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是什么？——關于文化的定義及其特性

文化是什么？——關于文化的定義及其特性

文化是什么？這的確是個很難一下子講清的問題。俄國革命大師列寧在一篇文章里也承認，文化是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概念。當下中國對此有兩種回答，一種認為，文化就是文化部管的那攤子事。在這些人眼中，文化實際就是文藝，因此文化通常與娛樂被歸在一起。另一種回答則是泛文化，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可以構成文化。譬如，茶文化、酒文化、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甚至我們的大小便都與文化有關，--排泄文化。據說自1871年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書中試圖給文化定義以來，有關文化的定義已達300余種，可謂蔚為大觀。

如果對這300多種定義作一粗略梳理，大致可分為兩種不同的定義方法：第一種是廣義獲狹義的定義法，第二種是功能性或主體性的定義法。

第一種定義方法

A.廣義定義：將文化定義為人類所創造的文明之總稱，或定義為人類生存方式。

這里要解釋一下文化與文明的區別。大多數人文社科界學者認為，文明是文化的物質性、外在性的表現。一當人類開始使用石器，文化就產生了，但文明的出現要晚得多，一種文化只有在發展出了文字、金屬冶煉與宮殿城墻時，才可謂產生文明。歷史學家湯因比、斯賓格勒都屬于廣義文化論者，他們都認為文化（文明）是一種生命體，有發生、發展、衰亡的不同階段。

B.狹義定義：僅指精神性、觀念性的東西。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庭頓反對文化的廣義定義，他認為：“文化若是無所不包，就什么也說明不了。因此，我們是從純主觀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義，指一個社會中的價值觀、態度、信念、取向以及人們普遍持有的見解。”（《文化的重要作用》新華出版社2002版前言第三頁）

第二種定義法

A.功能性定義：筆者在漫話人文系列之四中，將文化定義為一種規則，這就是功能性定義。愛德華泰勒對文化的定義也屬于功能性定義。他提出：“文化是一個綜合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習慣。”（《原始文化》1871英文版第一卷P.1）

英國社會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屬于社會學中的功能學派，他對文化的定義也是功能性的。沿著這一思路，美國學者克魯克洪（C.Kluckholn）則提出了更精細的文化定義。

B.主體性定義：所謂主體性指的是文化的“屬人性”。文化的主體性由于隱藏在文化的功能性之中，因此往往容易為人忽視。進入20世紀后，文化的主體性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德國學者格奧爾格西美爾首先看到了客體文化與主體文化的區別。他批評，自工業革命以來，“客體文化突飛猛進，主體文化卻不能增進……外界事物正變得越來越有文化，而人卻越來越沒有能力從客體的完善中獲得主體生命的完善。”（轉引自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版P.87）

卡西爾（EnstKassirer）作為西美爾的學生，將文化定義為“人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馬爾庫塞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文化的定義上，持有與卡西爾相同的觀點，只是比他更激進。馬爾庫塞將文化的功能性與主體性完全對立了起來，貶斥文化作為科技的作用，主張“文化”應該與“物化”相對立。他認為人的本質是本能的沖動與愛欲，作為科技的文化的每一進步，都是對人本質的壓抑，因此他提出，真正的文化應該是人的解放的尺度。

以上是對各種文化定義的粗略分類，此外從中西文字的對比上，也能看出對文化的不同理解。英語“文化”一詞為culture（拉丁語cultura），在初期主要是耕耘、栽培和種植的含義，后來逐步引申出對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教養。中文的“文化”一詞來源于《易﹒賁卦﹒象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對比二者，西方似乎更看重文化內在的生命生長價值，而中國的理解似乎強調其外在的教化功能。因此從語源學上說，西方對文化的定義偏重于主體性，而中國則偏重于功能性定義。

種種不同的文化定義不免使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也許不同的定義都反映了文化的某種屬性、某個側面，猶如盲人摸象，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文化最準確、全面的定義呢？這就必須借用本質屬性與從屬屬性的概念了。

