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計劃人命(人權法作業)

計劃人命

——對陜西安康“孕婦強制引產”事件的一些看法

法學院

101班

戴天璐

1002100083 引言：6月11日，有網友在本地論壇發帖稱，陜西安康懷孕7個月的孕婦馮建梅，在沒有通知家人的情況下，腹中胎兒被強制引產。對此，陜西安康市鎮坪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回應稱，該孕婦屬于政策外懷孕，依據《陜西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6月2日對曾家鎮漁坪村三組村民鄧吉元之妻馮建梅依法實施了終止政策外二胎妊娠術。

上述一則新聞材料就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陜西安康“強制引產事件”在一開始傳出來的版本，也是較為客觀中肯的一篇報道。之后隨著事件不斷地被調查和真相不斷地被發掘，事情便不再像最初那么單純了。

打破平靜的是一張新聞圖片。圖片當中是這個孕婦馮建梅躺在病床上側身望著被放在自己身旁的，剛剛被強制引產的嬰兒，而這個嬰兒自是血肉模糊，凄慘不已。圖片一出，群情激奮，引起了極大反響。首先是圖片中的嬰兒，直觀上來講，只能依稀辨認出輪廓，慘不忍睹，同時他或她的月份已經有七個月了，在這個時候引產，屬于大月份引產，而大月份引產由于有悖人權至上，所以在我國是明令禁止的。其次就是這個孕婦馮建梅，她頭發凌亂，面色蒼白，且露痛苦不堪之神色，十分讓人覺得可憐。有一網友云：“哪怕事情做得再絕，也不能把被殺死了的親生骨肉放在母親身旁讓她看，太慘了！”之后又傳出當地官員索要四萬元未果，遂強制引產、二十幾個鎮政府干部將孕婦蒙頭套帶走并強行逼迫其在手術前談話錄上畫押一系列丑聞，一時間，當地鎮政府和計生辦成為眾矢之的，聲討的聲音越來越大。直到現在，事情才基本定論。

那么事情的經過到底是怎樣的呢？學生經過詳細地查看資料，得出以下陳述。鄧元吉、馮建梅夫婦方陳述：

1）關于鎮政府索要4萬塊錢一事。有媒體報道：6月4日下午，在馮建梅的家里，馮建梅的公爹鄧孝剛正帶著5歲半的孫女。他對記者說，當時，鎮上來了一幫子人，說要么交4萬塊錢，要么得強行引產，家里拿不出來這么多錢，他們就強行將兒媳拉走。說到這兒，這位憨厚的老漢哭了起來。

6月2日當天，遠在江蘇南京的二姐鄧艷接到一條短信，短信是一個18992521###的號碼發來的，內容是:“4萬，一分不能少，我都給你爸說了，他說沒錢那還能怎樣，還是你們大意了沒當回事。”據當時和鄧艷在一起的妹妹鄧吉彩說，當時她們和對方聯系上后，才知道發短信的人自稱曾家鎮計生辦的袁芳，還說，這些也是上面的意思，他們只是工作而已。

2）關于強行逼迫畫押一事。6月2日15時40分左右，鎮坪縣曾家鎮漁坪村三組村婦馮建梅，在鎮政府干部的強制要求下，被迫引產了已經七個月的女嬰。面對記者時，馮建梅痛哭流涕說：“我不是自愿的，是他們幾個人按著我的手，讓我簽字的！”“我不愿意，他們就用枕頭蒙住我的頭，兩個男的，一個捉住我左邊，一個捉住我右邊，右手被捉住寫字，另一只手被強迫在按手印”。馮建梅說，自己都急了，可拗不過對方力氣大。“上面的指印也按得亂七八糟”。

3）關于孕婦被多人強行架走一事。馮建梅的小姑子稱，她嫂子第一胎生的是女兒，今年已經5歲半，按照國家政策，間隔5年是可以生二胎的，家人正在補辦準生手續的過程中，現在已懷有七個月身孕的嫂子，卻被鎮政府的二三十名干部，用衣服蒙住頭，強行送鎮坪縣醫院做引產手術。馮建梅稱，從5月30日上午開始，鎮上的人就一直跟著她，6月2日早上9點多，鎮上來了很多人，將她從親戚家架上了救護車，雖然她掙扎著，可無濟于事——“他們怕我看見，用我的外套把我的頭蒙住，所以到現在也不知道是誰把我架上去的。”6月13日下午，病床上的馮建梅把枕邊的黑色外套拿出來讓記者看。

當地鎮政府、計生辦方陳述：

1）關于強行逼迫畫押一事。2012年3月20日，曾家鎮計生辦查出馮建梅懷孕3月有余，工作人員立即要求馮建梅辦理生育證，并將生育證的辦理程序及所需資料一次性告之到位。兩個月來，鎮計生辦工作人員及聯村領導干部先后多次督促馮建梅夫婦落實此事，但二人均以“正在辦，正抓緊在辦”為由推諉拖延。在走訪調查中，鎮上得知他們根本沒有辦理相關手續的真實意愿。之后，本著“以人為本、政策引導”的原則，通過思想教育，馮建梅同意及時補辦相關手續，并承諾于6月1日12時前給予肯定答復。6月1日，鎮計生辦工作組前往督促手續辦理情況，發現馮建梅已于6月1日凌晨離家，以此躲避計生工作組人員。當晚10時許，鎮計生工作人員在其親戚家找到馮建梅，之后繼續進行思想教育工作。6月2日，在其思想情緒穩定的情況下，鎮計生辦工作組陪護其來到縣醫院，經過各類常規例行檢查后，“其自愿接受了引產術”。

隨即記者聯系了鎮坪縣曾家鎮的陳鎮長。這位鎮長對記者說，現在鎮上沒有鎮委書記，由他暫時主持全面工作，確實有一個叫馮建梅的村婦，在沒有辦理二胎準生手續的情況下，政策外懷孕，鎮上正在對其采取措施。陳鎮長同時一再表示:“我們會根據人家的意愿，絕對不會采取強制手段。”

