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票據無因性之理論基礎

論票據無因性之理論基礎

關鍵詞：銀行承兌匯票 票據承兌 票據

票據的無因性已經成為眾所公認的一條票據法的基本原則[1]。然而，具體論來，我們對這一原則的了解似乎又極其有限。這一原則從何而來？其發展軌跡為何？其背后有何價值判斷？

或許我們腳底下的大陸并不想我們想象中那般堅實，尤其是涉及到一個具體的法律制度。而一個法律制度，假如離開其背后的價值選擇，僅憑一些冷冰冰的法條是無法獲得人們的信仰的，更無法實現它所欲實現的目標。

本文即試圖通過對此原則的解析，找出其背后的價值選擇。具體思路如下：（1）、何所謂票據的無因性？

（2）、從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看無因性理論的價值趨向（3）、從票據和票據法的歷史發展看票據無因性理論

票據行為和票據無因性

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并不能代表無因性原則的全部，在德文中，我們所理解的“無因性”被稱為“抽象性”，在對這一原則的討論上，多在物權行為方面展開，而較少涉及其他方面。但是，無因性原則是德國民商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其適用不僅僅限于物權行為，在一個更廣闊的領域里也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債權轉讓及本文所要涉及的票據行為之無因性[2]。由于無因性原則多在物權行為領域論述，因此本文在論述無因性原則時，難免以其為準。

無因性原則包括內在的無因性和外在的無因性兩個方面。在物權行為無因性領域，外在底無因性是指處分行為的效力不以該行為以外存在的負擔行為的效力為前提；內在的無因性，或稱內在的無因性，是指處分行為本身在內容上也是無目的的[3]。這就是說，處分行為的當事人無需就給予財產行為的目的達成一致。一般認為，票據行為之無因性，系外在之無因性；大多數之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但是為擔保票據債務之履行所為之附屬的票據行為為其例外。“蓋票據保證者，乃為擔保票據債務之履行所為之附屬的票據行為，其擔保目的，已經成為行為典型之內容，故類似于債務擔保契約，非無色中立。”[4]

當我們在使用票據無因性的時候，往往在兩個方面使用。其一，指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其二，指票據法律關系的無因性。所謂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乃是指票據行為之效力，完全取決于票據法之規定，不受其基礎行為效力之影響；而票據關系之無因性，則是指票據關系之存續，不受基礎關系之影響。盡管二者具有一致性[5]，但是，我們在使用概念時，最好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否則，難免因缺乏交流的平臺而產生交流上的困難。

關于票據行為，迄今為止，有三種主要觀點：契約說、創造說以及權利外觀說。此三者之區別，主要在于票據行為是否以交付為要件。契約說以意思表示之作成依賴于票據交付，亦即交付時票據債務人之意思表示始到達相對人，從而對表意人產生約束力；而創造說則認為票據之作成，即是新財富之形成，從而票據行為成立，此時，若票據因遺失或被盜而為他人所取得，債務人亦應該對此債務負責；而權利外觀說則認為票據行為之作成，需有票據之交付，于交付欠缺時，則基于權利外觀而負責，只要是有表示的外觀，則債務人一概對此負責。權利外觀說為二次世界大戰后之通說[6]。權利外觀理論為票據行為無因性奠定了理論基礎。

從物權行為無因性看無因性原則的基本功能

近代民商法以私法自治（又稱意思自治）、所有權神圣（又稱私權神圣）、過錯責任為三大基本原則[7]。此三者之間亦有著邏輯上的一致性。唯有保證所有權之神圣不可侵犯，方能使當事人有資力與資本根據自身意思來決定自己的法律關系；而私法自治的結果，必然是當事人只對自己的過錯負責任——此即過錯責任之基本含義。可以說此三大基本原則之間，所有權神圣是基礎，而私法自治是工具，而過錯責任則是保證。

私法自治的基本工具則是法律行為。在羅馬法和法國法中，尚沒有法律行為這個概念。這個術語的出現要歸功于歷史法學派。他們在對羅馬法的注釋和整理過程中發現了契約和遺囑之間的共同性——作為財產移轉的原因均有當事人的意思決定，在此基礎上，他們抽象出法律行為這個概念。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契約和遺囑是最早的關于的法律行為的起源，但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行為是和歷史法學派、和潘德克吞法學結合在一起的[8]。也正是“法律行為”這個概念的產生，使得“總則”篇在民法典中有了立足之處，從而形成了德國民法典所特有的編纂體例。

所謂的私法自治，是指“各個主體根據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關系的原則”[9]。而法律行為，則是指以意思表示為中心的，根據意思表示的內容而發生當事人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法律行為的核心則是意思表示[10]。法律行為制度的產生，以及物權和債權的兩分，使得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或稱處分行為和負擔行為）的區分成為必然。因為，假如不承認物權行為，則會發生如下的結果：（1）法律行為的概念僅限于契約和遺囑等形式，從而使這一概念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因為在少數的種上面，根本沒有必要抽象出一個更高位階的屬概念——那相當于純粹在玩文字游戲。沒有了法律行為，總則編勢必失去其存在的價值。這對民法典來說意味著什么可想而知。（2）無法真正貫徹意思自治原則。不承認物權行為概念，則影響物權變動的意思表示，只能是基于契約的意思表示，這樣，當訂立契約后，物的交付之前，當事人雖有心反悔，卻無力改變。此外，種類物的買賣、未來物的交付，都使得物權行為的獨立性成為必要。[11]

因此可以說，物權行為獨立性是物權和債權二分的必然結果，是貫徹意思自治原則的要求。但是，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并不等于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從獨立性中，我們并不能從邏輯上推導出物權行為無因性。[12]而且，事實上，自羅馬法一來，便要求財產權的移轉必須要有一定的原因。現行各國民法中關于不當得利制度的設計即是來源于此。因此，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勢必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但是，當我們從其自身并無法看出其背后的價值。因此，要理解這一原則，勢必要聯系到財產移轉的第三方，從交易安全方面來考慮。

在此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為證。假如甲出賣A物于乙，已經交付。乙復轉賣于丙，并且也已經交付。乙交付A物之后，因甲乙之間的買賣存在瑕疵，因此其合同無效。假如在不承認物權行為或者采有因性的立法體例下，此時乙之處分為無權處分，除非丙為善意，其不能取得該物的所有權。此外，假如乙丙的交付為占有改定，丙同樣不能取得該物的所有權。在此種情況下，丙所喪失的不僅僅是未取得該物，更重要的是另一次的訂約機會；固然可以采取措施，在同乙進行交易之前，對甲乙之間的交易狀況進行調查。但是，A物可能是甲自其他人處繼受取得，于是，丙又需要去調查甲與其他人之間的交易狀況；但是，契約不具有公示性，如要調查清楚，勢必要付出很大成本，當這種避險成本大于當事人從交易中可以獲得的利益時，當事人就會選擇不進行交易，而保持原狀。而相反，在物權行為無因性的立法體例下，物權行為獨立于債權行為，并且物權行為效力的發生不受債權行為的影響，物權的變動直接取決于當事人雙方是否作成了一個有效的物權行為，同時，物權行為以登記或者交付為要件，具有公示性，因而第三人可以憑借外在的表觀來判斷權利的存在狀況，而法律對此合理信賴亦加以保護，從而藉此保護交易安全，促進交易的進行，而交易的進行，則會形成一種雙贏的局面，并最終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13]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物權行為無因性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護交易安全。“無因原則旨在使取得人可以不必對其前手們之間的原因行為進行考察。這些原因行為的無效不應影響受讓人享有權利。民法典旨在通過無因原則維護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14]正因為無因原則具有以上功能，因此自其正式在德國民法典中確立以來，盡管批評聲不斷，但作為一個基本原則，始終屹立不動，并因此而影響著權利移轉的其他方面。[15]

通過對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功能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因性原則的基本功能在于保護交易安全，從而最終保證交易的迅捷和便利。

那么，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作為無因性原則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具有與此類似的功能呢，還是有其特殊性？對此，我們需要進行詳細的分析。

從票據和票據法的歷史看票據的功能和無因性

一般認為，票據的早期發展包括三個時期：兌換商票據時期，市場票據時期和流通證券時期。[16]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票據產生于12世紀的意大利，當時，歐洲各國貿易發達，但是由于各國票制不統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產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體做法為貨幣兌換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現金，然后給相對方一個目的地付款憑證，商人以此憑證向兌換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代理店支取現金，從而便利了交易。因為這一時期的票據主要用作貨幣的代替品，其只能僅限于兌換，故此時期稱為兌換商時期。在交易過程中，兌換商因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證書的業務，即委托其他兌換商代為付款，于是，匯票亦產生了。到15世紀，票據開始具有流通職能，彼時，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據代替現金。一系列相應的制度也開始建立起來，如承兌、保證等。此時是為市場票據時期。迨至16世紀，背書制度產生，票據的流通性大大加強，此時，進入流通證券時期。從以上票據的產生過程來看，票據的功能逐漸增加，其流通性也不斷加強。但是，如何能夠保證這一工具不被濫用，卻需要法律制度的架構。