本質屬性，相當于形式邏輯中概念的內涵，從屬屬性相當于概念的外延。那么什么是事物的本質屬性呢？一事物為其自身并使之能與他事物區別開來的規定性，即為該事物之本質（屬性）。譬如，A之為A而不為非A的規定性，就是A的本質。而從屬屬性是事物的本質在與他事物發生作用時表現出來的性狀。以水為例，水的本質屬性是什么？透明的液體？顯然不對，因為有許多透明的液體不是水。水的本質屬性是H20,“透明的液體”僅是水的從屬屬性，是H2O在與可見光、溫度、重力等他事物發生作用時表現出來的性狀。如果沒有可見光，水的透明性就不會存在。

按此定義規則，我認為，文化的本質定義應體現出文化的廣義性與主體性--文化乃人的存在方式。

對此定義，有人也許會問--有些人渾渾噩噩，沒有文化、愚昧落后，難道他們的這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文化？是的。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文化。在上古時期，當猿人開始使用工具、并對死去的親人在墳墓中擺上石子等紀念物時，人類最原始的文化就開始了。歐洲早期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雖然腦容量小于現代人，但他們已經創造了文化--一是有了石器工具，二是死者的墓葬有了一定的儀規。

為何對文化的定義如此繁復多樣？就是因為人與外界事物相互作用時表現出來的性狀繁復多樣，或說是文化概念的外延寬廣。

什么是文化？也可以說文化就是“人化”，所謂“人化”不過是人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例如刀劍是人的上肢的強化，汽車是人的下肢的強化，機器儀表則是人體器官的延伸與強化，等等。

有人認為這樣的定義還是有問題--如果將人的存在方式定義為文化，那么動物的存在方式為何不能也定義為文化？我們為何不說有老虎文化、水牛文化、細菌文化？

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對本能的不同態度。動物的存在方式之所以不能定義為文化，是因為動物受本能的控制，而人則以自己的創造物來滿足本能、指導本能、抑制本能、超越本能。動物的行為都由基因預先編好程序，而人的基因中并無這種程序。人要靠后天的學習與創造來實現自己的存在。一個嬰孩被野獸帶去撫養，脫離了人的文化，這個孩子即使長大，嚴格說來已不成其為人，只能說他是“狼孩”、“熊孩”。一句話，動物是被自然決定了的，在自然給定的本能面前，動物是沒有選擇自由的；人不是被自然決定的，人在自然面前是有選擇自由的。人類初期，人的自由度低一些，隨著人類文化的發展，這種自由度越來越大、越來越高。因此，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定義為自由，這個自由就是創造與超越--人以創造與超越來實現自己的存在。

文化乃人的存在方式--如此定義的文化又有何特性呢？文化的特性牽涉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僅討論當下易使人迷惑的三個問題。

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文化決定論--正確還是錯誤？

一個國家，經濟落后，社會處于前現代狀況。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剝削壓迫或自然條件的欠缺，還是文化的落后所致？如果從本文對文化的定義角度來看，顯然是文化落后造成的。為何這么說呢？因為列強的剝削壓迫或自然條件的欠缺屬于外因，自身文化落后為內因。外因是條件，內有才是根本。這是從廣義文化角度對文化決定論的論證。

從狹義文化的角度而言，思想觀念的落后，特別是統治集團思想觀念的落后，是一個國家、社會落后的總根源。要改變一個國家的落后狀況，僅靠文化的改造難以奏效。具體而言，究竟是一步到位的革命還是循序漸進的改良，抑或工業救國、科教救國，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并不存在一條放之四海皆準的“定律”。但在諸多因素中，政治權力無疑具有最直接、最有力的作用。因此，掌握政治權力的統治集團的思想觀念，就在變革中具有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文化決定論在狹義文化上的合理性。

塞繆爾亨廷頓與勞倫斯哈里森二人編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書，所要告訴我們的也是這個道理，只是沒有提到統治集團的思想觀念在其中的決定性作用。

先主席毛澤東同志曾諄諄教導我們：“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什么是思想路線？唯心還是唯物、辯證還是形而上學，這是思想路線。有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才能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中國革命事業才能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毛澤東的這一教導顯然是其一生革命經驗的總結，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文化決定論。

第二個問題，文化有無先進落后之分？

有人認為，各種文化都是歷史所形成的，都具有其特定價值，比如農耕文化、漁獵文化等，因此不應區分先進與落后，而應該多元文化共存、相互取長補短。

此說顯然不對，其錯誤在于混淆了文化的進步性與價值性。文化既有先進落后之分，同時各種文化（哪怕是落后的文化）又各具有特定的價值。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應混為一談。