2）為查實馮建梅的婚育史、戶口性質、是否符合再生育條件等情況，鎮坪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提請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根河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協查，協查結果為：馮建梅不符合再生育條件，不能辦理二孩生育指標。

3）關于孕婦被多人強行架走一事。對于鄧氏夫婦稱“孕婦被二三十名鎮干部架走的描述”曾家鎮鎮政府表示“馮建梅是自己走的，沒人架她；只是“在過橋的時候，大家把她扶了一下”。

4）關于鎮政府索要4萬塊錢一事。曾家鎮計生辦的袁芳證實有此事，稱馮建梅是非農戶口，故生二胎不合法。4萬元系保證金，只要她把戶口搬過來，錢還是要退的。

以上就是對該事件主要幾個關鍵點雙方的陳述。學生希望通過將雙方的陳述進行對比，然后得出自己的看法和對事件的定論。

首先，學生以為該事件的核心——孕婦馮建梅被強制引產這個部分的責任是完全在當地鎮政府和計生辦的。

一方面，眾所周知，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每個公民都有義務遵守。但是中國法律從未賦予官員強制墮胎的權力。相反，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第18條）；育齡夫妻應當“自覺”落實計劃生育避孕節育措施（第20條）；普通公民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承擔的法律責任只是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第41條）。

早在2004年，時任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就強調：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強迫性的，是自愿的（新華社2004年7月15日）。2005年8月25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強調：中國政府不允許強制做人工流產、節育手術和墮胎等。即，國家通過社會撫養費等政策杠桿，引導公民自覺實施計劃生育。

其實，近年來，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了《人口和計劃生育群眾工作紀律》等文件，要求計生工作中：不非法關押、不打罵侮辱群眾；不強迫群眾手術。各省區都明文禁止強制墮胎，或用其他暴力實施計劃生育。但是成型胎兒血淋淋的慘狀，還是出現在了我們面前。

這種情形，似曾相識——對，暴力強拆的悲劇，盡管國家三令五申不得暴力強拆，但還是沒有擋住個別官員搞出“帶血的GDP”。同樣，個別官員明知國家法律、政策規定不得強制墮胎、不得非法拘禁、侮辱超生孕婦及其親屬，但依然鋌而走險，實施著“子宮里的強拆”。這種違法行為，必須得到糾正，不能讓胎兒的鮮血染紅頂子，不能由他們抹黑計生國策。

另一方面，在行政作為上，第一，既然曾家鎮在2012年3月份就發現了馮建梅有了3個月的身孕，卻只是督促其辦生育證，而未及時對其進行思想教育，勸其按照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提倡將嬰兒自行人工流產，這是無可爭議的失職，這也是后來悲劇產生的原因之一；第二，鎮政府和計生辦這么大費周章、興師動眾地去逼迫一個懷孕女人引產的原因就是為了“摘牌”。什么是“摘牌”？鎮坪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副局長栗永久后來接受財新網采訪時表示：曾家鎮前兩年的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下滑，抽查結果沒有達到95%的合格標準，被掛了黃牌，今年該鎮想拿掉黃牌。這就是“摘牌”。對此學生只能想問一個問題：以命換“牌”，是“牌”覺得虧了，還是命覺得虧了？

其次，關于孕婦馮建梅被強行逼迫畫押和派出鎮政府干部將人架走這個問題。先是畫押的問題。且不論大月份嬰兒不能引產這個前提，從逼迫畫押這個行為上就可以看出很多端倪。孕婦如果是自愿引產，那么當地官員有沒有做出網上所傳的“非法拘禁孕婦”的行為？實施引產手術，有沒有家屬的簽字？再退一步說，馮已經懷孕7個月，即使她“自愿”引產，也不符合醫療規范，當地官員和醫生為什么要“疏導”她這么做？再就是派出鎮政府干部架人的問題。就學生而言，個人是比較傾向于真的是有架人行為存在的，試想：一個女人會愿意主動去醫院打掉自己懷胎已經七個月的孩子？還是在自己丈夫不在身邊的情況下？即使她說謊，周圍看見的群眾也都說了謊？顯然不是的。

簡而言之，這兩個問題無疑體現了我國部分省份一些地方的黨政干部在工作方法以及思想覺悟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例如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干部教育與監督、與群眾關系的建設和科學發展觀的樹立方面還亟待整治。

再次，就是4萬塊錢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當事人各執一詞，一個說對方索要4萬元未遂后，才對孕婦強行引產；另一個說這只是押金，事后會還。但學生想問：這4萬塊錢是什么錢？依法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無論是國務院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還是《陜西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實施辦法》，征收都只針對“生育行為”，而不是懷孕行為。押金？簡直可笑，這個說法本來就是個悖論。手術，當然是自愿的，人家不自愿，要逼著人家做，還要人家交押金，說：不交就要做手術。那我斗膽問一句：交了是不是就不做了？答案是：還是要做。這樣的行為與市井坊間的流氓耍無賴何異？而且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還出現了當地官員與鄧元吉（孕婦馮建梅的丈夫）之間商量押金金額的事情，起先是10萬，后來是3萬，最后拍板是4萬，鄧元吉一邊討價還價，一邊向親戚們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錢，也只借了1.8萬。這算什么？綁匪與人質家屬商議贖金？人質家屬借錢贖人？本以為只會出現在黑社會或是電影里的情節，竟然現實地發生了！這“綁匪”還是代表公權力和人民的一方政府！法治何在？公義何在？天理何在？！

以上就是學生對陜西安康“孕婦強制引產”事件的一些看法，由于學生沒有親身實際調查，只是通過網絡、報紙和電視新聞等渠道搜集了所需資料，加之學生才疏學淺、鄙陋無知，有失偏頗之處，抑或言語不當之處，望老師不予深責，若老師留墨批示，甚佳之。

