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中國農民起義的點滴思考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國任何革命與社會變革，沒有農民的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農村沒有實現大的變動，農民沒有一個大的變動。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為農村有了一個大的變動，農民有了一個大的變動。

毛澤東將農民稱之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這是

一個十分準確的定位。農民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但是，中國農民存在著許多嚴重的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皇權主義、帝王思想、絕對平均主義、流寇思想、山頭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這種思想，那種主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固然要表露，在時機并不成熟的時候常常也表露得一覽無余。

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農民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變革的主力軍，依然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長期處于弱勢群體的農民時時都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生活陷入絕望的農民往往敢于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太平天國運動就是近代農民希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次生動寫照。在這次運動中，農民的弱點也再次表露出來：他們痛恨不平，所以擁戴平均主義甚至絕對平均；他們痛恨皇帝，但自己也想做一回皇帝夢；他們痛恨政治腐敗，但自己也羨慕奢豪腐化的生活。

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了把主要由農民組成的中國紅軍改造成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軍隊，特意請郭沫若寫了著名的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聯系《甲申三百年祭》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毛澤東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當時，中央將《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印行，作為全黨整風的學習文件。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全黨發出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于進北京后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干部，實為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一代偉人毛澤東特別希望總結歷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兩次農民起義的教訓，也特別要求我們黨要吸取這兩次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

而毛澤東之所以要突出明末農民軍和太平天國的教訓，顯然是這兩次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實在太典型了，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又確實有太多的相似相通之處。例如：

1、大勝即驕。作為勝利者，特別是農民革命的勝利者，驕傲的反映是腐敗。在勝利到來或快要到來時，農民起義的首領丟棄了革命的宗旨，迅速地走向腐敗，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的通病。李自成在極短的時間里取得了極大的勝利，在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情緒。李自成和大順王朝的農民領袖們在接受大明江山的同時，也接受了大明王朝的專制與腐敗。他們在北京縱聲色、奪名利、掠財物、殺功臣，“縱貪橫于京畿”，弄得京城民怨沸騰。與李自成如出一轍，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農民領袖們在定都天京的同時，也接受了大清王朝的專制與腐敗。無論洪秀全還是楊秀清，其貪婪、奢侈的程度較之他們革命的對象有過之而無不及。

2、忽略強敵。農民起義領袖在取得勝利后幾乎無一例外地急于斂財享樂而置當前大敵于不顧。李自成農民軍進京后，大敵在關外虎視眈眈，他卻熟視無睹，聽任數十萬大軍在北京城飲酒作樂。洪秀全的大敵在北方，他卻只派了兩萬人的部隊北伐，而自己在南京城大修天王府宮殿，所用兵丁達十多萬。無論是李自成還是洪秀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敵人，結果吃了大虧。

3、不講政策。李自成在起義之初以民謠的形式宣傳起義軍的綱領：“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也宣傳“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革命的宣傳是必要的手段，但是虛假的宣傳卻是革命運動的大敵。李自成與洪秀全的革命宣傳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一張永遠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李自成提出建立政權后將實行“三年免征”。可是，面對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軍餉從何而來？為了籌集軍餉，李自成縱容其部下在北京對明代高官富豪嚴刑拷打，勒索錢財，結果造成社會劇烈動蕩。洪秀全宣傳的平等，只是遮人耳目的一面旗幟。在這面旗幟的背后，他自己娶了88個老婆，他十幾歲的兒子也娶了4個老婆，卻不允許他的“兄弟姊妹”合家團聚。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好，廉價的許諾終于引起天怒人怨。

4、脫離群眾。李自成是一個軍事家，身先士卒，歷經百戰，馬上18年，奪得大明江山。他在西安立國稱帝，國號大順。奇怪的是，山海關戰后，李自成敗歸，匆匆在4月28日于北京武英殿再次登位，接受百官朝賀。當夜五鼓，李自成倉皇出京。李自成兩次稱帝，說明他的帝王思想非常濃厚。其實，豈止是李自成，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領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有濃厚的帝王思想。洪秀全起義之初，迫不及待地在武宣東鄉稱王。定都南京，尚未取得全部江山，便在南京城里當起逍遙自在的太平天王了。洪秀全深居簡出，以至于清軍一直以為洪秀全只不過是太平天國虛擬的一尊偶像，可見洪秀全脫離群眾到了何等程度！

5、妄殺功臣。妄殺功臣是歷朝歷代的通病，所謂“狡兔死，走狗烹”，農民起義領袖也未能例外。李自成聽信牛金星讒言，妄殺李巖、李牟兩兄弟，引起大順政權內部分裂。1856年，天京發生內訌，韋昌輝殺了楊秀清，洪秀全殺了韋昌輝，太平天國早期核心領袖六個人到內訌后僅剩洪秀全一個孤家寡人。民間流傳說：“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主，依舊讓咸豐”，民間傳言竟不幸而言中。

重慶《新華日報》當年在刊登郭沫若的文章時，同時刊登了毛澤東的一段名言：“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確實不應當割斷歷史。這是因為，我們需要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

縱觀歷史上一朝一代的更迭，莫不與農民有關。一個王朝的崛起，往往是借助農民的力量；一個王朝的覆滅，往往也是出自農民的力量，真所謂“成也農民，敗也農民”。李自成和洪秀全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個王朝的滅亡首先是人心的喪失，也即道義的喪失，而喪失人心、喪失道義的王朝注定是短命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史學家對三個世紀前農民起義失敗的總結，對共產黨人而言，則反映了共產黨人以歷史為鏡對未來命運的思考，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價值之所在。

第二篇：明代農民起義

明代的農民起義

第一節明初的農民起義

明初從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間，是明朝政治較為清明、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元末農民大起義，不僅以改朝換代而告結束，而且沖刷了元末社會的痼疾，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創造了前提。與此同時，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會作了不少的努力，從而緩解了緊張的社會矛盾。然而未經農民起義掃蕩的地區，地主豪強與廣大農民的尖銳矛盾，卻并未因為明朝的建國而緩和，反而由于戰亂對經濟的破壞，地方官吏的胡作非為、橫征暴奪而更加激化，農民的負擔并未減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無法生存的貧苦農民，不斷舉行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遍布于大江南北，發生在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陜西、山東和浙江等地。起義規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多的也有幾萬人、幾十萬人，但卻此伏彼起，連綿不斷，次數不下四百次。白蓮教起義的余波白蓮教在下層人民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元朝末年，以白蓮教為號召，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紅巾軍大起義。即使到明朝建國之初，在白蓮教活動的地區，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蓮教組織發動起義。

江西、湖廣地區，在元末農民起義時，一直是徐壽輝、陳友諒割據政權的管轄地區。因此，這里受白蓮教的影響特別深。明朝初年，這里的白蓮教起義不斷。洪武六年（1373）正月，蘄州人王玉二聚眾燒香密謀起義。同年六月，羅田縣人王佛兒，自稱彌勒佛降生，鼓動民眾起義。洪武十二年七月，陳友諒舊部荊州孫諒等曾謀起義。洪武十九年，福建將樂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稱為彌勒佛大師，燒香聚眾作白蓮會，并與當地居民楊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謀起義。彭玉琳稱晉王，置官屬，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縣民李某自稱彌勒佛，發九十九等紙號，用“龍鳳”印璽，置日月袍、綠羅掌扇令旗等準備起義。第二年袁州府萍鄉縣民又用彌勒教宣傳群眾。這些起義有的在組織中，有的在發動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鎮壓。

四川、陜西在元末也是白蓮教盛行的地區。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縣（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貴聚眾起義，殺死知縣顏師圣。起義者聲勢日振，先后占領十四州縣，屢敗四川都指揮普亮，明朝調遣四川威茂平羌將軍丁玉，率軍鎮壓。七月間，起義失敗。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廣安① 據湯綱、南炳文《明史》考證：所謂“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貴以彌勒教或白蓮會來鼓動群眾。州（今四川廣安）人以彌勒佛“惑眾”，被捕斬。陜西階州（今甘肅武都）人金剛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動于沔縣（今陜西勉縣）西部地區，以佛法“惑眾”。洪武二十五年，陜西又有徽州（今甘肅徽縣）“妖人”聚眾起義①。洪武三十年，沔縣人高福興、田九成等聚眾起義，并與沔縣西部金剛奴領導的起義部眾合并到一起，眾至千余人。高福興自稱彌勒佛下世，田九成稱漢明皇帝，建年號龍鳳，金剛奴號為四天王。起義軍攻破山寨，殺死官軍，又攻入略陽，殺知縣呂昌，復攻入徽州（今甘肅徽縣）、文縣。明政府派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統率四川、陜西都司明軍數萬人前去鎮壓。九月，起義軍主力部隊失敗，高福興被捕犧牲，其部眾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剛奴和仇占兒率領下一直堅持到永樂七年（1409）。這次起義前后持續達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東也是白蓮教活躍地區。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聚眾起義，自稱是彌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紛紛加入，“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②。山東地區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東益都）人孫古樸即聚眾起義，自號“黃巾”，襲擊莒州（今山東莒縣），殺同知牟魯。不久即遭鎮壓。永樂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區又爆發了唐賽兒領導的農民起義。唐賽兒是蒲臺縣農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蓮教組織群眾，自稱佛母，在山東益都、諸州、安州、莒州、即墨、壽光諸縣活動。唐賽兒起義后，占領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來鎮壓的明青州衛指揮高鳳，起義軍聲勢更為高漲。山東布、按三司連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遠侯柳升、都指揮劉忠率領京軍前往鎮壓，圍攻 1 卸石棚寨，唐賽兒率眾于夜間襲擊明軍突圍，都指揮劉忠戰死。與此同時，起義軍別部賓鴻軍攻下莒州、即墨，約萬余人圍攻安丘，在山東沿海備倭的都指揮衛青率騎兵來戰，起義軍二千人被殺。與此同時，明鰲山衛指揮王貴也在諸城獲勝，起義軍被殺甚眾。唐賽兒起義不到一月即遭鎮壓失敗。成祖因未能捕獲唐賽兒而驚恐不安，他懷疑唐賽兒削發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①，既而“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后幾萬人”②，可終究沒有查出唐賽兒的下落。唐賽兒起義是明初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影響深遠。

