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講義

《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講義

課程前言

王魯湘：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 這里是思想的盛宴，這里是學術的殿堂。前一段時期有媒體報道了收藏中國流失最多的大英博物管陳列了中國十大青銅器，其斑駁而久遠的歷史震撼了無數的觀眾，從某種意義上說，青銅文明代表著中國文明的第一次高峰，為何青銅會古老的中國出現？它的存在見證了怎樣的東方文明？為什么它又消逝的如此的匆忙？有關這些問題，今天我們很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李延祥教授，我們掌聲歡迎。

歡迎李教授坐客《世紀大講堂》，我們現在看一下大屏幕，一個介紹的李教授短片。專家簡介：李延祥，早年畢業于東北大學有色金屬冶金系有色金屬金屬冶煉專業，1998年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物理化學系碩士比業，并獲中國科技大學理學碩士學位，現任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世界史、冶金考古、科技文獻學、科技考古等，李延祥教授常年奔走在考古現場，通過對現場挖掘物的研究填補了多項空白，對進一步提示煉銅技術在中國文明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有重要意義。

王魯湘：說起青銅文明我們大家想到的可能是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的一幅雕塑作品，那幅雕塑作品名字就叫作青銅時代，我不知道為什么羅丹的這樣的一個人體雕塑要命名為青銅時代？有什么寓意嗎？

李延祥：我認為它這個寓意是代表著人類要走向新一個時代，用這行話講就文明的時代。王魯湘：文明的時代，我們在世界史的區分中間，經常以制造工具的材料的質地來劃分大的文明階段，你比如像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為什么青銅時代為認為是一個人類走向文明的第一次高峰？在此之前好像我們一般把它叫作蒙昧時代。

李延祥：對，現在普遍是怎么認為的，包括中國的文明、世界更古老的文明，比方說西亞的、北非的甚至新大陸的這些文明呢都有自己的一套冶金技術，主要是冶金技術它不是一般的簡單技術，它和燒陶、打石器甚至琢磨玉器相比它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它動用的手段有物理的手段、有化學的手段，背后呢是有著成百倍成千倍增加的勞動力投入，有多少多少的工序的一起組合，然后有產業的鏈形成的產業網，再加上它的產品的分配和社會等級相關聯，所以這些東西才導致了社會的組織的強化組織的擴張，微觀管理的也是強化，所以這些東西實質上就是一個政府的職能，一個政權的職能。

王魯湘：就簡單地說就是青銅的這個冶煉和鑄造，我們今天看上去這么如此簡單的一個東西在古代社會它意味著它的背后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組織，一個復雜的社會組織出現，這個復雜的社會組織出現我們一般把它叫做國家。

李延祥：對，國家或者國家政權的出現。

王魯湘：國家或者國家政權的雛形，那么我們知道國家的或者國家政權雛形出現是我文明出現的一個標志物，重要標志

王魯湘：一個重要的標志物，所以把它叫做是文明的第一波高峰。李延祥：對對。

王魯湘；那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到中國的各大博物館，特別是中原的一些大的博物館，尤其我們北京的國家博物館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青銅的器皿，有一些是實用器，有一些是禮器那個體量都非常巨大，這個都是出現在商周時期是吧，為什么在中原的商周時期突然青銅文化，青銅文明好像是爆發式的出現呢？

李延祥：據我的理解而言呢它不是很突然的出現的，它是有很長的文化準備的，你比方說咱這個青銅器如果追它的祖型都會追到咱們的新時期時代以來留下的那些高等級陶器，所以這些陶器當年也是作為禮器的，但是它到青銅時代它直接轉化為青銅的而且成建制分等級，所以它作為一個產品代表著社會的地位、社會的等級和宗教王權這都結合在一起，所以在這個時期中華文明的最早階段，大量的制造使用青銅器，這是一個象征。

王魯湘：作為一個冶金方面的專家，我發現您的學術上突出的一個貢獻就是您從一些這個考古遺址的現場，比方說在那個地方有一個冶煉的，一個冶銅的一個考古現場，但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爐渣了，就是一些爐渣了，然后您通過現場的爐渣的這種逆向分析，您能找出它的工藝流程，甚至能找出它的這個礦源來，這是您學術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跟我們解釋一下這是怎么一個逆向過程。

李延祥：哎呀，這個事有點長了，青銅器本身是一個最終的產品就好像是一個，舉個例子說咱們倆住在北京但是一般人你看不出我們是從哪里來的，從哪條路來的，但是我要是通過其他的路徑來研究，找到你小時候在哪生存的一些證據才能說你是從哪來的，那么青銅器研究也是這樣，我們更關心青銅器背后它的那些生產體系、它的物料供應來源，這樣才能解釋好多考古學現象。所以我結合我的學有色冶金的這個背景，我對冶金是相當熟悉的，那么冶金不僅僅是產生了最后的產品，作為這個財富等級的象征，它這個冶煉的過程中間還會扔出很多所謂想現在的觀點講就是廢物了，比方說爐渣、尾礦這些東西，根據物理化學的一些原理它留在田野會經歷一些變化，但是它的變化是可以追尋的，另外，它作為一種廢物扔在田野上，不會有人再把它加工再利用，甚至連地方都不會挪，出現這樣得到的信息就是更準、更可靠，然后對它進行了正常的科學分析和一些特別的手段，就是說同位素的分析、微量元素的分析，試圖構劃出這個產業鏈，現在這個工作還在進行，基本上有一些結論，當然還有一些東西需要自然科學的跟進，進一步補充。

王魯湘：好，我們現在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李教授給我們進行演講會，大家歡迎。解說：青銅冶煉，人類冶金史如何詮釋文明起源？中原文化統領華夏各族，青銅器制造工藝起到了怎樣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短暫而輝煌的年代它給我們的是怎樣不朽的財富？《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世紀大講堂》正在播出。

一、青銅冶煉與人類文明起源

李延祥：我今天給各位介紹一下青銅與中國的古代文明，人類的漫長的歷史根據使用材料的種類劃分成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后來又把石器時代分為舊石器和新石器兩個時代，然后到了青銅時代基本上這個概念就和國家文明聯系在一起了，這三個概念有一定的互相關聯，大家了知道我們國家現在正在開展很大的一個自然科學和社科學結合起來的課題，叫做中華文明探源，現在進行第一期第二期，現在是第三期，目的是追求我們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面貌，這就涉及到一個概念就是文明的概念。

那在世界考古學、歷史學上，文明有基本上經濟通用的這么一個定義，第一要有城市的出現，然后有階級的劃分，社會等級的出現，一般得三級以上，然后有文字、有宗教，這些都是通認的，另外，有學者后來提出來必須得有一套青銅冶煉技術，那么現在看來世界上古老的文明，最古老的文明，兩河流域，今天伊拉克那一帶文明、尼羅河埃及的文明，今天在巴基斯坦那一帶印度河的文明，甚至新大陸、美洲、印第安創造的那幾個文明，最后印加文明，也都有一套青銅冶煉技術。

我們知道中國是有很多很多的青銅器的，但是我們北方的草原上，各個民族邊疆地區也有青銅器，也使用青銅，所以青銅在什么樣的使用狀態下、怎么冶煉的青銅才對文明有具體的、更大的貢獻？這需要仔細的考察，所以我們這些年來做的工作主要是圍繞這一方面，不是我個人或者是咱們學者就讓我們來看跟破爛差不多的那些爐渣什么感興趣，我們更關心的這些東西的背后隱藏著人的活動和社會的活動、社會的組織。

解說：中國早期青銅器如何反映當時的人類社會活動？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中，青銅文化的輻射怎樣融合與發展？《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世紀大講堂》正在播出。

二、青銅冶煉與早期人類社會活動

那么說起中國，現在有個基本事實，我們找到了早期銅器，除了個別的小件，基本上集中在四千（年）或者是四千五（年）之間，而且我們沒有明顯的一個使用紅銅的階段，也不能劃分出非常明顯的像西亞、東歐、東南歐有將的近一兩千年的使用砷銅的階段，我們幾乎上來就是青銅，這也有一個可能，就是說我們最早的冶金技術有可能是通過絲綢之路也好，歐亞大陸也好，通過一些中間的環節傳播過來的這么一個技術，但是我們從四千從年開始上來就走了一條比較獨特的、先進的這條路，和世界上其他的或者是咱們周邊的那些地區明顯的不一樣，主要表現出兩點。

第一點，這個青銅是拿來干嘛的？做什么？它是禮器，或者有人講這容器，這個容器也屬于禮器的系統，它是為宗教活動、政治活動和身份地位等級緊密結合起來的而用的，所以在咱們歷史上留下了多少個名詞，說皇帝最早采首山銅，然后鑄鼎，鼎就代表了最高權力的象征，說大禹鑄九鼎，大概是以向九州，天下分成九個州這個意思，有要奪王權的意思，就是說問鼎中原，說國家分開了，三國的時候要三足鼎立，都是這個意思，就是把這個鼎為代表的一系列青銅器，代表了等級、地位、權利、財富。

所以當時就直接記載國家的大事就兩件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祀祖先、祭祀神靈、鞏固王權這些東西，說穿了都是廟里面、祭壇里面用的，當然也給各貴族用，比方貴族鐘鳴鼎食，所以他吃飯的時候有音樂、鼎食，用大鼎和各種各樣的青銅器，至于說一般的老百姓基本上還是使用的石器為主，生產工具，木器，個別老百姓的自己的一根小銅針、小銅刀就很不錯了，所以這個青銅器在中原它是和身份、地位、等級、財富緊密相連的。

所以青銅器的分配、使用，不是說隨便就可以使用的，你有錢，你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不敢使用青銅器，或者成組的使用，說王要是去世了，他的殉葬，所以周王九鼎，諸侯可能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王以下的士用三鼎什么的，反正級別越低你用的越少，你不可以越制，就是有九個鼎你也不敢用這個九個鼎否則的話你就等于說造反，那是殺頭的罪，所以這叫禮，那么到了春秋以后，所謂禮崩樂壞，孔子念念不忘的說要恢復周禮，都是在這個“禮”上做文章，青銅器在中原“在祀與戎”，更大量的是做兵器，但是咱這兵器做的配方好、質量好，要和中原以外的比，也是在質量上絕對領先的，所以中原主要是做祭祀的禮器、容器，然后做些兵器，質量方方面面都很好，所以它是一個工廠化的、流水化的、藝術和技術高度結合這么一個產品，這是在中原的這么一個格局。

