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文化現代化與價值體系建設筆談

[論文關鍵詞]文化轉型 文化現代化 價值體系

[論文摘要]中國文化隨著社會的轉型正在經歷著文化現代化的過程，與此同時，價值觀與價值體系的建構也勢在必然。探討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程、特點，反思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命運，研究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建設的規律，對于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中國文化的客體化及其歷史機緣

晚清以降，中西文化遭遇使原本為一自足系統的中國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故，以致于有人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對此可以從表象上作出種種描述和刻畫，迄今為止已經不知有不少人做過這項工作，但其實質究竟如何，仍有探究的余地。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始終是近代以來國人的一個無可逃避的任務。耐人尋味的是，無論是“認識中國”的必要性還是它的可能性，均源自同一個事實，即中國與西方的相遇(其實更恰當的表述應該是“西方”對“中國”的“發現”，請注意“中國”的“被動”性)。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中國文化面臨著雙重客體化命運：一方面，中國文化淪為西方文化的對象和他者，西方人對于中國的想象、中西文化的交往不是互主體性的關系，而是主一客體關系，中國文化作為一種異己的他者被塑造著，其存在仿佛只是為著顯示作為征服者的優勢文化的主體地位和主導姿態而已；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原本即為中國人的自我，但在現代性語境中，它卻成為中國人的一個對象化了的規定，即主體的客體化。對于國人來說，中國文化本來是主格的，然而在西方文化鏡像中，它面臨著被賓格化的境遇。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文化的客體化境遇一旦積淀為國人的自我審視方式，形成一種強烈的文化自卑情結，就將不可避免地步入“自我殖民化”的誤區和歧途。我們知道，任何“解放”歸根到底都只能是一種內在性的行為，即自我解放。對于文化或文化意識而言，同樣如此。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心態既是文化上喪失自我和自主意識的結果，同時它又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喪失。對于一種文化而言，“傳統”和“過去”不是一回事，“傳統”是“活”的，“過去”則有可能是“死”的。

其實，文化只有作生命觀才是本真狀態的，才是鮮活的。這恰恰是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深意之所在。牟宗

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1958年合寫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為新儒家的文化宣言，其意義非同小可。其中最為重要的，要算對于中國文化的恰當態度——對文化作生命觀的態度——的確立和貞定。該宣言指出：“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有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而不能用“憑吊古跡”的態度去對待中國文化”，否則，“中國之歷史文化，在他們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無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的確，由于我們對本土文化采取了一種對象化的審視方式，就將必然地導致一種價值中立的知識論態度。應該承認，這種知識論的“客觀的”態度，恰恰是我們逐步喪失掉對本位文化“溫情與敬意的了解”的深層次原因。

與此相反，那種內在體認式的、反身性的姿態，才是看待生命的態度和尊重生命的學問。“這種學問，不容許人只先取一冷靜的求知一對象，由知此一對象后，再定我們行為的態度。此種態度，可用以對外在之自然與外在之社會，乃至對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對吾人自己之道德實踐，與實踐中所覺悟到之心性。”(而中國文化的秘密就存乎現代新儒家之所謂的“心性之學”。

任何一種文化只有作為本體論規定時才是有生命的，一旦被對象化為客體(亦即被知識論化)，它就變成“死”的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在于，如何由知識論態度回歸本體論態度，從體認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本土文化，以恢復其內在的生命力。

2．中西古今之爭是“假問題”還是“真問題”

自東西方文化近代相遇以來，特別是在“五四”時代的文化論戰中，人們喜歡對中西文化作二元劃分并把它們對立起來，如陳獨秀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李大釗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都表達了這種思路。這種劃分不免有簡單化之嫌，但的確也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具有本質意義上的真實性。因為它不僅僅是基于想象，更是基于東西文化實際沖突的歷史事實，且為后來東西文化交往所遭遇的尷尬進一步證實。

中西文化的差別是明顯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問題不在于中西文化有無差別，而在于如何確認差別的性質。“五四”時代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如張君勱、梁漱溟等的主張。胡適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Materia1)，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1)，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1)”[]‘丹。然而，吊詭的是，胡適又提出：“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東方人自安于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于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這說明，他不僅承認中西文化有著根本取向上的異質性，而且承認這種差異體現在西方文化外向探求和中國文化內在超越之間的分野方面。顯然，這里隱含著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潛在判斷，從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難怪當年就有人指出：胡適的這些說法“很容易使人誤解他所謂東西文明仍然有‘根本不同之點”。胡適在文化比較問題上的觀點的這種不自洽，客觀地意味著中西文化二元對立關系的某種真實性。事實上，物質和精神在一種文明中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主次的問題。胡適把這兩者混為一談來反駁“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觀點，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有學者認為，學無中西。所謂“‘學’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沒有中西之分”。因為據說“中學和西學其內容不同，這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作為知識，作為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來說，哪個民族和國家根本上都是一樣的”L4J。其實，這里混淆了兩個層面的問題。讓我們以西方的“科學”為例：就“科學”的“所指”而言，它是普遍有效的，是沒有中西之別的，例如我們不能說牛頓力學定律只在西方有效。但就“科學”的“能指”而言，它一定是特別地隸屬于西方文化傳統的，不然就不會提出“李約瑟難題”來了。對于后一個方面來說，它又體現著中西之學的互盲和互斥關系，從而“學”必有中西之分野。所以，強調科學作為知識的普適性，并不能消解學問的中西之分這樣一種二元關系。

