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政治經濟學中失業、貧富分化問題的個人認識

對政治經濟學中失業、貧富分化問題的個人認識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來自于現實，同時又應該能解釋和服務于現實。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釋現實，現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存在著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像其他任何理論一樣都是不斷發展的理論，馬克思沒有，也不可能提供解決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下面，僅對政治經濟學的失業、貧富分化問題談談個人的認識。

一、失業問題，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還是市場經濟共有的人口規律?

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有嚴密的邏輯內涵和關系：資本為了追求最大利潤，通過剩余價值特別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迫使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大量的產業后備軍。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排擠出大量的失業工人。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社會分工、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單個工人內涵的剝削，資本結構的變化都是造成工人失業的直接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形成失業的原因、造成失業的手段、失業的表現形式以及失業的社會后果。

現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失業(相對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規律”。這樣的觀點顯然與現實完全不符。我國不是也存在著大量失業人員嗎?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業現象。盡管一些學者認為當時存在著嚴重的“隱性失業”，但這只是描述在計劃體制下，工人勞動效率低，未能發揮出勞動力應有作用的狀態。根據國際勞動組織關于失業、就業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國對失業的界定和統計口徑，特別是根據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失業內涵，這種“隱性失業”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失業。改革開放后，我國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大量失業現象難以用一般的理論來解讀，這也是學者們觀點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國失業問題多年來未能解決的原因。

不可否認，馬克思的失業理論創立于100多年以前，而當今中國乃至世界形勢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這個時差障礙成為其解讀中國當代失業問題的困難之一。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是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例證，具有普遍性。馬克思說：“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因為“工業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因此，首先下面這個結論應該是成立的，即馬克思關于失業是資本主義特有人口規律的觀點，應該理解為是市場經濟的一般人口規律；其次，馬克思不可能預測到現實的社會主義還存在市場經濟；第三，由于我們現在才搞市場經濟，失業現象相對于歷史上的英國來說只能是“未來的景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因此，失業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它是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共有現象，與社會制度無關，資本主義存在，社會主義也存在。這種分析方法同樣也適用于分析兩極分化、經濟危機等。

二、貧富分化問題，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還是市場經濟的共有現象?

現有的教材認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規律表現為，在資產階級這一極是財富的積累，涌現出掌握著巨大資本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同時，在無產階級這一極，則是失業和貧困的積累，是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也就是說貧富兩極分化。這是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我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貧富分化現象的產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效率經濟，它通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勞動力、人力資本、貨幣資本等社會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向效益好的地區、行業和個人，從而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優勝劣汰進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生產水平的不斷發展。然而社會總資源是相對一定的，它過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區、行業和個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區、行業和個人得不到其發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會資源，由于得不到其發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會資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對不大好，如此周而復始，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增強環路，必然導致個人、城鄉、行業和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而且貧富差距又有逐步拉大之勢。所以說，貧富分化的產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必然出現的副產品，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貧富的相對差距會越拉越大。

大家都認為鄧小平正確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貧富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貧富分化”本身意味著，鄧小平承認在我們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之前，客觀上存在著“貧富分化”，否則也就用不著消除了。其實，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體現著市場經濟必然產生“貧富分化”的道理。客觀的發展邏輯是：市場經濟發展導致貧富分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起生產集中和生產的社會化，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貧富分化和生產力發展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發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也可以說，“貧富分化”是最終消除“貧富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條件，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

承前所述，合理的貧富分化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如何真正的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定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只是從生產關系、生產資料和所有制角度講，沒有把政府作為一個經濟人放在里面，認為政府作為守夜人，不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在政府宏觀調控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明顯。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還不成熟，體制和法制建設還不完善，因而出現了一些認為的貧富分化現象。如何既要堅持市場經濟，還要來解決差距擴大的趨勢，解決魚和熊掌怎么兼得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在市場經濟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發揮好政府的職能，政府要有看得見的手，來調控經濟，來影響經濟活動。

第二篇：論貧富分化對我國社會安定的影響

論貧富分化對我國社會安定的影響

一 中國貧富分化的現狀與產生原因中國貧富分化的現狀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９％以上，社會生產力和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經濟總量穩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到上個世紀末已總體上達到了小康。然而，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也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國內外所有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據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已擴大至0.458；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中國國家統計局前期公布的數據也表明，我國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

