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

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

我國97《刑法》第72條至第77條的規定，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改表現，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給予規定一定的考驗期限，暫緩其刑罰的執行，如果被判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沒有再犯新罪或沒有被發現判決

宣告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也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行為的，緩刑考驗期滿，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

1、我國緩刑適用現狀。

一、適用率偏低，沒有廣泛使用。在西方發達國家，緩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罰手段”，緩刑的適用在整個刑罰體系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雖然近年來英美等國家受犯罪情勢、公眾輿論等影響，監禁率和監禁人口有明顯上升，但與我國相比，緩刑率仍遠高于我國。據聯合國1994年的統計，美國有1，397，505人處于緩刑之中，與總人口的比例為10萬中有536.16處于緩刑監督之中，而同年，美國的監禁率僅為10萬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監禁率為10萬分之95，其緩刑率為10萬分之217；蘇格蘭的監禁率為10萬分之109，原創：http://www.tmdps.cn/其緩刑率為10萬之117.12；荷蘭的監禁率為10萬分之57，其緩刑率為10萬分之79.14；日本的監禁率和緩刑率都很低，但是緩刑率也超過了監禁率，其監禁率為10萬分之30，而其緩刑率高達10萬分之47.17.同上述國家相比，我國的緩刑率低得多，1999年僅有14.86，全年才有9萬名罪犯被判處緩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緩刑期計算，我國現在處于緩刑之下的總人口也只有27萬，而我國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經超過了141萬。近兩、三年來，我國適用緩刑情況有所改善，但緩刑適用率仍遠低于上述其他國家。

二、沒有正確使用，社會觀感不好。緩刑適用因人因時而異，量刑標準不統一。即使是性質相同的案件，有時候能適用，有時候不能適用；

“嚴打”時期緩刑適用較少，非“嚴打”時期緩刑適用相對較多；有關系的人能適用，沒有關系的人沒法適用。緩刑有時成為平衡各方關系的工具。還有對本地人適用得多，外地人適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適用條件，但當地的法院卻因為是他外地人不予適用緩刑，而判處拘役或較短的徒刑。刑種適用過于集中，特別是貪污、受賄案件適用率太高，與我國反腐敗形勢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產生誤解。

三、緩刑考察監管效果差。公安機關監管不力，脫管、漏管現象十分嚴重。目前，公安機關內部并沒有設立專門的考察機構，而是把考察的任務壓給基層派出所，基層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辦理已經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實際上無暇顧及行刑工作。況且緩刑考察工作在業務上與公安機關的業務并無實質聯系，公安干警缺乏專業監管考察素質，所以該建檔沒建檔，該跟蹤監督的沒跟蹤監督，把緩刑考察工作當作一種負擔，沒有也不會主動地做好此項工作，因而無力有效地監督、改造在社會上服刑的緩刑犯，致使這部分人往往處于放任自流，現實中常常出現了“法院只管判，考察無人管”的狀況，緩刑成了免刑。

2、制約我國緩刑全面適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緩刑的執行費用顯然比監禁刑低，政府部門可以節省監獄的建設費用、設施運行與維修費用、犯罪人的伙食費用、看守人員工資等等。但是，對緩刑犯的執行畢竟需要一定的費用。如緩刑執行人員的薪水、培訓費用、日常辦公的費用、考察出差補貼等等。據了解，1992年美國執行一名常規緩刑犯的日平均費用是1.75美元，到現在恐怕更高。在英國，80的緩刑的執行費用來自政府預算，20來自地方財政。眾所周知，我國政府在緩刑執行方面的投入是相當低的。國家并沒有專門的緩刑執行預算，地方政府也沒有專項的補貼，對緩刑犯考察所需的費用主要是財政撥給公安日常辦案的那一塊，并沒有緩刑考察專項資金，這勢必影響到考察運作的積極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釋滯后。

（一）我國刑法規定由公安機關作為緩刑考察機關并不科學。1997年《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這一規定明確了我國的緩刑執行機關是公安機關。公安機關作為緩刑的執行機關，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諸多的問題。首先，從理論上講，公安機關執行緩刑與公安機關作為刑事偵查機關的身份和職能不相稱，公安機關是偵查機關，而緩刑執行雖然是一種量刑制度，但內容有行刑的范疇，這就違背了“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這一刑事訴

