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PDF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解讀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并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蕩愈演愈烈。看這本書的原因，是處在中國反腐浪潮風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想推薦的，雖然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卻明顯的感受到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特別是托克維爾對于法國大革命背景和舊制度的分析有其獨到的視角，改變了我對革命的看法。為什么法國的封建權利比在其他任何國家更令人民感到厭惡？為什么法國大革命是在封建勢力對人民壓迫最輕的地方發生的？

關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讀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我看來并不是一本歷史書。顯然，托克維爾并沒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積，同樣無意于去詳細介紹法國大革命的前因后果與具體進程。

然而，這本書的影響是如此深遠，直到今天，依然能夠激起廣泛的思考與討論。

這樣一本經典之作固然體現在全書中隨處可見的精辟的論斷與

華麗的詞句，然而卻不僅于此。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是在特定歷史結構下，舊制度長期演化的結果，甚至這場革命本身都只

是舊制度演化的一個過程。同樣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新的機制只不過

是舊有的萌芽的發展，而那些驟然建立起的制度卻依然脆弱。

雖然對于革命的宏大意義保持審慎地懷疑，托克維爾卻并非簡

托克維爾(1805-1859)單地主張“告別革命”。相反，對于民情的冷靜地考察使他敏銳地看

到平等化的觀念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國大革命中被廣泛地傳播開來。中央集權制的發展，加劇了法國階級的分離，法國人們變得彼此相似，但卻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最后，法國的舊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造成社會階層分化

因此，盡管我們可能通過史料的不同挖掘與解釋，對于托克維爾的某些論斷提出質疑，然而，這種超越歷史的核心的命題是無法被消解的。不簡單地成為紛繁歷史的工具，也不輕易地淪為激昂情感的奴隸。正因為此，思想才能穿越時代的隔膜，成為深邃的洞見。革命的發生并不是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的忍受著罪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氨桓锩輾У恼鄮缀蹩偸潜人懊娴哪莻€政權更好??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他開始改革的時刻?！狈▏蟾锩褪沁@種情況。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時就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時候公共繁榮迅速發展，人口不斷增加，財富增長更快，但是卻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改革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改革可能促進制度的覆滅。如中國的同治中興，同治中興時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標是要恢復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但同治中興的偉大目標是復興儒家價值觀念及其制度。同治中興和路易十六期間進行的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發財的熱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卻阻撓了這種熱情實現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認定了法國封建體制不得不推翻，從而促成了

自身的毀滅。

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讀者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遠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

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

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

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p>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

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路易十六統治時

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

了大革命的到來？

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

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

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

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

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讀者在當當網購買的《舊制度

與大革命》 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

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就來了。

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試論本書的政治思想（上）

托克維爾在政治理念上的傾向性在這本著作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衷心的熱愛著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這從他對英國政治制度的不遺余力的褒獎中就可以看出來。在他關于三級會議省朗格多克治理狀況的描述（商務印書館92年版附錄一）中，或者在他的舊作《論美國的民主》中，這種對自由的熱愛表現得更加明顯。在他看來，英國、美國，以及在某種意義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會。他評價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說：由于有了朗格多克這種特殊政體，新的時代精神才得以平穩地滲透到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壞，就改變了一切、全部適合現代文明的需要。

而對于舊制度，托克維爾認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又增加了王權專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種弊端叢生的壞制度。他在全書各處不止一次的對這種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他這樣評論已經變質的封建等級制度：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范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對國王的中央集權制度，他更不留情面，這里僅舉一例：國王竊取權力任意征收捐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在大革命后產生的專制帝國里，人們實現了較為徹底的平等，但也較為徹底的喪失了自由，這也是不合托克維爾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們那種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無比偉大和神圣：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與之相對的是，當人們放棄了自由，重回專制君主懷抱的時候，他又非常遺憾的說法國人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他甚至斷言：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并進而認為，這場大革命實際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于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根據他在書中的措辭判斷，他對自由的熱愛遠遠超過對平等的熱愛。

那么，對于未經王權專制污染的傳統封建制度，對歐洲傳統的貴族政治，托克維爾又是如何評價的呢？在這方面他的態度仿佛非常曖昧。一方面，他曾列舉了1788年時德意志大多數邦國農民生活的慘狀，把這些地方說成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以此看來，他仿佛是反對這一極不平等的制度的。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書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維爾反復贊揚傳統封建制度下的自由傳統，贊揚貴族階級的高尚精神，對后來貴族階級的失勢表示了極大的惋惜。他說，在封建時代??貴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權，擁有令人難以忍受的權利；但是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

