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世紀之交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世紀之交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世紀之交，面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情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依據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進一步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確處理東西部地區發展關系的重要觀點和方針政策，并緊緊把握新的歷史機遇和挑戰，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又一次區域經濟布局的重大戰略性調整，既適時地指導著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又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的“兩個大局”思想，將之推向新的境界。

一、“兩個大局”戰略指導思想的深化 首先，深刻闡述了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的實質及其辯證關系。鄧小平提出的“兩個大局”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第一個大局”的著力點是讓條件較好的地區先富起來，以便示范、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第二個大局”的著力點是要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兩者包含著部分先富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辯證統一關系。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部分先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因為“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生產力不發達，要在一個時期實現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不現實的，必然會有的先富起來，有的后富”（注：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講話,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基于這種分析，江澤民指出鄧小平這個戰略設想的實質是：“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條件，東部地區先加快發展，然后帶動和支持中西部地區發展，最終實現全國各地區共同繁榮和共同富裕。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注：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講話,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兩個大局”思想還貫穿著合理差距與縮小差距的辯證統一。由于東西部自然環境的差別和經濟發展基礎不同，部分先富政策的實施必然會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這是符合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情和一個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大國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因此，這種差距是發展中的差距，有其合理的積極的一面，是“兩個大局”戰略構想的必然要求和結果。江澤民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經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東部地區發展得更快一些，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帶動作用”（注：江澤民：《全黨全社會動員起來為實現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而奮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報》。）。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差距在不斷擴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不僅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振興”（注：江澤民：《全黨全社會動員起來為實現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而奮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報》。），最終會影響到全國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對此，江澤民又指出：“要高度重視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確解決地區差距問題”（注：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報》。），這也是“兩個大局”思想的本質要求和題中應有之義。這里所說的采取“有效措施”，并不是回到過去平均主義和共同貧窮的傳統發展模式，而是要堅持鄧小平的“兩個大局”思想，在發展中逐步縮小東西差距。同時，由于“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解決地區差距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過程。因此，江澤民強調：“要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認識和處理地區差距問題”，以“鄧小平同志關于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思想來統一全黨的認識”（注：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報》。）。其次，首次使用“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這一范疇，精辟地概括了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

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在強調優先發展東部地區的同時，也注意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正如江澤民所說：“80年代，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以后，鄧小平同志對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就進行過深刻的考慮。”他提出的“兩個大局”思想，就是要求“在發展戰略布局上，必須有全盤的構想”（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講話，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東西部關系的理論闡發和理論新概括，反映了對鄧小平“兩個大局”戰略指導思想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科學了，并使之更具理論化，這就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二、“第二個大局”內涵的新發展

鄧小平在著重思考東部地區優先發展的同時，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也進行了構思，提出到一定的時候東部地區應“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支持不發達地區”的具體設想。但由于當時黨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重點放在“第一個大局”及實踐的局限，他對“第二個大局”并沒有進一步深入的思考和闡釋。在90年代中國現代化第二步目標即將實現和東西部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黨中央沿著鄧小平的思路，開始從總體上考慮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重點從“第一個大局”向“第二個大局”的轉變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縮小地區差距及開發西部的指導方針和決策。

第一，將縮小地區差距確立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第二，將扶貧開發作為本世紀的攻堅任務。1996年9月中央扶貧工作會議認為，貧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消除貧困也要從多方面入手。必須采取綜合配套措施，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會議具體部署了如何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增強貧困地區脫貧的措施。1999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東部發達地區要繼續幫扶西部貧困地區，以改變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為重點，按照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長期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把東西扶貧協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第三，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

隨著世紀末全國總體上已達到小康目標，東部地區具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我國綜合國力已顯著提高，國家有能力進一步加大對西部的支持力度，西部也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積累了一些加快發展的經驗。黨中央審時度勢，敏銳地抓住歷史機遇，從1999年起多次強調加快西部開發的步伐。認為“現在，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在繼續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同時，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注： 1999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99年6月10日《人民日報》。）。

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舉行的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江澤民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概念，強調：“從現在起，這要作為黨和國家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指明了西部大開發的指導原則、開發重點、實施步驟、宏偉目標及重大意義。同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正式作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決定，并指出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上述表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縮小地區差距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和決策，使鄧小平“第二個大局”思想內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充實和發展。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則標志著我們黨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重點已從“第一個大局”轉向“第二個大局”，更為鄧小平的這一戰略構想增添了全新的內容，并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東西部聯動與合作的新思路

