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橋頭堡戰略

“橋頭堡戰略”實施背景下的社會矛盾防范與化解

2009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指出，云南要充分發揮我國通往中南亞、南亞重要陸上通道優勢，深化同中南亞、南亞及大湄公河次區域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提高延邊開放和水平，使云南成為我國面向西南開放的橋頭堡。2011年5月6日國務院以國發〔2011〕11號文件《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它既是立足云南省的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重大戰略，同時也是云南省建設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重大機遇，處在一個新的對外開放和新的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作為政法部門面對更多的利益分化，更多利益誘惑，國家復雜的執法環境，更高的公共服務能力的現實需求，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社會矛盾，為保障“橋頭堡戰略”實施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顯得十分重要。

一、當前社會矛盾的呈現特點

（一）利益性突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強調的是市場與資源的優化配置，企業和個人為追求企業的利潤和個人利益的實現，導致各利益主體之間具體理由、局部利益凸顯出來，使群體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逐步成為當前人民內部矛盾中處于主導的社會矛盾。如山林山屆、土地使用權、用益物權等糾紛。

（二）復雜性加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利益主體多元化、矛盾領域的多面化、矛盾內容多元化，社會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使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內部及相互之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相互滲透，而使社會矛盾呈現出十分復雜。

（三）群體性增多。隨著“橋頭堡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對社會各方面利益的調整實施，不同群體的利益關系重新分化、重組，產生心理失衡和非理性化的浮躁情緒。加上有些部門和領導兼顧各方利益不力，少數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腐敗行為，在國外敵對勢力及國內別有用心的壞人挑撥與煽動，使社會矛盾導致的群體性事件增多，事態容易擴大化。

（四）對抗性增強。在“橋頭堡戰略”實施過程中所涉及的就業、“三農”、企業轉制、腐敗、誠信、分配、民族、宗教等問題引起的矛盾，大多集中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利益關系問題上。這些都是與人民群眾的直接利用相關聯最為敏感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及時或不當，就容易形成心理沖動和對立情緒，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采取非常規手段處理問題，甚至做出危害他人和社會的極端情緒，使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對抗程度。

二、社會矛盾的成因

（一）社會經濟原因。由于我國小康發展不平衡，生產力和科技、教育落后的狀況依然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尚未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部分企業職工生活困難和貧困地區人口溫飽問題尚未解決，在短時間內國家還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來大幅度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東西部差距，從而產生人民內部各種矛盾和問題。

（二）政治體制原因。在實施“橋頭堡戰略”過程中，新舊政治體 制在磨合中帶來的碰撞和磨擦，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行政管理不到位，導致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而產生各種社會矛盾。

（三）黨群干群原因。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些干部受金錢的誘惑和物欲的膨脹，違法亂紀，腐敗墮落，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引發廣大人民群眾不滿、憤恨；有的干部作風漂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官僚主義嚴重，不關心群眾疾苦，不能及時妥善處理與群眾直接利益相關聯的最為敏感的問題，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產生各種社會矛盾。

（四）思想文化原因。在實施“橋頭堡戰略”過程中，人們傳統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受到沖擊和挑戰，使得一些人對無私奉獻與拜金主義、艱苦奮斗與享樂主義的界限模糊起來，產生信念動搖和矛盾心理，而出現思想文化領域方面的社會矛盾。

三、社會矛盾的防范措施

（一）加快經濟建設，著力保障改善民生。“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重要理論，是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大成果。“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不僅抓住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更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問題指明了前進方向。只有加快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為順利化解社會矛盾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一方面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依靠實施“橋頭堡戰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大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堅持以人為本，和諧發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為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解決各族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問題。要注意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著力保障改善民生，使廣大人民群眾不斷享受到發展經濟的成果，自覺的調整好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創造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

（二）加快法制建設，提升社會法治意識。針對教育、醫療、安全生產、征地拆遷、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工程建設等領域的突出問題，開展專項治理和跟蹤審計，建立健全一系列法規和制度，完善維護群眾權益的體制機制。要建立健全對社會矛盾經常化、制度化的矛盾調處機制，有效協調利益關系，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盾。通過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加強全社會范圍內的法制教育，增強人民的法律意識，使人民自覺用法律、規章來約束和規范自己的行為，提升全社會法治意識。

