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烏蘇市法院加強與行政司法部門溝通確保刑罰執行

烏蘇市法院加強與行政司法部門溝通確保刑罰執行

吳興華、馬春梅報道：從今年年初開始，市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進一步加強了與我市行政司法部門的聯系、溝通工作，準確把握擬判緩刑人員的平時表現、家庭狀況、判處緩刑后對當地有無不良形象等情況，以確保所判處緩刑的罪犯能夠適時服刑。今年截止6月底，該庭在庭審前已向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所在的行政司法部門發出委托調查評估函16份、19人。經過司法行政機關認真調查評估，刑事審判庭對于行政司法機關提交的調查評估結論采納率達到90%；對于不采納的理由和原因也及時向受托部門進行說明和解釋，取得了相關部門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刑事處罰中緩刑判決的執行順利、有效，法律的嚴肅性得以體現。

第二篇：我國刑罰執行的現狀與前瞻

我國刑罰執行的現狀與前瞻

山東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

張傳偉

在一定意義上說，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務是發現犯罪、證實犯罪、定罪量刑和刑罰執行，所以，定罪量刑之后的刑罰執行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①數千年來，從世界范圍看，刑罰執行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發展過程，一些國家刑罰執行先后出現過懲罰(報應)模式、康復模式、矯正模式等。但是，目前中國的行刑體制具有分散執行、監禁率過高、效率低下、承擔了過重的經濟職能等諸多特點，雖然以前曾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但就行刑制度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一

我國刑罰執行的現狀

（一）我國刑罰的種類及執行機構

我國刑法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及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也叫從刑，在我國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和驅逐出境。我國行刑體體制實行分散行刑方式。行刑體制即刑罰執行權限的配置以及行刑機關之間的關系等是行刑社會化的體制保障。②刑事訴訟法、監獄法規定，對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監獄執行刑罰；被判處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行。未成年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執行刑罰。在我國以自由刑為中心的現實條件下，執行刑罰的主要機關是監獄。死刑執行由作出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主要指中級人民法院）執行。管制、拘役由公安機關執行。剝奪政治權利、驅逐出境由公安機關執行；罰金、沒收財產由法院執行。被判處緩刑的犯罪人、被假釋的犯罪人由公安機關執行。由此可以看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在我國具有行刑權的機關有：監獄、法院、公安機關。刑罰執行主體的多元化導致刑事執行工作的分散與不協調，我國行刑體制的現狀嚴重制約著社區刑罰制度的適用力度，宏觀統籌較差。其中，在我國實行重刑主義的現實情況下，監獄負責執行的監禁刑，是目前我國刑罰執行的中心。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是積極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經過監管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在社區中進行有針對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從此，在司法行政機關的主導下，21世紀的中國刑罰制度又增加了社區矯正的新鮮血液，給暮氣沉沉的中國刑罰執行界帶來了一縷春風。

我國刑罰刑罰現狀，今天，我們主要就監獄監禁行刑現狀和社區矯正現狀展開討論。其余的刑罰執行，如死刑的執行、財產刑的執行、驅逐出境的執行等，限于時間關系，我們不予討論。

（二）我國監獄監禁行刑的現狀

總體來講，目前中國的監獄行刑屬于極端封閉模式。當前我國的監獄行刑模式仍屬于傳統的監獄管理方式，監獄行刑手段的特點是封閉性、粗放性、簡單化。傳統監獄管理方式的特點是人治色彩濃厚，法治化不足。就監獄布局和設施來說，大多數監獄地處偏僻，而且有高度隔離的封閉設施，高墻電網、武警崗哨、戒備深嚴。這種高度警戒、高度隔離的模式，①② 趙喜臣：《刑罰執行法律監督論綱》，載《英才高職論壇》2006年第4期。周靜：《我國行刑社會化的現狀及其思考》，中國法院網2007-07-19。既不利于罪犯的分類處遇和再社會化，也不符合刑罰經濟原則。①

1、中國監獄結構現狀

中國監獄組織罪犯執行刑罰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勞動改造。其主要內容是組織罪犯在監獄內勞動場所進行生產勞動。監獄生產活動的傳統運行模式是，監獄通過自身經營活動，把監獄勞動產品轉化為社會需要的商品，從而實現其市場價值，而經營所得則直接用于彌補監獄經費的缺口。因此，幾乎所有中國監獄都兼備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形成了一個組織兩類職能的情況。這堪稱中國監獄的特色。以使用罪犯勞動力為主的企業，稱之為“監獄企業”。需要說明的是，現在監獄內的企業不僅包括上述的“監獄企業”，還包括不使用罪犯勞動力的所謂“工人企業”。這些企業涉及行業廣泛，包括農業、采掘、機械制造、建材、冶金、化工、紡織、食品等國民經濟的多數行業。近年來，還出現了一種以“來料加工”為內容的監獄生產方式，即為監獄體系外的企業提供罪犯勞動力進行來料加工。這樣，現行監獄的資金來源就有四種主要渠道，即國家撥款、經營監獄企業、經營工人企業和進行來料加工。

許多監獄因遠離大中城市內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系統，許多監獄承擔了諸如監獄警察、職工及其子女教育、醫療衛生、治安等社會服務。因此，目前監獄的職能包括了行刑職能、社會職能、企業職能三類職能。監獄中人員成分也非常復雜，除了警察（公務員）和罪犯之外，既包括生產、生活在監獄內的工人（非公務員），也包括生活在監獄內的家屬，還包括到監獄打零工的外來人員，甚至還有刑滿釋放但滯留監獄的人員。其中，警察和罪犯是監獄永恒的主題和決定監獄職能的主要力量，但也不能排除其他人對監獄職能的影響。

2、我國監獄刑罰執行的工作手段

提高罪犯改造質量主要依靠三大手段。一是監管手段，主要通過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強制罪犯遵守監獄規則，從而發揮監獄的威懾作用，強化罪犯的規則意識，維護監獄的安全與穩定。二是教育改造手段，通過教育讓罪犯獲得更多的知識，全面提高其文化思想素質。從20世紀80年代，濰坊監獄在全國率先成立濰坊特殊學校，后來監獄作為特殊學校迅速在全國推廣，成為刮遍中國監獄的一道風景。三是勞動手段，通過勞動改進其思想素質，提高其勞動技能，達到改造罪犯的目的，使罪犯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這三種手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的，某些時候還可以互相替代。

然而，在關于如何讓罪犯勞動的問題上，卻有針鋒相對的爭執。一部分觀點認為，罪犯的勞動不能創造價值，罪犯勞動只能是一種習藝性的，或者消耗精力的勞動。通過勞動可以讓罪犯獲得謀生的技能，有利于出獄后適應社會。還可以消耗其精力，防止罪犯在監獄內制造事端，重新犯罪。當然地，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監獄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剔除其企業職能，國家應當對監獄的各項經費給予足夠保證，不能從（監獄）企業的經營中獲得補充（經費）。另一部分觀點認為，罪犯的勞動應當創造價值，只有創造價值的勞動才能達到改造罪犯的目的。筆者持后一種觀點，即認為罪犯應當從事創造價值的勞動。

3、現行監獄的體制矛盾

以“罪犯勞動改造”為宗旨的監獄制度設計奠定了我國監獄體系的現狀：我國絕大多數監獄兼備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監獄的企業職能既為罪犯的勞動改造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家監獄經費投入的嚴重不足。這種監獄運行模式由解放初延續至今。同一個監獄組織內監獄職能與企業職能并存是我國社會主義監獄體系的特色之一。在監獄體系外的人看來，監獄既有國家經費支持，又可使用罪犯勞動，還享受國家稅收和投資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監獄應該資金充裕、效益上乘。然而，除少數監獄之外，事實并不如此。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現行監獄運行模式出現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像所有現代社會問題一樣，以資金問題為中心集中表現出來，就是所謂監獄運行資金緊張。

① 周靜：《我國行刑社會化的現狀及其思考》，中國法院網2007-07-19。首先，把現行的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進一步細分為四項具體職能，即監管職能、教育職能、生產職能和經營職能。生產職能對于監獄來說是一項具體職能，對企業來說是履行經營職能的前提和基礎，生產職能是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的交集。