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黨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重點轉移到“第二個大局”之后，面臨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應如何協調東西部的發展，便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全新課題。黨中央在世紀之交全新的開拓中，努力探尋新形勢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客觀規律，也提出了一整套東西部聯動與合作的新思路，從宏觀方面來說，突出了以下特點：

（一）從改革、發展、穩定相統一的大局，通盤籌劃促進東西部聯動和協調發展。

江澤民深刻領會鄧小平所說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含義，把三者融為一體，作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帶有全局性的首要重大關系，反復強調必須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經濟發展為目的，以社會穩定為前提，對東西部地區發展和布局進行全國一體化的統籌謀劃，做到“相互協調，相互促進”（注：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報》。）。八九十年代基礎和條件較好的東部地區先發展和發展得快一些，有利于增強國家實力和宏觀調控能力，有利于對內地的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從而有利于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從根本上促進全國的改革和發展。而現在“加快開發西部地區，對于推進全國的改革和建設，對于保持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是一個全局性的發展戰略，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意義”（注：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講話，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報》。）。顯然，西部大開發正是黨中央基于促進新形勢下東西部聯動和協調發展，保持全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要思考。

1.西部大開發將推動內需，開拓市場，促進東西部改革開放的大聯動。90年代以來，東部沿海地區在迅速發展的同時，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改革開放的發展。在當前以及很長一段時間內，其相當一部分具有初級技能的勞動力、資金和技術需要在價值規律導向下尋找新的發展空間。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任務繁重，消費需求存在巨大的潛在市場，最有可能成為吸引東部地區可流動資金、技術、人才和商品的重要“客戶”和區域選擇。一旦西部地區進入有序開發階段，則對于促進我國在21世紀中葉實現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戰略目標具有巨大的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作用，并成為我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支撐力量，促進西部的大開發大開放，推動東西部的大聯動大發展。

2.西部大開發將加快縮小地區差距，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治社會穩定，為東西部協調發展創造必要的前提。西部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地，又地處邊陲，如地區經濟差距擴大并任其蔓延，必將演變為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不僅關系到西部地區的穩定和大開發，也關系到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局”（注：1999年10月朱ｒóｎｇ＠①基考察甘肅、青海、寧夏等地的講話，1999年11月1日《人民日報》。）。因此，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座談會上指出：要“把加快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同保持政治社會穩定、加強民族團結結合起來”，并強調這“是全國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大思路”（注：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講話，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報》。）。

（二）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建構東西部聯動與合作的新模式。

（三）注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有機統一，推進東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西部地區不僅經濟欠發達，文化較落后，而且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同時，西部地區位于黃河、長江兩大江河的中上游地區，其水土保持程度對于保障這兩大江河下游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一特殊的區情決定了西部大開發的思路上，不能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增長而繼續走盲目開發資源和隨意破壞環境的傳統發展道路，而必須以謀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基本的出發點，充分認識到西部地區實現山川秀美就是最大、最好，同時也是最有效益的發展。大面積地保護好西部地區獨特的生態環境，不僅對當地，也是對我國其他地區最大的貢獻。當然，全國其他經濟發達地區應該為西部地區實施保護性開發戰略提供相應的補償。

基于這種認識，黨中央突出提出西部大開發要有新的思路，強調改善生態環境是西部地區的開發建設必須首先研究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如果不從現在起，努力使生態環境有一個明顯的改善，在西部地區乃至東部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就會落空；強調西部開發關鍵靠人才，人才培養關鍵靠教育，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基礎教育搞好，東部地區在對西部地區經濟開發扶貧的同時，要把科教扶貧、智力開發擺到重要位置上；強調維護西部民族地區的穩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加快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國家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特殊政策，積極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全面發展，通過政策引導，吸引國內外資金、技術、人才等投入西部開發，有目標、分階段地推進西部地區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總之，“加快開發西部地區應該是全面的，要把水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生態環境建設、普及科學教育、推廣實用技術、發展特色旅游、交通通信設施建設等方面，都要統籌規劃”（注：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講話，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報》。）。通過幾十年乃至下個世紀的艱苦努力，建設一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生活安定、民族團結、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區。這些新思路，使鄧小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兩個大局”思想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理論都得到了豐富和完善。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容   

第二篇：融入發展大局，服務“兩個率先”