其實，中西古今之爭不過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雙重維度在文化交往中的體現。它并非“假問題”，也就是說它決不是一種人為地制造出來的問題，而是歷史本身的結論。中西文化自晚清以來的實際沖突的歷史，無論如何都是不能用“假問題”來解釋的，近代以來的古今之爭和中西之異，并非一場歷史的誤會，亦并非一個“假問題”，它既有其真實的歷史內涵，也有其真實的學理意義和價值。

3．文化上的“體用之辨”及其面臨的困難

按通常思路，西式的物質生活加東方的精神生活、西方的科技工業加東方的情趣格調，應該是一種理想的文化圖景。但現代新儒家給出的“藥方”——由“老內圣”(儒家之道統)開出“新外王”(科學和民主)——的失敗，似乎證偽了這種可能性。胡適當年就反對“體”“用”的剝離，他拒絕“中體西用”的一個理由，就在于認為有西用必有西體，有中體必有中用，用總是體之用，體也總是用之體，強調“體用不二”。因此，不可能分離體用，整合出一個所謂的“中體西用”。這正是他主張“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根據之一。其實，這同那種極端的保守派在根本方法上是一致的，其差別僅僅在于各自所堅持的“體用不二”的根基截然相反罷了。應該承認，盡管胡適的“全盤西化”立場不能成立，但他在體用一致問題上的見解還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誠然可以設想“當歸上帝的歸上帝，當歸愷撒的歸愷撒”，但兩種異質文化的結合，不能在“體”的層面上得以實現。也許，一種文化傳統的某些碎片可以被鑲嵌在另一文化傳統的系統之中，甚至這種“移植”可以“成活”，然而，當這些碎片一旦被“植入”異體文化，就已經改變了它原本的性質和功能了。此即所謂的“系統質”概念的意義所在。

文化可分為器物、制度、精神三個層面，這三者的內在關聯是無法彼此剝離的。精神構成文化的內核，它統攝著整個文化的各個層面，使文化成為一個有機體；器物層面作為外在的形式，不過是文化的物質外殼，充當著文化的物質承擔者或載體；制度層面則作為中間環節，既是價值取向的規則表達，又是物質外殼的秩序來源。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器具都不僅僅是工具性的規定，同時還是特定文化觀念外化的形式和文化偏好選擇的結果，它因此總是折射著特定的文化取向。在此意義上，任何器具都不是中立的，它總是有其文化負荷，隱藏著特定的文化承諾。按照梁漱溟的說法，文化無非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法。器具代表著“活法”，因為它本身固然是工具性的，卻蘊涵著更隱蔽的文化觀念。“麥當勞”、“肯德基”是一種食品，但作為一種“快餐”，卻意味著追求效率的文化偏好。美國的阿米什人對于現代器物的拒絕的例子，就頗為耐人尋味。阿米什(Am—ish)人是l6世紀早期激進宗教改革形成的瑞士再洗禮教派后裔。他們不是因為貧困，而是為了自己的文化信念，即為了保持自己的清教信仰的純粹性，迄今仍過著l8世紀歐洲式的傳統農村生活，拒絕使用現代化的日用器具，如電燈、電話、汽車、計算機等等。這種文化選擇在被現代化了的人們看來是一種痛苦，但在阿米什人看來卻是一種滿足。阿米什人深知，一種文化觀念總是首先借助于器物的傳播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悄悄地認同和接受的。它告訴我們，什么樣的生活才是一種有信念的生活。我們再來看看基督教和儒學的情形。20世紀的基督教面臨著世俗化際遇，卻逼出了原教旨主義。

這歸根到底仍然無法逃避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不改變基督教的存在方式，就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從而難以融人今天人們的現實生活；為適應現代生活作出必要的自我調整，又不能不離開原生態意義上的基督教傳統。這種兩難處境，不啻是宣告了那種建立在傳統與現代相妥協基礎上的變革的失敗。對于一切文化在現代性語境中的變革來說，這種失敗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這在跨東西方傳統的中國文化那里尤其如此。有學者把東亞現代化歸結為“儒家資本主義”，問題在于，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究竟是一種證偽了韋伯命題即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個案只能發生在西方的事實，還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想象?“儒家資本主義”其實應該被解釋為西方文化在取代以儒家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傳統的置換過程中此消彼長的短暫并存狀態罷了，它并不能證明二者已經達成了內在的有機整合關系。就此而言，“儒家資本主義”這一稱謂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掩蓋了儒家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系的非有機性質。基督教和儒家在現代社會遇到的問題，不是證明了體用剝離的可能性，相反，恰恰證明了這種剝離的不可能性。