1.4%。這些數字充分顯示了中國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也顯示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而是絕大部分聚集在少數人手中。中國貧富分化產生的原因

（1）“先富與共富”政策的實施

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打破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讓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這一政策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先富起來的人并沒有去帶動其他人實現共同富裕。從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貧富差距。

（2）“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政策的執行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產力不發達，治窮是最主要的任務。鄧小平同志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因此，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沒能完全理解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理論受到了人們的追捧，并成為近年來我國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政策。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只要效率問題解決了，公平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正是在這一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公平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國人的重視，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就成為了必然的結果。

（3）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

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尚沒有真正建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非法、違法經營和權力資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貧富分化，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根據有關專家粗略計算，各種非法收入在全國范圍內大約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上升31%。

（4）稅收制度的不合理

毋庸置疑，國家通過健全的稅收制度，可以有效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里，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頻繁出現在福布斯（或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并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對于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導致了我國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

（5）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稅收制度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然而，同經濟發展幅度相比，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以及社會轉移支付明顯表現出嚴重的滯后。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城鎮的退休人員、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由于得不到及時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為貧困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6）不平等競爭的存在最后，經濟領域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競爭也是我國貧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競爭表現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是一些個別的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益或高額利潤，而其他的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卻不能，因此最終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國家特許經營的壟斷行業就獲得了“暴利”。

二 貧富分化對社會安定的影響貧富分化破壞社會公平

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正對并將持續對社會公正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國際公認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的主要標準。我國上世紀80年代，基尼系數在0．2—0．3之間，存在著平均主義傾向。9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呈迅速擴大的趨勢。據測算，我國的基尼系數1996年為0．375，1997年為0．379，1998年為0．384，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4，現在已接近0．45，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城市貧富差距的拉大是與社會公正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我們認為，社會公正的核心和實質，是全體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會公正體現著“每個人所得”，體現著“資源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則。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不能由少數人擁有和享用，必須為大多數人所擁有和享用。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對社會公正的背離。

2貧富分化破壞社會安定

收入差距拉大產生的變態利益需求取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盡管這種轉變起到了獎勤罰懶，提高勞動效率的作用,但在這當中,也確實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和個人收入過分懸殊的現象。使社會心理出現失衡，產生了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利益沖突的加劇必然使違法犯罪行為增多。仇富

有人說社會并不仇恨用個人的辛勤勞動而致富的富，但仇恨用不法手段而致富的富。也許這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但也許這是個偽命題。富是相對于窮的一種財富或收入的差別，其表現出的是銀行的存款、股票或房子、車子等物的存在形式。在可見的這種財富存在形式上是無法去區分是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聚集的背后原因的。也因而在現實生活與觀念意識上就只能有一種仇富，而不會有兩種可以用現實或理論區分的仇富現象。仇富就只有一種表現就是對富者的消費行為的不滿和生活方式的不滿。只要有仇富心理的存在，就一定會妨礙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仇富的心理會在限制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時，限制了所有人的致富，并讓整個社會永久的處于貧窮之中。如果社會上真的存在所謂的仇富情緒，它并不是來自別人比我更富而產生的嫉妒心理，不是來自相對剝奪感這種“心理失衡”，而是來自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來自于國有資產和民眾利益遭到了實實在在的剝奪。我們只有直面問題的根源，才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

良好的社會環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經濟向前發展的保障，但是我國一些治安亂點屢打不絕：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在部分地方依然存在；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爆炸、火災、交通事故等時有發生；城市中流浪人員結成幫派，劃地為界；各種偷竊搶劫行為依然不息；暴力拆遷行為讓業主頗有怨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結構的重組，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分層流動中也出現許多新的問題，貧富分化，財富集中化程度過高，兩極分化等嚴峻形勢都將造成社會結構的緊張局面以及對社會穩定性的挑戰。在此社會結構重新整合的過程之中，如何協調各階層的利益，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無論對于國家還是個人都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為此，我們更關注社會格局調整中的中間階層的形成和壯大，并希望政府通過“有形的手”，即相關新政策和法規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體系。同時，我們也可以預見，中國社會在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還將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這都需要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人民的共同努力。

