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策略研究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研究

中國怎樣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警示并不是來自西方唱空中國的論調，而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提出的。他認為，這是因中國太快進入老齡化社會引起的。

習近平曾在14年APEC會議上說，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否難以避免？他國跨越的經驗？中國應進行哪些改革來應對？ 中等收入陷阱是啥？

世界銀行按人均國民總收入把世界各國分成四組，即低收入國家(低于97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國家(976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3856至11905美元)和高收入國家(高于11906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4277美元，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于某種優勢）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由于工資上漲，制造商常常發現自己無法和別國的低成本生產商相競爭，但他們仍覺得自己處于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內，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南非和巴西幾十年來一直苦苦掙扎于世界銀行稱之為中等收入的行列（2010年人均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10,000至12,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發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并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最終停滯。這個問題通常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的中間，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制成品的廉價生產上相競爭。

其特征主要是：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哪些國家曾陷入？

當時世界銀行列舉的例子中，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國家，也包括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在內的一些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當人均GDP達到4000-5000美元左右的時候，經濟往往停滯不前，出現了過度城市化，人均GDP增速顯著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典型國家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國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數作為安全警戒線的話，這些國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經濟不再增長的情況下無法做到收入均等化。

在此之前，二戰以后的很多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人均GDP到了5000多美元就停滯不前了。而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也曾發展迅速，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一直未走出中等收入經濟陷阱。

不過，同樣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已經從中等收入陷阱走了出來。中國是否會掉進“陷阱”？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教授趙振華說，“中等收入陷阱，是現象而不是規律。是現象就可以改變，而如果是規律的話，所有中等收入國家都無法邁向高收入國家。而事實上，世界上已有60多個國家已經邁進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均超過1萬美元。”

著名經濟學家華生表示，中國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理由是世界銀行提出該理論的數據庫時，晚于當時的經濟增長近十年，同時，事實上處于低收入階段的國家，經濟未必比中等收入階段國家更快的增長，而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也未表現經濟出比高收入階段國家更慢的增長。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設并不能成立。

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

他山之玉：韓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產業升級助推經濟持續增長。韓國上世紀70年代的“漢江奇跡”主要依靠出口導向型經濟，但此后韓國就開始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階段。韓國政府意識到由于對技術開發重視不夠，面臨產業競爭力下滑的問題。因此韓國政府將產業發展方向從制訂扶持戰略產業優惠政策，如免稅、減免關稅、外匯支持以及其它保護措施等，轉向了創新活動，并廢除了所有的個別產業法，將全部產業置于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以激發它們內在的創新能力。

2、新社區運動讓農村煥然一新。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韓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1971年政府啟動了“新社區運動”(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約一半的政府投資通過“新社區運動”分配到農村地區，集中于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環境保護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這些政策顯著增加了農戶收入，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

3、大力發展教育，提升人力資本。韓國于1945年光復之前既沒有工業化基礎，也沒有教育文化發展基礎，12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尚不足20％。韓國政府深信，國家競爭力取決于人力資源和個人的競爭力。為此，將以往的教育部長提升為副總理，統籌管理有關人力資源的所有部門。經過50多年的努力，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使小學入學人數占同齡人口的比例超過100％；高中階段教育入學率從1980年的50％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90％；大學入學率從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中國如何跨越？

樓繼偉在清華大學的論壇上講話時列出“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五項措施：

1、農業改革，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0.45% 資金 研報]進口，轉移農村的勞動力，以彌補制造業、服務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2、戶籍改革，打破遷戶口的障礙，為外來人員提供教育、醫療等資源，讓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融入到城市里面去。

3、在勞動關系上，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

4、土地改革，農村建設用地(分為宅基地、工業用地、集體的經濟用地)要能像城鎮土地那樣流轉。政府不能征地拆遷，而由農民自主決定。

5、在社會保險上要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降低社保費率，調整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給付、收繳、投資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說如果處理好以下三大挑戰，中國就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繼續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并在其中繼續保持競爭力；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系。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如何解決收入差距？藥方仍然在強化勞動力自由流動和推進市場化改革。收入差距的三大根源在于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行業差距。前兩者的差距主要是勞動力難以充分自由流動造成的，農民和落后地區的勞動力是低收入的根源。而行業差距主要是市場化改革不力，國企和財產性收入為主體的職工享受了制度與稅收上的優惠，造成不公。為此，需要在未來勢必要做出戶籍、人口等社會政策的調整。