其實，我們的“體用之辨”所遇到的真正難題是：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傳統終有一天將會遭遇共同的問題嗎?或者說，對于不同文化傳統而言，人類未來的出路是否將超越相對主義的判斷?不論怎樣，歷史總有自己的步伐和軌跡，現實也總有自己的出路和選擇。我們對于中國文化所作的一切學理上的探究，在歷史和現實面前或許會變得蒼白無力從而顯得多余。

第二篇：加強醫院文化價值體系建設

加強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

隨之醫療市場的競爭逐漸上升為醫院文化力的競爭，醫院文化越來越成為醫院凝聚力和創造力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醫院綜合實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強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隨著醫療市場的競爭逐漸上升為醫院文化力的競爭,醫院文化越來越成為醫院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醫院綜合實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強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利于促進醫院發展觀念的轉變,推動醫院發展模式的創新,促使醫院發展質量的提高。

1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的意義

文化建設對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引領、促進、保障和提高作用。對現代醫院來說,加強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就是要從以人為本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相一致的視野來思考和認識醫院文化價值;從醫院發展和員工進步相統一的視野來思考和認識醫院文化價值。這對轉變醫院發展方式、調整醫療服務結構、優化醫療服務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1.1醫院文化價值管理日益凸現對醫院發展戰略的支撐作用

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影響和推動下,文化已經由一種“精神生產力”延伸為一種“生產力精神”。醫院文化不僅僅是對醫院經營管理的完善,而是由“精神生產力”延伸為“生產力精神”,使醫院文化建設從政策層面上升到戰略層面,從自發到自覺,從“外包裝”變為“軟實力”,從人為推動轉為制度使然,成為醫院的靈魂。因此，必須從醫院發展戰略的高度認識醫院文化價值的作用，并將其納入醫院改革發展的總體框架，使醫院文化建設成為決定醫院發展戰略高度的重要因素。

1.2醫院文化價值管理日益凸現對醫院經營管理的活力作用。

醫院價值觀是醫院文化的核心，首先變現為市場觀、品牌觀、人才觀等經營理念，其次是醫院管理制度體系的反應和演化，然后是醫院員工的行為規范、行為向導。如果把醫院經營管理比做醫院的骨骼臟腑，醫院所有文化因子就是醫院的“遺傳基因”。這些“遺傳基因”通過對醫院管理行為的引導和滲透，最終形成醫院文化軟實力，并從根本上決定醫院經營管理的未來發展趨勢和前景。醫院文化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醫院的服務能力、市場競爭力和工作績效體現出來。因此，通過醫院文化建設，使醫院保持穩定發展態勢，并且獲得新的活力。

1.3醫院文化價值管理日益凸現對員工綜合能力的發覺作用

醫院經營管理不因要以醫療服務為生存、發展方式，而且還要具有文化影響力、道德魅力以及文化創造力。這是醫院內部管理的需要，也是醫院經營中減少信息成本的一種重要手段。醫院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以弘揚主流價值為職責，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思想貫穿于醫院經營管理之中，建立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理念、新規則，引導醫院員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應用先進理念引領醫院發展。并通過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和不斷提高員工的綜合素質，充分發掘員工的潛能，不斷增強醫院的凝聚力，營造醫院和諧健康的發展環境。

2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的要求

在醫療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新形勢下，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的目的就是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先進文化的基本要求，強化醫院文化管理與建設，打造醫院文化的軟實力，使醫院的文化力有效地轉化為醫院的生產力。因此，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要為醫院發展戰略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對醫院發展戰略的影響，既通過醫院核心價值觀進行選擇，以判斷醫院發展戰略是否符合醫院文化價值追求，會不會偏離醫院發展的基本宗旨；又通過對醫院發

展使命、愿景、價值觀的廣泛認同，形成統一的思想意志和行為模式，支持醫院發展戰略的實施。充分發揮醫院價值管理對醫院發展戰略的干預、修正和保障功能，是保持發展持久性的有效途徑之一。

2.2要注重醫院內部管理的深度融合醫院文化價值管理作為以醫院核心價值觀為引導的內在驅動力，主要體現對醫院管理制度、醫療流程、服務行為的影響和滲透作用，提倡民主管理和自主管理。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醫院文化的根本內涵，也是塑造醫務人員形象的首要問題。醫院文化價值管理的關鍵是醫院價值與個人價值的共創共融。只有用美好的愿景鼓舞人，用宏偉的事業凝聚人，用科學的機制激勵人，用優美的環境熏陶人，才能充分調動醫院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達到員工和醫院“人院合一”的境界。