第三篇：論我國貧富分化問題的影響與對策

論我國貧富分化問題的影響與對策

蘭 章 宣

（浙江工業大學浙西分校浙江衢州324006）

【內容提要】“十六大”指出“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民生活整體水平不斷提高，貧富分化問題也日益凸顯，并呈擴大趨勢，已成為威脅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成為政府必須加以解決的一個緊迫問題。本文就此問題可能造成的影響與對策作一些探討。

【關鍵詞】貧富分化影響對策

【正文】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我們發現共同貧困的局面雖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又未實現。現在深深困擾政府和社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社會各級層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堅持共同富裕原則，避免兩極分化過度，把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個適當的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須加以解決的緊迫問題。

一、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狀況

按國際慣例，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分化程度的標準是基尼系數。有資料表明，改革以來，我國以前在貧困基礎上均等化的分配格局已被打破，社會收入差距在逐漸擴大，從基尼系數的變化可以清楚看到這一趨勢。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23，城鎮1984年為0.16。到1988年，城市上升到0.24，農村達到0.30，而城鄉合計貨幣收入基尼系數達到0.385。到1992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0.40左右。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計算，1994年全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343，比美國1989年的0.3992高0.0451，超過國際上通常認為的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的中等不平等程度。

收入差距擴大，導致了不同收入階層的分化。首先是高收入階層的崛起。據《福布斯》統計我國目前億元富翁已超過1000人，百萬富翁有3000萬人。國家統計局統計，1994年城鎮中20%的高收入戶與農村20%的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為13倍。高收入層主要由專業戶、城鄉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企業租賃承包者、部分文化界人士、各種流通領域的經營者、部分公司職工以及涉及外企業的部分中方雇員構成。低收入者主要是經濟基礎落后地區的農民，因停工停產或虧損企業的職工、因病、殘、天災人禍而喪失過去能力的人等等，生活困難和未解決溫飽的人數達7000多萬，需要救濟和扶助。

另據調查表明，從儲蓄情況看，2002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突破80000億元，其中儲蓄80%被2千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和1千萬名演員、作家、三資企業經營者占有；這一群體占人口20%；而其他群體僅占儲蓄20%，占人口80%。貧富之間儲蓄差距明顯。這還僅是以存款作比較，若以收入作比較，貧富分化會更明顯。

二、貧富差距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正面積極作用、1、合理的貧富差距能產生激勵作用和示范效應。“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富裕是人心所向，由貧窮而變富裕也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沒有差距，就沒有目標沒有榜樣，沒有壓力。因此，合理差距的存在，不僅能給落后者產生示范效應，給他提供學 1

習的榜樣，而且能給他們一種心理壓力，激勵他們奮發向上。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向人們證明和展示了這種差距所產生的激勵和示范作用的巨大力量。

2、合理差距的存在為先富者帶動和幫助落后者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個傳、幫、帶的平臺。先富者除了帶動、激勵和示范效應外，還有其它更多更實際的內容，如先富者要擴大再生產，就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需要更多的合作者，這就可能為落后者提供就業機會等，由此便帶動落后者共同發展。

貧富差距的存在同樣為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先富起來的人幫助落后地區及其它人共同致富創造了一個平臺。在普遍貧窮的情況下，“幫助”事實上只是奉獻，以削弱自身的發展潛力和自我犧牲為代價；只有確實存在貧富差距時，先富者才可能在保持自身持續發展的同時，給予落后者道義上的支持，這種幫助和支持，從長遠來說是雙贏的。

負面影響

1、造成民眾的被剝奪感心態而影響社會穩定。現在中國的貧困并不同于改革開放以前的貧困。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任何一個地區的絕大部分民眾的生活都比改革以前要富裕得多。但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富裕程度，不僅僅是要縱向比，還要看它和其它階層相比的橫向差距。國際上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程度。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合理狀態，而0.4以上則屬于收入差距過大，如果達到0.6，暴發戶和赤貧階層同時出現，則社會**隨時可能發生，所以0.6被定為警戒線。西方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3～0.4之間。以上數字表明，在短短的十幾年間，中國已經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不安的國家。

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組織的一項調查中，當問到“您認為目前社會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時，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幾乎沒有”的占10.7%，答“不知道”的占20.8%，僅有5.3%的人回答“很多”。由此可見，被調查者認為相當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與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貢獻，倒是相當多的低收入者為社會、為國家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貧富分化的不滿，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對不正當致富的不滿。