第二篇：人權法論文

從法律角度探析女性人權的保護 ——《人權法》學習心得體會

（貴州民族學院2011級經濟法專業在職研究生

張耀華）

1993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通過的《宣言》和《行動綱領》指出，“婦女和女童的權利是普遍人權不可剝奪、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國家一級、地區一級和國際一級上確保婦女平等、充分地全面參與政治、公民、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根除一切基于性別的歧視是國際社會的首要目標”。當今，婦女人權作為一項特殊的人權種類，在普遍人權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甚至有學者認為，婦女人權問題已不僅僅被作為一個有關婦女自身利益的特殊問題，而且被認為是一個社會問題，對其保護程度的高低直接關乎人格尊嚴與價值、各國基本人權的實現。然而婦女生理上的差異及不同的社會分工模式決定了男女在社會生產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形成了一套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男優女劣等傳統的價值判斷體系，而改變這一體系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本學期通過對《人權法》的學習和理解，我試圖從法律的角度對婦女人權的內容界定、保護現狀及完善等幾個方面進行系統闡述。

一、婦女人權的內容界定

什么是婦女人權?婦女人權就是婦女作為人所應享有的平等權利。它是“普遍人權中的不可剝奪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除了具有人權的一般內容外，同時又有自己特殊的內容。概括起來看，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婦女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由權等；二是婦女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工作權、財產權、勞動保護權、同工同酬權、教育權、健康權、發展權等；三是由婦女的生理特征所產生的權利：生殖健康權、生育權等。簡言之，婦女人權的內容就是國際人權公約所規定的一切人權的總和。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婦女們喊出了“婦女權利就是人權”的口號，這一命題是對婦女人權的最簡明的解釋。

二、我國婦女人權的保護現狀

我國政府十分關心和重視婦女權益保障和婦女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與婦女切身利益相關的《婚姻法》。在此之后，中國又陸續頒布了《選舉法》、《刑法》、《繼承法》、《義務教育法》、《母嬰保健法》、《民法通則》、《勞動法》等與保障婦女人權密切相關的基本法。而1992年頒布、2005年修改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作為維護婦女權益的

[2]

[1]專門法律，更是對婦女的各項權利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規定。在這些法律法規的指引和監督下，我國婦女的解放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享有的權利得到有效的保護和促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廣泛地參與了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得到世界各國的了解和支持。具體說來，我國對婦女人權的保護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3] ：

一是提高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及決策的程度。各級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如制定參政指標、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女干部的培養和選拔、保證農村婦女參與村委會的管理和決策等。

二是努力保障婦女勞動就業和獲得經濟資源的平等權利。在就業政策上要求用人單位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同時制定和落實優惠政策，為女性就業和再就業創造條件，維護女職工的勞動權益；在農村確保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權。

三是大力促進了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國家采取了許多特殊政策保障女童受教育的平等權利，使婦女受教育水平不斷得到提高。

四是提高婦女的衛生保健水平。各級政府把婦女健康目標納入衛生發展規劃，通過建設和完善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網絡和生殖保健系統，使婦女的總體健康狀況明顯改善。

五是嚴厲打擊對婦女的暴力侵害。各級政府針對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始終保持嚴打態勢，多次組織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專項打擊行動。總的看來，我國婦女人權的保護現狀令人滿意。但由于受現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婦女發展和維權的物質保障還不十分充分。在農村，婦女的文盲比例還比較高，在城市，下崗女職工較多，女工再就業困難還比較大。此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侵害婦女人權的社會問題進一步暴露，家庭暴力、性騷擾等現象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三、婦女人權法律保護體系的完善

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相關《民法通則》、《選舉法》《婚姻法》、《收養法》《工會法》、《人121和計劃生育法》、《土地承包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掃除文盲工作條例》、《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等在內的一套完整的維護婦女人權的法律體系，這對保護我國婦女人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正如前所述，新形勢下產生的新的問題還很多，還需要對這一體系進行完善：

(一)消除性別歧視。維護婦女就業權

隨著就業壓力的增大，性別歧視問題越來越突出地體現在社會各個領域。在同等條件下 優先錄用男士已成為各招聘單位默認的規則。這種性別歧視首先侵犯的是婦女的平等權，并進而侵犯到婦女賴以實現經濟獨立的就業權。雖然我國已經在各種就業政策中對這一做法予以禁止，但由于沒有一定的法律做保障，收效甚微。為此，一方面國家應通過相應的制度杜絕錄用過程中的各種形式或明或暗的歧視條款。立法的關鍵是要明確用人單位的法律義務以及違反這種義務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通過強化政府行為打破性別壁壘，建立必要的監管機構或進一步賦予已有的相關機構相應的職權，以對歧視行為進行懲戒。另一方面，在對婦女勞動禁忌作出保護性規定的同時，對男女均可勝任、而對男性無生理優勢可言的工作崗位，如文秘、財會等，應作出優先女性的規定。在諸如女大學生就業難等方面，也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女大學生固然即將面臨結婚、生育這些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但就業單位不能因不愿意為這部分社會再生產“買單”就簡單將她們拒之門外。

(二)反對家庭暴力，維護婦女生命安全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中一方對另一方實施身體暴力、精神暴力以及性虐待，通常包括肉體上、精神上、言語上或性的虐待和威脅。聯合國關于婦女暴力特別報告中對“家庭暴力”采納的是寬泛的定義，包括在“家庭領域犯下的、由于婦女在那一領域的角色而針對婦女的暴力或蓄意在家庭領域對婦女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暴力。”家庭暴力對婦女人權的重要方面如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權以及婦女的平等權、人格和尊嚴構成了嚴重威脅和侵犯。目前，我國對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依靠《社會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刑法》關于故意傷害罪、虐待罪、遺棄罪、非法拘禁罪和故意殺人等罪名的相關規定。但從司法實踐看，構成犯罪的家庭暴力僅占少數，大多數家庭暴力則因傷害程度達不到《刑法》規定的最低標準，而得到制裁。2001年4月28日，我國重新修訂的《婚姻法》出臺，并在總則中明確規定：“禁止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為虐待家庭成員”，對于實施家庭暴力的法律責任也作了相應規定。

