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史上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會議典范

黨史上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會議典范

作者：韓光宇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4539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根本的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然而對于它的理解和貫徹執行，始終存在不少差異和問題。我們黨歷史上的兩次重要會議（一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二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堪稱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的典范。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各種意見充分自由表達，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遵義會議上，首先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做關于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史稱正報告。否認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有錯誤。接著，周恩來做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軍事工作報告，史稱副報告。主動承擔了個人在指揮戰爭中應負的責任，同時也批判了博古和李德。隨后，張聞天做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史稱反報告。內容是會前和毛澤東、王稼祥討論的意見，主要是毛澤東的意見。三個報告之后，毛澤東第一個發言。他首先表態不同意博古的報告，認為其強調客觀原因過多，忽略甚至回避主觀方面的失誤。然后總結歸納了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緊接著王稼祥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并提議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周恩來發言中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對“左”傾軍事路線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今后的行動。朱德、李富春、聶榮臻、劉少奇、陳云、彭德懷等發言，支持毛、張、王的意見，批評博古的錯誤。雙方意見針鋒相對，相互批評直言不諱。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由華國鋒主持，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出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共212人參加會議。華國鋒在10日下午開幕會上宣布會議議題議程，11日即開始分組討論。會議進程中，兩次突破原定議題對有關問題進行熱議，并指名道姓對當時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批評。

第一次是會議安排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和有關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時，討論剛開始，譚震林就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百萬雄師”等一些歷史問題平反。陳云在12日的發言中，提出要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和天安門事件平反，要重新評定陶鑄、彭德懷等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等六條意見。他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熱烈響應，于是各組發言的重點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以及黨和國家的民主法治問題上。粟裕講，“四人幫”長期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評只能是上級對下級或平級之間，下級不能或不敢批評上級。譚震林說，一個領導人，如果人家講了不同意他意見的話就叫反他，那還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張愛萍說，在悼念周總理問題上，“四人幫”的無理意見怎么能在政治局通過？讓多數服從少數，這不正常，是嚴重教訓。于光遠在和別人的聯合發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賜的，恩賜的民主是靠不住的。還有人發言說：“文革”中那么多身經百戰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深刻說明我國還是一個“人治”的社會。

第二次是會議安排討論 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和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時，有位同志在發言中對自己過去堅持“兩個凡是”的行為進行辯解，由此引起了與會者的激烈批評，頓時，真理標準問題又成了會議討論的重點。習仲勛說，關于實踐標準的問題，是個思想路線問題，對實際工作關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堅持實事求是。徐向前說，實踐標準，關系到我們究竟執行什么路線的問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豐富、要發展，不能把革命導師的每句話永遠不變地照搬。江一真首先在發言中點名批評了汪東興。緊接著，于光遠和《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也點名批評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阻擾鄧小平出來工作、壓制真理標準討論等錯誤。隨后，各組陸續出現點名批評汪東興的發言。經過尖銳激烈的思想交鋒，一些對真理標準問題有疑慮的同志思想有了轉變，作了自我批評。在1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汪東興就自己的錯誤做了檢查。華國鋒在閉幕會上講話時，就“兩個凡是”問題做了自我批評。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發言十分踴躍，意見異常尖銳，批評和自我批評嚴肅認真。

這兩次會議討論問題的情況表明：在黨的會議上討論問題，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坦誠相待、暢所欲言；辯論是非，直言不諱；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迷信盲從任何組織和個人，不排斥壓制任何不同意見（無論是多數還是少數）；誰也不用看誰的臉色，誰也無需和誰在思想上保持一致。這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得以形成發展的重要原因，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黨章賦予每個黨員的職責和權力，是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的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是民主決策的重要基礎。否則，便無所謂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可言。