托克維爾甚至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大革命打倒了貴族，才切斷了法蘭西民族的自由根基。他說：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

試論本書的政治思想（下）

在閱讀這些詞句的時候，我猜想，無論如何，托克維爾本人也許并沒有完全超越他的貴族出身。他對抽象自由持有堅定的、異乎尋常的熱愛，對社會平等卻抱著一種若有若無的模糊態度。他最欣賞的當然是自由和平等兩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卻毫無自由的帝國專制制度和極度不平等但存在貴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間選擇的話，也許他更喜歡后者。畢竟，他在描繪貴族的傳統美德時動用了那么多浪漫華麗的詞匯，而這些豐富的感情卻從未應用到消除了等級差異的平等社會的身上。

托克維爾在書中還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貴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帶來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階級之間通力合作的美妙關系：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級會議，定會看到??資產者與貴族那時有著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務；他們表現出更輕微的互相仇恨。在最初和在長時期內，農村的階級??與貴族接近、??與貴族混合以處理同樣的事務。資產階級作為整體，在當時的政治社會中，卻占據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資產階級參加政府的權利是無可爭辯的；資產階級在政治議會中起的作用始終是重要的，常常舉足輕重。其他階級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視資產階級。??貴族和第三等級當時??共同管理事務，共同進行抵抗。當然，托克維爾的這些話并不是在正面論述封建社會的美妙。他的本意是拿貴族政治全盛時期和貴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對比，以彰顯后者的不堪。但每當讀到這些內容的時候，我就會有一種懷疑的感覺：他畢竟表露出了某些傾向性。歐洲封建社會真的這么美妙嗎？各階級之間真的這么通力合作嗎？地方自治真的這么卓有成效嗎？然后，我看到這一句話：領主法庭為農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級會議與更晚些的全國三級會議也為城市資產者作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這里，領主法庭和三級會議服務的對象是農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資產者，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無產者的位置。

這個小小的發現觸動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經。再次讀第二遍書的時候，我注意到，托克維爾的用詞習慣中，仿佛總是把人們和人民分開來，人們常常指代當政者、特權者，有時也包括資產者，而人民則指代勞苦大眾。甚至有一句話：所有階級都可能與人民分離，仿佛托克維爾在寫這句話的時候，并沒有把人民也算作一個階級。盡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謹慎的，但我還是隱約感到，雖然托克維爾曾經批評過當權者對人民的輕視，并指出這種輕視的確激怒了人民，但在無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傾向。當然，對于一個出身貴族、一生混跡于政壇的知識分子，要求他對待人民也抱有與對待貴族一樣的尊重，這未免也太苛刻了。何況，托克維爾自己也承認：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并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

說到民主，順便提一點疑問。初讀的時候，托克維爾對民主這個詞的使用總讓我感到疑惑。有時，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來，作為等級特權的對立面。在他看來，民主和專制似乎并不矛盾，一個民主的社會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從我今天的理解看來，這種對民主的理解豈不是很奇怪？民主只是意味著平等、無特權嗎？難道它不包括對專制權力的反對嗎？是這個詞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內涵發生了變化嗎？或者，僅僅是一個翻譯上的問題？篇二：《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思考與感悟

學期伊始，我選修的《法國文明史》周老師熱力推介我們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由于圖書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全都被借出了，只找到了相關的一本《現在為什麼要讀〈舊制度與大革民〉》的書籍，便先借來翻閱，方得知此書的重要意義與價值還有老師的推介之由。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時，向與會專家推薦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該書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中國很多進步開明人士很早就注意到并研究與討論法國大革命，這本書特別是有了中譯本之后，它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知識界的關注對象，并被列為政治學的必讀書目。隨后我便帶著急切閱讀此書的欲望從網上下載了電子書版的《舊制度與大革民》，利用兩周的空余時間將之通讀，的確感悟頗深，受益匪淺。這本書思想觸發點有很多，全書似在解疑，通讀之，則引更多疑問與思考，帶著很多疑問我查閱了一些學者書評，便在之后又通讀了第二遍。接下來，我將在我的讀書筆記基礎上淺談一些思考與感悟。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內容概述與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本書分為三編。

