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關系論文-戰后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變及其實質

論述戰后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變及其實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的軍事大國。戰后美國歷屆政府的基本對外戰略目標和戰略構想，總是以美國為中心，妄圖獨霸世界。戰后美國的對外戰略依據其自身實力地位的變化，大致經歷了四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戰后到60年代末期，實行的是進攻性的全球戰略。第二階段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期，實行的是收縮和防守戰略。第三階段是整個80年代，實行的是“以示力求和平”的戰略。第四階段是進入90年代后的新戰略，即實行“世界新秩序”和“三個支柱”。

一、戰后到60年代末美國的全球戰略

這一階段，美國依仗它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實施了“四面出擊，全球擴張”的基本戰略，即采取一切手段，實現美國的霸權地位。雖然這一基本戰略經歷了幾屆政府，具體戰略及其實施方法雖有差異。杜魯門時期實施了“遏制戰略”，艾森豪威爾時期實施了“解放戰略”，肯尼迪時期實施了“和平戰略”，但遏制蘇聯，爭當全球霸主的基本戰略卻是貫穿始終的。二、七十年代美國的全球戰略

這一階段，美國的全球戰略可以概括為“維持均勢，確保霸權”，即在力量不定的情況下，緩和對蘇關系，通過維持均勢，確保美國的霸權地位。“均勢緩和”這一戰略經歷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屆政府。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隨著其經濟實力的衰退，其霸業也出現了全面的衰退。首先，在爭奪霸權的斗爭中，美蘇爭霸的格局出現了遞轉，出現了美守蘇攻的局面。其次，與盟國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美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盟主，而僅僅是平等伙伴。再次，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開展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也動搖了美國的霸主地位。三、八十年代美國的全球戰略

美國推行了“以實力求和平”的對外戰略。即以實力為后盾，力爭恢復美國的軍事優勢，立足于同蘇聯的全面對抗，同時不放棄“聯系”與對話。

80年代初，美國面臨著國內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國際地位日益下降的雙重挑戰。國內，美國爆發了戰后第七次經濟危機，在國際上，蘇聯的進攻性戰略連連得手，其勢力已擴展到亞非拉，蘇聯的軍事力量已經趕上甚至超過美國。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國的全球戰略

這一階段，由于兩極格局的瓦解，美國的對外戰略較前一時期有了新的變化。美國認為隨著蘇聯的衰落、解體，美國已成為世界領袖，即充分利用作為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在國際事務中全面發揮美國的領導作用，謀求對全國事務的影響力，最終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一級世界。綜上所述，戰后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變實質即以不同的策略來應對國際形勢和各國力量對比的變化，拉攏實力強大的國家，消除其稱霸道路上的阻礙，從而實現其獨霸世界的野心，建立以它為主導的世界體系。

2011年12月25日

第二篇：2.論述二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演變

美國全面推進全球霸權，并且不斷豐富自己的全球戰略內涵，試圖霸權合法化，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還有文化三個方面，詳解如下：

一、經濟戰略演變簡介：

二戰以來，美國外貿政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自由貿易階段、調整階段和多元化階段。外貿政策的持續轉變，實質上反映了美國經濟實力與國家競爭力相對下降的客觀事實。作為新興經濟體，中國要防止“被”全球化。靈活運用多種方法來化解外貿糾紛。

二、政治戰略演變過程詳解：

從冷戰到冷戰后，美國的霸權野心還不斷膨脹，從遏止共產主義發展到在全球大力擴展民主與自由市場，從充當西方世界的盟主發展到確立“領導”世界的全球戰略目標，并不時大肆動用武力和采取“單邊主義”行動以貫徹自己的戰略意志。

霸權戰略并非美國所獨有，但戰后美國的霸權戰略與歷史上列強爭奪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鮮明的時代特點和美國特色。

（一、）聯盟戰略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處于關鍵地位。聯盟既是美國謀求世界霸權的力量支撐點，也是美國霸權覆蓋的核心區域，同時美國維持聯盟體系與在勢力范圍內施展霸權的方式別具特色，帶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歷史上的大國霸權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領土、奴役人民、強占資源的形式，美國霸權則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過各種軍事集團、條約組織構建其聯盟體系和勢力范圍，形成一個包圍對手的網絡。

（二）、美國竭力賦予其霸權以某種道義的或國際法意義上的合法性，同時注意將霸權目標與國家的實力統一起來。為自己的霸權擴張披上道義合法的外衣是幾乎所有霸權國家所通用的手法，而美國在這方面更勝一籌。維護所謂的自由和民主成為其動員國內社會力量支持政府對外政策的有效工具以及號令西方世界的大旗，而且憑借各項實力的巨大優勢，以及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面臨問題挫折的反襯之下，美國所極力推廣的價值原則大有席卷全球之勢，并通過一系列國際機構與制度成為規范國際社會的原則框架。尤其在冷戰結束以后，道義的旗號與標準從具有防范意味的反蘇反共轉變為更加自信、自傲和更具進攻性的在全世界推廣所謂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甚至不惜動用武力為其所謂的價值標準開道。