多數人對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對致富方式的不滿，而不是對貧富分層的不滿。

現在中國民眾對分配不公的抱怨已與八十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時的抱怨還多少有點平均主義的遣棄，對個體戶帶有身份上的歧視，但卻沒有人否定個體戶主要是依靠能力，通過市場行為賺錢。經過后來的“下海”潮，人們早已知道“下海”的不易，對個體戶、私營業主的含辛茹苦有所體會，憤慨小了許多。但民眾也看得很清楚，九十年代幾次機會中基本都是特權圈中人或和他們有關的獲利。一想到致富因素是靠自己掌握權力，這種機會不均等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就顯得特別不公平。

毫無疑問，在高收入者和貧困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沖突。尤其是當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于奢侈性的揮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當行業和寄生階層出現時，社會公眾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并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潛在要素。

2、對社會持續發展的影響。平等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始終是處于中心位置的問題，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在詳細考察了亞洲一些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態后，得出了如下結論：“從經驗來判斷，顯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并未證明有助于富有活力的經濟成效和發展的強大勢頭。事實上，看起來更可能是嚴重的收入集中化，強烈地(從物質和心理上)阻礙了公眾對于發展的參予，從而妨礙了健康的經濟發展”。（1）社會的平等和經濟平等密切相關，互為因果。種種跡象表明，收入的嚴重集中化極大地妨礙了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

首先，貧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條件損害了他人勤奮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結果只會使生產停滯不前，大大降低效率，這就使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還要走很多彎路。

其次，不平等的現狀助長了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因為在民眾需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認識，即它在社會公正方面有種獨立的價值，對國家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用。而中國目前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毫無疑問使國家凝聚力下降。



3、對社會整體的影響，一方面貧富差距過大產生的社會問題，會使社會機制失去往日的秩序和健康活力，甚至導致社會混亂，影響社會的發展，影響所有人的正常社會需求。另一方面，所有的財富，不管是富人占有的還是某個地區的，應該都是社會共同創造和擁有的財富資源。貧富差距過大，一邊是奢侈揮霍，一邊卻得不到迫切需要的發展，甚至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條件，得不到適當的教育，享受不到社會進步帶來的益處，有限的社會財富資源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就等于財富的浪費。

三、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分化擴大的對策

十四屆五中會會《建議》指出，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和社會分配不公，“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方面”。江澤民同志在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指出：貧富差距若“任其擴大，就會造成多方面的嚴重后果”。“十六大”報告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對如何調整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筆者以為有如下對策。

對策一：制定相對合理和可行分配政策，努力把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不挫傷人們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改革的積極性的范圍之內，以保證經濟的健康和迅速發展，縮短收入分配由不均等向均等化過渡的歷程。“十五大”提出，為規范收入分配，使貧富差距趨于合理化的措施“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十六大”進一步提出“ 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

對策二：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化，應從以下方面做工作：

1、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制訂相應的法律，保護私有產權，嚴禁“吃大戶”。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是我國產權基礎。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完善私有產權制度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否則就會抑制我國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發展。

2、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加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這是降低我國不合理高收入階層比例的根本措施。

3、嚴厲打擊非法暴富者。

4、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對競爭中的弱者給予人道主義的保護。 對策三：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化，關鍵是要解決“三農”問題，切實提高農民收入。中國目前部分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造成這種現象的存在，除了長期以來政策上的重城輕鄉、重工輕商以外，由于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嚴重存在，農產品供給的相對過剩，還有近年來農民負擔加重等等。都是造成農民增產不增收，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因此，國家必須切實解決農民問題，必須把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對策四：對先富者的社會導向進行有效調節。

1、不斷完善允許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原政策出臺后，人們往往只重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忽略了應該讓誰先富起來，下一步國家應通過政策調整，能否使政策的傾斜偏向于科技致富，勤勞致富，使先富者的社會導向明顯改觀。

2、提高先富者的精神文明程度。有的先富者追求反文明、腐朽墮落的“高消費”。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在先富者當中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注釋：