2.3要突出對醫院員工的培養和塑造

員工是醫院生產力中做活躍和最富創造力的因素。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的發展放在首位。醫院價值觀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人為中心，以關心人、愛護人的人本主義思想為向導。這就要求醫院文化價值管理把員工的發展視為目的，而不是單純的手段。既關注員工的需求，強調員工的主動性，為員工提供個人發展的機會，又重視醫院和諧文化建設，讓員工分享醫院發展的成果。

2.4要積極推動醫院創新文化的建設

醫院創新文化建設是醫院文化建設的重要發展方向，通過建立和完善醫院創新文化體系樹立醫院文化創新風尚，提煉醫院創新文化內涵，提升醫院創新文化水平，為推進醫院的觀念創新、技術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管理創新及經營模式創新等提供有力的保障，使醫院創新文化成為建設創新型醫院的動力源泉。

3、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的路徑

目前，醫院文化建設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有些醫院只是口頭重視醫院文化，沒有做到“真信，真行”，缺乏系統規劃和長效機制，無法有效落地；有些醫院認為醫院文化是一種宣傳手段和形象工程，造成文化和管理脫節；有些醫院創新意識不強，缺乏鮮明特色，難以發揮醫院醫院文化的獨特功能。因此，加強醫院文化價值體系建設，以先進文化為引領，不斷強化醫院文化管理，培植一員工向價值觀，是醫院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

3.1提高醫院文化發展新探索、新使命的認識

醫院文化建設是提高醫院管理效能、增強醫院凝聚力和打造醫院核心競爭力的戰略舉措，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醫院文化建設中要始終遵循客觀規律，把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當作醫院文化發展的新探索、新使命，建立科學化、民主化的決策機制，發展醫院先進生產力，大力提倡時代精神和拼搏精神，培育創新精神，構建和諧醫患關系，保證醫院發展戰略與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一致性。

3.2加強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的理論研究

醫院文化建設的不可控，對醫院經營管理的干預力度不夠大，是醫院經營管理存在的現實問題。這與醫院文化建設只關注目標系統的構建，缺乏考核、監督、反饋機制密不可分。要注重研究醫院文化價值管理的目標體系、理念體系、規劃體系和運行體系的建設，進一步完善醫院文化理念分層、分級的培訓、滲透、傳播，注重通過管理機制的傳導，培育員工的創新思維和創新素養。從理論上來說，完善的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是一個順暢的閉環系統，包含審計評估、理念梳理、宣傳灌輸、落地轉化、考核評價和反饋調整等六個主要環節，各個環節之間順向促進、逆向反饋，有序、有機地組合和促進。尤其是通過建立醫院文化的目標體系和運行體系，逐步完成從自發到自覺、從零散到系統的轉變，使醫院文化成為醫院科學管理和發展的重要手段。

3.3推進醫院文化管理與建設的落地踐行

很多醫院的文化建設發展在員工的認同程度、參與程度、精神風貌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這說明，醫院所有的文化因子還沒有很好的統一起來。究其原因，主要與醫院管理者地文化自覺性、認識深度、推行力度不平衡密切相關。要保證醫院文化管理的落地踐行，必須根據醫院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設計醫院文化的實施綱要和路線圖，建立長效運行機制，尤其是科學的醫院文化目標體系、運行體系和保障體系，強調醫院文化建設的可控性、規范性，并進行反饋評估。此外，通過學習培訓、文化活動和傳播等多種載體及組合工具，立足于基層建設、班組建設、崗位建設、隊伍建設，在現場、細節中體現文化主張，使員工認知、認同、共享醫院的簡直觀念，形成人人參與、上下同心、共建共享的文化氛圍，保持醫院文化的生機與活動。

3.4 打造醫院文化的軟實力

醫院的文化基因和價值體系建設決定醫院的健康狀況和文化強度。一方面，要不斷優化醫院文化基因，在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和挖掘醫院自身文化資源的同時，以開放的姿態博采眾長，廣泛借鑒國內外先進文化成果，在繼承中創新、在融合中升華，積極培育醫院特色文化，形成醫院特色文化價值體系。另一方面，要將醫院文化的價值標準分解為工作目標，制定醫院文化建設考核落實制度，將文化主張分布于醫院各個管理模塊，并納入醫院經營管理的考核中，用精細管理規范崗位行為，用走動式管理進行流程控制，用對每一人、每一天、每一事、每一物的管理進行現場改進，使文化進入現場、流程和崗位，實現文化的有序傳播，把醫院文化轉化為醫院軟實力和競爭力。

醫院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而科學性是醫院文化的根本要求。在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中，醫院經營管理經久不衰的背后，必然是其適應醫院發展現狀的文化作支撐。醫院經營管理的活力來自醫院文化的活力，誰擁有文化優勢，誰就擁有競爭優勢和發展優勢。因此，要通過加強醫院文化價值管理體系建設，建設兼容并蓄、富有張力的醫院文化，把醫院文化價值內化為員工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外化為員工的自覺行動，進一步提升醫院管理水平和隊伍素質，增強醫院的進一步提升醫院管理水平和隊伍素質，增強醫院的凝聚力、向心力、親和力。