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

第一章托翁基于對法國大革命成果的疑惑，認為所謂的大革命的新鮮成果其實都是舊制度在新環境下的重新表現和完善，提出對法國大革命爆發原因的探索時不我待。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了宗教對大革命發生的障礙性作用，從而導致大革命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原因：一是宗教信仰與平等、自由、民主的18世紀哲學思想相悖，二是宗教對世俗的實際控制及其教會成員所享有的特權和優勢地位所代表的等級制度與革命者對于平等的追求相沖突。同時分析說明了政治權力在大革命前的法國的無限集中趨勢以及對特權的縱容，從而導致革命者為實現平等而欲完全摧毀的愿望，從而導致法國特殊的無政府狀態。但大革命后基督教會和集權制的政府無一不重新振興，由此證明摧毀宗教力量與削弱政治權力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和最終目的。大革命真正的敵人，是羅馬帝國崩潰以后在歐洲普遍建立的封建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大革命只是借用反宗教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形式作為實現革命的手段。第四章、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

第一章指出了法國農民在自由權利方面的進步性，進而再次提出革命爆發于桎梏最輕的地方的問題。與之相對應，貴族權力也已在革命前大大衰落：貴族作為一個階級整體，已經不得不放棄了治理國家的政治權力，但誓死保住了經濟上的特權，并使之不斷擴大。第二章描繪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國的真實權力結構——由國王親自設立以加強集權為目的的新行政體系：由御前會議、總監、各省的總督、各縣的總督助理組成。稅收、征兵、筑路、救濟以及部分立法和司法等，都由這一行政系統所控制。從而證明，中央集權乃是存在于大革命爆發前的舊體制，大革命只是對其的沿襲。第三章描寫集權政府為財政賣官鬻爵的行為使得城市政府混亂不堪，地方自治權喪失，城市全民大會不再具有全民代表性，農村領主也不再進行治理。人民幾乎完全退出了公共活動，人民所剩的，只有空洞的教區自由。第四章敘述集權政府對司法權的剝奪：中央政府通過特別法庭、調案等手段實際控制法庭的司法權，通過官員保證制庇護著自己的官員，使法律總是為政府所用。第五章講述了中央集權在舊制度中的生命力何在：中央政府的這個奪權過程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的，是出于政府獨攬大權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種自然傾向。正是這種傾向，導致了大革命后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復。總之，作者通過對舊制度下行政、司法等機制的描述得出，作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權制，其實并不是大革命的發明，而是在舊制度中早已有之且已占據統治主體地位，大革命只是重新使之完善來適應新的時代。

接下來，托翁描述了這種中央集權制在舊制度下對社會和人們帶來的影響。第六章形象的描繪了中央集權的制度如何重塑了社會風尚：政府方面，官僚機構效率低下，權力交叉嚴重，輕視和隨意更改法律；人民方面，養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依賴習慣，也不知何法可依，同時寄托所有希望于政府，認為一切成功的實現皆依靠政府的英明決策。第七章論述了由于中央集權制，首都巴黎成為全國的絕對主任，外省成為巴黎附庸，其行動皆以巴黎為指向標。從而導致日后革命自巴黎爆發后各省的蜂擁而至。第八、九章具體描繪了中央集權制下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不斷分離和更加冷漠。貴族雖然日益貧困，與日益富有的資產者在財富、知識、思想、習慣方面差異越來越小，然而由于權力的差異，尤其是免稅特權的差異，使得貴族對資產者始終蔑視，他們之間的界限始終分明。而且他們日益成為敵人。此外，資產者幾乎全部住在城市，他們酷愛官職，這些官職也給他們帶來某些特權，從而把他們與城市平民、農民也分隔開來。城市資產階級內部也分裂為無數小團體，且越分越小，只圖私利，毫無公共精神。最悲慘的是農民，他們被貴族和資產階級拋棄，承擔著沉重的賦稅、兵役、勞役，處于毫無希望的境地?？傊鐣麟A級的相互隔絕，處于稍有觸動就會分崩離析的危險狀態。第十章對中央集權制所帶來的這種種弊病給出來源上的解釋。歷代國王為了保證自己的這些貪欲，順利籌集供自己揮霍的錢財，施行更多不平等的措施。這些不平等加劇了階級之間的分離。隨著這種趨勢不斷發展，國王為順利實現集權、集財，進一步剝奪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級會議，而這又進一步導致各階級之間的分離和不團結。當各階級之間陷入不團結的爭吵時，地方自治變得更加困難，這就給中央集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傊?，這是一個循環作用過程。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作者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