同時，美國霸權戰略的道義目標與道學面具絕非不計工本，現實利益與實力的算計始終是美國霸權戰略中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把“促進民主”作為旗幟的同時，美國并不放棄現實主義外交，在處理重大國際問題時仍以國家的現實利益

并將“雙重標準”作為調和道義目標與現實利益之間矛盾沖突的手段。在冷戰期間，遏制蘇聯的霸權戰略基本上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共同要求。冷戰后，如何實現“促進民主”和守護現實國家利益的統一，再次引起美國國內的廣泛爭論。在二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是謀求“世界領導地位”和“按照美國的構想塑造世界”。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被認為是阻礙美國實現這兩大目標的主要因素。因此，戰后美國對外戰略主要圍繞反共和爭霸展開。但受制于國際形勢變化和自身實力消長，美國的全球戰略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 ⑴杜魯門政府(1945－1953)的“遏制”戰略

遏制戰略是戰后美國對外戰略的一次重大轉變，標志著美國戰略質的轉變和飛躍，表明美蘇已由戰時合作走向戰后對立和對抗，它奠定了戰后幾十年美國稱霸世界戰略的基礎。為全面實施“遏制戰略”，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并建立北約，還在東亞和東南亞形成了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⑵艾森豪威爾政府(1953－1961)的“艾森豪威爾主義”

軍事上，艾森豪威爾政府提出了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大規模報復戰略”。⑶肯尼迪、約翰遜政府(1961－1969)的“和平戰略”

“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欖枝”的“和平戰略”，其實質就是運用和平與戰爭的反革命兩手策略，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在亞非拉地區推行新殖民主義。在軍事戰略上，實行“靈活反應戰略”。

⑷尼克松、福特政府(1969－1977)的“尼克松主義”

所謂“尼克松主義”是指在美國實力地位嚴重削弱，國際戰略地位下降的情況下，為了保住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提出的一整套外交思想和對外戰略。尼克松主義有三大支柱：“伙伴關系”、“實力地位”和“談判”。

尼克松主義的內容有：①把建立同盟國的“伙伴關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石，要求盟國在政策上協調一致，共同對付蘇聯；在經濟上相互讓步，幫助美國渡過難關；在軍事上共同分擔軍費和防務責任。②以實力為后盾，以談判為手段，通過談判制約蘇聯，維持美蘇之間的均勢。③利用中國制約蘇聯，積極打開對華關系大門。④在第三世界縮短戰線、加強重點。

尼克松主義的實質是美國霸權地位衰落的產物和表現。它是在美國處于戰略守勢的不利情況下提出的，目的是為了繼續維護美國全球霸權。⑸卡特政府(1977－1981)的“世界秩序戰略”。

卡特政府初期延續尼克松主義，上臺后提出了“世界秩序戰略”，其主要內容包括：① 加強日美歐三邊合作關系。②把美中關系作為美國“全球政策的一個中心環節”，推進關系正常化，謀求建立抗蘇的戰略合作關系。③ 把緩和東西方

權外交。

⑹里根政府(1981－1989)“以實力求和平”的對外戰略（“里根主義”）面對美國的內外交困，里根提出了“重振國威”、“擴軍抗蘇”的口號。制定了“星球大戰計劃”，謀求對蘇聯的戰略優勢，在經濟上拖垮蘇聯。在軍事上提出了“新靈活反應戰略”，并對蘇聯推行強硬政策，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此外，努力恢復對西方的領導，以實現反蘇的總戰略。這些都標志著美全球戰略跨越了戰后對蘇聯單純遏制的范疇，進入了一個主動進攻、靈活反擊的新階段。

⑺老布什政府(1989－1993)的全球戰略

這一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有了很大變化：第一，提出超越遏制戰略，意圖實現將蘇聯東歐納入西方體系。第二，提出建立歐洲新格局，實質是確保在歐洲的利益。第三，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主張，實質是要在美國的領導下按照美國的價值觀改造世界。

⑻克林頓政府(1993－2001)的“參與和擴展”戰略

這個戰略有“一個目標”、“三個支柱”。“一個目標”就是在全世界鞏固和擴大美國的“領導地位”，即美國的世界霸權。為此，要防止潛在的戰略對手和新的超級大國，重點遏制有那些有潛力成為全球大國的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所謂“三個支柱”，是指經濟安全、軍事實力、民主人權。其內容是：①把經濟問題放在對外政策的中心地位。②突出美國外交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在外交中大力推行美國“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力圖在全球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③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應付新的安全挑戰。A.第一任期間