為盡快實現“服務兩個率先、打造平安江寧，爭創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區”的目標，我院結合目前開展的“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教育活動，充分發揮黨員干部表率作用，樹立起檢察工作以服務社會發展為第一要務的思想，積極轉變檢察執法理念，認真履行檢察職能，進一步提高檢察干警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提高工作效率，積極融入全區社會發展大局，為我區的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一、正確把握檢察機關定位，立檢為公，執法為民。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意志的體現，違法犯罪行為是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公然挑戰，檢察機關只有切實維護人民利益，立檢為公，執法為民，才能更好地維護黨的光輝形象。我院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服務意識，圍繞全區中心工作履行檢察職能，積極投身“嚴打”整治斗爭和綜合治理工作，解決當前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困難，從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的產生，促進經濟發展；同時，注重保護合法權益，力求辦一案、治一片、促一方發展，積極主動地配合有關部門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依法打擊擾亂、危害市場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為全面提升市場經濟的法治水平做出貢獻。

二、妥善處理“六個”關系，理清檢察服務社會的思路。一是正確處理好貫徹黨的政策與嚴格執行法律的關系。檢察工作必須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牢記“兩個務必”，在服務大局中不斷促進檢察事業的健康發展。二是正確處理好大局意識和局部觀念的關系。工作中，我院堅持樹立“三個第一”意識，即：所有的工作都要把發展作為第一任務；所有的工作部門都要把促進發展作為第一責任；所有的工作評價都要把對發展的作用作為第一標準。既要嚴格依法辦案，又要克服法律絕對至上主義，克服就案辦案，單純考慮法律效果的思想。三是正確處理好檢察工作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始終圍繞經濟建設開展檢察工作，把“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作為評價檢察工作的標準；正確履行檢察職能，就是服務經濟建設，就會促進社會發展。四是正確處理好治標和治本之間的關系。在嚴厲打擊職務犯罪案件的同時，堅持“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的精神，積極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并逐步實現由部門、行業預防向社會系統預防的轉變。五是正確處理好案件質量與案件數量之間的關系。堅持在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上追求案件數量的上升。六是正確處理好思想政治工作與檢察業務建設之間的關系。我院堅持務虛和務實相結合，一方面定期組織干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三個代表”，學習先進人物先進事跡，以此來確立干警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另一方面，加強對干警業務素質的培訓，不斷增強整體素質，提升執法水平。結合業務開展教育，寓教于工，工中施教。近期，我院開展的“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教育活動就是務虛和務實有機結合的體現。

三、樹立“六種”意識，營造“六個”環境，有效服務社會發展。我院要求干警了解、熟悉和關心江寧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積極投身江寧實現“兩個率先”的歷史進程，不做局外人，不做旁觀者，不做順流客。及時更新思想觀念，創新檢察理念、調整工作思路，認識到檢察工作服從、服務于江寧實現“兩個率先”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深化思想認識，并以實際行動積極投身其中。在實際工作中，我院結合全國檢察機關開展“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教育活動，聯系江寧的實際情況，樹立“六種”意識，營造“六個”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六種”意識是：堅持黨的領導的意識，自覺把檢察工作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服務大局的意識，開展一切檢察工作都是服務于社會發展大局；維護公平正義的意識，既要嚴厲打擊犯罪，又要切實維護～；服務經濟發展的意識，實現案件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執法為民的意識，做到情為民所系，法為民所用；案件質量是生命線的意識，在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上追求數量的上升。檢察機關要把服從、服務江寧“兩個率先”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在服務過程中要有所作為，通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為江寧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六個”環境，即：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為經濟發展創造安全穩定的治安環境；嚴懲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創造誠信的市場環境；抓好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強化對行政執法和訴訟活動的監督，創造公正高效的服務環境；堅持公平、統一執法，創造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環境；改進執法作風和辦案方式，平等保投資商利益，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第三篇：世紀之交的勞動法發展

人類進入20世紀末以來，世界 經濟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 發展，全球化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潮流，由此也給 法律 的發展帶來了廣闊前景，勞動法的立法和 研究 也因此而更加繁榮。在開放的 社會 和世界性的經濟環境下，以一種新的思維和觀念來研究和探討勞動法律 問題 顯得尤為重要。去年，中國 人民大學法學院和韓國比較勞動法協會共同舉辦了“中韓勞動法的現狀與未來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中方代表包括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經貿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市法學會、中國法學會、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勞動與保障報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單位的教授、專家、政府官員等30多人，韓方代表有韓國各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勞動法教授、專家等10多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曾憲義教授和韓國比較勞動法協會會長李乙珩教授分別代表雙方致開幕辭。會議就中韓勞動法學界 目前 所共同關注的主要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講座，主要分為以下幾個專題：