第一章里，托克維爾認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卻對政治現實一無所知的文人掌握了法國的社會輿論。而由于被分離開和被拋棄太久，人民早已與公共政治生活脫節，于是盲目地追隨由無政治經驗的文人提出的大膽的“推倒重來”的政治理論，對這種理想主義的政治理論在實踐上的不可行性毫無預見。其結果是，文人這些理想主義的政治主張快速滲透了全民族的精神，從而導致了后來大革命因為理想的沖動而革命，產生的卻是回歸專制的畸形成果。第二章解釋為什么反宗教成為普遍的情緒。由于文人在輿論中占有了主導地位，他們的理想主義政治原則和教會的宗教原則正好是相悖的，因此為了避免被孤立，無論是否與群眾思想一致，均追隨之喬裝為反宗教的階級。第三章論述了法國人對平等的執著和對自由的模糊態度。法國的經濟學派傳統上就強調平等，并不崇尚自由。而人民處于對等級制度的憎恨，也只是將平等作為第一需要。同時，作者認為人民對自由的熱情具有極強的功利性，他也直言：“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钡谒闹疗哒旅枋隽怂膫€看起來矛盾的事實，這些事實構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刺激：一是路易十六政府著力于削減農民的不平等，在稅收等各方面彌合差距，并開展公益事業進行救助等。這些措施在促進了公共繁榮的同時，激發了人們發財的欲望，但政府財政等方面和本身的局限性又妨礙了人們致富的步伐，這使得人們對政府更加仇恨；二是18世紀的一些顯貴們同情農民，為農民大聲呼號，但本質上對農民始終蔑視。他們言論沒有使農民實際福利，只是刺激農民對自身處境的認知，點燃了農民心中的怒火；三是在大革命過程中，人民推翻舊制度時所使用的種種手段，恰恰是舊政府自己教給他們的，這些手段包括對制度、傳統、產權和個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訴訟等；四是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體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順應民意要求，改善社會狀況，但相應的卻破壞了制度和傳統習俗，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社會最細節的平衡被擾亂，結果導致更大動蕩的出現。同時，因為草率和魯莽，許多制度在改革后很快重新恢復，這更加嫉妒了人民。第八章，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二、思考與感悟

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那么，是什么撬動了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 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具體來看，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并因此保留有對資產階級的蔑視和自由的性格。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可以說是大革命前法國社會幸福指數最高的階級。對于農民而言，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他們甚至沒有產生相對剝奪感的權利和機會。他們對自己的境況困住，又對它一無所知。他們的學識、認知都不足以使他們產生革命的念頭。不可忽略的是，各階級相互分離的趨勢，使得他們團結起來的可能性變得更加渺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革命發生的作用。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

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且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然而，若究其突發性所依賴的必然性基礎，這些基礎或許恰恰是阻礙法國大革命發生的舊制度下的政治、社會形態。這些，造就了穩定又不無生命力的階級。

革命之所以反復，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國人民選擇了平等，而放棄了自由。正如托克維

爾認為，只有自由的制度才能杜絕專制集權統治。法國人民由著對平等的執著發起的革命最終結果卻再次回到舊制度的框架和束縛中，所實現的平等不過是平等的被領導甚至奴役，因此這必定不會成為革命的結束。同時，人民也絕不會滿足于這樣的平等。托克維爾這樣有些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p>

革命之所以矛盾甚至對立，首先體現在舊制度的摧毀和重建。無論是宗教還是舊的政治體系、行政體系，雖然在徹底革命的要求下被暫時摧毀和抵制，但在革命后重新不可避免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繼續領導、管理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生活中。而產生這一結果，一方面在于革命抱負的理想化，而沒有具體的實踐指南；另一方面便在于舊制度的許多不是非摧毀不可，人民甚至對于其中諸多的暫時消失而抱憾。與此同時，社會的進步與其對革命的催化作用也是矛盾的。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政治更加開明，壓迫和特權不再死死壓制人們，人民逐漸產生了對自身境況的認知和不公感，加之國王、貴族和善良的資產階級的鼓舞，正是他們給了農民產生相對剝奪感的資格，從而激怒了他們進行對他們的反抗。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p>

