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

董瑛 《 光明日報 》（2014年10月18日 06 版）

面對“腐敗問題越演越烈”的嚴峻形勢，如何用中國的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指導反腐倡廉實踐、闡釋反腐倡廉道路，打造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增強中國反腐倡廉的自覺自信，打贏國家治理現代化條件下反腐敗這場戰爭，是當前中國反腐倡廉建設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腐敗高發期和反腐敗戰略調整期正是構建中國特色監督學科的機遇期。目前，我國進入改革機遇期和矛盾突顯期，同時進入腐敗高發期。反腐敗不斷取得階段性成果，但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不論是實現“當前以治標為主”（不敢腐）的目標，還是實現將來“以治本為主”（不能腐、不想腐）的戰略，反腐敗必須要科學化、制度化，而科學化、制度化的必要條件是學科化，即以中國特色的反腐敗理論引領中國反腐敗實踐、轉型和創新，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創造了時代條件。深化反腐敗制度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關涉到政治體制改革（權力結構和運行體系），也關涉黨的紀律檢查體制，還關涉到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資源配置方式、公民權利保障和社會公正體系）等。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不僅為監督學科研究增添了新的問題域，也為監督學科構建創造了新的時代條件，迫切需要監督學科為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論支撐和方法指引。

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和反腐敗體制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聚合了研究的問題域。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中國的反腐敗就是執政黨主導的自我革新、自我凈化式的反腐敗，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 1 督責任。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中，紀委是黨內反腐敗專門機關、黨內監督專門機關和反腐敗“組織協調”機關，其中心任務是監督執紀問責，核心職能是“監督”；國家反腐敗司法機關——法院、檢察院，以及具有反腐敗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公安、審計、海關等，集合他們的共性職能就是“監督”。“監督”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有組織、成員和反腐敗機構的最大公約數。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的構建，符合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的趨勢和方向。

中國歷史上豐富的監察成果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提供了可資借鑒和轉換的歷史資源。中國封建社會有長達幾千年的監察制度實踐，先后在中央層面創設了“御史府”“御史臺”“都察院”等獨立于行政機關的監察機關，在地方設置了突破行政區域、自成一體的監察區，相應配置監察人員，肅正綱紀，小大相制，內外相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較完備的監察制度。建黨以來，圍繞革命、建設和改革，我們黨在反腐敗、監察制度方面更是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

反腐敗學科建設的已有成果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奠定了良好的學科基礎。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近百所高校、黨校、研究機構開展了此項工作，形成了多個學科研究層級和方向，其中有30多所高校、黨校、研究機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法學、中共黨史等學科中設置了相應的學科點和研究方向。相關高校把教材開發、人才培養作為學科建設的關鍵點，編寫出版教材或講義，開設選修課、必修課和專題講座，培養反腐敗相關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時，全國還形成了多元化的反腐敗研究網絡，中央紀委設置有研究室、廉政理論研究中心，20多個省、市、自治區紀委與高校共建有聯合研究機構，近百所高校、黨校、研究機構建立有各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研究機構。這些都為構建中國特色的 2 監督學科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教學基礎、人才基礎和結構體系。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學科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

第二篇：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心得體會：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心得體會：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總書記在廣州戰區考察時強調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所以，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定要繼續積極努力，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是實現強軍夢的戰略布局，必須放在實現民族復興這個大目標下來認識和推進，科學把握其重要舉措，理清發展思路，對加速推進這一宏偉軍事建設工程的實現具有重大意義。

一、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戰略意義

總書記指出，“當前，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加快推進軍隊改革，謀求軍事優勢地位的國際競爭加劇。在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潮中，誰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誰就會錯失寶貴機遇，陷于戰略被動。我們必須到中流擊水。軍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慘情景就痛徹肺腑！”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二、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指導思想

構建我國軍事力量體系必須突出中國特色，堅持以國家核心需求為導向，貫徹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和新形勢下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基本要求，以構建信息化積極防御型的軍事力量體系為重要標志，滿足積極防御和維護國家利益拓展的需要，絕不走對外侵略擴張、爭霸、稱霸之路。

三、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基本要求

總書記提出三點要求：

一是要牢記，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聽從黨的絕對指揮，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

二是要牢記，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必須按照打仗這個標準搞建設抓準備，確保軍隊能夠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三是要牢記，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必須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