最初的票據法律制度存在于中世紀的商人法之中，后來隨著法典主義的興起，這些商事習慣法為成文法所吸收，成為國家的正式法律。關于票據法，當今世界上主要存在三大法系：法國法系、德國法系以及英美法系。法國法系以《法國商法典》第一編第8章的內容為代表。法國法系的特點之一便是不承認票據關系的無因性，在其商法典中，票據關系并未與基礎關系分開，票據只不過是輸送金錢的工具。在德國法系中，票據關系與其基礎關系應截然分開，從而使票據成為無因證券。而在英美法系中，英國的票據法和德國法系基本相似，但是形式更為簡單。[17]法國法系和德國法系兩大法系之區別，除兩國法學研究和立法技術之影響外，兩國不同之立法背景亦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法國商法典制定于1807年，其時工業革命尚未充分進行，因而大規模的商品生產和交換很少出現，這種時候，票據關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響過大；而德國票據法于1871年公布實施，當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革命已經基本完成，商品生產和交換大規模的進行對人們而言已經習以為常，這時，一樁交易往往涉及眾多的參與者，因而，有必要將票據關系和基礎關系相分離，從而維護票據功能的實現[18]。試想，假如票據作為流通工具頻頻因為基礎關系的無效而無效，則人們勢必失去對票據的信任，最終會使這一制度形同虛設。而失去票據制度，則這一制度所帶來的便利與快捷亦將同時喪失，除非有其他制度可以代替其功能。但一項新制度的試錯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在這種情況下，輕易的否認一項長時間沿襲的制度，往往會帶來更大的惡！

這一點，我們從法國商法典的改革中也可窺豹一斑。在法國商法典中，因為沒有規定票據關系和基礎關系相分離，“致妨礙票據之流通及信用，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之需要”[19]，后來，于1935年，法國商法典借鑒日內瓦統一票據法進行了修改。

從上面票據的歷史和票據法的歷史可以看出，票據之產生與發展主要是交易發展的需要。因而，盡管票據具有眾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無疑是其最基本的功能。[20]這一點，我們從票據的基本特性上也可以看出。

一般說來，票據的基本特性除無因性外，尚包括要式性、文義性、獨立性。這幾項特性和無因性都是有著內在的聯系的。要式性，指票據的制作必須符合票據法的要求，這樣，通過對必要記載事項的規定，使得人們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來判斷票據的有效與否，而無須去追根究底，追查其前手與他人之間的交易關系；文義性，指票據上的權利義務必須嚴格依照票據上記載的文義而定，文義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項均不得作為根據，這樣，票據通過票面的記載具有一定的公示性，當事人對此文義的合理信賴均受到法律保護，而基礎關系，因不可能成為記載事項，因而票據的有效性與其無關。獨立性主要是指在幾個票據行為之間，一個行為的無效，并不影響其他票據行為的效力。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強票據的流通性，和無因性不同，但兩者共同促進票據的流通，保護人們對票據的合理信賴。[21]

由此可見，票據關系無因性的基礎在于票據的流通性，正因為票據作為一種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從而保護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賴利益，而基礎關系因其不具有公示性，因而無法對抗第三人——這也是為什么物權行為要才無因性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在直接當事人之間，債務人得以基礎關系的無效對抗票據權利人。

結語：

本文簡單的梳理了一下票據行為無因性的理論基礎。但是，任何理論的說明離開了立法的支持都是蒼白的。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我們自己的票據法時，這種感覺便會涌向心頭，這是我們的無奈，還是還是國人的悲哀？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什么當我們會輕易否認這一制度？一項經過時間老人考驗的制度可能有其不足之處，但是，這些不足往往是利益衡量的產物，輕易的否認他們，結果往往是“孩子和臟水一起倒掉”，這對我們的法制建設會有何種影響可想而知，畢竟，我們是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基礎上起步的。

本文主要著眼于理論上的闡發，但是，這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我們的立足點和優勢在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國家和社會，在于這個社會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問題。[22]從這一方面說，本文的論述是非常之淺薄的[23]。但是，筆者的目的在于通過自己的闡述，為這一理論找到其自身的合理性。畢竟，無因性理論作為一項極端抽象的理論，對于習慣于形象思維的國人來說是異常陌生的[24]，希望通過這番論述，能夠讓人們從理智上理解并接受這一觀點，而避免出現以前那種可笑復又可悲的情況。至于超乎理智之外的信仰，那種對法律的信仰，則遠非一篇小文力所能及，他需要更多的深層次的探索[25]。這種探索盡管艱難，但是很必要。因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26]。

第二篇：論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及其相對性

「內容提要」票據的無因性原則是當前各國票據法通行的一項基本規則。但是在堅持該原則的同時，應當尋求適用該原則的適當途徑，解決促進票據流通和保障票據使用安全二者之間的矛盾。票據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理念正是解決之道。惟其如此，才能實現法律的妥當性和衡平性，在保證票據使用方便、快捷和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和誠實信用。

「關鍵詞」票據的無因性、絕對無因、相對無因、射程距離

現代民法理論，之所以將法律行為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和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目的和意義無外乎從人們普遍存在著的對事物和行為的認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習慣中，分離出觀察民事法律行為的獨特視角，強調如果民事法律行為是不要因行為，則與其原因關系相分離，不以原因為要件，不因原因關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該法律行為本身的效力受影響；而如果民事法律行為是要因行為的話，則與其原因不能分離。原因不存在時，該法律行為不成立。[1]（P266）雖然近現代各國或地區的民商事立法、學說及判例，對物權行為、債權契約的無因性見仁見智，爭議頗大，但票據行為卻被民法理論界及世界各國票據立法公認為無因行為，并以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理論為基礎構造各國的票據法體系。

但是，從“有因說”到“絕對無因說”，人們從票據法律制度在實務中的應用，痛苦地發現仍然無法解決票據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間的矛盾。我們在票據的使用安全屢遭破壞的現狀面前，不得不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應有內涵以及該原則的具體應用進行反思和再認識。于是，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理念逐步萌發，成為思考票據法律制度的新視角。本文試圖從對票據無因性原則進行歷時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據無因性理論的應有內涵及具體適用時的“射程距離”[2]（P148）等問題。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的緣起

（一）票據無因性理論的創設

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創設的無因性概念和理論，不僅對德國近現代民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德國民法典所采納，同時，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許多學者。德國學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據法》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債權行為無因性思想中的無因債務概念的形成過程，以及票據無因性原則從無因債務范疇中獨立出來的過程。他認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創立了這一概念的雛形。隨著世界上最早的票據法-1848年德國票據條例的頒行，幾乎所有的德國法院均認識到票據“結算”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行為，應當與債務原因相分離。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德國學者巴爾（Bahr）在其著作《關于以承認作為債務負擔的原因》中，在對傳統的否定無因性思想的“否定主義”表示質疑的同時，全面闡述了他關于無因債權契約及票據行為無因性的思想，將票據無因性原則發展成為私法的一項基本理論，并逐步為世界各國的票據立法、學說及實務所公認。

薩維尼和巴爾生活在19世紀中葉，正處于自由資本主義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信用經濟始見成長卻未臻成熟。他們之所以能夠極具超前意識地抽象出法律行為無因性原則，是與當時市場競爭迫切要求促進信用經濟發展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權契約中保護“所有權之移轉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債權行為下使債權人的權利順利實現。票據行為作為具有顯現信用經濟發展水平功能的“個別的法律行為”，更被賦予了無因性。因為“匯票自開始出現之日起，就是融資的一種手段。除即期匯票外，它實際上是一種信貸工具，由銀行或金融機構作為受票人、付款人、背書人或持票人對匯票進行議付、貼現、托收或承付。銀行家們對于導致產生匯票的交易并不感興趣。對購買羊毛、木材或無核小葡萄干而開出的匯票是否有對價關系，這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對于處理票據的金融界人士來說，匯票究竟由賣方開出，還是由買方的擔保人開出，同樣也是無關緊要的。票據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為一種純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脫離了交易的最終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對于銀行家來說，重要的事是考慮票據的形式是否得當。匯票票面必須有效，不應過期，并不得以不承兌或不付款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謂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并不是說票據行為之所以發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關系，而是說，是基于現實的需要，在法律上將二者予以分離，從而形成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特征。換言之，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乃是基于社會經濟生活對票據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據法所特別賦予的。而并非票據行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說，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并不是票據行為自身法律邏輯的必然產物，是法律為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而特別創設的，是立法技術的處理結果。所以，無論是從票據行為的對外效力闡釋無因性的概念與原則，還是從票據行為的自身內容-內部的抗辯機制闡釋無因性概念及原則，都離不開無因性理論的創立宗旨。

（二）票據無因性的基本涵義

德國票據法理論從分析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之間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票據行為無因性，是指票據上的權利并不依賴作為票據關系之基礎關系的原因關系，原因關系即使無效或被撤銷，對票據上的權利也不產生任何影響。

英美法系的票據法理論注重票據的流通作用，且強調“對價”和“正當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結合票據流通、支付對價及善意取得三個方面，對票據無因性的內涵進行解釋。英國學者杜德萊？理查遜就將票據無因性解釋為：票據作為一種權利財產，其完全的合法權利可以僅憑交付（或許要有轉讓人的背書）票據來轉讓。只要受讓人取得票據時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對價給轉讓人，他便獲得該票據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財產的完全的所有權而不受其他權益的約束。[5]（P15）

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票據法理論，雖然承襲了德國票據法理論的基本觀點和原則，但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理論的闡釋較德國票據法更為詳盡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學者龍田節認為，票據上的債務是基于票據行為自身而發生和存在的，和作為票據授受原因的法律行為（買賣、消費借貸等）存在或有效與否無任何關系。即使買賣契約無效或被解除，由此產生的票據債務也不受影響。[6]（P177）臺灣學者李欽賢進一步解釋到，票據法律關系雖因基礎法律關系而成立、發生，但票據行為本身決非將基礎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表彰于票據上，而是依票據法的規定，為創設另一新的權利義務之法律關系，因此，基礎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與票據行為所創設的權利義務，系個別獨立存在的，相互間不發生影響。[7]（P299）梁宇賢更把票據行為無因性的含義總結為：“無因證券者，乃票據執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張享有證券上之權利謂也。票據如已具備法定要件，其權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為發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問”。[8]（P11）