地方性的農民起義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傳》。

② 《明太宗實錄》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樂：《見聞雜記》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明書》卷一六一《唐賽兒傳》；《明史》卷一五八《段民傳》。

② 李樂：《見聞雜記》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明書》卷一六一《唐賽兒傳》；《明史》卷一五八《段民傳》。

明初農民起義雖然遍及全國十來個省份，從黃河兩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義者的足跡，但這些起義多局限于某一地區，有的只限于一個縣或幾個縣。

廣東地區。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義，占領揭陽、潮陽兩縣，后被潮陽衛明軍鎮壓。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陽縣朱得原又聚眾起義。洪武十四年，海陽縣民千余人又起義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陽縣民還在曾水蔭等率領下攻打州縣。在廣東，明初起義規模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廣州人曹真和蘇文卿聯合山區里的單志道、李子文等人發動的起義。起義者據險立寨，有眾數萬人，戰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領了番禺、鹿步、清遠大羅山等處，又攻打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縣，聲勢浩大，多次擊敗南雄侯趙庸步騎舟師的進剿，后廣東參政閻鈍、千戶張惠率軍來援，才鎮壓了這次起義。第二年，廣東又有首領號稱“鏟平王”的起義，眾至數萬人，明廷派趙庸鎮壓了這次起義。

廣西地區。洪武三年（1370），陽山縣十萬山寨人民聚眾起義，反對明朝統治，被南寧衛明軍所鎮壓。洪武五年，南寧衛指揮僉事左君弼強征農民當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廣西桂平縣大藤峽地區的瑤族、壯族人民，因不堪忍受當地官府的橫征暴斂而起義，被柳州衛明軍所鎮壓。到洪武二十八年，瑤壯族人民又聚集數萬人，以更吾、蓮花、大藤等寨為據點，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發展。明政府派征南將軍楊文與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率軍鎮壓了這次起義。洪熙元年（1425）思恩縣覃公旺與河池縣罩公新聯合忻城莫山洞韋萬黃等起義；直到宣德年間，起義者還在活動。

福建地區。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縣民陳同聚眾起義，進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縣，曾擊敗泉州衛軍，后被駙馬都尉王恭軍鎮壓。洪武五年，同安縣民吳毛狄聚眾起義，占據了縣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鈞顯起義，攻占安溪縣，“奪縣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龍巖縣民江志賢聚眾數千人起義。洪武十四年，福安縣民聚眾八千余人起義，同年龍巖縣民起義，自立官署，進攻龍溪縣。

江西地區。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龍泉人民揭竿而起，起義領袖自稱順天王，曾打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仁率領的明軍，起義堅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國公征南副將軍鄧鎮所鎮壓。洪武二十二年，贛州農民夏三舉行起義，眾至數萬人，并與湖廣地區農民相聯絡，聲勢浩大。明朝特派東川侯胡海為總兵官，普定侯陳桓為左副將軍，靖寧侯葉昇為右副將軍，率領三萬三千五百人前往鎮壓，起義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縣艾長胞聚眾起義，抗拒官府，殺死官吏。宣德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率眾三千起義，在大盤山立營扎寨。夏九旭犧牲后，起義部眾由曾子良領導，并聚集永豐、新① 《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樂三縣農民三萬余人，再次占據大盤山，自稱永順王，聲勢頗為壯觀。湖廣地區。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廣五開（今貴州黎平縣）民吳奤兒發動起義，明靖州衛指揮僉事過興率三百人前去鎮壓，被起義軍打敗，過興父子被殺。十一月，明朝以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為總兵官率軍前往圍剿，起義軍作戰失利，吳奤兒在人民的掩護下得以逃脫，回到家鄉秘密活動，積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稱鏟平王，古州十二長官司悉應之，號二十萬”①。明廷聞訊大震，急派信國公湯和為征蠻將軍，江夏侯周德興、都督同知湯醴為副，會合楚王的護衛隊，號稱二十萬大軍，將起義鎮壓。永樂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發動起義。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宮，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樂四年，吏部侍郎師逵在湖南役使十萬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喪生。李法良起義后，應役伐木的民工紛紛參加。起義軍轉戰至江西安福縣，遭到明軍堵截，再至吉水，被明軍鎮壓。

浙江地區。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葉保五聚眾暴動，處州衛與溫州衛聯合派兵鎮壓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處州、溫州三府吳達

三、葉丁香聚眾起義，攻城略地，眾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僉事張德率兵往剿，吳達

三、葉丁香戰敗被俘，起義失敗。永樂二十二年（1424），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周叔光、王均亮聚眾兩千余人起義。宣德六年（1431），浙江麗水、青田陳才等率眾二百余人起義，“被甲持刀，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①。

四川地區。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發人民大起義，眾至“五萬余人，攻圍松潘衛城，轉攻威茂、疊溪等處”②。并南下搗毀綿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揮僉事韓整、高隆并敘南衛指揮吳玉調集京師、陜西、貴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發生起義。十月，明朝以都督陳懷為總兵官，遣都指揮邢安率兵圍攻，都指揮趙寧率兵往援，鎮壓起義。邢安、趙寧皆戰死③。

① 談遷：《國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實錄》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談遷：《國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國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節明中期的農民起義

在明初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過程中，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顯露。洪武時，太祖屢屢頒詔天下獎勵農民墾荒，然而當田地墾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現象隨之發生。到洪武末年，據戶部奏報，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隸府州占田七頃以上的富民就有一萬四千余戶①。到明中葉，土地兼并日益加劇，“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賦役、地租的苛重，使破產失業的流民大量出現，社會矛盾也因之尖銳起來。在明中期延續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農民起義連綿不斷，不僅起義的次數多，涉及的地區廣泛，幾乎遍及全國各個省區，而且往往是一個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來，高潮之間間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統、成化、正德時期最為集中。

正統年間浙閩農民起義明代銀礦的開采為官府所壟斷。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間開挖，并劃定封禁山區，派重兵駐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處的仙霞嶺，即是禁區之一。但受生活驅迫的人民，仍冒險進山“盜礦”，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礦工的武裝反抗。

正統七年（1442），浙江慶元人葉宗留與王能、鄭祥

四、蒼大頭等聚眾千人，進入仙霞嶺地區開采銀礦，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統十年舉行起義，進攻江西的永豐，明朝調集南昌前衛，廣、鉛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前去鎮壓，結果被起義軍打得大敗。后永豐知縣鄧容入山招撫，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幫助官軍誘殺了鄭祥

四、蒼大頭等三百余人。葉宗留率余眾逃出，轉移到處州（今浙江麗水）、云和、政和等地，繼續開采銀礦，聚眾至數百人。正統十二年九月再次起義，攻占政和縣城，復還慶元，召得千余人，活動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區，勢力發展到數萬人，并派兵進占三省交通要道車盤嶺，以致“行旅斷絕”①，官府一籌莫展。

正統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農鄧茂七率眾在沙縣暴動。鄧茂七原為江西建昌人，佃農出身，初名鄧云，后至福建寧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戶征取田租外，還強迫佃戶逢年過節時向地主交納雞鴨等“冬牲”。福建御史柳華整頓里甲組織，將各鄉編組，設置總甲、小甲統領，鄧茂七被任為總甲。于是他便利用總甲的合法身份，號召農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縣衙，縣里派出巡檢來捕，鄧茂七殺了弓兵聚眾起義。知縣率三百名軍兵前來鎮壓，鄧茂七起義軍又把他們打得大敗，并殺了巡檢和知縣。附近州縣人民積極響應，不數日，眾至數萬人。起義者進攻上杭、汀州、光澤，順流下邵武、順昌，攻占了二十余縣。尤溪爐主蔣福成號召“爐丁”及村落貧民起義，有眾萬余人，攻占了尤溪縣城。而后與鄧茂七起義軍會合，占領了沙縣，并在這里建立農民政權，鄧茂七自號“鏟平王”。

①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

① 高岱：《鴻猷錄》卷十《平處州寇》。

鄧茂七起義后，“東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張楷監軍，以都督劉得新、陳榮任總兵、副總兵前去鎮壓，途經浙江時，與葉宗留起義軍相遇。正統十三年（1448）十一月，葉宗留率眾與明軍奮戰，不幸中流矢死。部眾由葉希八率領，繼續打擊明軍，聲勢漸振，發展到數萬人，并與福建鄧茂七起義軍互為聲援，此入彼出，使明軍兩面應戰。在福建，鄧茂七也積極向外發展勢力，分遣別將由德化、永春、安溪進攻泉州，鄧茂七率部攻打建寧。八閩之地，數月之間，幾乎為起義軍席卷。起義者擴充到八十余萬人。

閩浙農民起義軍勢力的不斷發展，使朝廷驚恐萬狀，于是正統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兼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監軍，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前往鎮壓。二月，鄧茂七親自率兵進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軍埋伏，明軍突起合法，農民軍遭到挫敗，鄧茂七中箭身亡。鄧茂七的侄兒鄧伯孫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繼續堅持戰斗，最后戰敗被殺。轉戰于浙江境內的葉希八迫于壓力降明。

除了這兩次大規模的起義外，正統年間廣東還發生了黃蕭養領導的起義。黃蕭養是廣東南海縣人，他被明政府以“盜賊”的罪名關在廣州監獄。正統十三年（1448）九月，黃蕭養與獄中難友集體越獄成功，遂舉行起義，“赴之者如歸市”①，旬月間勢力發展至萬余人。次年六月，黃蕭養率部分水陸兩路圍攻廣州城，長達三個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區的苗、瑤等少數民族也參加了黃蕭養的起義。為了鎮壓這支起義軍，明朝調動了兩廣和江西數省的軍隊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戰中，黃蕭養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撫，一萬名將士遭到屠殺。余部堅持斗爭到成化年間才被鎮壓。