盡管如此，對于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家庭暴力尤其對輕傷害的處理仍然缺乏具體的規定。因此，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出臺勢在必行。我國也可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如加拿大，把家庭暴力列為公訴案件。在加拿大的許多省份頒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緊急情況保護令”，如婦女受到暴力威脅，隨時可打電話向警察求救。在沒有當事人允許的情況下，警察可以破門而入并把丈夫帶走，限定一段時間不準回家，以免其繼續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認為解除暴力威脅為止。同時還可對婚姻法相關部分進行修改。受虐婦女因不堪忍受暴力行為而提出離婚，是家庭暴力的一個常見的結果，但往往由于法律救濟途徑狹窄而未果。因為如果女方提出離婚或者分居的請求，那么，這個女人就有可能遭到丈夫的報復，甚至直接威脅到受虐婦女的性命。此外，還有以下原因：離婚后獨立生活前景未b，而且離婚訴訟本身就是一項勞 民傷財之事，它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對于長期不能擺脫婚姻束縛的當事人而言必然會加深雙方的敵視與傷害。因此，建議將離婚標準中的分居二年適當縮短，并在社區設立婦女避難所，則能為急于擺脫暴力環境的婦女提供緊急援助。(三)規制性騷擾，維護婦女人格尊嚴

近年來，性騷擾在我國成了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據人民網2002年6月7日報道，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在中國，相當多的職業女性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3O歲以下的未婚職業女性最為深受其害。性騷擾中5O％來自工作場所，其中36％來自上級，14％來自同事[5]

[4]。性騷擾的危害結果往往表現為被害人情緒波動、心理加壓、名譽受損、家庭出現矛盾、對社會產生不信任感及由于離職等因素造成經濟上的損失。目前，性騷擾在我國的立法上還很不夠。檢視我國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專門意義上的性騷擾規定。在對性騷擾處理方面，我國司法界還存在法律依據不足，受理投訴后舉證困難，沒有專門的受理投訴機構等問題。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6月25日《檢察日報》報道，武漢市女教師何某訴上司“性騷擾”案有了結果。法院判定被告侵擾原告事實成立，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權利，判決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并判處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2000元。但其判決依據是《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此案被害人雖然勝訴，但其所獲得的并不是實質意義上對性騷擾的懲處。禁止性騷擾的立法工作依然任重道遠。筆者建議目前可在有關部門法中增設性騷擾條款：如在修改婦女權益保障法、公司法、勞動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時可規定禁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款。等待時機成熟后，制定一部專門的《反性騷擾法》。性騷擾是一個社會問題，它直觀地衡量著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與現實中的男女平等的距離。要妥善處理和解決性騷擾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努力，需要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規定，需要司法實踐中切實的執行。只有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從而切實保護婦女人權。

參考文獻

[1]魯斌．婦女人權國際保護及其最新進展[J]．婦女研究論叢.2000.2 [2]張曉玲．婦女人權——一個來自歷史和現實的嶄新概念[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7.1 [3]黃睛宜．保障婦女權益，促進人權全面實現[J]人權．2003.3 [4]李秀華，馮兆惠．家庭暴力與中國婦女人權的法律保障與完善[J]．河北法學.1995.5 [5]劉慧玲．增加懲處性騷擾規定，完善婦女權益保障法[J]．中國婦女.2004.9

第三篇：人權法：心得體會

學習《人權法》的心得體會

2010級經濟法專業梅婷

聽了陳老師關于人權法的講課，使我感觸頗深，使我對人權，人權法和我國人權現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通過學習我了解到所謂人權是人人享有的和與其他人共同享有的權利，是一種普世的權利。人權具有兩個顯著特征：第一，它的主體必須是全體人類。正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指出的那樣：一切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國籍、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區別，都有資格享有人權。從理論上講，只要是人，都應該享有人權，人人如此。第二，它的內容必須體現人的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一直是人類孜孜追求的目標。從人權的角度講，自由就是讓人成為自己的主人。平等就是使人享有相同的地位、權利和尊嚴。在國際人權法和各國憲法中，人權的規定都是指向自由和平等的，都是對人的存在和價值的普遍肯定。簡單地講，人權是指人依其自然本性和社會本質享有或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人權之所以是人權，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尊嚴，體現了正義、公平、人道、善等美好的人類精神和價值。離開了人權，人類就無法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意義上，人權是人類安全和幸福的保障，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象征。從廣義上來說，所有涉及人的權利的法都是人權法；狹義的人權法主要是指涉及權力與權利關系的法律規范。也可以說人權法也就是規范人權的法律規則的總稱。這里的法律規則不僅包括國內法規則，還包括國際法規則，并且在國內法規則與國際法規則，應優先適用國際法規則。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人權的普世性所決定的，人權是人人都享有的權利，每一個人，無論生活在哪里、無論在什么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下，都應該平等地享有人權。而國際法規則所確定的人權一般是各國所普遍認可的和承認的，所以在國內法關于人權的規定與國際法規則相沖突的時候，應首先考慮適用國際法規則。