財經評論員葉檀：真正重要的是法治市場，這恰恰是中國目前最缺乏的。無論是日本、新加坡、臺灣地區，二戰后都有打散原有經濟結構、再塑社會經濟秩序的過程。打破身份限制，允許一定范圍內戶籍開放，徹底打破身份血緣用工制，是建立法治市場的當務之急，是解放生產力的重要步驟。所有人身份相同，而后才能踐行法律面前權利義務平等，推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才是可行的。打破身份制約，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是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門。

淺談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倩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已成為全球性熱點問題，關乎著一國的發展命運。從國際經驗來看，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數，大部分國家跨越這個陷阱都是很艱難的。在當前這個發展階段，我國正面對這道坎，在接下來的發展中我們該怎么樣成功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呢？

在接下來的5年到10年里，我國跌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在一半以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去年在一次演說中這樣談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個風險提示。新常態經濟下，我國GDP增長率由2010年的10.4%降到現在的7.0%左右，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再度引發廣泛的討論。研究和了解中等收入陷阱，從失敗國家那里總結失敗的原因，同時從成功國家那里學習經驗，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未來的5到10年里，我國還處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運作的過程中，要實現6.5-7%的經濟增長速度，防止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求我國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做好全方位的改革。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韓國;新常態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7-00000-02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詞，來源于世界銀行在2006年公布的一份文件，意思是那些正在邁向高收入的國家，不能成功實現發展的轉型升級，導致經濟發展遲緩，在增長方面出現困難。與那些低收入國家相比，這些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工資等方面成本增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喪失了以前的低成本優勢。而在技術創新方面，這些中等收入國家又不能成功地實現轉型，不能取得新的優勢，因而經濟出現滑坡低迷的現象。

世界銀行在2014年按收入水平把國家劃分為三種經濟體：低等、中等和高等收入國家，對應的人均年收入區間分別為1045美元以下、1045至12736美元中間和12736美元以上。人均收入在一萬美元以下徘徊，卻很難突破這個水平，這是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則典型表現。

中等收入陷阱從本質上來看，可以說是一個收入處在中等水平的經濟體，在經濟在增長方面遇到困難并且很難脫離這個險境。有些脫離低收入貧困陰影的國家，如果繼續使用擺脫貧困階段的經濟政策和戰略，就很容易出現經濟倒退，增長難以為繼。2012年，世界銀行在另一份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截止2008年只有少數十幾個國家進入了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在當時所占的比例僅為13%。其余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達88個，他們的經濟發展有的繼續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有的甚至降到了低收入水平。這些國家呈現出以下特征：經濟增長停滯、貧富懸殊、社會公共設施欠缺、金融制度的信用降低、腐敗嚴重、社會發展不穩定等。中國內地已經不同程度地出現這些情況，所以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二、對比巴西與韓國的經濟發展

在1980年，韓國和巴西的人均GDP分別超過1689和1371美元，都脫離貧困國家的陰影。而韓國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用了8年，巴西則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近40年，原因則是兩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經濟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發展戰略

巴西長期奉行進口替代戰略，致使產業結構失衡，工業生產率未能提高，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同時巴西還忽視出口市場，結果是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國際收支嚴重不平衡，發生巨額赤字。韓國長期以來堅持經濟發展實行出口導向型，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以產品出口促進經濟增長。韓國先是大力發展重工業，再是運用先進的技術對重工業進行升級改造。同時調整纖維、輕紡等低附加值產業，重點發展電子機械、精密儀器等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及時地對產業進行調整，是韓國的又一項對促進經濟發展強有力措施。2.企業自主創新方面 受華盛頓思潮的影響，巴西走新自由主義道路，推行“負債增長”模式，大量吸收外資，忽視本土企業自主創新。結果巴西的高端產品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本土企業技術發展受阻，不能擁有多元化的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制造業體系。韓國在這方面，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較低，限制外國許可技術進入國內。而且韓國倡導企業在借鑒學習他國的技術的基礎上，走自主創新之路，對本國的技術進行升級。3.收入分配公平方面