第三篇：儒家文化與文化現代化

儒家文化與文化現代化

儒家文化是歷史積淀下來成為傳統的并具有穩定形態的中國文化，它的精華是我們今天需要著力去繼承和弘揚的。但是，由于中國儒家文化是在長期的封建制度、皇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許多糟粕。面對21世紀人類跨文化交流這一大任務，中國人要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占主動地位，首先要實現“文化自覺”，并進而反思中國儒家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影響，做到吸取精華，棄其糟粕。

任何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離不開對傳統文化在解析批判基礎上的闡揚。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是辯證的對立的統一。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在向現代化邁進的時候，我們應該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態度來認識儒家文化對中國現代化的作用與影響，包括其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文化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儒家思想

物質文化、科學主義統治世界幾百年后的今天，已發展到了其文化體系的頂點，并表現出了極大的缺陷：第一，人類對物質財富的無節制追求，必然導致對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第二，個人主義的膨脹，必然導致對社會組織和他人的威脅，并造成道德淪喪、社會秩序混亂。第三，社會產品越多，社會結構越擴張，人就越是淹沒在物質生活之中，成為社會追求物質財富的工具。這就導致人失去其主體性和自身價值，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園。這種現代病的出現，嚴重阻礙了現代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而東亞經濟圈卻一直保持著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中國改革開放短短的 30 年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幾百年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還要多。有著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將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以上事實來看，是否可以對儒家文化作這樣的定位：當現代化處于啟動階段時，由于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追求秩序與和諧的儒家文化確實阻礙了現代化的產生。而當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并面臨危機時，需要維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和社會秩序，需要現代化機制的良性運轉，儒家文化的整合價值就能發揮作用。近代以來西方物質文化的缺陷可以在東方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中得到彌補，這就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機。

中國文化在許多地方是與西方文化相對立的。比如，中國重國家，西方重人民；中國重大一統，西方重多元化；中國重禮制，西方重法制等等。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雖然已不復存在，但是千百年來，它對與中華民族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在當今社會，我們依然處處可以見到他的影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割裂與他的關系，反而應該從中總結出資深的特點，發展出中國的特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好的認清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2消極影響：

第一、重道輕器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是一個最高范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與“道”相對的是“器”，指各種派生的、有形的或具體的事物。孔子早就明確主張“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器”，講究“安貧樂道”，即使處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但是由于重道輕器，儒家又把道理解為“大道理”和道德原則，似乎只有搞政治、講道德才是重道，而關心經濟、研究科學技術等都與道無關，因而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輕視科學技術、生產創新等弊病。這正像羅素在《中國問題》中指出的:“中國有一種思想極為根深蒂固,即正確的道德品質比細致的科學知識更重要。這種思想源于儒家的傳統”。

儒家思想從孔子開始就非常關注社會人生，注重倫理道理，將人生最大的理想視為“治國平天下”，而輕視對自然的研究，對于與安邦定國、國計民生關系不密切、不明顯的知識缺乏熱情，一切以倫理道德為重，把研究自然視為雕蟲小技，旁門左道。儒家強調內在的修養,重視尊孔讀經,形成了一種封閉的解經式的研究方法,極不利于自然科學的發展。中國古代創造過很高水平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但在封建社會末期和歷史進入近代以后,中國卻遠遠落后于世界先進國家。尤其在自然科學方面，根本就沒有產生我國的現代科學、實驗科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這些與儒家不重視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有很大的關系。

第二、“重人情貴親疏”對現代化人際關系的負面影響

在傳統社會，中國人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時，一直受到血緣和家族關系的左右，君臣關系和朋友關系被視為血緣關系的推廣。儒家歷來研究最多的人際關系也是家庭血緣性的，在實際運作中，很多儒者通常也是以人情關系來代替道義原則。

儒家文化重視“親緣”關系,并同時把它擴展到了人際關系的各個方面。儒家認為社會的基本關系就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倫。把本沒有血緣關系的朋友、君臣關系,加以擬血緣化。由此形成的人際關系使中國社會人際之間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難離，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賴關系。親緣社會的“親親”原則，把照顧親屬關系合理化，并視為合乎人情，而當個人獲得了實惠和好處時，往往歸結為某人的恩蔭和庇護，這樣就形成各種形式的個人依附關系。將這種恩蔭關系滲透在整個社會中，就形成了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網。以親緣關系來取舍人際關系，決定社會交往的遠近親疏，以家族為本位參與社會生活，必然會造成裙帶風和家長制作風。這種親緣關系擴展的直接結果是，在社會組織中從上到下人們可以隨意安插親屬和親信，編織關系網，人與人之間崇尚庸俗關系學，干部之間的裙帶關系屢禁不止。而等級差序又導致特權和依附心理，滋長家長制作風。親緣關系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的泛化和極端化，嚴重地影響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和社會秩序，污染了社會風氣。