那么我們周邊也有好多青銅文化，甚至中原進入鐵器時代了它還停留在青銅時代，也有

好多的青銅器，比方說在咱們西北地區，東北地區，它的一些青銅器就是做裝飾品，往人身上自己招呼，比方說戴大耳環，戴一個不夠，戴好幾個，我們考古上在這個內蒙古敖漢旗有著名的遺址叫大甸子，這個遺址出了一個大概是王后一級的、女王一級的人，10個手指頭戴11個大戒指，就說明她是往人的個人表達、個人表現這樣裝飾品這個方向發展，然后做一些小刀、小劍都不太長，最長的青銅劍大概也就這么長，青銅短劍一般這么長，然后常用的有一個持柄刀，所以他這個人出來是青銅很多，那所謂青銅戰士我們挖出來之后，頭上身上全挎著青銅泡，有好幾十，甚至上百，但是它這個東西就沒有升成到禮器，也看不出來它明顯的社會等級，有些戰士挎得多一點，有些少一點，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所以它這個產品就沒有劃分社會等級、鞏固王權、代表財富這么一個意思。

包括西北也是這個樣，所有中國周邊這些民族沒有形成這樣一套禮器制度，那這樣相比之下，中原的銅器要是通過某種渠道，比方說貿易、賞賜、甚至戰爭的掠奪，到了咱們邊疆地區極其被珍視，有些墓葬挖出來你一看明顯的看出來他把中原的東西都隔了好幾代了，差了好幾百年了，他還一輩一輩傳，帶到自己的墓葬當中去。

青銅器本身作為禮器它所承載的不僅僅是物質的東西，還包括中原的體制、中原的意識形態，所以在夏商時期，中原中心這一套觀點也好、認識也好得到了徹底的鞏固，在夏商之前，中原是中心，但是山東也有中心，長江中下游也有，遼河地區，遼河上游也都有地區的中心，他們也都是向著文明的方向在不斷地發展，但是最終這些中心都取消了，就留下一個大中心，我們中國的河洛地區，黃河和洛河那個地區，伊洛河一帶，今天洛陽東邊那一帶，從此最早的中國就在那定鼎，然后影響中國兩千多年，這關于青銅器，青銅用來做什么中原和周邊地區有重大的區別。

再一個，就是這青銅它是怎樣生產出來的，這有重大差別，青銅是兩種東西全在一起成的合金，銅和錫，那么銅是比較多的這么一個礦產，只要有大山一般會有銅，你比如說離中原比較近的晉南，中條山，然后長江中下游，除湖北的大冶一直到南京，這是長江中下游銅鐵成礦帶，山東也有，沂蒙山和山東半島上都的銅礦，西北地區那就不用說了，東北地區都有，但是錫礦比較缺少，尤其是中國的錫礦，要不是分布在非常南，云南、廣西、廣東、湖南，要不分布到比較北，那哪兒？今天的內蒙古赤峰北邊的，大興安嶺的南路，那是長江以北巨大的錫礦帶，多金屬共生的礦帶，要么就在東天山，所以中原現在錫產在哪？都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

那么說了這個錫產在哪兒你都沒解決，你怎么能談中原的生產體系呢？是這樣，錫這條鏈我沒找到，但是我找到銅的那一條鏈了，而且銅那條鏈一點錫都沒出現，所以我能推斷銅

這條鏈出現了一定有一條單獨的錫鏈，所以我現在才敢這么說是一個初步的結論，但是這個結論不會輕易就能推翻的。為了探討青銅冶金生產的過程和它的生產的體系，我們從1987年開始，就在三個主要地區，一個是中原地區，就是以中條山為中心的晉南地區，然后是以黑水河、黨河、疏勒河為中心的河西地區，就是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再一個是以赤峰為中心的遼西地區開展普查工作。

剛開始普查的時候沒有經驗，找到是全是晚期的遺址，所以根據考古學遺址分布的一些規律，我們才知道，一定要在礦區周邊要作詳細的工作，到現在大概發現將近一百余處屬于四千年或者比四千多，距今三千五百年這些遺址，在中原大概有十來處，在東北發現了兩個文化的東西，早期晚期有二十多處，然后西北地區有十來處，剩下在關中地區在其他地區都有。那么為什么就在這三個地區在干活不在別處地區呢？比方說在長江中下游你自己都說了那是巨大的成礦帶，長江中下游有數以百計的古礦業遺址，但是大部分集中在商代晚期以后，然后春秋戰國到漢代是一個開采高峰，后來又到了唐宋是開采高峰，它那個地方可能有早期的東西，但是非常難查，另外它也沒有更好的考古學的大背景，所以它工作還要以后做，另外還剩下一個地區，山東地區，我們正在安排。

解說：嚴格的禮制約束使得青銅的冶煉有著怎樣的規律分布？信息的傳遞與交匯，文明如何被傳承？《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世紀大講堂》正在播出。

三、青銅冶煉的分布規律與文明傳承

李延祥：那么這些遺址查完了，做咱們的冶金的常規檢測，比方說他煉的是什么？是什么水平？那么三個地區顯示出三個格局，中原地區，在中條山周邊發現的遺址，清一色拿氧化礦石煉紅銅的，煉出來東西就是純銅，而且在本身的遺址上沒見有進一步鑄造成器的強有力的證據，只有個別遺址出現了很小的石范，可能是拿自己煉出來的銅直接做了個銅錐子什么的自己使用，那么它的銅都哪去了呢？

那么我們現在又在中條山地區，很早就知道還有兩高等級的遺址，一個是在黃河邊上小浪底水庫，在垣曲縣有一個叫垣曲商城，另一個在中條山的西北，叫夏縣叫東下馮這兩個是大城，有城圈的，都是具體數我記不住了，大概上百萬平米的大城，在這里邊就出現了青銅器的鑄造做法，就見到了青銅，錫料已經被引入了。

然后更高等級的遺址就過了黃河就到了夏商早期的那些懷疑是夏的王都，二里頭遺址，然后旁邊還有個偃師商城，再晚一點，鄭州商城，王家的后院全是大青銅，就有一個大青銅器的作坊，里面就生產著高等級的青銅禮器，所以這樣我們就看到中原是把冶煉和青銅器的鑄造是分開的，錫和銅這兩條鏈也是分開的，它分開代表著后邊有一個管理、有一個制度，你能煉銅的地方，低等級的地方你是不可以造青銅，你要造青銅等于說你就是在造反，你越禮越制了，所以這個等級很清楚，所以這背后就有著一個強有力的控制在里頭。

那么周邊地區呢，西北地區就比較簡單了，西北地區它是把礦挖出來，運出，也許是幾十公里、上百公里，在黑水河也好、黨河流域也好，河邊找一個高臺，比較適合人類居住，在那煉銅，銅煉完了煉到尾巴了，它就引入了一種含錫的、含鉛的合金元素，直接造青銅，用石范為主的，用石頭做的范，滑石為主的鑄造小件青銅器，包括銅泡、銅錐子、小銅刀，所以它是把冶和鑄沒分開，冶煉就需要很高的工藝，鑄造也需要更高的工藝，而且還有藝術性的東西在里頭，所以這個工匠沒有專業化的明顯區別，煉銅的人也是那撥人，造小銅器的也是那撥人，所以它的結構就相對簡單一些，這個結構我們現在做起來看，它大概兩千年都沒變，因為最早的遺址哄距今四千多年，最晚的遺址跟孔子一個年代，距今兩千五六百年，還是那個格局，就是說大遺址先煉銅，煉完銅馬上就在這個遺址上配青銅，然后就做一些小件的銅器，所以它這個體系就相對的落后。

那在東北呢，在遼西地區，遼西地區有兩在青銅文化，距今四千年到三千五百年左右的叫夏家店下層文化，緊接著來的叫夏家店上層文化，這兩個文化的族屬和這個生業形態不太一致，那么現在我們探明白最清楚的是后來夏家店上層文化，它就一個巨大的共生礦資源，這個地點在今天內蒙古赤峰市林西縣，叫大井古銅礦，這個古銅礦我算過，粗略的最保守的估計，它開出過四千噸青銅，因為這個礦它就是一個銅和錫的一個共生礦，這個礦拿過來之后你直接煉就會得到青銅。

但是你煉好了，青銅的質量高，含錫量高一些，你要煉不好，青銅出來的少，都跑爐渣里面去了，就是這個錫都跑爐渣里面去了，青銅的質量也就差，所以它用這么一個共生礦，向著東南方向形成了十幾個冶煉地點，每個冶煉地點都可以煉這個東西，煉出來數量很大，質量很差，造型很小，那些銅泡、銅刀，所以它更不會形成等級化，強有力的社會生產組織，它連那個礦源他都沒有控制住，巨大的礦源好像是一個公共財產，誰想要，你是趕著牛、趕著馬到那挖個礦石，回來在自己的冶煉廠里就煉，所以它這么一個體系之下，不可能對社會組織、對政權的管理體制產生多大的影響。

幾個地區比較下來，只有中原這個體制最發達、最復雜、也是最嚴格，它的產品也是等級最高，然后在產品的分配上也是和財富、等級、王權結合在一起，那么這樣一個東西它客觀上就會導致背后的管理機制、管理體制它的強化、它的擴張。

這個青銅冶金它不是一般的物理的加工，你要琢磨玉器，咱們有很長的玉器使用歷史，古人也非常推崇玉器，但是玉器它就沒有青銅這么一個作用，玉器到山里也開礦，也用一套采礦的石錘子之類的，但是它運里自己的老家，主要是藝術家慢慢的加工，你想弄快了也弄不了，然后一個簡單的物理切割。