訟基本原則。其次，公安機關擔負著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重責，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辦理已經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任務十分繁重，實際上無暇顧及行刑工作。因而，由公安機關擔任緩刑考察機關的規定不科學，難以滿足緩刑考察的現實需要。

（二）刑法對緩刑適用條件規定過于原則，立法、司法機關沒有對如何適用該條件作出明確具體司法解釋，法官在應用中難以準確把握。《刑法》第72條的規定：“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使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該條款中的“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只是一種粗線條、原則性規定，刑法不可能也不必對適用條件作出涵蓋一切可能的規定，實踐中具體的應用法律問題應由司法解釋給予解決。但1997刑法已實施多年，立法、司法機關并未對該法條作出具體如何應用的司法解釋，使得法官在辦案中由于該條款規定過于原則、抽象而難以準確把握。由于在法律適用上沒有統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必然造成同一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在不同的法官手里，會得出不同的預測結論。最后該緩刑的得不到緩刑、不該緩刑的被緩刑了，使緩刑適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三）法律缺乏針對緩刑犯的強制性義務規定，司法解釋又沒有補足，造成執法困難。對于緩刑犯在緩刑考察期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什么情況該報告、什么情況不必報，對緩刑執行應如何監督等內容法律沒有作出詳盡的具體規定。在具體操作中，雖然公安機關有個關于緩刑犯管理執行配套規定，但該規定只是對刑法規范緩刑犯行為的簡單重復，沒有對緩刑犯日常行為作出具體要求，也沒有規定一些限制性的遵守義務和強制性的履行義務，如不能與哪些人接觸、不能進入什么場所、不能攜帶什么物品等等。由于考察內容不夠具體，沒有強制性的應遵守義務，約束力極差，公安機關和監管考察小組對緩刑犯管理、考察無從下手，造成有的緩刑犯甚至無人過問，放任自流，不能充分發揮緩刑制度的管理、考察、約束作用。

3、完善我國緩刑制度的一些舉措

一、改變執法環境

（一）加大投入，改善緩刑執行的硬件環境。改善緩刑執行的硬件環境投資包括：辦公場所的設立，監管考察費用，考察人員的工資及培訓費用，被害救濟基金的成立，社區治療、幫助就業機構的建立，緩刑犯資料的全國計算機聯網等等。這些投資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政府應編出專門的預算，撥出專項資金進行建設。至于日常辦公費用的不足，可由地方稅收和通過慈善募捐給以補足。固定辦公場所的設立，給緩刑犯和緩刑考察人員之間的聯絡提供一個比較合適的場所，方便他們的溝通，便于真正落實相關的報告制度。專職的考察人員、相應的工資待遇和補貼，提高了考察人員監管積極性。定期不定期的監管、考察培訓，增強他們的責任感，提高專業的考察監管能力，才能做好各項考察工作。社區治療、幫助就業機構的設立，為緩刑犯提供疾病的治療、就業輔導等人道主義措施，有利于感化被執行人員，提高他們改造積極性，緩刑犯資料的全國計算機聯網可以增加外地緩刑犯執行的可行性等等，這些措施的完善，為緩刑犯的考察提供一個很好的載體，才能把各項考察工作落到實處。