②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齡：《后鑒錄》卷八；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黃盜》。

① 項忠：《報捷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六。

成化年間荊襄流民起義荊襄地區位于湖廣、河南、陜西、四川四省交界處，“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①。長期以來，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流亡到這里墾荒開礦，官府難以禁止。成化時，這里流民的數量已達一百五十萬人以上②。為了加強對流民的管轄，明政府曾于天順八年（1464）特增設湖廣布政司參議一員，專門負責處置荊、襄、南陽三府流民事宜。正當明政府進一步加強控制時，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華人劉通（又名劉千斤）、石龍（又名石和尚）在湖廣房縣領導流民起義。劉通自稱漢王，年號德勝，分設將軍、元帥等 4 官職，附近流民紛紛響應，眾至四萬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以及湖廣總兵李震等督軍征討。成化二年，總兵李震率兵進山圍剿，起義軍在梅溪附近大敗李震軍，殺死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白圭見李震戰敗，急調京營及江西、四川諸路兵馬，從南漳、遠安、房縣、谷城四路攻擊。劉通、石龍力戰不支，被俘犧牲。

劉通、石龍所領導的流民起義失敗后，流民仍源源不斷地進入荊襄山區。成化六年（1470），劉通的部下河南新鄭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發動起義。李原于這年十一月稱太平王，“往來南漳、內鄉、渭南，號召饑民至數萬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與湖廣總兵李震發京營兵及神槍火器營前往鎮壓。項忠到襄陽后，又增調永順、保靖土兵，共二十五萬，分八路進攻起義軍①。同時遣人入山招誘流民出山復業，削弱了起義軍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軍襲擊，戰敗被俘。小王洪率眾五百轉至均州（今湖北均縣），也被明軍所俘。項忠對起義軍和流民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尸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②。然而，項忠的濫殺并未解決荊襄的流民問題，失業的農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荊襄地區的流民又聚集到幾十萬人之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建議借鑒東晉時僑置郡縣的辦法，處置荊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納了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經略鄖陽，開設鄖陽府，領七縣，撫輯流民。荊襄地區的流民，暫時得到安撫。

正德年間各地農民起義正德年間，武宗的荒怠和劉瑾的擅權，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農民的武裝反抗斗爭在較廣泛的范圍內發展起來，其中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個地區，而聲勢最大、影響最大的是劉

六、劉七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軍。

②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上《項忠傳》。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傳》。

④ 毛奇齡：《后鑒錄》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項忠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

四川農民起義。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寧人劉烈率當地民眾起義，進攻陜西漢中等地。次年，劉烈為亂兵所殺。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寧人藍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發動起義。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稱“刮地王”，廖惠稱“掃地王”，各地民眾紛紛揭竿而起，眾至十萬，置四十八總管，勢力擴展到陜西、湖廣地區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書洪鐘總督四川、陜西、湖廣、河南四省軍務，會合四川巡撫林俊，并調集石柱等地少數民族土兵前往鎮壓。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龍灘河的戰斗中被俘。藍廷瑞和鄢本恕轉至漢中，正德六年初，被陜西明軍逼回四川。在東鄉被明軍圍困，藍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義軍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眾在廖麻子領導下，與曹甫、方四領導的另一支起義軍聯合，繼續戰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壽人，他們于正德六年起義。兩支起義軍轉戰四川、陜西、貴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鎮壓下去。

河北劉

六、劉七起義。河北地區是明朝的近畿，密邇京師，皇室和勛貴廣置莊田，農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時，河北地區受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襲元制，僉派今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地區的農民充當養馬戶，喂養種馬，繳納馬駒，后又令北京附近州縣改養寄養馬，養馬戶負擔很重，時稱“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③。于是，喪失土地而無法生活的農民，往往聚集起來，騎馬馳騁在平原曠野上，劫富濟貧，明統治者稱他們為“響馬盜”。武宗正德時，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盜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揚，專事捕盜”①，弄得人心惶惶。終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劉

六、劉七在霸州率眾起義。他們共推著名的響馬交河人“楊虎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縣“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員趙鐩和他的兩個弟弟也率五百人響應起義。

正德六年（1511）春，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又由山東攻京畿，眾至數萬人。他們兵分兩路：一路由劉

六、劉

七、齊彥名率領，一路由楊虎、劉惠、趙鐩率領。兩路時分時合，往來接應，數月之間，“破邑數百，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④。起義軍所過之處，人民“樂于供給，糧草器械皆因于民，棄家從亂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勢力所及達于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以至江西。這年八月，兩支起義軍聯合進逼京師，遭到明軍的阻擊，于是轉而南下。九月，楊虎一路起義軍破滄州，進至山東，山東諸郡縣多為起義軍所破。明朝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加派京營軍，并增調宣府、大同、綏遠邊兵，前往鎮壓。楊虎軍突破明軍包圍，南向進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遷渡小黃河（黃河故道），楊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鐘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盜》。

③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北直隸·大名府田賦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傳》。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傳》。

③ 高岱：《鴻猷錄》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馬中錫傳》。

⑤ 《明武宗實錄》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楊虎死后，眾推劉惠為首、趙鐩為副，繼續戰斗。劉惠率軍進入南直隸霍丘（今屬安徽），大敗明軍。“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⑥，人民紛紛參加起義，共推劉惠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為副元帥，下設前、后、左、右、中五個都督，分二十八營，各樹大旗為號。旗上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他們轉戰河南、湖廣等地，威震全國。正德七年（1512），趙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師處死。劉惠轉至河南南召，兵敗，縱火自焚。

劉

六、劉七率領的起義軍，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進入山東，連戰連捷。次年，他們再由山東攻入河北，進抵香河、寶坻、玉田諸縣，轉攻武清，屢敗明軍，對京師構成嚴重威脅。明朝發重兵堵截，劉

六、劉七率眾南下湖廣。由于劉惠、趙鐩所率起義軍已被明軍鎮壓，劉

六、劉七孤軍奮戰。后劉六在黃州團鳳鎮兵敗，與其子投水自殺。劉七和齊彥名率眾順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躍在九江、安慶到南通的長江沿岸，“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①。這年八月，起義軍在南通戰敗，劉七中箭投水自殺，齊彥名英勇戰死，幾百名起義軍將士壯烈犧牲。

江西農民起義。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其中撫州東鄉有王鈺

五、徐仰

三、傅杰一領導的農民起義，饒州姚源洞（今江西萬年縣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領導的農民起義，瑞州華林山（今江西高安縣境）有羅光權、陳福一領導的農民起義，贛州大帽山（今江西尋烏縣南）有何積欽領導的農民起義，靖安縣越王嶺瑪瑙寨有胡雷二領導的農民起義②。他們在山谷間據險立寨，遙相呼應，聲勢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調動南方數省軍隊前往鎮壓。在明軍的脅迫下，上述幾支農民起義被先后鎮壓。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與福建、廣東交界的山區，農民的反抗斗爭又趨于活躍。“始則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縣”①，“圍攻城池，敵殺官兵”②。明廷派遣右僉都御史王守仁為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前去鎮壓。到正德十三年，南贛的幾支農民起義先后被鎮壓。

⑥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盜》。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盜》。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贛盜》。

① 《王陽明全集》卷一《添設和平縣治疏》。

② 《王陽明全集》卷九《攻治盜賊二策疏》。

嘉靖年間的農民起義嘉靖時，進入明中葉以來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仍在發展，財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農民武裝起義發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為頻繁。總計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區很廣，幾乎涉及所有省區，起義者除農民外，還有鹽徒、礦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規模很大，人數達數萬，甚至十余萬。規模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東礦工王堂在青州顏神鎮起義，轉戰東昌、兗州二府，進入河南和北直隸地區。次年正月，殺河南明指揮趙太等三十余員，官軍八百余人。二月，起義者遭到明軍鎮壓。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縣陳卿起兵，屢敗明軍進剿，累獲戰捷，“千里內如暴風卷浪”③。十月，明廷調集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四省官軍鎮壓，起義失敗。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師尚詔聚眾數千起義，攻克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縣。九月，攻打宿州，計劃東下取鳳陽，兵敗于五河縣。這次起義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縣八，殺戮十余萬”①，震動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廣東饒平縣人張璉領導的起義軍也活躍起來。他最初參加了鄭八的起義，鄭八死后，他與蕭雪峰分領其眾，轉戰福建、江西間。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奏請調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官軍會同鎮壓。五月，張璉與蕭雪峰戰敗被俘，起義軍三萬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齡：《后鑒錄》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輔傳》。

第三節明末農民大起義

天啟、崇禎間，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經濟剝削的苛重，社會矛盾益趨激化，各地農民起義再度興起，最終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為一個新的皇朝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徐鴻儒、于弘志的白蓮教起義明末以秘密宗教組織的民眾反抗斗爭，迅速發展。萬歷年間，薊州人王森傳播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等省。萬歷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師傳教時被捕，死于獄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鴻儒繼續組織白蓮教，信徒不下二百萬。天啟二年（1622），他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于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義，并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于五月先期發動。當地農民“多攜持婦子，牽牛駕車，裹糧橐飯，爭趨赴之”①。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起義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眾至數萬”②，屢敗官軍。其時，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起義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③。經過半年多的戰斗，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殺害。徐鴻儒起義被鎮壓下去。

陜北農民起義的崛起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是從陜西開始的。天啟七年（1627），陜北災荒嚴重，澄城縣知縣張斗耀不顧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饑民沖進縣衙，殺死知縣。之后，各地農民、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漢南王大梁等，相繼舉起義旗。其后，陜西三邊固原、延綏的饑兵也紛紛嘩變。那些被裁減而無法生活的驛卒，也揭竿而起。從崇禎元年至三年間，各地暴動此伏彼起，勢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農民起義雖發展迅速，但彼此之間缺乏聯系，一般都各自為戰。崇禎三年以后，農民起義已波及到陜西幾十個縣，甚至還擴展到山西，參 7 加起義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并且各部漸有了“小并為大”①的聯合趨勢。

