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閱讀書目

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方向研究生

閱讀書目舉要

（單波修訂于2003年冬）

諸位，很榮幸能和大家走進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從今天開始，你們將和我一道在這個領域開荒、耕耘、探索，并以此引為同道，進行我們的精神交往。

我應該贊美諸君的幸福，因為你們的青春正好落在這樣的一些日子里，你們可以不受擾亂地專心從事于真理與科學的探討。得到諸君的信賴是我的榮幸，亦是一種緣分，但我更次希望你們信賴科學，信賴自己，鼓起追求真理的勇氣，在學習中提升對于精神力量的信仰。

很高興你們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如何讀書”，這真是應驗了荷麟先生的一句話：“人是讀書著書的動物”。不過，我得首先提醒你們三點：第一，這一問題就像“我該如何做人”的問題一樣，應該先向自己提出，并求得一初步思考，然后在我們的討論中確定路線，這樣才體現為一個互動式學習的過程；第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情、興趣、才能和需要，因此，讀書方法不必相同，應體現自己的特點；第三，讀書有著廣泛的涵義，不僅要讀用文字寫出來的書，而且要讀自然、人生、社會等不成文的書。即用一己之生命去觀察、體驗，這樣，所得的學問更為真實，更為創新，更為靈活。我們之所以把書本比作“階梯”，是因為我們通過書本進行著跨越時空的知識與精神交流，尋找著通向智慧的路徑；我們之所以把生活比作“源頭活水”，是因為我們的創造永遠植根于我們對生活的理解。

我們的讀書生活將圍繞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來展開。我們必須清楚，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研究領域，它所涉及的媒介文化、媒介經濟、媒介與民主政治、媒介體制、媒介社會、媒介倫理、媒介法制等問題，延伸到哲學、文化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法學、美學、人類學等領域。我們只有通過普遍學習、普遍思考，才能獲得透視人類新聞傳播現象的“透鏡”，進而不斷發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問題，又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開展自己的讀書生活。我們的讀書方法是：史論結合、中外對比、多維思考、關注現實。

讀書如臨戰場，這是一場與人的成見、偏見、情欲進行的戰斗，我們將用創造性和精神的超越打開前進的道路。朱子所謂“讀書須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最足以表示這種如臨戰場的讀書精神，我建議把它作為我們讀書的指針。下面略作讀書指示，僅供參考。

一、治學要講究方法，所謂科學的入口就是方法的入口處。先提示幾種方法論的書籍供大家閱讀。

1、（法）奧古斯特?孔德：《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2、（法）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天慶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3、（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求零、田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

6、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7、（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

8、二、歷史是我們了解現實的出發點，沒有對歷史的了解，我們無法詮釋現實。在史學方面，可讀的書比較多，試舉數種：

1、錢穆：《國史大綱》(上下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二、三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張汝倫：《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韓民青：《文化的歷程》（一、二、三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美）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華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

7、（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董樂山譯，三聯書社1997年。

8、鄒鐵軍 主編：《自由的歷史構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9、錢乘旦、許浩明：《英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0、呂一民：《法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丁建弘：《德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張開沅

羅富惠 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英）哈耶克等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2000年版。

15、（美）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度（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法）謝和耐：《中國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

19、凌志軍：《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版。

20、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

21、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2、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3、（美）威爾伯?斯拉姆：《人類傳播史》，游梓翔、吳韻儀 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版。

25、（法）皮埃爾?阿爾貝：《世界新聞簡史》，新華出版社1985年。

26、陳力丹：《世界新聞傳播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7、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上、下冊），臺灣印書館1980年版。

28、（美）埃德溫?埃默里：《美國新聞簡史》，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

29、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30、（英）阿?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三、哲學是智慧的學問，它可以幫助我們建立睿智的思維，同時新聞傳播研究涉及宇宙論、知識論、人生論、本質論等哲學問題，需要用哲學的眼光加以透視。

1、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1993年版。

2、（瑞士）讓?皮亞杰：《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3、（美）約翰?杜威：《人的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高海清：《哲學的憧憬：<形而上學>的沉思》，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5、楊適：《人的解放——重讀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社。

7、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8、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臺灣學生書局

9、張再林：《中西哲學比較論》，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0、11、12、13、14、15、（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學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

夏基松：《現代西方哲學教程新編》（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德）石里克：《倫理學問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

16、（美）杜威：《新舊個人主義》，孫有中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

17、（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洪漢鼎：《理解的真理——解讀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朱立元：《美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1、22、朱潛：《談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俄）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張百春譯，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

23、弓肇祥：《真理理論——對西方真理理論歷史地批評地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24、25、（德）費希特：《人的使命》，梁志學、沈真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法）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泳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27、28、29、30、金岳霖：《知識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彭漪漣：《事實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法）羅素：《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日）中村元：《比較思想論》，吳震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英）伯特蘭·羅素：《西方的智慧》，瞿鐵鵬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英）大衛·休謨：《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四、文化規定了傳播的內容、方式、方法及傳播方向、效果，傳播以符號化、意義化的方式呈現著文化，這給我們提出了研讀文化學著作的要求

1.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 2.許思園：《中西文化回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 3.楊適：《中西人論的沖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4.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吳予敏：《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6.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年 7.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三聯書店2003年 8.阿蘭·斯威伍德：《大眾文化的神話》，馮建三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 9.馬廉頗：《晚清帝國視野下的英國—以嘉慶道光兩朝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鐘玲：《美國詩與中國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11.于文繡：《文化研究思潮導論》，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張岱年、湯一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13.(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法）阿芒·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陳衛星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15.(美)史蒂夫·莫滕森：《跨文化傳播學：東方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16.（美）歐文·拉茲洛：《多種文化的星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小組報告》，戴侃、辛未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關世杰：《跨文化交流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18.（德）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潘亞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19.（美）愛德華·霍爾：《無聲的語言》，劉建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美）賽繆爾·P·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 21.（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商務印書館2001年 22.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23.（英）約翰·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郭英劍，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24.（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二版），楊竹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25.（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26.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商務印書館

27.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 28.莊錫昌：《二十世紀美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29.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 30.汴謙：《理性與狂迷：二十世紀德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9年 31.丁建弘：《普魯士的精神與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2.馬勇：《中國近代文化諸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論》，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

34.錢乘旦、陳曉津：《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35.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近代士大夫與西方挑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五、新聞傳播植根于現代民主政治，同時，現實的新聞傳播又面臨著種種政治問題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政治學的學習

1、（英）約翰·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吳之春譯，商務印書館1958年

2、（美）塞繆爾·P·享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

3、（英）約翰·洛克：《政府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

4、（美）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6、（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7、（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等《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達巍等編：《消極自由有什么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

9、（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國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10、（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1、（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2、（荷蘭）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3、（英）約翰·彌爾頓：《為英國人民聲辯》，何寧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譯。

14、（英）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建、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5、（美）里夫斯：《美國民主的再考察》，吳延佳、方小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6、（英）約翰·密爾：《論自由》，程崇華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7、（日）豬口孝、（英）愛德華·紐曼、（美）約翰·基恩編：《變動中的民主》，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約翰·鄧恩：《民主的歷程》，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英）約翰·鄧恩：《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馬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20、（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潘一禾：《觀念與體制：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