第二，嚴格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和方式決定問題，民主的形式服從服務于民主的內容。遵義會議，在經過充分討論后，形成如下結果：其一，絕大多數同志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認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只有凱豐替博古辯護，“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因此，會議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后來，政治局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繼續北上，最后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其二，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其三，選舉毛澤東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委托周恩來為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些決定凝聚了絕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和意愿。這樣，就取消了博古領導全黨工作和李德指揮軍事的權力，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全黨長達4年的領導。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根據與會者的強烈要求，及時就平反冤假錯案問題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在25日下午的全體會議上，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問題、彭德懷、陶鑄問題等七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同時宣布，康生、謝富治民憤很大，揭發他們的材料交由中組部辦理，并表示今后不再設專案組，黨內的交紀委，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機關辦理。這些決定，使粉碎“四人幫”兩年來廣大干部群眾一直強烈呼吁的幾項要求基本得到解決，充分反映了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心愿與心聲。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成為熱點后，政治局特別是華國鋒并未因其未列入會議日程而阻止討論，依然鼓勵大家暢所欲言。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三人在閉幕會上的講話就此進行了總結。鄧小平講：“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他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葉劍英說：“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華國鋒就“兩個凡是”自我批評道：“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會議同時印發的汪東興書面發言檢討說，“兩個凡是”的提法是“不妥的”，自己在壓制真理標準討論上“負有領導責任”。他們三人的講話特別是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為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這次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打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把原本準備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開成了一次為全面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作準備的會議，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此后不久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這兩次會議決策問題的情況說明兩點。其一，少數服從多數，尊重和反映多數人的意見和意愿，是黨章規定的根本的決策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的核心內容和實質表現，是民主與集中的重要途徑和方式，是黨實行集體領導的重要標志。長期以來，許多黨委按照“集中正確意見”的方式決策，往往導致書記個人的獨裁專斷，無形中將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演變成了領導者個人獨斷專行制度，對此應予高度重視并努力糾正。其二，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的程序和形式，是其內容和精神實質的外在表現，前者應當而且必須服從服務于后者，絕不能相反。否則，就會導致民主的表面形式和民主的內容實質相背離，如“文革”，就是用高度民主的外表掩蓋高度集權的實質的典型例證。

第三，選擇政治主張與選舉領導成員有機結合，切實尊重和團結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遵義會議，絕大多數同志在選擇“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同時，也選舉和改組了中央領導集體。增選毛澤東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等。對于當時尚未認識錯誤的博古和凱豐同志，對他們職務予以適當調整后，繼續留在中央領導集體內工作。他們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了“左”傾路線和自己的錯誤，堅決服從黨中央的領導，繼續為中國革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遵義會議的召開，使黨和中國革命渡過了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危機，并逐漸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核心。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在討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時，許多同志點名批評當時一些犯有錯誤的領導，同時建議將一些在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討論中表現突出的同志補充到中央領導集體中。針對此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兩次召開會議，聽取情況匯報，并主要由鄧小平講話。主要意思是：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中央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們過去也沒有過關嘛；現在世界上就看我們有什么變動，硬著頭皮不動，這是大局；加上幾個什么人呢？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再補選一點中央委員。他還提出一些人選，請大家醞釀。不久，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選舉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云、鄧穎超、胡耀邦分別任第一、二、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華國鋒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汪東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就處理黨面臨的許多復雜棘手問題的實際作用看，鄧小平實際上成為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為以后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和實施奠定了基礎。

這兩次會議選舉改組中央領導集體的情況和黨的歷史實踐證明：其一，選舉，表面形式上選舉的是人，而實質選擇的是其政治主張。只有將選擇政治主張和選舉人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保證新的政治主張和意見的順利貫徹和落實。其二，黨的領導核心是在解決黨面臨的各種復雜矛盾斗爭中逐步自然形成的，任何組織或個人授予加封的效果總是不好。其三，對于犯錯誤或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即使對錯誤認識不深刻甚至沒有認識到錯誤，只要他們表示服從領導集體的決定，都應團結他們一道工作。這樣，既有利于黨的團結，也有利于黨的事業。反之，對他們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結果，常常是既影響黨的團結，又危害黨的事業。其四，選舉，是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的重要內容和環節，既是民主的途徑和形式，也是集權的過程和標志。自下而上，自由平等的選舉，是貫徹實行自由平等討論和少數服從多數決策原則的基礎和前提。

第二篇：黨史上的重大會議

黨史上的重大會議

1.中共一大：1921年，上海，宣告中共成立。

2.中共二大：1922年，上海，制定革命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3.中共三大：1923年，廣州，制定革命統一戰線（第一次國共合作）方針。4.中共四大：1925年，上海，明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5.八七會議：1927年，漢口，糾正陳獨秀右傾錯誤，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6.古田會議：1929年，福建上杭縣古田村，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7.遵義會議：1935年，遵義，糾正王明“左”傾錯誤，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

8.瓦窯堡會議：1935年，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針。9.洛川會議：1937年，洛川，制定全面抗戰路線。

10.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闡明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也是中國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