① 清康熙《剡城縣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趙彥傳》。

③ 王一中：《靖匪錄》。

④ 文秉：《烈皇小識》卷二。

農民起義的發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視。于是，明廷在軍事剿殺的同時，采納了陜西三邊總督楊鶴的招撫建議，對起義農民開展誘降活動。一時間，陜西境內的起義農民相繼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撫政策只不過是伺機鎮壓農民起義的一個手段，并不是真正地為民眾著想。因此，許多受招撫的起義首領如王左掛、苗登云等慘遭殺害。這就迫使受招安的農民再次起義。楊鶴的主撫政策也以失敗告終。明廷于是改變策略，專派陜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前往圍剿。留在陜西境內的農民起義隊伍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余部亦紛紛進入山西。崇禎四年（1631）六月，活躍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圍長達六個月后，在陽城為部下所殺。之后，王自用聯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馬守應等“三十六營，號二十萬”②。明廷感到問題嚴重，遂調集重兵在山西加緊圍剿。崇禎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濟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犧牲后，各路起義軍擁推高迎祥為首領，并于這年冬季，從豫北渡黃河南下，連陷澠池、伊陽、盧氏三縣，進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陜西、四川、湖廣等省區交界地帶開展活動。

明廷為了遏止農民軍的攻勢，于崇禎七年（1637）春，命延綏巡撫陳奇瑜任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總督，駐鄖陽巡撫盧象昇與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圍剿農民軍。農民軍連遭重創，張獻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則被包圍在漢中興安的車箱峽。李自成采取偽降手段，擺脫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擊，聲威大振。陳奇瑜被削職逮問。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疇繼任總督山西、陜西、河南、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洪承疇調集重兵，分兵四路向農民軍合圍，準備聚殲高迎祥等。結果起義軍避實就虛，挺進湖廣、河南。崇禎八年正月，農民軍在河南再次聯合，號稱十三家七十二營，“有二三十萬之多”①。十五日，農民軍進抵鳳陽，放火燒毀了明皇陵和龍興寺，“事聞，帝素服哭，遣官告廟，逮漕運都御史楊一鵬棄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討賊”②。從崇禎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軍與高迎祥的農民軍主力展開了激烈的追逐戰。明廷任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詔（洪）承疇督關中，象昇督關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東下安徽，圍攻滁州，旋又進入河南，撤回陜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縣黑水峪，不幸陷入陜西巡撫孫傳庭的埋伏，激戰四日，戰敗被俘犧牲，“余眾殲散殆盡”④。高迎祥死后，西北農民軍一度處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兩大農民軍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綏寇紀略》卷一。

③ 據湯綱、南炳文《明史》（下冊）考證，王自用之死有三說：死于濟源；病死；為鄧王已射殺。見第1145頁。

① 彭孫貽：《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張獻忠，字秉吾，號敬軒，陜西延安柳樹澗人，出生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父務農兼小販，家境貧寒。幼年時，他曾讀過書，青年時落魄無依，常受欺壓。崇禎三年（1630）四月，張獻忠在延安府米脂縣率十八寨之眾投奔王嘉胤，號稱八大王。崇禎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殺害，張獻忠一度就撫于總督洪承疇，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與其他農民軍首領共推王自用為盟主。張獻忠作戰勇敢，“臨戰輒先登，于是眾服其 8 勇”②。崇禎六年冬，在明軍的壓迫下，張獻忠進入河南，轉戰陜西、河南、湖廣、四川等地。

崇禎八年（1635）正月，起義軍十三家大會滎陽。張獻忠隨高迎祥連破河南、江北諸縣，進入安徽，克潁州，破鳳陽，燒毀了皇陵。之后，張獻忠獨自率眾東下廬州、舒城，經湖廣回到陜西。這年冬天，張獻忠又再次出潼關入河南。崇禎九年，張獻忠轉戰在陜西、河南、湖廣一帶。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犧牲，李自成亦連連受挫，張獻忠部遂成為明朝鎮壓的重點。崇禎十年，張獻忠聯合老回回馬守應等，從河南進入湖廣，向襄陽發起進攻，湖廣震動。次年春，兵部尚書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陜西、湖廣、四川軍務，主張招撫農民軍。在孤立無援、明軍云集的形勢下，正月初九日，張獻忠在谷城向熊文燦投降。至此，農民起義進入低潮。

張獻忠受撫后，始終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人不散隊，械不去身”③，加緊操練，積蓄力量。這同時也給了明廷一個暫時喘息、調整的機會。為徹底消滅這支起義軍，明朝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圍剿計劃。所謂“四正”是陜西、河南、湖廣、鳳陽，“六隅”則是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為十面羅網，各有側重，協同配合，“隨賊所向，專任剿殺”①。

④ 孫傳庭：《鑒勞錄》。

①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

② 康熙《陜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③ 康熙《吳橋縣志》卷七《藝文》，范景文：《撫剿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① 楊山松：《孤兒吁天錄》卷二。

崇禎十二年（1639）四月，楊嗣昌認為時機成熟，遂與總理五省軍務的熊文燦密謀，調集陜西、四川邊兵，企圖一舉消滅張獻忠。張獻忠遂先發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燦以招撫失敗，被逮下獄處死。楊嗣昌被迫“自請督師”②，趕赴襄陽，以左良玉為主力剿殺。瑪瑙山一役，張獻忠大敗，遂采用“以走致敵”的策略，奮戰入川。崇禎十四年，張獻忠又揮師東出湖廣，一路乘勝直下，二月初占領了襄陽，殺死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③。楊嗣昌被迫自殺身亡。明朝改派陜西三邊總督丁啟睿督師追剿張獻忠。張獻忠在河南信陽戰敗，率部由豫東入安徽。到崇禎十六年時，張獻忠馳騁于鄂、皖之間。

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張獻忠攻占武昌，沉楚王華奎于西湖，“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④，賑濟饑民。張獻忠占領武昌后，改武昌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權，鑄西王之寶，自稱“大西王”。所設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設五城兵馬司；地方有巡撫、守道、巡道、學道、知府，知府以下設了二十一個州縣的官員，并且開科取士，招攬人才。是年冬，張獻忠幾乎占據了整個湖南，進而向江西發展。崇禎十七年西進四川。這年六月，一舉攻克了重慶，處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殺。十一月，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改王稱帝，國號大西，定年號為大順，鑄造大順通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權在其轄區進行嚴格的政治控制，整頓吏治，錄用明降官和知識分子，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沒收官紳財產，實行三年免征的賦稅政策，并向富商大賈征收錢糧。這些措施，取得了民眾的信賴。與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遙相呼應。

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李自成，陜西米脂縣人，出身于農民家庭。幼時曾為僧，做過牧羊奴。

成年后，充當驛卒，有勇有謀，“能得眾”①。崇禎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義，投不沾泥義軍。次年，陜西農民軍大部進入山西，推王自用為盟主。李自成與其侄李過。“往從迎祥，與獻忠等合，號闖將”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黨歸闖將，無復稱其號” 9 ③，李自成的隊伍得到了發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漢中車箱峽以詐降奇襲明軍總督陳奇瑜的合圍，聲名始著。崇禎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轉戰關中，有眾三四萬人。崇禎十一年潼關之戰后，“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④，遁入商雒山中，處境十分艱難。

②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

③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張獻忠陷襄陽》。

④ 彭孫貽：《平寇志》卷六。

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二。

② 康熙《延綏鎮志》卷五《李自成傳》。

③ 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崇禎十三年，張獻忠谷城再起粉碎楊嗣昌軍事圍攻之際，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時河南久旱，饑民爭相投附，勢復大振，很快發展到十余萬人。這時，一些失意的知識分子如寶豐縣舉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獻策、杞縣人李信也加入農民起義軍。他們為李自成出謀劃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見識的政策。他們針對當時民眾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糧”口號，主張免除不合理的賦稅負擔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還給無地耕種的農民。這對起義軍其后的發展，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克了洛陽，活捉并殺死了福王朱常洵，沒收福王府中的金銀財貨和糧食物資，發布告示大賑饑民。由是“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①。與此同時，他們還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縣之內，“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②，深得民眾的擁護。

李自成攻克洛陽后，企圖乘勝進攻開封，但明軍嚴守開封，三次圍攻均遭失敗。崇禎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萬大軍由河南揮戈南下湖廣。次年正月，農民軍攻克承天（今湖北鐘祥），二月攻克襄陽，改襄陽為襄京，建立政權機構。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設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務。在地方上，于要地設防御史，以下府設府尹，州設州牧，縣設縣令。在軍事上，元帥之下有將軍，依次為：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當時征戰各地的主力部隊分中權親軍、左、右、前、后五營，以正副權將軍提督五營軍事，共設二十二將。同年六月，張獻忠在武昌建立政權，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賀，張獻忠亦以重金回報。雙方相約互為聲援。

李自成奪取襄陽后，明朝在中原已無精兵可與農民軍作戰。崇禎帝急于消滅起義軍，只好調動陜西的孫傳庭部出關進剿李自成。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孫傳庭總督河南、四川軍務，不久又進兵部尚書，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南北軍務。孫傳庭遂以副總兵高杰為中軍，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以延綏、寧夏總兵王定、官撫民為后勁，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孫傳庭部孤軍深入后援不繼的弱點，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斷明軍糧道，明軍軍心大亂，郟縣一戰，明軍師饑自潰。自成“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①。十月，李自成乘勝追擊，在潼關擊斃兵部尚書孫傳庭，連破華陰、渭南、華、商、臨潼，進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樞，殺死陜西巡撫馮師孔。接著，分兵攻取陜西三邊，所至風靡。至此，湖廣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陜西三邊，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鄭廉：《豫變紀略》卷三。

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三。

② 張岱：《石匱書后集》卷六三《盜賊列傳》。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造甲申歷。封劉宗敏、田見秀等以下功臣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內閣為天佑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以牛金星為之，宋獻策為軍師，以下設六部政府尚書、侍郎，分理政務。地方上設省節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縣令等。