1)《亞洲近來的社會趨勢與發展》，載于《亞洲與遠東經濟通報》第19卷，第一期。

作者簡介：蘭章宣工作單位：浙江工業大學浙西分校經貿系理論教研室主任

郵編：324006 電話：0570—3095336手機 ***

E-mail：lan_zx2000@yahoo.com.cn

第四篇：對政治經濟學中若干問題的認識

對政治經濟學中若干問題的認識

摘要:生產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根據馬克思經濟學說并結合現代經濟學的新發展，可以認為:劃分社會歷史階段的標志是社會生產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資本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并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地產生否定資本的因素。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將導致占有的社會化。社會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生產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釋人類社會現階段的發展邏輯以及預見人類社會的未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本文試圖以唯物史觀為基本方法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西方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結合起來，重新概述政治經濟學中的若干基本理論觀點，從而使人們對現實和未來的認識更科學一些。

1．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這個社會的獨特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生產方式的運行就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經濟形態。因此，劃分人類社會歷史階段的標志是社會的生產方式，而不是所有權在法律上的歸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都是以生產方式的不同來區別的。

馬克思以后的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改變了生產關系就改變了生產方式，從而改變了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以為只要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權以及其它社會關系，就認為進入了社會主義，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其實，只有社會生產過程才是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從物質變換這一物質運動的角度考察生產過程得到生產方式的特征；從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考察生產過程就得到生產關系的表征。當然，由于生產總是人類社會的生產，因此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是無法割裂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從根本上來講又由生產方式所決定。無法割裂并不意味著生產方式包含著生產關系。

2．資本的生產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資本的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出否定資本的因素，這些因素正是未來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因素。共產主義生產力因素只可能從資本的生產方式中產生，不可能從封建的小農生產方式中產生。在當代資本的生產方式中，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因素表現在:

1）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人類生活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產生了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為滿足這些需求，政府作為經濟組織為社會生產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政府生產公共物品和服務時所占有的生產資料雖然仍具有資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資本的實質或性質。它們的存在不以剩余價值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生產是對資本生產方式的否定。

2）在資本的生產方式越發達的地方，資本的生產力水平越高，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在生產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級的腦力勞動正逐步資本化。它們在生產過程中使資本物品(生產資料)處于從屬的地位，傳統的資本吸納雇傭勞動的要素結合方式正在逐漸瓦解。當然，腦力勞動的資本化還只是少量的局部現象。當生產資料相對于人類勞動只是一種被支配的物質時，資本的生產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腦力勞動資本化現象正是否定資本生產方式的共產主義生產力因素。

3）信息作為要素進入生產過程也在否定著資本的主導地位。在資本的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信息僅僅是生產的外部環境。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各生產層次、各生產環節的相聯結必須依賴于信息的傳遞和處理，而且隨著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的革命性飛躍(計算機技術的運用)，物質資料的生產越來越表現為信息處理的結果。這就使得表現為資本的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的作用降低，當生產力發展到社會生產完全由信息支配時，資本也就消亡了。可見信息收集和處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產主義生產力因素。中國加快發展市場經濟與馬克思所預見的人類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指生產過程中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這是所有制的物質內容；第二層含義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關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產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產關系的特征。脫離占有方式的所有權的歸屬形式的變化不能認為是所有制的改變。決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決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對象的物質屬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權的法律規定。馬克思以后的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論影響把所有制僅僅看作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形式，從而把所有制完全納入生產關系范疇，由此導致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一些重大謬誤。

4.在資本的生產方式這一歷史階段中，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而導致了占有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社會化程度可由生產空間的維數來刻劃，生產空間的維數越大其社會化程度越高。占有社會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間的維數來刻劃。由于占有空間是生產空間在某一時刻的橫截面，因此，生產空間是在占有空間的基礎上增加一個時間維，從而生產空間僅比占有空間高一維，或者說占有空間僅比生產空間低一維。若生產空間是n維，則占有空間就是n-1維。當生產空間的維數n越來越大時，占有空間的維數n-1也越來越大，并且隨著n越來越大時，生產空間和占有空間的特征差異將相對縮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生產社會化程度極大的低于當今工業社會中的生產社會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資本的私人占有，生產空間和占有空間的維數都處于較低水平，這時占有空間與生產空間的特征差異尤其明顯，并表現出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人們之間的生產關系上的表現就是“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馬克思還推論這種矛盾“發展得越來越尖銳，并且包含著這種關系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著生產條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會的生產條件的轉化。這種轉化是由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發展和實現這種發展的方式所決定的”。即生產社會化將導致占有社會化，這一推論正被歷史證明著。