關于人權的范圍則非常廣泛。按享受權利的主體劃分，人權包括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兩種。前者是指個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權利；后者是指作為個人的社會存在方式的集體應該享有的權利，如種族平等權、民族自決權、發展權、環境權、和平權等。按照權利的內容劃分，人權包括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大類。前者是指一些涉及個人的生命、財產、人身自由的權利以及個人作為國家成員自由、平等地參與政治生活方面的權利；后者是指個人作為社會勞動者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方面的權利，如就業、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等權利。總之，人權是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廣泛、全面、有機的權利體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權利的總稱。它既是個人的權利，也是集體的權利。我們知道人權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產生了人權的思想萌芽，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也產生了向往大同的人權理想，但這些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權概念。現代人權概念是反抗封建國家壓迫、專制、特權和等級制的產物，它是由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第一次提出來的。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述：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統治者的同意。”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中也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述：“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和輕蔑人權是公眾的不幸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起草《人權宣言》的代表認為，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圣的人權闡明于莊嚴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經常呈現在社會各個成員之前，使他們不斷地想到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以便立法權的決議和行政權的決定能隨時和整個政治機構的目標兩相比較，從而能更加受到他們的尊重；以便公民們今后以簡單而無可爭辯的原則為根據的那些要求能確保憲法與全體幸福之維護。可見統治者和立法者對人權的重視。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第一次把“促進對人權的尊重”確立為聯合國的三項宗旨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頒布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中規定：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世界人權宣言》的頒布，第一次從全球性的層次確立了人權作為人類尊嚴之根本的崇高地位。《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標志著人權從國內法領域走向國際法領域，也標志著當代國際人權運動的開始。人權成為我們時代的觀念，受到了不同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國家的普遍接受和承認。

眾所周知，在我國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也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領域的活動，逐漸尊重國際上的有關人權公約，自1980年起先后批準加入了17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協定書。并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1991年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白皮書從不同側面向世界表明，新中國的人權理論和實踐充分體現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內容，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為實現《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以目標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人權首先是人民以生存權和發展權。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可見我國在人權方面取得的一定的進步，但是我們應該我們在人權方面仍然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說遷徙自由。我國1954年憲法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后來，以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中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將城鄉居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這顯然在事實上廢棄了1954年憲法關于遷徙自由的規定。1975年憲法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此后就一直沒有恢復公民的遷徙自由權。這種二元結構的封閉式的戶籍管理模式構成了世界罕見的城鄉壁壘。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大力推行，因務工經商、求職應聘等誘發的人口遷徙現象日趨突出，用傳統的戶籍制度鉗制人口的遷徙已難以奏效。據估計，中國流動勞動力的總數至少有8000萬人。盡管如此，現行戶籍制度迄今依然是一項限制人口遷移為主要目的的封閉式的人口管理制度，現行戶籍制度的改革依然顯得相當被動和滯后，與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相距甚遠。我國現行《憲法》也沒有把遷徙自由權納入進去。而遷徙自由是現代社會公民應當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當今世界多數國家的憲法都有公民遷徙自由的規定，如日本、德國、瑞典、意大利等國家都在本國憲法中賦予公民遷徙自由權。日本國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不違反公共福祉的范圍內，任何人都有居住、遷徙及選擇職業的自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在判例中確認，美國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權利。遷徙自由也是聯合國確認和保護的基本人權之一，《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合法居住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遷徙自由作為公民人身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承認和接受，在國際上已達成共識。我國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簽署就意味著承諾，承諾代表履行。因此，將公民的遷徙自由權利寫入憲法是我國履行國際公約義務的需要。

所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修改現行憲法，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確認遷徙自由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憲政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在調整公民的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中突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作為一項憲法上的權利，遷徙自由不單純是一個能不能在遷徙地登記上戶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公民的權利意識、政府的態度和觀念。同時，遷徙自由也應當包括職業選擇的自由，直接打破的是地域歧視和基于地域差別而形成的某些身份上的差別，由此而引發的就是消除身份歧視，比如說城市對鄉村的歧視，經濟發達地區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歧視。相應地，可以解決與遷徙自由相關的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問題，通過憲法形式規定遷徙自由，為其平等實現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保障和依據。

這就是我學習人權法的一些心得體會，對于人權、人權法我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對于我國的人權狀況有了一個比較明晰的認識，對于遷徙自由公民的這項是基本人權，這是我們國內法規范需要完善的地方。從而正真來保障每個人的人權。

第四篇：人權法論文

人權法 論文

xx級xx班

xx

選擇死的權利

——人權法論文

人權，指“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它主要的含義是：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合乎人權的對待。人權的這種普適性和道義性，是它的兩種基本特征。

按享受權利的主體分，人權包括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兩種。前者是指個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權利；后者是指作為個人的社會存在方式的集體應該享有的權利，如種族平等權、民族自決權、發展權、環境權、和平權等。按照權利的內容來劃分，人權包括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大類。前者是指一些涉及個人的生命、財產、人身自由的權利以及個人作為國家成員自由、平等地參與政治生活方面的權利；后者是指個人作為社會勞動者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方面的權利，如就業、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等權利。總之，人權是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廣泛、全面、有機的權利體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權利的總稱。它既是個人的權利，也是集體的權利。

在當今的國際社會，維護和保障人權是一項基本道義原則。是否合乎保障人權的要求已成為評判一個集體（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優劣的重要標準。但是，在具體實踐的層面上，對于人權的具體定義，以及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都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甚至引發了很嚴重的沖突。國際人權法算是評定是否合乎人權的一項標準。

人權法，國際人權法是國際法的一個分支，是指對基于保護人類固有的尊嚴而產生的人權形成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和。國際法人權法的產生是人權保護國際化的結果，而人權保護國際化主要是從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后逐漸完成的，主要包括各種條約和習慣法以及各種宣言、準則和決議等。國際人權法既包括適用于整個國際社會、主要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形成的普遍性國際法，也包括聯合國成立后在歐洲理事會、非洲聯盟、美國國家組織等區域組織框架下形成的只適用于區域范圍的區域國際人權法。人權的基本內容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獲助權、公正權，還發展為發展權、民族自決權。而生命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如果無法充分保障人的生命權，那么一切其它權利都是空中樓閣。無端剝奪人的生命，或者肆意對人施加恐嚇、虐待和折磨，就是用一種非人權的待人方式。任由這種情況發生，個人權利就無從談起。所以一般各國的刑法都將侵害他人生命權的罪行量刑最重。“生命權是一個人之所以被當作人類伙伴所必須享有的權利。”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民法通則》里所表述的生命健康權，實際上是生命權、健康權與身體權的總稱。內容是：關于人的出生的權利、關于人的死亡的權利、免于饑餓的權利、反對種族滅絕和集體屠殺的權利。我們現在討論關于人死亡的權利。