在歷史與體制上法國與中國有哪些相似之處呢？

有人說，中國和法國在傳統上是極為相似的兩個國家。讀過《舊制度與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這一點。書中所談及的種種現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找到類似的對應物。因此，該書對我們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托翁抱怨短暫的王權專制統治給法國社會風尚帶來的創傷，而對于中國來說，中央集權的帝國時代一直持續了兩千年，它給中國帶來的問題，在性質上與托翁所提出的問題類似。托翁對充滿暴力的大革命沒有好感，認為它反而加劇了專制制度。他說：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這就讓我想起清末立憲派和革命派的爭論--不管立場如何，面對類似的社會問題，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樣的。托翁的一大主張是反對超越社會風尚現實去談論社會的改造。他認為，法國人法律觀念的淡薄應該歸咎于舊制度對風尚的塑造：人們常常抱怨法國人蔑視法律；哎呀！什么時候他們才能學會尊重法律??？可以說，在舊制度的人們身上，法律概念應在他們頭腦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個懇請者都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其態度之堅決和威嚴就像要求人們遵行法規一樣，的確，只有當他們想拒絕法規時才會以法規來反法規。人民對當局的服從還是全面的，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于習慣而非出于意愿；因為，倘若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波動立即就可將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們在談論中國的法治化，托翁的觀點也許能夠給我們以警示：在法治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是風尚，而我們又能做些什么來促進風尚的改變呢？

托翁說，中央集權制導致人民對政府權力的過度依賴：由于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認為，若是國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務也搞不好。這些改革家們提出的目標雖然不同，他們的手段卻始終一致。他們想借中央政權之手來摧毀一切，并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們看來，能夠完成這種任務的，唯有中央政府。他們說道，國家力量應像國家權利一樣，沒有限制；問題只在于勸說它恰當地使里它的力量。這些論述對于我們思考中國今天的發展問題、對于我們思考某些具體的政策問題，都是有益的。另外，我感覺，中國目前的城鄉戶籍制度，與當年法國的貴族等級制度有一點類似之處。

這兩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論。從前，人們根據某些需要制定了它們，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員的流動，在今天，或者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進城的農民工看來，戶口這個東西，正如從前法國農民眼中的貴族特權一樣，將會變得毫無必要而且罪惡萬分。托克維爾還描述了中央集權國家首都的畸形繁榮和農村的凋敝：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并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與那些本來能夠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鄉親們也疏遠了。這些人有了知識，富裕起來，就避開農民；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下來，扔在一邊。對應中國三農的現實，我們可以發現某種驚人的相像。

此書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啟發有那些呢？

托翁在書中說到：“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p>

我們已經出臺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為矛盾較為尖銳導致流產，或者就是所說的暫停執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敏感，引起我們的思考。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讓被改革的人明白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會讓大家變得越來越好??，只有贏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會更好。同時，更應該堅持的是，要研究新情況、新問題，適應新形勢，改革不能停止，改革應該堅定不移，不畏艱難。

國家號召“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一切“民主公開”。一方面國家號召讓人民體面地勞動、有尊嚴的生活，另一方面諸如富土康的員工跳樓、官二代和富二代撞人、救母賣腎的事件不斷發生，房價，油價，物價持續上漲，貧富差距日益加劇。官員、學者、網絡上的言論不停地換起對窮人的同情，而現實又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這些無不重蹈著法國的覆轍：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的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感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在互聯網時代，壓制社會各界對窮人的同情幾乎不可能。無論從道義還是現實出發，關注和同情窮人都是正確的。但正是這種同情和關注，使得窮人的欲望和怒火被點燃，而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一夜轉型，實現政通人和。農民上訪，工人罷工，張力正在加劇，危機正在迫近。中華民族實現穩定轉型，更需要的是堅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難題。

經濟繁榮也會加速革命的到來。托翁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觀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獲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 所以，托翁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篇三：《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報告 品味歷史的點滴

——隨托克維爾一起看法國大革命 路堯

社科8b 2008012705 【摘要】本文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文章闡述了作者對托克維爾法國大革命研究的理解，并結合中國歷史寫了作者的一些思考。