那么你要造青銅的時候，你首先要開銅礦、開錫礦，那么這個銅礦品位現在講你能夠達到5%，那這工業上樂得不得了，現在每個礦區你下去探，它的礦外里面也就是是1-2%，然后你要想開這個礦石，開100斤礦石你得開出2000斤原礦石開，你要是100斤銅的話，然后用手撿，把它品位進一步提高，提高到40%-50%才可以進爐冶煉，以后冶煉過程當中又得造渣，在鑄造的過程當中還得制范，整個這一套下來，它的成本是幾百倍的升高，調動的人力、物力不是說十個人、八個人就行的。

你比方說造采礦的石器，某些遺址上一見就數以千計，一撿就撿半汽車，那個東西都是一點點鑿出來，鑿成一個壓腰狀的，然后你要冶煉的時候你還得燒木炭，砍伐森林，整個這一項下來就是說，在微觀上講，它要一個工廠內它要有一套管理制度，有各個工序的銜接，彼此配合，這個你要是管理不好你的成本就要上升，甚至你就煉不成，那個銅你就煉不出來。你比方說冶金你要鼓風，這個風你要鼓不好或者說是你間斷了，那保準是煉不出來，這是在微觀上它要強化、加強企業的管理。

在宏觀上你地區和地區之間你還必須得有聯系，從礦區到冶煉區，到鑄造區這是挺長的一個鏈，這中間必定有一個政府的組織在背后來策劃它、管理它，那這樣一個因素就是導致你地區和地區之間你必須得交流了，否則你別煉青銅，原來老死不相往來的地區你必須得交流，住在這個地區的人，在考古學上講，考古學文化你必須得互相交流了，這是推動文化融合的一個重要要素。

那么這個鏈現在我們知道最長的好幾百公里，這是銅的這條鏈，錫的這條鏈我們還沒找到，但是中原缺乏錫，錫的這個鏈可能更長，也許觸角就伸到了更遠的礦區，然后銅的來源可能不是一個，錫的來源也可能不是一個，幾條鏈攪在一起形成一個大的網絡，最終在王權的控制之下，所以是新的產業、新生產力要素促進社會的發展、促進組織機構的強化，這些東西得到一定的強化就是表現在王權的擴張、王權的強化、政府組織機構的強化，這是文明產生的重要要素。

所以我的這個觀點可以推解為文明產生的冶金論，因為以前有人就提出過文明產生，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情況，說是治水論，也說兩河流域，也說古埃及，說是因為人要生產農業，要治水才能形成這個文明、形成政府組織，那么我發現這個治水論，至少我覺得在中原不是那么有證據，因為傳說是有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治在哪里去了？治的是渭河？治的是汾河？

治的是黃河？三門峽？那幾個什么柱子真是大禹干的嗎？甚至大禹有沒有其人這考古學上都難證，反而我們這些東西是經過向十年來這考古學上，山山水水，一點點找出來的，而且中原和周邊地區的重大區別我們是可以摸得著看得見說得很清楚的，所以我說我這個觀點可以歸結為中原文明產生的，也叫冶金論。

我們給大家匯報就這么多，謝謝各位。

解說：青銅冶煉技術的文化傳播模式是否也適用其他文明？鑄范技術如何將人類從青銅時代過渡到鑄鐵時代？如何從冶金史的角度詮釋青銅成為人類文明的象征？《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世紀大講堂》正在播出。

四、訪談

王魯湘：非常感謝李教授精彩的演講，聽李教授演講以后，對于文明產生的原因我在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我們知道，過去就像李教授剛才演講的結束的時候說的那樣，我們很多的歷史學家，包括像著名的黑格爾在內，都是提倡一些大河文明，然后產生一些大的國家制度，是因為有一條共同的很長的河流，需要的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共同治理，否則的話上下游之間在不同的季節里頭會因為水資源的爭奪而發生戰爭，因此需要有一個更高的管理者來分配這種水資源所以產生的，包括洪水時期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社會組織來領導人們共同抗擊洪水，所以才產生了復雜的國家組織。但是李教授提出的這種復雜的社會組織、復雜的我們的文明的形態的出現，實際上是導源于我們冶金把人類帶進了復雜的社會的文明的組織，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那么我想請教李教授，這個觀點只是對于中原文明適用呢？還是在整個世界的其他的地區，你比如說古埃及地區、兩河地區，包括后來我們發現的新大陸，印加地區也適用您的觀點？

李延祥：我覺得我這個觀點以中原比較適用，為什么？咱們老老實實承認我們的文明起源比較晚，我們的文明產生的之初受到外來技術的刺激，這個技術主要是青銅冶金技術，也包括其他傳來的一些東西，比方說騎馬、駛車、麥子、大麥小麥這都是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慢慢傳播過來的，所以這樣這個冶金技術傳進來之后，它的沖擊力就更大，所以咱們二里頭時候就開始就很清楚的把這個禮器一下子把材質全換了，禮器這套制度在新石器時代就留下了，甚至器型都定了，但是它一下子就把它陶制全變成青銅制，然后以后用青銅把禮器給固化了，大家在遵守這個禮器，又擴張這個禮器，把它向周邊擴張、傳播，最需要青銅越造越多，青銅器的原料越追越遠，原來可能就在周邊，為了獲得更多的錫，這個觸角向著南方。

現在我們知道，大概在商代晚期就已經把手伸到了廣西的北部，到了西周的時候說的更

清楚了，江南的錦錫，那別外沒有，為什么就它那有呢？就奔著礦產去的，包括商代晚期，遼西的資源已經得到了利用，大的利用，商代的青銅器在遼西不斷的出現，有時候像祭祀，幾個地點一出一堆一堆的，這些東西在遼寧博物館放著，這就代表著什么？代表著中原的王權為了獲得這些金屬的原料主動的向周邊擴張自己的勢力，周邊那些礦產區也是為了中原這么一種需求，可能提供著礦產原料，然后中原的青銅器作為一個產品回贈給他或者是賞賜給他，才留在各地出現了中原類型的青銅器禮器、青銅容器，所以我等于說就是一個大的產業高度發展之后會導致政權的強化、文明的發展。

其他的文明，你比方說兩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它不一定非得是以青銅為主要點，但是它很早就有，因為珍稀礦產原料的開發而導致的貿易，比方說在兩河流域，在今天土耳其一帶產的黑曜石，它的貿易通道就很長很長，在今天的阿富汗它產的錫、產的表青金石通過一條很古老的商道，實際上就是咱們絲綢之路的西段，考古上叫霍納桑之路，就把那些寶石、錫料都運送到兩河流域，甚至到了古埃及，所以對珍稀礦產資源的追求、對它的深度開發對世界各國的文明都有影響。

王魯湘：那么我們知道，就是在青銅，特別中原的大的青銅禮器出現的時候，我們中原的青銅文明和這些地區的文明，青銅文明最大的一個，我們自己獨特的一個貢獻，就是李教授剛才演講的時候特別提到的，我在這再強調一下，就是青銅范鑄技術在中原的出現，可以說是中華民國最早的偉大發明，因為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沒有發展出這樣的技術是吧？

李延祥：對，范鑄技術產生大概的兩條原因，第一我們是想把已經有了成型的陶制的禮器把它轉換成青銅制的禮器，在造型上你必須得滿足，這是有一個客觀需要，那么這個東西你要想滿足這個造型，這么樣一個復雜結構的陶器、禮器，你要把它材質變成青銅，你要造型上你就不能用其他地區廣泛用的石范，這個范你要能鑄上，然后還能夠打開，能夠分開，分范，然后花紋什么的都做好，只有咱們黃土做的范是最合適的，再加上中國黃土是最不缺的、最細膩的，所以用這黃土搭積木似的，多少個組合，有時候是幾十塊范組合在一起，然后有內范有外范，有怎樣加工花紋，一共有十多種方法。總而言之，用咱這陶范先做好，陰干，上陶窯去燒，有時候一窯就跟現在燒磚是的，燒出來全是陶范，只要這個東西來壞，我給它組合在一起，把青銅配好合金往里澆鑄，澆一個是一個，澆一個是一個，所以一套范一個器，一套范一個器，不會有兩件青銅器嚴格重復的，我是說雖然是一窯燒出來的，每套范都不一樣，因為每套花紋都是單獨刻的，所以你很難找到兩件青銅器完全一模一樣，所以它套那生產化的東西有流水線的意思、有工序的銜接，但是它不是說生產的產品千篇一律全一樣的，不是，所以這套技術一個是把中原的青銅器造的精、美、高、大，對周邊產生很大的吸引力。

再一個它給我們留下一個更好的遺產，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古代的工匠就認為金屬都能化成水，然后鑄造成器，這個導致我們后來走向生鐵冶煉，咱們中國煉鐵，世界也煉鐵，但是只有我們一起源的時候就把鐵化成水，西方偶爾也能煉出來生鐵，羅馬帝國那個遺址里就有，但是他生鐵不會用，生鐵本來就是很脆，就是咱們農家那個鐵鍋就是生鐵，你一摔就碎了，但是你要把它鑄造成型之后，再經過一定的處理把它變成鋼，就更好用了，它脫碳就可以成鋼，所以這套范鑄技術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技術遺產，在鐵器時代才真正的發揚光大了。

王魯湘：而且對于中國哲學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知道中國五行哲學中間，有一個叫做金生水，金克木，但是金生水，我們過去一直不理解金為什么生水大概就是從這個工藝來的。

李延祥：咱們是五行說，西方西臘就四行說，它就缺這個金，所以中國古代工匠就是說思想頑固也好，傳統也好，老是認為所有的金屬都該化成水，然后倒在陶范里一澆就成型，所以我們的鑄造手段是為主的，一直到漢代以后才有一些鍛造的東西出來。

五、現場提問

王魯湘：好，我們下面進入現場提問環節，有問題要提的同學請舉手。

學生：李老師您好，您剛才提到中原文明的冶金論，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關于這個禮制，青銅器作為禮器，在商周時期成為禮器的主流之前，陶器就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陶器和玉器成為中原的禮器，那么這個禮器這種文化的形成其實是很早的，如果把它放在商周來看，冶金的確是推動它這個文明進一步發展，但是能不能說明它成為這個禮器上升到文明這種層次的一個因素呢？

