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因工程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探討

基因工程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探討

10級生物科學班

劉文成2010061220 摘要: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基因工程已成為21世紀的高技術發展的核心，而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以及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也在發生一場重大變革，基因技術在不斷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倫理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合理的運用基因技術，才能造福人類。關鍵詞: 自從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基因工程及其所衍生的學科得到了迅速發展，目前，在基因工程技術等的推動下，生物技術正在快速高效地向前發展，并且在世界上已經形成為一項尖端技術和產業，它將逐步取代信息技術成為2l世紀高技術發展的核心。隨著基因技術在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將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以及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發生一場重大變革，極大地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然而，什么事情都有兩重性，基因技術在不斷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對傳統的理道德構成了沖擊。正確對待基因技術發展所引發的道德沖突，以保證基因技術的健康發展和合理應用，是擺在人類目前的一項新課題。

基因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復雜而深遠，其中既有積極方面，又有消極方面。從分析基因技術的這種“雙刃劍”效應入手，本文在開篇即明確了基因技術發展應兼顧保護和規范的觀點，并從國際立法的層面展開對基因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和規范的研究。在與基因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國際條約中，《關于生物技術發明的法律保護指令》和《保護植物新品種的國際公約》(UPOV公約)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保護指令》將基因技術納入專利法保護范疇，劃定了基因技術專利保護的范圍，為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提供了重要的國際法依據。UPOV公約規定了品種權的保護范圍和授予標準，創設了對植物新品種的特殊知識產權保護形式。本文在詳細分析這兩個公約的內容和特點的基礎上，提出基因技術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不容樂觀。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努力，進一步拓寬基因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加強有關國際立法，才能改變現狀。與基因技術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現狀一樣，目前規范基因技術發展的國際立法同樣亟待加強。基因技術的消極影響集中體現為生物安全問題和克隆技術的應川問題。生物安全問題關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必須謹慎對待。《生物安全議定書》是目前唯一專門規范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國際法。它確立了風險防范原則，在此基礎之上規定了轉基因生物越境轉移的具體制度。該議定書把基因技術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聯系起來，對規范基因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人類克隆技術包括生殖性克隆技術和治療性克隆技術。生殖性克隆技術破壞了個人的獨立性，將人工具化，侵犯了人的平等權，必須禁止應用。國際社會對此認識趨同，但由于對治療性克隆技術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推遲了《禁止克隆生殖的國際公約》的制定。這使得規范克隆技術的國際立法嚴重滯后，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在全世界范圍內具有國際法約束力的公約規范克隆技術的發展。各國必須充分認識到規范克隆技術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共同努力，推動有關國際立法的進展[1]。

一、基因技術發展帶來的倫理問題 基因技術研究是當代生物技術最重要的研究領域。隨著該領域研究的不斷推進，由此出現的負面倫理效應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基因技術研究所引發的倫理問題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人工干預生命的危險性問題。基因工程技術能改變生物的遺傳特性，改良和創造新的生物品種，但人們擔心這種人工干預生命的危險性。一是擔心會危害人體健康，二是擔心會破壞自然生態平衡，三是擔心制造出威脅人類和其他生物生存的新物種。直到今天，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明令禁止轉基因技術，禁止進口和銷售轉基因食物，認為從基因水平上操作生物是“反自然”、不道德的危險舉動。(二)基因決定論與所謂“優生”問題。

人類遺傳密碼的破譯可能會滋生新的基因決定論，把人的一切都看作是由遺傳因素決定，否認環境因素的作用。按照基因決定論，人類本身是不平等的，天生就有優劣之分。而這曾經導致過非常可怕的所謂“優生’’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曾搞過長達lO年之久的優生立法，1924年通過移民限制法，限制南歐、東歐人移居美國，理由是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低等人”。1931年左右，美國37個州針對“身心有缺陷者”、“性反常者”、“癮君子”、“酒鬼”等采取了強制絕育措施。優生學成了懲罰、遺棄處于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和病人的工具