二、完善立法及司法解釋

（一）修法改變考察機關的規定，把緩刑考察權賦予一個比較合理的專門機構。既然由公安機關負責考察并不合理，就應通過修法進行重新調整，把考察監督權賦予一個合理的專門行刑機構。我國的基層司法局就是現成的一個通過小改造就能負起緩刑考察職責的單位。一方面，我國各級人民政府都成立了司法行政機關、但由于職權配置的不合理，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工作量很小，據筆者調查，現在一個鄉（鎮）一般配備2名司法人員，每年只承擔少量的民事司法調解任務，一個月一般只有一件左右，有些地方甚至整年都沒事干，其曾經主管的律師、公正工作等正朝著行業自律的社會化管理模式演變，這使得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虛置”現象。在另一方面，我國鄉鎮與街道一級的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為健全的組織體系，且人員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據司法部公布的數據，到2000年底，全國已建立司法所4.02萬個，占全國鄉鎮（街道）建制數近80％，司法所隊伍發展到9.4萬人，專職司法助理員隊伍5.5萬人，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41％；此外還有近萬人兼職從事司法助理員工作。另外，到2000年底，全國建立了34219個基層法律服務所，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基層司法所和基層法律服務所，具有貼近社區、面向群眾的優勢，在預防違法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為基層單位和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上級主管部門司法部、司法廳又是具有行刑管理權的單位，有較好的行刑經驗。緩刑考察雖然不屬于行刑制度，但其內容上也具有一定的行刑內涵，所以，應當整合現有的基層司法行政體系資源，通過修法把緩刑考察監督方面的職能由公安機關轉變給司法局，原創：http://www.tmdps.cn/并對其工作人員進行緩刑執行專業化培訓，逐步將其改造成為以執行緩刑為主要職責的專門執法機構是可行的。

（二）應在司法解釋中細化緩刑的適用條件。我國刑法典第72條只規定緩刑適用的實質性條件，立法或者司法機關應當對如何應用該條件做出進一步的細化規定，便于法官操作。首先，應對什么情形屬于“有悔罪表現”提供明確可循的依據，例如，投案自首、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已罪行、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事實、采取積極措施避免或減少犯罪造成的損失、積極退贓和積極對受害人進行民事賠償等，都可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其次，可以考慮從正反兩方面為緩刑的適用提供具體應用法律的導向，即：一方面明示可以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或罪犯類型，引導司法人員對此類符合緩刑條件的犯罪人優先適用緩刑，如交通肇事罪、失火罪等過失犯罪、自訴案件、家庭或鄰里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且已取得被害人諒解的、中止犯，未遂犯、脅迫犯等等；另一方面，可以明令禁止或需要限制適用緩刑的犯罪或罪犯類型，除了現有的累犯不得緩刑的規定之外，補充規定對于故意殺人、強奸、搶劫、拐賣人口、黑社會性質犯罪和販毒等性質嚴重的犯罪類型，以及慣犯、犯罪集團或聚眾犯罪的首要分子等，應限制緩刑的適用。此外，立法規定“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條件應結合判前人格調查情況作出判斷，法官不能只根據個案的犯罪情節和犯罪人的外在特征推斷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故在細化緩刑適用標準的基礎時，把緩刑犯的判前人格調查材料所反映出來的情況，納入決定是否給予適用緩刑的依據。

（三）、充實緩刑考驗期內的行為規范，增加一些強制性的義務。我國1997刑法第75條規定了四項被緩刑人必須遵守的規范，即（1）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2）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3）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4）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同國外立法相比，我國刑法的這一規定顯得過于簡略、空泛，所以考察機關在制定相關配套執行細則時，應參考國外立法，增加一些強制性的義務條款，讓緩刑犯老老實實做一名真正意義上罪犯。一類是增加一些禁止性條款，其主要目標在于加強對被緩刑人的行為約束，督促其過守法生活，避免重新犯罪。例如，要求他們不與吸毒人員來往、不從事特定的職業活動；不在專門指定的任何地點出現；不參與賭博；不與某些被判刑的人來往；不得威脅犯罪受害人、證人；不持有或攜帶管制刀具、不得光顧那些可能導致犯罪的場所（如酒吧、娛樂場所）；不得接觸那些有劣跡、可能促成其繼續犯罪或提供犯罪機會的人；不得擁有、傳遞可能導致犯罪的物品。另一類是義務性條件。這類條件旨在培養罪犯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其再社會化。緩刑犯須遵守的義務性條件有三類，一是財產方面的條件，如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按時繳納罰金或提供其他服務等；二是處遇方面的條件，如接受文化教育、向被害人當面道歉、職業訓練、戒酒解毒治療和精神治療等；三是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條件，如要求罪犯認真參加工作、盡心供養家庭和撫養子女、定期到社區義務勞動等。

《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

第二篇：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

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

我國97《刑法》第72條至第77條的規定，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改表現，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給予規定一定的考驗期限，暫緩其刑罰的執行，如果被判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沒有再犯新罪或沒有被發現判決宣告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也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行為的，緩刑考驗期滿，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