11.中共七大：1945年，延安，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通過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報告。

12.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西柏坡。一個“炮彈”：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兩個“務必”：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三個轉變：工作重心，鄉村→城市；總任務，農業國→工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為新中國成立作了理論和路線、方針準備。

13.新政協會議：1949年，討論新中國成立問題（《共同宣言》、國旗、國歌、首都、領導）。

14.一屆人大：1954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5.中共八大：1956年，正確分析了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

16.1978年5月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否認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兩個凡是”即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必須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7.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18.中共十二大：1982年，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中共十三大：1987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黨的基本路線、三步走。20.中共十四大：1992年，江澤民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

21.中共十五大：1997年，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22.2000年2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第一次明確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23.中共十六大：2002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4.中共十七大：2007年，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思想。

25.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為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

黨史上的重要會議

1.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2.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中共二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和制定黨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會議對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當前階段的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并制定了當時黨的最低和最高綱領。

“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的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最低綱領”――即在民族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①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②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打倒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③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在內）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的歷史意義――它正確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必將來臨。

3.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這是黨的歷史上比較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討論并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以及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案，為隨后到來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礎。中共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思想，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正確地確定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還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4.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召開的。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毛澤東批判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中共五大總體上來說是失敗的。因為，中共五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作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陳獨秀雖然作了檢查，但沒有真正改正錯誤。因此，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5.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論斷。

6.三灣改編――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來到這里，進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三灣改編”.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開端，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設一支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7.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揭露和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嚴重危害，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進行了總結，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是中共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8.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的轉變，迎接抗日新高潮的來臨。

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于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和報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要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9.洛川會議――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縣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后的形勢，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線，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問題。會議認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在抗戰中的領導權；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在有利于動員全國人民抗戰的前提下，爭取全國人民所應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以減租減息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10.中共七大--1945年4月至6月 大會的主要議程是：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任弼時作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通過新的黨章，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 1日，大會閉幕，毛澤東致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中共七大中劉少奇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的第一次概括。在報告中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詳細的全面的闡述。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11.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從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著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

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是：確立了革命勝利后建設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藍圖，并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指明了道路，在政治、思想、理論上作了準備。

12.中共八大--（第一次會議）1956年9月15日～27日在北京舉行。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

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3)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4)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這次會議對于考試來說可以歸結為：中共八大前后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

13.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于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進行調整，對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全會重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在組織上健全黨規黨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接受和制造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14.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11日在北京舉行。胡耀邦代表黨中央作了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明確規定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制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提出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方針，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根據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

15.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4年10月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它是一部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決議》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決定》精神的指導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從1985年起全面展開。

16.中共十三大：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17.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

18.中共十五大： 1997年9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報告著重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指出，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報告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還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大會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19.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20.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21日在北京舉行。中共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代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作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產生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篇：淺談維護和貫徹企業中黨的民主集中制

淺談維護和貫徹企業中黨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維護和貫徹企業中黨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一般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而是關系到黨的命運和事業發展的大問題。新形勢下，如何加強企業中領導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設，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事關“十二五”規劃順利實施，事關黨的建設長遠發展，是當前企業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提高對貫徹民主集中制的認識

近兩年，企業領導班子經過換屆，一大批年輕干部進入新的領導班子，為領導班子注入了新鮮血液和強大活力。但一部分同志不熟悉民主集中制，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并自覺執行民主集中制。形成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部門對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強調不夠，對民主集中制理論和基本原則教育不夠。因此，當前特別需要抓好民主集中制的學習和教育，澄清模糊觀念，統一思想認識，切實增強企業中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維護和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覺性。

二、解決好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重點問題

在新的環境，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企業領導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設，應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加強企業領導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強調堅持企業全體黨員服從中央的原則，維護中央的領導權威，把全體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使全體黨員干部在思想認識上真正理解并自覺擁護中央的戰略決策，在行動上堅決服從中央的統一號令和部署。當前，就是要求我們的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自覺地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把力量凝聚到推動科學發展，加快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上來，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謠言所惑，不為困難風險所畏，滿懷信心，穩中求進，不斷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第二，加強企業領導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設，是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集中體現。其實質就是要求我們充分地發揚民主，充分地聽取和采納職工意見，充分地調動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在廣泛民主的基礎上，實行正確的集中。如果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脫離了基層，脫離了群眾，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就不能有效解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這就要求企業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要深入基層，深入生產一線，認真調查研究，不斷發現和總結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新做法和新經驗，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上升為領導班子的正確決策，要真正做到深入基層，與群眾零距離接觸，與干部面對面交流，結交普通百姓朋友，這是貫徹落實好民主集中制的基礎。