一、中韓兩國勞動法的現狀與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勞動立法有了很大的發展，已初步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勞動法律制度。就我國勞動立法的現狀與未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關懷教授發表了題為《中國勞動立法概況與未來發展》的報告。關懷教授首先回顧了我國《勞動法》頒布前勞動立法狀況，指出《勞動法》的頒布是我國勞動立法新的里程碑。我國《勞動法》的制定經歷了艱辛的歷程。早在1956年勞動部就成立了勞動法起草小組，后因極左思潮的泛濫而夭折。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要抓緊制定《勞動法》，（勞動法）的起草工作重新被納人工作日程，但由于改革剛剛起步，許多問題的認識難以統一，起草工作再次中斷。1989年后，隨著勞動制度改革的深入，《勞動法》的起草工作再次成為當務之急，1993年初，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后，為《勞動法》的起草確定了方向，1994年7月5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勞動法》。《勞動法》的頒布，填補了我國法制建設的空白，結束了我國長期以來僅僅依靠勞動法規調整勞動關系的局面，全面地規范了勞動工作，把勞動工作納入法制軌道，為進一步實施勞動制度改革保駕護航，有利于勞動爭議的解決，促進了社會安定團結。《勞動法》頒布后，為了貫徹實施和進行具體操作，同年勞動部就發布了17個配套規章，以后又發布了一系列配套規章。與此同時，國家還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勞動立法的規劃，今后，我國將陸續出臺《安全生產法》、《社會保險法》、《職業技能開發法》、《促進就業法》、《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法》、《工資法》、《勞動保護法》、《勞動監察法》、《勞動爭議處理法》等勞動法律，其中，《社會保險法》和《勞動合同法》是當前我國勞動立法的重點。現階段我國正向勞動法日益完備的方向邁進。

二、勞動法中的人權問題

人權問題是世界各國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從各國對人權的態度來看，西方國家主要強調公民權利和 政治 權利，發展中國家則更加強調個人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生存權、發展權等，生存權又主要體現為勞動權，因此，人權保護與勞動法有密切關系。在本次研討會中，與會者專門就該問題進行了討論。

韓國自1980年代后期外國勞動者不斷涌入，主要從事3d[1]行業。按照韓國出入境管理法滯留資格規定，可將外國勞動者分為合法就業者、產業技術研修生及非法滯留勞動者。韓國產業技術研修生制度是1991年后實行的，由于研修生的工資很低，再加上昂貴的出國成本，使得許多人離開研修崗位進行非法就業。外國勞動者人權問題由此引起了韓國學者的關注。研討會上，韓國勞總產業安全局長樸壽萬教授就此問題作了《外國勞動者的人權保護》的報告。從事3d業的外國勞動者容易遭受產業災害，發生事故后，能否按照產業災害險保險法獲得賠償成為受害人生活保障的關鍵。1995年韓國大法院規定了非法滯留者在勞動法的地位，現在產業技術研修生和非法就業者都成為了產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的保護對象。由于韓國經濟的發展已難以離開外國勞動者的存在，對外國勞動者的人權保護已成為重要課題，現階段可建議的人權保護措施主要有：（1）對外國勞動者實行平等待遇原則；（2）繼續完善產業技術研修制度。目前，韓國正在起草《外國人勞動保護法草案》，相信外國勞動者的人權保護制度將逐步完善。