(三)基因專利化問題。

基因技術研究的初衷是認識基因，造福人類，主要是從科學價值考慮的，但發現基因有商業價值能帶來經濟效益后，基因專利化的問題就提出了。按慣例，專利授予的對象應當是技術發明而不是科學發現，對基因的研究屬于科學發現，不應授予專利。但現在許多人包括科學家在內態度發生了變化，從一開始主張基因技術研究中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應共享，轉變為了主張除基因測序成果應該全人類共享外，對新的功能基因的發現應當授予專利。(五)基因治療中的負面倫理問題。

從基因角度看，任何人的基因都不會十全十美，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缺陷。但隨著基因治療技術的成熟，有錢的人可以利用經濟上的優勢改善自己的基因，這會導致新的社會不公平。人們擔心，基因治療還會影響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比如，梵高患有嚴重的精神病，但假如當年梵高作了基因治療，也許就不會再有那個取得過非凡繪I畫成就的梵高了。此外，基因治療還可能帶來潛在的危險性，有些容易導致某種疾病的基因，對其他疾病又會有抵御作用，如果人們在不知曉其全部功能時用基因技術消除了這此‘‘有害”的基因，很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這其中都存在著倫理道德上的問題[2]。

為了基因技術的順利發展并真正造福人類，必須努力加強基因技術領域的道德建設。因為，事實已經表明，生命科學向縱深邁進，既可能創造生命奇跡，也可能制造人類災難。只要有很小的失誤，就會將人類制造的武器對準人類自己．造成人類生存的新的危機。

參考文獻 [1]學位論文，曹朝霞，基因技術發展的國際立法問題研究.2005 [2]康永超，基因技術發展中的倫理問題探析，管理觀察[j]·2009年9月下旬刊

第二篇：克隆引發的倫理問題范文

課程：生命科學技術與倫理問題 教師：姚曉華

學院：中加國際學院 095班 學號：0926210501 姓名：張涵微

克隆引發的倫理問題

克隆，這一名詞在科技醫學領域，從陌生到熟悉。對于我們而言，知道克隆是從著名的“多莉”開始的。其實，在1997年2月英國羅斯林研究所維爾穆特博士科研組公布體細胞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之前，胚胎細胞核移植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實際上，“多莉”的克隆在核移植技術上沿襲了胚胎細胞核移植的全部過程，它成為世界上第一例經體細胞核移植出生的動物，是克隆技術領域研究的巨大突破。

隨著“多莉”的誕生，許多國家也相繼在科學技術領域上展現出不同的克隆成果。各國家相繼克隆出牛、羊、鼠、兔、猴等動物。我國的克隆技術也頗有成就，80年代末，我國克隆出一只兔，1991年西北農業大學發育研究所與江蘇農學院克隆羊成功，1993年中科院發育生物研究所與揚州大學農學院共同克隆出一批山羊，1995年華南師大和廣西農大合作克隆出牛，接著中國農科院畜牧研究所于1996年克隆牛獲得成功。而美國最近克隆猴取得成功，日本科學家也聲稱他們繁殖出200多頭“克隆牛”。以上所述的克隆動物，都是用胚胎細胞作為供體細胞進行細胞核移植而獲得成功的。1997年2月英國羅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成功的小羊多利，是用乳腺上皮細胞作為供體細胞進行細胞核移植的，它翻開了生物克隆史上嶄新的一頁，突破了利用胚胎細胞進行核移植的傳統方式，使克隆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在今年七月份韓國科學家克隆出5只小狗，這5只比特犬是韓國RNL Bio生物技術公司根據一只已故寵物狗克隆的，由兩只母狗代孕并于7月28日出生。該公司現已開始全球范圍的寵物克隆服務。這是世界上首例商業克隆寵物狗案例。

通過克隆這一技術的巨大進展意味著：在理論上證明了，同植物細胞一樣，分化了的動物細胞核也具有全能性，在分化過程中細胞核中的遺傳物質沒有不可逆變化；在實踐上證明了，利用體細胞進行動物克隆的技術是可行的，將有無數相同的細胞可用來作為供體進行核移植，并且在與卵細胞相融合前可對這些供體細胞進行一系列復雜的遺傳操作，從而為大規模復制動物優良品種和生產轉基因動物提供了有效方法。