我國大陸的票據法理論及實務基本上繼受了德國、日本及臺灣地區票據法理論關于票據無因性的理解。認為所謂票據的無因性，是指票據如果具備票據法上的條件，票據權利就成立，至于票據行為賴以發生的原因，在所不問。[9][4][10]

從上述各國對票據無因性概念涵義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據無因性理論是以民法上的無因性理論為基礎的，是民法的無因性理論給了票據無因性思想以發軔、形成和獨立的空間。但也應該看出，正是由于民法傳統無因性理論的影響，一般多僅從無因性原則的外在效力闡釋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但是，無因性原則應當是指法律行為外在無因性和內在無因性的統稱。它不僅僅是指法律行為的有效性，獨立于產生該法律行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發生及存續皆不受后者的影響（外在無因性）；也是指產生法律行為的原因從該法律行為中抽離，不構成該法律行為的內容，當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時，原則上，債務人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產生的抗辯事由對抗債權人應當行使的權利（內在無因性）。[2]（P138-139）我們對票據無因性的理解也應該從外在無因性和內在無因性兩方面入手。具體說來，票據無因性應該包括以下內容：（1）票據的無因性實際上是指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即票據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其與所產生的票據法律關系和所由產生的基礎關系（特別是原因關系）之間的關系。所以，對票據無因性涵義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對這些關系的解釋。（2）票據行為的外在無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據行為的效力獨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決于該行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據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礎關系（特別是實質原因關系）引起的法律行為的效力的影響。持票人不負證明給付原因的責任，只要依票據法的規定，能夠證明票據債權的真實成立和存續，就當然可以行使票據權利。（3）票據行為的內在無因性是指引起票據行為、產生票據關系的實質原因從票據行為中抽離，不構成票據行為的自身內容。所以，當形成票據債權債務關系時，原則上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基礎關系所生的抗辯事由對抗票據債權的行使。

二、關于票據無因性原則射程距離的思考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法律效力之所及

無論是確定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及的范圍，還是其效力所不及的范圍，均要以票據無因性的涵義及其創設目的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劃定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射程距離。

1.對通行觀點的檢討。依我國票據法學界的通說，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票據法上的一個重要體現或曰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阻隔了票據債務人對票據債權人的抗辯，使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即所謂的抗辯切斷。[4][8]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票據債權與原因債權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行為而產生的兩個不同的請求權。原因債權是基于一般意義上的民事法律行為（如合同、清償、贈與）等而產生的民事權利，票據債權則是基于票據行為而產生的票據權利。或者說，雖然票據行為是為了實現原因行為的目的才進行的，票據行為本身亦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但票據債權和原因債權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民事法律行為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權利。所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僅應附隨于原因債權。當原因關系中的債務人為清償原因債務簽發票據給債權人，債權人又將該票據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轉讓給他人時，其轉讓的只是依原因關系債務人的出票行為而產生的票據債權，原因債權并未隨之移轉。這樣，附隨于原因債權之上的原因關系的抗辯也就并未隨票據債權的移轉而轉讓給受讓人。于是，票據債務人當然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如A為清償對B的價金債務，簽發票據給B，B為清償對C的債務，將該票據背書轉讓給C.此時，B轉讓給C的只是票據債權，其對A的原因債權并未轉讓給C.由于基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僅存在于原因債權之上，依民事權利的本意，固不得以某一權利存在的瑕疵對抗另一權利的行使。所以，無需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即不得作用于受讓人。

只是如此說來，既然不得以一權利的瑕疵對抗另一權利的行使，而即使在直接當事人之間亦存在票據債權和原因債權兩種不同的權利。如前述在A、B之間同時存在價金債權及票據債權兩種民事權利，是否A亦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B呢？依臺灣學者陳自強的觀點，A亦不得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B的票據請求。但可以通過不當得利的抗辯、權利濫用的抗辯或目的限定的抗辯，間接予以對抗。如此一來，這時的抗辯就已非附隨于原因債權之上，可以說是對票據債權行使上的限制。那么，就可以隨票據債權的移轉而移轉。[2]（P143）只是如果這樣的話，票據的流通性必然受到極大的阻礙，有違票據法促進票據流通、保證票據流通簡便迅捷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國票據法第13條明文加以限制，以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依前述票據無因性的內涵，此種限制與票據的無因性并無直接聯系。

票據法第13條規定的另一種抗辯限制是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與出票人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這一般發生在以匯票清償原因債務的情形。如A為了清償與B的價金債務，簽發匯票給B，委托自己的債務人C對該匯票進行付款，付款人C對該匯票進行了承兌。此時票據并未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進行轉讓，也就無所謂保護票據流通的問題。但是為了保證票據的支付和信用，票據法同樣對此種票據債務人C可以行使的抗辯進行了限制。兩種抗辯限制雖然目的不同，但同樣無需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即可解決。

在出票人A簽發票據給持票人B，委托自己的債務人C進行付款時，存在著兩個法律關系。一個是A、B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另一個是A、C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持票人B和付款人C之間并未因出票人A的出票行為而產生某種法律關系。是C的承兌行為，才在B、C之間建立了票據法律關系，才產生了B對C的票據債權。根據我國票據法第38條的規定，C的承兌行為并不是向A表明接受其付款委托的契約行為，而是C表明承擔票據債務的單獨行為。可見，B、C之間的票據債權債務關系與A、C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并無必然的牽連關系，是兩個不同的債權債務關系。依債的相對性原理，C固不得以與他人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票據債權人B.[1]（P145）

既然抗辯限制與票據的無因性原理并無直接聯系，或可以通過其他法律原理加以解決。那么票據的無因性原則法律效果到底體現在哪里呢？

2.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果雖然票據的基礎關系可以分為票據原因關系、票據資金關系和票據預約關系，但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一般僅體現于票據關系與基礎關系中的票據原因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中，[11]（P41）并最常發生于票據的轉讓過程中。如前所述，正是基于促進票據流通、減輕持票人的審查義務、降低交易風險的立法目的，票據法才特別規定了無因性原則。所以，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力體現在：

首先，即使票據發行或轉讓的原因不存在或者無效、被撤銷，只要在票據上所為的票據行為依法成立，票據行為人就須承擔票據義務，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據權利。

其次，票據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內容應當依票據文義，即使票據上的記載內容與票據原因關系的內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據外的事實來改變票據關系的內容。

再次，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當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舉證責任的轉換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張票據債權時，無需證明原因關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據上的記載內容即可向票據債務人主張相應的票據權利。反之，如果票據債務人欲對抗權利人的權利主張，則需舉證證明存在符合票據法規定的、足以對抗權利人權利主張的抗辯事由。

可以說，上述三種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果，就是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及的范圍，也是無因性原則射程所及的距離。

（二）票據無因性原則法律效力之所不及

原因債權與票據債權之間，畢竟具有經濟上的一體性，而非風馬牛不相及的二個獨立請求權。特別是在票據尚未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轉讓之前，并不存在對善意交易相對人的保護問題，那么，票據債權的行使，是否絲毫不受基礎原因關系的影響？更進一步講，即使票據債權業經轉讓，基礎原因關系就一定不影響票據關系嗎？這就涉關票據行為到底是絕對無因，還是相對無因，亦即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射程距離到底有多遠的問題。

關于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現有的論著、文章和講義一般認為惟有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存在抗辯的情形，才不得以票據的無因性法則加以排除，此外，別無他論。[12][13]其實，概括說來，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票據原因關系的效力直接影響他們之間票據關系的效力。由于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既不牽涉票據轉讓的第三人的問題，又無關票據的流通。為體現私法領域的“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同時減少訟爭，節約訴訟成本。所以當原因關系和票據關系同時存在于同一對當事人之間時，根據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2款的規定，票據債務人可以對票據債權人以基于原因關系所生的事由進行抗辯。

2.持票人取得票據未給付對價或未給付相當對價的，票據債務人可以以與持票人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票據對價來源于合同對價，但由于票據是一種極具流通性的證券，所以為保護交易安全，票據法只以善意持票人為保護對象，排斥非善意或未給付相當代價的持票人。所以，票據對價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對價，它要求，第一，票據對價不僅要真實，而且要與持票人所獲得的權利相對應。支付明顯不對等的代價而取得票據的持票人，票據法推定為惡意持票人；第二，原有的債務或責任，可以構成票據的有效代價；第三，票據對價實際上是票據基礎關系中持票人應當承擔的義務，可以是現在的債務，也可以是過去或將來的債務；第四，持票人持有票據，法律原則上就推定其已經支付了對價，票據債務人如提出無對價的抗辯，應負舉證責任。

持票人有無給付對價原屬票據原因關系上的問題，票據的取得亦不以對價的存在為必要條件。但作為原因關系的對價還是會對票據權利發生一定的影響。一般說來，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據時給付了對價，就能享有優于其前手的權利。即使其前手并不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作為善意第三人，亦會受到票據法的保護。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反之，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據沒有給付對價，原則上不享有票據權利。在法定特殊情況下（如因繼承、稅收、贈與）而取得票據，則不享有優于其前手的權利（我國票據法第11條）。票據債務人可以以對持票人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票據對價所達到的法律效果，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互牽連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據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據權利，票據債務人得對該持票人提出“惡意抗辯”。在票據原因關系上，如果持票人系以欺詐、偷盜、脅迫等非法手段或方式取得票據，或因重大過失或明知其前手票據權利的瑕疵仍接受票據轉讓的，該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但票據債務人對持票人提出此種抗辯時，應負舉證責任。這一方面是票據無因性的體現，同時亦是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