對于一定的目標而言，各種不同的文化確有先進落后之分。對于現代化這個目標來說，工業文化顯然比游牧文化、農耕文化更先進。如果我們贊同文化體現了人類的創造、超越能力之說，那我們就應該選擇現代化為目標。當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先進文化不是沒有缺點，落后文化也不是沒有優點。在對環境的保護上，農耕文化就比工業文化要好一些，因此工業文化被更先進的科技文化所超越是理之應然。

多元文化共存，相互取長補短是一個不錯的口號，但是何者為長、何者為短之標準的確定是一個問題。西方各國在倡導多元文化共存時，實際上都是“一元為主，多元共存”。各民族在確定了自己的目標后，會形成一種主流文化，“多元共存”實際上是以主流文化為平臺對各種文化的吸納與整合。

文化的價值性與進步性間有著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抹煞對立與抹煞統一都是錯誤的。唯我獨尊唯我獨真、其他文化都是落后腐朽反動文化的觀點固然不對，漠視文化之間的先進落后、糟粕與精華比肩共存，也非我們的愿景。

第三個問題，文化的階級性。人類社會有階級存在，文化不可避免地留有階級烙印、帶有一定的階級性。但能否就此分出剝削階級文化和被剝削階級文化？

竊以為此種分法非常錯誤，即以中華文化而言，實際上并不存在地主文化與農民文化的分野。唐詩三百首中，哪幾首屬于地主文化、哪幾首屬于農民文化？

民族以文化分，文化以民族分。一個統一的民族，內部必然會有貧富、官民、行業、宗教、地域、年齡、性別、氣質、稟賦之分，但只要構成一個民族，文化就會成為其成員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這種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取向，倫理規則，思維方式，審美偏好等。如果階級差異大過所有其他的差異，那么這個民族一定會分裂、形成兩種互不相干的文化系統。文革時期，有人就以文化的階級性為由，否認統一的民族文化，其結果必然是一場文化浩劫。國共兩黨代表了不同階級，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黨文化，但他們的政黨文化依然屬于中華文化的不同分支，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流逝，兩岸文化的統一性也日益明顯。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變成了大革文化命，其錯誤根源有二，一是過分夸大了階級差異的意義，二是文化創造者的階級身份決定論。

階級差異實際就是貧富差異，與種族、宗教、官民、行業、地域這些差異比較起來，既不更大，也不更小。認為階級差異大過其他差異的根源是經濟決定論，但就是站在經濟決定論的立場上，階級差異也不見得就是最大。“谷賤傷農，谷貴傷民”，農民與地主作為谷物生產者，他們與谷物消費者之間也有經濟利益上的對立，難道這個社會還應該分裂為“生產集團”與'“消費集團”、并在兩個集團間展開殊死斗爭？地主與農民、工人與資本家，二者既有對立的一面，還有統一的一面，只講階級對立不講階級統一，并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其二，階級身份決定論。無可否認，迄今為止，人類文化的傳承、整理、創造者一般都是出身或本人為較富裕的階層。文革中有一句流行語--“什么階級說什么話”，意即一個人不可能越出自己的階級局限。從我們的經驗來判斷，這種說法是及其荒謬的，因為現實生活中，相同的階級身份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愛好，而不同階級的人卻可以有近似的倫理準則與思維方式。另一方面，特別是在文化的創造上，創造者完全可以超越自己的階級身份、民族身份。你能說貝多芬的音樂只是屬于資產階級或西方民族的嗎？難道蘇格拉底和孔子不是屬于全人類的嗎？之所以文化具有超階級的特性，這與文化的本質特性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文化的本質就是自由，所謂自由就是不受決定--不受階級、民族、性別、地域的決定，自由就是創造、超越，超越自然、社會帶給我們的局限。

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的特性，又與人性、人的本質有著關系，關于這一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篇：關于文化的定義

關于文化的定義

□曾小華

關于文化的定義，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這主要反映在文化定義的眾說紛紜及其內容的豐富多彩方面。因此，對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定義，進行梳理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們不能對由文化定義問題形成的文化定義現象繞道而行。