四、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重要舉措

1.堅持信息化和機械化復合發展是核心標志

現代戰爭發展變化的新趨勢，使信息化已經成為軍隊現代化的本質規定性。總書記明確指出，必須堅定不移把信息化作為軍隊現代化建設發展方向，推動信息化建設加速發展。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必須牢牢抓住信息化這個核心，堅持以機械化為基礎，以信息化為主導，全面推進信息化機械化復合發展和綜合集成建設。構建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關鍵，就是要全力推進信息融合和體系化建設，加速形成新質戰斗力，充分發揮信息在戰斗力生成中的主導作用。要在賦予機械化武器裝備信息系統功能的基礎上，把所有作戰力量、單元和要素融合集成為有機整體，實現成系統、成體系的綜合集成，提升部隊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真正實現戰斗力倍增。要著眼于解決軍隊建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想觀念，注重信息主導、促進要素融合、加強體系建設，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之路。

2.推進軍兵種戰略轉型是重中之重

軍隊是國家軍事力量的主體，必須把推進軍兵種戰略轉型作為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重點與核心。科學合理地調整優化軍兵種結構和軍兵種內部結構，促進諸軍兵種協調發展，是軍隊戰略轉型的重要任務。堅定不移地調整優化軍兵種力量結構，在軍隊建設重點上進一步向海軍、空軍和火箭軍傾斜，提高各軍兵種高新技術部隊的比例，優化軍兵種內部結構和部隊編成，推動我軍在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中邁出更大步伐。

海軍要按照近海防御、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大力加強海基戰略力量和航母編隊建設，不斷優化海軍力量結構，構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御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

空軍要按照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要求，構建適應信息化作戰需要的空天防御力量體系，發展新一代作戰飛機、新型地空導彈和新型雷達等先進武器裝備，提高戰略預警、空中打擊、防空反導、信息對抗、空降作戰、戰略投送和綜合保障能力。

火箭軍要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備的戰略要求，加快推進信息化轉型，完善核常兼備的力量體系，提高快速反應、有效突防、精確打擊、綜合毀傷和生存防護能力。同時，積極推動陸軍小型化、多能化、模塊化發展步伐，實現區域防衛型向全域機動型轉變，構建適應聯合作戰要求的作戰力量體系，提高精確作戰、立體作戰、全域作戰、多能作戰、持續作戰能力。

3.拓展重大安全領域力量發展是戰略需求

新形勢下，太空和網絡空間已成為國際戰略競爭新的制高點，世界主要國家在太空、網絡空間和核等重大安全領域的戰略競爭愈演愈烈。重大安全領域力量發展，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在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中具有前沿性牽引作用。太空已成為綜合國力新的增長點、國際戰略競爭的制高點、安全威脅的新，必須盡快籌劃組建集中權威的軍事航天領導機構，明確太空力量發展模式，體系化發展偵察預警、環境監測、通信中繼、導航定位等太空信息裝備。網絡空間是經濟社會發展新支柱和國家安全新領域，網絡空間對軍事安全影響逐步上升，要加快網絡空間力量建設，提高網絡空間態勢感知、網絡防御等能力，遏控網絡空間重大危機，保障國家網絡與信息安全。核力量是維護我國主權和安全的戰略基石，要以完善核力量體系建設作為戰略支點，提高戰略預警、指揮控制、導彈突防、快速反應和生存防護能力，懾止他國對中國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第三篇：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從零起步的，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進步。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框架體系已初步建立：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項社會保險制度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為重點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各項社會保障覆蓋范圍不斷擴大，保障水平穩步提高。但總體上看，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城鄉發展不平衡、制度運行效率低等問題。

首先,樹立共建共享的社會保障理念，為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奠定認識基礎。共建，是有勞動能力者的共建；共享，是改革發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共建著眼于效率，共享著眼于公平，二者互為條件、互為依托。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生動詮釋了公平正義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要求在社會保障領域的具體體現。只有在全社會樹立共建共享的社會保障理念，才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社會保障權益，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社會保障事業、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良好局面。

其次,堅持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努力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標。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都經歷了從制度殘缺、不健全到逐步調整、健全的過程。從各國實踐來看，社會保障規模和水平只有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才能為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增添動力。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應當建立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把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為優先目標。

再次,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強統籌協調和政策銜接，推進各類社會保障制度整合。主要內容是：以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為長期目標，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加快制度整合，提高基金統籌層次，建立多層次保障體系；以基本養