李延祥：這樣理解，如果沒有這個青銅器，這套禮制可能還存在，還在中原地區流行，還用陶器來做，但是中原地區可能和其他地區一樣，比方說和山東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遼西地區并行的，它這套禮制不被人家所承認、不被人家所崇拜，甚至不被人家所接受，現在是它把它青銅化了，而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震撼力才導致周邊民族、周邊地區接受它這個東西，從物的吸引方式上漸漸的在周邊得到了認可、得到了崇拜，甚至它骨子里認為什么時候我要是有能耐了我也得到中原去。歷史上各個民族進中原干嘛？要在中原做皇帝、要在中原接受中原的體制，甚至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習俗都主動的不要了，還得學中原那一套。所以我的解釋為什么中原成為中心，中國文明不是隨便說的哪個文明，在這一點上，這個青銅，這個生產體系和它的產品分配整整這一套是起了大作用，所以一個學說也好、一個觀點也好，最好說出幾句話突出你這個東西，所以我就說了，我認為文明起源在中國的冶金論，當然會的片面性，比方說文明是有各別要素，那精神要素老早老早就傳下來了，農業方面的要素老早老早就傳下來了，但是如果沒有冶金這套東西出來，那些東西還在往下傳，但是它上升不到文明，更成不了現今中國的，甚至東亞的一個大中心，我是從這個角度說三個字，說冶金論，因為這樣容易傳播我的思想、容易傳播我的學說。對不對咱們可以討論，甚至可以批判，都歡迎。

王魯湘：非常感謝李教授精彩的演講，青銅冶煉和青銅器的出現，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偉大的青銅時代，歷經了夏商周，持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時間，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古代中國邁開了世界文明史上領先的步伐，青銅文明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

好讓我們再次感謝李延祥教授的精彩演講，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北京科技大學的老師和同學，下周同一時間，我們《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

第二篇：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 課程考試滿分

青銅與中國古代文明 課程考試滿分

一、單選(共 4 小題，總分: 40 分)1.從某種意義上說，（）代表著中國文明的第一次高峰。

A.青銅文明 B.石器時代 C.鐵器時代 D.黃金文明

2.在我國古代，統領華夏各族的是下列哪種文化？

A.中原文化 B.西夏文化 C.藏區文化 D.邊疆文化

3.在我國的五行哲學中，（）生水。

A.金 B.木 C.土 D.火

4.尼羅河文明指的是下列哪項文明？

A.古埃及文明 B.古印度文明 C.古希臘文明 D.古巴比倫文明

二、多選(共 2 小題，總分: 20 分)1.李延祥教授指出，石器時代被分成了以下哪兩大時代？

A.舊石器時代 B.新石器時代 C.黑石器時代 D.有色石器時代

2.李延祥教授指出，根據使用材料的種類，人類漫長的歷史分為三個大的時代，分別是（）

A.青銅文明 B.石器時代 C.鐵器時代 D.黃金文明

三、判斷(共 4 小題，總分: 40 分)1.李延祥教授指出，中原的銅器通過某種渠道，比方說貿易、賞賜、甚至戰爭的掠奪，到了邊疆地區極其被珍視。

正確 錯誤

2.李延祥教授指出，青銅發展軌跡背后隱藏著人的活動和社會的活動、社會的組織的發展歷程。

正確 錯誤

3.李延祥教授指出，文明產生的冶金說適用于所有人類文明。

正確 錯誤

4.李延祥教授認為，青銅時代與國家、文明聯系在一起。

正確 錯誤

第三篇：中國古代文明

中國古代文明一、二里頭考古發現

1、二里頭文化：中原地區的考古發掘引人注目，時間上和地域上與夏朝最吻合的是河南偃

師的二里頭文化遺存

2、考古發掘

（1）宮殿式建筑的出現，說明了二里頭社會的分化已很明顯

（2）二里頭居民的經濟生活大體以農業為主，農具有石制和骨質的鏟、鐮、斧等；飼養的家畜有豬、狗、雞、羊等

（3）二里頭文化已進入青銅時代，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大多屬于禮器和祭器

3、意義：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大量文化遺跡和遺物，為夏史探究提供了重要而豐富的資料二、二重證據法

1、二重證據法：20世紀初，歷史學家王國維提出。用“地下之新材料”證明“紙上之材料”，即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的相互印證，也引申為不同來源史料間的相互印證

2、實踐：文獻《禮記·禮運》與考古發掘成果——二里頭遺址相互印證展現夏朝國家的產生

三、青銅時代

1、司母戊鼎：商朝青銅器的代表

2、商朝青銅器的特征：制作精良，造型獨特，紋飾瑰麗，表明商朝青銅冶煉和鑄造工藝日

趨成熟，為世界青銅文化史上所罕見

3、甲骨文：是商人在甲骨上記載占卜情況的古文字，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文字。真實記載了

商朝社會各領域的歷史狀況，是探索商史的第一手資料

四、封邦建國體制的內容

1、分封已臣服的殷人后裔和原殷邦方國的首領

2、以武力為后盾，將同姓諸侯分插到各地方國間，達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功效

五、春秋戰國社會大變革

1、主要內容

（1）經濟變革：是最深刻的變革，以鐵制農具和犁耕技術為代表的新生產力，把農業經濟

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隨著農業的發展，私人手工業、商業也活躍起來

（2）政治變革：由列國紛爭到各國進行內政改革以富國強兵，由西周的“封邦建國”體制

變為秦的中央集權大一統體制，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

（3）文化變革：百家爭鳴，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躍和文學藝術的繁榮

2、影響：整個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追逐利益、實力競爭的趨勢

六、百家爭鳴

1、背景：春秋戰國時期，在社會大變革的背景下，由于“士”對社會變革的態度、思考方

向不同，提出了關于治理社會、安定人心不同的方案。大國兼并政治催生的“天下定于一”局面，以及列國縱橫捭闔的紛爭，推動了思想家的活躍和思想創造力的發揮

2、諸子百家

（1）儒家

①孔子，創始人。發展了周公的禮治思想，創造出“仁”這一核心觀念，倡導“仁者

愛人”、“克己復禮為仁”，為“禮”輸入了新的生命力

②孟子：由“仁”發展出“仁政”

③荀子：重新解釋孔子的“禮”，熔禮、法于一爐

（2）法家：韓非、李斯，正面肯定當時的社會大變革，提倡“法治”，倡導激進的功利主義，主張實行君主集權制度，廢除世卿世祿，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受到當政者的歡迎

（3）道家：老子，對現世政治持否定態度，主張“無為而治”，幻想回到“小國寡民”的時

代，鄙視世俗的物質享受和對財富權力的追逐，具有對事物恒變、矛盾對立的轉化的樸素的的辯證法思想

3、意義：是中國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學術思想最為燦爛的一頁，是我國后世學術思想的源頭

4、影響：不僅對中國后世的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是世界古代歷史上燦爛的思想學

術奇葩

七、皇帝與中央集權體制

1、目的：為了有效控制大一統的局面，秦朝統治者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

2、內容：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嬴政自稱“始皇帝”。中央政府的最高官職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下設廷尉、治粟內史等諸卿。一切軍國大事均由皇帝裁決。地方政府為郡、縣兩級，郡縣的長官均有朝廷直接任命

3．鞏固中央集權的措施

（1）統一貨幣、度量衡、文字

（2）建造馳道和直道，以保證政令的暢通

（3）修筑長城，以抵御匈奴侵擾

（4）開邊移民，以充實邊地實力

（5）焚書坑儒，以統一思想輿論

4、影響：秦創立的中央集權體制成為我國歷代王朝政治制度的藍本

八、秦短命而亡的原因

1、濫用民力

2、賦稅繁重，橫征暴斂

3、秦律名目繁多，誅罰苛刻

4、一味重功利、恃酷法，不適合統一后社會發展的需要，導致社會矛盾激化

5、統治者集團內部斗爭

九、漢承秦制

1、漢承秦制：漢朝建立后，漢統治者繼承秦朝的中央集權體制（皇帝制、中央官制、地方

郡縣制）。但是，劉邦借鑒秦朝“孤立而亡”的教訓，分封同姓諸侯，形成郡

縣與封國并行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集權，導致“吳楚七國之亂”

十、文景之治的內容

1、采取“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倡導以農為本，下詔減免田租

2、廢除秦朝留存下來的嚴刑苛法

3、形成了“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的社會景象，史稱“文景之治”

十一、漢武帝加強皇帝集權的主要措施

1、實行內外朝制：由皇帝與親信近臣形成了宮廷的決策核心，稱為“內朝”或“中朝”；而

以丞相為首執掌政務的政府機關，稱為“外朝”

2、創設刺使制度：由中央特派監察官員，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和控制

3、頒布“推恩令”：削弱諸侯王的權利，大體消除了漢初郡國并行制帶來的負面影響

十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1、手段：設五經博士，將儒學定為官學；建太學，授五經，從中選拔官吏。郡縣的學校也

配有經師授學

2、實質：儒表法里

3、影響

（1）以五經為代表的儒學成為官員選拔、學校教育和人才培養的主要內容

（2）儒學成為歷代王朝的統治思想和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

（3）為儒學學者置身仕途開辟了道路，“通經致用”成為古代學者的普遍追求

十三、“柔道”政策和作用

1、政策

（1）政治：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權，成為官宦世家

（2）經濟：建立自給自足的大莊園，驅使大量依附農民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產

（3）軍事：擁有“家兵”、“部曲”之類的私人武裝

（4）文化：具有精通儒學的文化優勢，把持地方輿論

2、作用

（1）平息了西漢末年以來的混亂，全國呈現較為繁榮安定的景象，后人譽為“光武中興”

（2）對貴族官僚和地方豪強妥協，原先的社會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十四、三國鼎立

1、北方人口南移，為南方帶來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

2、諸葛亮促進西南地區經濟發展與民族融合的舉措

（1）興修水利、開展屯田，發展農業

（2）推動煮鹽、織錦等手工業的發展

（3）開發少數民族聚集的南中八郡

3、孫吳政權開發江南的舉措

（1）自然條件優越，水稻種植、絲麻紡織、銅鐵冶煉、瓷器燒造等都有明顯發展

（2）濱海枕江、河網密布的地理環境使造船技術日益進步

十五、孝文帝改革

1、背景：十六國時期，內遷的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混雜共處于中原地區，頻繁的接觸和交