1、我國緩刑適用現狀。

一、適用率偏低，沒有廣泛使用。在西方發達國家，緩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罰手段”，緩刑的適用在整個刑罰體系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雖然近年來英美等國家受犯罪情勢、公眾輿論等影響，監禁率和監禁人口有明顯上升，但與我國相比，緩刑率仍遠高于我國。據聯合國1994年的統計，美國有1，397，505人處于緩刑之中，與總人口的比例為10萬中有536.16處于緩刑監督之中，而同年，美國的監禁率僅為10萬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監禁率為10萬分之95，其緩刑率為10萬分之217；蘇格蘭的監禁率為10萬分之109，原創：http://www.tmdps.cn其緩刑率為10萬之117.12；荷蘭的監禁率為10萬分之57，其緩刑率為10萬分之79.14；日本的監禁率和緩刑率都很低，但是緩刑率也超過了監禁率，其監禁率為10萬分之30，而其緩刑率高達10萬分之47.17.同上述國家相比，我國的緩刑率低得多，1999年僅有14.86，全年才有9萬名罪犯被判處緩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緩刑期計算，我國現在處于緩刑之下的總人口也只有27萬，而我國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經超過了141萬。近兩、三年來，我國適用緩刑情況有所改善，但緩刑適用率仍遠低于上述其他國家。

二、沒有正確使用，社會觀感不好。緩刑適用因人因時而異，量刑標準不統一。即使是性質相同的案件，有時候能適用，有時候不能適用；

“嚴打”時期緩刑適用較少，非“嚴打”時期緩刑適用相對較多；有關系的人能適用，沒有關系的人沒法適用。緩刑有時成為平衡各方關系的工具。還有對本地人適用得多，外地人適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適用條件，但當地的法院卻因為是他外地人不予適用緩刑，而判處拘役或較短的徒刑。刑種適用過于集中，特別是貪污、受賄案件適用率太高，與我國反腐敗形勢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產生誤解。

三、緩刑考察監管效果差。公安機關監管不力，脫管、漏管現象十分嚴重。目前，公安機關內部并沒有設立專門的考察機構，而是把考察的任務壓給基層派出所，基層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辦理已經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實際上無暇顧及行刑工作。況且緩刑考察工作在業務上與公安機關的業務并無實質聯系，公安干警缺乏專業監管考察素質，所以該建檔沒建檔，該跟蹤監督的沒跟蹤監督，把緩刑考察工作當作一種負擔，沒有也不會主動地做好此項工作，因而無力有效地監督、改造在社會上服刑的緩刑犯，致使這部分人往往處于放任自流，現實中常常出現了“法院只管判，考察無人管”的狀況，緩刑成了免刑。

2、制約我國緩刑全面適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緩刑的執行費用顯然比監禁刑低，政府部門可以節省監獄的建設費用、設施運行與維修費用、犯罪人的伙食費用、看守人員工資等等。但是，對緩刑犯的執行畢竟需要一定的費用。如緩刑執行人員的薪水、培訓費用、日常辦公的費用、考察出差補貼等等。據了解，1992年美國執行一名常規緩刑犯的日平均費用是1.75美元，到現在恐怕更高。在英國，80的緩刑的執行費用來自政府預算，20來自地方財政。眾所周知，我國政府在緩刑執行方面的投入是相當低的。國家并沒有專門的緩刑執行預算，地方政府也沒有專項的補貼，對緩刑犯考察所需的費用主要是財政撥給公安日常辦案的那一塊，并沒有緩刑考察專項資金，這勢必影響到考察運作的積極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釋滯后。

（一）我國刑法規定由公安機關作為緩刑考察機關并不科學。1997年《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這一規定明確了我國的緩刑執行機關是公安機關。公安機關作為緩刑的執行機關，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諸多的問題。首先，從理論上講，公安機關執行緩刑與公安機關作為刑事偵查機關的身份和職能不相稱，公安機關是偵查機關，而緩刑執行雖然是一種量刑制度，但內容有行刑的范疇，這就違背了“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這一刑事