由于克隆的特點，使得克隆成為醫學上關注的重點。克隆技術給醫學領域帶來美好應用前景。在人類基因組的帶動下,人們正在進行治療性克隆試驗,旨在生產克隆的或單性生殖的人類胚胎以獲取干細胞,為人類研究癌癥、艾滋病、老年癡呆、帕金森氏癥等疑難病癥,從基因層面揭示疾病產生的分子生物學機制,預報人體的機能和病理變化,找到標本兼治的治療方法。克隆生物工程技術將克服中西藥的弊端,將使醫學在21 世紀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治療性克隆和干細胞研究為人體缺失器官的修復和重建帶來希望,不但能治療或預防器官功能衰竭,而且能防治衰老,解決目前我們面臨的壽命延長而生命質量低下的難題。壽終無年、青春常駐的夢想在21 世紀有可能會逐步成為現實。克隆技術是現代生命科學領域的一項高新技術,其發展引發了強烈的倫理爭議并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1997 年2 月23 日,體細胞核移植克隆羊成功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了轟動,世界各國紛紛做出反應,許多國家立即開始起草法案禁止克隆人。1997 年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世界人類基因組與人權宣言》的文件,明確反對用克隆技術繁殖人。

克隆人違背了倫理學的不傷害原則。傷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個個體，這個個體是與克隆的原體完全獨立的另外一個行為主體，這個主體受到了傷害。受到了什么傷害呢？首先從技術可能性的情況來看，我們無法預知，如果對某一種在功能上與其他基因緊密相連的基因進行干預性改變，生物體內的這種自然的相互牽制的系統會發生何種連鎖反應。而根據目前掌握的知識，要想將人類基因組的所有基因重新進行準確的排列，并使之正常的發揮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這一點構成了人們反對克隆人的一個重要理據。因為誰也無法排除這樣一種風險：克隆技術很有可能導致大量的流產與殘障嬰兒。

克隆人違背了倫理學的自主原則。克隆人活動往往發生在下述情況中：比如，某對夫婦在事故中失去了獨生子，他們希望他重獲“新生”，于是便通過克隆技術再制造一個孩子，其身體中的絕大部分基因組是先前那個孩子的基因組的復制。這樣盡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某種欲望，但這整個行為方式對于被復制的孩子而言卻意味著一種外來的決定，它將該兒童本屬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謂自主原則，就體現在這種自由上）剝奪了，而人的一個最重要的本質特性，就體現在他的不可重復的獨特性上。德國著名哲學家憂那思說，人的一個特殊的優先權就在于，每個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復的特性。而被克隆者作為人應享有的獨特性便被剝奪了，他的那種不必非要有一個比他大30或60歲的同體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踐踏了。英國有一個管理人工授精的機構，叫做人工受孕與胚胎學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許患耳聾的父母在試管嬰兒的培育中，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耳聾的胎兒，而淘汰掉健康的胚胎。他們覺得都處于耳聾狀態，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國皇家聾人研究所的發言人竟然說，這樣一種選擇是合適的，我們支持這樣的選擇。假如人們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設計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都可能發生。耳聾的父母選擇生下耳聾的胎兒，而這個胎兒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個健康人，但這已經做不到了。他作為一個人所天然應有的一種開放的前途的權利被粗暴否定掉了。這當然違背了倫理學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克隆人違背了倫理學的平等原則。在克隆活動中，存在一個設計者與被設計者的關系。在克隆人活動中，未來人類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醫生或國家決定的，而個體的人僅僅是前者所決定與創造的結果。我們知道，設計是以設計者為前提的，一個有著設計者與被設計者之別的人類圖景，對于平等原則是一種基本的違背。因為人們無法回答憑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別的一個人有權作為未來人類特征與品性的設計者。顯然這里存在著一種“道德優越感”，似乎我們，或者說一個醫生、哲學家、國家的行政長官擁有著一種控制他人的實力。然而這種心態不單是荒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險的。