其次，現行監獄效率低下的癥結在于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在同一組織內處于并重地位或者企業職能還略占上風。國家一方面對監獄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求監獄企業搞好生產經營，并將生產經營所得補充監獄經費不足。在實際工作中，監獄資源和企業資源可以實現某種程度的互補和替代。監獄工作的特點是避免經營風險的，企業經營的特點是偏好風險的，至少不能回避風險。在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并重的情況下，由于普遍存在的經營風險的作用，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各種資源的配置重點在兩種職能之間搖擺。現行監獄的監獄職能將因為不得不承受企業職能所帶來的風險而降低效率，增加成本，國家不得不承擔逐步增長的監獄經費；企業職能將因為監獄職能的掣肘而不能充分接受不確定性的挑戰，難以把握市場機遇，降低企業的效率。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就如同蹺蹺板的兩端，在經營風險的作用下此起彼落，兩種職能的效率都維持在不理想的水平上。

4、監獄行刑內部管理一直處于僵化狀態。比如除減刑、假釋外，監禁刑的變更執行基本上取決于受刑人的個人綜合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們對假釋適用的保守態度，以及減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導致其整個行刑法處于低水平運行。具體結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長刑犯的增多導致行刑成本的急劇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與社會犯罪率呈現超常規的正增長現象。以減刑比例問題為例。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減刑工作中存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各地法院或監獄機關規定了對監獄在押罪犯的減刑比例，而且各地規定的減刑比例還不一致，如每年某監獄的罪犯減刑比例控制在18%或者20%以內，不能突破此規定的減刑比例。這種減刑比例制的做法，既沒有法律依據，也缺乏科學根據，而且有失公平。每年限定一個比例，受比例所限，既可能使具備減刑條件的罪犯得不到減刑，也可能使不符合條件的罪犯“銼子里拔將軍”湊數。比例制可能在操作上是簡便的，但它顯然不符合刑罰目的，不符合矯正工作的規律。

5、對監獄中罪犯與警察角色心理的關注不夠 監獄在行刑過程中，對罪犯與警察的角色的認識和研究較少，對其內在心理的關注和認識程度遠遠不夠。1971年，美國心理學家Haney、Banks和Zimbazdo進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這是一個模擬監獄實驗，其目的是想了解監獄環境對人心理的影響。實驗通過心理測驗挑選了一組人格和心智健全的大學生作為被測驗對象，并被隨機分配到“犯人組”與“看守組”。“犯人”經歷了與真正犯人類似的程序：“犯人”被“逮捕”后，替察給“犯人”戴上手銬，帶到“警察局”，簽字畫押、驗明正身之后，“犯人”被蒙上兩眼，帶到斯坦福大學地下室的一個模擬監獄里。“犯人”也經歷了真正犯人才會碰到的種種事情，如戴腳鐐、手銬，全身噴消毒劑、脫去平常穿的衣服、換上監獄里統一制作的“布袋服”，“犯人”不再有姓名，只有一個數字代號。監獄內每班有三個“看守”負責監視“犯人”的行動。研究者用閉路電視與錄音裝置觀察“犯人”與“看守”的反應，并定時與他們進行個別談話。在實驗過程中，被測試者都清楚這只是一個模擬實驗，并可以隨時退出。①九名受試者是從大量的學生志愿者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經過面試和心理測驗，被確認為是“遵紀守法、情緒穩定、身體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們通過隨機擲硬幣的方式被分配擔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監獄里，看守則8小時輪值上班。這些學生接受了隨機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之后，發生了什么情況呢？處于看守角色時，原本溫文爾雅的大學生變得盛氣凌人，有時甚至殘酷成性。作為囚犯，原本心理穩定的大學生很快就行為怪異，表現出嚴重郁抑、情緒失控或者思維紊亂。這個實驗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大發現，這種角色模擬很大程度上再現了真實監獄可能發生的情形，使人們對于社會角色的互動有了新的認識。人們驚奇地發現，① 朱新秤、舒瑩：《監獄環境的心理負效應—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啟示》，載《政法學刊》，2001年第4期。普通的志愿者一旦進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為判若兩人——看守的專橫、敵意以及權力欲望，與囚犯的消極抵抗、屈從乃至喪失自主，形成鮮明的對比。平常遵紀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學生，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專橫殘酷呢？看守的這些行為與其本身的道德品質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受試者都是隨機產生的。社會心理學家給出的解釋就是角色和規則的作用。不同的社會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規則（rule）則是以外顯或者內隱的方式傳達給行為人的一套規范和準則。這些規則是社會對角色行為的期望。在該實驗中，九名被測試者從溫文爾雅的大學生變成了專橫的看守或者消極的囚犯，這種角色的差異主要在于人們對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認同不一樣，看守被認為是這樣一類人，他們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為，以權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認為是失去自由、服從管制、喪失自主性的一類人，他們沒有任何權勢。因此，人們對于看守和囚犯的社會期望也不一樣，人們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為，維持監獄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實實呆著，不要企圖做任何反抗。志愿者們顯然自我認同了這些期望。①

斯坦福監獄實驗，向我們展示了模擬條件下的相對真實監獄中的警察和罪犯角色的形成過程。我們沒有警察和罪犯經歷的研究者和政策、法律的制定者往往根據正常人的想像來判斷監獄的行刑狀況，卻很少有站在長期從事監獄管理的警察的角度和長期被剝奪自由的罪犯的角度來制定規則，往往很難接近真實。我國的刑罰執行法律的制定者、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者應更多地走進行刑機關，考察真實的監獄現狀，了解警察和罪犯的心理變化，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行刑法律制度，促進現代監獄向文明、人道、民主的法治化方向發展。

（三）我國社區刑罰的執行現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規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山東六省進行首批試點；到2005年試點擴大到18個省市區。通知規定：

1、被判處管制的；

2、被宣告緩刑的；

3、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具體包括：（1）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3）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

4、被裁定假釋的。5．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對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殘犯，以及罪行較輕的初犯、過失犯等，應當作為重點對象，適用非監禁措施，實施社區矯正。

1、社區矯正工作剛剛起步，適用率低，城市鄉村適用不均衡，農村舉步為艱

2001年,我國在社會上的緩刑犯和假釋犯有25萬人左右,而同一時期被監禁的罪犯有150萬左右,監禁罪犯占緩刑犯和假釋犯的600%左右。而在美國,被監禁的罪犯總數不到社會區矯正罪犯總數的1/3。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我國社區矯正刑罰的適用率極低。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上述行刑觀念和立法上的因素以外,還有社區矯正刑罰適用機制不暢的因素。對此,以假釋制度實際運行中監獄、法院、公安、檢察機關間的互動關系與心態為例可以窺見一斑。許多監獄在向法院建議假釋時,都要求直接管教罪犯的監區干警作出“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分析結論和保證,這使得許多符合假釋條件的罪犯不可能被提請假釋。法院在接到監獄的《假釋建議書》后一般要征求罪犯戶籍所在地基層公安機關的意見,而基層公安機關出于警力緊張、轄區內治安形勢不樂觀等考慮,一般不愿意再接納從監獄放出的假釋犯。基層公安機關的這種態度又影響到法院假釋決定權的行使,法院一再限制假釋的比例或附加更嚴格的假釋條件。一旦假釋犯被發現重新違法犯罪,有關領導就要求檢察機關對假釋犯的假釋過程及所涉及的監獄改造、法院裁判、公安執行等環節逐一重新審查,這又增加了檢察機關的工作量。于是,監獄、法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都不樂意適用假釋,法定的假釋制度就這樣在每個環節上被限制得近乎消失。② ①② 吳丹紅：《角色、情境與社會容忍——法社會學視野中的刑訊逼供》，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2期。孟曉燕：《我國社區矯正的現狀與法治完善》，載《中州學刊》2006年第3期。農村社區矯正舉步維艱。眾所周知，我國農村有近2億的剩余勞動力(據亞洲銀行統計的數據)自尋出路，醫療與養老保險得不到基本保障，子女義務教育名不副實??。另一方面，城鄉差距在擴大，一個城鎮居民的年收人水平相當于三個多農民的年收人，并且農民的年收人的20%要用來擴大再生產的支出。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城鄉收人之比為1.5:1，而我國的城鄉收人之比的實際值則達到了5:1甚至6:1。對于具有幾千年“平均主義”傳統的中國人來說，大多還持有“不患賽，而患不均”的意識理念。歷史上的“均貧富”口號，在現代中國仍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因此，對于農村的社區矯正工作，其難度可想而知。