22、（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23、汪行福：《通向話語民主之路——與哈貝馬斯對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意）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楊軍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英）賈斯延·羅森伯格：《質疑全球化理論》，洪霞、趙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6、（美）約翰·凱克斯：《反對自由主義》，應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荷蘭）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8、（英）阿龍：《約翰·洛克》，陳恢欽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0、王劍濤：《倫理政治研究——從早期儒學理論的透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1、王滬寧：《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成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美）羅納德·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布里埃爾·阿爾蒙德、小鮑威爾主編：《當代比較政治學》，曹沛淋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34、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六、傳媒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傳播在日常生活中展開，表現著人的社會關系，因此，研習新聞學、傳播學，必須構建社會學的知識視野。

1、侯鈞生：《西方社會學思想進程》，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陳定閎：《中國社會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3、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

5、（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

6、（法）費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7、（法）讓·卡澤納夫：《社會學十大概念》，楊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9、（法）路易·迪蒙：《論個體主義——對現代意識形態的人類學觀點》，谷方譯，上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張永喜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1、（德）霍克海默：《批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

1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

13、（法）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全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4、景天魁：《社會人士的結構與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15、王東進主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6、唐鈞：《中國城市居民貧困線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7、李宗主編：《西歐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18、（美）安東尼·古登斯：《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1994）1998年版。

19、（美）安東尼·古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三聯書店1998年版。20、（美）安東尼·古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1998年版。

21、（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郭國良、徐建華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2、（法）皮埃爾·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法）皮埃爾·布爾迪厄：《關于電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4、陳原：《社會語言學》，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

25、王銘銘：《想象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6、楊陽：《王權的圖騰化——政教合一與中國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尚會鵬：《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8、（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費孝通等譯，中國民間藝術出版社198年版。

七、值得關注的新聞學、傳播學著作（除了上面的列舉之外）

1、邵飄萍：《實際應用新聞學》，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2、徐寶璜：《新聞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吳予敏：《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4、（荷蘭）丹尼斯·麥奎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5、（美）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

6、（美）約翰·赫爾斯、頓：《美國新聞道德問題種種》，中國戲文出版社1987年版。

7、（美）羅恩·史密斯：《新聞道德評價》，李慶藜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

8、（英）蘇珊·L·卡拉瑟斯：《西方媒介與戰爭》，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9、（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陳亮等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10、（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陳德民、葉曉輝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美）丹尼爾·戴揚、伊萊體·卡茨：《媒介事件》，麻爭旗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

12.(美)本·巴格迪坎：《傳播媒介的壟斷》，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

13.（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4.（加）哈羅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5.（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體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版

16.（美）彼得斯：《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何道寬譯，華夏出版社2003版

17.（加）菲利普·馬爾尚：《麥克盧漢媒介與信使》，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版

18.（英）泰瑪·利貝斯，（美）伊萊休。卡茨：《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劉自雄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19.（美）羅伯特·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劉利群譯，華夏出版社2003版

20.（美）大衛·阿什德：《傳播生態學：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擇譯，華夏出版社2003版

21.（美）約瑟夫·塔洛：《分割美國：廣告與新媒體世界》，洪兵譯，華夏出版社2003版

22.（美）羅杰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殷曉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版

23.郭鎮之：《北美傳播研究》，北京傳播學院出版社1997版

24.（美）T.巴頓·卡特等：《大眾傳播法概要》，黃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版

25.（美）保羅·萊文森：《思想無稽》，何道寬譯，南京人民出版社2003版 26.（美）約瑟夫·斯特勞巴哈，羅伯特。拉羅斯：《今日媒介：信息時代的傳播媒介》，雄澄宇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版

27.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米爾頓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版

28.（美）戴維·巴特勒：《媒介社會學》，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版

29.（美）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新聞媒介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華夏出版社1989版

30.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版 31.（法）洛特菲·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

32.張錦華：《傳播批判理論》，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版 33.（美）愛德華·赫爾曼等：《全球媒體》，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版 34.（美）羅杰·非德勒：《媒介形態變化》，華夏出版社2000版

35.（美）威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華夏出版社1990版 36.（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三聯書店1988版 37.辜曉進：《走進美國大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版

38.（美）邁克爾·舒德森：《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何穎怡譯，臺灣遠流出版社1993版

39.張國良主編：《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版 40.梁建增：《焦點訪談紅皮書，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版

第二篇：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方向研究生閱讀書目

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方向研究生

閱讀書目舉要

（單波修訂于2007年秋）

諸位學友，很榮幸能和大家走進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從今天開始，你們將和我一道在這里開荒、耕耘、探索，并以此引為同道，進行我們的精神交往。

我應該贊美諸君的幸福，因為你們的青春正好落在這樣一些日子里，你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專心從事于真理與科學的探討。得到諸君的信賴是我的榮幸，亦是一種緣分，但我更希望你們信賴科學，信賴自己，鼓起追求真理的勇氣，在學習中提升對于精神力量的信仰。

很高興你們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如何讀書”，這真是應驗了賀麟先生的一句話：“人是讀書著書的動物”。不過，我得首先提醒你們三點：第一，這一問題就像“我該如何做人”的問題一樣，應該先向自己提出，并求得一初步思考，然后在我們的討論中確定讀書路線，這樣才體現為一個互動式學習的過程；第二，讀書必須帶著問題去讀，用問題意識激活知識系統，開辟知識的道路。第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情、興趣、才能和需要，因此，讀書方法不必相同，應體現自己的特點；第四，讀書有著廣泛的涵義，不僅要讀用文字寫出來的書，而且要讀自然、人生、社會等不成文的書，即用一己之生命去觀察、體驗，這樣，所得的學問將更為真實，更為創新，更為靈活。我們之所以把書本比作“階梯”，是因為我們通過書本進行著跨越時空的知識與精神交流，尋找著通向智慧的路徑；我們之所以把生活比作“源頭活水”，是因為我們的創造永遠植根于對生活的理解。

我們的讀書生活將圍繞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來展開。我們必須清楚，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研究領域，它所涉及的媒介文化、媒介經濟、媒介與民主政治、媒介體制、媒介社會、媒介倫理、媒介法制等問題，延伸到哲學、文化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法學、美學、人類學等領域。我們只有通過普遍學習、普遍思考，才能獲得透視人類新聞傳播現象的“透鏡”，進而不斷發現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問題，又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開展自己的讀書生活。我們的讀書方法是：史論結合、中外對比、多維思考、關注現實。

與此同時，特定的研究領域又要求我們把解讀西方傳媒及跨文化傳播現象作為讀書的重點，去讀懂特定的傳媒歷史與個性、特定的媒介事件、典型的媒介人物、獨特的媒介文本······，總之，從細節處修建探索之路，讓思想著陸于具體的事物，以求得真實的理解與體驗。