第三篇：淺析未成年人緩刑制度的適用

淺析我國未成年人緩刑制度的適用

作者：潘玨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2012級法學專業學號：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勢也日趨嚴峻。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更充分地體現對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應適當放寬和完善對緩刑的監督機制。

【關鍵詞】 未成年人 緩刑

未成年人尚處于心智不成熟的狀態，此時難免由于年少無知做出一些觸犯法律的事，未成年人接受改造后往往不具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我國法律也一直秉承著對未成年人犯寬大處理的政策，規定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此外，繼1992年《未成年人保護法》施行后，1999年又施行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標志著我國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項權益和心理健康，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條文也有十幾個，但對于未成年人緩刑的應用，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提到了被判處拘役、法定刑三年以下的未成年人應當判處緩刑。對比世界各國，我國未成年人是否適用緩刑這方面的法規遠遠不夠。

一、我國未成年人緩刑應用的現狀

（一）我國與世界各國未成年人緩刑應用的對比

緩刑作為一種對犯人的寬大處理制度，有很大的優越性。它既能節約社會資源，也能給予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犯人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讓其在社會的大壞境中反省自己。美國學者史卡陪第與史第文生曾作過一個極為廣泛而深入的緩刑對于未成年犯罪人影響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是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間在新澤西州愛克絲縣被判刑的16歲至18歲的1210名男性未成年犯罪人。他們對研究對象追蹤至1966年6月底為止。這1210名研究對象被分為四組，最大一組為943名的緩刑組，其他三組為受緩刑以外處遇的未成年犯。研究結果表明，緩刑組的再犯罪率遠低于受其他處遇組的再犯罪率，且緩刑組成員有較低的反社會性、較佳的社會適用能力與較高的社會責任感。這也說明了緩刑對未成年人犯的改造具有極大的意義。在國際上，緩刑一直被認為是代替監禁的最好方式，犯人的人格尊嚴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緩刑制度是一項兼具經濟性與人道主義的制度。

美國于1870年首創了未成年人緩刑制度，從此世界各國紛紛效仿，使未成年人判處緩刑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中國未成年人判處緩刑的比例雖然比成年人判處緩刑的要高，但仍遠遠低于德國、日本等國家。由立法上看，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緩刑制度的也僅僅只有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一條，相比德國、日本，這樣的規定是遠遠不夠的。但我們也能看到，刑法修正案八中關于被判處拘役、法定刑低于三年以下的未成年人應當被判處緩刑的規定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完善我國關于未成年人是否適用緩刑的規定，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必須堅持的道路。

（二）我國緩刑應用的地區不平衡

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認為，對未成年人應該以教育刑為主，弱化刑罰。而緩刑是監獄刑的最好代替方式，能最大程度上的預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使其回歸社會的懷抱。賀州市中院2002年至2005年生效判決有罪的未成年人368人，適用緩刑的41人，占判決有罪的未成年人總數的11.14%，占緩刑案件總數的12.69%，而2004年北京市宣武區生效判決有罪的未成年人91人，適用緩刑 37 人，占緩刑案件總數的40．7%。由對比數據可知，由于我國對于未成年人是否適用緩刑的規定并不夠完善，各地區之間對于未成年人犯判處緩刑的比例具有較大的差異，這極容易使民眾產生司法不公的思想，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試想一下，一地區的未成年人犯與另一地區的未成年人犯犯了同樣的罪名，但由于法律規定不完善，很可能造成判決的不相同，這件事如果被媒體報道，肯定會引起社會的大討論，引發不滿的抗議。

二、未成年人緩刑適用的存在的問題

（一）未成年人適用緩刑的條件過于嚴格

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第七十四條規定，對于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未成年人正處于心智不成熟的階段，犯罪后改造的空間很大，緩刑相比監獄刑對未成年人的改造效果也被證明更加好。因此對于未成年人判處緩刑，我國立法應給與更大的空間。筆者認為，對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可以將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改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對于不屬于殺人，放火，強奸，搶劫，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或重傷，販毒，爆炸，投放危險物質這八類惡性犯罪的累犯可以適用緩刑。對于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對于非暴力性質的犯罪，例如盜竊等罪，可以從寬把握，將三年以下改為五年以下，判處緩刑，但是對于暴力性質嚴重危害生命的犯罪且毫無悔意的未成年人犯罪，要從嚴把握。這體現了對未成年人從寬處理的原則，也能讓未成年人在社會、家庭、學校的關懷下重新做人，保護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二）適用緩刑的未成年人考察中存在的幾點問題