在我國，人權一直是我國政府所特別關注并致力發展的事業，我國政府為保障公民的人權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10月，我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第一次向世界公布了中國的人權狀況。1997年10月，我國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10月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迄今為止，我國已加入了17個國際人權公約。我國政府在承認人權的普遍原則應當得到尊重、公民的個人權利和政治權利應當受到尊重和保護的同時，又特別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性。在本次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林嘉副教授從勞動法的角度探討了該問題，宣讀了題為《勞動權與人權問題》的論文。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將人權分類或者分代，最早的人權或稱第一代人權是指個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civilandpoliticalrights），后擴大到個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這被稱為第二代人權，第三代人權則進一步發展為國家和民族的權利，即民主自決權、發展權等。勞動權作為人權的重要 內容，被我國憲法規定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1994年通過的《勞動法》被稱為是一部權利保障法，是保障公民實現勞動權的基本法律，也是保障公民生存權的重要法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權和擇業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獲得勞動安全衛生權、職業技能培訓權、享有社會保險和福利權、提請勞動爭議處理權、組織工會和參與民主管理權，這些權利構成了勞動權的基本內容。隨著人權思想和觀念不斷的進步和發展，我國已加入越來越多的國際人權公約，對國際社會有了更多的承諾。從發展的眼光看我國的《勞動法》，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制度，主要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1）應明確規定保護勞動者的人格尊嚴。隨著人權觀念的發展，人格尊重已成為 現代 人權運動的目標和基本理念，人格被視為人的最高價值，人格利益也被視為人的最高利益。從世界范圍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人權運動的蓬勃興起，人格尊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許多國家紛紛修改憲法，明確規定人的尊嚴受到保護。我國憲法第38條也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民法通則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具體的人格權，這些對人格尊嚴的保護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勞動關系領域中，由于勞動關系存在著管理與被管理、支配與服從的特征，勞動者的人格尊嚴往往容易被忽視甚至被侵犯。據媒體報道，一些 企業 主隨意打罵工人，有些企業為了嚴格管理制度，工人每天下班都要搜身才能出廠，有時企業限制工人每天上廁所的時間和次數，一家企業老板因懷疑女工偷鞋，竟然指使保安人員將該女工與兩只大狼狗關在一起示眾。這些行為嚴重侵害了勞動者的人格尊嚴，為了制止發生在勞動關系中的這些行為，應當在勞動法中明確規定勞動者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2）應明確規定不得強迫勞動。不得強迫勞動是對勞動者人格新生的一種延伸。在現代社會，勞動是人們謀生的一種基本手段，但又應當是一種自覺自愿的行為，不應當被迫或者強制勞動。但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私營企業老板采取高壓手段強迫勞動者勞動，有些借口勞動合同未滿強迫勞動者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勞動，這些都與人權的基本思想相違背，應當在勞動法中明確規定不得強迫勞動。[2]（3）應規定勞動者的罷工權。新中國成立后頒布的歷次憲法中，曾于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中規定了罷工權，1982年的憲法對罷工權予以取消。從憲法對罷工權的規定和取消看，都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相適應。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勞動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得勞動關系雙方的對立不可避免地出現，勞動爭議由此增多。當勞動爭議得不到及時和妥善解決時，勞動者就會采取罷工的手段來爭取權益，罷工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應當對罷工的問題重新認識。罷工權是國家賦予勞動者在一定條件下對抗用工單位或雇主的一種權種，許多國家在憲法中都規定了罷工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中也規定了罷工權。罷工權已被視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罷工已成為客觀存在的現象，立法不應當采取回避態度，而是應當將其納入法律規范中，明確規定罷工的構成要件，允許一定條件下的罷工，這樣，一方面，有利于協調勞動關系，推動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實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權的實現。（4）應進一步規范各種勞動關系，尤其是雇傭關系。根據《勞動法》第2條規定，該法只適用于企業、個體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以及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對于許多從 農村 進城的打工者來說，《勞動法》似乎并未成為他們的權利保障法，或者是企業主沒有法律意識，置《勞動法》于不顧，肆意侵犯勞動者的權益；或者是進城務工人員根本不適用《勞動法》。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8年底，從農村流人城鎮的人口是8000多萬，他們生活在城市的邊緣，許多人在打黑工，訂的是“生死合同”，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卻沒有基本的權利保障。鑒于我國人口結構的特點，農村勞動力還將加快向城鎮流動，進城務工的民工還會越來越多，應盡快制定《雇傭勞動法》，規范各種雇傭勞動關系。此外，隨著家務勞動的社會化，許多農村流入城鎮的人員從事家庭保姆或小時工，而且越來越多的城鎮下崗工人也加入了這一行業，但卻沒有相應的法律對家務勞動予以規范，因此，也應當盡快制定《家務勞動法》，以保障這些勞動者的合法權益。（5）加快勞動法配套法律的立法進程。《勞動法》是調整勞動關系的基本法律，對勞動關系的各個方面都作了原則規定，為了使勞動法各項制度更加具體化和規范化，應當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勞動法律，形成規范的勞動法律體系，更好地保障勞動者勞動權的實現。

第四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為構建和諧社會做貢獻

“和諧”是人們長期以來追求的一種理想生存境界。自古以來，人們總是向往和追求“國泰民安”、“政通人和”、“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但和諧社會作為一個多方面、多層次與廣范圍的系統工程，無疑需要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多方面的協調、和諧與深入發展。而要保持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必須以經濟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為基點，妥善協調好經濟社會結構變動過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各方面的社會矛盾，才能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一個長期穩定和諧的環境。由此可見，構建和諧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保證，二者是具有內在聯系的統一整體。

然而審判工作在維護政治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功能。而我，作為一名法院系統的普通干警，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又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為構建和諧社會，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呢。