（三）加快廉政建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廉政包含四個要素：一是“廉正”，黨政干部在履行公務、處理問題的過程中廉潔而公正、廉潔而正直，不貪污、不受賄、不枉法；二是“廉樸”，黨政干部取之于民者少而用之于民者多；三是“廉節”，黨政干部在國家管理活動和處理與社會公共事務有關的活動中具有清廉無私的品德或節操，也稱廉德；四是“廉制”，要制定有關廉政建設的制度。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有關廉政的法律制度建設的步伐明顯加快。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的短短幾年時間里，有關廉政的制度化建設所邁出的實質性步伐是建黨、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其間頒布實施的一系列法 律和制度填補了廉政建設的制度空白，為加強廉政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決策，強調堅持以人為本，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一思想體現在整個廉政建設實踐中。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及有關部門按照中央的要求，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嚴肅查處學校亂收費和擠占、挪用、截留教育經費行為；認真清理、整頓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亂加價、亂收費等現象；繼續糾正在征收征用土地、城鎮房屋拆遷以及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中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著力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以及面向農民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問題；加強對安全生產的監督檢查，堅決查處重大事故背后的腐敗行為；認真開展治理商業賄賂的專項工作，堅決糾正不正當交易行為。這些舉措真正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也反映了廉政建設的具體化和微觀化。溫總理說：“政風是政府的形象，行風是行業的形象，政風行風建設是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任務。??要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嚴格按照政策和法律開展工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政策和法律不僅是約束，也是保護。善于用政策凝聚人心，通過認真執行和落實政策，可以把農民團結到黨和政府的周圍。善于運用國家法律，引導農民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有利于促進農村社會穩定。新從事“三農”工作的同志，尤其要抓緊系統學習農村政策和法律，了解農村改革的歷程、農村體制和政策的沿革，盡快掌握農村工作要領”。

（四）加快隊伍建設，改善黨群干群關系。在黨政機關中，少數干部的腐敗行為和官僚主義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引發人民內部矛盾。為增進新時期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云南省第九次黨代會決定在全省范圍內深入開展“四群教育”。“四群教育”活動是云南新一屆省委結合本省實際，針對當前群眾工作薄弱環節，就做好新時期群眾工作、促進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新舉措、新形式、新嘗試，我們要常抓不懈。因此，我們必須加強黨和政府的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提高素質修養，領導水平和領導藝術，改進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關系群眾疾苦，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尤其加大反腐敗力度，嚴懲腐敗分子，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這是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社會矛盾的關鍵。

四、社會矛盾的化解對策

針對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矛盾多發期凸顯期的實際情況，重心下移、強化基層，從群眾亟須解決的小事辦起，從群眾關切的小處著手，努力調解小矛盾，消除小隱患,平息小信訪，解決小難題，防止小問題演變成大事端，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了大量不穩定因素。通過優化小環境、改善小氣候，有力維護了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目前化解社會矛盾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行政機關化解。現代國家都非常重視強化行政管理手段，擴大行政管理職能作用。從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來看，主要有三大類：

1、行政調解。主要是由國家行政機關主持，依法對特定糾紛進行的訴訟外調解活動。一是基層人民政府的調解，如基層司法助理員 的調解；二是行政仲裁調解。如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對勞動爭議的調解；三是行政主管機關的調解。公安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條規定的，對民間糾紛引發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情節輕微調解處理。、2、是行政仲裁。根據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的申請，由國家行政機關以第三者的身份，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發生的民事糾紛進行判斷、裁決。如勞動爭議仲裁、人事爭議仲裁等。

3、是行政裁決。國家行政機關處理各種矛盾糾紛有著長久的歷史，一直以來，對社會的穩定起著主要作用。一是及時有效；二是程序簡便、迅速，減少當事人經濟上的負擔。可以使糾紛及時解決，避免久拖不決，防止矛盾激化，有利穩定生產生活秩序，有利于社會安定團結；三是有利于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促使其依法行政，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行政裁決既針對民事糾紛又僅僅限于行政管理范圍之內。為實現行政機關處理民事糾紛的專職化和相對獨立化，充分發揮行政機關處理民事糾紛的前沿陣地作用，可以在行政機關內部設立專門的調解委員會，調處行政管理相關的糾紛，減輕給當事人帶來訴訟程序復雜繁瑣負擔。總之，都是與某一行政機關管理范圍有關系的矛盾糾紛。

（二）人民調解化解。人民調解是一種傳統的非訴訟爭議解決的法律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和2010年8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等法律確立了人民調解的性質和法律地位。人民調解在國際上 被譽為“東方經驗”。根據2011年1月1日實施的《人民調解法》第八條規定“村民委員會、居委會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具有簡易性、靈活性、普遍性、自治性優點。人民自行處理社會矛盾糾紛，可以有效預防矛盾激化，有助于解決在萌芽狀態，相對于訴訟程序，人民調解成本低廉，效率較高，除國家法律規定以外，還可以根據道德、倫理、風俗、民族習慣對豐富復雜的微觀社會矛盾進行及時、有效的調處化解社會矛盾。《人民調解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經人民法院確認有效的人民調解協議，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在新形勢下的以獎代補人民調解激勵機制，又為人民調解注入新的活力。通過法律的確定和資金的支持，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順利的發展。