1993年1月13日，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在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提名聽證會上提出，冷戰后美國“需要設計一項新的戰略”來保護美國利益：第一必須促進美國的經濟安全，第二必須保持強大的防務力量，第三鼓勵正在發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強調對國外民主和人權的支持能夠而且應該是改善美國安全的一項中心戰略原則。1月18日，克林頓發表演講時再次強調，世界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必須適應這種變化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再次強調美國對外政策將建立在上述三個支柱的基礎上

1994年7月，克林頓政府發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參與和擴展戰略”，表明冷戰后美全球戰略的理論框架最終確定，標志著美國全球戰略基本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后型”的轉軌。“參與和擴展戰略”可概括為：利用冷戰后對美國總體有利的國際形勢，加強介入和參與國際和地區

在第一任期內，克林頓政府雖然提出了“參與和擴展戰略”，但其對外政策在國內外仍然受到了廣泛的批評。B.第二任期間

美國開始對它在中、近期所處的國際環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進行評估，并著眼于21世紀的大國競爭，制定了美國面向21世紀的全球戰略首次明確提出2015年之后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競爭對手，表明美國對保持獨立超級大國地位的中長期前景有所擔心。首次提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不對稱威脅”的直接挑戰，諸如恐怖主義、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戰和環境破壞等。

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大國關系深入調整，國際戰略格局輪廓初現，美國全球戰略逐步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后型”的轉軌，并確立了面向新世紀的全球戰略的基本架構。這個轉變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擴展戰略”和1994年的“參與和擴展戰略”為起點，結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應—準備”三位一體新戰略構想。面向新世紀的美國全球戰略，成為克林頓政府留給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遺產。

⑼小布什政府（2001年1月至今）的“單邊主義”政策和“先發制人”戰略 小布什上臺后，采取的對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奉行單邊主義政策，謀求建立美國霸權地位。②強調軍事優先，注重培植美國的軍事實力。③注重美國本土安全。④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作為小布什政府對外政策的中心任務。⑤美國的全球戰略進一步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⑥2003年3月，美國未經聯合國同意，發動針對伊拉克的戰爭，意在控制中東石油，在中東推行美國式的民主，塑造中東地區新格局，影響國際政治。⑦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對“無賴國家”和恐怖分子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

從以上各個時期的變化不難看出，稱霸全球的“霸權主義”是政策中的一條主線，核心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隨著歷史的發展，美國逐步接近于稱霸意圖。就目前來看，中、俄的崛起，日本和西歐的發展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振興，依然是美國稱霸世界難以逾越的阻礙。美國為突破障礙，采取了發揮其軍事上的優勢，控制全球戰略要地；拉攏部分資本主義強國；利誘對其有利害關系的發展中國家；壓制其潛在對手等措施。

三、文化戰略演變過程：

美國的經濟、軍事強勢不僅將其消費文化、娛樂文化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傳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國政府將對外文化宣傳置于全球戰略的高度，其“與眾不同之處在于這項工作之規模宏大、歷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視都

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既是冷戰中為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斗爭服務的需要以及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內容，也是出于美國人根深蒂固的美國優越論以及美國應該拯救世界的救世主義傳統。1948年，美國國會專門通過“史密斯──蒙特法案”，強調通過新聞媒介加強對外宣傳，并授權美國政府指導國際“情報、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的作為冷戰綱領的著名的NSC68號文件把宣傳工作與軍事、經濟、資源并列為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冷戰期間，美國歷屆政府都重視利用國際廣播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心理戰，強調美國需要一個“更響亮的聲音”，但它“不能吵鬧、刺耳”，必須“保持富有人情、手法靈巧”的特點。同時，美國各大基金會、各種民間學術機構和高等學府的對外交流活動一直是美國政府文化戰略的得力助手

第三篇：計劃生育政策演變論文

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人口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計劃生育政策應運而生。如今，計劃生育提出至今已近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當中，計劃生育政策不斷調整，不斷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成功地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穩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積極貢獻。我們不妨來回顧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過程。

一、計劃生育的提出

50年代初期，子女多、規模大是這一時期家庭人口的主要特征。過多過密的子女影響了父母的學習、工作、生活和對子女的教育，成為很多人投身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羈絆和拖累。很多人意識到實行計劃生育迫在眉睫。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經過實際調查，于1957年7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新人口論》。當時的衛生部長李德全也高度關注多生給婦女健康帶來的影響。1954年5月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鄧穎超寫信給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反應人民要求節育的意見。終于，在社會各階層的呼喚下，1957年2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會議上，毛澤東通過插話形式多次提到控制人口問題。