讀書如臨戰場，這是一場與人的成見、偏見和情欲進行的戰斗，我們將用創造性和精神的超越打開前進的道路。朱子所謂：“讀書須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最足以表示這種如臨戰場的讀書精神，我建議把它作為我們讀書的指針。下面略作讀書提示，若能使各位根據自己的人生目標與價值取向，設計合理的讀書計劃，以利成就自我，那就達成了讀書的本意。

一、治學要講究方法，所謂科學的入口處就是方法的入口處。先提示幾種方法論的書供大家閱讀。

1、（法）奧古斯特·孔德：《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2、（法）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3、（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求零、田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法）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5、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陳強、張永強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

7、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8、（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

9、（法）馬太·杜甘：《比較社會學》，李潔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0、趙汀陽：《一個或所有問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王銘銘編：《西方與非西方》，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二、歷史是我們了解現實的出發點，沒有對歷史的了解，我們無法詮釋現實。在史學方面，可讀的書比較多，試舉數種：

1、錢穆：《國史大綱》（上、下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二、三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張汝倫：《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韓民青：《文化的歷程》（一、二、三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美）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華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

7、（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董樂山 譯，三聯書店1997年。

8、鄒鐵軍 主編：《自由的歷史建構》，人民出版社1994年。

9、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0、呂一民：《法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1、丁建弘：《德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章開沅

羅富惠 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英）哈耶克等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2000年版。

15、（美）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法）謝和耐：《中國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

19、凌志軍：《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20、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

21、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2、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3、(美)威爾伯·施拉姆： 《人類傳播史》，游梓翔、吳韻儀 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版。

25、（法）皮埃爾·阿爾貝：《世界新聞簡史》，新華出版社1985年。

26、陳力丹：《世界新聞傳播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7、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上、下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28、（美）埃德溫·埃墨里：《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1982年。

29、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30、（英）阿·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1、（美）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劉北成、趙國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

三、哲學是智慧的學問，它可以幫助我們建立睿智的思維，同時，新聞傳播研究涉及宇宙論、知識論、人生論、本質論等哲學問題，需要用哲學的眼光加以透視。

1、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1993年版。

2、（瑞士）讓·皮亞杰：《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3、（美）約翰·杜威：《人的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高清海：《哲學的憧憬：〈形而上學〉的沉思》，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5、楊適：《人的解放——重讀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

7、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8、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臺灣學生書局。

9、張再林：《中西哲學比較論》，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0、（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1、梁漱溟：《人心與人生》，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

12、夏基松：《現代西方哲學教程新編》（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13、（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14、（德）石里克：《倫理學問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5、（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

16、（美）杜威：《新舊個人主義》，孫有中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

17、（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洪漢鼎：《理解的真理——解讀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朱立元：《美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朱潛：《談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俄）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張百春譯，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

23、弓肇祥：《真理理論——對西方真理理論歷史地批評地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24、（德）費希特：《人的使命》，梁志學、沈真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5、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法）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27、金岳霖：《知識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28、彭漪漣：《事實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29、（法）羅素：《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30、（日）中村元：《比較思想論》，吳震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英）伯特蘭·羅素：《西方的智慧》，瞿鐵鵬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英）大衛·休謨：《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四、文化規定了傳播的內容、方式、方法及傳播方向、效果，傳播以符號化、意義化的方式呈現著文化，這給我們提出了研讀文化學著作的要求。

1、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

2、許思園：《中西文化回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

3、楊適：《中西人論的沖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4、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吳予敏：《無形的網絡 ——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6、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

7、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

8、阿蘭·斯威伍德：《大眾文化的神話》，馮建三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

9、馬廉頗：《晚清帝國視野下的英國——以嘉慶道光兩朝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鐘玲：《美國詩與中國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1、于文繡：《文化研究思潮導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張岱年、湯一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3、（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法）阿芒·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陳衛星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史蒂夫·莫滕森：《跨文化傳播學：東方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16、（美）歐文·拉茲洛：《多種文化的星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小組報告》，戴侃、辛未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17、關世杰：《跨文化交流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18、（德）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潘亞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9、（美）愛德華·霍爾：《無聲的語言》，劉建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美）愛德華·霍爾：《超越文化》，居延安譯，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21（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2（美）塞繆爾·P·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

23（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24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25（英）約翰·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郭英劍，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26（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二版），楊竹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7（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28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商務印書館。29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30、莊錫昌：《二十世紀美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31、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32卞謙：《理性與狂迷：二十世紀德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33丁建弘：《普魯士的精神與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馬勇：《中國近代文化諸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5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論》，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6錢乘旦、陳曉津：《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近代士大夫與西方挑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五、新聞傳播植根于現代民主政治，同時，現實的新聞傳播又面臨著種種政治問題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政治學的學習。

1、（英）約翰·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吳之春譯，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2、（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

3、（英）約翰·洛克：《政府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4、（美）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英）約翰·基恩：《媒介與民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6、（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7、（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等：《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達巍等編：《消極自由有什么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

9、（法）托克威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10、（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1、（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2、（荷蘭）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3、（英）約翰·彌爾頓：《為英國人民聲辯》，何寧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4、（英）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5、（美）里夫斯：《美國民主的再考察》，吳延佳、方小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6、（英）約翰·密爾：《論自由》，程崇華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7、（日）豬口孝、（英）愛德華·紐曼、（美）約翰·基恩編：《變動中的民主》，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約翰·鄧恩：《民主的歷程》，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英）約翰·鄧恩：《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馬音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20、（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潘一禾：《觀念與體制：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

22、（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23、汪行福：《通向話語民主之路——與哈貝馬斯對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意）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楊軍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英）賈斯廷·羅森伯格：《質疑全球化理論》，洪霞、趙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6、（美）約翰·凱克斯：《反對自由主義》，應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荷蘭）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8、（英）阿龍：《約翰·洛克》，陳恢欽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0、任劍濤：《倫理政治研究——從早期儒學視角的理論透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1、王滬寧：《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成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美）羅納德·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布里埃爾·阿爾蒙德、小鮑威爾主編：《當代比較政治學》，曹沛林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34、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5、（美）歐文·M·費斯：《言論自由的反諷》，劉擎、殷瑩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6、（美）蘭斯·班尼特：《新聞：政治的幻象》，楊曉紅、王家全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37、（美）哈羅德·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38、（英）蘇珊·斯特蘭奇：《權力流散》，肖宏宇 耿協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六、傳媒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傳播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展開，表現著人的社會關系，因此，研習新聞學、傳播學，必須建構社會學的知識視野。

1、侯鈞生：《西方社會學思想進程》，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陳定閎：《中國社會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3、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德）蓋奧爾格·西美爾：《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林榮遠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

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

6、（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

7、（法）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8、（法）讓·卡澤納弗：《社會學十大概念》，楊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10、（法）路易·迪蒙：《論個體主義——對現代意識形態的人類學觀點》，谷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張永喜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

13、（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14、（法）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全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5、景天魁：《社會認識的結構與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16、王東進主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7、唐鈞：《中國城市居民貧困線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8、李宗主編：《西歐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19、（美）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1994）1998年版 20、（美）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三聯書店1998年版。