西安政權建立后，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軍東渡黃河，經由山西攻奪北京。所過之地，嚴禁搶掠，實行“平買平賣”、“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勢如破竹，“所過七十余州縣，無不開門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寧武關，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關，十七日進圍北京，十八日入彰儀門進據外城。崇禎帝見大勢已去，自縊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順軍占領了北京。

李自成起義軍進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已取得的勝利成果。

穩定北京的社會秩序，嚴明軍紀，禁止擾民。他下令“商賈仍令開市不閉，軍士掠殺者斬，最輕者亦斷手砍足”②。李自成進入北京后，始終粗衣糲食，保持農民本色，不時“問民疾苦”③。

健全政權機構，完善各項制度。大順軍進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擬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種機構，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順文官俱聽武官節制。制定《永昌儀注》，“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順軍進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東、山西、陜西及北直隸的大部分地區，以及甘肅、青海、寧夏、湖廣、江蘇、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區。為恢復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時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縣，“所至無違者”⑤。

甄別錄用明朝降官。大順軍入京后，充實和加強政權建設。除以農民軍將領為核心骨干外，也錄用了相當數量的明朝中下級官員。責令在京的明朝官員到指定地點進行登記，凡三品以上，不予錄用；四品以下，酌情錄用。首批選用九十六人，后又陸續錄用。為求取人才，大順政權還開科取士。設置“比餉鎮撫司”，繼續實行追贓助餉，以大將劉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級高低定出銀數多寡。

① 趙士錦：《甲申紀事》。

② 陳濟生：《再生紀略》。

③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④ 談遷：《國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

大順軍進入北京后，對守衛山海關的吳三桂也進行了爭取，令其父吳驤作書招引，并派降將唐通攜白銀四萬兩前去勸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吳三桂，以父受追贓拷索，愛妾被掠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農民軍反撲。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軍六萬東征，二十一日抵山海關，與吳三桂展開激戰，不料清騎兵突然襲擊，戰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舉行即位典禮，“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農民軍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經由山西，進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順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軍追擊轉入湖廣。同年四月，年僅三十九歲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縣九宮山。

明末農民大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最終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統治。它歷時十八年，規模大，勢力所及達到全國十六個省區。參加人員廣泛，以農民為主體，包括各個社會階層。并提出了“均田免糧”、“平買平賣”的口號，反映了農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農民軍在軍事組織、指揮，戰略和戰術方面，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第三篇：中國農民起義錄

中國農民起義錄—英雄崛起

受到熱播電視劇《楚漢傳奇》的啟迪，感受到草根逆襲的強大和時代潮流的發展，我不由得拿起筆寫下這篇醞釀已久的文章——《中國農民起義錄—英雄崛起》

文章開頭我必須說明，此文為凱弟原創，若有抄襲將追究法律責任（可以轉載）那么你們要問什么是農民起義呢？那我來給它下一個歷史定義。

農民起義：在國家體制為封建專制制度統治下，國家經濟形態為小農經濟，存在地主階級狀態，土地根本所有權為封建君主獨占的時代條件，農民階級性質的領導人和領導組織對封建王朝專制統治的暴力反抗運動。其根本性質是農民階級性質的運動，建立的政權機構組織依然是封建專制性質。具有典型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封建殘余。起義無論失敗還是成功都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

——農民起義理論定義（王凱 安徽財貿職業學院 10界營銷與策劃專業 注解）

簡言之：參與農民起義的廣大群眾是為了土地和溫飽，而領導農民起義的頭目則是對封建君主奢靡生活的追求和欲望。現在人們追求豪車、洋房是否也是這樣？

武王伐紂 最早的起義運動但是他并不屬于農民起義。首先，它不符合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條件，商朝任然是奴隸社會的性質，所以從根本上否定了武王的農民領導人頭銜。其次，武王為王侯子嗣，也不屬于我們的草根英雄。更何況，在起義過程中，大神姜子牙帶來了噴火娃、三眼娃、飛天娃這些無敵的戰將，成功絕對必然。商朝就憑申公豹和狐貍妹子果斷是要跪的。

一． 誅暴秦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運動。反抗秦王暴政的領導者是劉邦和項羽。雖然說項羽是楚國名將項燕的后代，屬于名門貴族，但是我們都知道是誰贏得了最后的勝利。沒錯草根英雄劉邦的厚黑精神幫助他成功的逆襲，完成了誅暴秦的歷史使命，建立了西漢王朝。這里我想說，秦朝的滅亡確實和嬴政本人的變態心里有直接關系，趙高和里斯這兩個混蛋也難逃罪責，但是最根本的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局限性和土地所有權地主化的存在。西漢成立后經濟繁榮，但是它必然會遭到歷史的淘汰，不信我們接著看。

二． 綠林赤眉大起義

這次起義知道的孩紙不多，本人博古今自然了然于心。這里首先要提到王莽亂政的情況，西漢末年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社會矛盾激化，王莽篡權建立了“新”王朝。這個新皇帝把西漢終結了，劉玄、劉秀通過昆陽大戰消滅了王莽的主力軍，最終在劉秀的努力下建立了東漢王朝。這次起義主要的原因是針土地的兼并嚴重，農民最看重的還是自己的生活環境。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任然是時代的主導。

三． 黃巾之亂

聽著JayJay的東漢末年分三國和楊洪基大叔的滾滾長江東逝水，我們來到了中

國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三國時代。東漢末年宦官當權，外戚何進領導的十常侍更是猖狂一時，政治黑暗腐敗，東漢政權和羌人戰爭耗費巨大，連京師洛陽也是死尸相枕于路。苛捐雜稅、官府壓迫導致民不聊生，天降大旱，六月飛雪更是摧殘。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領導的黃巾起義運動立刻席卷全國，最重要的是他們 喊出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義非常具有正義性和反抗斗爭思想。可惜劉關張閃亮登場，三張皆成炮灰。曹操、孫堅、公孫瓚亂世梟雄割據一方，三國混戰而歸于晉。真可謂：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

四． 隋末農民舉事

每一個王朝的創建者都被我們所瞻仰，而每一個時代最后總有一個杯具，隋煬帝就是那個杯具。（口吻模仿臺灣著名作家：七把刀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隋煬帝暴政大家有目共睹（穿越了），誰都無法忍受這個喜歡如廁以后不用紙巾的男人（野史：隋煬帝傳），農民起義也是為了國家形象，我們絕對可以理解。王薄作為發起者，寫下《無向遼東浪歌死》的文章，掀起了運動的序幕，雖然失敗告終，但是他為后來的李淵同志做了先鋒。

五． 李淵稱雄

中國最鼎盛的時期莫屬唐王朝，疆域遼闊，人民富足。但是他們以胖為美的欣賞水準是鄙人不可茍同的，所以滅亡也是必然！誰也沒聽說過胖子軍團可以雄霸世界的，這樣的軍隊一定消耗巨大，戰斗力可想而知。但是創建它的李淵父子的確值得稱贊。在前期缺少資金和人員的情況下，堅持戰斗。王朝建立沒多久又去和隴西的薛舉火拼拿到一血，再消滅北方突厥的兩個傀儡梁師都、劉武周完成雙殺，此后消滅余黨，完成團滅。雖然李淵屬于地主階級，但是他們的斗爭性質任然符合農民起義軍的斗爭。

六． 黃巢反唐

唐朝滅亡很多人把責任推給武則天，但我覺得她只是路人甲。妹子無法成事，何況她還胖，不解釋。黃巢寫的詩句想必眾多的周董粉絲早已倒背如流—《菊花》：待得秋來九月八，我開花時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成盡帶黃金甲。黃巢是一個很有才干的農民起義軍領袖，他的戰斗地區選在唐朝軍事力量較弱的長江以南，這和老毛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有異曲同工之妙！黃軍勢如破竹打得唐軍節節敗退。黃巢在長安大明宮宣告國號“大齊”，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是領導集團的腐敗開始了，這似乎是農民階級領導團隊的必然發展趨勢。勝利沖昏了頭腦，叛徒朱溫又成了老鼠屎，黃巢運動失敗告終，自刎而亡。但是這次起義給唐王朝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唐朝自此走向夕陽的余光中。

七． 宋江&方臘

不論你喜歡《水滸傳》的那一個版本，當然我們都討厭電風扇拍攝手法的張紀中同志，不過安以軒、甘婷婷的表演還是可圈可點的。宋王朝可謂是我們的羞辱歷史記錄本。雖然女真族和黨項族對我們的侵略美化為兄弟民族的國內戰斗，但是割地賠款的談判情況卻和八國聯軍侵華相似的可以。宋江領導的108將和方臘的江南起義軍可謂是英雄在世，宋王朝內憂外患只好想出招安的辦法，宋江起義此時已經宣告失敗。領導層的錯誤決定葬送了他們農民起義軍的神圣光環。方臘則堅持斗爭，和宋王朝一決高下。可惜宋江軍隊戰斗力實在太高，為了迎合觀眾口味和時代發展，施耐庵同學只好把方臘作為反面角色拋棄，農民起義宣告失敗。

八． 朱元璋反元

朱元璋建立明朝廢掉宰相制度這些都不重要，他那張鞋拔子臉才是我們高中學習課本上的重點。雖然早已經被我們涂鴉的血肉模糊難以辨認，但是大豬的偉岸我們是可以想象的。伴隨著珍珠翡翠白玉湯的單口相聲，我們就知道朱元璋是徹徹底底的草根起義。元代雖然把中國地圖畫到了歐盟，但是小日本終究沒打下來，我覺得是失敗的，滅亡也是遲早的事情，不然戚繼光怎么登場，看來歷史這位小說家的伏筆手法已經用的出神入化了。說起朱元璋的成功我不知道和張無忌的乾坤大挪移有無關聯，但是大豬借力打力完成起義是值得借鑒的。