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作為未成年人，本來就禁止出入娛樂場所、網吧等不適合未成年人出入的特定場所。因此未成年人緩刑犯也應當禁止出入一切不適合未成年人出入的場所。

此外，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宣告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

（四）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迂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

第一條的規定顯得過于空洞，沒有實際意義，對未成年人緩刑犯更不具有教育、考察的實際效果。而第三條，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在時代發展的今天，顯得不太實際，如今網絡發展迅速，而未成年人作為年輕的一代，對于網絡更為熟悉，未成年人緩刑犯在網絡上交友、聊天，哪一樣都比面對面的會客交流更為迅速，到底網絡聊天是否屬于會客，考察機關對此難以把握。第四點，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所謂的離開，到底是外出游玩還是長期遷居，在實踐中，考察機關都難以把握。

三、未成年人緩刑制度適用的完善

（一）未成年人緩刑的考察機關

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

（四）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依照規定，由

公安機關對犯罪分子進行考察、監管，緩刑犯所在的基層組織或單位應對公安機關予以配合。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業務繁多，往往難以兼顧考察未成年人緩刑犯平時的生活和辦案工作，而由于未成年人沒有所在的基層組織或單位，給公安機關的平常的考察帶來極大的不便，筆者認為，未成年人的犯罪往往是由于周圍不良習氣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對未成年人的考察，應該由未成年人所在的社區開始，由公安機關組織，建立社區監管小組，從而完善對未成年人緩刑犯的監督、考察。此外，如果未成年人緩刑犯繼續上學，其所在學校應該負有監督、考察的責任。學校負有對未成年人犯的引導責任，應該采取各種方式，使未成年人在學校的大環境中得到新知識，交到新朋友，獲得新生活，走向新道路。

（二）保障未成年人的上學權利 由于未成年人緩刑犯的身份特殊，在社會、學校往往得不到認可，在現實生活中，未成年人緩刑犯的上學權利并不能得到平等地對待，甚至有一些學校明確的以曾經犯罪為由拒絕未成年人緩刑犯繼續上學，在高考報名時，也受到學校要求其經過考察的挫折。那么，未成年人在緩刑期間到底有沒有權利繼續上學或參加高考呢？《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依法免予刑事處罰、判處非監禁刑罰、判處刑罰宣告緩刑、假釋或者刑罰執行完畢的未成年人, 在復學、升學、就業等方面與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權利,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但是，此條法規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運行，筆者認為，學校作為挽救未成年人的關鍵場所，應當聘請資深的教師，采取積極的措施讓未成年人緩刑犯融入集體生活，在學習、交往中重獲自我。也應該制定相關的法規，對學校明確或以變相的形式拒絕未成年人犯繼續學習的予以罰金等處罰。

（三）罰金刑與緩刑結合罰金刑作為一種重要的附加刑，可以對未成年人起到警示的作用。但由于未成年人沒有收入來源，可由未成年人參與社會勞動代為抵扣，這并不違反刑罰自負的原則，也能讓未成年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得到反思，明白金錢得來的不易。且以罰金刑為主的財產刑在世界各國適用的比例廣泛增加，日本進入70年代后罰金刑所占比例在96%以上，我國臺灣進入70年代后，罰金刑所占比例達到54%-67%。由此可見，對未成年人適用罰金刑是合乎世界發展的潮流的，但筆者認為，并不是每一種罪刑都適用罰金刑，對于未成年人以獲取金錢利益為目的犯罪，應當適用罰金刑。而其他類型的犯罪，就要經過謹慎的考慮，對于暴力性的犯罪，更加要從嚴把握。