2、中國社會尚未完全接受“矯正犯罪人是社會的責任”的理念

由于社區矯正需要將犯罪人放在開放的社會中, 尤其需要社會和公眾的支持。沒有社會的支持,社區矯正的發展必然受到制約。我國社會生活水平平均程度不高, 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發展遲緩, 推行社區矯正顯得尤其困難。我國具有濃厚的重刑主義思想傳統。在重刑主義思想的熏陶下,社會公眾對待犯罪和犯罪人表現出濃厚的報應情感,殺人償命、犯罪坐牢被看做是毋庸置疑的天然公理。在公眾眼里, 甚至在很多司法執行人員的眼中, 真正的刑罰就是將犯罪人關進監獄, 讓他們為自己的犯罪而受失去自由、感受痛苦;而社區矯正把犯罪人放在監獄外面, 放在社會上, 人們心目中這不是刑罰。尤其當社會治安形勢緊張的時候, 公眾會對社區矯正很擔心, 認為罪犯失去管束、處罰太輕, 會影響社會治安穩定, 并進而對社會治安好轉失去信心。對于公眾的宣傳, 樹立公眾的信心, 推廣社區矯正, 是政府迫急的任務。關鍵的問題是立法者和執法者最需要首先以正確的理念武裝自己, 引導更多的普通百姓認識到這些, 并使他們從中受益。盡管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充分準備好去全面接受并以實際行動普遍支持社區矯正, 但有必要通過強大的宣傳攻勢, 使越來越多的中國公眾認識、接受并支持社區矯正

3、社區矯正適用率過低

我國在進入21世紀以來，全國適用社區矯正的人數呈微弱的增長態勢。據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監獄管理局的統計，我國法院對犯罪人適用社區矯正的比例明顯偏低。一是管制適用率低得可憐。2000年全國各級法院判處刑罰的罪犯人數為646431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有7822人，占罪犯總人數的1.21%；2001年被判刑罰罪犯總人數為751146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9481人，占罪犯總人數的1.26%。二是緩刑適用率低。1999年我國的緩刑適用率為14.86%，2000年為15.85%，2001年為14.71%。有一些法院幾乎不適用緩刑這種刑罰方法。三是假釋率過低。2000年全國假釋23550人，假釋率為1.63%，比亞太一些國家和地區低很多(見下表)；2002年全國假釋罪犯20781人，2003年全國假釋罪犯22178人，基本保持了大體相當的比率。四是適用監外執行的罪犯數量太少。2001年全國監獄系統監外執行的罪犯占押犯總數的1.13%，2002年和2003年也基本保持了大致比率。

作為社區矯正體系重要制度的假釋雖然在我國刑法中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我國與亞太地區許多國家相比，我國的假釋率顯然太低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區矯正制度在我國發展的緩慢與無奈，同時反映和我國的司法機關和行刑機關對行刑制度的基本態度，說明了我國的行刑理念與世界行刑趨勢相比還相當落后。

對現有非監禁刑增加公益勞動的執行內容很有必要。理由是：我國當前非監禁刑的懲罰性不足，監禁刑與非監禁刑之間在輕重銜接過渡中出現斷層，無法實現從監禁刑到非監禁刑的“軟著陸”，致使法院在判決中很少適用非監禁刑，而且在很大一部分社會公眾眼里，被判緩刑和被判無罪并沒有本質差別，這種觀念對緩刑等非監禁刑來說是致命的。因此，必須加強非監禁刑的懲罰力度，這也是為了非監禁刑在我國刑罰體系中存在和發展的長遠考慮。①

① 邢文杰：《社區矯正中的公益勞動如何規范》，載《中國社會導刊》2007年第14期。

二

我國刑罰執行前瞻

（一）前瞻之一：改革刑罰結構，使輕重刑趨于均衡，刑罰執行由分散走向集約

1、輕重刑均衡化。中國目前的刑罰屬于重刑結構，以死刑、無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在刑罰結構中比重較大，而以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罰金和資格刑為代表的輕刑在刑罰結構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與財產刑、資格刑等非監禁刑的比例嚴重失調。在西方國家流行“結構刑”，講究不同的刑罰與不同犯罪和罪犯的適宜性。大家的共識是，死刑僅僅適用于謀殺，監禁多數情況下適用于暴力犯罪，中間刑罰或者社區刑罰適用于非暴力犯罪。中國應該從西方國家的許多成功做法中得到啟示。我們應當將死刑和監禁適用于罪行嚴重的暴力犯罪，至于非暴力犯罪或者沒有引起死亡的案件，嚴格禁止死刑和長期監禁刑的適用。修改刑法時，科學地設計刑罰結構，擴展非監禁刑的內容，增加非監禁刑的種類，為法官提供更多的量刑選擇，增加了刑罰的針對性和實效性。①

在中國，法官不愿意選擇適用非監禁刑的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專門的機構實施法院的判決。按照法律，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由公安機關負責監督和執行，真實情況卻是公安機關由于忙于治安事務和偵查事務，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履行這項法律職責。結果是這些罪犯釋放后沒有任何監督，形同不判，社會效果很壞。基于以上理由，建議改革我國非監禁刑的執行體制，把非監禁刑執行的職責從公安機關轉移給司法行政部門，授權司法行政部門組織機構和人員自上而下執行非監禁刑，積累實踐經驗并為有關部門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實現刑罰的目的。

2、根據行刑一體化的改革思路,明確規定行刑(包括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資格刑的執行,暫予監外執行,社區矯正)統一交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②在權力分散的情況下，行刑部門的內部體制調整，的確無法根本解決我國刑罰執行中的整體板結現象，統一行刑權則可以把行刑視為一個整體，這顯然是調集現有權力資源，提高行刑整體效益的一種方式。因為形成能夠控制各類刑事執行起關鍵作用的權力，及時反饋和完善行刑法的薄弱面，實現刑種、刑罰與非刑罰方式之間的聯動，對帶活整個刑事法機制的運行，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客觀地說，目前行刑一體化只是一個初具輪廓的大思路，它距離制度性實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行刑一體化的理論主張中，有關行刑法與制度發展的具體設計存在著較大差異，這表明對各種現實方案還存在一個具體辨析、論證的過程。并且，我們在行刑實踐中發現，行刑權作為刑事法的后位性權力，有一定的被動性，它的啟動來自于裁判權的行使。集中統一后的行刑權要發揮出效率，仍然要以刑事法已經完善為假設基礎，這顯然是不現實的。③

（二）前瞻之二：借鑒國外經驗，對目前我國的監獄運行機制進行革新

1、監獄應分類型與類別。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監獄系統內，現在關押著10種不同類型的犯人，分別涉及暴力犯罪、謀殺、性侵犯、入室盜竊、搶劫、行竊和銷贓、詐騙和造假、毒品犯罪、不支付罰款和其他罪行。根據犯人的年齡或性別，將監獄分為成年男性監獄、成年女性監獄和青少年罪犯機構；根據犯人安全風險的差別，將監獄分為高戒備等級監獄、當地監獄（即羈押審前未決犯）和培訓監獄等。成年男性監獄根據戒備等級又分為Ａ、Ｂ、Ｃ、Ｄ四個類別，分別關押不同安全要求及風險的犯人。成年女性監獄和青少年罪犯機構分為封閉式、開放式、戒備等級Ａ三種類型。我國監獄目前僅作了成年男犯、成年女犯和未成年管教所的區分，沒有再將成年男犯監獄再進行戒備等級的劃分，而這卻是許多國家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國有必要將成年男犯監獄按照關押不同類型的犯人劃分戒備等級不同的監獄。