第三、儒家文化重整體，倡協同的特點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

在個人與人生的問題上，由于儒家文化重奉獻，重仁即愛他人，強調修身克己，其正面的社會作用則是引導社會的人際關系和諧和社會統治的鞏固；其負面的社會作用則是會磨滅個人的個性、獨立人格和創造精神，正由于如此，也就會限制、扼殺人的貢獻。

儒家學說一向強調一種“群體主義”的人生定位，強調“能群”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種群體主義要求每一個人都“忘己”、消融于群體之中，而且卻并不主張平等，而恰恰是要保持等級。結果必然是依等級、輩分形成普遍的“下對上”的人格從屬關系、依賴關系。比如儒學思想鼓吹封建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主張實行特權政治和家長專制。這些思想嚴重地貶低了人的尊嚴和價值,壓抑了人性,阻礙了民主政治的發展。這套封建思想意識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們長期在封建禮教的控制下生活,很難邁出新的步伐。在這種儒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因襲慣例、迷信權威、盲目服從、思想刻板、聽天由命、與世無爭、安分守己、處事老成、明哲保身的處世態度,以及缺乏自主性和創造性的保守性格。

第四、儒家“中庸”思想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道德最高標準，他認為“中庸”是一種最完美的品德，它的含義就是要信守其“中”，“過”與“不及”都是錯誤的。他認為具備了這種品德，在處理天人關系、人際關系時，就能符合物理人情，無過無不及，就不會因處理不當而引起煩惱。

孔子認為要達到“中庸”這種標準，就必須遵循“禮之用，和為貴”的處世原則。的確，“和為貴”能使人際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和諧、穩定、安寧的狀態中。從現實意義上說，“和為貴”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于發展的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但同時，我們仍應注意到，沒有原則的一味“講和”也有很大危害的。不講原則地講和，容易導致和而不爭，使中國人缺乏競爭、拼搏精神，放棄社會責任，產生自欺欺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講原則地講和、禮讓，也使中國人法制觀念淡薄。中國人最忌諱的就是對薄公堂，人們更喜歡“私了”，認為這樣不傷“和氣”、“不失面子”，除非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走向法庭的。這些都是深藏于中國人心底的傳統文化思想“和為貴”在作崇。

由此看來，“過猶不及”、“允執其中”的道德標準以及為實現這種標準而遵循的“和為貴”的行為原則，在當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的形勢下，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存在著消極影響。

在中庸思想影響下，中國人不喜歡“異端”，在為人處事中趨向客觀，做事力求準確無誤。一味重中庸，強調“過猶不及”，久而久之，使中國人陷入了害怕矛盾、沖突和競爭狀態。并且扼殺了人的個性，使人寡言少語，吞吞吐吐，行為不露鋒芒，明哲保身，進而使中國人缺乏懷疑、開拓、創造、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并進一步阻滯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中國人的發展。

中庸之道作為儒家的主要思想成果，千百年來已經內化為我國國民性格的一部分。中庸思想對中國人影響最深的是形成了安分守己的國民性格，“月滿則虧，水盈則溢”成為人們立身行事的警世哲學。人們總是相信物極必反，因而“知足常樂”成為了人們的人生信條。這種知足的小農經濟思想造成了東方文化心態中的不思不慮的安分意識和向內意識。時至今日，中國社會正實行對外開放，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必須克服保守安分、自足封閉的心理，以平等客觀的心態，同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接軌。

我們應承認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精神實質及精華，將會與中華民族共存。但是我們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文化是歷史的結晶，它并不只是博物館里的陳列品，而是有著活的生命。

4.儒家文化需要現代化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原有的儒家思想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了，一種文化一種思想，只有與時俱進，不斷調正不斷發展，跟上時代的步伐，才能永葆青春，生命力才會更加長久。另一方面我們不斷的向世界其他國家尋求新的思想，企圖可以以此強國，但是從我們一次次的借鑒，一次次的經驗來看，照搬是不可行的，一個理論的產生，是有著自身的內在外在原因的，他總是有一定的適用條件，而不是萬試萬靈的仙丹。國與國不同，各國之間國情不同，地理人情不同，國際間關系形勢不同，如何才能將國外的文化，思想理論轉化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可以促進國家發展的理論，這就有一個中國化的問題。國外的思想需要中國化，儒家思想需要現代化，如果二者能夠結合，那么將會對國家發展產生巨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忽視個人權利，權利以家庭為單位，皇權至上，婦女的社會地位地下，束縛個人意志自由，造成人格的不完整，這一切在那個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會雖然起到了穩定社會發展，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但是，在當今這個日新月異、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這種思想就顯得陳腐守舊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不斷的在反思，并且不斷的學習摸索一條富國強民的道路。一些學者開始批判儒家思想的迂腐，并且從西方的先進思想中尋找希望。到后來的五四運動，人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走上了民族復興的道路，馬克思主義是被實踐證實了的真理。于是儒家思想被刻上了迂腐，不合時宜的標簽，而逐漸被人淡忘。大部分的學者們將精力投入到當代的一些主流思想的研究當中，而在我們的生活中，人們更是向往歐式的生活，對儒家思想嗤之以鼻，認為這么老舊的東西就蓋被歷史塵封。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儒家思想的發展。