【關鍵詞】《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讀書筆記

引

當研究一部歷史時，重要的不是史實，而是對各種社會要素的分析，既這些要素如何作用而使歷史成了這般模樣？這些要素往往復雜瑣碎，它們之間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能把它們理清，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工作。

托克維爾正是做了這樣一件工作。

托克維爾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他的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年僅36歲的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卻傾向于自由主義。《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他在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并建立第二帝國的動蕩時期醞釀并完成寫作的。他“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的敘述史實”1，并最終出色的實現了這一初衷。

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前后延續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這一個月中，一邊讀書，一邊對重要內容做筆記，然后再綜合幾章內容寫一篇讀后感。這些讀后感主要是對文章內容的分析，還有結合書中觀點對中國歷史及現狀的思考，總共十三篇小文章，按照書中章節的順序進行排列。對中國問題的分析只是作者個人想法，恐怕還有不少問題，請讀者多多指正！

文章中所有帶引號的部分如無特殊注明，全部摘自《舊制度與大革命》

一、前言

1.專制與自由對公民思想的影響

在前言中，托克維爾表達了自己對專制的厭惡與對自由的向往。他指出，專制制度有趨利性的本質，在專制制度下，“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為最普遍的感情”2；而只有自由制度“能夠隨時以更強烈的、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3。1 2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第一版，序言ii。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第一版，第35頁。

首先，來梳理一下托克維爾在此問題上的邏輯。在敘述專制制度的趨利性時，托克維爾實際上認為人們的趨利性是一直存在的，而專制制度把人們的注意力進一步從公共事務上轉開，更加集中于金錢地位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就是“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占據了統治地位?！?前言中托克維爾并沒有對專制制度如何具體地為拜金主義提供“秘訣和庇護”作出解釋。在我看來，或許可以這樣分析：專制制度下，一方面，社會等級明顯，階層之間流動較少，因此如果下層公民想享受更好的生活，就要表現得更加急功近利，由此拜金主義有了生長的土壤；另一方面，專制制度限制人們自由往來，公共事務的處理不經過公民的互相討論，而是由專制的權力決定，然而公民正是在討論中“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的，因此在專制制度下公民的“善”得不到發展。

在敘述自由制度時，托克維爾更明確地提出了在分析專制自由與公民思想之間關系時的一個前提：公民地位具有獨立性。這一獨立性使公民生活在獨立狀態中，而在自由制度下，公民需要在商議處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相互考慮對方、相互理解，由此也就少了庸俗的思想，而多了對集體利益的關注。托克維爾還鮮明地指出：沒有自由的社會可以繁盛，但絕沒有偉大的公民。

寫到這，我不得不抒發一些隨想，或許并不適宜。中國當前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呢？一言蔽之，是拜金的、拜權的。能否從社會的專制與自由上找出相應理由呢？我認為，總的來說，我國現在的社會還是專制的。這并不是說形式上人民沒有應得的權力，而是實質上社會崇尚絕對權力，社會階層分明而缺乏流動。這其實與托克維爾描述的專制社會很像。在現在的社會中，人們為了突破階層限制而過上更好的生活，不得不“辛苦的奮斗”，有時做出因金錢權力出賣人格的事也在所難免；在現代社會中，公共事務的決定還是由統治階級做出的，人民并不廣泛地具有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力，因此也就缺乏了在討論中互相體諒的機會。因此，生活在當下社會的人會感到人情淡薄，人們互相為了自我利益奮斗，越來越少的人關注國家、集體利益。雖然我們的時代是繁盛的，但如托克維爾所言，“沒有偉大的公民”。2.托克維爾的寫作背景

《舊制度與大革命》成書于1851——1856年，當時法國正值拿破侖三世統治時期。托克維爾對舊制度的復辟非常反感，由此寫作了這本書，表達了自己對自由的向往。由此，便可以理解托克維爾在前言開頭提到的有關法國大革命功績的評價“在這項獨特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的要小”。5 另外，托克維爾還提到“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利用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6。法國大革命向來被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中最徹底的。但其實任何革命都對舊社會的部分制度、思想有所保留。聯想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雖然從1840年到1949年持續了一百多年，但其實直到今天，封建思想的殘留還依稀可見。由此，完全徹底的革命是不存在的，絕大多數革命都是利用“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制度。