文化定義現象主要體現在對于文化定義的眾多觀點上。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意見認為，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E·B·泰勒，是第一個在文化定義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人。泰勒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是經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關于文化的科學”一章中說：“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顯然，這個定義將文化解釋為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創造物的總稱，包括物質技術、社會規范和觀念精神。從此，泰勒的文化定義成為文化定義現象的起源，后人對這個定義褒貶不一，同時亦不斷地提出新的觀點。關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為止竟然已經多達200多種的定義。文化定義本身成為一個有趣的、爭論不休的學術現象。

在文化定義現象中還有一種典型的情況，就是各種學科對于文化的不同定義。關于人類學家對文化所作的定義，美國人類學家克萊德·克魯克洪在《文化與個人》一書中作了一些總結：（1）文化是學而知之的。（2）文化是由構成人類存在的生物學成分、環境科學成分、心理學成分以及歷史學成分衍生而來的。（3）文化具有結構。（4）文化分隔為各個方面。（5）文化是動態的。（6）文化是可變的。（7）文化顯示出規律性，它可借助科學方法加以分析。（8）文化是個人適應其整個環境的工具，是表達其創造性的手段。他認為：“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描述可以和地圖作個比較。地圖顯然不是一片具體的塊，而是特殊地域的抽象表示。地圖如果繪制得精確，人們看了它就不會迷失途徑。文化如果得到正確的描述，人們就會認識到存在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生活方式，認識這些性質之間的相互關系。”

社會學家在文化的定義方面與人類學家最為相近，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在分析文化定義時認為，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對文化的共同定義是：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有產物不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

在不同學科對于文化的定義方面，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哲學、語言文學等等，都有許多有益的觀點。總的來看，各個學科對文化的定義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盡管如此，由眾多學科對文化的定義所產生的文化定義現象，是一個極好的現象，只有有了許多不同的觀點，才會有文化研究的發展。而且，各種不同的觀點的存在，有助于相互之間的交融和互補，使人們在理解什么是文化的時候，具有一個更為開闊的視域。

除此以外，在文化定義中，還有一種與此密切相關的現象，就是在對文化進行區別和劃分的時候，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點。

關于文化的區分，最為常見的說法就是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也有人把它稱為是大文化和小文化。在這一點上，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富永健一認為：“正如我們將社會區分為廣義的社會和狹義的社會那樣，有必要將文化也分為廣義的文化和狹義的文化。廣義的社會是與自然相對應的范疇；同樣，廣義的文化也是作為與自然相對應的范疇來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技術、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都可以認為是屬于文化的領域。也就是說，廣義的文化與廣義的社會的含意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狹義的文化與狹義的社會卻有不同的內容。后者是通過持續的相互關系而形成的社會關系系統；而前者如我們上文中提出的定義那樣，是產生于人類行動但又獨立于這些的客觀存在的符號系統。”

此外，還有一種關于顯形文化和隱形文化的劃分。這一區分的代表性作者是美國人類學家克萊德·克魯克洪，他說：“對文化作分析必然既包括顯露方面的分析也包括隱含方面的分析。顯型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實所構成的規律之中，它可以經過耳濡目染的證實直接總結出來。人們只須在自己的觀察中看到或揭示其連貫一致的東西。人類學家不會去解釋任意的行為。然而，隱型文化卻是一種二級抽象。??只有在文化的最為精深微妙的自我意識之處，人類學家才在文化的承載者那里關注隱型文化。隱型文化由純粹的形式構成，而顯型文化既有內容又有結構。”

社會學對于文化的區分還有一種“亞文化”的概念，“當一個社會的某一群體形成一種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體所不具備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時，這種群體文化被稱為亞文化。亞文化可以圍繞著職業種類發展而成，如醫學或軍事部門的亞文化。亞文化還可能是基于種族或民族的差異，如美國黑人亞文化。亞文化還可能是源于地區的差異，如美國南部各州的亞文化；也可能基于原來的國籍，如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意大利人亞文化。”“每一個復雜社會都包括著許多亞文化，社會成員常常是在一個以上的亞文化中發揮作用，反過來說，他們在一生中也會經歷許多種亞文化。”