（三）司法機關化解。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十二五”時期要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確保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在新形勢下司法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職能作用，成為社會管理創新和社會矛盾化解的主力軍。司法機關是社會秩序的守護者，是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平衡者，是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擔負著懲治犯罪、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職能。在“橋頭堡戰略”實施過程中，“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相互交織，不協調、不和諧、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將層出不窮，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矛盾糾紛復雜的形勢下，司法機關要始終堅持圍繞 中心、服務大局，按照中央決策和“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充分發揮為經濟社會發展清污排障、保駕護航的職能作用：一是審判、檢察機關要認真履行職責懲治刑事罪犯，打擊各種危害國家、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活動，懲惡揚善。同時要通過行使審判和檢察職能，化解各種利益糾紛和沖突，平衡各種社會經濟利益關系，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調動積極因素，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二是要繼續堅持在長期司法實踐中形成的矛盾化解和社會管理的有效經驗，同時要結合實際情況，不斷探索新時期司法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努力提高司法工作的前瞻性、預見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切實解決好司法實踐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社會矛盾化解和管理創新的基本規律，不斷提高社會管理創新能力；三是依托“大調解”工作體系建立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工作機制，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加強與仲裁機構、行政調處機構、行業調解組織、人民調解組織等非訴糾紛解決主體的聯系，建立業務指導、協調、對接、監督等機制，推動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四是要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司法建議職能，幫助企業和行政機關加強和改進工作，從源頭上防止矛盾糾紛的發生。

云南省廣南縣人民法院

黎其亮

聯系電話：*** 9

第二篇：橋頭堡戰略

橋頭堡戰略

兔年伊始，多個區域規劃正蓄勢待發。其中，云南“橋頭堡”規劃有望近期公布，明確把旅游業作為該省重點扶持的先導產業，并把生物醫藥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給予積極扶持。另外，成渝經濟區、內蒙古區域、京津冀都市圈和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也有望陸續亮相。

“橋頭堡戰略”是推進我國向西南開放、實現睦鄰友好的戰略需要，也是云 南推進“興邊富民”工程、實現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現實需要，對促進云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大意義。2009年7月，國家主席胡 錦濤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國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此后，加 快橋頭堡建設，把云南建成中國沿邊開放經濟區已成為云南發展的重要目標 之一。發改委啟動編制指導意見，意味著這一戰略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去年年底召開的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上提到，2011年，要盡快出臺云南“橋頭堡”、成渝經濟區和促進內蒙古經濟社會又 好又快發展等規劃和政策。從上述論述來看，云南“橋頭堡規劃”被列在 2011年待出臺區域規劃的第一位。

盡管規劃尚未正式出臺，但記者獲悉，國家層面對云南“橋頭堡”的定位和 總體目標已經明確，即打造成為我國面向西南開放的國際大通道、沿邊開放 開發的合作試驗區和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先行區、外向型特色優勢產業基 地、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的示范區，以及西南重要流域的生態安全屏障。

云南省省長秦光榮近日在該省兩會期間明確提出，要全力推進“橋頭堡”建 設，努力促使“橋頭堡”建設取得實效。積極推動國際公路、鐵路、水運和 油氣通道建設；啟動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加快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積極參與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加快發展對外貿易，爭取進出口貿易額躍上150億美元新臺階。以農業、生物、信息為重點，推進 滇臺合作。重點產業方面，據秦光榮此前介紹，一方面要把云南建成以清潔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基地和輸變電樞紐，充分利用云南豐富的水能資源，科學合理開發，為自身和周邊的發展提供強大的能源支撐。另一方面，要發揮云南自身 優勢，做大做強優勢特色產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礦產資源精深加工以及生物產業、旅游業。

從參與規劃制定的相關人士處了解到，作為云南省優勢產業之一的旅游業將 成為該省重點扶持的先導產業，生物醫藥也被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寫入 “橋頭堡規劃”，未來將得到積極培育和扶持。多家券商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隨著橋頭堡建設的推進，當地礦產、電力、生物制藥、旅游等優勢產業有 望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云南旅游資源豐富，但旅游對全省經濟貢獻比例為14%，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旅游產業的發展空間廣闊。就上市公司來看，擁有獨特旅游資源的麗江旅游、云南旅游等公司值得看好。生物制藥是云南最有特色的優勢產業之一，云南省將在產品研發、稅收等方面大力支持生物制藥企業。其中，醫藥領軍企業云南白藥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事實上，“橋頭堡”戰略自提出以來，就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今年 昆交會期間，美國聯邦快遞集團亞太區有關負責人表示，云南具有良好的區 位優勢和對東南亞、南亞地區的輻射功能，擁有國內首屈一指的民航運輸網 絡，聯邦快遞將積極開拓云南物流市場。新加坡三德集團更是提前看到“橋 頭堡”戰略帶來的投資機會，斥資3000萬美元將其中國總部搬到昆明。繼國家部委緊鑼密鼓地調研云南“橋頭堡戰略”后（見本報7月26日第七版《 多部委調研云南“橋頭堡戰略”》），本報記者了解到，一些關鍵政策已經 開始獲得有關部委的正式支持。

2010年7月27日，云南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財政薄弱是云南橋 頭堡建設的一大瓶頸。云南省省長秦光榮認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 工作的全面推開，將為橋頭堡建設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這次啟動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標志著金融體系支持云南全面對外開放新時期的到來。”

云南在利用其區位優勢的同時，應鼓勵多種貿易方式的發展，促進貿易結 構的轉型升級。如，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老東盟6國對我國 的平均關稅從12.8%降至0.6%，到2015年，新東盟4國對我國90%產品實施零關稅。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外貿總額為61.2億美元，增幅列 居全國第二，對東盟的貿易額則同比增長54.2%。但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農產品、機電、生活用品的出口，進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貿易結構和貿易量和其具有的區位優勢不相符。