二、計劃生育初步實行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大規模政治運動暫告一段落，國民經濟開始好轉，我國人口出現第二次增長。人口增長率的極速回升，重新引起黨和政府對人口問題和計劃生育的重規。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實行節制生育。

20世紀70年代初，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國家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增長。

1971年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5年，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國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這段時間的計劃生育取得了明顯成效，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三、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

1979-1990是我國改革開發初期，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成為關系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戰略任務，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80年代初開始嚴格實行“一孩生育政策”。在農村實行“一孩生育政策”遭到巨大阻力，大部分農村地區轉而實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一孩”、農村“一孩半”、少數名族有照顧的城鄉間、區域間、民族間有差異的生育政策開始以地方法規形式固定下來，并成為延續至21世紀10年代“一孩”生育為主的多樣性生育政策體系。

1980年黨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1981年3月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

1981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的人口政策。

1982年12月，黨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強調“實行必要的獎勵和限制，保證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

隨著21世紀的到來，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將進入一個新的重要發展時期。未來幾十年，在實現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國人口將由低增長逐步過渡到零增長，人口總量達到峰值后(接近16億)開始緩慢下降，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為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必須完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調控體系和相關社會經濟政策

宣傳、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門要密切配合，利用各種傳媒，采用多種方式，大力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基礎知識的公益性宣傳，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計劃生育的良好氛圍。深入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和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大力宣傳和普及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保健的科學知識，引導廣大群眾樹立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生男生女都一樣等科學、文化、進步的婚育觀，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型生育文化。各級黨校、行政干部學校、團校等要重視人口與計劃生育教育工作，中等以上學校普遍開設人口及青春期、性保健講座或課程。

開展以技術服務為重點的優質服務。計劃生育部門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綜合管理部門，計劃生育和衛生部門要根據各自職責，密切配合，圍繞生育、節育、不育共同做好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和生殖保健服務。基層計劃生育技術服務人員要深入千家萬戶，指導育齡群眾選擇以長效避孕措施為主的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方法。各級政府要加強對縣(市)、鄉(鎮)、村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和醫療、保健機構服務網絡的管理，充分利用現有衛生資源，改善服務條件，規范服務標準，增強服務能力。

依靠科技進步，發展計劃生育事業。加快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工作。開發、推廣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保健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發展生殖健康產業。加強計劃生育藥具及保健用品市場管理，規范市場行為。

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不斷拓寬合作領域，積極參與國際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的多邊及雙邊活動，學習和借鑒國際社會的有益經驗和科學方法，加強對外宣傳，樹立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爭取國際社會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五、計劃生育政策新發展

我國各地省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部分調整。計劃生育新政策仍然遵循一對夫妻只許生育一胎的基本原則，對可生育二胎的法定條件作了適度放寬，對超生二胎以上的，仍然要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

一般規定

根據2011計劃生育新政策的規定,只有符合以下幾種情況的,才可以申請育二胎,具體中國計劃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一)只有一個子女,經指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為非遺傳性病殘,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二)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并且只有一個子女的;(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經指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為不孕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四)再婚夫妻雙方只有一個子女的;(五)從邊疆調入本市工作的少數民族職工,調入前經當地縣級以上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農村居民,只有一對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個子女,其他兄弟不收養他人子女的;(七)男性農村居民到有女無兒家結婚落戶并書面表示自愿贍養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數人只照顧一人);(八)遠郊區?縣農村居民,夫妻一方為二等乙級以上傷殘軍人,或者一方殘疾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九)在深山區長期居住并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只有一個女孩,生活有實際困難的?

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個子女的,需經市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依照中國計劃生育新政策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生育間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齡不低于二十八周歲?

第十九條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夫妻,經批準,可以再生育一個子女:(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二)雙方均為農村居民(農業人口,下同),已生育一個女孩的,但一方為機關?團體?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職工或一方從事工商業一年以上以及雙方與企業建立勞動關系一年以上的除外;(三)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一方兩代以上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四)雙方均為農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個或兩個女兒,男到女家落戶,并贍養女方父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只適用于姐妹中一人);(五)雙方均為少數民族,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六)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一方是少數民族并具有本省兩代以上戶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七)一方為烈士的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八)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九)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再婚前喪偶并已生育兩個子女的;(十)已生育一個子女,經設區的市以上病殘兒童鑒定機構確診為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第四篇：美國對外政策

“門戶開放”政策（20世紀初），是美國海外擴張的產物。

目的：在激烈競爭的條件下，為遲到的美國向中國擴展其政治、經濟勢力打開方便之門，根本不是為了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