文化哲學把文化結構區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面。物質文化實際是指人在物質生產活動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產品，以及創造這些物品的手段、工藝、方法等。制度文化是人們為反映和確定一定的社會關系并對這些關系進行整合和調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規范體系。精神文化也稱為觀念文化，以心理、觀念、理論形態存在的文化。它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態、文化心理、文化觀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經理論化對象化的思想理論體系，即客觀化了的思想。

關于文化的區分，還有一種廣為流傳的“文化模式論”。克魯克洪在其《文化研究》一文中認為，是克羅伯以同等的眼光看待歷史、功能和心理學，劃分出三種文化模式：全局性模式、總體性模式、類型性模式。文化的全局性模式指的是“文化特征之間的關系，它具有確定的連貫結構，執行著有效的功能，并且在歷史進程中將這種作用持續保留下來。很顯然，文化的全局性模式不囿于單一的文化而涉及橫貫交錯的文化。”文化的類型性模式指的是“一條路數，沿著它在人類事物的幾種可能性過程中，選擇出或引導出來并緊緊扣住它不放，從而使這種事務得以確定和實現。”“每一種類型都必須預先有所限制，它力主一種方式而排斥其他方式。”現代工業化世界的類型性模式包括機器（它相對手工業操作而言）、信貸，以及大規模生產。文化的總體性模式，其概念類似于社會（或民族、制度等）的精神氣質和時代精神。

在較近的文化研究中，對文化的區分出現了高雅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產業文化、商業文化等新概念，并且迅速擁有了大量的專家學者和論著。此外，在各個學科領域內都有相應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經濟文化、企業文化、行政文化、管理文化、法律文化等等。

文化定義現象所反映的，文化對于人類及社會的密切關聯度，不僅揭示了文化與人類社會進程的關系，而且還揭示了文化與人類社會整體的聯系，這種聯系涉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同時，也揭示了文化對于人類每一個人的個人權利、利益、自由、生存狀況的關注。

十品

第三篇：文化特性與建筑設計

環境與人的關系的認同機制

生理學：溫度，濕度，照度，眩光，噪聲等適應及舒適程度；調節溫度、濕度等狀況的需要，如空調，照明等。

解剖學：人體功效學和基于解剖學的舒適度所關注的對象。

知覺：對環境信息的感受。不僅僅是視覺效果。

認知：如何使世界獲得意義，如何在這個世界運作。

意義：意向，理想，地位，身份以及環境的其他重要方面。

感染力：環境引發的感官特性以及其意義。

評價：偏好和取舍

行事和行為：對認知、意義、感染力和評價的反饋。

支持力

1，把環境的所有類型整個的考慮進來，包括史前的、史載的、結繩記事的部落社會，土生

土長的民俗環境，以及自發形成的聚落環境等，并納入到專家更青睞的風雅環境。2，將古往今來的文化都納入觀察的視野。

3，把握歷史跨度，回到建成環境和文化進化的源頭。

4，包含整個環境而不局限于孤立的建筑物。

考慮建筑物如何與開放的廣場、街道及其他場景，以及小區、聚落、有時甚至是區域所形成的體系相聯系。

20世紀60年代，有關專家認為波士頓西區住宅密度過高，成為該區再開發的重要原因。但關鍵問題在于為能理解當地居民所使用的場景構成。規劃師根據家庭人口來劃分公寓范圍，然后單就比例而言，許多活動其實發生在人們經常使用的各種其他場景里，比如門廊、街道、俱樂部、咖啡館、酒吧等。如果將人們的活動系統納入擴大的場景構成之中，便會發現居所足用。該區并未出現過度擁擠的現象。

因文化而已的人體測量標準不僅取決于身材，還與活動的實現方式息息相關。在樓梯設計（踏步高寬比）、儲藏室、整體與特殊房間的推薦溫度和聲光環境標準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區別。美國推薦照度標準比瑞士、芬蘭和瑞典搞出10~20倍。

香港人認可的住屋密度比美國高出40~50倍。

密度與擁擠導致的壓力是由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所引起的，這種看法取決于對“陌生人”與防衛措施的定義。