第三，加強企業領導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設，要靠堅強的黨性來保證。任何一名領導干部，如果不清廉，有私心，就不可能貫徹好民主集中制。各級領導干部要時時處處用黨的純潔性要求對照自己，檢點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切實解決“是與非、公與私、真與假、虛與實”的問題。自覺把民主集中制貫徹落實到自己的領導工作中，秉公用權、廉潔從政，踐行宗旨，無私奉獻，努力做到清正廉潔。各級領導班子要認真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自覺把自己置于黨和人民事業所要求的各種監督之下，使權力受到約束，從源頭上遏制腐敗，以促使我們的干部始終保持清正廉潔，這是貫徹落實好民主集中制的根本。

三、創新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方法

在新形勢下，加強企業領導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設，一定要在方式方法上求創新，在實踐中求發展，切實把民主集中制具體化、制度化、真正貫徹落實到黨內生活的各個領域，變成每個領導干部的自覺行動。第一，正確處理好個人與組織的關系。民主集中制是體現集體領導、提高領導水平的一個重要問題。其關鍵是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系。班子成員不論職務大小，分工如何，都是集體領導的一員，誰也不能凌駕于集體領導之上，要擺正自己在集體生活中的位置。在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導下，充分發揮個人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要把集體決定的重大問題同自己分管的工作結合起來，對于集體決定了的事情，必須堅決維護，認真貫徹執行。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決不能把不同意見帶到群眾中去，帶到工作中去。對于個人需要決定的事情，要在維護集體領導的前提下，果斷決策，敢于負責，做到分工不分家，各負其責。

第二，提高維護班子團結的自覺性。首先，要用民主集中制來規范班子成員的行為。在討論重大問題時，班子成員要各抒己見，廣開言路，充分發揚民主，努力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一旦做出決定，要堅決服從，積極貫徹落實。其次，要用民主集中制來健全黨內生活制度，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交流，這種做法應長期堅持下去。

第三，要用民主集中制原則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班子內部意見分岐并不可怕，有分岐并不等于不團結，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解決矛盾，消除誤會，如何正確對待個人與組織、少數與多數、局部與全局、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的關系。這就要求班子每個成員努力加強黨性修養，增強團結意識。

第四，充分發揮一把手的作用。黨政一把手：一是要充分發揮政治上的導向作用。看方向、講大局、帶頭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處處站在維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立場上，堅持對黨和人民負責，對集體和個人負責，毫不動搖的貫徹執行黨的基本理論、路線和綱領。二是注意發揮民主集中上的表率作用。對涉及本單位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必須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群眾意見，集中班子智慧，不能個人說了算，搞家長制、一言堂。三是注意發揮工作上的指導作用。凡是對發展有利的，要敢于決策，敢于負責，做到知實情，用實招，求實效。四是注意發揮團結上的協調作用。黨政一把手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在班子內部要顧大局。五是注意發揮遵守黨的紀律上的模范作用。維護集體領導，執行組織決議，自覺接受監督，帶頭遵紀守法。

第五，充分發揮班子的合力作用。一要善于配合。副職要支持正職工作，在思想和行動上成為集體決策的謀士，在實際工作中，成為團結和帶領群眾完成任務的組織者。二要善于補臺。班子成員要牢記“相互補臺，好戲一臺，相互拆臺，共同垮臺”的道理，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為集體領導拾遺補漏，對各自分管的工作要多想、多干、狠抓落實。在工作中努力做到不刁難、不猜疑、不爭權，以長補短，坦誠相見，大局為重。不賭氣、不遮掩、不拆臺、求同存異，加強合作，同心協力。三要善于創新。創造性的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明確自己的職責，在具體工作中，用創造性的思維和方法，卓有成效的開展工作。要克服主意正職拿，工作下邊干的惰性心理，防止工作得過且過的應付狀態。四要善于合作。在一個班子中，每個成員都有明確的分工，有自己的責任目標，要相互支持、相互補臺、做到支持而不拆臺，分工而不分家，通氣而不封閉。第六，努力提高班子決策的科學性。堅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和議事規則，健全決策機制、完善決策方式、規范決策內容和程序，強化決策責任，保證決策正確有效，從而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決策是否合乎客觀規律，以及質量的高低，貫徹落實的好壞，是對班子成員的政治水平，業務能力和工作作風等方面的綜合反映，也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本單位貫徹落實的標志。