有關人類胚胎的克隆性研究已分化成為前后兩種類型：一種是首先得到設想的“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另一種是后來得到設計的“治療性克隆”，即從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細胞，然后使之培養成人們所需要的各種人體器官。不論是生殖性克隆，還是治療性克隆都涉及到倫理問題，都引發了激烈的針鋒相對的觀念論戰。相對而言，有關治療性克隆的倫理爭論比生殖性克隆的爭論更為激烈。治療性克隆爭論的核心問題是人類胚胎與病人利益的沖突問題，而不是人類胚胎的地位問題。因為這一問題在有關墮胎的爭議中就得到過討論，且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同時，不論是有關治療性克隆的爭論，還是有關墮胎的爭論都涉及到人類胚胎的利益與成人的利益之間的沖突問題，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有關墮胎的爭論及解決辦法中汲取思想啟示，為解決治療性克隆的爭論尋求出路。

以德國為例，胎兒的生命權在法律中得到了明確的尊重與認定，即包括胚胎在內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應得到保護，墮胎原則上講是違法的。然而德國法律又規定，三個月之內的墮胎是合法的，只要胎兒與孕婦在權益上發生沖突，且又無任何其它出路可供選擇這一前提得到了滿足。可見，在墮胎問題上，法律的規定一方面認可人類胚胎的生命權，另一方面卻又承認，當遇到沖突這樣一種特定的情況下，胎兒的權益應讓位于孕婦的權益。

支持治療性克隆的人希望引借墮胎模式，來處理人類胚胎與急需治療的病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他們認為，人類胚胎確有值得保護的尊嚴，然而在病人急需醫治這一特殊的情況下，胚胎的生命應讓位于病患者的生命。

然而反對治療性克隆的人卻認為這里無法套用墮胎模式。生物學家與胚胎的關系并不是母親與胎兒的關系，母親對胎兒的出現并不負責任，而生物學家對胚胎的處置則是故意的行為，有人說：“誰都不對所有發生的事情負責，但對于我們的行為，我們卻要負責”。

有關是否允許治療性克隆的爭論，并不是簡單地選擇“善”還是“惡”的爭論，而是“道德與道德”之間的爭論，是“兩種道德”之間的爭論。在筆者看來，人類對早期人類胚胎無疑擁有尊重與保護的義務，因此以經濟或其它醫療之外的科研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絕對要禁止的。但這種保護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也允許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須服從于一個更高的道德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解除人類遭受病魔摧殘的痛苦，挽救無數病人寶貴的生命。從對早期人類胚胎的使用的角度來看，這一行為的確損害了人的尊嚴；然而這一犧牲換來的人的生命的挽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體現了對人類生命的一種最高的尊重。如果不是這樣，禁止治療性克隆的研究，便破壞了國家對社會公正的義務：即國家的對由于疾病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狀態進行補償的義務。

對于克隆產生的倫理問題的爭論，從克隆出現至今從未停止過。克隆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對于社會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克隆技術是一項具有廣泛應用前景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當這一技術被不恰當的運用時,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正確的對待這一技術,用全面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它。

第三篇：拆遷問題所引發的社會思考 原創

拆遷問題所引發的社會思考

近日，蘇州南環橋附近的居民住宅正在進行拆遷，南環橋屬于蘇州的老城區，靠近南門車站和觀前街，交通便利，經濟發達。近日來的拆遷工程，致使曾經的老城區滿目瘡痍，由此引發的種種問題亟待解決。

不僅如此，沈陽暴力拆遷、甘肅省蘭州市紅古區政府野蠻拆遷、北京野蠻拆遷、南京玄武區拆遷辦等近年來違法違規強制拆遷的事件此起彼伏，然而這只是經過媒體發掘的一部分，由這些現象可以看出，如何正確調節拆遷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經濟的發展促使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伴隨著舊城改造，由拆遷帶來的糾紛呈上升趨勢。并且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由拆遷帶來的較為激化的矛盾。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拆遷這一關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領域承待法律規范。

惡性拆遷問題的惡劣影響顯而易見，這些拆遷矛盾的原因又有哪些？究其原委，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 社會變化引起《拆遷條例》的誤用