21、（美）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1998年版。

22、（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郭國良、徐建華譯，商務印書 館2001年版。

23、（法）皮埃爾·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法）皮埃爾·布爾迪厄：《關于電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陳原：《社會語言學》，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

26、王銘銘：《想象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楊陽：《王權的圖騰化——政教合一與中國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尚會鵬：《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9、（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費孝通等譯，中國民間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30、（美）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31、（美）邁克爾·利夫、米切爾·考德威爾：《搖搖欲墜的哭墻——改變我們社會方式的終結辯論》，潘偉杰等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七、值得關注的新聞學、傳播學著作（除了上面列舉之外）

1、邵飄萍：《實際應用新聞學》，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2、徐寶璜：《新聞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美）李普曼：《公眾輿論》，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4吳予敏：《無形的網絡 ——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5（荷蘭）丹尼斯·麥奎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6（美）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7（美）約翰·赫爾頓：《美國新聞道德問題種種》，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8（美）羅恩·史密斯：《新聞道德評價》，李青藜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9（英）蘇珊·L·卡拉瑟斯：《西方媒介與戰爭》，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10（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陳亮等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11（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陳德民、葉曉輝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12（美）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媒介事件》，麻爭旗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

13（美）本·巴格迪坎：《傳播媒介的壟斷》，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14（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15（加）哈羅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16（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體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版。17（美）彼得斯：《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何道寬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18（加）菲利普·馬爾尚：《麥克盧漢：媒介及信使》，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9（英）泰瑪·利貝斯、（美）伊萊休·卡茨：《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劉自雄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20美）羅伯特·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劉利群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

21、（美）大衛·阿什德：《傳播生態學：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擇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22、（美）約塞夫·塔洛：《分割美國：廣告與新媒介世界》，洪兵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23、（美）羅杰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殷曉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

24、郭鎮之：《北美傳播研究》，北京傳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

25、（美）T·巴頓·卡特等：《大眾傳播法概要》，黃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26、（美）保羅·萊文森：《思想無羈》，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27（美）約瑟夫·斯特勞巴哈、羅伯特·拉羅斯：《今日媒介：信息時代的傳播媒介》，熊澄宇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8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29、（美）戴維·巴特勒：《媒介社會學》，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30、（美）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新聞媒介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31、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32（法）洛特菲·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33張錦華：《傳播批判理論》，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版。34（美）愛德華·赫爾曼等：《全球媒體》，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5（美）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36（美）威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37（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三聯書店1988年版。38辜曉進：《走進美國大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39（美）邁克爾·舒德森：《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何穎怡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40、張國良主編：《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41梁建增：《焦點訪談紅皮書》，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版。42（法）加布里埃爾·塔爾德：《傳播與社會影響》，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版。

43（美）詹姆斯·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丁未譯，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44（美）唐·R·彭伯：《大眾傳播法》，張金璽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5、（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張銳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

46、（美）塞謬爾··弗里德曼：《媒體的真相——致年輕記者》，梁巖、王星橋譯，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47、蘇榮才：《對話美國報業總裁》，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年版。

48、（美）詹姆斯·卡倫：《媒體與權力》，史安斌、董關鵬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9、李大同：《用新聞影響今天——冰點周刊紀事》，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第三篇：好萊塢電影跨文化傳播策略研究

文化是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及其成果的積累與延續。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價值觀作為最深層次的文化，是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以及對事物的態度所反映出來的觀念，是驅使人們行為的內部動力。[1]隨著世界文明的發展進步，跨文化交流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在跨文化交流傳播中，電影具有其他文化形式難以相比的直觀性和高效性。放眼當今世界，好萊塢電影的世界市場最大，即它的全球化程度最高，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帶來了好萊塢電影在跨文化表達方面的努力與成功。好萊塢電影的跨文化表達及傳播，最為主要的是以所謂普世價值觀形態出現的美國價值觀，其次是為迎合專門市場而努力表達的相關文化及其價值觀。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借鑒的是好萊塢電影在跨文化表達方面的理念及方法，因為這是其獲得更多成功的重要原因。這不僅決定了電影全球化，目前基本就是好萊塢化的客觀現實，而且也決定了好萊塢電影能夠非常有力地幫助美國文化獲得全球文化傳播的支配地位和主導地位。

一、好萊塢電影政治正確的文化傳播

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就意識到，文化輸出是一個國家對外競爭的強有力的武器。文化輸出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以及文化意識，甚至可以改變他們的語言，淡化甚至重寫這些地區的傳統和文化，從而創造一種新的民族文化記憶，促使其與美國的信念和價值融合。所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就通過各種政治和經濟手段向全世界推銷電影和其他大眾文化產品。在羅斯福執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好萊塢電影則成為推銷美國形象、美國民主，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美國政治家及好萊塢電影掌門人們的這種認識及行動，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漢斯所認為的那樣：“文化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征服人們的心靈，以此作為改變兩國之間權力關系的手段。它們通過自己優越的文化或更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學進行勸說或誘導，特別是它的政治意識形態連同其他一切具體的帝國主義目標能夠征服他國，這比軍事征服和經濟控制更穩固、更徹底，在這個基礎上建立它的優勢地位，以此實現自己的政治或經濟目標。”[2]

以上所述，可以從根本上幫助我們認識好萊塢電影傳播始終堅持不懈的政治正確策略。眾所周知，奧斯卡第82屆金像獎關于最佳影片的角逐時，全世界很多人都認為非《阿凡達》莫屬，但是卡梅隆最后還是敗在了前妻手下，因為他的前妻拍攝比他特別具有政治正確的電影《拆彈部隊》。值得強調的是，盡管很多人解讀電影《阿凡達》時說其中讓人看到了美國越戰的影子和中國的野蠻拆遷，但是它在以種種數字技術及電腦特技打造出一個個影像奇觀，吸引全球電影觀眾眼球的同時，其內在同樣蘊含著很強的美國精神。這也就是說，《阿凡達》在向全球影迷提供空前視覺盛宴的背后，同樣傳播著“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或美國精神，比如電影中特別強調的：“個人的尊嚴，人人平等，人人皆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公正，機會均等。”[3]應該認識到，好萊塢對于美國的意義，不僅僅是作為文化工業的經濟作用，同時也通過電影形象推銷美國的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世界各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選擇，努力制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

作為美國文化產業重大支柱之一的好萊塢電影，幾乎一直都把美國勾勒成一個充滿無數機會的國度，將城市拍得很美，科技拍得很先進。人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富裕的生活，付出都有回報。好萊塢電影傳遞給人們的這種觀念非常容易深入人心，有意無意地教導人們：只要努力奮斗，按規則比賽，你就有機會前進。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可以實現自身的理想和價值，只要堅持不懈，就一定能達成最初的夢想。雖然美國社會現實和世界各國的社會現實都非常骨感，但是好萊塢電影主流給人的感覺卻一直都非常豐滿。