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2、內容

（1）政治

①地方基層實行“三長制”，以加強中央集權，完善地方行政

②頒布官吏俸祿制和懲治貪贓的規定，以遏制貪污腐化

③全面推行漢化，遷都洛陽

4改定官制和律令 ○

（2）經濟：推行“均田制”，將荒地分給農民耕種，以利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3）文化：尊崇孔子，實行禮制，提倡以孝治國

（4）風俗習慣：改語言、服飾、姓氏，促進通婚

3、影響：對加快民族融合進程，推動北方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做出重大貢獻十六、三省六部制與政事堂

1、三省六部制

（1）創始：初創于隋文帝時，唐朝時繼承和發展

（2）內容

①中書省草詔

②門下省審核

③尚書省執行

（3）影響：是皇權逐漸加強的產物，眾多宰相集

體議事，分工明確的三省互相牽制，使個別宰相難以擅權專斷

2、政事堂

1、設立：作為宰相議事的處所

2、作用：凡遇軍國大事，由政事堂會議商議決定，經皇帝批準后，以詔令的形式頒布執行

十七、科舉制

1、內容：科舉制是一種通過分科考試形式選拔官員的制度，由隋朝開創，經唐朝逐漸健全

2、作用

（1）科舉制的實行是我國官員選拔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均產

生了深遠影響

（2）通過科舉制，央政府得以網羅天下俊才，擴大了政治統治的基礎

（3）地方門閥勢力受到有效抑制，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十八、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

1、唐太宗善于體察民情，實行疏緩刑罰，寬政安民、輕徭薄賦、修養生息的政策，使社會日趨安定、生產逐漸恢復

2、廣招賢才，知人善用

3、居安思危，時時以長治久安為念；虛心納諫，勇于改過

4、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既重視加強國防，平息邊患，又致力于改善民族關系，與邊地少數民族來往交流，和平相處（代表：將文成公主嫁給土蕃君主松贊干布）

第四篇：中國古代文明的衰落

中國古代文明的衰落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文明繁盛與危機并存的時期

一、政治上

總述：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空前強化，明初在中央廢丞相權分六部，強化皇權，實行廠衛特務統治，采用八股取士，在地方廢行省設三司，清朝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決策權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專制空前強化，同時暴露出統治階級的腐朽，說明封建制度日漸衰落。

1、皇權的加強

（一）、表現：

1、明朝丞相制度的廢除（1）背景（原因）：①根本：皇權、相權矛盾激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②具體：A 吸取元的教訓

（2）廢除：明太祖裁撤中書省，廢除丞相，皇帝掌六部。（3）、影響：（1）專制皇權發展到新高度。

（2）皇帝手操權柄，利于防止權臣專政，鞏固統治。

（3）軍國大事均由皇帝個人裁定，社會興衰維系于皇帝個人素質，有助于君主獨裁專制。

2、明朝設內閣

（1）明太祖：設立殿閣大學士，僅備皇帝顧問兼協理章奏

品秩較低，不參與決策

（2）明成祖：設立內閣，參與軍國大事的商討

地位逐漸上升

明中期以后：可以“票擬”對奏疏的處理意見（最后皇帝“批紅”）

地位變得更加重要

3、清朝：

（1）承明制，設內閣——日常事務。

（2）設議政王大臣會議——重要軍國大事。凌駕于六部之上，皇權受限制。

4、軍機處設立 ①時間：雍正年間 ②原因（目的）：A 議政王大臣會議削弱皇權。

B 處理西北緊急軍務。

③職權：初：參與處理軍務。

后：參與處理機要政務。

④地位：品級不高，受皇帝召見，跪受筆錄。

⑤影響：A 簡化處理政務手續，行事快捷，提高了行政效率。

B 標志專制皇權高度發展。

（二）、結果

1、唐宋以來，皇權不斷加強，相權不斷遭壓制。

2、專制皇權強化是傳統官僚體制發展的產物，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

3、導致國家命運系于一人之手，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

2、監察與諫議

（一）、明清：都察院（中央）六科給事中（中央）按察使司（地方）

（二）評價：（1）積極性：整頓吏治，打擊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中央集權，諫

正皇帝過失，防止決策失誤。

（2）局限性：不能從根本上約束皇帝權力，未杜絕官僚隊伍中的腐敗、低效現象。

3、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 表現：

（1）以三省六部制為代表的中央行政體制。（2）以科舉制為代表的選官用人制度。（3）維護官僚隊伍廉潔高效的監察制度。

特點：

（1）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發展需要，進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2）反映了社會結構變化，不斷吸納新生力量，保持統治基礎的穩固。

二、經濟上

總述：農耕經濟高度發展，私營手工業取代官營手工業占據主導地位，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白銀成為流通的貨幣，區域性商人團體形成，興起了許多工商業市鎮，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自然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政府的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是資本主義萌芽受到嚴重阻礙，對外貿易也日漸萎縮，中國逐漸落后于西方。

1、土地制度

明清：商品經濟繁榮，買賣普遍，私有制進一步發展

租佃關系進一步發展，高峰

租佃關系普遍化的原因：人口增加

土地兼并的結果

封建經濟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發展

農民身份的提高

2、農耕經濟高度發展

（一）、農業生產發展：

1、生產技術水平提高。

2、水稻種植面積擴大、產量高。雙季稻擴種

3、高產作物引進、推廣。玉米、蕃薯

4、廣泛植棉，衣食結構變化

（二）、手工業的發展

私營手工業取代官營占主導。

（三）、商業的發展

1、明中葉：廣泛用白銀，商業資本活躍

2、明中后期：江南等地涌現工商業市鎮。

（四）、賦役制度變革

1、明中后期：“一條鞭法”

2、清前期：“攤丁入畝”，賦役制度成熟標志，生產關系重大變革

（五）、綜合國力強盛，領先世界

1、突出表現：人口增加。

2、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占比重的年增長率高于歐洲（不具備明顯優勢）

3、城市數量多

4、明中后——清前期一半白銀流入。

5、是世界經濟和貿易中心地區之一。

二、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

（一）、產生：

1、時間：明中葉

2、地點：江南紡織業

（二）、含義：

1、工場手工業經營形式。

2、工場主雇傭有自由身份的雇工，為市場需要生產

（三）（特征）雇傭勞動

（四）、表現:

1、蘇州：勞動力市場

2、江西景德鎮制瓷業：分工協作，社會化程度高，效率高的民營手工工場。

（五）、阻滯新經濟因素成長的障礙

1、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根本原因

2、國內市場：官府剝削

農民貧困，購買力極低。

3、明清專制統治（表現及影響）（1）礦禁（2）“重農抑商”政策

4、明清：“海禁”政策

（1）原因：①根本：自然經濟

②直接：防范“外夷”侵犯，擔心東部沿海抗清力量結合威脅統治。③統治者固步自封、盲目自大 ④傳統觀念影響

⑤西方殖民擴張勢力侵擾

（2）含義：限制與西方的私人海上貿易（3）影響：①積極：一定程度防范列強侵略，有自衛性。

②消極：

a打擊中國航海業、對外貿易，對外貿易主動權、高額 利潤長期被外商壟斷。

b脫離世界發展大勢，失去了利用國際貿易的優勢開辟海外市場、刺激資本擴張、推進工業化的契機。

c不能阻擋西方侵略者的侵略。

d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阻礙中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

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未能脫離萌芽的原因

1、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重農抑商政策，以農為本思想

2、明清君主專制空前強化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

3、封建傳統理學占統治地位，古代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思想

4、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近代前夜的危機 中西方對比

中國：封建制度頂峰，君主專制加強，專制制度阻礙

自然經濟占主導，農耕經濟繁榮，嚴重摧殘近代化因素萌芽。資本主義關系萌芽未形成掃蕩舊經濟基礎的強大力量，重農抑商

閉關鎖國

鄙薄科技，文化專制，愚昧自大，固步自封

西方：開始資產階級革命

工業革命完成近代工業國轉變

重商主義。爭海外市場，掠奪財富，販賣奴隸，越洋搶灘、海外殖民。

資本原始積累

重視科技，思想解放

總體：工業文明顯現出相對于農耕文明的巨大優勢，中西方國力興衰易位，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致落后挨打

3、商業的發展：明清：新特點

（1）商業市鎮。

（2）貨幣經濟占主要地位。（3）農產品進入市場。

（4）經濟作物普遍種植，商品化。（5）廣泛用白銀。

（6）區域性的商人群體

商業城市興起：經濟功能為主的工商業市鎮

4、重農抑商政策 強化：明清

（1）表現：不鼓勵、對商人盤剝，控制民間對外貿易

（2）影響：①不能完全遏制民間商品經濟的發展。

②阻礙新經濟因素的成長，成為導致中國被甩在世界工業文明潮流之后的一個重要因素

評價：

1、封建社會初期（積極性為主）

（1）有利于小農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鞏固地主階級政權。

（2）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控制流亡人口，利于農民生活穩定和生產發展，利于社會穩定。加強中央集權

（3）一定程度上促進手工業、商業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

2、封建社會末期（局限性為主）

（1）明中后期，壓制和束縛資本主義發展，違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阻礙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成為近代中國落后的重要原因。

（2）阻礙手工業發展，阻礙產品流通、商品經濟發展，妨礙經濟進一步發展，導致國家貧窮落后，被甩在世界之后。（3）導致經濟結構過于單一。

5、手工業

鋼鐵冶煉;明朝：焦炭流行 棉紡織業：（3）元明：松江成為全國棉紡織業中心。

（4）明代：棉布成為民眾主要衣料。

制瓷:明清：與絲綢成為對外出口的大宗產品

清 琺瑯彩

三種手工業模式見表格。。。

三、思想文化

總述：出現反封建民主思想，但理學仍占主流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制度的日漸衰落，儒家思想遭到批判，君主專制遭到否定，主張個性自由，提倡經世致用工商皆本，但正統思想仍占據統治地位，進一步禁錮人們的思想