中國文化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必須堅持兩點：現代化必須以傳統為基礎；傳統必須以現代化為目標。中國文化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既面對著有利因素，又面對不少障礙。中國現代化進程速度的快慢，還是取決于中國能否用足，用好和用夠各種文化優勢，充分發揮本國文化的積極作用，盡力克服劣勢阻力，排除障礙，把各種不利因素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第四篇：《古代文化與現代化》

淺談古代文化與現代化

從個人的觀點出發，有：在我們國家當前的形勢下，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并沒有框架性的作用，真正建立框架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傳統文化的確是文化發展脈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一個現代的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但并沒有起著框架性的作用，即便有也只是局限于在非常有限的很小的某些層次的范圍內。在我國也是如此。

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兼收并蓄。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有諸多的內容。而其至今仍發揮余熱的只是少數的精華。如公認的美德、神奇的文字，偉大的發明等等。這些對于激勵民族追求崇高完美的人格、擁有積極正確的價值觀念、樹立昂揚向上的民族精神、方便民眾的某些物質生活等諸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中也有所“隱藏”的落后腐朽的東西亦有如封建迷信思想、封建男權主義、等級觀念等，誠然，這些還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中，但相對于認可并接受了現代思想的人來說，這只是一個小數，此處不一一論述。

框架性的作用也即意味著支配性或某種程度上的決定性作用。也許對于那些能夠引起社會變革的思潮，曾經為社會變革先導的主張，在當時的背景符合這一說法。而對于傳統文化，也即過去的文化，對現代社會的作用，顯然不能和對當時的境況的作用相比，自然無法承擔框架性或支配性或某種程度上的決定性的作用。須知，我國傳統文化在歷經千年風雨，自然不可避免的包含有積極與消極的內容，發展至現代，糟粕雖已總體拋棄，留下的精華是少量的而且是遞減的。故我國傳統文化是無法在現代化中起框架性作用的。

對于此，可以從廣義的文化的以下五個個方面（物態文化層此處不做分析）

加以詳論：

1.政治上，原始政治、奴隸政治和封建政治與現今的民主政治相比：原始政治中的“禪讓”早已不適應社會私有制發展的歷史潮流，奴隸政治下的“神權王權”與“邦國宗法”也在經幾次變遷后愈加無法比隨之演變而來的“君主專制”及“中央集權”更能控制不斷拓展的疆域，封建政治在其建立之初起著起著強大的推動凝聚與融合發展進步的作用，而在其歷經千年的不斷加強與鞏固的同時，也最終走向了沒落，總之，前三者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影響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余下的是極其少量的政治觀念如：原始政治里的“讓賢”、奴隸政治里的“禮仁”、封建政治里的“中央集權”與“行省管理”等給世人借鑒，固然不只這些，但真正起著積極作用的的確是少之又少的。現今的中國政治可以說是引進西方政治并摻入中國傳統政治元素的產物，具有非常明顯的“西本中化”。

2.經濟上，原始經濟、奴隸經濟和封建經濟與當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比，原始經濟與奴隸經濟與當今經濟可以說已毫無瓜葛，即便不可否認其作為歷史前期經濟發展中的鋪墊或基礎作用，對于封建經濟里的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而言，前者已經完全被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農業發展模式從地域上邊緣化了，只存在于一些極其偏僻和經濟文化發展落后的地區，而后者的封建性質決定了其注定被現代的商業文化所取代，當然，一些基本的經濟運作形式也即政治經濟學上討論的一般經濟規律下的經濟形態在前三者的存在的同時，在當今也是存在并發展著的，這可以歸結為前三者在經濟上從文化層面對當今經濟的影響，這相比于現今的經濟理論對現今經濟的影響，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3.文化（狹義的）上，原始文化、奴隸文化與封建文化和現代文化相比，原始文化因其歷史的久遠性及物質的消亡性，只留下十分稀少的原始遺跡和一些美麗的傳說，這對于研究華夏文明和人類文明起始具有重要作用，受其影響大的人的范圍如：人類學家包括內的考古學家、語言學家、民族學家等是小的，而其對影響范圍大里的人的影響本身又是小的，因為普通民眾更多的把其當做原始時代的歷史知識來學習或將其作為一種業余興趣來對待，這種影響顯然是淺顯的。當然，來源于原始文化的炎黃祖先與圖騰崇拜等一直延續至今，影響深遠，卻很難再找到其他更多的類似的東西了。奴隸文化，在其時代前期，留有大量文字及器具，但文字大多難以辨識，故對于這一段歷史也是模糊的，其影響更是小的，直至周時代才有較為詳細的歷史記載，尤其是后周時期也就是之后的東周時期，雖處亂世，在文化上卻是名家輩出，百家爭鳴，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非常重要的時期，該階段的成果一定程度上為傳統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封建時代發展起來的封建文化正是繼承了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思想，并且不斷發展前人的思想，之后便又歷經了千年演變。在這一過程中，從文學藝術、哲學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在一個大環境里潛移默化地培育了共同的文化素質、風俗習慣等，這些文化元素如：詩歌、水墨畫、書法、陰陽、春節等在我們的文化觀念中根深蒂固，其影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相比之下，現代文化可以說只是對我們傳統文化的修補，并未改變我們最為基本的文化特性。故我國傳統文化在文化（狹義的）這一層面可以說是具有框架性作用的。