二、好萊塢電影人物形象傳達的美國精神

好萊塢電影幾乎從來都有“美國精神”的精彩注腳，在人物想象塑造方面則更是如此。在卓別林的著名無聲電影《淘金記》中，流浪漢夏爾洛個人主義的積極進取、追求成功、自我實現的精神，同時具備普通人價值觀與人生哲學，這就是銀幕上較早體現“美國精神”的經典人物形象之一。《史崔特先生》中的史崔特，以他的老邁之軀，駕駛著改裝的車，歷盡千辛萬苦實現自己的目標，其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精神，正是新教精神的集中闡釋。《海底總動員》中，通過父親馬琳克服千辛萬苦尋找他的孩子尼莫的經歷，講述了小丑魚父子之情，向觀眾呈現了一個勇敢的、永不放棄的尋找孩子的溫情故事。《肖申克的救贖》中主人公堅信自己的無辜，通過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來爭取自由，這樣的勇氣正是美國精神的絕佳體現。《這個殺手不太冷》中的殺手雷昂雖然是殺手，卻有一顆善良、堅韌、勇敢的心。《阿甘正傳》中的阿甘，以他75分的智商，成功演繹了美國夢的實現歷程，表征了美國精神的巨大影響力。還有，諸如《教父》中的家庭觀念，《獨立日》中的美式完美家庭，《哈利?波特》中的極端個人主義，《黑客帝國》中的愛的力量大于邪惡等等，都極力宣揚尊重私有財產、事業進取心、家庭觀念、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等美式精神生活信條。

由于很多人的成長過程中，幾乎都有對英雄主義的強烈幻想，想象著能像英雄一樣保衛世界和平，維護人類的尊嚴。所以好萊塢電影一直不遺余力地針對這一點進行藝術加工，努力發揮到極致。不論在西部片、警匪片，還是勵志片中，主要人物不是單槍匹馬、勇闖虎穴，歷經艱險在最后一刻戰勝了邪惡勢力，就是盡心盡力保護家人、支撐家庭、維護社區??仔細分析近年來進口的好萊塢大片可以發現，其經典的敘事模式之一，就是在危機出現時，總是有一個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戰勝邪惡。值得強調的是，好萊塢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不僅以不同身份出現，而且往往并不完美，有的甚至有非常明顯的缺陷，這其實是在暗示每個普通人都有可能成為杰出之人的美國夢內容。

近年來，好萊塢災難片和奇幻大片均是特別具有全球化傳播效果的影片。在這些電影中，拯救地球的英雄幾乎都是美國人，這幾乎就是好萊塢電影在全球化傳播中占據領導地位或支配地位的直接象征。在《獨立日》中，對外星人的反擊戰由美國人主導，其他國家只有聽命的份兒；《世界大戰》中，火星人率先攻擊美國，美國也自覺擔當了地球守護者這一角色；《地球停轉之日》中，外星人只是來到美國――因為他們覺得只有美國能夠引導世界。由此可以看出，美國人在潛意識里就認定了自己是世界的領導者，能夠代表地球與外星人交涉。好萊塢電影則是這方面最為有力的傳播者之一。美國《華爾街日報》曾經登載200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這樣說法：“美國是獨裁者的最大敵人，而好萊塢很可能被證明是這個國家最強大的武器之一。”[4]《好萊塢相當于幾個師》的作者引用法國防務社會學家讓?皮埃爾?瓦朗坦在《好萊塢、五角大樓和華盛頓》（2004）一書中的話：“美國電影是美國國家安全霸權的重要載體之一。將國家公務員英雄人物化，把國家神圣化，把官方定義的、美國集體想象的威脅形象化??所有這一切都宣揚了這樣一種觀點：美國是神奇的、不可戰勝的。政治、國家戰略和電影業相互交織在一起，這就是美國國家權力的獨特性質所在”。[5]

三、好萊塢電影專門市場跨文化傳播訴求

好萊塢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以來，一直是世界電影的大都會，居于電影市場向外拓展擴張的制高點。上個世紀末葉，好萊塢電影為了保持并發展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優勢地位，特別重視人口數量眾多、經濟快速增長的亞洲市場，尤其是巨大的中國市場。與這種電影市場方面考慮密切關聯的，就是好萊塢對于專門電影市場的特別關注，甚至不惜工本創作所謂特供制作，其中以針對中國的最為突出。

在著名的《功夫熊貓》之前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好萊塢一直在進行更大范圍占領中國電影市場的努力。其中最先開始、也特別注重的是中國題材，比如現實題材的《末代皇帝》和歷史名著改編的動畫片《花木蘭》。動畫片《花木蘭》中，有關花木蘭不忍年邁殘疾的父親征戰沙場，決定代父從軍的故事主干沒有改變。花木蘭從軍過程中，憑著堅強意志，參與了艱苦卓絕的各種戰斗，為擊退匈奴立下汗馬功勞的事實得以保留。這是中國觀眾一般都比較容易接受的部分。由于將一首詩篇所記述的內容演繹成一部標準的影院動畫電影，離不開對相關故事內容的想象性補充，因此，好萊塢電影創作者，就在這想象性補充的故事情節中，巧妙地植入了某些美國精神，或者說是比較明顯的西方價值觀。比如動畫片《花木蘭》中，木蘭對代父從軍這件事是這樣說的：“也許我不是為我爹，是想證明自己的力量。”在此，本來滲透在中國花木蘭故事中的忠孝之道，悄悄地被英雄主義、個人主義這些具有濃郁美國精神和西方價值觀所取代。很顯然，這并不為很多中國觀眾很好接受，但是在西方世界及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很深的國家地區則毫無問題。

世紀之交，李安導演根據武俠小說改編的《臥虎藏龍》，獲得了空前成功，其標志不僅是獲得了奧斯卡獎，關鍵是為數量特別龐大的中國大陸觀眾和世界華語觀眾都普遍叫好。這給好萊塢以更多的鼓勵和信心，也給好萊塢關于發展中國題材和中國市場方面更多的啟迪和經驗。這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系列動畫電影《功夫熊貓》的成功實踐之中。《功夫熊貓》并沒有相對應的文學名著，但這又是一個更為具有世界性的中國符號。雖然這個中國符號并不自然表征特定的中國文化符號及意義，但是其能夠比較自由地連結很多的中國元素、中國文化、中國人物、中國故事和中國場景，當然也能夠非常自然地連結美國精神和西方價值觀，因此這對中國觀眾和世界觀眾、中國市場和世界市場都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該系列電影故事都講述一個出身平庸的熊貓阿寶，某一天突然成為上天選定的“救世主”，在各種極其巧合的情況下獲得了功夫秘笈與超人的能量，最終拯救蒼生，成為大俠。在這系列電影故事中，熊貓阿寶雖然身材肥胖，動作也不如他人靈活，但是他敢于追求自己夢想，勇于將夢想付諸行動，永不放棄的精神，終于使他獲得了成功。阿寶的這種成功，既印證了“只要執著追求就能成功”的道理，又體現著普世的“勵志”主題，可以說得上既中國又世界，兩邊討好。換句話說，《功夫熊貓》的成功，其實就是跨文化交流傳播的成功，是好萊塢電影人將中國文化元素和西方文化精神進行很好結合的成功。有評論者因此認為，好萊塢對中國思想文化層面的借鑒“不再是對中國文化元素的簡單抄襲和套用，而是文化形式在‘互融’與‘相異’兩維張力作用下對他文化的合理利用及對中國文化市場敏銳察覺后的精確的商業切入”。[6]這是好萊塢電影文化在世界電影市場中成功“開疆拓土”的重要策略之所在。