2、公民的私權利意識尚未強化，只要政府提出拆遷，被拆遷人極少反對；

3、商業化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大量出現，更未形成為一個產業，地方的財政收入并不依賴房地產開發，《城市房地產管理法》1994年7月頒布，《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至1998年7月才頒布；

4、當時的拆遷目的多以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市政建設為主，被拆遷的私人房屋的數量少；

5、房地產的價格低，補償的價款與重新購買的差額不大。

（引自《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

二 法律體制方面的缺陷

各地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依據此條例制定了當地的拆遷管理規定。不同地區的法律條文不同，導致行政管理的混亂。關于拆遷補償方法，規定也比較混亂，沒有形成統一性的規范規定，因此帶來了實際操作中難以預料的混亂現象。同時，拆遷實踐中的“釘子戶”這一詞就反映著拆遷者與被拆遷者的對立關系，暴露出立法理念的落后。

三 執法及行政手段

拆遷辦公室是專門管理拆遷事務的機構，執掌著拆遷人權。目前存在著較多的違反法律程序、野蠻拆遷等情況，執法水平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被拆遷人的感情導致了此類矛盾的激化。（摘自互聯網）

以上的種種，即是導致拆遷問題難以妥善解決的原因。抗法和暴力執法的問題，已經或正在發展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首先就體現出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不夠和不尊重私有財產權。因為拆遷不當所引起的各種悲劇值得人們深思。要想緩解城市建設中的拆遷所引發的問題，從根本上保護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僅靠行政命令是不夠的。

由此，提出幾條觀點，以緩和拆遷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1.樹立正確的立法理念，完善我國現行的有關拆遷的法律法規

首先，頒布正確的法律是維護拆遷正常進行的重要保障，也只有完善的法律規章制度，才能維護公民的利益，也可以促使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更為重要的是，斷絕了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謀取私利的途徑。

2.就政府而言，應嚴格依法行政。

政府的相關機構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才能使被拆遷人信服，也只有這樣，才能緩解糾紛，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強硬派路線”，以權壓人，以勢欺人，根本沒有把拆遷戶放到平等的談判位置，這樣是把人民放在對立面上，不能正常進行的拆遷工程可想而知。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3.疏通被拆遷人的權利救濟渠道。

現實中的種種悲劇都是由于沒能妥善解決拆遷矛盾所造成的，能夠與被拆遷戶進行合理平等的協商是最后的途徑，畢竟被拆遷戶屬于弱勢群體，我們應該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考慮，換一個角度看問題，才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成果。

拆遷引起的社會問題已不容我們忽視，及時采取適當有效的措施是政府緩解拆遷引起的社會問題的當務之急。同時，作為良好公民的我們也不能鉆法律的空子，在有關拆遷的制度尚不完善的當今，我們要理解政府的安排，遵守公民道德，盡力配合拆遷事宜。但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一定要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

以上僅我對現在身邊拆遷問題引發的社會思考，希望今后這些問題能得到妥善的處理。

第四篇：“安樂死”倫理問題淺析

摘 要 中國對于安樂死的討論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安樂死也越來越被我們的社會所接受。本文從安樂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討論探析當今發達社會對于“安樂死”的理解和各個國家對于安樂死的法案整理與不同層度的推進，正確認識安樂死這種優化的死亡方式。

關鍵詞 安樂死 合法化 定義與概念 倫理道德

作者簡介：謝萌，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05-288-02

社會發展越來越快的今天，我們面臨的生存問題也越來越凸顯其弊端。這些懊惱難題的出現在伴隨高科技的進步變得可以讓人們輕松應對，這是時代賦予我們對生命無限追求的獎賞，也是社會不斷前行的必經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為你新開一扇窗的同時問題也接踵而至。

一、“安樂死”的基本形式與不同意義

（一）基本形式

“安樂死”一詞來源于希臘語，意思是善的死亡，這一出現于17世紀有著濃重感情色彩的詞匯，自打出現就備受爭議。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這種死亡是不是秉著病患自愿的原則。怎么樣區分“安樂死”與“被安死”已成為一種慣例，被動安樂死是通過不予以患者治療或者撤出其醫療設備而允許的死亡，而主動安樂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動的結果。所以常常使初視者誤讀其意，從而妄下結論。在學術中“安樂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據意義的不同分化出不同類型，這些所謂的區分顯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義