（一）陸王心學（主觀唯心）

1、南宋：陸九淵——心學

主張：① “心即理也”，心是萬物淵源。

②“發明本心”以求理，內心反省。

2、明朝：王守仁——“陽明心學

（1）背景：明中期，理學失去求圣賢學問精神

（2）主張：①學術流弊導致道德淪喪、社會動蕩，用心學更新理學。

②核心：“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理，天生具有，克服私欲、回復良知能成為圣賢。知行合一道德自律

宋明理學的影響：

（一）、積極：

1、儒學主流，影響深遠。

2、重視主觀意志力量；氣節、品德；以理統情、自我節制、發奮立志；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凸顯人性的莊嚴。塑造中華民族的積極性格。

（二）、消極：用三綱五常和名分等級的永恒性維系專制統治，壓抑、扼殺人們的自然欲求。

（二）明清之際的批判思想

一、背景：

（一）經濟：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

（二）政治：新思想孕育，專制腐敗政治阻撓。封建制度腐朽，君主專制強化

（三）思想：八股取士阻撓。程朱理學陳腐不化，追求思想解放個性發展

（一）明晚期——李贄“異端”思想

1、背景：

（1）程朱理學——因循守舊、陳腐不化。

（2）商品經濟——拜金逐利，沖擊傳統道德觀念。

（3）士人——沖破儒學束縛，蔑視禮法，追求個性發展。⒉思想內容：⑴政治：①鞭撻程朱理學，否認孔孟學說是萬世之至論，不應以“四

書五經”作為唯一的思考標準

②批判封建道德禮教，主張個性自由發展。認為人皆有私

（2）哲學： “萬物皆生于兩”。否定 “天理”存在，搖撼“存天理，滅人欲”理論基礎。

（3）主張男女平等

（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批判君主專制統治和宋明理學，主張工商皆本，倡導“經世致用”。個性解放

3、王夫之

——建立較完整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1）哲學根本問題

“理在氣中”，萬物規律體現在物質世界中。（2）認識論

“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覺乃發”，通過考察客觀事物可以得到正確認識，顛覆程朱理學“道在氣先”唯心主義先驗論的理論根基。（3）倫理學

“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充分肯定作為人本能要求的情感欲望和私利的合理性。

4、黃宗羲

——反對專制暴君政治、鼓吹早期民主思想（沒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構想）（1）宣稱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

（2）君臣關系應該是平等的“師友”，根本上否定陳腐的倫理綱常。

（3）提出限制君權的理論設想。倡導言論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監督機構（學校）

5、顧炎武——“經世致用”、“明道救世”

（1）主張：①呼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②主張為學應求務實，應關乎國計民生，致力于社會變革，“經世致用”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

（2）影響①重視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博學考據的治學方法開考證學術之風氣。②為后世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

三、明清之際批判思想的影響

1、對理學反思、批判，植根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工商階層的興起。

2、為儒學的發展變革注入新的活力。

3、帶有早期啟蒙性質，對君主專制統治造成強烈的沖擊，有啟蒙作用

4、重視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博學考據的治學方法開考證學術之風氣

5、晚清的民主思想沒有動搖封建東芝的理論基礎，沒促進社會轉型。沒有促進資本主義發展

四、地位

沒形成主流：原因：資本主義萌芽脆弱

專制主義壓迫

傳統思想根深蒂固

五、特點：體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要求，反權威反教條反傳統

主張經世致用

帶有早期民主性質

四、文學科技

總述：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科技處于總結階段，明清主要文學形式是小說，更適應市民階層的需求，書法繪畫藝術平民化，世俗化傾向，戲劇繁榮，文學藝術具有高度的反封建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教育科學文化政策出現了君主專制加強的色彩。

農學

明代——《農政全書》徐光啟

1、內容：總結經驗、參照西方、科技實驗。

2、作用：（1）農書：科學性、創新性、先進性。

（2）徐： “中國近代科學先驅”。

醫學：明代——《本草綱目》（李時珍）

1、內容：系統總結16世紀前藥物學成就。

2、意義：

（1）古代藥物學最高成就。

（2）最先進分類法，體現生物進化思想，推進生物學發展。（3）“東方醫學巨典”。

明朝科技發展：傳統科學總結期，從傳統科技向近代科技萌芽。原因：發達的農耕文明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形式

交通發展

國內民族融合，對外交流的促進

科學家獻身科學，創新精神 特點：重視經驗，綜合法

應用的科學，缺乏理論探究

服務于農業

西方：注重實驗

嚴密的邏輯分析體系

服務于工業

書法：明代：

（1）原因：平民化，世俗化。（2）特征：強調個性化創造

繪畫：明清

1、文人畫：（1）特點：

①繼承宋宮廷畫風，沿襲元山水意趣。

②由于社會的變化、社會動蕩，出現風格奇特的畫家。（2）代表人物：朱耷

2、小說雅俗共賞，木刻版畫插圖。

3、民間：年畫、寺廟壁畫、布貼畫、剪紙畫等（前代也有）。

中國繪畫的特點

1、宮廷、民間繪畫注重寫實，文人畫注重寫意，融詩、書、畫、印為一體。

2、講求神似、意境和氣韻，注重個人主觀性情的抒發，表現手法靈活、自由。

3、啟迪自尊心、自信心等方面起到潛移默化作用。

明清小說 一）條件

1、工商業城鎮興起，市民階層崛起。

2、印刷術不斷完善。

3、新興社會群體對文學精神食量需求的刺激。

4、政策黑暗官場腐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空前強化，5、文化專制八股取士

（二）主流：

由宋元話本脫胎而來的章回體裁小說。

（三）代表：

1、明代：

（1）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2）短篇小說集

“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

“二拍”：《初刻拍案驚奇》、《續刻拍案驚奇》

2、清代：批判現實《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

戲曲 昆曲：

（一）時間：明中葉到清中期鼎盛。

（二）地點：江南昆山

（三）特色：

1、文詞典雅華美，寓意深切。

2、發音吐字講究格律板眼。

3、主要表演形式是載歌載舞。

（四）意義：

1、明中后期，熔詩樂歌舞戲于一爐發展成全國性劇種。

2、對眾多劇種形成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3、被譽為“百戲之祖”。

“國粹”京劇

（一）產生原因

1、外部：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滿足文化娛樂需要。

2、內部：

“四大徽班進京”：乾隆壽辰，三慶班等。

（二）形成

徽班吸收了漢調、昆曲、秦腔、梆子腔等多種劇種的腔調和表演形式。

（三）特色

1、藝術程式：角色劃分為生、旦、凈、丑四大行當。

2、表演藝術：象征虛擬、歌舞并重。

3、藝術手段：綜合運用唱、念、做、打。

4、渲染氣氛：鑼鼓、京胡、笛子等管弦

（四）地位：戲曲推向新高峰，“國粹”。

（五）影響：在人類文化藝術殿堂上放射奇光異彩。

第五篇：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的幾個問題

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一 新出土的先秦文獻資料的價值與局限

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在資料上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物質文化資料，即通過考古發掘所獲得的遺跡、遺物、遺址之類的資料；另一是文獻資料。文獻資料中，又可分為傳世的古籍文獻資料與出土的竹簡帛書、銅器銘文之類的出土文字資料。應該說，無論是考古資料還是文獻資料，都有其重要價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來，新出土了一些文獻資料，如20世紀90年代，從戰國時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種竹書材料，以及屬于西周中期的青銅器“☆公盨”的銘文，都提供一些古史傳說方面的資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1993年清理被盜掘的郭店一號楚墓時所獲大批竹書中的一篇，通篇講堯舜禪讓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館1994年從香港古玩市場上收購來的大批楚國竹書中的兩篇。《子羔》篇采用子羔與孔子一問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敘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話以及尚賢、禪讓的傳說等內容。《容成氏》歷述堯、舜、禹之時的社會狀況，一直說到武王伐紂，篇中也有一些尚賢和禪讓的內容。《☆公盨銘》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館2002年收購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銅器，器內鑄有98個字的銘文，銘文開頭就說天命禹平治水土，銘文中也講到“為政以德”方面的內容。

上述這些新出土的文獻資料都可以與傳世的先秦文獻對照起來，加以解讀和研究。然而，我們可否僅以這些出土文獻(或者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為主干脈絡，來重新構筑我國的遠古歷史，來重寫中國的早期國家與文明起源的歷史?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還是先讓我們看一下作為文獻(不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的局限性。《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戰國竹簡，它們與同為戰國時成書的《尚書·堯典》等的性質也差不多。也就是說，可以把《容成氏》、《堯典》等看成戰國時期關于上古史所流傳的不同“版本”的傳說，與傳世文獻相比，是一種大同小異。只是，《堯典》等傳世文獻，經過戰國末乃至秦漢時期的進一步整理，使得文字和用詞更規范一些而已。但不論是《堯典》還是《容成氏》，它們都既包含戰國時的思想、觀念、制度等等，也包含從戰國之前傳下來的內容。《☆公盨銘》也有同樣的問題。“☆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銅器，它把史書對于大禹治水的傳說的記載至少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但它畢竟不是大禹或夏代時的記載，在《☆公盨銘》中也應含有西周時期的思想、觀念、制度等。問題的關鍵是現在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好的辦法和標準來分辨，其中哪些內容是在寫成這些時受當時制度、觀念、思想影響而新出現的，哪些內容是由更古老時期傳下來的。當然，也許有人認為根本不需要做這類分辨工作。可是，不作辨析，就會形成用戰國人的史觀來描繪今日的所謂古代國家起源問題。這樣研究問題，自以為是信史，可別人不一定認為就是信史。實際上我們對于古史傳說多處于既信又不能全信的境界。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由于受《尚書·堯典》、《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帝系》以及《史記·五帝本紀》中的大一統史學觀念的影響，每每把堯、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論述成一個朝廷中的不同的職掌，即他們都曾同朝為官。而早在八十年前，顧頡剛先生就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現在的民族學和考古學研究也表明，夏代以前的遠古社會是族落林立，并不存在類似統一朝廷的政治實體。誠然，在一些學者的用詞和表述中，并未使用“朝廷”、“王朝”這樣的詞匯和概念，使用的是“部落聯盟”這樣的詞匯和概念；但把堯、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論述成“同朝為官”的情形，給人的還是大一統王朝的感覺。