好萊塢針對拓展中國市場的努力，開始很早，總體比較成功，但是也有比較簡陋甚至令人反感的部分。正如有研究者曾經這樣指出：“在很多中外合拍片中，其實還有部分是專門針對中國市場的，可以稱之為‘中國特供片’。2012年9月28日上映的《環形使者》中，許晴飾演的布魯斯?威利斯妻子，作為情感線索人物是布魯斯穿越到過去的動機，國際版本中許晴的戲份不多，總長度不超過5分鐘，一句臺詞也沒有，對于上海外灘、弄堂的鏡頭也是一掃而過。中國大陸版在刪減一些暴力血腥色情鏡頭之余，許晴和布魯斯?威利斯的對手戲中增加了‘我不想和一個殺手過日子’等臺詞，末日戰場的地點從巴黎移到了上海，上海外灘的鏡頭增多，東方明珠赫然在目。除了大陸版中方演員戲份有所增加外，‘中國特供片’與國際版相比還有這樣幾個差異：中國植入廣告增多，例如《藍精靈2》中《中國夢想秀》綜藝節目品牌的植入；相關劇情更改，例如《僵尸世界大戰》中‘莫斯科流感’被更名為‘中國流感’，最先發現病毒的是一個中國科學家。”[7]

好萊塢電影是美國電影的代名詞，也是美國提升文化軟實力對全球實施意識形態控制的有效武器。近百年來，好萊塢電影已將意識形態內化成一整套成熟的流水化操作模式。在快速更新的科學技術支持下，好萊塢電影通過面向未來的題材選擇、簡單化的敘事結構、凸顯個人的角色設置、意味悠長的情感表達以及貫穿始終的受眾意識，建構起鮮明的好萊塢電影敘事特征，借由成熟、嚴密的營銷體系，在潛移默化中向受眾推銷美式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內容。好萊塢電影的經驗告訴我們，電影跨文化交流傳播的成功，完全可以保持優秀的民族文化內涵，但是需要超越民族主義的局限，要努力在為人喜聞樂見的形式中潛移默化地進行跨文化交流傳播。

第四篇：跨文化傳播失敗案例

立邦漆“龍”廣告起爭議 網友:中國象征被戲弄[圖]

今年9月份的《國際廣告》雜志第48頁，刊登了一則名叫“龍篇”的立邦漆廣告作品，畫面上有一個中國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兩根立柱各盤著一條龍，左立柱色彩黯淡，但龍緊緊緊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鮮，龍卻跌落到地上。

畫面旁附有對作品的介紹，大致內容是：右立柱因為涂抹了立邦漆，把盤龍都滑了下來。評價稱：“創意非常棒，戲劇化地表現了產品的特點??結合周圍環境進行貼切的廣告創意，這個例子非常完美。”

然而，就是這樣一則廣告，幾天來卻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幾天來一直是各ＢＢＳ上的熱門話題。

網民

難以接受

網民小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乍一看還覺得挺有意思，可仔細一想就覺得別扭了。龍是中國的象征，怎么能遭到這樣的戲弄！這個創意應該趕快改掉。”

更多的網民則認為，“發布廣告者別有用心”，而且“惡劣程度比‘霸道廣告’有過之而無不及”。

專家

忽略了文化因素

廣告專家認為，從廣告本身的三個因素考慮，這個創意沒有問題。但是，廣告設計和發布者顯然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廣告與文化的聯系。

北京工商大學傳播與藝術學院副院長張翔在接受采訪時說：“龍是中國的圖騰，在一定意義上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每個國家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國的文化中，龍的內涵非常豐富。廣告一旦忽略了與文化的聯系，就會使受眾感到不舒服甚至產生厭惡。”

雜志社

有創意才予刊登

《國際廣告》雜志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兩天已經有一些讀者打來電話詢問此事。

“廣告的設計單位是李奧貝納廣告公司廣州分公司。在雜志上刊登的介紹和評價，是該公司自己做的點評。”

工作人員表示，刊登這篇廣告絕沒有任何特別的想法。“編輯部看了這個投稿后，覺得廣告有創意，所以才予以刊登。”

廣告公司

影響始料不及

昨天，該廣告公司北京分公司公關部很快給記者發來了關于此事的聲明，并表示希望通過媒體向公眾做一個解釋。

聲明說，這個廣告是為立邦涂料廣東有限公司生產的“木器清漆”設計的。這種油漆的最大特點就是保持木器表面光滑，防止產生小刺。廣告希望借用夸張手法來表現產品功能。

“在創作過程中，我們曾經征詢過公司以外人士的意見，均認為創意具有相當高的吸引力。因而忽略了在部分人心中衍生的其他意義和聯想。”

對立邦品牌和公眾人士所產生的影響，該廣告公司表示“始料不及，深感遺憾”。

第五篇：跨文化傳播學理論筆記

跨文化傳播學理論筆記

1、愛德華·霍爾的非語言傳播理論

1955年在《科學美國》（Scientific A merican）發表了第一篇跨文化的非語言傳播論文，即《舉止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通過日常溝通行文來分析文化。擴展此文章思路，形成通俗讀物《沉默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他將文化看作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所習得的行為模式、態度和物質的總和”，并認為他從深層持續穩定地控制著人們的行為方式，也掩藏著人們行為方式的很多層面。

分析方法：通過定義文化的基本單位或“元素”（isolate），然后把這些元素聯系到生物基礎上，這樣就能在不

同文化間進行對比，從而建立統一的文化理論。

核心意義：學習理解眼意識層面的交流過程，即理解我們的潛意識文化（unconscious culture）,因為“理解和洞見他人心理過程的工作比我們多少人愿意承認的困難得多而且情況也嚴重得多。”霍爾所揭示的作為文化隱藏之物的無聲的語言——聲調、手勢、表情、時間與空間等，無不蘊藏這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語言傳播的文化無意識特點。其他著作：《潛藏的層面》（The Hidden Dimension，1966）、《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76）、《理解文化差異》（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1990）等。歸納出兩種奠基性的跨文化傳播學思想與方法：

1、將人類學對單一文化的研究擴展為比較文化研究，關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間如何互動。最具啟發的思想是：文

化是人類之間的聯系紐帶，也是他們與他者互動的方式。（這成為后來文化差異與互動研究的理論來源，如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