第一編（五章）

二、法國大革命與宗教革命

在大革命初期，歐洲各國都低估了這場革命，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大革命是“轉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從中漁利”7然而，很快他們就發現法國大革命具有巨大的破壞力，它不僅摧毀了法國國內的一切政治機構，變革了法律，動搖了社會基礎，并很快跨越國界，像瘟疫一般影響著其他國家。

對于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維爾認為18世紀哲學（啟蒙運動）是主要原因。18世紀哲學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方面包含關于社會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準則的所有革新的觀點。比如說人生而平等，應該廢除各項特權等等。另一方面是與教會為敵，但需要注意的是，與教會為敵的本質是與教會背后的政治制度為敵。人們之所以憎恨教會，是因為當時教會在社會統治階層中占有重要地位。這是法國革命不同于亞洲很多革命的特點。但反對宗教并不是法國革命的本質，因此作者指出當時（拿破侖三世復辟時期）在法國出現的對自由的追求已經喪失，對宗教的反對仍然保留的現象是沒有意義的。5 6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第一版，第29頁。同上。

法國大革命像宗教一般，傳播極其廣泛。然而，大革命一個基本特點確是反對天主教會在法國的特權。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8也就是用宗教的形式反對宗教特權。

那么大革命是如何反對宗教特權的呢？我們來看一些史實。

1789年（大革命開始的一年）的10月1日，制憲會議頒布法令沒收教會土地；1791年的《信仰自由法》宣布了法國信仰自由；1792年離婚法允許教士結婚，使教會進一步世俗化；1792年11月的財政預算法案取消了給教士發放的年金，這是法國邁向政教分離的重要一步。再看領導大革命的派別，雅各賓派的領袖們都是自然神論者，雅各賓派實行了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激起了教士的反抗與叛亂；熱月派的宗教政策有所松動，但這一松動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教會的支持，當教會力量再度反對熱月派的統治時，對宗教的鎮壓又開始了；拿破侖·波拿巴實行了更寬松的宗教政策，與羅馬教皇簽署了《政教協議》，但實際上宗教此時已成為拿破侖統治的工具；后來的各代君王的宗教政策時而嚴苛時而寬松，但都傾向于把宗教作為統治的工具。有位學者將這一時期的宗教斗爭概括為“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極端君主派、立憲派和自由派相互較量的中心內容”。9 也就是說，大革命始終在反對宗教的特權，而在我理解來，法國革命反對的根本上是社會的制度建構，反對在此種制度下的種種特權。而為了反對這種制度，法國人采取了近乎推翻一切的方式。然而很多國家的革命并不具有這一特點，比如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就保留了皇室的特權，中國的辛亥革命雖然提出了推翻滿清的統治，但為了“保留革命成果”，革命后把實際權力交給了袁世凱，實質上并沒有推翻封建帝制，后來又出現了軍閥統治，還是封建集權制的延續?？梢哉f，很少有革命像法國大革命一樣，為了反對舊制度，就推翻了舊制度框架下的一切。

以上給出了一個現象：法國大革命具有宗教的形式，并反對宗教特權。那么為何會如此？

首先，為什么法國大革命具有宗教的形式？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法國有政教合一的傳統。10法國在宗教上是一個很矛盾的國家，一方面法國歷史上君權8 9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第一版，第51頁。此句話以及此段所有史實都摘自：馬生祥：《法國大革命的宗教外觀》，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5月，第25卷，第3期。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

目錄 概述 內容梗概 創作歷程

1.2.寫作背景 寫作初衷 點評鑒賞

1.2.內容探討 學者評論 成就與影響

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內容梗概

《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稱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稱有兩個：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創作歷程

寫作背景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于1851年到1856年之間，當時的法國正處在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其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寫作初衷

托克維爾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么，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么作用??

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后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點評鑒賞

內容探討

1、法國大革命革命緣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個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蕩；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著起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侖的侄子小拿破侖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于打巷戰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里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沖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系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么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中央與地方關系在這里呈現出病態扭曲。

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后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動蕩，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2、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于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于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出我視野。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盡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說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占巴士底獄。為什么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里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后才發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干凈，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么高貴者怎么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著打開。可是最后一把鎖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后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沖進去吶喊。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局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學者評論

從2012年年末開始，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持續大熱，這本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老書在市面上幾次脫銷。2012年11月30日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

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p>

作為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評論道，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梢哉f，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成就與影響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里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于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

托克維爾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隨著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锻锌司S爾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出版《托克維爾評論》。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簡介