在社會公平方面，巴西與韓國有很大的不同。1970—1995年，巴西的平均基尼系數達到0.61，嚴重的收入兩極分化導致中低收入的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難以起到拉動經濟的作用。在巴西，尋租、投機、腐敗現象嚴重，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加劇社會動蕩，阻礙了經濟發展。與此相反，上世紀90年代末韓國的基尼系數到降為0.31，而且基尼系數一直處在較低的范圍內。韓國設立了《國民福利養老金》、《最低工資法》，通過開展新農村運動、改革稅制、完善就業政策法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來縮小收入差距。此外，為了遏制腐敗，韓國實施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金泳總統曾帶頭進行財產公示，使數千名官員因貪污腐敗而受到嚴懲。4.政府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態度

巴西長期不受重視技術創新，政府在研究技術方面投入低，技術研發改革停滯。巴西政府曾出現財政嚴重不平衡的現象，削減在科研方面的費用，技術的發展就被阻滯了。相反，韓國政府對自己國家高端產業的培育給予高度重視，并提出科技立國戰略。韓國對RD的投資量不斷加大，注重提高產業的知識與技術含量。韓國還重視對人民的教育，對教育發展中不合理的方面進行改革，確保教育的普及與完善。

三、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面對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文件，中國在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為42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到2012年，中國內地人均GDP再次提高，已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面對中等收入陷阱，我國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以巴西為警惕，以韓國為鑒，尋找出相應的對策，加大力氣改革。

1.中國目前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我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減少，產品的低成本優勢逐漸降低。能否培養出新的優勢促進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其次，我國在收入分配方面仍存在不公平現象，貧富差距拉大，而且官員腐敗事件多發。再有，我國在經濟發展中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如城鄉發展不平衡、供求結構不夠合理、地區發展不相協調等。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的科技創新動力不足，在尖端技術方面還沒有形成明顯優勢。此外，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益不協調。2.新常態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國已經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接下來的幾年時間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要加以改變，而且需要加快經濟的轉型與升級，避免跌進中等收入陷阱。（1）調整經濟結構

首先，調整供給結構。相對于需求一側，現在我國供給這一方存在較大的問題。中國現在出現一種情況：低層次低質量的產品供給過多，而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供給過少即供給不適應需求，所以對產品供給方面的改革勢在必行。一方面，要減少過剩的供給，在存量產能方面推進供給側改革。對效率低下的企業，要及時將其淘汰，讓市場及時出清;對一些規模小、結構不合理的企業，要盡可能多兼并重組，促使企業完成內部的改造升級。另外一方面，對于高端的新產品要增加供給的數量，給消費者創造更多的選擇。中國亟待培育出如蘋果、特斯拉一類的能夠引領需求、創造需求的新產品。此外，對于那些傳統的產業，要在原有的發展基礎上進行改造，促使這些落后的產業升級;還要壯大培育戰略新興產業，如電子信息、文化旅游、城市投資開發等產業。

其次，協調區域之間的發展。對于區域之間的發展，要實行在東部地區優先發展，帶動中部地區的崛起，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使這些地區的發展能夠相互協調。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要充分抓住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機遇，全面承接“一帶一路”的建設，加快開發開放沿江周邊地區。

此外，協調城鄉發展，加強城鎮化改革的力度。巴西因為城市化的速度過快，在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嚴重阻礙社會發展。2015年我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到40%，與城鎮化率不協調，而且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也是比較不可觀的。因此，我國城鎮化的重點就是民生方面，要對戶籍制度進行更改和完善。中國正在走新型城鎮化道路，要堅持新農村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同步發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覆蓋率。

此外，中國要使工業發展同信息化等現代高科技發展融合，提高工業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不僅要注重清潔安全，而且要重視向集約型的增長靠攏。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我們生存的環境，這樣的發展代價十分巨大，也是不明智的發展選擇。尤其是對于新興的像信息等高科技的產業，要積極引進與發展，提高這些產業的競爭力。（2）實施創新發展

創新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在發展中的地位是突出的。我們只有發展科技，加強創新，在此方面形成之自己的獨特優勢，才能在世界上擁有強大的競爭力。從國際上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一國增長動力應該由資本與勞動等“老動力”向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新動力”轉換，才會形成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目前，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左右，但是這兩個新的動力在中國起到的作用還不大，所以要足夠重視這方面。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我國人口結構逐漸進入老齡化，在工資等低成本上的優勢逐漸喪失。要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利用創新的力量，給企業注入新的活力。在生產的要素投入上，我們要多利用創新、技術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來使產出增加。