九． 李自成進京

對于李自成的戰績我不好評論，無論是匹配還是排位，他都不入流。但是圓圓姐的美貌我絕對認同，這一點小寶也是同意。不多說，李自成“闖王”入京燒殺搶掠和土匪一樣，實在不能成為我們這期農民起義軍的典范，所以拉黑。

十． 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我研究的最多，看了很多文章和書本。那太平軍為什么這么讓我著迷呢？鴉片戰爭結束以后，中國社會面臨著空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1851年太平軍起義。從廣西出發一路殺到南京。整個戰略圖和08年圣火傳遞路線驚人的相似。太平軍實力強大到可以建立政權和頒布土地制度。《天朝田畝制度》的頒布，他根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無處不均勻”，“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的原則。建立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中國版柏拉圖社會。這部土地制度的頒布，反映了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的強烈愿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思想結晶！但是他的絕對平均主義是根本無法實現的。看來小平同志的“實事求是”絕對正確。至于后來的《資政新篇》也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幻想，根本無法落實。但是太平天國運動給我們很大的激勵，面對在強大的對手我們也可以找到突破口，向洪秀全同志致敬。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看看勃連赫赫大王的《極樂誘惑》，對太平天國的理解絕對有趣！

特別篇：孫中山同盟會

這里我特別提及孫中山先生的起義，對于孫文先生我特別敬重，不但是他對于共和理論的思想還是對起義的熱情。憑借他的雙手換來了海外僑胞的支持。我還深切的記著那句話：海外僑胞捐錢，國內同志捐命！我們的革命就是需要這樣的熱血和戰斗方針。

歷史的車輪正在滾滾的向前，我們這和它一起開拓新的未來！

第四篇：近代中國佃農生計困苦原因思考

近代中國佃農生計困苦原因思考

作者：劉克祥

中國封建租佃制度在二千余年的漫長歲月中，經歷了萌發、興盛和蛻變、衰朽的全過程。與此相聯系，佃農家庭經濟也有一個產生、成長和衰萎的歷史過程。近代時期、特別是20世紀初，佃農極度貧困化和貧農雇農化，完全無力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最低限度的生活，封建租佃制度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本主義的路又被堵死，徹底廢除封建租佃和整個封建制度，恢復歷史發展的活力是唯一的選擇。

近代以來佃農生活水平直線下降

在不同歷史時期，佃農的身份、地位和經濟狀況多有變化和反復。佃農家庭經濟的產生、成長和貧困化，有一個發展過程。早期的“佃客”地位低下，被附載于主人戶籍，沒有獨立的身份和家庭經濟，是一種世襲的私屬性分成制佃農，其性質近乎家丁。封建社會中后期，隨著封建制度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漸松弛，開始具有獨立的戶籍、身份和家庭經濟，不過對地主土地并無使用權或支配權。直至明清之際，時人仍然認為，“佃戶出力代耕，如傭雇取值”，①佃農地位接近于長工。

明中葉后期、特別是進入清代，城鄉商品經濟加速發展，明、清兩朝政權先后推行賦役改革。萬歷初年制定“一條鞭”法，康熙末期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施“攤丁入地”。封建地租形態加速變化，由勞役地租向實物地租、實物分成租向定額租、實物定額租或分成租向貨幣地租演進，押租制和永佃制也開始在一些地區流行。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封建宗法關系的松弛，原有的超經濟強制部分為經濟強制所取代，提高了佃農的人身自由和生產獨立性、積極性，有利于佃農個體經濟的成長。早期押租的基本功能是保證地主的征租權，但也有穩定佃農耕作的一面。在永佃制下，租額固定，地主只能照額收租，不能增租換佃或收回自種，佃農除了耕牛、農具，還有土地使用權(俗稱“田面權”)，由以前“出力代耕取值”的傭工式佃農上升為“佃主”、“面主”，與“底主”(地主)分庭抗禮，地位明顯提高。同時，清政府推行墾荒政策，農業生產有較明顯的恢復和發展，乾隆時期人均耕地面積超過10畝，人均糧食產量上千斤。佃農經營規模較大，生活相對充裕，佃農經濟的發展呈上升態勢，有學者將其概括或冠名為“佃農中農化”。②

鴉片戰爭后，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史條件發生根本性改變。中國由獨立的封建帝國淪為帝國主義共同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列強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不斷升級，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最具潛力的臺灣、東北三省及熱河先后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帝國主義日益擴張的經濟掠奪和滲透，嚴重破壞農民家庭手工業，將農民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外國資本勢力成為插入農民軀體的巨型吸血管;國內戰爭不斷，兵禍連綿，農民不僅失去了農業生產所需的和平環境，而且人員、勞力、牲畜、房屋、器具損失不菲，稅捐、兵差空前沉重。同時，隨著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下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3畝，南方地區不足2畝;1931~1937年間，全國人均糧食產量只有622市斤，扣除種子、飼料、工業用糧，人均口糧僅353市斤，每天不足1市斤。③耕地、口糧如此緊缺，家無寸地的廣大佃農生計自然更加嚴酷。

封建租佃關系也發生重大變化：押租惡性膨脹，功能蛻變，不僅地主將增押換佃作為加強地租壓榨的捷徑，城鄉富戶和高利貸者還合伙集資，高息貸與佃農繳押以謀利，押租由原來的地租保證蛻變為殘酷的地租和高利貸盤剝。佃農負擔的押租越高，租佃期限反而越短，土地耕作越不穩定。20世紀40年代，法幣急速貶值，進一步刺激地主退押換佃，佃農所交押金大幅縮水，甚至變成廢紙。四川一些地區，佃農原交銀元、法幣等押租，折合多石稻谷，退押時只能買幾斤鹽巴甚至一個燒饃、一根油條。④沒有押租的租田，同樣地租加重，期限縮短，不少地區的租佃期限已短至二三年或一年、一季，而且是先納租后種地，謂之預租或“上打租”。國民黨政府雖然明文禁止押租、預租，但從未實行。永佃制也加速瓦解。因佃權可以典賣，意味著永佃農隨時可能喪失佃權。故永佃制從形成之日起，即伴隨著瓦解或分解。近代特別是20世紀初葉，地權兼并加劇，永佃權越來越成為地主富戶的兼并對象，永佃農因欠租或經濟惡化等原因而失去佃權的情況日益普遍。同時，永佃權失去了地方官府和習慣法的保護，國民黨政府采取種種措施限制永佃權，規定佃農欠租2年或地主自種，均可撤佃，并禁止永佃農將土地轉租。⑤于是地主以各種借口侵奪佃權，永佃制加速沒落。永佃權一旦同佃農分離，不論地主收回，還是他人購買;土地不論原佃繼續耕作，還是他人承租，耕者都必須同時繳納田底、田面雙重地租，剝削成倍加重，愈加殘酷。

封建地主的變化同樣明顯。洋貨傾銷，西風東漸，商業和城市發展，地主生活日益奢靡，家庭開支大增。光緒初年即有報道說，地主“用度之奢侈，百倍前人”。⑥20世紀后更是變本加厲。加上農村治安惡化，地主經商、居城之風更盛，商人地主和城居地主成為封建地主的重要成分。地租(含押租)是地主商業資本的主要來源，1931年四川溫江縣城7家綢緞鋪中，4家的本錢來自押租。⑦地主以地租為資本經營商業、高利貸，復以商業利潤、高利貸利息買地收租，地租、利潤、利息輾轉增殖，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緊密關系進一步強化。山東萊蕪全縣的銀行、錢莊、油坊以及百貨商店，全操在地主手里;山西平順，不僅交易規模最大的花椒和黨參由地主富農或行商直接收購外運，并無市面和專營商號，就是糧食和其他商品買賣的商業權，也并不由商號操控，而是在地主手中。佃農出賣農產品，購買生產、生活資料，都必須通過地主;廣東潮州，更是地主、高利貸者、中間商和官府政策執行人“四位一體”，地主直接掌控地方政權，兼營商業、高利貸。佃農所需肥料、日用品，都必須從地主經營的商店采買或賒購，農產品也只能賣給地主商店或抵償債款。⑧

顯然，鴉片戰爭后尤其是民國時期，佃農經濟的發展出現重大逆轉，不僅地租剝削加重，生產經營規模縮小，家庭手工業衰敗，農業、副業收入減少，經濟困窘，甚至連原來有所增強的生產經營獨立性、自主性也明顯削弱或消失。若將清代前期佃農經濟的發展態勢稱作“佃農中農化”，那么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佃農經濟的發展，無疑是“佃農貧農雇農化”。隨著佃農的“貧農雇農化”，佃農中的貧農雇農比重不斷增大。到民國時期，貧農雇農已成為佃農的主體。據1938年對四川雙流、溫江3個村的調查，佃農中的貧農占80.4%。⑨四川部分縣區土地改革時，佃農單設從貧農到富農的階級序列。數據完整的巴縣、永川、銅梁、大足、壁山、合川、萬縣、渠縣、南溪等9縣，佃貧農占佃農總數的63%，而且只限于以租種田地為主要或全部生活來源的佃農，那些租種小塊土地并從事小販、傭工、手藝，或農忙種地、農閑行乞的貧苦佃農，以及幫工式佃農，都被劃入了佃農以外的貧農、雇農序列，故佃農占農戶總數的比重僅為39.7%，明顯低于實際數字。佃農中的貧農、雇農實際比重應在80%以上。⑩有的地區佃農中的貧農、雇農比重更高。廣西憑祥土地改革時，845戶佃農中，僅有佃中農64戶;鎮向、龍茗兩縣地主出租土地3625畝，只有佃中農10戶。11雖然3縣佃農中的富農(其數極少)等成分不詳，貧農雇農的比重無疑大大超過90%。某些地區，佃農甚至幾乎全是貧農，如安徽滁縣，佃農單列而未劃分成分，全部置于貧農之后。12在北方一些地區，佃農則主要由幾乎完全喪失生產資料的“幫工佃種制”(亦稱“分益雇役制”)雇農構成。13原來“幫工佃種制”罕見的南方地區，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也開始多起來。據1941年的調查，四川全省“幫工分租法”占7.7%。14