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20世紀初—一戰前）

背景：美國壟斷資本勢力迅速膨脹。進一步向海外擴張、尤其是經濟擴張，便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調。

金元外交（一戰后）

背景：一戰中美國本土損失輕微，并利用戰爭機會使自己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歐洲傳統強國由于一戰的破壞，經濟實力一落千丈。美國企圖借此機會攫取戰后世界領導權。孤立主義政策（20世紀20—30年代）

背景：一戰后，巴黎和會上美國攫取世界霸權的失敗。

表現：1935年8月31日，在孤立主義的強大壓力之下，美國國會通過了《中立法》。綏靖政策（20世紀30年代后期，中國抗戰初期）

背景：美國坐觀成敗，鶴蚌相爭，可坐收漁翁之利；認為自己在華利益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害，但日本在經濟上終歸要依賴它，暫時不利的局面不難挽回，不應刺激日本，以免它進行報復；美國對日貿易有相當的利益可圖。

開始擺脫孤立主義（20世紀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

背景：法西斯勢力的日益擴張，為遏止和反對法西斯，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表現：1939年底，修改中立法（現款自運）；1941年3月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全球霸權戰略（二戰結束后）

背景：二戰結束時，美國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擴張創造了條件，美國的政治野心也同時膨脹起來；龐大的戰時經濟向和平經濟轉向可能出現經濟危機，所以經濟上也有向外擴張的需要。

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20世紀二戰結束后—50年代）

背景：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提出；防止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影響到美國在歐洲的利益。

肯尼迪、約翰遜繼承杜魯門的全球擴張政策“和平戰略”（20世紀60年代）

背景：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國戰略核武器方面落后于蘇聯。

尼克松主義（20世紀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

背景：美國地位下降，西方陣營中的法、德、日等國在經濟上開始擺脫美國，在政治上獨立自主性日益增強；蘇聯地位的上升；第三世界國家影響的加強。

里根的新遏止政策（20世紀80年代）

背景：蘇聯勢力的一度的大肆擴張。

第五篇：冷戰后美國反擴散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冷戰后美國反擴散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國際安

全的影響

潘蔚娟

2012-10-20 21:00:56 來源：《太平洋學報》(京)2007年6期

作者簡介：潘蔚娟，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講師，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美國研究方向2005級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后，美國一改傳統的以“防”為主的戰略，更多停留在宣傳上的反擴散政策，提出以“先發制人”為指導思想，構建以“反”為主、“反、防、管”三位一體的反擴散新戰略。然而美國這些凸顯單邊主義、帶有雙重標準的反擴散措施也對國際核不擴散體制、國際軍備競賽、國際與地區防擴散斗爭以及現行國際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 鍵 詞：國際法 國際安全 美國 反擴散

一、反擴散的定義

反擴散（counter-proliferation）是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提出的關于軍控與裁軍問題的新概念，而國際社會中大多數國家一般仍采用防擴散（nonproliferation）的提法。二者之間最明顯的差別在于前者強調先發制人，具有主動性和進攻性；后者則以預防為主，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從美國近十幾年來的官方文件和學術刊物來看，反擴散一詞已替代防擴散大行其道。它既能反映出美國軍控與裁軍政策的根本性轉變，也能印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根本性改變。

根據美國的解釋，反擴散包括發現與監視、準備遂行反擴散行動、進攻性行動、積極防御和消極防御等，其目的是“打敗威脅使用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美國、美軍和美國盟友進行的襲擊”。防擴散包括外交、軍控、多邊協議和出口管制等行動，其目的是“通過勸阻、阻止敏感技術、材料和專業知識的獲取或分配來保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被擴散”。① 在實際操作中，國防部負責制訂反擴散戰略，國務院負責制訂防擴散政策。美國空軍反擴散研究中心主任巴里?施奈德（Barry Schneider）曾形象地將防擴散和反擴散比喻為“外交官的天鵝絨手套”和“軍人的鐵拳”②，因為在強調防擴散時，表明仍存在著不擴散的希望，因此可借助條約、準則或項目等進行約束和規范，這主要是對武器擴散的現實和前景做出的一種多邊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努力；而在強調反擴散時，表明擴散即將、正在或已經完成，條約和準則已無濟于事，唯一的選擇就是采取更主動的措施，這主要是威懾、制裁和防御性措施（如反彈道導彈防御和使用生化武器的進攻），還包括在沖突中使敵人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失能”或“被毀”③ 的能力，必要時可動用武力手段。

通過以上比較，可得出此定義，反擴散是指美國在防擴散努力一旦失敗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軍事威懾、防御和打擊措施，其政策重心在于加強研發對擴散行為和結果的發現和軍事打擊能力，以及與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對手發生沖突和對抗時的防御和進攻能力。