對“安樂死”的理解因人而異，有相對廣義的理解，也有人相對狹義的看待。人們認同它是因為認為“安樂死”屬于一種個人權利，個體對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選擇權利。雖然“安樂死”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依舊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們已經在寵物身上看到“安樂死”的情況了。

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元首希特勒曾籌劃一個關于“安樂死”計劃，意在用模糊的“安樂死”方式來殺害他認為沒有用的人。一位收到過500份腦組織的神經病理學家描述：“在當時的德國，有關于這種慘絕人寰的屠殺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癲癇癡呆以及身體器官出現異常或者失調的病患??實際上，那些所沒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認為是沒有用的人被處以“安樂死”的方式殺害。”被謀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們是對于社會毫無價值可言的人，只有他們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對“舒適”。快速的結束一個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過于簡明扼要的表達了安樂死的定義，而完全忽視了在受此安樂的人的那些微妙的東西。這種對于安樂死的定義不得不說是一種違背了安樂對象的意愿，簡單粗暴的認為安樂死是無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個側面則認為，如果我們實施安樂死的意圖在于將一個正在受到病痛無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網中獲取經濟利益，那么我們也算是在實施安樂死。可是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動機完全是出于我們個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樂死真的還是安樂死？我想那樣的安樂死完全等同于一場毫無爭議的謀殺。

有關于安樂死的不同理解和認知我們不得不在對安樂死的描述和定義上絞盡腦汁的想象，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慮，這些定義仍無法滿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實施條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對安樂死的準確定義。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會對于安樂死的認識的一個階段性符號，它們也都承載了不同時代對于安樂死定義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納程度的趨勢。

二、安樂死在世界范圍的合法化問題

目前為止，安樂死在世界范圍內一直都是被眾多國家視為不合法的一種醫療技術。因為它與我們目前所建立起的傳統道德觀念、醫德價值、人道主義原則相違背。安樂死的合法化面對極大挑戰。但還是有不少國家在面對安樂死的的出現后才用相對積極的態度去接納它。荷蘭作為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與其后的比利時、西班等國以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通過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嚴苛的執行準則。安樂死雖在荷蘭已經合法化，但安樂死依舊屬犯罪。荷蘭安樂死實施決意看來，不僅能發現在面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下，人們面對對他人實施安樂死時，依舊心有余悸。真正明確安樂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樂死”的國家卻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舉辦“安樂死國際會議”，會中提到：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從而使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有條件地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但目前仍有較多問題亟待解決。

日本通過的安樂死必須具備以下要求：

（1）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判斷，病人已患不治之癥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劇烈，且令人慘不忍睹。

（3）實行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減輕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達自己的意志，則需要本人的真誠委托或同意。

（5）原則上由醫生執行，如果不能，必須有足夠說服人的理由。

（6）實行的方法在倫理上是被認為是正當的。

在日本刑法規定，具備上述全部要求而奪去人生命的行為屬于“正當行為”。為了消除病人肉體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為，可被認為相對于日本刑法規定的“緊急避難行為”。其依據是作為正當行為的違法性阻卻和緊急避難的違法性阻卻，即是通常構成違法的行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認作為違法。

安樂死合法化維護者認為，患者有自由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說他們如果有這樣的意愿是可以讓醫生對他們的選擇予以實現。作為一個人，我們連自己掌控自由選擇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都喪失了，那我們真正擁有的權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會大眾同意患者自由的選擇用“安樂死”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如果在行使這個權利時這種選擇有另外一個人來執行，會有怎樣的有關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個人有權死亡，并且在權衡了繼續活著的利與飽受痛苦之后已經達到了這樣做的決定，那么請求另外一個人來幫助執行這種合法的選擇有何不可？這樣另外一個人又有什么不對？ 對于支持者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論既是出于一種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樣的形式在自殺的場合出現。