生產資料、生活成本急劇上升，佃農負債累累

對于以貧農雇農為主體的佃農，在主佃關系上，地主居絕對統治和支配地位，強勢專行、說一不二，佃農只能俯首帖耳、仰其鼻息;在產品分配上，地主得大頭，佃農得小頭或零頭;在商品和市場交換中，佃農的所付價格總是大于所得價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工農業生產和商業交換的進行，都是以剝奪農民尤其是廣大佃農為前提的。20世紀初，工農產品“剪刀差”進一步擴大，佃農和自耕農民所受剝削愈益殘酷，經濟落后和偏遠山區尤甚。如云南陸良，鮮梨每斤1分錢，生豬每頭2.5元;宣威火腿每斤0.2元，而紅糖每斤1元，5斤火腿才能換1斤紅糖。15廣西向都，10斤稻谷換不到1斤食鹽，40斤稻谷換不到1斤洋紗，農民“賣盡了所獲農產還不夠主要日用品的費用”。16

這樣，無論勤惰與否，因為經營規模小，大多佃農生活艱難。20世紀30年代，江蘇無錫一個生活極為簡單的佃農，每人全年需生活費44.15元，一畝租田年收24元，扣除地租、工資、種子、肥料、灌溉、農機修理等開支18元，僅余6元，必須租種7畝半水田，方能勉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而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用全無著落。另據調查，該地一個家有3口、租種10畝水田的佃農，全年米麥收入316元，種子、肥料、車水、除草人工以及全家生活費支出共330元。尚未計算地租，已虧短14元。如以半數(即158元)交租，實際虧損達172元，足見虧損數額之大。17何況在地狹人稠的無錫，能夠租種10畝水田的3口之家佃農是極少的。四川雅安，佃農耕種一畝水田，年收19元，地租、牛力、種子、人工、肥料等支出共19.2元，凈虧0.2元，但這還是人工出自己力，膳食自備，肥料亦用糞肥，無需外購。如果雇用人工，外購肥料，虧損愈加嚴重，一家老小的衣食更無從籌劃。18成都平原一個租田10畝的佃農，大春畝產折價20.98元，納租16.74元，僅余4.24元，10畝合計42.4元。而生產費用需50元，虧損近7元。虧損部分和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小春和副業彌補。但小春每畝不過10元，合計100元，扣除生產費用后，余額甚微，無異杯水車薪。而且在成都平原，租種10畝水田，僅押租和中人酬謝就需七百數十元，非小康農戶無此能力。小康佃農尚且如此，赤貧下佃更不待言。19在北方，河北玉田佃農以種田10畝計，產糧6石，折款36元，納租30元，種子、肥料10元，其他雜費4元，合計44元，尚未計算人工和家人消費，已虧損8元。20另據1936年的調查，一戶租種15畝水田的佃農，畝產大米1石，15畝合計折款90元，對半交租，或每畝3-5元納錢，共扣租45-75元，按戶繳納的捐稅、攤款，1934年為每戶60.8元。這樣，即使不算生產成本和家庭消費，已虧短15.8-45.8元。調查者不禁哀嘆：“農民真還想活命嗎?”21

種植經濟作物一度獲利的佃農，也都虧折，其程度甚至超過糧食作物。江西鄱陽煙葉種植區，一個勞力種煙一畝，收煙2擔，過去可得款100余元，扣除地租，尚可換回全年食用的米麥。到20世紀30年代，一畝所得僅三四十元，扣除地租和成本，所余無幾，半年以上要靠苦菜和草根活命。22安徽鳳陽、河南襄城、山東濰縣等地的種煙佃農，虧損比種糧食的佃農更嚴重。鳳陽、襄城種煙佃農的虧損分別比種高粱的佃農多6倍和3倍。濰縣種大豆的佃農尚可每畝獲利1元，而種煙佃農每畝虧損5元。江蘇武進的養蠶佃農，因繭價低落，經濟一年比一年艱難。繭價由每擔八十而七

十、而六十，1936年已降至30余元乃至20元左右。桑葉更不值錢，幾角錢一擔，尚無買主。因蠶桑生產難以維持，只得又回到稻麥種植。從前拼命開辟的桑園，現在又拼命挖掘，恢復為稻田。但谷價也持續低落，還是“還了租籽，不夠償債;償了債款，不敷還租;自己吃的穿的，完全落空”。23

為了活命，度過眼下難關，佃農除了勒緊褲帶，最大限度減少消費，還不得不壓縮生產開支，降低耕作質量。江蘇海門佃農的肥料、人工費用，分別從1929年的50元減少到1934年的30元，種子費用從10元減至5元，5年間減少了40%~50%。24一些佃農家庭收支統計顯示，盡管各地佃農生產費用、生活費用各自所占比重互有高低，但地租始終是生產支出的最大項。耕畜、農具、種子、肥料、飼料等費用，反而無足輕重，能省則省，能免則免。據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江蘇吳縣，浙江武義，四川江北、巴縣、犍為等5縣，生產費用平均占佃農家庭支出的57.9%，其中68.6%是地租，犍為更高達91.4%。種子、肥料、飼料和耕畜、農具費用，分別只占31.4%和8.6%，所攤數額很少，甚至空缺。25廣西玉林、藤縣、果德等3縣，因地租率不算太高(一般為50%左右)，地租占佃農生產開支的比重相應稍低，平均為42.5%。但因收入很少，生產費用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亦低，僅有38.2%。地租以外的生產費用，同樣微乎其微。26生產開支的縮減，直接導致經營粗放，生產萎縮，收獲歉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

生活費用則絕大部分用來果腹充饑，家庭消費的最大比重是食品，衣著、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費用極少。上述江蘇吳縣等5縣佃農，食品平均費用占消費開支的73.4%，加上煮食燃料，達85.8%。衣著占11.4%，家用器具、教育、醫療、衛生、嗜好、年節禮情等，僅占2.8%。廣西玉林等3縣佃農，食品比重相對稍低，平均占消費開支的65.3%，加上煮食燃料為81.3%。不過這不表明廣西佃農生活水平相對較高，主要是當地婚喪、生子等酒席、禮情開銷大，一次婚喪的費用往往接近全年消費開支，拉低了食品、衣著在家庭消費中的比重，尤其是衣著費用，其比重低至2.3%。更有21.5%的佃農全年沒有一分錢的衣著(包括棉花、紗線、布匹、印染、成衣、縫衣等)開支，顯見該地佃農生活水平之低。27

即使如此，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佃農還是入不敷出，連最低限度的生活也無法維持。20世紀30年代末有調查者對四川佃農生活所下結論是：“無論大佃小佃，純依佃耕之收入，大都不能維持其全家最低之生活，尤以小佃為甚”。28同期調查統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浙江蘭溪410戶佃農中，310戶收支不敷，占75.6%;嘉興1404戶佃農中，1271戶收支不敷，占90.5%。29云南昆明73戶佃農中，57戶收支不敷，占78.1%。30廣西玉林、藤縣、果德等3縣的情況尤為嚴重，65戶佃農中，62戶入不敷出，占95.4%。平均每戶不敷金額為101.5元，相當收入的31.5%，高的為80%~90%，最高達173.5%。31收入只是家庭開支的零頭，可見收支不敷的嚴重程度。

佃農在生產嚴重虧損、家庭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若不乞討，唯有典當、借貸之一途。因此，各地半數以上乃至全部佃農負債。上述蘭溪410戶佃農的負債率為77.8%，嘉興1404戶佃農為89.1%。安徽合肥調查的198戶佃農有191戶欠債，負債率為96.5%。云南昆明，1938年調查的526農戶中，佃農負債率為50.4%。32廣西玉林等3縣65戶佃農，僅1933年一個中，典當衣被、農具的17戶，借貸現金、糧食的11戶，典當加借貸的25戶，合計53戶，占總數的81.5%。33加上舊債未償者，可能接近100%。河南洛陽、陜州，則80%以上的佃農負債于地主，不過并非地主貸給佃農現金，而多為佃農欠租折款或借糧折款，往往新舊相積，既還而復欠，永無休止，最終完全破產。34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帝國主義掠奪剝削是佃農破產“罪魁元兇”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佃農被剝削、貧困破產，與鴉片戰爭前不同，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剝削和貧富分化，而是一種特殊形態的資本原始積累。

剝奪農民、使其成為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是西方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基本手段，英國的“羊吃人”是其典型。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佃農的剝削，則是這種資本原始積累的延續和擴張，是西方資本將對本國農民的剝削轉移和擴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國家，而且，這種剝削是以暴力劫奪、軍事侵略、領土占領和大規模屠殺、驅逐為前提和手段。這不能叫“羊吃人”，而是“狼吃人”。

“羊吃人”和“狼吃人”這兩種資本原始積累的性質和結果不同：“羊吃人”是本國資本剝削國內農民，將社會分化為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和被役使勞動者的資本兩極，以加快生產力的發展，它是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前提。而“狼吃人”是外國資本剝削中國農民，既有中世紀的匪盜式劫奪，又包含資本主義條件下特有的行業、地區間經濟剝削。在國內，具體表現為工業剝削農業，城市剝削農村，被剝奪的佃農財富和資金，絕大部分流向城市，導致農村資金枯竭。結果，農村只有破產農民一極，并無役使破產農民的資本聚集，形成“一頭沉”式的貧困積累。有些地區甚至只有小貧赤貧之別，并無貧富之分，問題已經不是佃農普遍借債和無力償債，而是無債可借。35由于農村失業、半失業和富余勞力數量龐大，人工低賤，不僅機器耕作無望，連畜力使用也顯得不經濟，以致一些地區紛紛由牛耕倒退回到鋤耕。在國際，歐美列強和日本是先進工業國，中國是落后農業國，全國大部分或絕大部分資金和財富流往歐美列強和日本。即使充當剝削農民主要經手人的官僚、軍閥、地主、商人、買辦、高利貸者，也只分得一杯殘羹。就是這杯殘羹，相當部分也因購買洋貨或出國觀光、旅游、考察、探親、醫病、留學、置產、移民，或將金銀、錢財存入外國銀行等，最終流向了國外。資本、財富積累全部集中在歐美列強和日本，中國成為貧困一極，全國一窮二白，建設無資金，產品無市場。