云南向中央申請外向型的優惠政策，“政策的優惠遠點要向深圳珠海看齊，近點要看齊廣西、海南、兩江新區、新疆喀什等政策。”

與此同時，我省要進一步強化統籌協調，凝聚各方力量，抓緊推進以下重點工作：一是在配合國家發改委起草好國家指導橋頭堡建設專門文件和做好橋頭堡建設專項規劃的基礎上，積極做好匯報銜接，力爭橋頭堡建設納入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和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并從多種渠道進入國家部委的專項規劃；二是在國家指導性文件出臺后，加緊研究出臺我省的實施意見；三是多方爭取國家對橋頭堡建設中的通道、產業、平臺、窗口給予資金和政策支持；四是爭取國家在跨境合作區建設、通關便利化、人民幣跨境結算等方面“先行先試”，積累經驗，爭取國家把對周邊國家的援助項目更多地交由云南實施。

第三篇：云南橋頭堡戰略

云南省“橋頭堡”戰略概述

云南“橋頭堡”建設分為兩個階段。2011---2015年第一階段，云南將加快實施互聯互通的通道路網建設、加快通關便利、綜合口岸基礎設施建設、緬甸皎漂到昆明油氣管道建設、國際物流體系的建設，連通云南到印度洋的口岸建設。2016-2020年是第二階段，建成昆明、曲靖、大理、蒙自四大樞紐為核心的公路、鐵道、航空、水運對內對外運輸網絡運輸體系的建設；建設石油、化工天然氣、新能源、特色農業、礦產加工、生物制藥、旅游文化、金融交通運輸建設。在基礎設施方面，構建南北方向的印度洋國際大通道，包括泛亞鐵路、泛亞公路，從深圳到廣州、到南寧到昆明，到緬甸、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亞洲大陸橋，是支撐“橋頭堡”的重要骨架。

云南將借助橋頭堡戰略打造“滇中城市經濟圈”、八個“沿邊經濟區“和四條”經濟走廊“。滇中城市經濟圈是以昆明為核心，統領玉溪、曲靖、楚雄。八個沿邊經濟區將建成為加快口岸經濟港、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跨境合作區、三頭在外的產業聚集區、無障礙跨境旅游區、民族保護及生態保護試驗區。四條經濟走廊包括云南-河內、云南—曼谷、云南-皎漂、云南-印度加爾各答等。構建直達印度洋國際大通道

2009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八屆八次全會上，橋頭堡建設被確定為云南經濟社會發展新三大戰略目標之一。對于橋頭堡建設的內涵，顧朝曦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按照字面意思，‘橋’‘頭’‘堡’可以理解為大通道、大前沿、大基地。而其建設的目標和重點就是：建設一條通道，即面向東南亞、南亞開放的貿易大通道；形成兩個基地，即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出口商品基地和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基地；搭建一個平臺，即通過進一步辦好昆交會、南亞國家商品展和中國—南亞商務論壇等重要展會，把云南建成我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交流合作的平臺。”

對于大通道建設，顧朝曦在許多場合作出過這樣的論述：“直達印度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選擇。”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云南省一直關注直達印度洋國際大通道的構建，即從西南方向形成一條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而連接歐洲的新通道。“這條從云南經由緬甸直達印度洋的大通道，要比目前經東南沿海繞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的行程短3000公里左右。”

顧朝曦說，在世界經濟集團化、區域化趨勢下，經濟走廊的開發已成為世界性潮流。云南地處我國與中南半島和南亞次大陸結合部，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是我國不繞經馬六甲海峽通往南亞、中亞、印度洋，進入歐洲、非洲最為便捷的陸上通道，具有地理位置最優、面臨市場最廣、與東盟及南亞和中東國家互補性最強、對外連通條件最好等優勢。國際大通道建設將大大改善這一區域的交通運輸布局狀況，從而擴大和深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合作，發展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促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與分工，將成為一條現代絲綢之路。

帶動西南省份跨越式發展

顧朝曦接著分析，“直達印度洋國際大通道的建設，將促使云南發揮連接我國腹地與東南亞、南亞市場的優勢，有效提高西部地區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整體協調和國際競爭能力。”

云南是南亞次大陸經濟圈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交匯點和重合點，如今，這兩大區域的崛起，也給云南乃至西南省份實現跨越式發展帶來了機遇，有助于西南地區從改革開放的后方，躍升為改革開放的前沿。

西南地區自然資源富集，長期以來，由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等制約了發展。國際大通道將為西南地區對外開放打開一個便捷的通道，提高西南地區對外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西部地區“走出去”，形成資金、技術、人才、勞動力、信息、商品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在更大范圍內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并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促進整個西南地區的大發展。“而作為窗口，云南也將承擔起我國向東南亞、南亞展示友好合作誠意、展示改革開放成果、展示中華文化、促進相互了解與友誼的窗口。”顧朝曦說。