二、冷戰后反擴散政策的出臺

早在二戰和冷戰期間，美國就有反擴散的主張和舉動，但那僅僅是對現實核擴散行為所作的被動反應，并沒有上升到軍事戰略的高度。除了在冷戰高峰時期外，反擴散政策也很少被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范疇，所采取的措施也始終沒有超出防擴散的范疇。真正意義上的反擴散政策醞釀于老布什政府的后期，成形于克林頓執政期間。在海灣戰爭開始前，由于已經意識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對美國會構成威脅，老布什政府開始探索新方法以應對日益惡化的擴散形勢。他要求國防部“發展對付擴散者的新能力，包括采取‘先發制人’行動的能力”④。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對伊拉克所謂的核設施進行了毀滅性打擊，至此，傳統的防擴散戰略中注入了主動行動的思想。

把反擴散寫進國家戰略的是克林頓政府。1993年9月27日，美國白宮新聞辦公廳在其發布的《不擴散和出口控制政策》中聲稱：“我們將在情報搜集和分析以及防務計劃中給予擴散問題更高度的重視，以保證我國武裝力量的結構和軍事計劃能應付世界各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導彈擴散的潛在威脅。”⑤ 這是美國政府首次提出以武力對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思想。同年10月，美國國防部在其公布的《防務全面審查報告》中突出強調了反擴散努力。報告指出，美國利益面臨的4大危險之首是核生化武器的擴散，“包括與核生化武器擴散相關的危險，也包括與儲存在蘇聯的大量上述武器相關的危險。”⑥ 因此，美國必須保持對試圖使用這些武器打擊美國的敵人進行報復的能力，繼續強化防御和軍事威懾能力。在防擴散努力和與前蘇聯合作減少威脅（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的努力失敗后，美國將集中于反擴散努力。國防部尤其強調要提高情報質量，建設多用途部隊，發展導彈防御系統，改進被動式防護措施（如個人防護設備、解毒劑等），降低軍隊在受到核生化武器襲擊時的脆弱性，發展技術以準確發現向美國運輸武器的恐怖分子。12月7日，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Les Aspin）在一次演講中公布了當時正在擬定的“反擴散倡議（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 CPI）”。由于認識到擴散行為仍將存在，傳統防擴散努力存在不足，阿斯平提出此倡議的核心就是要“發展應對新威脅的新軍事能力”，強調只有“將預防和防護相結合才能圓滿地攻克（擴散）難題。”⑦ 此舉標志著美國反擴散戰略的正式出臺。

在具體的政策實施上，克林頓政府首先成立了有關領導機構，美國國防部設置一名專門負責核安全和反擴散的助理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設立對付擴散的軍事計劃和戰略考慮的協調部門；積極發展新軍事能力，研發能夠打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設施或掩體的新型武器，建立導彈防御體系以保護美國和盟國的安全；強化本國和多邊出口管制，完善現有國際出口管制體制；利用說服和威懾的方式，使擴散者明白他們的冒險在美國強大的報復力量的反擊下肯定是得不償失；廣泛動員國際社會和各種力量，強化國際公約和法規，施加外交、經濟乃至軍事壓力遏制擴散。⑧

歸納起來看，這一時期的反擴散政策仍然沒能擺脫冷戰時期防擴散的陰影。在實施對象方面，雖然美國也注意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脅，但仍把前蘇聯看作是最主要的危險。在采取的措施方面，美國的重點是建立戰區導彈防御系統，進一步加強威懾力量，對國際不擴散體制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在反擴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美國政府仍然強調傳統的防擴散努力，認為推出“反擴散倡議”的目的是以軍事手段強行遏制擴散，確保防擴散的順利進行。阿斯平認為政府所做的只是“在預防任務的基礎上增加了防護任務”⑨，其基調仍然是“防”，“反”更多地停留在宣傳上。