2、監獄監督制度需要法治原則進行創設。英國監獄監督機構制定了明確的檢查和評估 ①②陳超：《中國和美國的非監禁刑比較及其啟示》，中國法院網2004-07-09。轉引自宋新國：《對〈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若干問題的思考——以刑罰執行為視角》，載《中國司法》2007年第7期。③標準，他們稱之為“健康監獄”的四項測試，包括罪犯的處境是否安全，他們所受到的待遇是否有損于他們的人格尊嚴，他們是否能夠從事有目的性的活動以及他們是否已準備好重返社區等。根據以上四項標準對每所監獄定期進行檢查和評估，并寫出評估報告向社會公布。英國監獄的監督機構有內部監督部門和外部監督機構之分。內部監督部門有監獄總局審計部門、監獄專職監察人員等，外部監督機構有監獄和緩刑特別巡視專員、監獄督察院、監獄監察專員等。監獄和緩刑特別巡視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委員會成員都為志愿者，來自社區，不拿薪酬。委員可以到所有的監獄及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巡視，可自由出入監獄，與任何犯人談話，并有權查看監獄所有資料。對監獄存在的問題，他們有權提出責令整改的意見。巡視專員主要對被關押人員處遇狀況進行監督，有權對囚犯死亡個案進行獨立調查。英國監獄督察院是國家機構，完全獨立于政府和監獄管理總局。該機構人員均是熟悉監獄工作的專家。他們主要負責對監獄條件和囚犯待遇以國際人權標準進行評估，提交專門報告，監督的內容主要有罪犯人權、處遇、人格尊嚴、管理目標等四個方面。所有督察員都配有監獄的鑰匙，以便能夠隨時進入監獄的任何地方進行獨立檢查。英國監獄監察專員制度是1990年曼徹斯特監獄發生暴動以后設立的，暴動的起因是犯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監察專員主要職責是接受調查監獄罪犯的投訴，調查監獄、移民拘留中心發生的人員死亡事件。罪犯在向監察專員投訴之前首先要向獄政管理部門投訴，如果監獄管理部門不接受、不改正，才可向監察專員投訴。①很顯然，我國目前沒有上述制度，由于監獄的封閉性，監獄的行刑監督由駐獄檢察室進行，基本上形同虛設。我國應借鑒國外的做法，設立專門的不受監獄制約的，甚至不受司法行政機關制約的獨立監督體系，將監獄行刑活動納入到陽光下，促進監獄行刑制度的完善和對人權的保障。

（三）前瞻之三：行刑方式由機構行刑向社會化行刑的合理轉向

1、對立行刑前及行刑過程中的人格調查制度。首先改善犯罪人分類技術，科學地對罪犯進行分類是對罪犯進行個別化處遇的基礎，在西方被稱為“人格調查”；我國在罪犯分類方面僅停留在按性別、年齡等簡單的分類層面上，罪犯分類工作處于較低的工作水平，直接制約著行刑改造的質量，因此要加快完善分類制度，向人員專業化、調查科學化、分類細密化方向發展，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分類工作，盡可能將分類標準量化，提高操作性和準確度。其次要發展心理矯治，通過設置心理門診、建立心理矯正工作室，使心理矯正成為一種新的改造犯罪的手段；第三要重視罪犯的情商培養，提高其自我調控能力和對社會的理解度與寬容度。最后科學運用親情教育手段，運用親情的力量感召和激勵犯人。②

2、擴大社會化行刑的功利性作用在于減少監獄的人數，避免獄內擁擠。犯罪數量不可能在近期減少，所以監獄接受犯人的數量不斷增加。這可以從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人大報告中得到證實，該報告說在1998到2003年的5年間，全國法院共審理了2830000宗刑事案件，判處3220000名罪犯，分別比前5年上升16%和18%。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犯罪率還會繼續上升，如何利用有限的監獄資源容納不斷上升的犯人數量，是中國政府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必須認真對待。從美國的經驗教訓看，光靠擴大監獄規模來處理監獄擁擠問題，是不明智的做法，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才是一條現實的解決途徑。③

3、重視經濟制裁的作用。經濟制裁是讓罪犯背上經濟負擔的一種懲罰方法，罰金是最常用的形式。罰金之所以沒有充分運用，部分原因是罰金這種懲罰方式的結構問題。一般來說，法官判處罰金刑時，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關稅制罰金，一定的犯罪被課以事先設定好的一定數量的罰金，在這種情況下，不管犯罪人的經濟情況如何，罰金額是一樣的，因此關稅罰金對罪犯說來，要么定得太高，要么定得太低。經濟差的罪犯不能交納所判罰金，而經 ①② 《英國監獄管理理念在轉變》，載《檢察日報》，2007年11月5日。周靜：《我國行刑社會化的現狀及其思考》，中國法院網2007-07-19。③陳超：《中國和美國的非監禁刑比較及其啟示》，中國法院網2004-07-09。濟富裕的罪犯，罰金額顯得太低，不能發揮罰金的懲罰目的。另一種是估計罰金制，是指法官要獲得有關信息對罪犯經濟能力進行估推，譬如罪犯居住區在哪里，是否有工作，要支付幾個辯護人的費用等等，然后相應課處一定數額的罰金。這種罰金制和關稅罰金制一樣，存在著罰金額高低不平衡的現象，難以實現刑罰目的。而且，這種估推定罰金的方法經常導致不公平的現象，同等境遇的罪犯被課處的罰金額相差很大。為了避免罰金量刑不公和高低失度的問題，美國的少數司法區向歐洲國家學習，采用日罰金制，因而大大擴展了罰金這一刑事制裁的潛力。日罰金的計算分兩步走。首先，要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確定與其相適應的日罰金天數，然后量刑法官根據具體犯罪人的收入和財產狀況，確定每天應交納罰金的數額。

另一種常用的經濟制裁的方式是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相當于中國的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法院在裁定賠償時面臨的挑戰是不能影響被告人的改造。如果賠償額超出被告人的賠償能力，就會招致引誘犯罪人不擇手段，拆東墻補西墻。考慮到這些問題，許多賠償法案要求法官考慮被告人的經濟能力和需要做判決。近些年來，美國又增加了一些新型經濟制裁措施。其中一個是否決某類罪犯享有政府權益。政府權益是指政府機構或者基金會提供的贈與、契約、貸款、專業執照或者商業執照。在中國，經濟刑罰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因為公眾總是埋怨法官對被告人以罰代刑。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逐漸從心理上接受了經濟刑罰的概念，罰金的使用頻率也隨之增多。罰金和沒收財產的使用比以前廣泛得多，但多數情況下，他們是與監禁附加適用，很少單獨適用。這就導致愈來愈多的判決沒有辦法執行，因為法官在量刑時明知被告人沒有經濟能力甚至根本沒有財產，也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規定課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刑。另外，刑事立法也不夠科學和精細，非常原則，難以把握。我國應該考慮采用“日罰金”結構，避免量刑不公，量刑失衡，發揮罰金的有效性。①

①陳超：《中國和美國的非監禁刑比較及其啟示》，中國法院網2004-07-09。

第三篇：挪威的刑罰執行與人權保護制度評析

挪威的刑罰執行與人權保護制度評析

陳夢琪

2013-4-12 9:42:18 來源：《人權》(京)2006年4期

挪威是一個比較小的國家，居民只有400多萬，國土面積只有38.5萬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積15560平方公里。挪威全國分為東部、東北部、南部、西南部、西部及北部的6個囚犯權益管理地方區域。

挪威的犯罪率比較低，每10萬公民中只有65個在押人員，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是600。挪威的在押人員總共有3000名左右（女性大約占5%），每年判處11000個新的監禁刑罰，平均刑期是70天，而每年判處的社區刑罰超過2000個（女性大約占12%）。

挪威法律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是15歲，15歲以下的人不會被監禁，但會根據兒童福利法案接受治療。如果在隨機指定的一天中進行統計，就會發現，挪威的監獄中不滿18歲的人只有5到8人。33%的在押人員處于18到30歲之間，35%處于31到40歲之間。與毒品有關的刑罰最普遍，超過30%，其次是暴力犯罪，占21%，還有12%是由于財產犯罪，8%是因為殺人，9%是因為性侵犯。

一、立法

挪威議會在2001年通過了《刑罰執行法案》，2002年3月1日起生效。該《法案》適用于監禁刑罰、特別刑事懲罰和社區刑罰的執行，也適用于羈押候審。《法案》的通過導致挪威監獄機構進行了細致的重組。