4.當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因票據時效的完成而消滅時，該持票人可以對因時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據當事人，行使利益償還請求權。由于持票人享有該權利的前提是票據權利已罹于票據時效而消滅，因此，該權利不屬于票據權利。此項權利的行使是基于票據原因關系中的民事權利義務，這又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分離的一個例外。

以上，通過對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票據法中的體現及其例外情況的逐項“掃描”，這一原則的射程距離及輪廓已清晰可辨。其效力所及和所不及之處正是其是否具有絕對性的最好體現。我們正是通過對其效力不及之處的明確，來探尋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適當方式的途徑。

（三）票據無因性原則相對性的思考

雖然票據法的制定和發展，更多的是出于促進票據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榮市場經濟的技術上的考慮。票據法本身亦是一種技術性較強的法律。固然基于這種考慮，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及地區的票據法將“方便”、“快捷”、“效率”置于比“穩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所以才規定了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視對公平和誠實信用的追求，忽視對票據使用所需“穩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正如臺灣學者鐘兆民所言：“依票據法的規定，票據固為不要因證券，若絕對堅持這一原則，亦足以妨害票據的流通性。按票據法之所以規定票據為不要因證券者，原在保護票據的流通性。若今為保障執票人之權利而輕易舍棄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權利之保護于不顧，自非本部分法條之本意。”[14]故為追求法律的妥當性和衡平性，在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基礎上，兼顧該原則的效力不及之處；在對該原則進行普遍適用的同時，對該原則的例外情形予以嚴格適用，即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原則，才能實現票據法促進票據流通、保護交易安全的雙重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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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郭敏。票據的無因性[J].福建法學，1999，（2）：65-68。

第三篇：票據無因性的辯證分析

票據無因性之張揚與阻礙

——對我國《票據法》相關規定之評析

何葉彩 寧波大學

鍵詞: 無因性/流通性/票據行為/相對性

容提要: 票據是一種流通證券，流通功能是票據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為了保證票據的流通性，票據的無因性理論應運而生，票據行為的無因性是票據的屬性。票據的無因性并非絕對，我國采用的是一種相對無因性理論。但我國票據立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票據無因性原則，并相關條文有嚴重削弱無因性之嫌了保證票據的流通，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票據法》應在立法中明確規定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以無因性為基礎，相對性為例外，對缺陷條文做相應改，改變模糊不定的狀態。

一、票據的本質屬性

（一）票據行為的無因性是票據的本質屬性

為客觀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票據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根據票據的特性，票據是一種流通證券，流通性是票據的活力來源，現代票去了流通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流通功能是票據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現代票據制度是建立在票據流通的前提下的，票據的其他功能要得以實現，就必證其良好的流通性。而票據之所以可以快捷地流通，票據的無因性是最關鍵的保障。因此為了保證票據的自由流通，各國票據法大多規定了票據行為的無，對無因性理論的討論也一直是票據法的重要課題，票據行為的無因性是票據的本質屬性。

無因性的實質內容就是票據基礎關系與票據法律關系相分離。只要一張票據在形式上具備了法定的記載條件，即使與原因關系等事實不符，也不影響其據法上的效力，不影響其票據本身的效力。這實質上是票據的文義性使然，票據是一種文義證券，即票據上的一切權利義務，必須嚴格按照票據上記載的而定，不得以文義之外的其他任何事實進行補充或變更。日本著名學者龍田節認為：“票據上的債務是基于票據行為自身而發生和存在的，和作為票據授受

[1]因的法律行為（買賣、消費借貸等）存在或有效與否無任何關系。即使買賣契約無效或被解除，由此產生的票據債務也不受影響。” 換言之，票據的行使只以持有票據為必要，持有票據的當事人就是票據的債權人，其可以向任何一票據債務人主張票據上的權利，而無須證明取得票據的原因。“無因性論的確立可以在轉讓票據時大大減少合法持票人的風險和審查責任，保護合法持票人的權利，增強票據的信用功能，從而促進票據的流通。不承認票據行

[2]無因性則會阻礙票據的自由流通，影響經濟的發展”。

（二）無因性的例外

但是，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并不是絕對的，在特殊情形下，原因關系與票據法律關系并不完全分離，存在一些無因性的例外情況，如在直接當事人之間，以原因關系無效為理由進行抗辯；持票人取得票據如沒有給付對價或者未給付對價的，則該持票人不能享有優于其前手的票據權利；對有惡意或重大過失票人不適用無因性原則；當由于票據的時效完成而導致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得以消滅時，該持票人可以對因時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據當事人，行使利益償求權。無因性的相對性特性，并不是對票據無因性理論的否定，作為票據的本質屬性，無因性理論及其相對性特性的最終目的都在于實現票據的自由流通護交易的安全。

二、票據無因性的法律規定及分析

（一）國外關于票據無因性的法律規定

[3] 票據無因性作為現代票據法的立法原則，已為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票據法和日內瓦統一票據法所認可。

日內瓦統一票據法是大陸法系票據法的代表，為大陸法系多數國家所采用。其關于票據無因性的適用，主要體現在《統一匯票本票法》第17條、《統票法》第22條。《統一匯票本票法》第17條規定：“因匯票而被起訴之人，不得以基于其與出票人或前手持票人間之個人關系之抗辯對抗持票人，但持在取得匯票時明知其行為有損債務人者除外。”《統一支票法》第條規定：“因支票而被訴之人，不得以基于其與出票人或前手持票人間之個人關系之抗辯

[4]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支票時明知其行為有損債務人者除外。”

在日內瓦統一票據法制定之前，世界上成文票據法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票據法、英國票據法和德國票據法。法國票據法制定時間早，有因性歷史長，由于

[5]有因性嚴重影響到票據的流通，在20世紀30年代日內瓦統一票據法運動之后，法國票據法也采用了票據無因性。英美票據法也承認票據無因性用票據抗辯限制制度，但更加強調善意取得和對價關系，1882年英國《票據法》第38條（2）規定：“如為正當持票人，其持有匯票之權利不受前手當有瑕疵所有權之影響，也不受前手事人之間得作為個人抗辯事由之影響，并得強使所有對匯票負責之當事人付款。”此款充分運用了抗辯切斷制度，立足保正當持票人的票據權利，體現了票據無因性觀點及價值取向。德國在世紀上半葉，就已經在整個德意志聯邦完成了票據法的統一，是流通性與安全性兼備據法律，其以日內瓦統一票據法為藍本。綜合起來看，英國票據法和德國票據法更加注重票據的流通性，而法國票據法更多的考慮了票據作為現金運輸工[6]作用。

（二）我國《票據法》對票據無因性的規定及分析

我國《票據法》對票據無因性的規定相當模糊，理論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票據法》第10條第1款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這有將基礎關系與票據關系混在一起，否認票據無因性的嫌疑，因此其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該并沒有從正面規定沒有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和交易關系，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就是無效的。因此并不能從該條推斷出其否定了票據行為的無因性。該定應該只適用于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當事人之間，這就是上述所談的票據無因性的例外情況。因此該條規定似乎可以做如下修改“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不以基礎交易關系的存在與有效為條件，但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必須具有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否則該持票人不能取得票據權利”。

第10條第2款規定“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理論界及實務界對票據法的上述規定提出質疑，認為票據法不宜規定對價關系對價關系屬原因關系而票據法的規定使票據債務人可能以欠缺對價為由拒絕履行義務使票據成為有因證券。日內瓦法系各國

[7]據法都未規定票據的對價關系不以是支付對價作為合持票人的必備條件。《票據法》將對價解釋為“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太過模糊果雙方當事人出于內心真實意思的表示，將票據以明顯低于或明顯高于票面金額的代價轉讓給持票人，那顯然不符合“相對應的代價”，從而存在矛盾。對款規定，有學者認為可以將第10條增加如下內容作為第3款：“違反前兩款規定的，只可以作為直接票據當事人之間的抗辯事由，不影響他們與其他票據[8]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此不失為一種可行的修改方法，但這與《票據法》第13條第2款

[9]

存在重復規定的不妥。對此可結合第11條第“因稅收、繼承、贈與可以依法無償取得票據的，不受給付對價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據權利不得優于其前手的權利”的規定，作出相應調整。第11規定將無償取得票據的情形限定為稅收、繼承、贈與三種情況，并沒有交代有償取得時的對價，結合第10條第2款和第11條第1款都沒有從正面對應付對價而未支付對價或支付不相當對價時的法律效果作出明確規定。為此，可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票據法第14條第2款的規定“無對價或不以相當之對價取票據者，不得享有優于前手的權利”，將我國票據法第11條第1款修改為：“無對價或不以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于前手的權利。”

[10

關于無因性，類似模糊的規定還有第21條“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并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第74條“的出票人必須具有支付本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并保證支付”，第83條第2款“開立支票存款帳戶和領用支票，應當有可靠的資信，并存入一定的資金88條第1款“支票的出票人所簽發的支票金額不得超過其付款時在付款人處實有的存款金額”，第90條第2款“出票人在付款人處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付款人應當在當日足額付款”。這些條文都反應出我國現行票據法在無因性問題上存在的缺陷，即使不能從這些條文直接否定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但其有性是不可否認的。雖然理論界一般認為，我國票據立法是從有因到無因逐步發展認識的過程，但目前法律規定中出現的這些模糊地帶，對票據無因性理論展形成了阻礙。