三、中國文化中對于死亡的理解與闡述

談到關于中國人怎么理解“安樂死”時，回望過往悠悠五千年燦爛文明的文化根基和傳統道德模式、思考行為方式準則的華夏文明。歷史中我們知道秦始皇不辭辛勞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長生不老，我們推崇尊崇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這種文化底蘊塑造出我們對于生死觀的理解是人們懼怕死亡和一種希望獲得長生不老的心理。

中國古代圣賢孔子對于生死問題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認為我們活著，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著的意義和活著該去做些什么，對于死亡這么一個極其抽象的問題不應該過多假設和猜想。實際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開了闡述關于生死和本體的意義這么一個問題。他更多的給出一個讓我們能參悟出的理解發醒怎么積極地去活著，那也就是他所體悟的活在當下，活在今生。這是中國儒家對于生死的一種闡述和態度。

道家相對于儒家的生死觀而言對于死亡更深刻，呈現出一種坦然的態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為其立足點以一種獨特的視角來解釋他所宣崇的對于生死的態度。“安樂死”無非也是人類在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一種自我選擇的問題，其受到爭議的是在選擇這種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對的可能無法得到真實準確個人意愿的一個道德問題。相對前面兩種派別佛家對于“安樂死”的態度就相對激進很多。佛家認為人活著就是一種修行，在修行中無論遇到怎樣的苦難痛苦，即使是備受折磨的活著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對“安樂死”這一種“優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贊同的，佛家認為任何形式的殺生都是不善業。人活著的修行是一種輪回，痛苦的源頭源自他過去所應承受業力，故必須自己承擔。

四、當代國人對于“安樂死”的認知

面對迅猛發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體的世界格局，國人對死亡的觀念也在不斷的發展演變，安樂死作為一種現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樣隨著時代的大潮流不斷演化。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在逐漸對安樂死的認知發生了很多的改變。就中國國情來看，“安樂死”使得瀕臨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脫，減輕病人家庭經濟與精神的雙重負擔，節省社會醫療衛生資源。它同樣也是對病人的一種體貼和尊重。是他對自己生命的一種選擇。

也有人認為安樂死是一種否定醫學的消極態度，醫學的存在就是救死扶傷，無力醫治就不去醫治，不利于醫學的發展。相對我們目前也沒有辦法明確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癥這一抽象定義。也許這一秒還是不治絕癥下一秒就攻克難關。

五、結論

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牽掛與牽絆，這些是我們作為人所必然要面對的關于生死的問題。于安樂死我們不能過早言論孰是孰非。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部分，自然無法避開社會性，它不能跨越一個時代而孤立的討論，它必然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密切在一起。當今的中國在躊躇滿志的朝著前方光明的充滿希望地方發展。

學者們也開始不斷反思關于生命與哲學直接關系，以及安樂死是否對于我們社會與人起到積極作用。而法律上盡管還在研究，在其研究過程中也不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種種置疑和誹謗，但隨著文明的進程，安樂死終將會被法律所承認。生命對于每一個擁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貴，了解生命，體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五篇：論大眾傳媒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

論大眾傳媒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

【摘 要】大眾傳媒和科技互相影響，互相促進；但時效性和客觀性的矛盾使得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了一系列倫理問題。這些倫理問題有可能危害公眾安全，造成錯誤的公共決策，不利于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科學家和媒體應該各盡其責，互相溝通，避免、解決這些產生不利影響的倫理問題。

【關鍵詞】媒體；大眾傳媒；科學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3-197-01

一、大眾傳媒與科技的關系

第一，大眾傳媒需要科技。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科技信息是大眾傳媒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作為公眾主要使用的媒體，它能及時將最新的、與公眾關系密切的科技成果和信息傳達給公眾，在科技與公眾之間搭建了一個橋梁，科技信息已成為大眾傳媒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大眾傳媒的發展需要科技的支持。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大眾傳媒的信息來源更加廣泛，傳播速度更加迅捷，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從報紙、廣播到電視和網絡，如今，手機成為新的大眾傳播媒介；同時，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大眾傳媒的管理方式等都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科技的進步帶動了大眾傳媒的發展。