4.道德上，原始道德、奴隸道德與封建道德和現代道德相比，原始道德中最為本性的掠奪與野蠻，禮讓與崇敬，二者相悖，卻同時延續到了現代，其中也有自強與集體和追求安穩的品質等優秀的傳給了現代。奴隸道德中，前期只記載有更多的野蠻與人性的欠發覺，后期逐步發展來的“禮”則極大地完備了道德，盡管其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上，但在當時不失為一種歷史的進步。這些奴隸時代的禮制幾經波折，再后來脫穎而出的就是“仁”的這一大體系。這可以說是后來封建道德的雛形。在封建道德中，典型的發展便是儒家道德的主流發展，有董仲舒的“三綱五常”，之后便是程朱理學提出的“綱常名教”。最終的發展結果概括地說，即仁、義、禮、智、信、忠、孝、仁、勇。這些道德如果放回封建時代，以現代的視角觀察顯得不盡合理。但這些道德從本質講確實是美德，作為印記已經深深烙在人們的心里，內化為民族基本的氣質與氣節。盡管，如“孝”在家庭民主、人人平等等觀念的沖擊下已不是先前的內容，但其最為本質的東西還是存在的；“忠”也在社會民主、國家民族主義等思想的改造下不再是盡忠于私，更多的是忠于身處其內的集體，歸根到底仍是一種“忠”的品質，仍然是好的東西。因此，在道德上，其發展一脈相承，我國傳統文化在這一層面起到的是一種框架性的作用。

5.科學上，原始時代、奴隸時代與封建時代和現代相比，原始時代與奴隸時代的科學的含量是少的，大多是生活科學，前者的 “鉆木取火”、“以泥制陶”、“神農嘗百草”、“倉吉造字”等，這些美麗傳說傳誦的均是為了生存而探索出來的簡單科學，盡管當時的人們也許或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一個奇跡；而奴隸時代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創造出了越來越豐富的生產生活工具，典型的前期的便是青銅器與紡織技術等，前者是為戰爭及貴族生活享用，后者則是穿衣需求使然，后期的鐵犁牛耕，則是農業生產的需要，凸現出了很強的實用性；在封建時代，天文歷法、算術、醫藥、農學等許多方面雖然也有

卓越的成就如：《甘石星經》、《守時歷》、《夢溪筆談》、《九章算術》、《傷寒雜病論》、《農政全書》等，但這些成就基本是圍繞農業生產而展開研究得到的結果，就不可避免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在我國古代科技史上，眾多科技成就都是對前人理論的繼承并加以自身經驗的理論總結，大多是泛化論證，缺乏量化分析與研究深藏其中的根本的邏輯推理，這與很多時候的社會環境與背景如：束縛創新思維的社會主流思想，本質上排斥科學的小農經濟，功利與學術追求的不對稱等等不無關系。因此，古代科學技術對于農業文明時代是可行的，而面對如今要求具有嚴密邏輯論證與系統的理論支撐的近現代科學下的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就注定要落后了許多。因此，傳統文化在科學上缺乏內在的本質邏輯研究的這一內在特性和很多其身處其中并對其較為不利的社會環境與社會背景的外在因素，或多或少決定了其后來的命運。也即，我國傳統文化在科學上，只是一種錦上添花的作用，展示出來的最多是曾經的驕傲，真正起框架性作用的是來自西方的近現代科學。由其創造的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的世界的現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綜合上述論證，知：傳統文化在文化（狹義的）上、道德上是具有框架性作用的，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科學上只是起著一種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決定一個社會現代化的，顯然，政治、經濟與科學在作用中的比例比文化（狹義的）、道德要大，因此，總體上說，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起著的是錦上添花的作用，只是在某些層面有框架性的作用。這正是由文化的時代性與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也使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得以區別。

第五篇：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建設文化強國

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建設文化強國

“三個倡導”：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把思想道德建設作為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