人才是創新的首要源泉。中國尖端技術方面的人才還比較少，因此亟待引進和培育一批新型的人才。在教育方面，政府要給予重視，擴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在人員的激勵方面，對人們進行鼓勵并且給予有貢獻的人更多的報酬;鼓勵人們勇于創新、自主創業，可以對這些人在政策上給予一定的優惠。在產權方面，要充分保障人們的知識成果。（3）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也是一國不能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據2015年社科院的調查，其中覺得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人數占被調查者總人數一半以上。這容易引起諸多的社會矛盾，所以需要我們對人們的收入分配方面給予高度的重視。

政府要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就必須使公平在分配中得到充分體現。要注意對不同收入人群采取不同的措施，注意扶持中低等收入者，保障這些人的生活水平。經濟增長要以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增加為動力，這就要求提升這一層居民的收入水平。

在基本公共設施等的供應方面，政府要保障其供給水平，打破地區局限，使各地人民公平地享有這些服務。在居民的最低工資方面，要加以規范，其中要考慮到各地區不同的發展狀況。

（4）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放慢步伐，發展質量的提高則顯得尤為重要。在生產方面，要重視產出與投入比例的提升，同時又要注意不能破壞環境;在產品研發方面，較多地注重其中的科技含量;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要持續的提升。以往我們的增長方式過于粗放，偏向于增長的規模與速度。而現在我們必須摒棄這種落后的增長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集約型。在以后的經濟發展中，要提高人力資本，增強人在發展中的地位。

此外，要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因為總體來說我國在這方面的水平較低。實施以質量效益為導向的外貿政策，建立健全對外貿易體系，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促進國際國內要素自由有序流動。加強與外國的產業投資合作，統籌對外投資與國內發展相協調。同時要注重政府職能的轉變，放開管理的權力，為經濟發展掃除體制障礙。

四、對中國接下來發展的信心

中國目前已經坐穩世界第二的位置，在接下來的發展中要加大力氣改革，奮力趕超。當前，有報道稱我國現在具備了以下條件：一是有長期穩定并且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府;二是人力資本方面持續改善;三是堅持實行對外開放。并且中國一直借鑒國際上的經驗和教訓，采取各方面措施進行改革，在發展路徑和政策選擇上力避滑入“陷阱”。因此，我們有信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科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下面再強調一下科技，比如生物、制造、物聯網等等。但是我特別想強調一點，我們所講的科技是自主研發、自主制造，采購部件、系統組裝的應該不算，因為這樣的科技是靠不住的，必須你自己能夠設計。有的人將自主研發變成了自主知識產權，最后把人家研發的結果買來就變成“自主知識產權”了，這不是真正的自主研發，你自己不會設計，產品過時了還得重新拿錢買。真正由自己設計，不是買的一張圖紙或者一個現成的產品、配件，應該是能夠畫這張圖紙的人，這才叫自主研發，真正的自己制造。

只有這樣的高級科學技術，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說發展中國家一開始經濟發展的速度很快，然后一段時間后就停滯在那兒了。其實不是什么陷阱，而是根本沒有高技術人才，科技不行，做的是利潤很低的基礎產業，還得花錢買高級產業的產品，所以收入上不去。科技是核心。

最后，我們有沒有錢？歷年房地產投資一路瘋狂上漲，大概投了96.8萬億。相應的，投資科研的費用大概是十分之一。現在投資地產的非常多，減少點，把錢換個地方投是不是更好一點？當然科研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沒有一個科研評估體系，沒有科研基金的嚴格審批制度，那也是要出問題的。但至少從數量關系來講，我們現在有足夠的錢去投，關鍵是我們要建立一個良好的體制。過去在做“兩彈一星”時，沒有錢、沒有技術、沒有人，但只要找到幾個人，有一點錢就可以做。現在的條件比那時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現在最怕的是濫用。看清這個方向，一定要堅定不移，真正做到自己研發、自己投資。