個人認為：任何人不能剝奪其他人的生命權，既是不能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又是不能剝奪選擇死亡的權利。死刑應該被替代，而安樂死的應用應遵照病人意愿。所以，我想探討的是：給人們選擇死的權利。

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與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由此可見，我國民眾對安樂死之關注程度。2011年，當身患癌癥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給自己實行“安樂死”時，但被醫生拒絕。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帶著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又展開了對“安樂死”這一敏感問題的爭論。中國有關安樂死的民意調查資料表明，贊成安樂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據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對313名不同人群的調查顯示，有93.6%的人贊成安樂死，其中醫務人員贊成者為98.4%，法學界人士贊成者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黃浦區部分街道對60歲以上老人進行了調查，有89.4%的人贊成安樂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漢、北京等地進行的有關安樂死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贊成安樂死的人數為62%；在對黑龍江省的199人的調查中，89%的人贊成安樂死(其中19%的人年齡超過50歲)；1988年在北京進行的500例問卷調查(包括工人、軍人、大學生、部分來自各地的在京學習的干部及醫生)，結果表明，91.2%的人贊成安樂死，認為目前在我國可以實行安樂死的人占79.8%。這些民意調查反映了普通民眾對安樂死的基本態度，表明安樂死正逐步為我國的社會大眾所接受。國外也有同樣的討論與抗爭，迪亞娜普雷蒂，2001年42歲，英國貝德福德郡盧頓一名普通的婦女，1999年因患神經細胞絕癥而全身癱瘓，頭部以下完全沒有知覺。這位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婦女從徹底癱瘓之日起就一直在爭取能以“安樂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為此，她與反對“安樂死”的英國民間團體和英國司法體系奮力抗爭，而且更以無比的毅力給布萊爾首相寫了一封信，請求首相能修改有關禁止“安樂死”的法律。終于獲得了初步的勝利——英國高院允許其“安樂死”。年，全世界第一個提倡自愿安樂死的團體在英國正式成立。

二、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嘗試為安樂死立法。探索、爭論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頒布了《自然死亡法》。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安樂死的法案。

三、1993年2月9日，荷蘭議會通過了默認安樂死的法律，1999年8月10日通過的最新修正案規定，凡16歲以上的人，若患絕癥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安樂死，12歲至15歲的青少年，要求必須經其父母同意。現在，荷蘭每年大約有25000人以安樂死的方式告別人生。在英國，近年來要求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據統計，50年代英國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安樂死應合法化，但目前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國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國第一例安樂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僅21歲患者的父母和醫生的申請，停止給他輸入營養液。

四、多數德國人也贊成安樂死。1994年德國一家民意測驗所對1004名德國人進行的調查顯示，83%的人贊成安樂死，30歲以下贊成安樂死的人甚至多達88%。在德國，安樂死協會的會員1994年已達4．4萬人。1999年，德國外科學會首次把在一定情況下限制和終止治療作為醫療護理原則的一個內容。

五、1992年10月1日，丹麥實驗了停止延長無藥可救的病人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歡迎，4個月內就有45000人立下遺囑，表示愿意在必要時接受安樂死。

一、193

5六、世界首部安樂死法（正式名稱為《晚期病人權利法》）是1995年5月25日在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并于1996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根據安樂死法，實施安樂死的程序十分嚴格：除本人申請、主治醫生證明其為無藥可救的晚期病人外，還需一名本地醫學專家確認和一名心理醫生判明患者是在神智正常的情況下作出決定的。這被理所當然地理解為要有四個人的簽字才合法。

那么在中國是否應該放開安樂死，使安樂死合法化呢?答案并不如上面的討論那樣樂觀，并不是說支持的人多立法的壓力就會減少多少。安樂死是一個涉及倫理、法律和醫學等方面的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實行安樂死，要看這個社會是否重視生命價值、個人自由和人權保障。因此，討論安樂死的最佳情景是國家經濟、法制、醫療保障和公民的觀念達到一定的發達水準，根本問題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夠在物質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礎上得到保障。

在我國，立法阻礙主要有：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根深蒂固，阻礙安樂死發展進程，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舊觀念較為深厚，認為“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從整體上看，我國的醫療技術水平還比較低，醫務人員的思想業務素質也有待提高，這是進行安樂死立法的很大滯力，要判定患者是否身患絕癥并且瀕臨死亡，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客觀標準；患者的真實意思難以判斷；我國對安樂死的探討相對較晚，理論基點相對薄弱，對安樂死立法的內容缺乏科學的認識與把握，這也是安樂死立法所要克服的一大難點。

無論在外國還是我國，無論以情理分析、以法理分析、還是從刑法法角度分析，安樂死非罪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總有一天我們既能在法律的保障下選擇生的權利，又能在法律的保護中選擇死的權利。

第五篇：內河人命救助工作淺論

一、為什么要開展內河水域人命救助工作

眾所周知，在內河水域從事運輸生產、作業承擔著比陸地上大得多的風險。特別是內河水上事故的發生直接威脅著人命和財產的安全。開展內河水域人命救助工作是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重要措施，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

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要保證，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社會職能。另外我國加入wto以后，航行于我國內河水域的外國籍船舶日趨增多。如果這些船舶一旦發生海難事故，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履行國際公約，進行有效的人命救助，就使得航行于我國內河域的外國籍船舶缺乏安全感，不僅會影響在世界上的聲譽，也會直接關到我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乃至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目前我國社會救助力量必不可少