南亞國家商品展落戶昆明

2007年12月，首屆南亞國家商品展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辦，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經過云南省的爭取，2009年舉辦的第二屆南亞國家商品展即落戶昆明，與昆交會同期舉辦。今年3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同意從今年起南亞展由商務部與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與昆交會同期同地舉辦。這也意味著，中國與南亞各國開展經貿合作的一個重要平臺永久落戶云南。

云南與南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歷史悠久，古代的“南方絲綢之路”承擔著傳播友誼、交流文化、互通有無的作用，是千百年來中國與南亞國家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昆明氣候宜人，與南亞國家氣候相近，南亞國家的客商前來更容易適應。加上云南的溝通語言很多，有些南亞國家的客商甚至能與云南當地人直接溝通。”顧朝曦這樣闡述昆明舉辦南亞國家商品展的地緣優勢。事實上，在對南亞開放上，云南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

早在2004年，昆交會就設立了南亞館，近年來，南亞國家參展企業和客商逐年增多，南亞館規模也逐步擴大。許多南亞國家的參展商通過參展，學會了如何與中國的參展商合作，通過在中國的訪問，也發現了中國巨大的市場。顧朝曦與南亞許多國家的駐華大使都是多年的朋友，也一直致力于加強與南亞國家的溝通與合作。對于南亞國家對昆交會及南亞國家商品展表現出的熱情，他表示深感欣慰。

“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據悉已經開啟，中國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近日透露了“十二五”規劃的5條思路，其中，結構調整為首要目標，社會建設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富民任務須明確提出“富民”任務

做為統領未來5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總體規劃，我認為，“十二五”規劃應明確提出“富民”的目標和任務。

中國每個五年計劃或規劃都有一個相對明確的主題。所謂主題，也就是未來5年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當然，問題最后能否解決或解決的程度如何，取決于諸多因素，但在編制規劃的時候，總有個相對集中的主題。具體到“十二五”規劃，之所以應將“富民”做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提出來，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十二五”規劃是新中國60年后的一次再出發。中國剛剛隆重慶祝了60歲生日，進入下一個甲子，應該有一個新的發展思路。

其次，“十二五”規劃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而此次金融危機無論對世界還是對中國，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題。

第三，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目前中國人均GDP首次達到3200美元，按照國際標準，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便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這一時期的發展思路肯定與過去不同。

上述三點決定了“十二五”規劃與此前的十一個規劃有著本質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過去的十一個規劃追求“國強”，“十二五”規劃則追求“民富”。這當然不是說，建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30年來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而是指相對于GDP的增長，作為整體的民眾的富裕程度沒有GDP增長快。何況，按照聯合國的貧困標準，中國至少還有一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

另外，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都跟貧富差距和民眾的普遍不富裕有著直接的關系。如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問題、消費和內需不足的問題，乃至一些群體性事件，都有著貧富分化的影子。貧富分化甚至直接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穩定。

所以，“十二五”規劃政策的著力點應該轉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富裕人民群眾作為全新思路和戰略，圍繞著如何“富民”問題，制定行動路線圖。而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今天的經濟實力也已經為解決“富民”問題提供了物質基礎。

民乃國之本。對于“民富與國強”的關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國強，而不是相反。事實上，多少國家興衰的歷史也告訴人們，民富雖然不必然等于國強，但民不富，國家必然不強；即使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強，也只能是外強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礎上的強大，才是根本性的強大。因此，中國政府需要更新觀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為一個明確的目標和任務。這就有必要在編制“十二五”規劃時，制定一個長期的提高福利的戰略規劃，這個戰略規劃的目的，是為建立一個有競爭力和公平正義的福利國家打下基礎。

“富民”雖然是一個經濟問題，但經濟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事實上，改革以來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內。為什么經濟高速增長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得不到同步提升？癥結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眾，而是政府及其與公權力有關聯的利益群體，以及資本利益集團和壟斷國企的經理層與員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夠抽走國民收入的大頭，并隨心所欲地支配財富而不受監督，資本之所以能夠壓制眾多的勞動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權力過大。

中國傳統上本就是一個大政府國家。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民眾，心中都存在一個大政府觀念。所以，要在政府權力過大的情形下改變收入分配不合理狀況，須將之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來看待，否則，僅僅視之為一個經濟問題，解決起來很難。

另一方面，盡管“富民”問題在未來5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內非常重要，但畢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問題的解決。正如本文開頭所說，在官方看來，“十二五”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諸種結構構成的結構難題。結構問題在中國來說不是一個新問題，但“十二五”規劃還是把它列為必須優先解決的頭等大事，這說明，結構問題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續下去。

現在的情況是，雖然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要解決起來相當困難，否則，它也不會積累到今天這個程度。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不當干預造成的。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該增長方式的特點是，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

在這樣一種增長方式下，經濟越是高速發展，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獲利就越大。原因很簡單，政府掌握著切蛋糕的刀，他當然會把最大的一塊留給自己。而利益一旦累積，要改變起來就非常難。這也是調整結構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喊了多少年卻一直進展不大的根源。不但如此，當遇到外部的危機時，就像本次金融危機一樣，為了保增長，還會進一步強化結構失衡和政府對經濟增長方式的主導。