挪威在這個法案的立法過程中始終考慮到該法案的立法精神、條文表達和內在含義要符合1999年《挪威人權法案》的規定。法案確認《歐洲人權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公約是挪威法律的一部分，也以聯合國和歐洲理事會發布的監獄規定和守則作為指導文件。

《刑罰執行法案》取代了1958年的《監獄法案》。在法案通過前，公眾對挪威監獄和緩刑辦公室的宗旨和職能展開了廣泛的討論。新法案的內容包括意圖幫助獲罪人適應挪威社會的規定和措施，在可能的情況下保證獲罪人逐漸獲得從監禁向自由的轉變；矯正機構執行刑罰的方式應當減輕監禁可能帶來的有害影響；刑罰執行的目標是試圖幫助個人在釋放后不再犯罪；采取措施以保證社會免受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侵害。另外，法案還意圖建立一個更加節約和高效的矯正機構。

一方面要滿足保護社會的需要、防止新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要有幫助囚犯個人改造的措施，要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是一個挑戰。關于這個問題，《刑罰執行法案》第二條規定法案的宗旨是保證刑罰的“執行方式應顧及刑罰的宗旨；防止新的犯罪行為，為社會提供保障，以及在此前提下保證為犯人提供滿意的條件”。法案明文規定刑罰的執行方式應當注意刑罰的目的、對抗新的犯罪行為、保障社會利益，并且在上述限制之內保證犯人滿意的條件。應當給予獲罪人機會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防止新的犯罪行為。

二、監禁刑的執行

挪威一共有43所監獄，分為三類：高防衛級別的監獄即封閉監獄、較低防衛級別的監獄即開放和半開放監獄、過渡訓練所。監獄的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11名犯人，大一些的有300人左右。高防衛級別的監獄能容納2100人，較低防衛級別的能容納700人，過渡訓練所能容納60人左右。挪威沒有專門用于關押年輕人的特殊監獄。

犯人原則上在高防衛級別的監獄開始服刑。矯正機構有義務衡量被判處兩年以下監禁的人是否可以直接進入較低防衛級別的監獄。對于在高防衛級別的監獄服完部分刑期的犯人，必須衡量他們是否可以轉入較低防衛級別的監獄。刑罰的執行是漸進性的，即獲罪人逐漸獲得較大程度的自由。較低防衛級別的監獄更注重通過各種形式提供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比如請假外出、探視安排以及靈活性的控制措施等。這里更強調方式靈活的安全措施，以保證廣泛的接觸和在押人員與監獄員工的溝通。過渡訓練所對犯人在生活、工作和社會技能等方面進行培訓，是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在他們逐漸回歸社會的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這里著重強調對犯人進行個人跟進，以及通過與其他行政機構進行聯網和配合的方式使他們回歸社會。作為社會技能訓練的一部分和釋放前計劃的一部分，監獄也會在白天把犯人放出工作或接受教育，以使他們有必要的行動自由，從監獄向市民社會過渡。

三、社區刑罰的執行

緩刑辦公室執行社區刑罰。挪威有19個緩刑辦公室管理社區制裁，其中，首都奧斯陸緩刑辦公室最大，有32名員工。緩刑機構每年大概接收5000名服刑人員，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增長。

社區制裁用于刑法規定可判處6年以下監禁的犯罪。嚴重犯罪比如嚴重的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和性侵犯不包括在內。社區刑罰只能用于在挪威有住所的人，而且只能在與人民的正義感相符合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懲罰類型的獲罪人要比被監禁的獲罪人年輕，與被監禁的女性比例(4%)相比，適用社區刑罰的女性比例更高(14%)。這項懲罰是自愿的，需經獲罪人同意才能采用。

法院決定獲罪人需要在一個固定時期內接受多少小時的懲罰，一般一年不超過420小時。法院還決定犯人違反條件時的附加懲罰是什么，如果犯人違反條件，那么矯正機構可以將案件提交至地區法院，申請替代執行監禁刑罰。如果獲罪人再犯新罪，當然就由警察和檢察官處理。

《關于社區刑罰的執行法案》提到了三類措施，這些措施可以單獨使用或合并使用。一是社區服務，比如為老年人粉刷房間、在公園里收撿垃圾等；二是參與項目；三是以減少犯罪為目標的其他預防性措施，比如在調解委員會與被害人見面。社區服務是社區刑罰執行的主要內容，在2004年，78%的總小時數是社區服務，項目活動占5%，另有緩刑官員的個人跟進占6%。社區刑罰還可以與30天以下的監禁合并使用。

社區刑罰是在2002年被引進挪威的，引進之后，其使用呈現穩定增長態勢，至2004年有2094例被處以社區刑罰。

四、罪犯人權的范圍

根據挪威的法律規定，囚犯在服刑期間，仍然享有多種權利，也必須履行一定的義務。每個囚犯，在挪威的監獄里都會獲得一本囚犯手冊(The Prisoers handbook-viseksemplar)。這本手冊的主要內容是為囚犯介紹一些他們在服刑期間享有的權利，監獄中的日常生活規則和時間安排，以及監獄里的各類活動和培訓內容。

挪威的罪犯在服刑期間享有以下權利：

1、單獨居住權

每個囚犯基本上有權單獨居住，除非健康狀況不允許或者牢室短缺。自2005年1月1日開始，挪威可以同時接受3154名罪犯在監獄里服刑。但同時，還有2176名罪犯在排隊等候入獄服刑。為了縮短排隊時間，挪威監獄部門批準表現良好的囚犯提前釋放。排隊服刑的罪犯，甚至還可以申請獲得逮捕，以達到折抵刑期的目的。

2、獲得報酬權

犯人參與工作、項目、培訓、或其他活動可以得到日薪補償。目前大概是50挪威克朗一天（約合7美元）。

3、知情權

犯人對矯正機構作出的決定，有權知曉及閱讀有關文件，也有權要求給出做出決定的理由。但是，這個規定存在例外，特別是在出于安全考慮而認為例外有必要的情況下。

4、宗教信仰、文化娛樂權

矯正機構有義務給予犯人機會以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哲學。應當盡可能給予犯人參與休閑娛樂活動的機會。比如說體育訓練，或者更加有文化性質的活動如使用圖書館等。

5、表達自由權

犯人有接受采訪和拍照的權利，這屬于表達自由。矯正機構為了保證監獄的平靜、秩序和安全可以對這項權利附加條件。但是，矯正機構有義務為這項權利能夠實際實施而做出安排。

6、獲得醫療權

犯人有權與公共醫療機構進行聯系。若有跡象表明一名犯人生病，監獄職員也應當主動安排與公共醫療機構聯系。實際上，挪威所有的犯人都跟所有其他人一樣有權獲得同樣的公共醫療服務。

7、與外界交流權

所有的犯人都可以在監獄內接受探視。可以在探視時由一名職工進行監視、監聽談話，可以采用玻璃墻等禁止犯人和探視者身體接觸的方式對探視進行控制。犯人可以向監獄外打電話，可以收發信件和郵寄物品。

8、獲得漸進性釋放或請假權

在服完大約三分之一刑期后，犯人可以申請向較低防衛級別的監獄或過渡訓練所轉移，可以申請從監獄請假外出。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后，并且服完的刑期不少于60天時，矯正機構可以將這名獲罪人假釋。