三、冷戰后反擴散政策的強化

小布什上臺后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強化了反擴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9?11”事件的爆發促使美國政府對自身面臨的威脅重新做了定義和排序，繼而在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方面做出了相應調整。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將美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定義為“激進主義與技術的危險結合”，“一旦核生化武器以及彈道導彈技術擴散，就連弱國或弱小組織都能獲得襲擊強國的災難性能力。我們的敵人已經宣布了這種意圖，而且我們已經發現他們正在謀求獲得這些可怕的武器。他們想擁有訛詐、傷害我們及我們朋友的能力，我們將用盡一切力量對付它們”。⑩ 在不久后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小布什政府詳細闡述了美國對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全面戰略，并強調美國必須有備無患，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在無賴國家和受其庇護的恐怖分子有能力對美國及其盟國和友邦進行威脅、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前制止他們”。（11）至此，“先發制人”不但成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成為其反擴散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根據新的安全戰略，美國白宮在2002年12月11日向國會提交的《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戰略》報告中，以政府文件形式正式宣布，如果美國遭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將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壓倒性力量”進行報復。這是美國首次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制訂的專項戰略，表明今后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使用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之一。報告確立了美國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專項戰略的三大支柱：完善反擴散措施，強化不擴散機制和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用的后果進行有效的善后管理。（12）其中反擴散主要包括阻斷、威懾、防御和懾止措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的敵對國家或恐怖組織，美國將采取新的威懾戰略——保留采取一切可供選擇的手段予以反擊的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美國將采取“主動防御”的措施，包括對敵對國家和恐怖組織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

2003年春，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薩達姆政權與恐怖組織有聯系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伊拉克成為小布什政府反擴散理論的實驗場。在其他的一些具體實踐上，小布什政府謀求建立以反擴散為主的多層次防御和打擊體制，如研發小型核武器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以加強反擴散能力。為了掃清法律障礙，對外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反導條約》，反對《生物武器公約》，阻撓《裂變材料公約》，拒不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對內廢止1993年《斯普拉特——弗斯法案》中關于研究低當量核武器的禁令。為了爭取經費支持，小布什簽署了《200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確定投資1500萬美元用于研發“堅實型核鉆地彈”（13）；美國國會也在2004～2009財年防務預算規劃中提出累計撥款550億美元，加速發展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美國還通過依靠自愿、非正式“志愿者聯盟”的方式，謀求以武力阻止擴散，如2003年5月提出的“擴散安全倡議（PSI）”（14）和2004年3月提出的“地區海上安全倡議（RMSI）”。

小布什政府的反擴散政策可簡單歸納如下：在實施對象方面，美國已經確認首要目標是“無賴國家”和恐怖組織，但是美國并沒有放棄進一步限制中、俄等潛在對手。在反擴散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美國一方面已經將反擴散作為首要支柱而加以強調，建立了以“反”為主、“反、防、管”三位一體的機制，另一方面力圖減輕對國際不擴散機制的依賴，建立美國主導、以歐亞盟友為主要成員的所謂“全球反擴散聯盟”，塑造美國能夠主導和控制的新的反擴散機制。在反擴散的措施上，美國一方面在不放棄威懾戰略的情況下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對擴散者實施武力打擊，并將打擊重點放在推翻進行擴散的某個政權上；一方面將反擴散措施與軍備建設和本土防御相結合，推進導彈防御和其他高新技術的研發。

四、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美國加強反擴散能力、增加對有關國家的軍事壓力、建立反擴散機制攔阻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做法，客觀上對遏制當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所強化的反擴散政策，對世界軍控與裁軍形勢和國際戰略穩定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

首先，美國單邊主義的反擴散政策嚴重沖擊了國際不擴散體制。以前美國主要是依靠國家防擴散機制及同盟關系，對有關國家的武器擴散進行限制和施壓。小布什政府在《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戰略》中雖然也指出要強化以條約為基礎的國際不擴散體制，但在實踐上卻更注重發展美國自身的反擴散能力，強調采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手段來反擴散，這實際上嚴重削弱了國際不擴散體制的有效性。尤其是美國研發和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新的核政策，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造成了嚴重沖擊。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巴拉迪對此曾指責說：“這確實發出了絕對錯誤的信息，即我們并不是朝著裁軍方向前進，而是背道而馳。”對此，美國國會10位民主黨參議員也致函小布什，指責其核政策對國際核裁軍的根本基礎構成威脅，而且破壞了已經持續了33年的國際核不擴散努力，打破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艱苦維系的脆弱平衡。

其次，美國加快發展新型戰略力量可能引發國際軍備競賽。盡管美國發展小型核武器和導彈防御系統的借口是針對那些有研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意圖和能力的“無賴國家”，但實際上是在擴展其核武庫，這對核大國之間的軍事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既然美國可以研制新一代小型核武器，并可能像常規武器一樣加以使用，其他國家同樣也可以隨之開發“實用型”核武器和新型彈道導彈，這必然會引發核大國間在更高技術層次上的軍備競爭。2003年11月26日，俄羅斯武裝力量第一副總長巴盧耶夫斯基就表示，俄羅斯將根據美國使用核武器的計劃修改本國的核戰略，并不會銷毀核武庫中的戰術導彈。美國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防擴散研究中心學者菲利普?薩恩德斯（Philip Saunders）認為，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將使俄羅斯放慢原本可能加快的核裁軍步伐，并可能使其他國家發展更多的核武器來對付美國。（15）實際上，世界各主要軍事力量正越來越熱衷于研發、部署導彈防御系統。2006年11月27日，印度首次成功實施了導彈攔截試驗，聲稱掌握了攔截彈道導彈的技術能力。28日，北約組織啟動研制“主動分層戰區彈道導彈防御計劃”的“大腦”——“集成試驗平臺”項目。專家認為這意味著北約將在2010年前建成“導彈防御傘”。面對來自美國在歐洲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的壓力，俄羅斯以攻為守，采取非對稱手段，發展攻破美導彈防御系統的武器。通過修改核戰略，重點發展高性能導彈攻擊武器。（16）