首先，明確思想方向，圍繞黨委中心工作增強服務意識。服從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是人民法院開展司法工作的前提條件。作為一名普通干警只有緊緊圍繞黨委工作大局才能更

準確、更有效地發揮職能作用。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進一步明確法院既是經濟發展的保衛者，也是服務大局的實踐者。真正做到與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上同向，工作上合拍，行動上一致，并保證在關鍵時刻頂得上去、幫得上忙、管得上用。

其次，踐行主題，圍繞優化法治環境完善服務措施。法治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法院作為國家審判機關，承載著打擊、保護、調節、服務等多重功能，是創建優良法治環境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為此，我們一定要本著公正執法就是最好服務的原則，始終不渝地堅持以公平正義為主題，充分履行審判職能。

三、拓展范圍，圍繞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服務水平。服務經濟、服務社會、服務人民，是新時期黨對司法工作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也是檢驗司法工作質量優劣的重要標準。我們只有不斷豐富服務內容、拓展服務范圍、完善服務措施，努力提高服務的能動性、自覺性和實效性，才能更好地發揮職能作用，彰顯法官隊伍的良好形象。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以司法為民為宗旨，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從自我做起，從小事做起。溫和的語氣、耐心的解答、一杯熱水，都有可能是緩和當事人之間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不斷學習，圍繞素質作風建設提升服務能力。經常通過各種渠道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業務知識水平和政治理論

知識水平，始終不渝地堅持以提升自我素質為根本，不斷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司法能力。使自己成為一名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堅強干警。努力使法官成為社會公正的象征，法律精神的化身，公正行為的標準，社會形象的表率。

通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多做化解矛盾、理順情緒的工作,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為我市的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一個和諧的人文環境，為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司法保障。

第五篇：理論中心組專題黨課《黨員干部如何胸懷“兩個大局”》

理論中心組專題黨課

黨員干部如何胸懷“兩個大局”

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指出：“領導干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勐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可以說，“兩個大局“既是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也是理論創新的基本出發點。“兩個大局”交匯形成的獨特歷史景觀，凸顯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獨特地位和巨大貢獻。我們要增強統籌“兩個大局”的制度優勢，主動塑造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使之朝著促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方向發展。

一、深刻理解“兩個大局”的豐富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大局的重要論述順應了時代和實踐發展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提出了事關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引領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方向、發展戰略、發展路徑、發展實踐，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謀劃”十四五”發展規劃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是國內大局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路全局就是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大大加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精準定位了中國所處的歷史坐標，展望了民族發展的光輝未來。中國共產黨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作為自己重要的歷史使命。這個戰略全局，必須貫穿于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一系列工作的全過程。這個戰略全局，不僅是要建成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而且要著眼于全面，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戰略全局，不僅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且要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國際大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國際格局和國際關系的新變化。世界大變局的本質是人類社會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里發生的帶有趨向性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大轉折、大進步。其發展演變不但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社，而且深刻影響著全人類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思維方式。

基于對世界大勢和中國發展歷史方位的敏銳洞察和深刻分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戰略判斷。全面、準確理解和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戰略判斷，決定著我們對中國與世界關系變化的客觀認識；決定著我們對國際體系轉型過渡期與我國發展歷史交匯期相互交織的客觀認識。主動適應和積極應對這個“大變局”，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決定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的如期實現。

1.世界大變局，以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為主要表現，以國際體集和圓際秩序的深刻調整為基本方向。以前西方領跑全球化的趨勢正在逐漸讓位于東方，世界出現歷史性的深刻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和占比不斷上升。

2.世界大變局，以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突飛猛進為根本動力。新一代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信等前沿性、顛覆性高新科技不斷涌現，引發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3.世界大變局，以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為重大愿景。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歷史呼喚著人類文明同放異彩，不同文明應該和諧共生、相得益彰，共同為人類發展提供力量。

二、準確把握“兩個大局”的聯動關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百年大發展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其歷史交匯構成了人類社會大發展大進步的最壯麗的時代景觀。世界大變局為復興全局創造了重要的外部條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中國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與世界深度互動、深度融合，不斷提升影響力與話語權。復興全局是大變局的重要推動力量，為世界經濟發展、國際格局演變、人類文明多元發展，乃至國際秩序的變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動能。