未成年人參與社會勞動與緩刑相結合的刑罰方式，符合《聯合國少年司法司法最低限度規則》“盡可能減少未成年人的監禁機會，采取其他代替措施。”的原則，能有效減少未成年人的監獄刑，使其在社會勞動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重回正確的人生道路。結語：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有效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項事關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大事，是司法機關必須長期面對的重要課題。未成年人緩刑制度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未成年人緩刑的立法狀況和司法效果如何，是檢驗一個國家未成年人保護程度高低的標尺之一。同時，有效、合理地對未成年人適用緩刑，積極為判處緩刑的未成年人創造改造條件，又能對改造未成年人、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國應當加快未成年人適用緩刑的立法步伐,積極探索、積極實踐,使緩刑這種非監禁的刑罰方式實現更大的社會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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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析我國緩刑制度的特點及適用

淺析我國緩刑制度的特點及適用

我國刑法中的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緩執行制度在實踐中對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過自新，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緩執行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難以達到緩刑的真正目的，確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筆者認為，應結合我國的司法實際，采用暫緩量刑制度，以暫緩量刑來替代現行的暫緩執行。

一、暫緩量刑的定義及特點

暫緩量刑，也稱為緩量刑，是指對觸犯刑律，經法定程序確認已構成犯罪、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人，先行宣告定罪，暫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機構在一定的考驗期限內對罪犯進行考察，并根據罪犯在考驗期間內的表現，依法決定是否適用具體刑罰的一種制度。

暫緩量刑的特點：①對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為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作出有罪宣告。緩量刑不同于緩宣告制度，緩宣告，是對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暫時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間內，如果沒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決。緩量刑是以宣告行為人有罪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決，更能體現罪行法定原則。②對被告人暫不處于刑罰。緩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時判處具體刑罰。緩量刑不同于緩執行制度，緩執行，是人犯受刑罰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內附條件地暫緩執行。緩量刑是暫緩適用刑罰，而不是暫緩刑罰的執行。③考察監管機構和人員健全。對暫緩量刑的人員，由設置的專門機關負責監管，并由專職的考察官進行考察。④考察監管程序規范。對暫緩量刑人員的監管考察，按照規范的程序進行，職能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采用暫緩量刑制度，能夠真實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避免現行緩執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發揮緩刑制度的作用。

二、暫緩量刑的適用對象。

我國現行適用緩刑的條件有三：其一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不關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也就是說，適用緩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經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下，再考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認定其放在社會上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決定是否執行刑罰。如何準確把握適用，關鍵在于怎樣來認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臟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第五篇：論我國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

論我國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

摘要：反壟斷法是規制市場相關壟斷行為，以達到規范市場秩序，維護市場正常運行的“經濟憲法”，它在經濟法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適用除外制度在反壟斷法中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適用除外制度可以協調反壟斷法本身價值與相關國家政策的沖突，使相關國家政策在反壟斷法中得到實現。本文探討適用除外制度的含義，說明適用除外制度存在于反壟斷法中的原因，分析適用除外的適用范圍，并提出我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完善的建議。

一、反壟斷法論文聯盟適用除外制度的概念

在界定該概念之前,本文認為有必要對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和反壟斷法豁免之間是否存在區別做出說明。目前,在學界對此眾說紛紜,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有人認為兩者之間存在區別,如:“嚴格而言,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與反壟斷法上的豁免是有區別的。適用除外是法律上規定某些組織和行為不適用反壟斷法;而豁免是指對應當適用反壟斷法的限制競爭行為或壟斷,在特定的情況和條件下,出于國家、社會利益或其他考慮,免予追究。豁免是原則適用基礎上的一種例外,它不同于原則上不適用反壟斷法的除外制度”;因此,筆者認為,在概念上,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可以等同反壟斷法豁免,意即兩者是可以混用的。