四、結束語

總之，在企業中堅持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方面，應當花更多的工夫，下更大的力氣，這是我們事業發展的保證，也是黨的先進性的具體體現。

第四篇：為進一步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烏市第七十五小學重大事項集體決策制度

為進一步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學校的集體領導，提高工作效率，做到重大問題決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學化，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條 為規范和監督重大事項集體決策行為，提高重大事項集體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學校實際，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學校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應當遵守本制度。

第三條 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應當堅持科學性、民主性、公開性和效率性。

第四條 校長室負責重大事項集體決策的組織、協調工作。第五條 下列重大事項，應當實行集體決策：

一、討論決定教育教學各項政策，規定在全校貫徹執行的實施方案和步驟、措施。

二、討論決定黨務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部署和檢查落實。

三、討論確定學校內部機構的成立、撤銷、合并事項以及人事變動等重大問題。

四、討論確定教師聘用、任免、晉升和職稱評定的方案。

五、討論決定學校重大基建項目的方案。

六、研究決定工青婦等群眾團體的重大問題。

七、研究解決教職員工最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

八、對研究通過的問題及時公開，接受群眾評議。

第六條 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按照下列程序進行：

（一）咨詢論證。有關處室對重大事項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提出決策目標和方案，并報主管領導同意后，方可提請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決定是否上會；

（二）會前通報。學校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決定上會后，由學校辦公室負責通報其他老師；

（三）提前通知。學校辦公室應當提前2個工作日將會議通知（含議題及有關材料）書面送達其他老師；

（四）充分討論。會議由班子主要負責人主持，并安排足夠的時間對議題進行充分討論。因故未能到會的其他老師的意見，可以用書面形式在會上表達；

（五）事項表決。會議由主持人視討論情況決定是否進入表決程序，表決可采取口頭、舉手或者投票的形式；

（六）作出決策。對由大會決定的事項，實行民主集中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定；

（七）形成紀要。學校辦公室負責形成“重大事項決策會議紀要”，并獨立編號。需要特別說明的事項，應當在會議紀要中單獨列明。

第七條 重大事項集體決策做出后，應當按照決策的要求及時組織實施，并將決策實施過程中的各項信息及時反饋給學校辦公室，由學校辦公室整理后報學校領導班子成員。

第八條 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實施。

第五篇：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是我黨的一貫作風

推進決策民主化與堅持民主集中制

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是我黨的一貫作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充分發揮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果斷、正確地作出工作決策，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保證，也是衡量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如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我們需要不斷努力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決策的科學化是以決策的民主化為前提和基礎的，而決策的民主化必須以堅持民主集中制為原則和保證。民主決策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內容，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需要進一步強調在各級決策組織中全面正確地貫徹民主集中制，切實把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納入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環節，把堅持民主集中制落實到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之中。

當前，在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進程中，圍繞著堅持和實行民主集中制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認為強調民主多了會削弱集中，強調集中多了會削弱民主；把少數服從多數與集中正確意見對立起來，認為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不利于集中正確意見；把民主表決與民主討論對立起來，認為二者取其一即可；把決策結果負責。這些在決策過程中對民主集中制不全面、不正確的認識和實施，不僅會在落實各項決策制度、決策程序中出現偏差，而且最終必將影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推進，有必要在認識上和實踐中予以澄清。

第一，要全面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內涵。民主集中制規范了組織內部生活的準則，是組織賴以建立和發展的制度保證，也是組織決策正確和執行有效的根本制度保證。作為民主集中制兩個基本構成要素的民主和集中，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面，講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講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不是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這種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群眾路線在我們黨和國家組織制度中的運用。

在一個決策過程中，民主與集中不應劃分出誰多誰少、誰先誰后，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統一體。決策中所要實現的集中，是全體參與決策者的意志和行動的協調統一，這樣的協調統一，只有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高度的民主不是削弱集中，而恰恰是實現正確集中和高度集中所必需的先決條件。決策中所要實現的民主，本身就蘊含著對集中的要求。在一個決策群體內部，充分發揚民主，就是要確保大家都能暢所欲言地表達自的意見，克服個人或少數人認識上的局限性，做到集思廣益，最終按照多數人的意見形成統一的決定，并使形成的決定成為統一的意志和行動，這種統一的決定、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就是集中。倘若沒有這樣的集中，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那么民主決策、集體領導就是一句空話，發揚民主也就失去其最終的意義。因而全面理解民主集中制，就不能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用一個方面去束縛另一個方面，而必須把二者緊密結合起來，使之相互保證、相互促進，實現有機統一，這樣才能保證推進決策民主化的方向。