5.社會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一方面，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從歷史沿襲的私人占有(其組織形式主要是單人業主制和合伙制企業)逐漸發展出資本的社會占有形式——公司制企業。馬克思當年就預見到了這一變化的趨勢，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種社會資本，是對私人資本的揚棄，是生產資料由私人占有向社會占有轉變的過渡形式。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一百年以來，股份公司已經成為資本生產方式中的基本組織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結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作為經濟組織進入生產過程，不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生產上對生產資料進行直接的社會占有，而且對各種私人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運作進行規范——這些規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還是國家組織中的立法機構制定的——使得這些資本的占有具有社會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會性。因此，當今工業化國家的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已經基本上或主要表現為社會占有的形式。當然，這種社會占有仍然處于私人財產的范疇內，但是，生產資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權已經由于這些規范而逐漸模糊并逐漸脫離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活動，其作用已日益表現出減弱的趨勢。

6．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對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關系是財產權即所有權，而隨著對物的占有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對物的社會占有所形成的關系就是現代產權。因此，現代產權關系與歷史的所有權關系已有很大差異。從歷史的所有權概念已不能推導出現代產權概念。西方經濟學家對現代產權概念的定義也尚未統一，而是各自從不同角度去定義產權概念的。有的從信息不對稱理論出發，有的從不完備合同理論出發，有的從外部不經濟性出發，等等，都可以引出產權概念。但這些定義都只是對產權運作表象所進行的描述，尚未從本質上規范。因此，如果我們把產權概念定義為占有社會化的法的關系，前述各種不同的產權概念就都統一起來了。

第五篇：關于當今大學生中貧富分化現象的調查報告

關于當今大學生中貧富分化現象的調查報告

貧富差距擴大已是當代中國社會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我國基尼系數已突破國際公認的0.40的貧富差距警戒線。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加快，高校招生人數逐年增長，當代中國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現實更直接地投射在在校大學生當中，大學生貧富分化日益明顯。地方性高校由于地緣等條件限制，在校學生多來自“老、少、邊、山、窮”等地，部分富有大學生生活奢華，窮學生則衣食難繼，貧富對比強烈。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來自不同的地區和家庭，無論社會背景還是家庭經濟條件都有所差別，這種差異帶到大學，必然導致學生中貧富分化的問題。如今平復分化已成為大學生中最引人矚目的社會問題，對我們的人際交往、消費模式、職業價值取向甚至婚姻、家庭觀念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對地方高校建設和諧校園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一、高校新現象令人憂,大學生以貧富交朋友,開始階層分化

“我沒有錢，我只有花樣的年齡，未加修飾的容貌。我每天穿著樸素的衣服，站在花枝招展的她們中間。我每周都要坐４個小時的公交車，去給那個高傲的小女孩做家教。她有錢，可連水都不想給我喝。我的家庭很窮。我的媽媽每天割豬草，雙手滿是老繭。我的父親，風燭殘年，可還要在建筑工地打工，為了我可憐的學費。我不期待愛情，我沒有衣服，我沒有化妝品，我的電腦也是二手的。我恨這個世界??”這是北大ＢＢＳ上的一個帖子，如今，大學就像一個小社會。社會階層分化對大學生的人生選擇和價值觀正產生著深刻影響，貧富分化的現象在校園內正日益普遍。

上述現象近來引起中國社會和各媒體的廣泛關注，《新華網》曾以專題形式對此進行了報道和探討。報道說，在西安的幾所高校里，許多貧困生學習期間很大精力用在聯系勤工助學崗位上，他們在食堂買最便宜的飯菜，有的甚至不吃菜只吃些主食（米飯、面類），一天的花銷僅三四元錢。而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貴族”學生卻是手機、電腦、數碼像機樣樣俱全，月消費達千元以上。一個是月消費8000元不以為然，一個是月消費200元卻已超支。有人說這是當今大學生消費的絕對寫真。

中國大學校園出現以貧富劃分交往群體現象。經濟條件好的學生花錢大手大腳，穿名牌、用手機，貧困生卻要靠到處打工維持學業和生活。大學校園里，日益突出的貧富差距現象，給大學生心理成長造成沖擊，也使校方的學生管理面臨難題。