正是因為在內河水域開展人命救助工作如此重要，目前長江干線兩岸的市、縣兩級都相繼成立了水上搜救中心和分中心，對管轄的范圍內水上緊急情況進行人命救助負責，并且都開通了搜救專線電話：12395。2005年4月6日交通部又以交海發[2005]137號文規定：“在長江等內河建立巡航搜救一體化的體系，有針對地加強對重點水域岸基地站點力量的配備，提高救助技術裝備水平，完善搜救體制。”按照交通部的要求，為加強長江干線巡航執法與應急力量建設，長航局組織長江海事、航道、公安、通信等單位編制完成了《長江干線水上巡航執法與應急動態待命站點布局方案》及《長江干線水上巡航執法與應急動態待命工作管理規定》。2006年6月28日，126個水上巡航執法與應急動態待命站布點完畢，并向社會公布了應急站點名稱、位置、值班電話等內容。

這些對策采取后，我國內河長江干線上人命救助的成功率雖然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內河水域中的航運業、旅游業、水上水下工程施工作業、漁業、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等水上活動也日益頻繁起來。活動中的船舶和人員數量逐年在增多，通航水域的由空間變小，因而發生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突發事件的機率也下正在不斷加大。我國內河水域一旦發生有生命財產威脅、危險情況，僅僅依靠當地政府、海事部門的救助力量，很可能達不到理想的人命救助效果。其原因有：

1.目前政府、海事部門現有的基礎設施、技術裝備，救助隊伍人員的專業技術和水平根本達不到全天候，24小時提供救助的要求。我國內河水域縱貫東西，大運河和南水北調工程又溝通了南北，真可謂線長面廣，四通八達。有的內河在寬廣的平原流淌，有的在高山峻嶺中穿過；有的內河水面寬闊，有的很狹窄；有的內河水流平緩，有的湍急；有的內河在繁華的市區，有的在偏僻的鄉村等，需要搜尋救助的設施和設備類型、性能各異，需要參加各類水上“人命救助”的人員應具有很高專業技術和水平，才能滿足不同內河中所發生的突發事件進行人命救助需求。目前政府、海事部門滿足不了內河水域人命救助的需求。

2.搜救機構尚不健全。長江干線所在地的市、縣盡管建立起了水上搜救中心、分中心，但是鄉或鎮、村級的搜救機構沒有建立。我國其他內河水域水上搜救中心、分中心仍在等待建立之中。

3.搜救機構協調能力不強，妨礙海事系統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能。長江干線等內河水上搜救中心辦事機構均設在海事部門，成員單位之間沒有隸屬關系，致使搜救中心與海事系統職責界線不清；中心與中心成員部門如軍方、漁政、水產、氣象、醫療衛生、公安、港口等聯系、聯絡不暢；各部門受局部利益影響，搜救組織協調能力受限。

4.搜救專項經費沒有落實。目前我國內河大部分水上搜救中心無任何經濟來源，使搜救中心處于人員不足、不穩定、搜尋救助設施和通訊設備落后，但又無力改善的境地。長江干線自2005年實行巡航搜救一體化后，搜救設施設備增添和改造了不少，這些新添的設施設備今后的維護和保養所需要的資金又將如何解決。

正是以上問題的存在，導致內河水域海難事故發生后實施“人命救助”時，除當地政府、海事部門的救助力量之外，社會救助力量必然要參與，并且起著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既然目前社會救助力量在內河水域的“人命救助”中不可缺少，那么如何才能組織好社會救助力量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呢？我們認為應采取如下對策：

1、海事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進一步提高社會各界對開展內河水域“人命救助”的認識。目前，我國雖然還沒有規范內河水域搜救工作的專門法律法規。但是2002年，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河交通管理條例》中明確了海事主管機關、地方人民政府在搜救中的職責和權力。另外，我國相繼出臺的《安全生產法》和《國務院關于重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規定》都對重大事件的應急反應機制的建立，應急反應程序的制定和突發事件的善后處理以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

履行的職責和承擔的責任作了明確的規定，所有這些都將成為我們有效的開展內河水域人命救助工作的依據。因此作為主管水上交通安全的海事部門來講，務必要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廣泛地開展宣傳，提高國民、尤其是擁有救助設備與能力的社會組織、單位和個人，對人命救助的意義和重要性的認識，并且督促地方各級政府建立健全搜救機構。

2、建立健全社會救

助力量的組織管理機構。根據現有的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我國內河水域 “人命救助” 中各方社會救助力量的組織者、管理者是各級地方政府。遵循“政府統一領導，社會救助力量依法參與”的原則，長江等內河水域所在地的省政府應建立水上搜救協調中心，市（地級）政府應建立起水上搜救中心，縣級要成立搜救分中心，鄉鎮要成立搜救站點，確保一旦內河水域發生人命與財產受到威脅情況，社會救助各方力量能迅速組織起來，及時有效地開展救助工作。

3、明確不同的社會救助力量應當履行的責任和義務。社會救助力量的組織機構得了建立健全后，從組織上對內河水域“人命救助”有了保障，但是各方社會救助組織在救助中的職責不明不清，實施人命救助令發出后，大家相互推諉扯皮，從而耽誤最佳進行人命救助時機，不能從根本上確保水上人命救助的成功率。因此各級政府應根據現有的法律法規，出臺適合長江等內河水域所在地的實際情況的有關地方性法規和制度，明確本地區機關、企事業單位、各類民間組織和志愿人員等社會救助力量在參與或支援內河水域應急救援行動中“人命救助”職責和應盡的義務。只有這樣，才能將社會上各種救助力量整合一起，提高水上救助行能力。