面對上述局限，當前利用先秦文獻(既包括出土文獻也包括傳世文獻)研究上古歷史文化的學者中，較為嚴謹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確實是上古流傳下來的，但同時也不能不考慮其中所含有的戰國時的思想、制度、組織結構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堯典》等文獻把原本屬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組合安排在一個朝廷的情形——大一統的古史體系，所以利用時每每要做出相應的分析和取舍。總之，歷史學的發展，使得要想重建上古社會的歷史，它至少需要與考古學、人類學、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相結合才有可能完成這一重任。今天若單純以文獻(不論是 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來建立上古史體系，已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礎應該說主要是考古學。所以，對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學的實踐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為如此，夏鼐先生在講到中國文明起源時，也是根據考古學的發現，從小屯的殷墟文化講起，通過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偃師二里頭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

二 酋邦理論、分層理論與聚落形態學理論相結合與理論創新是研究的趨勢和方向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人類的實物遺存來進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確鑿根據的，也不受歷史記載的約束。而且，考古學的文化編年是以地層的先后疊壓或打破關系為基礎的。所以，考古學所反映的社會文化方面的變化，是可以尋找出其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的。然而，考古學又是闡釋性的，遺跡遺物本身是不會說話的，它需要人們利用技術的、經濟的、環境的、人口學的等等知識對人類生存活動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實際的解釋。所以，考古學也是有局限性的。考古學“這門科學可以引出關于早期歷史上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遷徙、關于各種貿易關系、各居民點的建立和擴大等方面的結論。而那些地下沒有保存下來的東西，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進入地下的東西，對這門科學來說就意味著喪失凈盡了”。這里特別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會生活，還有制度、宗教、國家和語言，“一律無法從地下挖出來”。不過，在當代聚落考古學充分發展的今天，那些保存較好、內涵豐富、發掘較科學較完整的聚落遺址，它所給我們提供的有關社會生活的信息還是多方面的，也是豐富復雜的。我們不但可以從聚落的分布、選址、聚落內外動植物的遺留等方面看到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還可以從聚落內部的布局、結構、房屋及其儲藏設施的組合、生產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看到聚落的社會組織結構、生產、分配、消費、對外交往，以及權力關系等方面的情況。此外，宗教祭祀遺跡、墓葬等也可以提供一些當時的祭祀、信仰乃至人們的宇宙觀等方面的信息。當然，有相當部分的認識只能是間接的。所以，合理地推測和思辨依然是需要的。

在這種推測、思辨和對考古資料的解釋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論模式，也會借鑒一些原有的理論模式，其中借鑒人類學的理論模式是最為明顯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專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軍事民主制等理論模式，就在考古學界產生過廣泛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家提出的“酋邦”理論和社會分層理論，也對考古學界有著自己的影響。現在，在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國家(或稱早期國家)起源過程，也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社會復雜化進程的研究中，其表現出來的狀態是：有些學者恪守一百多年前摩爾根提出的“部落聯盟”說和“軍事民主制”說；也有的學者運用和發揮了酋邦理論模式；而我自己則提出了“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為社會初步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形態”這樣的“聚落形態演進三階段”說[8]。

今天看來，摩爾根的部落聯盟和軍事民主制的理論模式，其局限性是明顯的。正如我們已經所指出的那樣，部落聯盟作為一種軍事攻防的權宜組織形式，在歷史上和民族學材料中都曾存在過，但它并不代表某一社會發展階段，也不能說明社會內部的分層結構。軍事民主制表述了原始社會某些時候的權力色彩、權力性格，它強調的只是戰爭和民主兩個方面，其他方面什么問題都不能說明。所以，采用部落聯盟理論，遠不如采用酋邦理論和社會分層理論，后者更能說明社會由史前走向國家文明過程中的結構特征以及不平等的演化軌跡。

在近20年來的國家起源的研究中，我國學者討論較多的是酋邦理論，而對于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分層學說卻關注得不夠。其實，在歐美有關國家起源的研究中，塞維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論和弗里德的分層學說都是著名的，而且二者是互為表里的。塞維斯的酋邦理論是依據社會組織形態把社會劃分為游團(band)一部落(tribe)一酋邦(chiefdom)一國家(state)等四種類型及其依次演進的四個進化階段。[4]弗里德的社會分層理論是依據社會分層結構把社會劃分為平等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階等社會(rank society)一分層社會(stratified)—國家(state)四種類型及其依次演進的四個進化階段。[5]對于塞維斯和弗里德的這兩種劃分，一些學者將它們作了相互的對應。

當然，關于二者的對應，塞維斯本人的意見是弗里德的“平等社會”等同于塞維斯的“游團和部落”社會；“階等社會”大體等同于“酋邦”社會；“分層社會”是國家產生以后才出現的 社會。而弗里德自己則認為“分層社會”是介于“階等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一種社會，它先于國家而出現，或者說幾乎與國家一同出現。[7]弗里德所說的階等社會中的階等，實屬一種身分地位上的等差。這種等差每每又與血統世系聯系在一起，從而發展出一種等級制的親族制度，使得社會的每個成員與某個祖先的關系遠近，成為階等的重要的衡量因素。在現實中，酋長之所以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也是因其與祖先亦即神靈之間具有某種特殊關系的緣故。酋長往往是神靈特別是祖先神與該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的中介，作為始祖嫡系后裔的酋長，因為祖先的崇高地位，而往往獲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視為神圣，死后靈魂歸化為神。但弗里德又認為這些階等本身與經濟生活是分開來的，它與經濟意義上的分層或者說經濟權力或者特權全然沒有關系。在占有維持生活的基本資源方面，階等社會與平等社會沒有什么大的不同，實行的都是平等主義的方式[8]。這種階等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分層社會。分層社會指的是相同性別與相同年齡的社會成員，卻不具有對于維持生活的基本資源的平等的占有和使用機會的社會。也就是說，這種社會分層是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聯系在一起的，它類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階級或階層，但在國家產生之前它還不存在強制性的權力。在這里，筆者想指出的是，酋邦理論與社會分層理論二者完全可以相互配合運用；但在配合運用時，更應該將分層理論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酋邦理論進行配合，而不是與六十年代的酋邦理論相結合。如將酋邦分為簡單型與復雜型兩個類型兩個階段，這樣，分層理論中的“階等社會”就應該與“簡單酋邦”相對應；而分層理論中屬于史前的“分層社會”就可以與“復雜酋邦”相對應。

說到這里，就這兩個人類學理論與考古學研究相結合而言，社會分層理論比酋邦理論更容易與考古材料相結合。因為社會分層理論可以通過考古發掘出的墓葬、居住建筑物的等級規格等一系列材料得到說明和證明；而酋邦理論所涉及到的社會的血緣組織結構和組織與管理的方式等，若通過考古學上來證明，遠不如社會分層理論那么直接。

10年前我將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提出文明與國家起源過程中“聚落形態演進三階段”的理論模式，也是吸收和借鑒了酋邦理論與社會分層理論。在聚落形態三階段的理論模式中沒有使用“酋邦”這一術語概念，一個原因是我認為酋邦理論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3](p167～173)；另一原因是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考古資料，聚落考古學的進展如何是問題的關鍵，因而從聚落形態的角度著眼也許更能貼近上古實際。摸索和總結近20多年來我國學界對中國古代國家與文明起源問題研究的狀況，我以為用不用酋邦這一概念不是問題的實質，但借鑒酋邦和社會分層理論，并將酋邦理論、社會分層理論與聚落形態理論結合起來，將是未來研究的趨勢和方向。

三 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時間與邦國、王國和古國、方國的討論

在中國何時進入早期國家、早期文明的問題上，現在的焦點是有主張為夏代或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也有主張為夏代之前五帝時代或考古學上龍山時代的。前者的依據是，在考古學上二里頭遺址所反映出的都邑性質的規格，二里頭遺址的墓葬所反映出的社會分層和階層分化，二里頭文化青銅器所代表的文明水準等，都說明這一時期已進入國家和文明的發展階段；在文獻上，夏朝是第一個王朝國家；《禮記·禮運》所說的大同與小康時代的分界也是以夏代為界。后者認為夏朝是多元一體的王朝國家之始，但并非初始的國家。依據龍山時代的城址所體現出的社會組織協調與支配機制，龍山時代的墓葬所反映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分層，龍山時代的陶文所反映出的文明因素等等，他們提出龍山時代已進入早期國家與文明社會。

近年來，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展開，作為探源工程預研究的項目，考古學者通過對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河南新密古城寨遺址的進一步發掘[9]，使得在二里頭文化之前，一些地方已出現文明、已存在早期國家的政治實體的觀點，得到了很大的證明。如在陶寺遺址中，發現有規模龐大的大城和小城，城內有大型的宮殿宗廟之類的夯土建筑群，陶寺墓地發現有大量的貧富懸殊的墓葬，還發現有朱書陶文、小件銅器、龍盤、鼉鼓、特磬、玉鉞以及天文或禮儀性建筑基址等。這一切都足以說明陶寺已進入早期國家和文明。結合古史傳說，陶寺遺址所呈現出的初始國家，實為陶唐氏帝堯所建。[10](p168～169)若承認夏代即二里頭文化之前已進入國家文明，那么，最早出現的國家即初始國家究竟是什么形態的國家?蘇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國—方國—帝國”三階段、三種形態說。我以為蘇先生的 “古國—方國—帝國”說有其合理的內核，但也有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主觀隨意性。一方面，它與約定俗成意義上的“古國”、“方國”詞匯的含義有所不同。例如，通常人們所使用的“古國”一詞，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國，也可以指夏商以來古老的國家。而“方國”一詞，一般是指夏商周時期與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國相對而言的各地方的國家，對于夏王國、商王國、周王國本身而言，不能稱之為方國。另一方面，蘇先生把紅山文化說成已進入“古國”階段，把良渚文化說成已進入和夏商一樣高級的“方國”階段，也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需要論證的。[12]但蘇先生畢竟是把進入國家文明以后的歷史在總體上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吸收蘇先生三階段劃分法的合理內核，避開他所使用概念的模糊性與隨意性，即更換“古國”、“方國”這樣的詞匯概念及其對于紅山文化已進入古國、良渚等文化已進入方國的認識，近年我提出了“邦國—王國—帝國”說[12]。我主張最早的初始國家是邦國，諸如龍山時代陶寺、古城寨之類的政治實體就是邦國。