（一）大變局為復興全局創造了外部條件、提供了歷史契機

百年大變局的核心是”變”，大變局則意味著是性質、結構、影響發生巨變。百年大變局的主體既指世界，也指中國。就世界而言，變的是格局、秩序、體系；就中國而言，變的是實力、地位、影響力。我們所處的時代正經歷著歷史性的巨大變化，自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正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因此，分析和認識這些巨大變化時緊密聯系中國的變化，具有重大意義。1.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引起世界秩序的變革。自近代以來，整個世界一直是由歐美發達國家所主導，整個世界的權力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世界秩序主要由歐美列強所掌控，非西方國家沒有發言權。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中心和全球戰略中心從歐洲大西洋地區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當今世界的權力結構第一次出現向非西方世界的轉移，出現“東升西降”以及“北分南合”的傾向，少數幾個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世界權力、主導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難以為繼。一方面，發達國家內部矛盾重重。在“美國優先”口號的影響下，美國大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美、歐、日裂痕日益加深，盟國體系日益松弛。同時，發達國家各國內部建制派與反建制派政治斗爭日益激烈，各國“內顧”傾向日益凸顯，大大削弱了其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日益加強，成為重塑國際格局的一個新的重要變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中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并由此提升自身國際話語權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在世界向何處去的關鍵十字路口，中國為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人民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契合世界的期待，與越來越不得人心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日益成為國際形勢的“穩定錨”、世界增長的“發動機”、和平發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動力”。世界對中國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值提升，這為我國樹立形象、擴大影響提供了機遇。

2.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盡管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繼續演進，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出現新變化，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國際環境總體上仍然有利于中國發展。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組和流動進一步加快，這為我國經濟發展利用全球要素提供了市場條件。中國已經擁有了更多的機會和實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并且創造競爭新優勢。雖然世界和平與穩定仍然面臨著一系列挑戰，不過從總體上看，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仍然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

3.科技創新為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創新是其中一個關鍵變量。我們要于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必須向科技創新要答案。“縱觀近代以來已完成的三次工業革命，都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關系的重大變革，帶來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根本性調整。正在到來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必將極大地重塑世界政治、經濟版圖。一旦某個國家和民族率先掌握與運營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成果，就能夠在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方面快速提升，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居于中心位置。當前，我國正在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把握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加快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掃清制約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藩籬，加快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建設，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在實踐層面，中國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節能環保、低碳技術等方面加大科研投入，產生了一大批富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成果。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國力的持續增強、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科技成果的不斷涌現，中國將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扮演重要的歷史角色，這必將助力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

（二）復興全局是大變局的重要推動力量

復興而非崛起是理解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以及中國共產黨外交思想的最好“鑰匙”。2018年6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中國外交的主線不僅要服務民族復興，而且要促進人類進步。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初心和歷史使命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更要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解放，為民族復興奠定了根本基礎。經過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我國日益繁榮富強，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顯著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更為明顯，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利用自身龐大的市場和豐富的人力資源等優勢，吸引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在40多年時間內保持GDP年均9.5％的高增長率，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奇跡。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勝利實現，中國經濟、科技與軍事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持續快速提升。中國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第一大工業國。近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保持在30％左右。在快速提升我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中國成為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格局變化、國際秩序變革與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充分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作為和擔當。中國領導人明確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愿景，就是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這一關乎人類前途命運重大課題的回應。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是百年大變局的方向和目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社會破解世界難題、攜手共創美好未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在習近平總書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引領下，中國應力所能及地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一個大國的作用，引領“大變局”朝著有利于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方向推進。

（三）“兩個大局”相互作用帶給我國的風險挑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一時空下的兩大趨勢形成了歷史性交匯。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無比光明的前景，但也處于愈進愈難而又非進不可的時候，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任務十分艱巨。同時，新冠肺炎疫情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彼此交織，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世界格局的演變還要經歷一個長期過程，人類社會面臨各種嚴峻挑戰。無論是我國經濟仍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嚴峻挑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還是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無論是俄烏沖突背后的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加劇，還是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迭起等，這些都表明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

同時，風險挑戰的危害性極其嚴重，包括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風險挑戰的長期性非比尋常，我們面臨的各種斗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過程。風險挑戰的復雜性極為深刻，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交叉疊加，“黑天鵝”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同時存在，風險挑戰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同時存在，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復雜。

挑戰之中蘊藏著機遇，蘊藏著解決矛盾的“鑰匙”。如果我們能發揮主觀能動性，轉危為安、化危為機，就能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兩個大局”相互作用為我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前所未有，帶來的挑戰也前所未有，但從總體上看，機遇仍是大于挑戰的。