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逐步將各類人員納入社會保障覆蓋范圍，逐步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和城鄉銜接；以發揮失業保險基金預防失業、促進就業的作用為方向，完善失業保險制度；以治本脫貧和發揮人的潛能為目標，推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綜合救助的方向發展；以動員社會資源為著力點發展福利事業、慈善事業；穩步增加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性社會保障投入重點向農民、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城市無業人員和城鄉殘疾人等特殊困難人群傾斜。

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增強社會保障的強制性、規范性、穩定性。社會保障作為通過國家立法強制實施的社會經濟制度，必須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作保證。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發展的歷史證明，社會保障法制完善的國家，制度穩定性、規范性都比較強，制度目標能得到較好實現。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滯后于發展需要，導致政策執行隨意性大、制度穩定性差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應當加強社會保障法律法規建設，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步伐。^ 來源：《人民日報》2010年第92期

第四篇：Luidpm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生命是永恒不斷的創造，因為在它內部蘊含著過剩的精力，它不斷流溢，越出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它不停地追求，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現的形式表現出來。

－－泰戈爾

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開放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為保障社會公平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絕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教育普及程度顯著提高。這些都得益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分配方面,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但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迅速擴大,同時帶來種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因此,為了從理論與實踐統一的高度根本解決這一問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我們有必要先從社會公平失衡現狀進行探討。

一、現狀分析:社會公平失衡

當代中國經濟起飛的大勢已成,不可逆轉,而社會公平的失衡問題卻日益凸顯,不可忽視。社會公平失衡問題主要體現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從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始,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度為世人矚目。然而,改革開放在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同時,又出現了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問題。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了顯著的社會貧富差距,占中國人口10%的貧困人口的儲蓄只占全社會私人儲蓄總額的3% ,且呈下降趨勢,而占總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的儲蓄卻占有全社會私人儲蓄總額的40%,且呈上升趨勢。2006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上升到0.496,大大超過了貧富差距的國際警戒線。社會公平的失衡問題尤其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層面的貧富差距:

一是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與其他國家在工業化發展中期相比,我國的城鄉差距問題在世界上都是比較嚴重的。目前,我國的城鄉差距仍在擴大,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報告》顯示, 2005年,各地區的“城鄉收入差”比上一年擴大500元以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鎮居民的1 /3。

二是地區差距日益加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獲得了快速發展,從而急劇拉大了與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別是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之間差異明顯。上海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53 倍,而貴州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9.7%。由于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迅速拉大,東西部地區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和消費結構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現在,已達到小康水平或者富裕程度很高的縣市,絕大多數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達到5000元以上的縣市越來越多,而年人均純收入在500元以下的貧困縣卻全部分布在西部的廣大地區。

三是各階層收入出現明顯差距,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收入差距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轉型,明顯地出現了高收入層、中等收入層和低收入層的社會分層。我國現在的問題是,低收入層太大,中等收入層還太小,而高收入層集中的財富過多。高收入層較多地占有了社會上其它各階層的收入。各階層的收入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 2005 年,高收入層人均工資水平是低收入層人均工資水平的4.88倍。

四是干部群眾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這不僅表現在公務員的收入不斷增加,更多的表現在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的干部和工人的獎金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廣東省《2006年省情調查報告》顯示,當前廣東國有企業薪酬管理總體上處于無序和失控狀態,有的企業以強調“經營者個人貢獻”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業實行“股權激勵”,高管幾年間獲得幾千萬元甚至近億元報酬,企業卻出現嚴重虧損。

二、政策回顧: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走向“效率公平,有機統一”

面對中國日益嚴重的公平失衡問題,我們該如何確立發展目標,是繼續重點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鼓勵一部人先富起來，隨著改革的深入,鄧小平晚年思考得最多的就是怎樣從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分配公平問題是他晚年最擔憂的問題之一。他在和鄧墾的一次談話時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二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更加強調公平。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在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拉大,人們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十六大報告雖然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但強調“再分配注重公平”,強調“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三是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從十六屆五中全會開始,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是從完善分配制度角度提出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此次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強調“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強化對分配結果的監管。”十七大報告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

從上可以看出,每一階段關于分配原則的提法及所強調的重點,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公平效率有機統一觀的中國共產黨,為了順應和促進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力求正確認識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的智慧結晶。馬克思主義公平效率有機統一觀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的發展過程,實質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對效率與公平問題認識的與時俱進的深化和發展過程。