針對以上缺陷，我國《票據法解釋》（即《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4條作出了如下規定“票據債務人以票據法第十條、第二十的規定為由，對業經背書人轉讓票據的持票人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條雖仍未明確規定票據無因性原則，但其在無因性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令人欣慰的。另外，我國《票據法》對無因性的肯定也是有諸多法條依據的，如第4條“票據出票人制作票據，應當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上簽章，并按照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第6條“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票據上簽章的，其簽章無效，但是不影響其他簽章的效力”，第13條“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不約定義務的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進行抗辯……”，第14條第2款“票據上有偽造、變造的簽章的，不影響票據上其他真實簽章的效力”，條“匯票是出票人簽發的，委托付款人在見票時或者在指定日期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據”，第22條規定的票據必要記載事項，57條“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時，應當審查匯票背書的連續，并審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證明或者有效證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惡意或者有過失付款的，應當自行承擔責任”等等，這些規定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一致，適應無因性理論的發展趨勢，是值得肯定的。

三、結 語

綜上，為了保證票據強大的流通功能，在立法中明確規定票據行為的無因性至關重要。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乃是票據的本質屬性，無因性理論已為各國票法所普遍承認和采用，是國際票據爭議裁決所遵循的一項共同準則。

票據的無因性并非絕對，而是相對的，我國采用的即是一種相對無因性，立法中存在不少票據抗辯的情況，有對人抗辯與對事抗辯。但我國票據法對無的規定總體上顯得有些模糊（盡管也有肯定的一面），文中列舉的第10條、第21條、，第83條、第88條及第90條的規定，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理論展形成了阻礙，有削弱無因性之嫌。這對于票據流通功能的發揮是極其不利的。為了保證票據的流通，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借鑒國外的無因性思想，我票據法》應在立法中明確規定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以無因性為基礎，相對性為例外，對相關條文做相應的調整，改變模糊不定的狀態，堅持無因性理念，我國票據法更加適應其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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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1] 張奇：《從票據無因性看我國＜票據法＞的缺憾》，《法制與經濟》2008年第10期，第58頁。

[2] 參見張澄：《試論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及其相對性——兼評我國＜票據法＞第十條》，《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1期，第85頁。[3] 李燕：《論票據的無因性》，《青海師專學報》2008年第2期，第86頁。

[4] 王銳：《論票據無因性理論的適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3月，第11頁。

[5] 參見陳麗麗：《對我國票據法關于票據無因性之思考》，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5月，第9-10頁。[6] 參見周志剛：《論票據無因性》，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4月，第6-7頁。[7] 周志剛：《論票據無因性》，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4月，第34頁。[8] 胡德勝、李文良：《中國票據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9] 第13條第2款規定：“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不履行約定義務的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進行抗辯。” [10] 參見王銳：《論票據無因性理論的適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3月，第30頁。

第四篇：我國《票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規定之得失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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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票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規定之得失

我國《票據法》理論中的所謂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又稱抽象性原則、票據行為的中性、無色性原則等等。各票據法著作普遍承認其為票據行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學者一般將其定義為票據行為只要具備完備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論其實質關系如何,即票據行為和票據的基礎關系在法律上分開。但是對于票據行為無因性的內涵,學者們的理解卻有所不同。謝懷 先生認為無因性原則有例外,即在直接當事人之間,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書人和被背書人之間的票據關系取決于基礎關系,如果他們之間的基礎關系無效,則票據關系亦無效。類似的觀點被很多學者主張,他們認為票據無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票據義務人抗辯的限制,也就是發生抗辯切斷。對于直接當事人之間的票據行為,則主張不適用無因性。本文將其稱為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與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認為票據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礎原因關系影響,只取決于票據的形式要件。直接當事人之間亦應主張票據關系有效。不過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據權利,還取決于其取得票據時的行為和主觀心態如何。還有學者明確主張票據直接當事人之間也適用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義務人仍須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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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票據義務,只是在基礎關系不存在的情況下,受益人須將不當得利返還給票據義務人。本文將這一主張稱為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學說。

以這兩種不同的主張來判斷我國現行《票據法》中的規定,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該法第13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這在很大程度上承認了票據行為和票據基礎關系的分離,依照上述相對無因性學說,該條等于明確了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當然,我國《票據法》第10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第21條又規定:“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并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這些規定與國際慣例不符,給上述第13條規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亂,多為我國學者所批評。但如果不考慮這些引起混亂的條款,我國現行《票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規定就應是充足和完備的。

但是,從上述絕對無因性學說出發判斷,即使我們廢止《票據法》第10條和第21條的不當規定,該法中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規定仍然是不完備的,因為它只對非直接當事人之間產生票據抗辯切斷的效力,直接當事人之間仍然可以依據票據基礎關系來提出抗辯。依照持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學說的學者的主張,這一規定使得票據債權幾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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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作為獨立財產的價值,成為類似于保證債權的從屬于原因債權的債權,票據無因性的價值所剩無幾。他們認為:《票據法》應該進一步明確直接當事人之間亦不得以票據基礎關系來提出票據抗辯,相應的應該規定票據法上的不當得利抗辯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上述兩種主張究竟孰是孰非? 這需要從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的意義和作用上進行判斷。此外,我國現代票據制度和票據法理論,皆為系統化引進西歐相應制度的結果。因此,就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的票據制度和票據法理論中對相應原則的規定和討論進行研究,對我國學者辨析票據行為無因性原理作為法學理論和現實制度的起源、演變和實質內容以及當前的變化趨勢,糾正我們對于這一原則的一些誤解,從而避免無謂的爭論,在《票據法》的執行中更好地落實這一原則,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

學者對于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的作用,主要概括為促進票據的流轉,保障票據流通。正是這一原則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記載的票據權利可以脫離票據基礎關系,通過背書轉讓給第三人,而且隨著背書次數的增多,票據的信用程度也相應提高。這就使交易中的風險得到控制,從而使票據成為商業社會里公認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這一原則可以說是票據制度得以存在的靈魂。那么,實現這一交易保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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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否必須借助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的理論呢?

__票據的移轉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債權移轉。對于一般的債權移轉,債權人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并且,債務人接到債權轉讓通知后,債務人對讓與人的抗辯,可以向受讓人主張。這就使得債權被移轉的次數越多,新債權人承擔的風險也就越大。正是為了消除這種風險,人們規定票據的移轉不能遵守普通債權的移轉規則,背書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應的其和前手之間基于票據基礎關系而產生的抗辯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書人(票據權利受讓人)主張。這就是票據行為無因性原理產生的制度基礎和必要性。而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之間,既不存在債權移轉的法律關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辯理由的承繼而對債權人造成的風險。主張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依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并不影響他們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據抗辯的切斷原理要求他們承擔票據責任,所以并不會對票據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證造成任何影響。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據在從前的流轉過程中曾經出現基礎關系欠缺或瑕疵的情況,他的票據權利也完全可以通過《票據法》第17條得以保護,因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是不會通過票據移轉而延伸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主張票據行為的相對無因性已經足以保障票據的流轉和交易的安全。

從法律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來分析,主張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之間也適用票據行為無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國傳統的。適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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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結果是:當直接當事人之間的票據基礎關系欠缺時,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為直接當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張票據權利,不過由于主張票據權利的結果將使得持票人不當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張不當得利的抗辯而拒絕支付票據金額,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獲益人主張不當得利的返還。前一情況的結果和主張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依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的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糾纏于基礎關系抗辯還是不當得利抗辯的純粹概念之爭而已,而這一不當得利抗辯的依據仍然是票據基礎關系。后一情況將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損害,因為依照學說,不當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間若因不可歸責于他的原因而滅失,則不再返還。這對于對基礎關系的欠缺沒有責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對方不履行合同義務而使基礎關系滅失或出現瑕疵的情況中)來說,實屬不公。所以,對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主張票據行為的無因性,是欠缺實踐意義的。

三

考諸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陸國家票據法,可以發現并沒有在字面上等于“無因性”的概念,類似的理論在德國法上稱為抽象性原則(Abstraktionsp rinzip)。這一原則在德國法上的定義和在我國一樣有爭議,其基本分歧點也在于:票據債務人針對其直接當事人(即出票人或前手)是否可以主張由票據基礎關系產生的抗辯。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據行__為無因性的絕對性還是相對性之爭。如果承認這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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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原則在票據關系直接當事人之間也適用,則該原則就可以類比于民法領域中的物權行為抽象性原則(在我國同樣被稱為“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以及單純債務承認和債務約定的抽象性原則(我國有學者將其稱為“無因債權”,票據行為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變體。

禁止某些票據抗辯的做法于實踐中出現后,擅于辨證思維的德國法學家就試圖使其在法學理論上與傳統羅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們傾向于將票據解釋為一種特殊合同,認為這種禁止抗辯是由票據義務的性質決定的。直到19世紀30年代,學者們才認識到票據的作用遠遠不止于一種特殊合同憑證,而將其稱作“商人間的紙幣”。學者們這時不再將出票行為視為設立了合同,而主張這是一種單方承諾,每一個以適當方式取得票據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據關系。所以票據持有人的權利不受針對前手而產生的法律關系的影響。于是,學者們認為:所有在紙面上無法得知的針對前手的票據抗辯都應被禁止。這樣,在禁止某些票據抗辯的做法于實踐中已出現了100多年之后,票據行為的抽象性理論終于在學術界成型了。

后來,德國學者還從羅馬法意義上的合同理論對票據行為的抽象性進行了解釋。因為按照羅馬法的傳統理論,債務原則上只能由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和其他法律關系產生,而票據每一次被背書轉讓,原則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礎關系。所以,每次背書都產生了新的對于付款的承諾,即一個抽象的債務承認,針對持票人不能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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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據當事人之間關系而產生的抗辯。這種抽象債務說的解釋,后來得到了《德國民法典》第780條和第781條的支持。至此之后,德國學者一般都將票據行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條意義上的債務承認。這一債務承認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礎關系的無效而當然失去效力。