未來發展由市場決定，它會告訴你什么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中國和世界向著未來看，我們有很好的人力資源規模、經濟規模、系統的工業行業布局。我當時做過一些投行的研究，從工業行業布局來講，中國是少見的有比較大的、比較均衡的產業布局的國家，當然存在產能過剩、質量不高以及技術不高等問題，但是科研潛力仍然是很好的，只是缺乏系統的組織、缺乏系統的獎勵。我們若把這些制度理順，那我們可以為世界經濟的發展，甚至國際事務平衡做出貢獻。從過去的美蘇兩極、東西雙方到單極世界、美國獨大，到現在不知道美國想干什么。其實每個國家都會為了它自己的利益作出某種決策。比如稅收的競爭，如果說中國系統經濟的分配還是存在不少問題的話，那美國的問題就更嚴重。他們的企業已經賺了很多錢，甚至居民積累都是負的，但還要再減稅，那它會到什么程度？但是它又是一個國際競爭的概念，每個國家都希望我比其他的國家多賣點東西、多占點便宜，至于賣了東西的好處歸誰？為什么這些年看到很多關于資本主義、資本市場的新論述評論，它跟社會分配不均有關，尤其是經濟危機，放錢放水，使得這個問題進一步加速惡化，所以才產生這個結果。我們要想做到具有國際事務平衡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能力，為我們自己留下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那我們就還需要國內改革、國際開拓，需要依靠科技、人力、創新，跟世界合作。反恐與和平是我們最重要的保證，不要輕言戰爭。

要做到這些，最主要的是發展，系統設計、科學完善現代國家的體系制度，這才是能夠長治久安的制度大計。這個國家太大，很多事情需要系統體系來作出科學正確的選擇。投資很容易，但是真正投資好，能夠讓經濟可持續發展，讓經濟不斷繁榮，這是不容易的。退一步進兩步，徹底清理一下，畢竟經濟發展近40年了，累積了大量資產堆積的問題，把資產質量問題解決，把潛在的債務風險解決，未來的發展由市場決定，它會告訴你什么是社會真正需要的，什么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價格調節機制，是一種信息調整機制，能夠讓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以及經濟決策上做得更科學。加上中國這樣的人力規模和科技潛在優勢，我們的經濟發展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老話題。最近西方媒體又出現一種新論調，宣稱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論調反映出非常陳舊落后的發展理念，表明他們完全不明白中國新發展理念的意義。那么，中國何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說中國經濟會因環保和扶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站不住腳？本期觀察版約請幾位專家給出分析解答。

——編者

林毅夫：我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以高質量發展邁向高收入國家(人民觀察)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劃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景目標和路線圖。持續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實現更可持續、更加包容的高質量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今后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綜合判斷，我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條件。

準確理解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水平

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準確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銀行對各經濟體收入水平的分類標準。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世界銀行在其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對各經濟體進行分類，但當時并無明晰而固定的分類標準，只是粗略地參照技術水平、收入水平、經濟體制等把各經濟體分為這樣幾類：工業化經濟體(即當時的經合組織成員)，發展中經濟體(又分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兩類)，資本富裕的石油輸出國，中央計劃經濟體。

為方便分析，從1989年開始，世界銀行以人均國民總收入為唯一依據，劃定了一系列門檻數值，對發展水平進行分類，即：以1987年美元計價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經濟體，介于1941至6000美元之間的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介于481至1940美元之間的為下中等收入經濟體，480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經濟體。之后，在1987年美元計價的門檻線基礎上，根據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幣種的物價指數，逐年滾動調整為現價美元。由于物價水平有漲有跌，所以門檻線就有可能隨著時間推移有升有降，而并不是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直線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依次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實，雖然門檻線會根據物價進行調整，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后的門檻線“真實水平”相對固定。由于世界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長期來看，高收入門檻線相對于全球和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現降低態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高收入門檻線相當于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僅相當于后者的22%。同期，高收入門檻線也由全球人均國民總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還需要指出的是，用于劃分發展水平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不同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國民總收入包括四個部分：勞動者報酬、資本折舊、資本的報酬即利潤、政府收取的間接稅，也即包括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人均國民總收入用于衡量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則僅指居民可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數值上顯然要小于人均國民總收入。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直觀上看首先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那么，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國屬于低收入國家，1999年鞏固地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相當于對應年份高收入門檻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向高收入門檻值的收斂速度幾乎是指數式的。