2、將文化研究從宏觀視野轉為微觀視野轉向了微觀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界定了文化的“基本訊息系統”（Primary Message Systems），即互動、聯合、生存、兩性、領土、時間、學習、消遣、防衛、利用，構成了對文化的立體化理解。其空間行為模式（proxemics）把空間當做文化的特殊表現方式，認為來自不同的感官世界中，一種文化中的人根據其文化感知模式而獲得的體驗會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同時，在文化身份確認籠罩下的人們往往把他者視為他們自己的不可預測的、不可控制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交流障礙，為此，必須超越文化，把自己從潛意識中的文化網絡中解脫出來。

2、霍夫斯特德的“文化差異的維度”

荷蘭學者霍夫斯特德（Greet Hofstede）在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了一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文化價值調查研究，調查了66個國家117000位IBM員工的工作價值，形成了1980年出版的《文化的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其“洋蔥”文化觀點：

第一層（最外）：象征物（Symbols），如服裝、語言、建筑物等，人肉眼可見的。

第二層：英雄人物（Heroes）人們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數人的性格，英雄的性格=民族性格。

第三層：禮儀（Rituals），是每種文化里對待人和自然的獨特的表示方式，如中國的座次，日本的鞠躬。

第四層（最里）價值觀（Values），人們相信什么是真善美的抽象觀念，也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難理解的部分。文化差異的4個維度：

第一，權力距離（power distence），即在一個組織中（家庭、學校和社區等），權力的集中程度和領導的獨裁程度，以及一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這種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研究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就可以判定一個社會對權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第二，不確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即文化成員對于不確定的或是未知的情況所感覺到的恐慌程度。相對而言，在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會，人們更注重情感，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和進取心。而在不確定性低的社會中，人們傾向于反送的生活態度和鼓勵冒險的傾向。

第三，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個體主義——松散的社會結構組織，照顧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重視個人自身的價值與需求，依靠個人努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集體主義——結合緊密的社會組織，以“在群體之內”和“在群體之外”來區分，從出生就與內部集團結合并希望收到照顧以及保持絕對的忠誠。

第四，男性度與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即社會上居于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男性社會-統治地位有男性氣概（如自信武斷、進取好勝、執著而坦然）。女性社會則反之。一個社會對男子氣概評價越高，男子與女子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就越大。

他把文化這一概念變成了可以測量的操作型變量，以及一種比安排好了的“精神軟件”，這給文化差異的分析帶來了定量研究的可能性，但也凸顯了人們調解自身已適應新環境的局限性。

3、特蘭迪斯的“文化差異的維度”

1958年拿到心理學博士學位，從此進入心理學領域，從事態度、偏見和社會距離等問題的研究。

文化差異的三個（層層遞進）維度：

第一、文化的復雜性（culture complexity），從文化內部復雜程度對文化進行比較。一個文化內部內群體的數量與功能也是文化復雜性的一個重要標志（數量增加，對個體約束力降低，個體對群體忠誠度降低，流動性大，個體選擇群體歸宿增多；數量少，個體依賴群體，強調內部和諧和合作，與外群體競爭對抗，嚴格約束力，嚴厲的懲罰）。所以文化的復雜性可以到處文化的寬松與嚴厲這一維度。第二、文化的嚴厲與寬松（tightness and looseness），即在同質性高的文化中，群體要求個體遵守群團體的規范，對于偏離群體規范的行為給予極大的懲罰和心理壓力；在異質性高的文化中，群體的規范沒有那么清楚和嚴厲，可以容忍個體有一定程度的偏離。由此，全體文化表現進入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維度。第三、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指個體如何處理個人行為目標和集體行為目標的關系。個體主義——個人目標助于群體目標之上，態度是比規范更具威力的社會行為指標；集體主義——自我與群體相互依賴，規范是比態度更具威力的社會行為指標。（有很多局限）

他認為這三個維度直接影響著個體對自我、群我、角色與責任、共同合作、目標認同等心理邊界的確定。

4、古迪昆斯特的“焦慮/不確定性管理”理論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簡稱AUM理論

1984年，古迪昆斯特（W.B.Gudukunst）和金洋詠（kim,Young Yun）合作出版《與陌生人交流：跨文化傳播的路徑》（Communication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再次升華了西美爾的“陌生人”概念——與陌生人的交流問題是跨文化傳播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引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人如何互相理解的問題。

一、他們圍繞“陌生人”概念構建自己的理論：

“陌生人”被定義為“來自不同群體的部位我們所了解的人”，“你和一個同種族同語言的同事的互動，與你和一個完全不同的因紐特人的互動，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并不是質的區別，而是陌生程度（degree of strangeness）的區別”。在此，他們對種族界限的淡化，為更加細致地去理解各個層面的“群體”的文化鋪平了道路。

二、他們把分散的理論成果納入有文化影響構成的范式體系中。如文化影響、社會文化影響、心理文化影響、環境影響。

三、消減人的焦慮與不確定性，是與陌生人交流的關鍵。（目的是將誤解降到最低水平）

“不確定性”，指人無法預測或解釋他人的態度、行為和感受； “焦慮”，指不安、緊張、擔心或憂慮等心理反應。四、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焦慮與不確定性：

1、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

2、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和差異的知識）

3、技能知識（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試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

1993年，進一步發現，焦慮和不確定性的（最高和最低）限度，影響傳播效果。高于對大限度時：過分焦慮或者無法預測陌生人行為而逃避；低于最低限度時，不在意或者過于自信所做的預測而無視。由此引出“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

四、AUM理論：

當焦慮和不確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間時，可以通過有意識地控制一種基本因素（如移情力）來提高傳播質量 理論悖論：如何尋求焦慮與非焦慮、確定與非確定的動態平衡點

5.菲利普森的文化代碼理論

德爾·海默爾（Dell Hymes）在1964年《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志傳播學”。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是第一個把民族志傳播學真正引入傳播學研究中的人。他的研究圍繞語言社區的傳播實踐及其行為規范和解釋規范行為。

歸納了民族志傳播學研究的四條假設：

1、同一文化群體的成員創造了共享的意義，他們所使用的代碼有一定程度的共性；

2、任何一個文化群體內的傳播者必須協調他們之間的行為，換言之，傳播行為必須具有一定的秩序或體系；

3、對單個群體來說，意義和行為更為具有特殊性，也就是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4、不同群體的行為和代碼各不相同，每個群體在理解特定代碼和行為時所采用的方式也不相同。對文化的理解：

文化在他看來，就是由生活各個方面的符號、意義、假設和規則組成的代碼，一個社區的成員所使用并借助于它來組織、建構自身的日常生活，來實現社區中的互動與理解。

1992年首次提出語言代碼概念，即“傳播行為文化層面上不同代碼”。他指出，“言語代碼是指歷史上制定的，社會中建構的與傳播行為相關的說話方式、意義、前提和規則體系。”以此把握文化與傳播之間的關系。

1997年正式提出言語代碼理論（Speech Code Theory）,包括了六大命題（six propositions）：

1、只要有獨特的文化，就會有獨特的言語代碼；

2、任何特定的言語社區都使用了一種以上的言語代碼，在同一個生活世界中存在著各種與傳播行為有關的代碼；

3、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言語代碼，每個代碼揭示出該文化中自我、社會的策略性行為的結構層次。（情景詞匯的符號和意義不但指稱傳播行為的各個方面，而且還可指稱互動者或社會關系，是我們明白傳播行為如何將社會關系中的人聯系起來。）