4、既然各級政府是內河水域人命救助社會救助力量的組織管理者，作為主管水上交通安全監督管理的各級海事機構，應根據交海發[2005]137號文件要求，將長江等內河巡航搜救一體化的職責正確執行到位，履行好。各級內河海事管理部門，要在搜救中心或分中心的領導和指導下，具體組織社會救助力量。將內河兩岸具有救助功能的設施、設備和人員進行登記造冊，納入搜救體系，形成一張社會救助力量組織網絡。在該網絡上正確標明聯系人、聯系方式、可提供參加搜救的設施設備的數量和能力、有多少人員參加過搜救演習和培訓、這些人員有哪些專長等重要資料和信息。另外海事部門還要代當地政府組織從事水上安全監督管理的專業人員編寫《內河搜救指南》，以政府的名義頒布，并分發到登記在冊的單位和人員。要求他們組織學習，熟悉其應有的職責、工作程序和注意事項。確保在搜救過程中，能及時地通知和取得聯系，搜救工作開展有條不紊，取得最佳搜救效果。

5、分級管理，屬地為主。內河水域突發事件一旦發生，當地的水上搜救機構，應根據內河水域突發事件的發生區域、性質、程度與實施救助投入的社會救助力量的多少，按照鄉鎮搜救站點、縣級搜救分中心、市級搜救中心、省級搜救協調中心、中國海上搜救中心、逐級向上匯報，但仍要按照屬地管理為主。由內河水域突發事件發生地內河水域搜救機構實施應急指揮，確保及時分析判斷形勢，正確決策，臨機處置，提高應急反應行動的及時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說如果內河水域突發事件發生的區域范圍廣，情況危急且有蔓延擴大的態勢，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救助力量時，事件發生地的應急指揮機構，應按照國家規定的事故等級要求逐級上報，請求增援。在增援未到來之前，當地的應急指揮機構應當根據應急預案發布動員令，及時通知所有納入搜救網絡的社會救助力量，前來參加搜救行動，竭盡全力控制，將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內河水域突發事件很小，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救助力量時，事件發生地的應急指揮機構在正確分析決策的基礎上自行處置。

6、各級海事管理部門應在搜救中心或分中心的領導下，定期組織社會救助力量開展內河水上搜救有關知識的培訓和演練，不斷提高參加“人命救助”人員的業務知識和技術水平。內河水上搜救運行管理機構要組織編制內河水上險情預防、應急等安全知識宣傳資料，通過媒體和適當方式開展內河水上安全知識宣傳工作。使從事水上活動人員了解水上工作安全知識，提高安全意識，增強應對水上突發事件能力。內河水上搜救運行管理機構要對自身的工作人員開展專業培訓和在職培訓，掌握履行其職責所需的相關知識。對被納入到社會救助力量中的相關人員的應急能技和安全知識應選派人員進行指導，提高從業人員素質，提高應急力量建設，提高應急反應的效能和水平，不斷滿足內河水上人命救助工作的需要。縣級搜救分中心應每半年舉行一次由社會救助力量各成員單位參與的內河水上人命救助和應急通信演習，提高實戰水平。

7、設立專項搜救基金。多年來長江等內河水上人命救助只有社會效益沒有經濟效益。在目前內河水域還沒有專業搜救力量的情況下，大量內河水域搜救依靠公務船舶、軍事艦艇、社會船舶等非專業救助力量，這給參與搜救單位帶來燃油消耗、人工費用等經濟損失，如果這些搜救費用長期得不到合理解決，必將影響各單位人員參加內河水域人命救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此務必要設立專項搜救基金，用于獎勵或補償參加內河水域人命救助行動的單位、船舶和人員，并滿足內河搜救工作的日常經費需要。

8、對參與內河水上“人命救助”的社會救助力量實施獎勵制度。

社會救助人員參加內河水上“人命救助”應急行動致殘的，應由民政部門按相關規定給予撫恤優待。有突出貢獻的人員，由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或省級內河搜救協調機構報交通部或省級人民政府按照規定，給予獎勵。對按內河水上各級搜救機構協調參加內河水上“人命救助”的船舶，由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或省級內河水上搜救中心給予適當的獎勵和經濟補償。

9、實行內河水域搜救工作責任追究制度，把責任追究落實到具體的責任人。對推諉、故意拖延、不服從、干擾內河水上搜救機構協調指揮，未履行社會救助力量規定職責單位、人員，由內河水上搜救運行管理機構予以通報，并建議其上級主管部門依照有關規定追究行政責任或給予黨紀處分；對違反海事管理法律、法規的，由海事管理機關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的各級搜救機構工作人員，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和黨紀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0、加快內河水上搜救方面立法，進一步完善社會救助法律體系。

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好的法律法規是組織好、發揮好社會救助力量在內河水域中“人命救助”工作的保障。另外社會各種組織形式隨著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人們按照法律法規來從事各項社會活動的意識會越來越強。因此社會救助力量的組織、行動的實施、行政管理程序和監督的內容都離不開法律法規作為支撐。加快在內河水域“人命救助”中的立法，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加快社會救助法制建設，構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及法律體系成為當務之急。

四、結論。

以上措施實現后，社會救助力量在內河水域中的“人命救助”中必將發揮越來越巨大作用。為此內河水域中的各級政府和海事監管部門，務必要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指示“要通力合作，盡最大努力，搶救遇險人員”和溫家寶總理批示：“人命關天，要想盡一切辦法，采取一切措施，協調一切力量”，將社會救助力量充分組織好，在“人命救助”中盡量發揮最有效的作用，確保遇險人員生命安全。為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

以上只是個人膚淺的想法與看法，有不正確之處，歡迎專家學者批評指正。（作者單位：安慶海事局）

目前，在長江上應用成功、最具代表性的gps監控系統主要有重慶市港航管理局開發的“重慶市水上交通管理監控系統”、長江海事局開發的“長江水上交通安全gps系統”以及三峽通航管理局開發的“長江三峽水上gps綜合應用系統”。這類系統都是采用gps或cdma1x（移動通信技術）、gis（地理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為一體的水上交通管理綜合系統，采用b/s結構，互聯網連接，為開放式平臺。由于在開發設計上充分考慮了相互兼容，雖然各系統為單獨開發，但經過后期溝通整合，已實現了互聯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