抗日戰爭前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有經濟建設開支和有數可稽的1934—1936年，共支出“企業資本”6300萬元，折銀4410萬兩。3年的國營企業建設資金，相當于同期財政支出318100萬元的1.98%，軍費及債務支出213600萬元的2.9%，財政赤字74900萬元的8.4%，對外貿易入超88280萬海關兩的5%，白銀凈出口55130萬海關兩的12.5%;36相當于《馬關條約》對日賠款及遼東半島贖款23000萬兩的19.2%，庚子撥款本息98000萬兩的4.5%。這組數字十分簡單，中國的財政狀況和財富、資金去向，一目了然。

國窮民更窮。廣大佃農、村民和城市工人、貧民，生活困苦，購買力極其低下，絕大多數農民連火柴都買不起。37在農產品不斷商品化的條件下，一些地區的農民也只賣原料，而不買產品。如只賣小麥、棉花，不買面粉、機紗機布。出售小麥大多是“糶精留粗”或“糶精糴粗”，即出售精糧小麥，保留或糴進高梁、玉米等粗糧自食，根本吃不起白面;出售棉花，則所得錢款幾乎全部用于完租、納稅、償債，衣不蔽體而無力購買機紗機布。38國內工業品市場本已十分狹窄，又被進口洋貨和外國資本產品搶占先機，留給本國資本的產品市場愈加少得可憐，民族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正常生存和發展。

這正是西方列強所希望的。基于利益最大化法則和白人種族主義信條，列強寧愿中國維持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永遠充當其農產品、工業原料供應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不愿意也不允許中國正常發展資本主義，成為主權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其平起平坐。它們用掠得的資本，大批擄買“華工”(貶稱“豬仔”)用于發展美洲、澳洲的資本主義，就地役使中國破產農民進行資本主義生產，尚居其次。因此，寄希望于外國資本，試圖通過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途徑實現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絕對行不通。事實上，近代時期由殖民地轉化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是白種人殖民和鳩占鵲巢，并無一個有色人種土著民為主體的國家。

顯然，“狼吃人”的資本原始積累，既為加速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演變創造了條件，又釜底抽薪，從資本和產品市場兩方面堵死了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和整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剝削者將佃農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吸吮殆盡，卻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中國農村建立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中國佃農的命運比英國農民更慘，既無能力維持傳統的簡單再生產和最起碼的生活，又不能離開土地和農村，另謀生計，封建租佃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展土地革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政權，趕走外國侵略勢力，實行土地改革，實現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張，徹底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消滅封建剝削，解放生產力，推動和加快了歷史發展的步伐。事實證明，廢除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非中國共產黨人的單純主觀意志，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十二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經濟史(1937~1949)”階段性研究成果，批準號：10&ZD074)

注釋

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3卷)，“漳州府·田賦”，清代抄本，第3頁。

②方行：“清代佃農的中農化”，《中國學術》，2000年第2輯。

③劉克祥，吳太昌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8頁。

④參見《綦江縣志》，重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83頁;《蓬安縣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221頁;《巫山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頁。

⑤吳經熊：《中華民國六法全書理由、判解匯編》(第一冊)，1936年增訂本，第454、259、453頁。

⑥《申報》，光緒三年三月初二日。

⑦陳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2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年版，第32461頁。

⑧天津《益世報·農村周刊》，1934年9月15日、7月28日、4月17日。

⑨據陳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2冊)，第32451~32452、32454、32457頁各表綜合計算。

⑩據1936年和1941年的調查，9縣的佃農比重分別達64.3%和73.7%，高出24.6和34個百分點。這部分缺漏的佃農，全是貧農、雇農。(參見劉克祥：“關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問題”，《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憑祥市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35頁;《天等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頁。

12《滁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42頁。

13參見劉克祥：“試論近代北方地區的分益雇役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4應廉耕編：《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報告第七號·四川省租佃制度》，中農印刷所，1941年刊本，第7頁。

15國民黨政府鐵道部財務司調查科編：《粵滇線云貴段經濟調查總報告書》，1930年調查、印行，第83頁;國民黨政府鐵道部財務司調查科編：《湘滇線云貴段附近各縣經濟調查報告書》，1930年調查、印行，第57頁。

16梁建民：“廣西經濟出路應注重農業以促進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戶農業”，《廣西經濟出路討論集》，1934年刊本，第45頁。

17章子鍵：“中國佃農問題之檢討”，《新中華》，1933年7月第1卷第14期，第26頁。

18李錚虹：“四川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89冊)，第47143~47144頁。

19陳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2冊)，第32580~32582頁。

20“玉田農村破產，農民辛勞得不償失”，《農村經濟》，1934年1月第1卷第2期，第71頁。

21志明：“防共自治下的玉田農村”，《中國農村》，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第65~66頁。

22沙蕓：“鄱陽縣的種煙農民”《中國農村》，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63、65頁。

23念飛：“劇變中的故鄉——武進農村”，《東方雜志》，1936年3月第33卷第6號，第115~116頁。

24沈時可：“海門啟東之縣佃租制度”，《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0冊)，第30933頁。

25金履昌：“吳縣尹郭區農村的一瞥”，《農村經濟》，1934年5月第1卷第7期，第101~102頁;《中國經濟年鑒續編》，1935年，第141~142頁;李錚虹：“四川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89冊)，第47143~47144頁。

26273133據前社會調查所廣西經濟調查團編：《廣西省農戶經濟調查表》各表綜合計算。

28郭漢鳴，孟光宇：《四川租佃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44年，第132頁。

29馮紫崗：《蘭溪農村調查》，浙江大學1935年刊本，第128頁;馮紫崗：《嘉興縣農村調查》，浙江大學、嘉興縣政府1936年刊本，第159頁表170。

30林定谷：“昆明縣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3冊)，第32698~32699頁。

32馮紫崗：《蘭溪農村調查》，第128頁;馮紫崗：《嘉興縣農村調查》，第159頁表170;趙世昌：“合肥租佃調查”，《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58冊)，第29809~29810頁;林定谷：“昆明縣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3冊)，第32700~32701頁。

33孟光宇：“洛陽陜州之租佃制度”，《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5冊)，第29809~29810頁。

34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1939年刊本，第M48頁。

36[美]阿瑟·恩·楊格著：《1927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486~489頁附錄一“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常年歲入和歲出·歲出部分”。

37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組：《中華民族火柴工業》，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46頁。

38參見劉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鐵路沿線地區的農產品商品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1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第五篇：魯迅眼中的農民起義

魯迅眼里的農民起義

湖北省宜昌市三峽高中

羅濤魯迅在《燈下漫筆》中談到老百姓的苦難時，有這樣一段話：“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這兩句話很令學生費解。他們所學的歷史課本都是正面肯定農民起義的，黃巢、張獻忠不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嗎？怎么都成了給老百姓帶來“意外的災殃”的“作亂人物”呢？再看課本注釋：舊史書上有他們胡亂殺人的夸大記載。魯迅的說法和注釋顯然存在矛盾。那么魯迅究竟是怎樣看待農民起義的呢？

綜觀魯迅的著作，發現魯迅對農民起義都持否定的態度。

在《魯迅全集》中，魯迅十多次提到張獻忠，對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張獻忠“為殺人而殺人”，“殺人如草”，他的行為只是“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1“關。”○‘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2魯迅對張獻忠可謂深惡痛絕。至今為人類唾罵。”○他對李自成也多有批評：“北京民心的不

3“ 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利害的。”○

4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魯迅還以否定的口氣直稱太平天國為“長毛”。在《頭發的故事》中他借N先生的話說：“??洪楊又鬧起來了。我的祖母曾對我說，那時做百姓才難哩，全留著頭發的被官兵殺，還是辮子的便被長毛殺！”在《阿長與〈山海經〉》中也有對“長毛”的殘暴的揭露。

魯迅還批評描寫農民起義的《水滸》：“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從陳勝、吳廣到劉邦、黃巢，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以至洪秀全，他對這些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都持一種非常堅決的批判態度。

魯迅為什么如此堅決地否定農民起義呢？他深知農民起義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成功的農民起義不過是打倒了一個舊皇帝，迎來一個新皇帝而已。朱元璋與劉邦盡管相隔一千五百多年，并沒有任何進步。而失敗的農民起義，則大多演變成黃巢、張獻忠一樣的大**、大屠殺。

在《阿Q正傳》中，阿Q的“革命理想”不外乎三條：報私仇、搶東西、搶女人，還要欺壓小D之流，作威作福。我們可以在魯迅的雜文中找到他的思想軌跡，看到他對農民起義的認識。在《熱風隨感錄·59》中，魯迅這樣寫劉邦的起義理想：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何謂“如此”？簡單地說，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我們發現，阿Q的革命觀與劉邦何其相似！

魯迅一眼便看穿了農民起義的本質：“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會廢去‘老爺’的稱呼的，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奴才造反做了主子之后，其橫暴、殘忍和擺架子，又遠遠在原來的主子之上；而奴才造反失敗，必然要瘋狂地屠殺和毀壞，自己不能擁有的東西，也不能讓別人擁有。

魯迅在七十多年前，就深刻地剖析了農民起義的致命缺陷，指出充滿落后思想的農民起義，充滿了破壞性。成功了，只能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失敗了，則僅僅只能帶來社會的大流血、大**。實在談不上對歷史發展進步有推動作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是不是該改一改陳舊的歷史觀呢？

1《墳·雷峰塔的倒掉》 ○2《熱風·隨感38》 ○3《南腔北調集·談金圣嘆》 ○4《華蓋引文出處：○

5《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集·忽然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