三、理論反思:公平與效率辯證統一

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而經濟主體在社會生產中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也是人類活動追求的目標.以公平優先”則是收入分配領域應該首要強調的。一方面,在生產領域,應該強調“效率優先”、“兼顧速度”,這就是要把質量、效益、效率放在第一位,把投入、數量、速度放在適當地位,不是主要靠拼投入、增數量來實現粗放式的經濟增長,而是要實現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把質量、效益、效率作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這是符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方針要求的。也正如鄧小平同志所強調的,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就不必擔心發展會出大問題。所以,“效率優先”原則應該始終貫穿于發展生產過程。另一方面,“公平優先”原則是收入分配領域應該首要強調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那種認為初次分配可以講“效率優先”、再分配再講注重公平的觀點在實踐中不攻自破。往往是初次分配不公帶來的社會問題更加嚴重,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畸高畸低的個人收入,就是由于初次分配沒強調社會公平問題,有些部門、企業高管人員與普通職工的畸高畸低收入同樣屬于初次分配問題,一些外資、內資工廠,把工人(特別是民工)工資壓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怎么漲,過量剝削剩余價值也是初次分配的問題。初次分配不強調社會公平會帶來經濟秩序的混亂,顯然,僅通過財稅等再分配杠桿來調節分配不公問題遠遠不夠,必需重視初次分配中的社會不公問題,將“公平優先”原則貫穿整個分配領域。二是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發展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率的提高,由此決定生產關系的演變和社會公平的實現。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條件下,不能超越歷史階段而盲目提高公平程度,否則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反之,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生產關系得不到及時的變革或調整,社會分配差距過大,也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是一種簡單的反比例關系,那種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的觀點是片面的。事實證明,二者應當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過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

金融危機的到來,使本已經積重難返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峻。據國家人事部統計資料顯示: 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超過560萬,近兩年沉積的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約有480萬人, 2009年需就業的大學生高達千萬人。一邊是更多的畢業生需要就業,另一邊卻是工作崗位減少、大量員工失業的現狀。要通過充分就業,實現就業公平,政府必須大力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要使這一戰略得到落實,我們必須要實施、建立、健全、完善相關的政策,首先要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強政府引導,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擴大就業規模,改善就業結構。其次要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保持群體間的流動通暢,并保證流動的制度化與公平性。再次要完善支持大學生自主創業、自謀職業政策,加強就業觀念教育,使更多大學生成為創業者。

三是扭轉收入分配差距,爭取實現分配公平。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協調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實現貧富和諧,關鍵是解決好弱勢階層的過低收入和貧困狀況。要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我們一定要防止用平均主義的方式來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發展中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只有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一個社會才能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資源,才能為緩解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提供必要的條件和途徑。有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通過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來爭取實現分配公平,我們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其次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再次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四是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力爭實現保障公平。社會保障的目標是,立足于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的角度,通過社會救助、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社會福利以及社會優撫等多個方面來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確保每個人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實現保障公平,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首先,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其次,全面推進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前者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后者包括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再次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包括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

總之,按照十七大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目標,未來的中國社會應當既是一個富裕、文明的社會,又是一個公正的社會。這就要求我們在注重經濟建設的同時,應當注重社會公正問題,注重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防止兩極分化。在經濟體制轉軌中出現收入差距,在總體上是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它與舊體制下普遍貧窮低效的平均主義相比,是一種社會進步。我們應該看到,在某些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絕不是全局的,更不是“對抗性”的矛盾。要防止用平均主義的方式來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第五篇：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征信體系

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征信體系

征信體系建設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政府的統一管理，包括法律法規建設、信用管理行業的發展、專業人才的培養，以及科研投入等多方面問題。由于各國政治、經濟及民族文化不同，世界上沒有一個完整的最優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因此要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借鑒國際經驗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征信管理體系。

加強法制建設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良好的信用環境需要公眾良好的信用意識和信用行為，而信用行為必須有制度規則與法律的約束，制度與法律則需通過立法與執法機構來實現。

信用立法方面，當前要做的主要是對現有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完善，及時推動信用立法。首先，政府要建立界定數據開放范圍的法律或法規，包括必須開放的數據資源及其監督機構的責任，以及對于向公眾提供不真實數據的懲罰規定。在強制公開大部分征信數據源的同時，確定必須保密的部分，以及確定征信數據的經營方式。其次，建立與界定商賬追收的法律與法規，其中包括允許有關部門開放商賬追收類信用管理公司的注冊，明確用法律或信用手段進行商賬追收的程序與行為約定，對消費者個人及企業法人的追賬手段約定。再次，要在改善信用管理“外圍”法制環境的基礎上，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加快征信立法進度。