政府變革

以外部力量促進政府變革

所以，要轉變增長方式，推進各種結構調整，關鍵在于變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若不放棄對經濟增長方式的主導權，不將自身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建立在市場基礎上，要轉變發展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話。

但在政府成為市場最大獲利群體的情況下，要政府放棄自身利益，主動改革，談何容易？這個時候，就需要靠非政府的外部力量去促使政府變革。外部的力量可以通過立法等手段對行政權力進行修正性、補充性的約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嚴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權力的過度使用，或者通過加強社會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從而迫使政府做到：

（一）轉變和縮減政府的行政職能，限制行政權力；

（二）規范行政行為，控制行政權；

（三）加強社會自治，將一部分行政權轉化為社會的權力，使公民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結構。

應該說，在目前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博弈成為基本現實的背景下，依靠包括經濟主體的市場力量在內的廣泛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促進政府變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來越大。總之，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干預，須使政府形成一個穩定和完善的權力運作機制和框架。當政府用一種比較規范的方式來行使公權力時，經濟主體自會在市場的作用下，自然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型，而無須政府勞神費力。就此而言，“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和任務能否如期完成，取決于政府變革的程度。

第四篇：大學生深入學習橋頭堡戰略

關于深入學習橋頭堡戰略

摘要：

在現在經濟日益增長，競爭激烈的的社會里一種好的戰略方針是非常重要的。橋頭堡是陸橋經濟研究中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質、運輸線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門的定位是確定橋頭堡的主要依據;融國際運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國際商貿中心,是橋頭堡的主要功能定位。

關鍵詞：

一、橋頭堡戰略的相關概念

橋頭堡是陸橋經濟研究中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質、運輸線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門的定位是確定橋頭堡的主要依據。

橋頭堡是陸橋經濟研究中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質、運輸線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門的定位是確定橋頭堡的主要依據;融國際運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國際商貿中心,是橋頭堡的主要功能定位。比如新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連云港，指的是一個經濟帶的起點城市。“橋頭堡”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里的解釋：

1、為控制重要橋梁、渡口而設立的碉堡、地堡或據點。

2、設在大橋橋頭的像碉堡的裝飾構筑物。

3、泛指作為進攻的據點。

二、云南橋頭堡戰略

云南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南亞，建設橋頭堡關鍵是要提升云南在國家沿邊開放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為國家爭取外部發展空間的支撐基地，成為國家睦鄰友好政策的載體，成為云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器。

云南作為一個邊疆欠發達省份，建設面向西南開放的橋頭堡，對云南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進一步統籌國內發展和提升沿邊開放水平、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邊疆長治久安，都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云南省正處于加速構建云南對外開放新格

局的關鍵時期，應該緊緊抓橋頭堡建設這個新的歷史機遇，進一步發揮體制機制作用，擴大對外合作，全面提升云南省各領域的對外開放水平。

一直以來，中國與世界貿易聯系主要是經馬六甲海峽、宮古水道、大隅海峽3條出海通道。如川、滇、渝、黔等省份的進出口貿易，傳統上是從廣東下海，沿太平洋繞經馬六甲海峽，或其他海峽進入印度洋，再及沿岸各國。建設云南橋 頭堡，可以改變這種現象，貨物貿易除經此可直達東南亞、南亞外，亦可到迪拜或阿聯酋中轉，再直通歐洲南部或非洲。

云南位于青藏高原向東南延伸至海洋的斜坡上，地處中國大陸與中南半島結合部，向南經緬甸、泰國等出海，可直達印度洋。云南的區位利于發揮從陸路上連接我國腹地、東南亞、南亞三大潛在市場的優勢。我國西南省區的進出口物資，由云南、緬甸方面出海直入印度洋，比由我國沿海各港口到上述地區近3000多公里運距，運時也縮短5-6天。云南毗鄰東南亞、南亞兩個巨大的國際市場，這是一個覆蓋了18個國家、21億人口的地區，把云南建設成為面向這一地區開放的橋頭堡，將為提升我國沿邊開放質量創造良好條件。

考慮到地理區位上所處的優勢，云南是中國唯一可同時與東亞、東南亞、南亞，太平洋、印度洋相通相連的省份。云南可以南亞、東南亞國家為開放重點，面向印度洋沿岸，同時延伸到西亞以及非洲東部廣大區域。在此人口眾多、發展中國家密集的區域，有著資源豐富、市場成長性潛力巨大的廣闊背景。

事實上，“橋頭堡”戰略自提出以來，就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今年昆交會期間，美國聯邦快遞集團亞太區有關負責人表示，云南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對東南亞、南亞地區的輻射功能，擁有國內首屈一指的民航運輸網絡，聯邦快遞將積極開拓云南物流市場。新加坡三德集團更是提前看到“橋頭堡”戰略帶來的投資機會，斥資3000萬美元將其中國總部搬到昆明。繼國家部委緊鑼密鼓地調研云南“橋頭堡戰略”后，一些關鍵政策已經開始獲得有關部委的正式支持。7月27日，云南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財政薄弱是云南橋頭堡建設的一大瓶頸。云南省省長秦光榮認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的全面推開，將為橋頭堡建設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這次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標志著金融體系支持云南全面對外開放新時期的到來。”云南對外金融合作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云南財經大學東南亞南亞研究所所長胡列曲說。