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保守預測，我國有可能在今后幾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據主要有如下幾條：第一，2016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國今后一段時間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于2007—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因物價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后門檻線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國今后物價漲幅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對于人民幣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6.7元人民幣。綜合這些假定，我國在2023年可以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預測的假定條件可能會和未來實際情況有出入，但在各種假定條件組合下，我國于2030年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從2010年我國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算起，用時13—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與過去30多年間先后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的經驗是吻合的。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前景，屆時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將明顯超過高收入門檻，鞏固地處于高收入國家行列。

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真正成為高收入國家

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從直觀上看是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務。

持續推動技術和產業升級。我國人口規模堪比一個大洲，這樣的巨型經濟體可以容納的技術和產業譜系是非常寬廣的。在這個寬廣的技術和產業譜系中，我國目前只有少數領域處于全球比較領先的位置，還有很多領域如工作母機、成套裝備、核心零部件、生物、醫藥、醫用設備、材料等，與技術前沿國家尚有較大差距。縮小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國未來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源泉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實這些部署，將推動我國技術和產業不斷邁上新臺階，進而在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明顯放緩的背景下，進一步拓展非農產業內部勞動力向高生產率部門配置的空間，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

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提高社會流動性，實現更加包容的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必要條件。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眾多，有個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風險偏好等原因，這是合理的、有利于社會整體進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于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我國看，主要包括某些稅費不合理、一些體制性因素不利于保障農民權益、一些城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一些人違法違規謀取利益等。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機會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三個方面提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對策。落實好這些措施，不斷改善宏觀經濟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趨于合理，將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處于比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高發展的環境可持續性。生態環境質量較差，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突出問題。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增長。為改善生態環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氣、水和土壤質量的措施等，固然會增加經濟社會運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業的投資活動和產出增長，但同時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帶動作用，因為生態環境監管措施會促進綠色環保技術研發和擴散，帶動相關投資活動。研究表明，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經濟增長和污染排放將脫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落實這些部署，構建充分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內在要求。

綜合起來看，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不會拖累經濟增長，而且將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技術、環境和社會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結構性目標并非僅僅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即使我國順利跨過高收入門檻，在高收入國家中也仍然處于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避免因戰略和政策失誤導致收入水平絕對意義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對意義上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力爭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國家更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持續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和環境的可持續性，持續推進技術和產業升級，朝著全球技術前沿邁進。

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10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為其他50多億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于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林毅夫劉培林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黨報刊文：環保與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秘方

環保與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新秘方

人民日報 金碚(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進入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之一是：既要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保護好生態環境，還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在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理念具有先進性，中國實踐具有開創性。可以說，環保和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秘方，發揮著助推創新驅動發展的積極作用，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環境保護：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我國政策目標體系中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環境大保護比經濟大開發更具政策次序上的優先性：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但是，也絕不可因此就認為保護環境必須犧牲經濟增長。其實，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沒有工業化的推進，環境是不可能得到長期有效保護的。例如，如果沒有現代能源工業，人們就不得不上山砍柴，這怎么能保持綠水青山？如果沒有以強大工業為基礎的國土整治能力，怎么能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源流水利？反之，如果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強調環境的重要性，絕不是不要經濟增長，而恰恰是為了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只要協調好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能進入經濟持續增長—優化環境能力增強—環境質量提高—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協調好二者關系的關鍵是摒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后觀念，堅持新發展理念，在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同時，使環境保護有利于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從調整產業看，應按照生產和消費清潔化的要求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這不是要抑制產業發展，更不是要以“零增長”來消極保護環境，而是讓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限產停產以至關閉，讓環境友好型產業和企業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從而在整體上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史表明，正是不斷提升和優化產業結構，才有效利用和節約了人類發展的最重要資源：土地和水源。否則，初始的自然資源根本不可能為數十億人口提供生存條件。

從提升技術看，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基本方向是要以更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環境友好型技術來實現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和環保產業具有巨大增長空間，可以形成前景廣闊的產業鏈和循環經濟體系。各種科學成果和高新技術在環保領域的運用和發展，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形成新興產業，促進經濟強勁增長。

從激勵創新看，提高環境保護標準能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我國的實踐中可以看到，節能減排要求的逐步提高并沒有損害產業包括資源型產業的發展，而是促使其提升技術或轉變技術路線。環保政策的創新激勵效應越來越顯著。環境保護所激發的創新浪潮和科技應用，是促進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因素。