《舊制度與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國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引起熱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下的改革處境有關。

這本書是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的經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中國的改革，我們常常聽到“改革進了深水區”，“改革到了攻堅期”等說法，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導致了人們普遍對改革產生緊迫感乃至焦慮感。政治高層拋出“改革紅利說”，似乎要堅定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同時政治高層公開推薦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似乎擔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發革命。

托克維爾所說的舊制度下的法國，就是一個通過改革不斷產生“紅利”、不斷改善法國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時卻也是一個因為改革而不斷引發難以滿足的改革訴求，致使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產生紅利，但改革本身絕不必然就是紅利。怎樣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無疑是對執政者的執政水平與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

但是，在談論“改革”時，非常有必要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種是“革命后的改革”。簡單地把中國當下的改革事業比附為法國舊制度下的改革，其實并不允當。有人把當下中國的改革與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論，顯示了同樣的思維錯亂。實際上，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了，“新中國”已經建立了，當下中國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該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界說大革命的歷史意蘊及其基本內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則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維爾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書，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顯然，托克維爾在書中致力于發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關心的問題——大革命的后果，卻未及展開。不過，從他對拿破侖帝國與1848年革命的態度上，不難發現他對革命的后果并不滿意。法國在大革命后出現的政體更迭與社會動蕩，離他想望的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相距甚遠。

對托克維爾而言，法國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經開始展開的趨向的最終完成而已。只不過，民主革命雖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會怎樣保有自由，卻成了更大的難題。

因此，真正值得中國讀者關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創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斷獲得自我完善？面對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種種不良后果，托克維爾致力于探究民主社會中“自由的技藝”，這實質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臨的問題。

托克維爾最糾結最痛苦的莫過于，他意識到民主是一種出于天意的歷史必然趨勢，浩浩蕩蕩，無可阻擋，但他又想不到法國人如何在這種趨勢下保持貴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認為美國民主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對民主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但1848年爆發的民眾情緒和急劇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使得民主在法國呈現出新的面貌，這一面貌使托克維爾對民主感到恐懼。他在另一本著作《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說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這實際凸顯了自由與民主之間所具有的張力。而此張力，本質上也就是“貴族制的自由”與“民主制的平等”之間的張力。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并非后來所說的“消極自由”，而是具有積極政治參與意味的共和主義的自由，是一種具有高貴男子氣的政治德性，顯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會，是一個貴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實踐政治自由與共和美德的社會。這種主張是因為，與民主相生相隨的平等精神會對人性產生一種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趨于同質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輝越來越黯淡，以致放棄了對于高貴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雖然熱愛貴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維爾同時也愿意承認，大革命的必然趨勢是誰也無法抗拒的，不能因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義。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為唯一正當的現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設、改革與自我完善，實際上也就是后來所說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鞏固”問題。

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本身所經歷的時間并不算長，但如果從大革命給法國與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大革命仍然尚未終結。法國在大革命之后經歷多次的政體更迭，帝制復辟與共和再造反復進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種說法是，1971年，當尼克松向周恩來詢問對于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周恩來淡淡地回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太早。”最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論中國》(OnChina)中對此作了更正，認為周恩來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運動，但這豈非恰恰說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動產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們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頭上仍與法國大革命構成精神性的關聯。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發生的中國革命，也與法國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試圖建立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種更新的新制度。同樣，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產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在二十世紀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革命”，1949年建國后仍一度堅持“不斷革命”，甚至改革開放也被認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們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也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滿清政府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根本變

遷，乃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們就不能說革命真正獲得了成功。中國在1949年之后對于新制度的建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直到當下的改革，中國仍處于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過程之中。改革所產生的焦慮與困惑，只有通過新制度的不斷更新、創造才能最終消解掉。

托克維爾所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的矛盾問題，中國固然也需要面對，但中國需要面對的更大的矛盾，乃是當年嚴復就為之苦惱的富強與自由的矛盾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被提上政治日程，這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夢想，不過中國革命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還稟有一種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設一種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制度，這無疑與托克維爾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藝有相通之處。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與改革事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闭J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墒?，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彼苑▏蟾锩谋l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笔昵皠撛炝恕蔼毑庙g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瓷先ィ曄壬餐膺@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鼻宄刂赋鲕婈犑欠裨敢鈱θ嗣耖_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