票據行為的抽象性原則確切含義如何,曾在德國引起廣泛討論。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有一些學者針對票據行為是否自始至終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見,其中以著名法學家維蘭德(Wieland)的觀點反響較大。他認為:票據行為應該屬于一種原因行為。持票人針對票據債務人僅僅具有一種請求權,那就是基于基礎關系的請求權。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據表現了基于基礎關系的請求權,將票據交付給該持票人的行為不過是“權利基礎的補充說明”,票據在這里僅僅作為由基礎原因關系聯系起來的雙方當事人間的補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據的特殊性還是否存在呢? 維蘭德認為:票據的意義在于幾方當事人如果出現了法律爭議,持有票據的當事人可以獲得優先權(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據票據文義和對票據流轉的證明而提出訴訟的權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間的票據關系須以基礎關系成立為基礎。只有到了和基礎關系無關的后手那里,票據關__系才顯出抽象性的特征。不難看出,這一主張類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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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類似的主張并沒有成為德國司法判決和學術著作中的主導意見。近幾十年來,德國票據法學界對票據行為抽象原則的闡述是:票據請求權完全不受基礎關系瑕疵的影響。比如在匯票出票人和承兌人的票據基礎關系(這里主要是資金關系Deckungsverh?ltnis)無效時,不僅作為非直接當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據請求權當然不受影響(這一點世界各國沒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即可解決),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對作為其直接當事人的承兌人主張票據權利。當然,這一主張將使出票人獲得不合理的不當得利,所以承兌人可以針對出票人的票據請求權提出不當得利抗辯。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間的票據基礎關系(這里主要是原因關系Zuwendungsverh?ltnis等)無效,受票人仍可以對承兌人主張票據請求權,當然,此時承兌人可以主張基礎關系欠缺,提出不當得利抗辯,如果已經支付,還可以由承兌人(在承兌人已經將款項從出票人賬戶中劃出時,由出票人)提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德國民法典》第812條第1款第1句)。此時,證明基礎關系不存在的責任落于提出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的直接當事人之上。可見,德國法學界的通說主張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

德國法學界的這一傾向可以從該國的民商法理論中找到依據。上已述及,該國民法理論中存在著法律行為的抽象原則這一總括概念,它在物權法、債法上分別有所表現,而票據行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債權在商法上的特例。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處,即基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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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象性的物權或債權關系分離,基礎關系無效并不導致物權或債權關系無效,但物權或債權關系的義務人可由于基礎關系無效而提出不當得利的抗辯,如已經交付,則受益之人須返還不當得利。所以,德國民法的一個特征就是不當得利請求權在學說和司法實踐中有重大意義。基于這一上百年的學術和實踐傳統,在票據行為中承認絕對的抽象原則(無因性)就是順理成章的,實踐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參加人都習慣了本國制度,加之對受益人返還不當得利的請求權實踐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會給交易帶來不便。

德國的票據立法卻與司法和學術的發展不同。19世紀初期,德意志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各邦都有著自己的票據立法,在1847年時,德意志境內就存在著56種不同的票據法律。在這一年,各邦選派的委員會于萊比錫制定了一部統一的票據法,盡管它被第二年于法蘭克福舉行的帝國會議宣布為帝國法律,但隨著1848年革命的失敗,這一宣布也變得無效。過了近10年, 1857年的紐倫堡會議上對這部法律草案進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紐倫堡文本,該文本在隨后的幾年內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幾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國(包括奧地利)宣布為內國法,至此德意志各國實現了票據立法實質上的統一。1871年德國統一后,該文本被宣布為帝國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據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該法中,立法者有意僅僅規定票據關系本身,對于票據的基礎債務關系完全不涉及。這表達了立法者認為票據系與其資金關系完全無關的獨立權利的觀念。對于票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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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定特殊的訴訟時效,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這些規定都對以后的票據立法有深遠影響。但該法并沒有貫徹絕對的票據行為的抽象性原則。

20世紀初的票據統一立法運動,產生了1930年的《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這一統一立法后來被歐洲大陸的幾乎所有國家納入到其本國的票據立法之中。1933年《德國匯票本票法》中的前兩章幾乎就是對這部統一立法的翻譯。這一法律的第1條即規定了匯票的必要記載事項,其中不但沒有提到票據的基礎關系,而且在第2項還明確規定不得對票據付款進行任何限制(無條件付款記載),因此任何基礎關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響匯票的付款。同法第17條規定:“被提出票據請求權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間的直接關系中存在的理由對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據時已知對于債權人不利之處的除外。”此系為各國法律包括我國《票據法》第13條所吸收。票據抗辯切斷原理,也可以理解為票據行為相對的無因性。此外,還有德國學者認為《匯票本票法》第9條(出票人的責任)、第15條(背書人的責任)以及第28條(承兌人的責任)也體現了不計票據基礎關系的無條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國際統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顧各國需要,這些條文的立法語言都沒有貫徹德國學者的票據行為的絕對抽象原則理論。所以,這一原則在德國和《民法典》上對物權行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債權的規定不同,并沒有法律條文依據,現今仍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學術理論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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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國不同的是,同屬歐洲大陸的法國卻在民法基礎理論中沒有承認法律行為的抽象性原則,所以也就沒有物權行為的抽象性和抽象債權的概念,相應的,無論在立法、司法還是學術理論中,法國都完全沒有承認過票據行為的絕對抽象性原則。《法國民法典》第1131條規定:“任何請求權的有效都須以真實而合法的權利基礎為前提。”歷來的法國學術界都不承認票據行為系不同于基礎關系的獨立行為,而認為它們是合為一體、密不可分的。在《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國也接受了這一國際統一法,并對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動。法國學術界也逐漸認為在票據法律關系中存在著兩種請求權:由票據基礎關系產生的請求權和由票據本身產生的請求權。但是學者們始終認為:雖然票據請求權是單獨的請求權,但卻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礎關系的原因相關。這意味著:基礎關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則票據義務亦將被視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這一和德國票據法理論的差異在實踐中并不會導致重大不同,因為法國法上證明基礎關系不存在的舉證責任也落于票據債務人(即德國法上因此而產生的不當得利的受害人)之上。當然,類似于德國《匯票本票法》第17條和我國《票據法》第13條的對票據抗辯的切斷(即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的規定,在法國票據法中也存在。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說,法國的票據制度和我國現行《票據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據法而論,在歐洲大陸內部承認德國式的票據行為絕對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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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國家非常之少,因為在民法理論中承認法律行為的抽象原則、繼而承認物權行為的抽象性和抽象債權的國家本就少見。我國票據法學者長期以來認為票據行為無因性在世界各國和國際統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認,如果將這里的“無因性”理解為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則這一判斷是不準確的。當然,世界各國的票據立法,包括國際統一立法,都規定了類似于我國《票據法》第13條的票據抗辯切斷條款,也就是本文所稱的票據行為的相對無因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一原則確實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國現行《票據法》第13條本身已經和國際規定完全接軌,并無任何落伍之處。認為我國法律徹底否定票據的無因性特征,與國際慣例完全不一致的觀點,是過于偏頗了。

四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對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原則進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區別絕對無因性和相對無因性兩種不同的理論。簡而言之,它們的區別在于是否承認票據行為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依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承認這一可能性的為相對無因性理論,反之為絕對無因性理論。在歐洲,完全承認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的只有德國等少數國家,其背景是該國民法理論對法律行為抽象原則的承認,并且這一理論僅停留在司法和學術研究中,于法律條文上并無體現。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只是承認票據行為的相對無因性,國際統一立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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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票據法》第13條和歐洲各國的立法以及國際統一立法相一致,確立了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的原則,已經非常完備。我國民法理論長期以來雖然有所爭議,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并不承認法律行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和所謂無因債權的存在。我國法律界人士也不習慣過多地適用不當得利理論來解決本來相對簡單的法律關系糾紛。如上所述,如果允許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依據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就可以解決很多爭議,而這對保障票據流通、維護交易安全又沒有任何不利之處,則完全沒有必要引進票據行為的絕對無因性學說,徒然增加法律關系的復雜性和交易的風險。因此,我國《票據法》在修訂時,應完全保留第13條的規定。需要注意的是該法第10條和第21條,它們對本已清晰明確的第13條造成了“干擾”,應在修訂時予以廢止。

注釋: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頁。

謝懷軾:《票據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王小能:《票據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頁;梁宇賢:《票據法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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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引書,第375頁;王小能:《中國票據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謝懷軾:同注 引書,第41頁。

趙新華:《票據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王小能:同注 引書,第99頁。

李新天、李承亮:“論票據不當得利的返還與抗辯———兼論票據的無因性”,《法學評論》2003年第4 期,第43頁。

王小能:同注 引書,第2版,自序,第3頁。

陳自強:《無因債權契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頁。

同注 引書,第37頁。

王小能:同注 引書,第2版,自序第3頁;趙新華:同注 引書,第38頁。德國學者也持相近觀點,參見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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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頁)。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證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節,第7段;鮑姆巴赫、海弗梅爾,前揭書,匯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碼2(49頁)。

默拉維茨(Morawitz):《國際票據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頁。

施陶博(Straub):《國際票據法的法律選擇》(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頁。

施陶博,同注 ,第7頁。

鮑姆巴赫、海弗梅爾,同注 ,匯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碼10(第53頁)。

趙新華:《票據法》, 1998年版,第48頁;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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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國《票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規定之得失