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意義

作為反壟斷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反壟斷法適用除外亦稱之為適用豁免制度，系指在某些領域對某些事項不適用反壟斷法，在某些特定行業或領域中法律允許一定的壟斷狀態及壟斷行為存在，反壟斷法不予追究的特別法律制度。從現有的世界各國立法例上看，適用除外的對象主要是那些對維護本國整體經濟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有重大意義的行業或領域以及那些對市場競爭關系影響不大，但對整體利益有益的限制競爭行為。綜觀世界各國立法，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領域，主要包括兩種基本類型，其一是自然壟斷，其二是政策性壟斷。反壟斷法素以促進競爭、抑制壟斷、打擊限制競爭行為為目的，而適用除外制度卻促進壟斷、容忍對競爭的限制。因此，從性質上講，適用除外制度是對反壟斷法基本制度的修正，也是對反壟斷法基本目的的反動，但它在促進本國經濟、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方面同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適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協調反壟斷與發展規模經濟的關系，構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反壟斷法應在維護自由、公平、民主的競爭秩序與利用規模經濟效益之間尋求某種平衡。一個國家的反壟斷立法中，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正確運用適用除外制度。具體來講，其一，恰當界定適用除外行業，在實行壟斷比自由競爭對國家經濟利益更有利的行業，如公用事業、農業、金融保險業中允許一定程

度的壟斷經營，以避免過度競爭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犧牲應有的規模經濟效益。

其二，確立符合國情的企業合并控制政策，制定明確的企業合并的禁止性標準，凡不具有禁止性條件，又能增強規模經濟效益、改善產業組織結構的企業合并，應在反壟斷法豁免之列。其次，適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實現反壟斷法的優先政策目標，維護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反壟斷法通過抑制壟斷、打擊限制競爭行為，從而實現其維護自由、公平、民主的競爭秩序的基本利益，但同時，往往與其他利益發生潛在的沖突。例如，外貿領域中保護企業實現公平競爭，有時可能不能一致對外，從而降低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立法者必須根據本國的經濟和社會實際狀況對諸種利害關系進行協調，并選擇優先政策目標。

正如法律制度中普遍規則的適用例外制度一樣，適用除外制度是人類設立規則的合理性的表現，是立法理性的升華。以反壟斷法為代表的經濟法之立法與司法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動用各種調節手段來彌補傳統民商法調節的缺陷，以不斷解決個體的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進而實現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所以，反壟斷法通過預設適用除外制度，可以更好地實現其對社會經濟的協調，以平衡利益沖突。然而，適用除外制度的安排并非意味著對適用除外領域或行業的完全放縱，而是在一定限度和范圍內承認和保護這種壟斷權利的同時，防止和控制其被濫用。正是基于此種考量，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法都不約而同地將政策性壟斷以及自然壟斷設計為其除外適用對象。

我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適用范圍

（一）知識產權領域

在世界各國反壟斷法的規定中，知識產權一般是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而存在的，如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第1款規定：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要受到《反壟斷法》的制裁。

（二）中小企業兼并或限制競爭的協議

控制企業合并和限制競爭協議是各國反壟斷法的核心。因為，合并和協議會迅速消滅市場上的競爭者，減少有效競爭的進行。但是，中小企業合并或簽訂的協議，有時也能增強競爭，提高效率。正是基于中小企業合并和限制競爭協議，對市場經濟利弊影響的權衡，我國反壟斷法在第二十八條作出了相關規定，“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于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作出對經營者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

五．完善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兩點建議

（一）擴大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適用范圍

我國《反壟斷法》僅在第15條、第55條、第56條中規定了適用除外制度的適用范圍，這些規定還不夠全面、具體，不能完全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應該在吸收、借鑒國外發達國家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并根據我國國情擴大我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適用范圍。比如，規定自然壟斷行業，主要包括供水、供電、供氣、供暖、郵政、電訊、鐵路等涉及公用事業領域的行業，還有銀行業和保險業、對外經濟貿易領域等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的行業不適用反壟斷法。因為，像自然壟斷行業，如果允許壟斷的存在，允許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獨占市場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更好地為社會和人民服務。

（二）建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審批制度

不管是在我國還是在國外，不是所有的行業和行為都可不受反壟斷法的制裁，也不是不適用反壟斷法的行業或行為在所有的情況下都絕對地不適用反壟斷法，不適用反壟斷法應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鑒于我國現有的《反壟斷法》中沒有關于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審批制度的規定，為了防止不適當的壟斷行為對我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有必要在我國的《反壟斷法》中規定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審批制度，并建立一整套關于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申請、審查、批準、聽證或復議等程序性的規定制度，使《反壟斷法》更好地為國民經濟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