主張龍山時期出現的是邦國，那么這時的文明就是邦國文明而非王國文明。這樣，我們就不必在諸如良渚文化大墓或龍山時代其他遺址其他文化的大墓中尋找當時尚不存在的所謂“王墓”[13]，也就打破了那種認為在國家起源中只要是國家就一定是王國的誤解，這也就回答了最早的國家究竟是什么形態的國家的問題。

我們說，在夏王朝之前，黃河和長江流域最初出現的邦國是一批而非一個，呈現出邦國林立的格局。但當時也不是多數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轉向了邦國，轉變為初始國家的應該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文獻上所謂“萬邦”應該是只有較少的一部分屬于初始國家即邦國，而大部分則屬于中心聚落形態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態走向邦國形態。實際的情形應該是眾多的族落與部分的小國錯綜雜處，形成一種多層次、多形態的秩序。在文獻上，帝堯所代表的陶唐氏，鯀、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蠻族中的某些族落轉變成了初始國家。而其他的，有的還屬于一般的農耕聚落，有的屬于中心聚落，也有的處于從中心聚落形態正走向初始國家的途中，等等。從文明化程度的角度講，此時只有那些從眾多的族落中脫穎而出的部分初始國家，才稱得上進入了文明社會。

在中國最早出現的王國是夏王國，而且只出現在中原地區。中原所以能最早進入王國形態，其機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條件決定的。中原為四方會聚之地，也是諸族落邦國沖撞最激烈之地，這一方面使中原地區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對于中原地區經濟、技術、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長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為戰爭和沖突最顯著的地區。戰爭使得邦國中處于萌發狀態的王權獲得了發展，促進了由邦國走向王國的進程，這就是作為第一個王國亦即原生形態的王國誕生時的環境與機制[12]。

夏王國誕生之后，天下就出現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其政治實體也是多個層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國，也有各地的邦國，還有尚未發展為邦國的史前不平等的“復雜社會”(即“分層社會”)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會。由于王國與邦國相比，在政治實體發展的程度上位于更高的層次，而且有些邦國與王國還有從屬、半從屬或同盟的關系，有些邦國對王國處于時服時叛的狀態，但中原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已經形成。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王國位于最高的頂點。所以，此時再用邦國或族邦、城邦、城市國家等來代表這一階段的國家形態，就不如用王國更為合適。

王權王國之后是帝制帝國，這已不屬于這里所要討論的范圍了。用邦國與王國來區分夏王朝與夏之前的國家形態，也就回答了《禮記·禮運》大同世界與小康的家天下的形態劃分。家天下是與多元一體的王朝體系一致的，而大同世界則與當時尚未出現王權、也沒有統一的一元政治體系相吻合。只是《禮運》中“天下為公”的大同，把那時的社會說成是黃金世界，其想象的成分太多，這些都是不足為據的。

陳昌遠，談中國古代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態(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大學學2003年第4期

第一，文明的定義與標志應如何理解?有的認為：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文明。陳淳說：人工制作的生產工具用火、繪畫藝術、埋葬習俗及圖騰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現。因此，原始社會就有了人類文明。[2]這應是廣義的文明含義，我們所談的文明應是狹義的文明。正如夏鼐先生所說：“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3]也就是鄒衡先生所說的：“在一般情況下，文明的出現，也就意味著原始氏族制的解體和國家的產生。”[4]其標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將文字、城市和青銅器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志，而應按恩格斯所說的“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5](P17)國家的誕生就標志著文明的開端。應把文明社會的形成與國家的出現聯系在一起。我們在探討先秦社會性質及其國家形態時，實際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會國家產生于何時。近年來，許順湛先提出“五帝工程”，“我國歷史上有過五帝時代”。[6]曹桂岑同志也提出要“探尋中華五千年文明史”。[7]這些實質上都是指我國以文明為標志的“國家”產生歷史，已有5000年之久，在黃帝時代。把文明與文明 社會和國家三者緊密地聯系起來考察，應區別文明社會形成與文明因素的出現，不能把文明社會的形成標志簡單地歸納為技術發展史上的幾條因素，或者把文明因素的起源與文明社會的形成混淆起來，這些都是不恰當的。

第二，中國何時出現文明國家?應該說是在“黃帝時代”或者說是“五帝時代”。在這里應區分早期國家形態與晚期國家形態。“五帝時代”或稱“黃帝時代”是屬于早期國家形態，為部落酋長王國制的奴隸制國家形態。夏商周社會是屬于晚期國家形態，為宗族宗法奴隸制的國家形態，是非常典型的。

由于我國古代存在許多不同血緣的氏族和部落，到黃帝時代，許多氏族部落邁向酋長王國奴隸制，各部落首領紛紛稱王，因此不斷發生戰爭。從歷史發展階段來說，這個時期應稱為部落奴隸制王國時期。黃帝時代經過部落戰爭與融合，出現早期國家形態。《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統一天下后，巡視各地，“東至于海”，“西至空嗣”，“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興建我國歷史上第一座奴隸制王國都城黃帝城。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黃帝時代應是中國古代文明及早期國家的開端。

第三，如何看待古文獻?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古文獻的歷史價值，不能輕意否定古文獻關于黃帝時代的記載。過去疑古學派的學者，認為黃帝是中國歷史傳說時代，沒有文字，不可信。他們幾乎否認其合理的歷史素質與核心，抹煞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一些特點，這是不恰當的。今天我們從考古學角度來看，黃帝時代是絕對不能否定的。《史記·五帝本紀》作為司馬遷《史記》的第一編，其歷史的真實性與可靠性，應給予正確的估價。結合考古學材料我們應看成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開端。《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為首所記載的許多黃帝的歷史功業，正是表明中國古代早期國家文明的產生，現已得到考古學家的證實。

歷代關于黃帝的記載在先秦時期至少有以下十一種文獻：《國語》、《左傳》、《逸周書》、古本與今本《竹書紀年》、《世本》、《穆天子傳》、《莊子》、《管子》、《尸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漢代文獻有以下幾種：《大戴禮記》、《新書》、《淮南子》、《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等。魏晉以后關于黃帝的有關記載就更多了，不必贅述。不過我們可以從春秋戰國時期《國語》、《左傳》及其有關青銅器銘文記載相結合起來考察，可知黃帝的史事是有歷史根據的，是可信的。黃帝應是華夏族的共同始祖，應是真實歷史。黃帝傳說的世系，即為秦漢以后《史記·五帝本紀》、《大戴禮記》之《五帝系》等書所宗。青銅器陳侯因敦銘文有“高祖黃帝”。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是經過嚴格考察，是有歷史根據的，并非歷史虛構、偽造。

參考文獻：[1]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J]．人文雜志(增刊)，先秦史論文集． [2]陳淳．從考古學談人類的早期文明[J]．上海大學學報，1984，(刨刊號)．[3]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4]鄒衡．中國文明的誕生[J]．文物，1987，(12)．[16]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其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背景、原因、特點與機制。這一項目從2001年的預研究啟動，到2008年底第二階段結束,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探源工程的預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正式名稱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

第一階段的實施時間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圍放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區中原地區，重點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獻記載和堯舜禹和夏王朝的時期）中原地區的文明形態。第一階段的項目共設置了五個課題，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化譜系及其年代”（研究表明，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 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7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自然環境的變遷研究”（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間，中原地區的氣候較為溫暖濕潤，適合農業的發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地區曾有一個氣候較為異常的時期，其主要表現為溫度的變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這一研究結果與古史傳說中關于堯舜禹時期氣候異常，災害頻發的記載恰相吻合）；“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的發展狀況研究”（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年以后，農業生產在保持原有的以粟類作物為代表的農耕生產和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普遍地種植水稻和飼養黃牛，與此同時，起源于西亞的小麥和綿羊也傳入中原地區，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和多種類家畜飼養方式。這一時期已經掌握了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術也有了較大發展。研究表明，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確是促進中原地區文明形成的重要動力之一。）；“以中心性城邑為核心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的綜合研究”。

“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間由中原地區擴展到黃河上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2009年3月通過結項。

探源工程

（二）得出了如下階段性的認識：1.以約公元前2000年為界，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遼西、海岱、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傳統，雖彼此有交流，但大致為獨立演進發展的格局。各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呈現出百花齊放，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局面。各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匯聚中原，也促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區華夏文明獨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區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圍輻射，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被逐漸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軌道，融入到中華文明的大熔爐之中。2.導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發生重大變化的物質基礎。中原地區的地形景觀類型多樣。在這種景觀多樣的環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來，人們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谷農業”，家畜種類則有豬、牛、羊等。當時人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土臺地上。臺地高平，不易受災害影響，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遼西地區地處農業經濟區的北部邊緣，這里的農作物種類單一，以小米為主，其家畜種類到了夏家店下層已經有豬、牛、羊三種。在氣候較為暖濕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在氣候出現干涼化之后，農業生產就會比較困難，這也是 該地區多次出現農牧業轉化的重要原因。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家畜主要是豬，但飼養規模相對有限。稻作農業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為了追求適合稻作農業的場所，人們多選擇地勢低平的河湖邊緣居住和生產。因此，氣候波動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對文化或社會的打擊程度或許比想象的要大得多。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徑。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長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長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現為標志，這些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普遍達到相當高度。這些規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動員組織大量人力物力，表明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綜合考慮考古資料反映的社會成員明確的等級分化、為貴族服務的手工業、暴力和戰爭等相關情況看，這些地區在當時可能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建立了早期國家。因此，說中華文明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根據的。中華文明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遼闊的空間內的若干考古學文化共同演進的結果。比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達到最輝煌燦爛成就的時間是參差不齊的，它們各自的文明化內容也有所不同，這就暗示了它們在走向文明的進程上，各自的方式、機制、動因等也可能不盡相同，說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遠為復雜而深刻的問題。

在夏文化研究中，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識和獲得了重要進展，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6/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