三、牢牢抓住“兩個大局”中的有利變局，塑造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居安思危，從戰略機遇期的本質特點出發、從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出發、從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從挑戰與機遇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出發，既要有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改革發展的戰略定力，又要敏銳把握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必須對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作出系統謀劃，齊心協力做好各項工作，扎實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一）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和平與發展既是時代主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特征和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告都把“必須堅持和平發展”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我國國情和發展內在需要的必然選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莊嚴承諾，更是實現我國發展戰略目標的必然要求。特別是在現階段，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極為復雜嚴峻，發展機遇與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中國只有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平發展，才能把握和用好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二）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統籌發展與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首次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上升為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納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并列專章作出戰略部署。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將“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一項要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多次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因此，我們要把安全同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一起部署，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全過程。要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從而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

（三）緊緊扭住發展這個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諸多新矛盾新挑戰。我國發展處于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高發期，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面對復雜形勢，最根本的還是要凝心聚力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面臨的中心任務就是要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全面深化改革，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1.要樹立機遇意識，既要敏銳捕提機遇，也要善于化危為機。牢固樹立機遇意識，就是要科學判斷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充分發揮我們的獨特優勢，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不斷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們這一代人，要有強烈的使命憂患和歷史自覺，竭盡所能跑好歷史接力賽中我們手中的這一棒。

2.要貫物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雖然我們有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但前進道路絕不會一帆風順，每時每刻都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的深度調整必然帶來陣痛甚至會傷筋動骨。穩中求進，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知難而進、奮發有為、以進促穩，通過科學方法貫徹各項大政方針，從容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3.要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要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完善穩中求進的政策體系：要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繼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提高創新能力，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著力謀求新階段的新發展：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著力優化社會結構，加大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解決發展難題的力度，建立相對完善的民意反映機制，將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同時還要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等社會難題。

（四）深化戰略合作，樹立大國形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雖然一直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但實力的增強卻讓個別發達國家產生了不必要的疑慮。對此，我國應以成熟理性的大國心態，采取更加負責任的態度，為實現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我國要努力通過自身的發展積極地影響世界，積極推動國際社會規則的建構和難題的解決，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承擔相應的大國責任，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為世界的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五）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1.推動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要積極為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建言獻策，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各國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我們應當順應市場化、全球化發展大勢，積極推動全球生產要素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積極參與全球化，利用和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在推動國際經濟分工體系更加完善和合理的過程中實現更好發展。

2.搭建合作共贏的發展平臺。我們要看到經濟全球化發展出現失衡、全球收入不平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亟待完善等問題，如何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為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和新空間，也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作出中國貢獻等提供了新的戰略機遇。

3.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加快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際格局深度調整、全球治理體系加快變革的關鍵歷史時刻，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平臺。我國要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世界范圍內構筑多邊發展合作平臺，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力求與世界的發展接軌并將發展利益惠及世界。要構建包容共享、合作共贏的國際新秩序。以“一帶一路”建設，促進新型區域合作，推進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以“一帶一路”引領中國對外開放，加快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紐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擴大朋友圈，維護更為穩定、互利共贏的雙邊和區域經貿關系，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

（六）始終保持戰略定力、戰略耐心和戰略清醒

我國要避免高估自己的力量而冒險盲動。中國還處在由大變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國需要的是發展時間和發展環境，這是大局和大利益所決定的。中國發展壯大的實力可以給我們提供主動塑造戰略機遇期的能力，但同時也可以滋生破壞戰略機遇期的傲慢情緒和不計成本的戰略盲動。只要保持戰略定力、戰略耐心和戰略清醒，只要中國和平發展的態勢能夠保持，戰略機遇期就能夠得到維持和延長。

（七）堅持黨的領導，增強“四個自信”，不斷提升中國文化和理論的國際影響力

中國在走向世界強國的進程中，更加強調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外交的絕對領導和統一領導，更加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創造更加有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還要在國際關系理念、道義和規范等方面樹立起更高的標桿，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并推動世界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國在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僅需要進行國際經濟、金融和科技交流，而且還要加大思想、文化和理論交流的力度。就近階段而言，中國需要在更高和更深層次上向世界介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習近平外交思想，使國際社會更加深刻地認識中國對外關系的指導思想和主要理念，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國對外戰略和政策的思想文化背景，更加有效地消除國際上對中國外交的各種誤解，從而為實現中國夢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歷史給予中華民族的考驗和機會。只要我們能正確認識并牢牢抓住“兩個大局”中的有利變局，塑造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主動作為、順勢而為，同時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中國就能夠一如既往地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實現更加美好的發展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