五、人權保護機構

（一）挪威議會行政檢察官辦公室

挪威行政監察官制度產生于1962年，現任的行政監察官阿爾內?弗利弗萊特(Arne Fliflet)于1990年上任。挪威議會行政監察官由每次議會大選之后的新議會選出，每屆任期4年。他必須具有相當于最高法官的學歷和資格，其任務是代表議會，監督全國的行政機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全國的警察局、拘留室、監獄和公訴機關。行政監察官辦公室分為6個部門包括5個法律部門和1個行政部門，有40名員工。他們根據不同的法律領域來處理投訴案件，一年處理的案件在2000-2300樁之間，經費是3300萬挪威克朗，相當于4000萬人民幣左右。雖然挪威行政監察官由議會選出來，但有權獨立履行其職責，不受議會干涉，也不受任何其他政府機關干涉。在挪威，行政監察官制度是最高也是最后的一個監督行政機關的制度。行政監察官的主要任務是，依照法律和條例的規定，盡量確保行政機關在執行公務中不導致公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并使公民的人權獲得尊重。行政監察官對問題的處理，大多數是在接獲投訴信后，但他也有權主動展開調查，還可以親身探訪各警察局、拘留室、監獄，與囚犯進行會談。行政監察官調查的方法快捷、徹底、不拘方式、容易接近和免費。對行政監察官的調查，政府各個部門必須做出回答。如有需要，行政監察官也有權要求法院依照挪威《法院法》的規定開庭取證。行政監察官有權發表他的看法，并提出建議，但不能作出帶有法律約束力的決定。如果行政監察官的建議得不到有關部門的遵守或者采納，他可以提議投訴人將案件告到法庭去。在這種情況下，投訴人的費用由政府承擔。

（二）監督委員會

矯正機構的6個行政區中，每個區域都有一個監督委員會對該區域監獄和緩刑機構進行監督，并且監督獲罪人和犯人受到何種對待。每個委員會有5名成員，受一位法官領導。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每個月對每所監獄視察一次——可以事先預約也可以不經通知直接視察。委員會可以與任何犯人交談，談話時不受監獄職員的監督。得到相關犯人同意后，他們還可以查閱該犯人在監獄內服刑的任何文件。犯人也可以要求與委員會進行預約。通常的詢問都是有關日常生活問題，比如衛生條件、其他設施、從一個監獄向另一個監獄轉移、食物、業余活動、監獄官員的不良行為等。委員會可以就視察。情況寫一份書面報告，監獄長應當就這份報告作出回應。每年會有一份報告提交至區域政府，以及司法和警察部。監獄應當盡可能地按照委員會在報告中提出的要求去做。

（三）監獄探訪者

挪威紅十字組織負責向自愿探訪挪威監獄的人提供服務。探訪者們得先上一門內容廣泛的課程，然后才會被允許進入監獄。他們進入監獄后可與愿意與探訪者交談的犯人談話，探訪者負有保密義務。探訪者可以每周探視犯人一次。這也是制度監督的一種途徑，因為探訪者們通常會與監獄長會面，討論有關犯人的一般事項。

（四）犯人親友組織

犯人親友組織是在1992年建立的一個獨立組織。他們除向犯人的親友提供支持外還努力使人們關注他們的狀況，并且告知當局和矯正機構他們的經歷。

（五）回歸之路

回歸之路是由以前的犯人建立的一個組織，他們主要幫助被釋放的犯人回歸社會。犯人被釋放時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有一個不包含犯罪人的網絡。

（六）歐洲預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委員會(CPT)

歐洲預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委員會，通過視察制度，保護被關押者的人權。CPT成員都是獨立和中立的專家，有多種專業背景，有律師、醫生和監獄問題或警察事務專家。委員會定期對不同的國家進行視察，必要時可以組織額外的“特別”視察。委員會的成員去過挪威4次，上一次是在2005年10月。在那次視察中，委員會由以往視察中檢查相關問題的一個成員陪同，這些問題特別包括向被警方剝奪自由的人提供防止受到虐待的根本保障、對羈押候審犯人施加的限制和精神病醫院的情況。代表團還檢查了特別高防衛級別監獄中關押的犯人受到的待遇。

在挪威，人權保護機構的種類較多，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既有政府機構，又有民間組織。不同種類的人權保護機構的存在，體現了對刑罰執行權的監督和制約，有利于對罪犯人權的保護。

第四篇：法院涉行政執行案件調研報告

近年來，“執行難”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工作的一個難點，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大量執行案件不能得到執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案件當事人不滿意，公眾不滿意，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平安建設。為切實解決人民法院的“執行難”，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在全國法院開展為期半年的未結執行積案專項活動。我市兩級法院在專項活動中，清理出一批涉行那一世小說網 穿越小說網 網游小說網 http://www.tmdps.cn政機關、事業單位、鄉鎮人民政府、村委會的案件（以下簡稱涉行政執行案件），這些案件在未結執行案件中占到一定比例。從集中清理結果來看，盡管法院采取了一系列執行措施，但執行收效甚微，執結案件只占11％，標的額占3％。為此，市中級法院專門對全市法院此類案件作了專題調研。

一、涉行政執行案件的基本情況

（一）案件數量情況

截至2006年1月，全市法院清理出未結執行案件1037件，標的額3436萬元，其中涉行政執行案件136件，占未結執行案件的13.1％；總標的額1156.98萬元，占33.7％。具體市中級法院7件，標的額630.24萬元；城區法院55件，標的額245萬元；**縣法院62件，標的額221.52萬元；海原縣法院12件，標的額60.22萬元。市中院未結執行案件數量雖然較少，但標的額占全市法院54.5％，**縣法院此類案件數量最多，城區法院此類案件數量和標的額也占相當一定比例，見表

（一）。

涉行政執行案件統計表

（一）法院

案件數量（件）

案件數量

所占比例

標的額（萬元）

標的額

所占比例

市中級法院

75.1％

630.254.5％

城區法院

540.4％

245

21.2％

**縣法院

245.6％

221.52

19％

海原縣法院

8.9％

60.22

5.3％

合計

136

100％

1156.98

100％

（二）被執行人情況

涉行政執行案件中，被執行人為行政機關的7件，標的額406.84萬元；事業單位16件，標的額141.57萬元；鄉鎮人民政府37件，標的額355.23萬元；村委會74件，標的額252.04萬元，見表

（二）。

涉行政執行案件被執行人情況統計表

（二）被執行人

案件數量（件）

案件

所占比例

標的額（萬元）

標的額

所占比例

村委會

54.4％

252.94

21.9％

鄉、鎮人民政府

28.7％

355.4330.7％

事業單位

11.8％

141.77

12.2％

行政單位

75.1％

406.84

35.2％

合計

136

100％

1156.98

100％

（三）債務形成原因

此類案件債務形成原因具體為：因工程建設欠款形成債務45件，占33％；因墊付水費、鋪設小康路、交三提五統費用、開辦企業等向金融部門貸款形成債務37件，占27.29％；因經濟糾紛欠款形成債務19件，占14％；因勞動關系及勞務報酬糾紛形成債務14件，占10.3％；因土地補償款糾紛形成債務11件，占8％；其他原因形成債務10件，占7.5％，見表

（三）。

涉行政執行案件債務情況統計表

（三）債務形成原因

案件數量

占全部案件比例

工程建設欠款

“普九”建設（12件）

小康路建設（16件）

辦公樓建設（17件）

33％

小計45件

貸款

（主要用于墊交水費、修小康路、交三提五統費用等）

37件

27.2％

經濟糾紛欠款

19件

14％

勞動、勞務欠款

14件

10.3％

土地補償費

11件

8％

其他

10件

7.5％

合計

136件

100％

二、涉行政執行案件的基本特點

（一）鄉村兩級債務占較大比例

從被執行主體來看，被執行人為行政單位、事業單位、鄉鎮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其中以村委會為被執行人的案件數量最多，占到54.5％。鄉鎮人民政府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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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當前監獄刑罰執行面臨的新形勢與新任務

當前監獄刑罰執行面臨的新形勢與新任務

湖北沙洋監獄管理局課題組

2015-09-28 10:20:46------------------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監獄刑罰執行工作面臨中央高層高度重視、社會輿論高度關注、刑事政策高頻度調整、終身責任追究高壓力、執法創新高密度誕生等新的形勢和局面，監獄刑罰執行工作必須要加強頂層設計，采取有力措施因應新的形勢變化。要切實加強加強實踐探索，逐步完善健全刑罰執行運行機制；要加強執法隊伍建設，建立一支過硬的專業化執法隊伍；要深入推進獄務公開，推出一批獄務公開全面深化單位；要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建立一個信息化協同辦案平臺；要提升監獄執法軟實力，打造一個公正執法宣傳品牌。