我國《票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規定之得失

——兼與歐洲立法比較

一

我國《票據法》理論中的所謂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又稱抽象性原則、票據行為的中性、無色性原則等等。[i]各票據法著作普遍承認其為票據行為的重要特征,甚至是最重要特征。[ii]學者一般將其定義為票據行為只要具備完備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而不論其實質關系如何,即票據行為和票據的基礎關系在法律上分開。[iii]但是對于票據行為無因性的內涵,學者們的理解卻有所不同。謝懷 先生認為無因性原則有例外,即在直接當事人之間,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書人和被背書人之間的票據關系取決于基礎關系,如果他們之間的基礎關系無效,則票據關系亦無效。[iv]類似的觀點被很多學者主張,他們認為票據無因性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票據義務人抗辯的限制,也就是發生抗辯切斷。[v]對于直接當事人之間的票據行為,則主張不適用無因性。本文將其稱為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與此不同的是,王小能教授認為票據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礎原因關系影響,只取決于票據的形式要件。直接當事人之間亦應主張票據關系有效。不過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據權利,還取決于其取得票據時的行為和主觀心態如何。[vi]還有學者明確主張票據直接當事人之間也適用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義務人仍須履行票據義務,只是在基礎關系不存在的情況下,受益人須將不當得利返還給票據義務人。[vii]本文將這一主張稱為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學說。

以這兩種不同的主張來判斷我國現行《票據法》中的規定,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該法第13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這在很大程度上承認了票據行為和票據基礎關系的分離,依照上述相對無因性學說,該條等于明確了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當然,我國《票據法》第10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第21條又規定:“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并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這些規定與國際慣例不符,給上述第13條規定的理解造成了混亂,多為我國學者所批評。[viii]但如果不考慮這些引起混亂的條款,我國現行《票 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規定就應是充足和完備的。

但是,從上述絕對無因性學說出發判斷,即使我們廢止《票據法》第10條和第21條的不當規定,該法中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規定仍然是不完備的,因為它只對非直接當事人之間產生票據抗辯切斷的效力,直接當事人之間仍然可以依據票據基礎關系來提出抗辯。依照持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學說的學者的主張,這一規定使得票據債權幾乎完全喪失作為獨立財產的價值,成為類似于保證債權的從屬于原因債權的債權,票據無因性的價值所剩無幾。[ix]他們認為:《票據法》應該進一步明確直接當事人之間亦不得以票據基礎關系來提出票據抗辯,相應的應該規定票據法上的不當得利抗辯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x]

上述兩種主張究竟孰是孰非？ 這需要從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的意義和作用上進行判斷。此外,我國現代票據制度和票據法理論,皆為系統化引進西歐相應制度的結果。因此,就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的票據制度和票據法理論中對相應原則的規定和討論進行研究,對我國學者辨析票據行為無因性原理作為法學理論和現實制度的起源、演變和實質內容以及當前的變化趨勢,糾正我們對于這一原則的一些誤解,從而避免無謂的爭論,在《票據法》的執行中更好地落實這一原則,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

學者對于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的作用,主要概括為促進票據的流轉,保障票據流通。[xi]正是這一原則的存在,使得票面上記載的票據權利可以脫離票據基礎關系,通過背書轉讓給第三人,而且隨著背書次數的增多,票據的信用程度也相應提高。這就使交易中的風險得到控制,從而使票據成為商業社會里公認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所以,這一原則可以說是票據制度得以存在的靈魂。那么,實現這一交易保障功能,是否必須借助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的理論呢？

__票據的移轉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債權移轉。對于一般的債權移轉,債權人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xii]并且,債務人接到債權轉讓通知后,債務人對讓與人的抗辯,可以向受讓人主張。[xiii]這就使得債權被移轉的次數越多,新債權人承擔的 風險也就越大。正是為了消除這種風險,人們規定票據的移轉不能遵守普通債權的移轉規則,背書人不需要通知其前手,相應的其和前手之間基于票據基礎關系而產生的抗辯理由,不能由其前手向被背書人（票據權利受讓人）主張。這就是票據行為無因性原理產生的制度基礎和必要性。而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之間,既不存在債權移轉的法律關系,也不存在由于抗辯理由的承繼而對債權人造成的風險。主張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依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并不影響他們的后手依然可以依票據抗辯的切斷原理要求他們承擔票據責任,所以并不會對票據的流通性和信用保證造成任何影響。如果某持票人所持票據在從前的流轉過程中曾經出現基礎關系欠缺或瑕疵的情況,他的票據權利也完全可以通過《票據法》第17條得以保護,因為他可以相信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是不會通過票據移轉而延伸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主張票據行為的相對無因性已經足以保障票據的流轉和交易的安全。

從法律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來分析,主張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之間也適用票據行為無因性原理也是不符合我國傳統的。適用這一理論的結果是:當直接當事人之間的票據基礎關系欠缺時,持票人仍然可以向作為直接當事人的出票人或前手主張票據權利,不過由于主張票據權利的結果將使得持票人不當得利,所以出票人或其前手可以主張不當得利的抗辯而拒絕支付票據金額,或者在支付后可以向獲益人主張不當得利的返還。前一情況的結果和主張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依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的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糾纏于基礎關系抗辯還是不當得利抗辯的純粹概念之爭而已,而這一不當得利抗辯的依據仍然是票據基礎關系。后一情況將使出票人或前手的利益受到損害,因為依照學說,不當得利于受益人占有期間若因不可歸責于他的原因而滅失,則不再返還。[xiv]這對于對基礎關系的欠缺沒有責任的出票人或前手（比如在由于對方不履行合同義務而使基礎關系滅失或出現瑕疵的情況中）來說,實屬不公。所以,對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主張票據行為的無因性,是欠缺實踐意義的。

三

考諸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陸國家票據法,可以發現并沒有在字面上等于“無因性”的概念,類似的理論在德國法上稱為抽象性原則（Abstraktionsp rinzip）.這一原則在德國法上的定義和在我國一樣有爭議,其基本分歧點也在于:票據債務人針對其直接當事人（即出票人或 前手）是否可以主張由票據基礎關系產生的抗辯。[xv]也就是上已述及的票據行__為無因性的絕對性還是相對性之爭。如果承認這一抽象原則在票據關系直接當事人之間也適用,則該原則就可以類比于民法領域中的物權行為抽象性原則（在我國同樣被稱為“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以及單純債務承認和債務約定的抽象性原則（我國有學者將其稱為“無因債權”,[xvi]票據行為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后者的變體。

禁止某些票據抗辯的做法于實踐中出現后,擅于辨證思維的德國法學家就試圖使其在法學理論上與傳統羅馬合同法的精神相一致。起初人們傾向于將票據解釋為一種特殊合同,認為這種禁止抗辯是由票據義務的性質決定的。直到19世紀30年代,學者們才認識到票據的作用遠遠不止于一種特殊合同憑證,而將其稱作“商人間的紙幣”。[xvii]學者們這時不再將出票行為視為設立了合同,而主張這是一種單方承諾,每一個以適當方式取得票據的人都可以和出票人形成票據關系。所以票據持有人的權利不受針對前手而產生的法律關系的影響。于是,學者們認為:所有在紙面上無法得知的針對前手的票據抗辯都應被禁止。[xviii]這樣,在禁止某些票據抗辯的做法于實踐中已出現了100多年之后,票據行為的抽象性理論終于在學術界成型了。

后來,德國學者還從羅馬法意義上的合同理論對票據行為的抽象性進行了解釋。因為按照羅馬法的傳統理論,債務原則上只能由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和其他法律關系產生,而票據每一次被背書轉讓,原則上肯定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礎關系。所以,每次背書都產生了新的對于付款的承諾,即一個抽象的債務承認,針對持票人不能提出基于出票人和其他票據當事人之間關系而產生的抗辯。這種抽象債務說的解釋,后來得到了《德國民法典》第780條和第781條的支持。[xix]至此之后,德國學者一般都將票據行為看作是特殊的《民法典》第781條意義上的債務承認。這一債務承認的效力并不因其基礎關系的無效而當然失去效力。[xx]

票據行為的抽象性原則確切含義如何,曾在德國引起廣泛討論。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有一些學者針對票據行為是否自始至終存在抽象性提出不同意見,其中以著名法學家維蘭德（Wieland）的觀點反響較大。他認為:票據行為應該屬于一種原因行為。持票人針對票據債務人僅僅具有一種請求權,那就是基于基礎關系的請求權。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據表現了基于基礎關系的請求權,將票據交付給該持票人的行為不過是“權利基礎的補充說明”,票 據在這里僅僅作為由基礎原因關系聯系起來的雙方當事人間的補充形式而存在。那么票據的特殊性還是否存在呢？ 維蘭德認為:票據的意義在于幾方當事人如果出現了法律爭議,持有票據的當事人可以獲得優先權（bevorrechtigte Stellung）.最初持票人享有根據票據文義和對票據流轉的證明而提出訴訟的權利,但他和出票人之間的票據關系須以基礎關系成立為基礎。只有到了和基礎關系無關的后手那里,票據關__系才顯出抽象性的特征。[xxi]不難看出,這一主張類似于上已述及的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