二、大學生貧富分化已成為構建和諧地方高校的嚴重障礙

目前全國高校貧困生約600萬人，占高校學生總數的比例已近30%，一些地方高校貧困生比例甚至達50%，生活費在100元左右的特困生占高校學生總數的比例達15%左右，大學生貧富分化對構建高校和諧校園的嚴重障礙。貧富分化使一些大學生關系緊張。富有大學生由于經濟條件優越，出手闊綽，處處“顯富”，行為言語有意無意中沖撞或傷害著貧窮大學生；貧困大學生一方面要獨立解決難以解決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在富有的大學生的刺激下，將內心深處的自卑感轉化為極強的自尊心，再加上大學生青春期思想不成熟，從而憎恨“顯富”的同窗。這種“顯富”與“仇富”的心態上的嚴重對立最終導致一些大學生之間人際關系緊張，對許多問題形成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這些筑起了阻礙兩個學生群體正常交際的心理屏障。貧富分化使大學生與高校教師關系緊張。從全國總體上看，近年來高校教職工的福利

待遇和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由此也在高校教職工與貧窮大學生之間形成了強烈的經濟反差，一些貧窮大學生因而對高校教職工產生妒忌心理，甚至認為高校教職工是靠從他們身上賺錢而富起來的。貧富分化導致一部分貧困大學生與自己母校的關系緊張。近年來，隨著擴招，教學質量有所下降，而且高校實行交費上學，學費大大超出貧窮大學生及其家庭的負擔能力。部分貧窮大學生由此認為，學校的各類基礎設施都是靠他們的學費建起來的。他們甚至偏激地認為自己與母校的關系只是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并無什么情義可言。貧富分化使得一部分貧困生存在一定心理障礙。由于貧困大學生在特殊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在承受著“物質貧困”的同時，心理上也籠罩著陰影。他們中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心理障礙，一旦遭遇一些挫折后，就很容易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心理素質的缺陷就表現出來，如沉郁、壓抑、焦慮、自我封閉、心理失衡、對事物過度敏感、心理脆弱、戒備心理很強、不善于與人交往、過于自尊與過于自卑等。當有些外界不利因素與青春期的大學生內在心理矛盾交織在一起并激化時，就很容易導致心理失衡。云南大學的馬加爵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寧夏大學對在校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狀況調查顯示：對生活狀況不滿意的貧困生占貧困生總數的73.27%；體會不到生活幸福的占貧困生總數的64.51%；存在著抑郁狀態或抑郁傾向的占貧困生總數的52.53%。

三、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

1、完善助學制度，加大扶貧力度

目前，我國各高校都建立了以“獎、貸、助、補、減、勤”為主要形式的多元資助體系，對緩解貧困大學生的經濟困難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之中任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另外，助學貸款是我國政府實施的資助經濟困難學生完成學業而實行的信用助學貸款。據調查，100%的大學生每月消費的主要項目是伙食，各大高校可適當的增加伙食補助，改善貧困大學生的伙食水平。由于68.5%的大學生增加生活費的方式是做兼職，所以學校也可為貧困大學生多多提供勤工儉學的機會，使他們增加社會經驗的同時也能緩解經濟緊張的狀況。

2、加強大學生的心理教育、輔導

面對校園貧富差距，學校必須加強對大學生的價值管教育，使學生正確對待金錢，應該繼承中華民族艱苦樸素的美德，不要讓金錢成為富裕學生驕傲的資本。針對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展開心理輔導。呼吁社會關愛貧困學生，給予更多尊重，使貧困的學生擺脫“羨富”的自卑心理，培養其獨立意識，更多的依靠自己的能力發展，積極面對人生。

3、自身和家庭觀念的轉變

在國外，孩子成年以后父母就不再為他們經濟資助，而是激勵他們依靠自己打工賺錢，養活自己。我們應當提倡這一觀念，不因家庭富裕貧困而肆意揮霍，通過自己的奮斗獲得舒適的生活。

對于大學生自身而言，我們應當走出攀比炫富的怪圈，杜絕大手大腳的消費習慣。樹立適度消費、合理消費、健康消費的觀念。

總之，要解決大學生中存在的貧富分化和由此引發的系列問題，需要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大學生自身的共同努力。

2011-2-10

美術教育

10級工藝三班

陶樾（201010612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