近年來，湖北監獄系統認真貫徹落實司法部部署，相繼開展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執法質量大檢查、執法規范化達標、職務犯罪罪犯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專項檢查、老病殘罪犯刑罰執行情況專項檢查、三類罪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整治等系列活動，有力促進了監獄刑罰執行工作的規范運行，進一步提高了監獄執法規范化水平。以湖北沙洋監獄管理局為例，2010年以來，該局各監獄依法辦理提請減刑并裁定的案件24225起，提請假釋并裁定的案件172起，決定暫予監外執行170起，無一起執法錯誤，有力保障了刑罰執行變更的公平公正。監獄刑罰執行工作的嚴格規范，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改造積極性，維護監獄安全穩定，促進罪犯回歸社會，減少重新違法犯罪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截止2014年底，該局已連續十二年實現罪犯零脫逃，連續三屆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最佳文明單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監獄執法工作高度重視，社會輿論和廣大群眾對監獄執法工作高度關注，刑罰執行工作作為監獄執法的核心工作成為焦點。在依法治國的宏闊背景下，監獄刑罰執行工作面臨嶄新的形勢、挑戰和任務，本文擬作梳理，發微探幽。

一、當前監獄刑罰執行工作面臨的新形勢

時移世易，21世紀初展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信息高度發達的社會，網絡和各種移動終端為信息的即時傳播交流提供了無限可能，也改變了人類社會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交往的運行模式，世界變成平的。一切傳統的行政運轉模式發生改變，監獄執法同樣面臨嶄新的形勢與挑戰。監獄執法由以往的神秘封閉走向開放與透明，監獄執法主動接受公眾、媒體監督與關注的機會將越來越多，監獄面臨社會形象公關的壓力愈來愈大，監獄執法受到高層的檢視也成為必然。

一是中央及高層高度重視傳導的新信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強化監督制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要“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執法機制，推進獄務公開”等論述。總書記親自就監獄加強執法管理專門作出批示，孟建柱同志多次撰文談監獄執法管理問題。中央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監獄執法管理和刑罰變更的高度關注近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既是壓力也是動力。一方面說明監獄管理與中央的要求和期待客觀上還存有差距，另一方面也為監獄進一步加強規范執法管理、提升規范執法標準帶來新的動力和機遇。

二是社會輿論高度關注形成的新常態。當前隨著網絡、移動終端平臺等新興媒體、自媒體的快速發展，信息產生、發布、傳播成為一種全民行為，其不可控性、不穩定性等特點日益明顯。監獄執法活動也越來越多的成為輿論傳播的焦點信息之一，成為社會公眾尤其是服刑人員親屬關注的焦點。今年隨著訥河監獄事件等一系列涉及監獄執法負面信息的曝光，對監獄執法形象生產了重大的影響，導致公眾對監獄執法產生強烈的不信任感，直接損害了監獄執法機關的公信力。公眾尤其是服刑人員親屬要求公開、透明監獄執法活動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關注監獄執法的角度越來越全面，從罪犯的非正常死亡、罪犯的減假暫等獄內重大事件和執法活動轉向罪犯常規管理的細節，甚至監獄的歷史問題都成為關注焦點。如何更好接受新聞媒體和公眾輿論的監督，更好回應社會期待，滿足公眾合理需求，實現公眾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這是監獄必須要面對的嶄新而嚴峻的課題。

三是刑事政策高頻度調整面臨的新要求。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以來，最高法、最高檢以及我省高法、省檢察院相繼出臺了系列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予以落實，監獄刑罰執行政策也相應作出了頻繁調整，以期不斷適應政策和法律調整的要求。特別是2014年中政委5號文件的出臺，對三類罪犯減、假、暫提出了實體和程序條件的從嚴要求，使該類罪犯成為當前監獄刑罰執行管控的重點對象。由于以上法律、文件尚有許多規定存在模糊空間，不具體、不細致，沒有出臺相應細則進入操作層面，導致基層監獄在落實過程中遇到許多操作層面的困惑，有的基層民警甚至無法清晰的向罪犯進行執法依據的解釋說明。近幾年監獄刑罰工作一直處于政策“調整—磨合”的變動狀態。如97年刑法配套司法解釋的廢止與有條件復活、罪犯從嚴情形的認定問題、罪犯從寬情形尺度的把握問題、罪犯財產刑與民事賠償的認定與執行問題、三類罪犯減刑實體條件的認定問題等等，相關政策都經歷了反復的變動與調整，一定程度影響了監獄執法工作的穩定性、嚴肅性，也客觀影響了罪犯的思想改造穩定。盡管我省沙洋監獄局結合自身優勢，通過沙洋監獄局刑罰執行處、沙洋地區人民檢察院、沙洋人民法院三家每季度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協調解決了許多執法實踐難題，積累了一定經驗，但畢竟不屬于頂層設計，只是權宜之計，出臺的政策缺乏權威性、穩定性和連續性，還有待上級司法機關從法定層面予以認可，上升為上位規章、制度。

四是責任追究終身制導致的新壓力。

中政委5號文件提出了執法責任終身追究的高要求，新出臺的《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工作程序》和《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兩部規章對辦理案件的不同層級機構和辦案人員的執法責任進行了明確劃分，有效提升了監獄執法工作的嚴肅性和責任性，有利于規范監獄執法工作，但也對監獄執法民警增加了極大的心理壓力。雖然目前出臺的各種相關政策、法規、規章和文件，相應落實了執法責任終身追究制的有關要求，但還未出臺細則對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責任作出更明確細致的劃分，實際工作中仍然存在責任不清的盲點。尤其是刑罰執行部門，要求對案件材料的完整性、規范性、合法性進行審查，執法監督的責任重大。作為中間審查環節的刑罰執行部門，既要審查前面程序提供材料的合法、規范、完整，又直接對后續的監獄評審會、監獄長辦公會兩個程序的正確決策負責，“把關”的責任十分明確、重大。但目前實踐中，由于受警力配置少、相應配套制度等因素影響，還無法完全保證執法監督責任的有效落實，實際工作中可能導致執法監督不到位，形成了責任與權力不對等的現狀。這些給基層監獄刑罰執行工作者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這間接導致了監獄執法日趨保守，影響了現有刑罰執行方式的正面引導激勵效果，僅以2014年沙洋監獄局裁定假釋案件來看，比例僅為萬分之4.3。

五是執法創新高密度誕生引發的新挑戰。近年來監獄系統改革風氣濃厚，改革思潮活躍，執法創新舉措不斷。尤其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具體目標后，監獄執法創新指向更趨明確。執法創新既有理論創新也有實踐創新，從2015年《犯罪與改造研究》第1期有關文章中的統計數據看，僅2014年全國公開出版有影響的監獄理論專著就達10部之多，理論研究熱點涵蓋八大類19個點，可謂理論創新熱點紛呈。從理論創新來看，一些省份監獄走在了全國前列，不僅理論調研作品出產豐富，而且通過理論調研轉化為實踐成果的項目較多；從執法實踐創新來看，部分省份監獄的信息化辦案平臺成為全國翹楚，一些省份監獄的深化獄務公開試點工作也走在了全國前列。這些先進省份監獄的發展態勢必然是我局乃至全國監獄系統今后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要自加壓力、奮起直追。