4、言語的意義與互動者使用的言語代碼息息相關；

5、言語代碼的規則和假設蘊藏在言談活動當中，因此觀察與描寫言語代碼的關鍵在于觀察傳播行為；

6、巧妙地運用某種情形中的言語代碼是預測、解釋和控制、理解傳播行為及其慎重而符合道德規范的話語形式的充分條件。意義評價：該理論能夠提供對人的傳播行為的語境化理解，呈現傳播與文化的關系，從而提供了與日常生活中的他者進行互動的可能路徑。正因此這一點，它與文化研究的權力、意義、文本分析相區別，通過對某一社區語言代碼的解碼，來理解社區成員的傳播實踐，導引出更為細致地觀察。

6、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 Theory

這一理論認為，社會互動是一種有其自身規范的表演，互動雙方在觀眾的注視下，表演社會賦予他們的角色，并在合理和技巧的演出中操縱觀眾對自己記得看法，維護自己的面子。理論背景：面子是個人的自我在某種關系情境中呈現出來的形象，他是在某一情境下進行互動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種文化的成員都會為他們想要擁有的面子而與互動對方進行協商。不過，不同文化中對“我”的概念有不同界定方式，會導致不同的“我”被呈現在公眾面前。四個基本假設:

1、在一切需要溝通交流的場合，所有文化的人都試著維持和協商面子。

2、當擁有自我身份認同的交流者出現問題時，面子的概念在脆弱的人際關系情況下是特別易受質疑的，比如尷尬和沖突的情況。

3、文化變動性、個體水平的變動，環境和情景的變動都會影響成員以什么面子表情示人（自我導向性保留面子和他人導向性保留面子）；

4、面子關切影響各種面子功夫以及在組織內和人際關系的沖突管理的有效使用。

為了分析不同的文化觀，她導入了愛德華·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并作了具體解釋：

高語境文化——意義和語境緊密關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沒有絕對固定語詞解釋；傾向于集體主義；“我們”而不是“我”代表最高認同。

低語境文化——注重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傾向于個體主義；“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認同。

“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方式： 高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

“要面子”（Face-assertion），表示面子有極高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

“給面子”(Face-giving)，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

低語境文化——追求消極、被動的面子，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與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

“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

實際上揭露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最基本的符號資源。它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意味著，在跨文化溝通中，不僅要了解自身的文化，也要表現出愿意接受他者文化的差異。

7、約翰·貝利的文化適應理論

他當了三年水手，從20世紀60年代潛心研究心理學，開辟跨文化心理學，成為國際跨文化心理學會的創始人之一。

一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學理論體系構建，1992年《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最引入關注的是其文化適應理論（acculturation），其結構框架被稱為“Berry的理論框架”。

意義：該理論至極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全市文化適應過程和結果、分析文化適應的態度和去向、理清文化適應群體、提出引人深思問題（群體和個人在文化交往和變遷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對應這一過程；人們的跨文化策略；如何改變個人的經歷和承受壓力已獲得最終的適應）。

最初的文化理論：單維度、單向度、非主流文化個體最終完全融入主流文化，被主流文化同化。

雙文化的狀態（biculturalism），文化適應中的個體在某些方面已經被主流文化同化，但是另一方面卻仍然受原來的文化的影響。

他認為文化適應的過程實際上對發生相互接觸的這兩個不同文化都會產生影響，只不過主流文化影響小而已。因此他的雙維度模型將文化適應研究推到一個更加全面、細致深入的階段。兩個維度的考量：保持傳統文化和身份的傾向性；和其他民族文化群體交流的傾向性。

從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

整合——文化適應中的個體既重視保持傳統文化，也注重于其他群體進行日常的交往；

同化——個體不愿意保持他們原來的文化認同，卻與其他文化群體有頻繁的交往； 分離——個體重視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

邊緣化（最難以接受）——個體既不能保持原來文化，又不被其他群體文化所接受；

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交流最終產生的策略：

當主流文化實行熔爐策略時，非主流群體會采取同化； 當主流文化實行熔爐種族隔離時，非主流群體會采取分離； 當主流文化實行排外策略時，非主流群體會采取邊緣化；

當主流文化實行多元文化主義策略時，非主流群體會采取整合策略。

這個模式否認全球化會帶來同質化的唯一可能，向人們展示了四種可能的后果：

1、世界文化同質化——非主流社會逐漸趨同于主流社會（同化）；

2、相互的改變——全球化導致交流雙方的某些方面的趨同，共享一些特質的同時有保留了各自的獨特之處（融合）；

3、相互排斥——非主流群體抗拒主流群體的影響并與之隔離，或主流群體無法與非主流群體交往；

4、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毀滅，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員喪失了文化紐帶（被邊緣化）。結論：我們能否跨文化交流，取決于我們如何改變自己，與不同的文化融合。全球化的應對，是我們如何去平衡自己傳統文化和身份認同與世界其他多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抗拒、逃避或者企圖支配他者。

8、霍華德·賈爾斯的傳播適應理論

1971年憑借論文《社會互動中言語模式研究：口音識別及口音改變》獲得博士學位后，賈爾斯（Howard Giles）便一直著眼于研究不同傳播環境中人們彼此交流、彼此改變間的互動現象，進而探索人們在合作中互相影響的方式，成為“傳播適應理論”（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的主要代表人物。

Accommodation是acculturation的一種類型，是對主文化有保留的接受和調整以適應主文化，或者可以說是為了適應主文化而對自己的行為他盡可能小的調整。

20世紀80年代，提出“言語調解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著重強調主觀情感因素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作用；1984年進一步建構“種族語言模式”（Ethno linguistic model），認為：母語使用者在于非母語使用者互動時會產生角色變化，母語使用者常因占據較優勢的語言能力或較高的社會語言地位而在互動時成為主動并具有支配主導地位的角色。

1988年，從傳播學角度拓展了“言語適應理論”（關于口音靈動性問題的研究）的適用范圍，并重新定義為“傳播適應理論”。

該理論認為，在自己與他人進行溝通的過程中，說話者有動機和目的，比如，運用言語策略姨婆去贊同或顯示個性。出于這些動機，說話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言語同化與言語異化，這些語言手段分別用來縮小或拉大傳播的距離。三種表現形式：

同化（Convergence）現象。個體在不同的相互作用下改變他們的語言模式以適應他者，為了顯示對交互環境中對他人的贊成，個體可能會表現出趨同的傾向。異化（Divergence）現象。異化會發生在兩個語言、文化等背景相異的群體間，其中一方會在談話中著重強調與他們說話對象不相配的特質，以表示對其反對。保持（Maintenance）現象。發生在個體不改變特定交流行為或表現時。同化與異化現象的原因：一個心理反應，即人們豆油希望被喜歡、被肯定、被接納的需求。滿足他人的期望是影響我們是否趨同的最強烈因素。反之，與他人保持距離，通過展現不同點而感到驕傲，可以使人們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