第二，科技需要大眾傳媒，這主要表現在科技成果需要通過大眾傳媒進行傳播。近年來，“科學家通過召開記者招待會或新聞發布會、尋求媒體報道自己研究成果的事已經屢見不鮮”，克隆研究、火星生命探索、器官移植、試管嬰兒等科學事件也成為主要的新聞事件，所有主要的電視網、報紙和網站都有報道。科學家如此做主要出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科學家的發現或結論很重要，對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科學家有責任盡快向公眾傳達這一重要信息，這一點在非常時期尤為明顯。其二，科學家希望通過大眾傳媒對研究成果的展示，強化公眾對其研究的印象，爭取資助機構進一步的資助和社會對該項研究的支持。

二、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

第一，少數科學家可能為了爭奪優先權，通過大眾傳媒發布不成熟的研究結果。科學研究是只有第一沒有第二的事業，因此，科學家們對優先權的爭奪非常激烈，“實際上它們成了科學家之間社會關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常的科學檢驗制度是重復實驗和論文審查，這要求科學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給同行嚴格評議，以此確保其客觀性。

第二，大眾傳媒在報道科學發現和技術成果時可能會斷章取義、失實報道。科學的專業性很強，其概念術語都有特殊、復雜的含義，其結果表達方式也是高度抽象化的，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外行很難理解。現在，記者收集科學信息的方法很多，包括出席記者招待會和新聞發布會、對科學家進行訪談、參加科學會議、對期刊文章、著作或電子出版物進行摘要、利用搜索引擎和索引系統等。但是由于他們大多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或不夠認真，草率對待科技信息，所以在報道的過程中可能會斷章取義，不實地反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第三，個別情況下，一些大眾傳媒帶著明確的政治、哲學或宗教任務報道科技新聞，“人們看不見的情感支配著人們看得見的事件的發展”。例如，為了國防安全，媒體可能失實報道某項軍事發明，以便誤導敵對國家，產生威懾作用。上述倫理問題對公眾、科學和社會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首先，對于公眾來說，失實的報道會引發不必要的恐慌，嚴重地甚至危害公眾安全；其次，對于科學自身來說，這些問題會引導公眾誤解科學，減少公眾對科學的支持，不利于科學的發展；最后，對于社會來說，在關于科學信息的問題上，無知不是福，斷章取義的報道會導致政府和公眾在公共健康、環境、產品安全等重要的社會問題上作出錯誤的政策和決策。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解決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

三、對解決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的建議

第一，對于科學家來說，首先，要遵守科學共同體的規則，除非有危害公眾安全的特殊情況發生，否則都應通過正常的審查程序發表研究成果。科學的元規范之一就是追求真理，客觀性是保障科學順利發展的充要條件，對名譽和利益的追求不應該掩蓋這一原則。其次，科學家有責任通過大眾傳媒教育公眾，向公眾灌輸科學知識，克服無知。

第二，對于大眾傳媒來說，要充分發揮客觀性原則，盡量客觀、準確、全面、深入地報道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不能想當然地斷章取義、夸大其詞，造成失實報道。大眾傳媒是溝通科學和公眾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媒介，這一特殊的位置決定其必須客觀準確地報道科學信息。一方面，記者要具有相關的科學背景知識，能夠很好地理解科學概念，熟悉科學方法，在報道時要沒有傾向性，不犯統計學錯誤，不使用不可靠的原始資料，不過分渲染或歪曲報道，不犯推理方面，深度報道重要發現，跟蹤正在進行的研究，確保公眾得到準確、全面、深入的信息；另一方面，雖然審查科學成果的客觀性不是大眾傳媒的責任，但確保報道的科技信息的客觀性卻是無法推卸的。大眾傳媒不能為了滿足時新性而犧牲客觀性，對所報道的信息不加考察，草率報道。

參考文獻：

[1] R.K.默頓著.魯旭東,林聚任譯.科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88.[2]參見徐夢秋.科學規范的內涵、類別、功能、結構和形式[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