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國民信用意識

這里所說的信用，雖然不是道德觀念上的信用，也不是文化觀念上的信用，但它畢竟建立在道德文化的基礎之上。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說，加深對信用的認識，并把講信用付諸于行動，則不僅會大大降低社會成本，也有利于推動信用制度建設。

近年來，國內企業和產品不斷走出國門，有許多有益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它啟示我們，不講信用，不僅企業難以邁出國門，走出去了也很難立足，更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國家的形象。而信用宣傳教育是一項普及性的社會工程，需要政府制定長遠的目標和規劃加以解決。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國家應充分利用新聞媒體、社會輿論等多種方式進行全方位的宣傳，使全社會形成一種建立信用體系的緊迫感，形成一種信用缺失后，可能會給自己、給企業、給國家造成損害的這樣一種負疚感，夯實這個制度的社會文化基礎。

逐步培育市場化運作模式

有效的信用管理體系的建立，不可能純粹依靠市場來推動，而需要政府從制度上、管理上、財政上給予指導和幫助。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信息不對稱，信息資源高度集中于政府的現象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公眾很難得到完整的信息。所謂搜集信息，就是把政府擁有的信息匯總起來并依法披露，變成可供市場享用的信息。因此，政府在建立信用市場規范、整合信用資源等方面的作用是無可推卸、不可替代的。但從長遠看，政府也不能代替中介機構，更不能代替市場。

目前，我國征信行業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已初露端倪，但仍存在不規范現象。拿企業征信來說，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不同類型的征信公司按照商業化原則在市場上開展競爭的格局。然而與之相配套的監管體制相對落后，缺乏對征信機構、征信活動有效的管理。因此，從發展信用征信行業的迫切性考慮，今后一段時間內，在理順政府管理體系的基礎上，我國的征信

管理仍將以政府監管為主，然后逐步實現由政府監管向市場化監管轉變。

此外，可以嘗試建立信用管理民間組織，加強行業自律。國外經驗表明，信用管理民間組織作為征信制度的外部約束機制，能夠協助政府進行信用管理，促進征信事業的發展。從我國實際情況看，這種民間組織建設雖有所啟動，但無論規模、影響都較小，尚不能起到行業協會的作用。

建立并有效運行失信懲罰機制

依照我國國情，在目前階段，國家信用管理體系的懲罰機制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的相應機構作為執行機構，而且，這種處罰不是簡單地隨著企業的破產或停業而消失，而是這種不良記錄要伴隨著企業或個人一段時間，使他們在這段期間內，不能再取得社會信用服務，如在工商注冊、銀行貸款、信貸銷售服務、個人信用消費等方面，進行制約。這樣，失信懲罰機制才能產生足夠的威懾力。具體可考慮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對違規信用信息采集行為的處罰。由于征信機構采集信用信息時往往會涉及到個人隱私信息或者企業商業秘密，從保護個人和企業的合法權益角度出發，采集信息必須以得到個人或企業同意為基本原則。由此產生的未經個人或企業認可違規采集信用信息的行為，就將受到有關部門的處罰。

其次對違規使用行為的處罰。征信機構采集得來的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圍，應當僅限于出具信用調查報告、開展信用評級、信用評分等與資信活動有關的活動。若超越這一范圍使用信用信息，也將被視為違規行為。

再次對內部管理不善的征信機構進行處罰。征信機構手中掌握著大量的信用信息，除了外界的監管外，對征信機構內部管理制度也需提出嚴格要求。如存在管理不善等問題，有關部門也應當予以相應處罰。

第四對信用信息提供者違規行為的處罰。信用信息提供者主要包括：一類是通過行使公共職能過程而積累了大量公共信息的政府機關、公用事業單位、司法機關等單位和部門；另一類則是在商業活動中掌握了個人或企業信用記錄的單位或個人。政府機關等公共信息掌握者是社會的公共管理者，所以，必須強制要求這些部門依法公開披露所掌握的信用記錄；而市場主體是市場交易的當事人，應按照自愿簽訂的合約依法進行信用記錄的披露。對應當公開而拒不公開的行為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對違法、違規提供信息或者提供信息不真實等侵害個人和企業合法利益的行為進行處罰。

最后對征信產品使用者違規行為的處罰。在對征信機構使用信用信息的行為作出限制性規定的同時，對與其相對應的征信產品使用者的行為也要作出相應規范。如規定取得征信產品必須得到當事人的授權、如果使用消費者信用調查報告中的信息，采取了不利于消費者的行動，必須通知消費者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