不過,類似的主張并沒有成為德國司法判決和學術著作中的主導意見。近幾十年來,德國票據法學界對票據行為抽象原則的闡述是:票據請求權完全不受基礎關系瑕疵的影響。比如在匯票出票人和承兌人的票據基礎關系（這里主要是資金關系Deckungsverh?ltnis）無效時,不僅作為非直接當事人的受款人之票據請求權當然不受影響（這一點世界各國沒有例外,以上文述及的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學說即可解決）,而且出票人仍然可以對作為其直接當事人的承兌人主張票據權利。當然,這一主張將使出票人獲得不合理的不當得利,[xxii]所以承兌人可以針對出票人的票據請求權提出不當得利抗辯。[xxiii]同理,如果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之間的票據基礎關系（這里主要是原因關系Zuwendungsverh?ltnis等）無效,受票人仍可以對承兌人主張票據請求權,當然,此時承兌人可以主張基礎關系欠缺,提出不當得利抗辯,如果已經支付,還可以由承兌人（在承兌人已經將款項從出票人賬戶中劃出時,由出票人）提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德國民法典》第812條第1款第1句）.[xxiv]此時,證明基礎關系不存在的責任落于提出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的直接當事人之上。[xxv]可見,德國法學界的通說主張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

德國法學界的這一傾向可以從該國的民商法理論中找到依據。上已述及,該國民法理論中存在著法律行為的抽象原則這一總括概念,它在物權法、債法上分別有所表現,而票據行為的抽象性只是抽象性債權在商法上的特例。這些抽象性的概念有一共同之處,即基礎關系和抽象性的物權或債權關系分離,基礎關系無效并不導致物權或債權關系無效,但物權或債權關系的義務人可由于基礎關系無效而提出不當得利的抗辯,如已經交付,則受益之人須返還不當得利。[xxvi]所以,德國民法的一個特征就是不當得利請求權在學說和司法實踐中有重大意義。基于這一上百年的學術和實踐傳統,在票據行為中承認絕對的抽象原則（無因性）就是順理成章的,實踐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參加人都習慣了本國制度,加之對受益人返還不當得利的 請求權實踐中常能得到支持,所以也不會給交易帶來不便。

德國的票據立法卻與司法和學術的發展不同。19世紀初期,德意志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各邦都有著自己的票據立法,在1847年時,德意志境內就存在著56種不同的票據法律。[xxvii]在這一年,各邦選派的委員會于萊比錫制定了一部統一的票據法,盡管它被第二年于法蘭克福舉行的帝國會議宣布為帝國法律,但隨著1848年革命的失敗,這一宣布也變得無效。過了近10年, 1857年的紐倫堡會議上對這部法律草案進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紐倫堡文本,該文本在隨后的幾年內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幾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國（包括奧地利）宣布為內國法,至此德意志各國實現了票據立法實質上的統一。1871年德國統一后,該文本被宣布為帝國法律,即《德意志普通票據法》（Allgemeine DeutscheWechselrechtsordnung）.在該法中,立法者有意僅僅規定票據關系本身,對于票據的基礎債務關系完全不涉及。這表達了立法者認為票據系與其資金關系完全無關的獨立權利的觀念。對于票據行為規定特殊的訴訟時效,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這些規定都對以后的票據立法有深遠影響。但該法并沒有貫徹絕對的票據行為的抽象性原則。

20世紀初的票據統一立法運動,產生了1930年的《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這一統一立法后來被歐洲大陸的幾乎所有國家納入到其本國的票據立法之中。1933年《德國匯票本票法》中的前兩章幾乎就是對這部統一立法的翻譯。這一法律的第1條即規定了匯票的必要記載事項,其中不但沒有提到票據的基礎關系,而且在第2項還明確規定不得對票據付款進行任何限制（無條件付款記載）,因此任何基礎關系上的限制都不能影響匯票的付款。同法第17條規定:“被提出票據請求權之人,不得以自己和出票人或者前手之間的直接關系中存在的理由對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在取得票據時已知對于債權人不利之處的除外。”此系為各國法律包括我國《票據法》第13條所吸收。票據抗辯切斷原理,也可以理解為票據行為相對的無因性。此外,還有德國學者認為《匯票本票法》第9條（出票人的責任）、第15條（背書人的責任）以及第28條（承兌人的責任）也體現了不計票據基礎關系的無條件付款的要求。但由于國際統一立法的文字需要照顧各國需要,這些條文的立法語言都沒有貫徹德國學者的票據行為的絕對抽象原則理論。[xxviii]所以,這一原則在德國和《民法典》上對物權行為的抽象性以及抽象債權的規定不同,并沒有法律條文依據,現今仍僅依靠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學術理論進行解釋。

與德國不同的是,同屬歐洲大陸的法國卻在民法基礎理論中沒有承認法律行為的抽象性原則,所以也就沒有物權行為的抽象性和抽象債權的概念,相應的,無論在立法、司法還是學術理論中,法國都完全沒有承認過票據行為的絕對抽象性原則。《法國民法典》第1131條規定:“任何請求權的有效都須以真實而合法的權利基礎為前提。”歷來的法國學術界都不承認票據行為系不同于基礎關系的獨立行為,而認為它們是合為一體、密不可分的。[xxix]在《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生效之后,法國也接受了這一國際統一法,并對自身的法律作出了一些改動。法國學術界也逐漸認為在票據法律關系中存在著兩種請求權:由票據基礎關系產生的請求權和由票據本身產生的請求權。但是學者們始終認為:雖然票據請求權是單獨的請求權,但卻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基礎關系的原因相關。這意味著:基礎關系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或嗣后消失,則票據義務亦將被視作不存在或不再存在。[xxx]這一和德國票據法理論的差異在實踐中并不會導致重大不同,因為法國法上證明基礎關系不存在的舉證責任也落于票據債務人（即德國法上因此而產生的不當得利的受害人）之上。[xxxi]當然,類似于德國《匯票本票法》第17條和我國《票據法》第13條的對票據抗辯的切斷（即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的規定,在法國票據法中也存在。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說,法國的票據制度和我國現行《票據法》的制度非常近似。

就票據法而論,在歐洲大陸內部承認德國式的票據行為絕對抽象原則的國家非常之少,因為在民法理論中承認法律行為的抽象原則、繼而承認物權行為的抽象性和抽象債權的國家本就少見。我國票據法學者長期以來認為票據行為無因性在世界各國和國際統一性立法中被普遍承認,[xxxii]如果將這里的“無因性”理解為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則這一判斷是不準確的。當然,世界各國的票據立法,包括國際統一立法,都規定了類似于我國《票據法》第13條的票據抗辯切斷條款,也就是本文所稱的票據行為的相對無因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一原則確實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而我國現行《票據法》第13條本身已經和國際規定完全接軌,并無任何落伍之處。認為我國法律徹底否定票據的無因性特征,與國際慣例完全不一致的觀點,[xxxiii]是過于偏頗了。

四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對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原則進行分析首先一定要區別絕對無因性和相對無因性兩種不同的理論。簡而言之,它們的區別在于是否承認票據行為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依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承認這一可能性的為相對無因性理論,反之為絕對無因性理論。在歐洲,完全承認票據行為絕對無因性的只有德國等少數國家,其背景是該國民法理論對法律行為抽象原則的承認,并且這一理論僅停留在司法和學術研究中,于法律條文上并無體現。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只是承認票據行為的相對無因性,國際統一立法也是如此。

我國《票據法》第13條和歐洲各國的立法以及國際統一立法相一致,確立了票據行為相對無因性的原則,已經非常完備。我國民法理論長期以來雖然有所爭議,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并不承認法律行為的抽象性原理,也不承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和所謂無因債權的存在。我國法律界人士也不習慣過多地適用不當得利理論來解決本來相對簡單的法律關系糾紛。如上所述,如果允許票據關系的直接當事人依據票據基礎關系提出抗辯就可以解決很多爭議,而這對保障票據流通、維護交易安全又沒有任何不利之處,則完全沒有必要引進票據行為的絕對無因性學說,徒然增加法律關系的復雜性和交易的風險。因此,我國《票據法》在修訂時,應完全保留第13條的規定。需要注意的是該法第10條和第21條,它們對本已清晰明確的第13條造成了“干擾”,應在修訂時予以廢止。

注釋：

[i]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5頁。

[ii] 謝懷軾:《票據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王小能:《票據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5頁；梁宇賢:《票據法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

[iii] 同注[1]引書,第375頁；王小能:《中國票據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iv] 謝懷軾:同注[2]引書,第41頁。

[v] 趙新華:《票據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vi] 王小能:同注[3]引書,第99頁。

[vii] 李新天、李承亮:“論票據不當得利的返還與抗辯———兼論票據的無因性”,《法學評論》2003年第4 期,第43頁。

[viii] 王小能:同注[1]引書,第2版,自序,第3頁。

[ix] 陳自強:《無因債權契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頁。

[x] 同注[7]引書,第37頁。

[xi] 王小能:同注[1]引書,第2版,自序第3頁；趙新華:同注[5]引書,第38頁。德國學者也持相近觀點,參見布洛克斯（Brox）:《商法和證券法》（Handels482（第23382（457-459頁）.[xxvii] 胡克、卡那利斯（Hueck /Canaris）:《證券法》（Rechtder Wertpapiere）,第5章,第4節,第7段；鮑姆巴赫、海弗梅爾,前揭書,匯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碼2（49頁）.[xxviii] 默拉維茨（Morawitz）:《國際票據法》（Das internationaleWechselrecht）, 1991年版,第15頁。

[xxix] 施陶博（Straub）:《國際票據法的法律選擇》（Zur Rechtswahl im internationalenWechselrecht）, 1995年版,第5頁。

[xxx] 施陶博,同注[29],第7頁。

[xxxi] 鮑姆巴赫、海弗梅爾,同注[ 11] ,匯票、本票部分,前言,角碼10（第53頁）.[xxxii] 趙新華:《票據法》, 1998年版,第48頁；李新天、李承亮,同注[ 7] ,第40頁。

[xxxiii] 錢弘道:“中國金融體系如何適應WTO規則”,《現代法學》, 2000年第6期。

楊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