與此同時，云南有關部門還在與海內外金融機構、政府高官商討如何加強泛亞地區財金貨幣合作大通道建設，如何對構建戰略大通道和云南橋頭堡建設形成金融支撐，等等。顯然，云南橋頭堡建設開始漸入佳境。按兩個階段分步推進知情人士透露，國家發改委將在8月牽頭編制《云南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 堡專項規劃》，并在11月份形成初稿。在這個專項規劃編制之前，國家發改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委托云南省社科院編制了《云南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專項規劃制定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云南省社科院已完成《指導意見》。參與《指導意見》編寫的云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齊歡稱，《專項規劃》將在《指導意見》基礎上修訂，國家發改委本月的調研，便是對《指導意見》進行系統的考察。

齊歡表示，目前，整個橋頭堡的框架已大致清晰，即云南將在國際大通道與進出口加工基地建設，以及大湄公河次區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孟中印緬合作機制建設等主要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據《指導意見》，云南橋頭堡建設將是一個為期十年的中長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2011---2015年是云南橋頭堡戰略重點的突破階段，云南將加快實施互聯互通的通道路網建設、加快通關便利、綜合口岸基礎設施建設、緬甸皎漂到昆明油氣管道建設、國際物流體系的建設，連通云南到印度洋的口岸建設。2016-2020年則是重點突破，建成昆明、曲靖、大理、蒙自四大樞紐為核心的公路、鐵道、航空、水運對內對外運輸網絡運輸體系的建設；建設石油、化工天然氣、新能源、特色農業、礦產加工、生物制藥、旅游文化、金融交通運輸建設。

在基礎設施方面，構建南北方向的印度洋國際大通道，包括泛亞鐵路、泛亞公路，從深圳到廣州、到南寧到昆明，到緬甸、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亞洲大陸橋，是支撐“橋頭堡”的重要骨架。其中連接云南與緬甸的，主要包括經德宏從瑞麗出境的滇緬陸水聯運通道、昆明—仰光高等級公路和泛亞鐵路西線。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云南省一直關注直達印度洋國際大通道的構建，即從西南方向形成一條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而連接歐洲的新通道。這條從云南經由緬甸直達印度洋的大通道，要比目前經東南沿海繞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的行程短3000公里左右。據統計，目前中國出口貨物有42%，原油進口的90%均經馬六甲。一旦印度洋大通道貫通，云南將不再是一 3

個傳統意義上的貧困邊陲，而成為開放的前沿。期待更多優惠政策云南將借助橋頭堡戰略打造滇中城市經濟圈、八個沿邊經濟區和四條經濟走廊。

其中，滇中城市經濟圈是以昆明為核心，統領玉溪、曲靖、楚雄。八個沿邊經濟區將建成為加快口岸經濟港、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跨境合作區、三頭在外的產業聚集區、無障礙跨境旅游區、民族保護及生態保護試驗區。四條經濟走廊包括云南-河內、云南—曼谷、云南-皎漂、云南-印度加爾各答等。點軸面的全方位立體式布局將增強云南在國內國外的市場輻射功能。齊歡稱，以昆明為中心的滇中城市經濟，將是云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八個經濟區及四條經濟走廊的建設則是有利于加快沿線開發、承擔向西南開放，增強市場的輻射功能。《指導意見》指出，云南在利用其區位優勢的同時，應鼓勵多種貿易方式的發展，促進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如，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老東盟6國對我國的平均關稅從12.8%降至0.6%，到2015年，新東盟4國對我國90%產品實施零關稅。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外貿總額為61.2億美元，增幅列居全國第二，對東盟的貿易額則同比增長54.2%。但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農產品、機電、生活用品的出口，進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貿易結構和貿易量和其具有的區位優勢不相符。在《指點意見》中，除發展云南六大支柱產業外，云南將作為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的重要基地，以促進其產業結構調整。據了解，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包括勞動密集型產業、深加工制造業為重點、進出口加工貿易業、進出口商品區、資源性精加工、現代物流業、承接兩頭在外的產業。另據知情者透露，國家發改委已表示，在規劃的云南橋頭堡重要產業中，將對云南現代物流產業加大支持力度。齊歡透露，云南向中央申請外向型的優惠政策，“政策的優惠遠點要向深圳珠海看齊，近點要看齊廣西、海南、兩江新區、新疆喀什等政策。”

將云南建設成為民族文化大省，綠色強省，面向西南及東南亞的國際性通道。積極發展并鞏固同周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經濟學術交流，促進邊境互市貿易。大力宣傳云南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以及普洱茶文化，云南小粒咖啡在中國市場的絕對主導地位。

