線，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的話，這個霸權主義指的是誰？毫無疑問是指蘇聯，與此同時把這一條線周邊的這些國家連在一起就形成一大片了，而這樣一個戰略在1973年毛主席主席會見基辛格博士的時候，通過他們之間的談話得到充分的展露，我們看一下他們的談話內容。他們之間有很多的談判，毛主席說：“我們也需要，你們的總統都在這里講的，我們兩家都出于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攜手）。”中美兩國是由于需要而走在一起的，“我們兩國都面臨同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有時不得不運用不同的辦法，但目標相同。”

相同目標是什么？毛主席說得好，就說：“我們合作共同對付一個混蛋，而這個混蛋毫無疑問指的是蘇聯。”而這樣一個文件很有意思的是，這個文件解密的時候，中文檔案解密的時候把這樣一句話給刪掉了，沒有，但在美國國務院官方的檔案管理公開里面，這樣一句話還有，恰恰是這樣一句話是最精華的一部分，就是中美關系為什么要走在一起，為了共同對付一個混蛋，指的就是蘇聯。所以毛主席就說了：“我們應該劃一條線，美國—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樣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就出來了。

一條線一大片到底是指哪里？我們看一下世界地圖，從美國沿著日本，然后韓國、中國，通過巴基斯坦、中東地區、土耳其，然后到歐洲，包括整個蘇聯，同時沿著這條線團結周邊國家，這是一大片，然后中國的戰略就脫穎而出，跟美國的戰略不謀而合。

在基辛格后來回國跟總統的報告當中特別指出：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在敦促我們在所有地方反擊俄國人——與我們在歐洲、日本的盟友緊密合作，采取更加地行動組織蘇聯在中東、波斯灣、近東、印度洋等地區填補真空或擴展影響力。明確地指出來我們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和美國試圖袖手旁觀的可能一直是毛澤東最大的擔心。而面對這種擔心，基辛格表示說：“無論是中國被蘇聯擊敗，還是兩國陷入僵局，對美國來說都一樣，都意味著被孤立且成為下一個目標。”因此，他向毛澤東表示：“對中國的侵略事關我們自己的國家安全。”中國和美國的安全利益在這個領域是完全重合了。

毫無疑問，盡管中美沒有達成正式的軍事同盟，我們沒有盟約，但出于共同威脅的需要，兩國已經建立起某種特殊的準同盟關系。

1974年尼克松總統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他特意在信尾的部分用手寫加了一段話：“我們的共同危險和利益已經將我們兩個國家在這個特殊的歷史綁在一起，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來見證在我的總統任期內，任何事情都不能將我們分開。”兩個國家越來越緊密。但是不幸的是尼克松總統因為“水門事件”而下臺了，而導致中美建交有一些延后。但最終到1977年卡特總統時期，中美再次抓住時機實現關系正常化，卡特總統1977年、1978年分別派助理國務卿來反華，來討論中美建交的一些細節問題。1978年的時候，在最關鍵的時刻，鄧小平總理直接參與談判，然后最終進行拍板，然后敲定了中美進行建交，發表聯合公報的方案，最終實現。當時實現談判的一個慶祝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