二、新形勢下推進刑罰執行工作的任務與措施

（一）加強實踐探索，逐步完善健全刑罰執行運行機制。一是加強實踐探索和理論調研，為上級立法制文當好參謀。針對當前監獄刑罰執行相關法律制度體系還不健全完善的現狀，作為基層執法單位，一方面要加強執法實踐探索，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積極試點探索，積累執法實踐經驗。另一方面要加強理論調研，承接上級部署的調研課題、立法意見征求等工作，通過理論呼吁、提出立法建議等多種形式和途徑，為立法機關和上級有關部門，制定法律、規章和文件提供參考，為健全完善刑罰執行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貢獻智慧和實踐經驗。二是強化聯席會議制度建設，破解執法難題。當前國家層面對監獄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還不完善的現實情況下，要做到“于法有據”，本著“法制統一”的原則，必須要呼吁上級有關部門協調省一級刑罰執行部門與省高法、省檢察院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形成定期運作機制，出臺規范性文件指導執法實踐。對于沙洋局來說，要繼續堅持局刑罰處、沙洋人民法院、沙洋地區人民檢察院季度聯席會議制度，特別在當前刑事政策和法律法規仍處在不斷調整變動的過程中，要進一步夯實工作機制。在每次召開聯席會議前，應定期組織基層調研，認真排摸刑罰執行難題，召開研討會議，認真研究國家刑事政策，為出臺合法、有效、管用的制度奠定理論和實踐基礎，切實解決基層執法無章可循的困境。三是加強協調溝通，健全完善各項執法機制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基層監獄的執法指導監督，指導基層監獄建立完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提請程序制度、評審會議制度、領導干預執法記錄制度等，確保嚴格規范公正執法，切實加強監督指導。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司法行政和社矯部門的溝通協調，建立定期信息溝通平臺和聯席會議機制，共同探討解決重點人員保外就醫難和刑滿釋放安置難等問題。進一步加強與駐監檢察機關的聯系溝通，主動配合和接受檢察機關的司法監督，確保其依照法定職能開展法定監督。進一步加強與上級業務部門的溝通聯系機制，努力為服刑人員提供全面、優質、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務。進一步加強執法信息反饋和發布機制，在受理社會、罪犯及其家屬的控告、申訴和檢舉揭發案件時，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處理，并通過門戶網站、微信等公開信息平臺反饋和發布，以正視聽，確保監獄刑罰執行的嚴格公正。

（二）建立一支過硬的專業化執法隊伍。要按照政治過硬、業務精通、配備合理、相對穩定的要求，建立一支從局機關到基層監區的刑罰執行民警執法隊伍，確保全局刑罰執行工作的高質高效、穩定運行。一是嚴格落實司法部要求配齊配強執法隊伍。針對當前執法責任終身追究的高要求和高標準，各級刑罰執行民警隊伍必須要集中精力辦理好罪犯減、假、暫案件，加強執法監督。要嚴格貫徹落實2015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孟建柱同志講話精神：“對執法司法權集中的部門、崗位，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各監獄要加大力度，配置人員，避免出現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三崗混合疊加的現象出現。要嚴格執行司法部關于監獄刑罰執行民警的配備標準，即押犯2000人以下（含本數）的監獄，專職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工作的警察人數不少于3名；押犯2000人以上（不含本數）的監獄，每增加1000名押犯，專職辦理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工作警察人數增加1名；監區至少配備1名專職刑罰執行警察，為今后實現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逐人逐案依法常態化辦理提供堅實保障。沙洋監獄局必須要在一年內調整、充實各級刑罰執行民警隊伍，把政治和專業素質過硬、責任心強、工作熱情高的同志配備到各級刑罰執行領導和業務工作崗位，確保整體隊伍政治過硬、業務精通、配備合理、相對穩定。二是加強教育培訓，不斷提高執法能力。要加強思想教育，提高政治素質。要利用民警周學習日和各種會議契機，加強執法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筑牢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政治思想防線；要經常組織民警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和警示教育，常擰發條、常敲警鐘，筑牢拒腐防變的廉政思想防線。牢固樹立“監管安全是重中之重，執法安全同樣也是重中之重”的執法理念，確保執法安全。要加強專業培訓，提高業務素質。在當前刑事政策頻繁調整的背景下，必須要加大民警業務培訓的力度，要整合系統內外業務專家資源，對新的刑事政策進行集中宣講，確保廣大執法民警領會貫徹，執行到位。要經常開展業務研討、論壇、征文活動，引導民警自覺開展業務鉆研，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提升整體專業素質。要加強法治教育，提高法律素質。把法律學習導入民警周學習日、教育培訓課堂，形成執法者帶頭學法、模范守法、自覺用法的氛圍。養成遇事找法律依據、接事講法律原則、辦事按法律程序、完事留法律證據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不斷提升民警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執法的能力培養，全面提升民警法律素養。

（三）推出一批獄務公開全面深化單位。獄務公開是監獄作為執法機關對社會公開獄務管理、接受社會和群眾監督的重要法定義務，是監獄面向社會公眾展示執法機關良好形象的有效平臺，也是今后監獄工作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當前要以司法部獄務公開試點工作為契機，以廣華監獄為龍頭，用二至三年時間在全局其他七所監獄全面推進深化獄務公開工作，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執法新機制。一是要確保獄務公開對象、內容符合要求。要嚴格落實司法部有關規定，確保落實面向罪犯、罪犯親屬、社會公眾三個層面的獄務公開要求。對公眾普遍關注、需要社會知曉的執法信息，應當主動向社會公開；對不宜向社會公開，但涉及罪犯的權利義務、需要罪犯及其親屬知悉的，應當予以告知，或為其提供查詢服務。二是要確保獄務公開的方式和方法便捷、實用。在堅持和完善傳統公開方式的基礎上，積極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強獄務公開，體現高效、便捷、實用原則。要加強互聯網信息發布平臺建設，推進罪犯減假暫執法信息網上發布；要加強獄務公開信息查詢場所和平臺建設，依托監獄會見室或獄內公共場所，設置獄務公開查詢系統，實現罪犯及其親屬自助查詢；要健全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利用政務微博、微信等現代傳媒方式回應社會關注；要定期召開執法情況通報會，向社會各界人士介紹執法工作，聽取意見和建議。三是要建立完善獄務公開工作制度。要切實建立獄務公開的“五項制度”，確保深化獄務公開工作得到有效落實。即要切實落實罪犯權利義務告知制度，要不斷強化獄內公示制度，要建立健全開庭審理制度，要健全完善執法監督員制度，要建立完善門戶網站和內部執法信息平臺工作制度。

（四）建立一個信息化協同辦案平臺。當前抓好監獄刑罰執行監督制度創新，突破點在抓好監、檢、法協同辦案平臺建設，我局應加強統籌策劃，提前布局，力爭兩年內建成信息化協同辦案平臺。目前我省監獄系統信息化建設有一定基礎，按照孟建柱同志所提出的“實行執行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和暫于監外執行的網上協同辦案”已經具備條件。通過網上協同辦案平臺建設，利用網絡平臺信息共享、公開透明、便捷準確、自動生成的優點，實現網上申請、網上審查、網上審批，節省人力、提高效率，客觀上也實現了對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從申請到裁定、決定各環節的有效監督，防止刑罰變更執行環節腐敗現象的發生。通過積極推進監獄、法院、檢察機關減刑、假釋網上協同辦案平臺建設，改定期批量辦理為逐人逐案常態化辦理，實現重點執法信息網上錄入、網上辦理、網上監督、網上考核、信息共享，實現流程化管理，做到“全程留痕”，最大限度減少和防止人為的不規范因素。

（五）打造一個公正執法宣傳品牌。要持之以恒的抓好“高墻陽光”公正執法宣傳月活動，力爭每年舉行一次宣傳月活動，集中展示監獄公正執法過程，自覺接受社會各界監督，推動監獄嚴格規范公正執行刑罰有效落實，把“高墻陽光”的宣傳品牌打響、打亮，做大、做強。一是要堅持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制度。要堅持把監獄（監區長）長定期接談制度、監獄執法開放日制度、法律咨詢制度、主動征求社會公眾意見和建議制度、執法監督員制度等實踐證明管用、有效的做法和制度堅持下去，進一步細化具體活動的程序和環節，做實、做真、做深，形成一套監獄和社會公眾良性互動的運行機制，做到久久為功。二是要結合形勢發展需要不斷創新。要每年結合監獄的工作進展和形勢發展的需要，在基本固定宣傳活動大致框架的前提下，及時探索活動創新拓展的新途徑和新方法。今后應把服刑人員親屬代表現場觀摩監獄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親屬現場觀摩法院庭審、親屬觀看監獄評審會或監獄長辦公會錄音錄像等有意義的項目引入活動內容，進一步深化活動內容，做到與時俱進。三是要不斷加大對外宣傳促成品牌形成。在做好內功的同時，要善于策劃，要加強與中央、省和地市媒體的溝通聯系，借助媒體宣傳平臺，持久的加強“高墻陽光”主題活動宣傳，每年確定不同的宣傳重點和形式，嘗試以專欄、專版、特寫等宣傳形式加強對外宣傳，嘗試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擴大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切實“高墻陽光”宣傳活動做大做強，做成監獄對外宣傳的重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