三、云南橋頭堡中大學生如何做

從省內看，一是對周邊國家情況研究不深，對合作對象的合作意愿把握不準，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中存在“剃頭挑子一頭熱”的情況；二是對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邊境地區開放度不高、人流物流不暢；同時，缺乏對跨國公司在滇設立總部和辦事機構的具體政策支持，難以形成對外開放的集聚效應；四是云南在對東南亞、南亞開放方面具有特殊性，如果國家財政、稅收、金融投資、口岸通關等政策一刀切，很難開展大規模的貿易與合作開發。因此，我們必須針對突出問題和主要制約因素，盡快爭取國家支持，完善對外開放政策，為發揮橋頭堡作用提供強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是要深入研究，創造性地用好用活國家和省內已有的對外開放政策，尤其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重爭取、輕落實的不良傾向；二是完善現有合作機制，推動建立新的合作機制。創造條件推動建立昆明合作組織，建立中國與南亞國家特別是環孟加拉灣國家的合作機制；三是強化對“走出去”的領導，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充分利用我駐外機構、華人華僑團體等各種資源；四是擴大對外交往和宣傳，突出橋頭堡互聯互通、互利共贏的作用；此外，多做好事、多交朋友，加快周邊國家對橋頭堡建設的了解和認同。

第五篇：深入學習橋頭堡戰略實踐報告

寒假實踐報告

深入學習橋頭堡戰略

昆明理工大學津橋學院 計電系 網絡073班 楊艷清 200716021231

“橋頭堡戰略”是推進我國向西南開放、實現睦鄰友好的戰略需要，也是云南推進“興邊富民”工程、實現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現實需要，對促進云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009年7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國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此后，加快橋頭堡建設，把云南建成中國沿邊開放經濟區已成為云南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發改委啟動編制指導意見，意味著這一戰略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云南建設中國向西南開放橋頭堡具有諸多優勢：一是區位條件優越；二是資源豐富，生物、能源、礦產、民族文化、旅游等資源富集；三是具有后發優勢，特別是經過西部大開發十年的發展，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云南發展態勢、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越來越好。將為區域經濟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做出更大貢獻。

云南建成我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是黨和國家在新時期推進我國陸上開放、提升沿邊開放水平的重大戰略部署，突出了云南在國家對外開放戰略中前沿性、重要性和帶動性的作用，給云南加快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橋頭堡”是陸橋經濟研究中的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重要概念，包含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內容，具有控制力、發展力和影響力3方面的特征。“使云南成為我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就是要充分發揮云南地緣優勢，在中國向西南開放中先行一步，成為我國從陸路溝通東南亞、南亞，直達印度洋的通道；成為交通、電力、通信的門戶樞紐；成為我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成為我國面向印度洋沿岸國家的外向型產業基地和進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成為對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

當前，云南對外開放的政策體系還不夠完善，開放領域還不夠寬、開放層次比較低、開放效益不高、對外開放帶動全省又好又快發展的能力還不強，離橋頭堡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從省內看，一是對周邊國家情況研究不深，對合作對象的合作意愿把握不準，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中存在“剃頭挑子一頭熱”的情況；二是對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邊境地區開放度不高、人流物流不暢；同時，缺乏對跨國公司在滇設立總部和辦事機構的具體政策支持，難以形成對外開放的集聚效應；四是云南在對東南亞、南亞開放方面具有特殊性，如果國家財政、稅收、金融投資、口岸通關等政策一刀切，很難開展大規模的貿易與合作開發。

因此，我們必須針對突出問題和主要制約因素，盡快爭取國家支持，完善對外開放政策，為發揮橋頭堡作用提供強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是要深入研究，創造性地用好用活國家和省內已有的對外開放政策，尤其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重爭取、輕落實的不良傾向；二是完善現有合作機制，推動建立新的合作機制。創造條件推動建立昆明合作組織，建立中國與南亞國家特別是環孟加拉灣國家的合作機制；三是強化對“走出去”的領導，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充分利用我駐外機構、華人華僑團體等各種資源；四是擴大對外交往和宣傳，突出橋頭堡互聯互通、互利共贏的作用。

事實上，“橋頭堡”戰略自提出以來，就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今年昆交會期間，美國聯邦快遞集團亞太區有關負責人表示，云南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對東南亞、南亞地區的輻射功能，擁有國內首屈一指的民航運輸網絡，聯邦快遞將積極開拓云南物流市場。新加坡三德集團更是提前看到“橋頭堡”戰略帶來的投資機會，斥資3000萬美元將其中國總部搬到昆明。

《指導意見》指出，云南在利用其區位優勢的同時，應鼓勵多種貿易方式的發展，促進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外貿總額為61.2億美元，增幅列居全國第二，對東盟的貿易額則同比增長54.2%。

但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農產品、機電、生活用品的出口，進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貿易結構和貿易量和其具有的區位優勢不相符。

在《指點意見》中，除發展云南六大支柱產業外，云南將作為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的重要基地，以促進其產業結構調整。

據了解，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包括勞動密集型產業、深加工制造業為重點、進出口加工貿易業、進出口商品區、資源性精加工、現代物流業、承接兩頭在外的產業。

另據知情者透露，國家發改委已表示，在規劃的云南橋頭堡重要產業中，將對云南現代物流產業加大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