再次，美國在處理擴散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導致國際及地方防擴散斗爭日趨尖銳。美國一方面維持著龐大的核武庫，謀求發展新型核武器，另一方面卻又不準其他國家發展核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且還放棄了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安全承諾，明確將其中有關國家列為核打擊對象。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實際上已經打破了條約中規定的權利與義務平衡，使其他無核國家可能因為沒有核安全感而發展核武器。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2005年5月舉行的第七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上，“以馬來西亞和阿爾及利亞為代表的廣大無核國家要求有核國家做出有法律效力的承諾，無條件不向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但這一建議遭到美國的拒絕”（17）。這種雙重標準還表現為美國在反對全球無核化時，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指定某些國家（如朝鮮、伊朗等）無核化，卻通過縱容乃至支持它的一些盟友（如以色列、日本、印度等國）的核武器研究、制造，允許某些國家有核化。應該說，在中東核問題上，伊拉克與伊朗之所以要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以色列的核威脅，但美國卻因與以色列的關系默認了其核國家的事實，一直沒有要求以色列簽署《核不擴散條約》，相反對兩伊的核設施卻是先除之而后快。在對印巴核武的發展問題上，美國則出于牽制中國或“反恐”的需要而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朝核問題上，朝鮮最終進行地下核試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不允許朝鮮發展核武器但卻為日韓提供核安全保護的雙重標準。

最后，美國謀求建立反擴散的全球新規則對現行的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提出了挑戰。美國今后推進反擴散戰略的新動向很可能是：在加強單邊反擴散的同時謀求建立以“擴散安全倡議”這類“非正式聯盟”為突破口的國際反擴散新規則。雖然目前“擴散安全倡議”并未強調在公海實施攔截，但美國一直在謀求達成國際協議，賦予其這一權力。這就與傳統的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相背離。如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然允許在船只所懸掛國旗國的批準下（不包括無國籍、海盜、運送奴隸或非法毒品的船只），有關國家可在公海上攔截和登船檢查，但在公海上實施攔截、檢查和沒收，仍然是超越了國際海洋法所賦予的權限。其一，上述情況僅限于海盜、販賣奴隸、無國籍船舶等幾種行為，運載大規模毀傷性武器并不在此例。其二，在公海實施攔截既有悖于現行國際法的無害通行，也有可能引發與被攔截國的國際沖突。其三，攔截行動違反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共同遵守的“航海自由”原則。其四，盡管《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禁止生物武器議定書》等條約均規定締約國不得向他國擴散大規模毀傷性武器，但并未賦予締約國對其他國家檢查的權利。（18）比如，對于像朝鮮、伊朗這樣的非《核不擴散條約》或《導彈技術控制機制》簽字國的國家，它們之間運送核材料或導彈并不是非法的。另外，讓許多國家更為擔心的是，一旦賦予美國相關權力，其可能借口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而在根本不知會相關國家的情況下，“先發制人”侵入其領海，從而引發危機和沖突。

應該明確的是，既然國際社會的防擴散努力其目的是增進國際安全與穩定，美國作為其中的一員，理應使其所制訂的反擴散政策符合國際慣例，絕對不應該制造危害國際安全的又一動蕩源。采用軍事手段、攔截等方式只會引起眾多復雜問題，造成嚴重后果。

注釋：

①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13 February 2006, p.29.②Barry Schneider, Future War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 U.S.Military Responses to NBC Proliferation Threats,(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51.③Les Aspin, 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October 1993.④Counterproliferation History, http: //www.tmdps.cn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December 2002, p.2.（13）Fred Barbash, “ Bush Signs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14）作者傾向于將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譯作“擴散安全倡議”，關于這一術語譯法的討論參見楊明杰：《“擴散安全倡議”評估》，載《現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10期，第40頁和第45頁。

（15）李根信主編：《2004年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8頁。

（16）張帆：《導彈防御繼續升溫，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光明日報》，2006年12月11日。

（17）許輝：《“不擴散”效力減弱》，《世界知識》，2005年第12期。

（18）李根信主編：《2004年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