第四篇：草原文化定義及特征

草原文化是推動內蒙古巨型企業成長的人文密碼。

草原文化深遠地影響和熏陶著內蒙古的人文環境、經濟環境和企業文化。內蒙古企業的成長壯大是草原文化在經濟領域的積極體現，是草原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與現代文明合乎中國國情的、部分實現一次次完美對接。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正是因為草原文化多元、開放、包容、發展的特質，才使內蒙古巨型企業在傳統產業獲得現代性方面成為可能。草原文化崇尚自然、踐行自由、崇拜英雄、倡導剛健有為，這些積極因素是巨型企業健康成長的催化劑。隨著內蒙古現代企業的崛起，草原文化必將以其獨特的風格，為我國現代文明建設提供一種重要形式。

而伊利、蒙牛、永業等企業深受開放包容的草原文化影響，最終創造了品牌效應，實現了國際接軌，完成了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對接。在市場化、國際化的進程中，作為內蒙古企業的杰出代表，伊利開放，實現了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對接；蒙牛進取，實現了與現代企業文化的對接；永業創造，實現了與科技、管理和組織創新的對接。

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草原文化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不僅具有獨特的內涵和特征，而且具有獨特的精神稟賦。它是草原民族維系的紐帶，生存發展的動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草原文化的這種基本精神，從大的方面講，可以概括以下四點：

1、開拓進取精神。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經·易傳》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這種精神的經典表述。

3、自由開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開放，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

一。對于草原民族來說，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為他們提供了相對寬闊的生活天地和自由開放的環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過程中，自由開放的因子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深熔鑄于其民族性格之中，體現在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對于他們來說，自由開放早已不再是純粹的精神王國的至上原則，而是人們在現實的活生生的生活中踐行的對象。由于草原民族把踐行自由開放的精神融入其民族性格和氣質之中，因而在他們那里，自由是那樣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完全熔鑄于其民族性格之中。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具個性的地方之一。

4、崇信重義精神。崇信重義既是草原民族的行為準則，也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草原民族以內誠于心、外信于人為榮，以輕諾寡信、背信棄義為恥，為追求這一崇尚的價值目標，他們甚至以犧牲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因此，守信講義歷來被認為是草原民族最優秀的民族稟性之一，也是草原文化始終高揚的精神旗幟。

2、英雄樂觀精神。崇尚英雄，倡導英雄樂觀精神，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和價值取向之一。這一點，在草原民族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們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樂觀精神，把效法英雄當作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寫草原民族“貴壯尚勇”、“重兵死、恥病終”，就是這種價值觀的寫照。因此不難看出，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輩出的文化；英雄樂觀精神是草原文化最具意義的精神品格。

第五篇：安全文化的標準定義

安全文化的標準定義

毛海峰教授在起草我國安全生產標準《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導則》（AQ/T9004—2008）時，對企業安全文化給出了一個較為簡潔的定義，即“被企業的員工群體所共享的安全價值觀、態度、道德和行為規范組成的統一體。”

此定義將企業安全文化描述為一種“統一體”，其含義與“整體”、“綜合產物”、“總和”等說法相類似，都有“全部在內”的意思，但“統一體”比其他說法更強調各組成部分之間具有相互一致的關系，而不是簡單地組合在一起。例如，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必然會有與其相關的“態度”出現，這種關系具有統一性。此外，這種“統一體”的表述也是中性的，并不含有好或壞、優或劣等的意思。

該定義還明確給出了企業安全文化的四個基本組成部分，即“安全價值觀”、“安全態度”、“安全道德”和“安全行為規范”。這四個部分是企業安全文化的核心，是經過深入研究、反復探討，在國內外眾多說法中篩選、總結出來的，以最精煉的形式對“什么是企業安全文化”進行了概括反映，它們構成了存在于人的精神層面的一個統一體。

安全價值觀——對安全問題的意義和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簡單地說，就是在人的內心中怎樣回答“安全對我重要嗎？”這一問題。

安全態度——在安全價值觀的“指揮”下，人對各種安全問題所產生的內在反應傾向。簡單地說，就是“我對安全問題關注嗎？積極嗎？”

安全道德——在涉及他人安全利益時，衡量人的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簡單地說，就是“我對他人的安全有內在的責任感嗎？”

安全行為規范——為保障安全和健康，一個人應該具有的行為舉止要求和標準。簡單地說，就是“我面對安全問題應該如何采取行動？”

摘自《企業安全文化：理論與體系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