第二，要牢牢把握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民主集中制的基礎和根本點是少數服從多數，即按照多數人的利益、多數人的意志、多數人的要求決定問題。由于個人的知識、經驗和對實際情況的了解不同，討論決定問題時，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時甚至出現完全相反的意見，少數服從多數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原則。這里的多數就是多數人的主張。如果沒有少數服從多數這條原則，各種不同意見眾說紛紜，工作就無法正常進行。少數服從多數是決策合法性的集中體現。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目的就是為了集中正確意見，也只有實行少數服從多數，才有利于集中正確意見。多數人觀察和考慮問題往往比少數人更全面，所提主張的代表性也往往更廣泛。多數人的意見有時也可能主生錯誤，但實行多數人決定比實行少數人決定形成正確決定的概率要高得多。更何況多數和少數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一種正確的主張經過耐心細致的擺事實、講道理或者是實踐的檢驗，最終會被多數人所接受，并形成多數一致的意見。因此，只有牢牢把握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才能使民主議事的民主決策的氛圍不斷得到培育和增強，決策的民主化才能獲得堅實的基礎。

同時也應該看到，在通常多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情況下，并不排除有時少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形勢變化大、發展速度快、科技含量高的背景下決策，更應該對于少數人的意見給予關注。因此，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不意味著可以不重視少數人的意見。一方面要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無條件地執行根據多數人的意見的權利，甚至暫緩決策。如果真理最后被證明在少數人方面，那么組織就要勇敢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接受少數人的正確意見。如果少數人的意見確實錯了，也要善于做，使他們心悅誠服地服從組織的正確決定。

第三，要嚴格規范民主決策的程序。規范民主決策程序，對于保護、調動和發揮組織成員的積極性，增強責任感，維護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實行民主決策要按照程序規則辦事，在決策前，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聽證制度、咨詢制度、論證制度、審議制度等，進行反復比較、鑒別和論證，深入調研，廣泛聽取意見；在決策過程中，要充分發揚民主，認真同意見尤其是反對意見，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正確的集中；在作出決策后，必須堅決貫徹執行，防止各行其是。當前，特別要重視處理好在決策過程中民主表決與民主討論的關系。一方面民主決策的過程不能是多數人民主發表意見，少數人集中的過程，而應自始至終體現多數人人的意志，重大問題決策必須進行民主表決。另一方面在民主表決前，民主討論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程序，也是進行民主表決的必要前提。二者不可相互替代。這是因為，充分的民主討論，能夠通過思想交流，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克服各自思想認識的局限性，在開闊視野和思路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在進行更深入的更改思考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意見。不進行充分民主討論就草率地進行表決，難以真正實現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容易產生偏頗的一致性意見，導致決策的盲目性，還可能為變相的個人專斷提供可乘之機。只有嚴格地規范民主決策的程序和規則，才能使決策民主化得到切實的保證。

第四，要堅決克服個人專斷的作風。個人專斷是實行民主決策的最大障礙，也是與民主集中制原則相悖的。黨章規定，任何賞不論職務高低，都不能個人決定得大問題；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任何個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而一些人的認識的總和，總會比一個人的認識更全面、更正確。堅持重大問題實行民主討論，集體做出決定，有利于集思廣益，群策群力，運用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正確地決定和處理問題，避免工作指導上發生重大失誤。

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必須下力量克服在一些組織和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專斷”等有悖于民主集中制的不良作風。首先，要明確規定決策主持者的責任與權限，避免在決策領域不恰當地強調一把手負責，防止個人凌駕于組織或集體之上。要求決策的主持者始終把立足點置于多數人一邊，為民主決策創造寬松的氛圍。其次，要健全完善民主決策、集體決策的機制，完善各級組織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使決策過程有章可循，確保決策活動的合法性。再次，要采取切實的措施擴大群眾的參與度，保證群眾對敵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將決策過程置于群眾的下。別外，還要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健全糾錯改正機制，確保權力運行的規范性。總之，要通過上述措施，為推進決策民主化掃除人為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