精準扶貧：激活基層、啟發民智、拓展市場

我國的實踐證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扶貧脫貧戰略的實施，強有力地將經濟活動的動能推向基層，滲透到經濟體的“毛細血管”和“細胞”中，特別是有效激活了經濟發展長期滯后的“老、少、邊、窮”地區的創造性經濟活動，使之擺脫低收入惡性循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

還應看到，扶貧過程不僅是物質交流，更是思想交流，可以極大地啟發民智，促使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樹立現代觀念、產生創新靈感，較快形成新的生產力。筆者曾考察過一個地區，一家企業為了推動電子商務向廣大農村腹地延伸，連續舉辦互聯網運用和電子商務培訓班，很快形成了地區性創業熱潮，使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變為開展電子商務的特色地區。這個地區的諸多電商將本地產品賣到全國和境外，大大提高了當地投資吸引力，促進了規模化生產。還有一些地方，電子商務向農村下沉，不僅激活本地傳統產業，而且帶動各種生產性服務業(如工業設計、視頻攝制、軟件編程、傳媒廣告、倉儲物流、包裝保鮮、金融服務等)同當地產業合作，激發和促進原有的“草根產業”發展成為產品行銷全國以至世界的大產業，使整個地區走上創新脫貧之路。可以說，只要有效啟發民智，就有可能使一些貧困地區成為經濟發展的寶地，形成特色經濟增長極。

扶貧對經濟增長的另一個積極作用就是拓展市場空間。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是現代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經濟包容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充分就業和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斷增長。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入推進，能大大增加貧困人口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進而大大增強經濟體系的包容性。可以說，每實現一個貧困戶脫貧，就是增加一塊有效需求的“蛋糕”，經濟發展也就相應擴大一份新空間。

措施到位：優化供給、擴大需求、互促共進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環境保護和精準扶貧在國家政策目標優先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實際上改變和優化了企業決策的選擇環境，從而增強了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選擇環境的安排既是一種約束條件，也是一種路徑指引。在當前新的選擇環境中，企業必須更加注重提高供給質量和技術路線的先進性，更加注重將先進技術和經營活動下沉到經濟相對落后的貧困地區，使更多傳統產業和傳統技藝同先進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接軌和融合。對連片貧困地區進行創新性援助和點對點幫扶，將環保、扶貧與革新創造相結合，特別是進行制度創新，使“輸血”機制轉變為“造血”機制，既能顯著改善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又能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吸引勞動者回鄉就業創業。同時，進行扶貧的企業自身也能拓展業務范圍和市場空間，得到更大發展。

在實踐中，不僅有眾多具體案例可以表明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而且從統計數據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近年來已成為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深刻吸取其他地區的經驗教訓，非常注重高標準環保，更好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地區優勢。總之，中國豐富的實踐表明：只要政策得當、措施到位，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就能形成相互有效助推和激勵相容的關系。其中的關鍵是必須由創新來引領，靠創新驅動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要真正實現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互促共進，需要進行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形成具有激勵效應的體制機制，通俗地說就是“要把激勵搞對”。只有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上搞對激勵方向，才能形成創新驅動局面，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才能實現目標相容和行為相容。這樣，鼓勵環保、支持脫貧同促進經濟增長的努力就能相互協調和方向一致，匯合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強大力量。

黨報刊文：環境扶貧非阻礙 反推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自2010年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國外一些媒體就不時拋出中國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然而，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各方面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國民總收入快速提高的鐵的事實面前，這些論調不攻自破，被中國經濟學家評價為“不值一駁”。日前，某西方媒體又拋出一種新論調：經濟增長、環境保護、扶貧之間存在矛盾，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必然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思路。事實上，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不僅不是我國發展的阻礙，反而恰恰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同向同行。中國秉持的新發展理念的一大價值追求和實踐指向，就是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那種認為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不可兼得的觀念終將被歷史所淘汰。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破除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相對立的認識誤區，使人們認識到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當前，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共識，生態環境已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之一，綠色發展理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被深入踐行，生態環境優勢正在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等生態經濟優勢。近年來，各地政府都在抓緊落實中央提出的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的要求，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強勁，傳統高耗能、高污染的發展老路已漸行漸遠。

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精準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攻堅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我們所追求的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的增長，消除貧困的過程也會促進經濟增長。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消除貧困提供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另一方面，消除貧困能夠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從實踐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比如，產業扶貧通過發展產業帶動脫貧、促進發展，既促進貧困人口脫貧，又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環境保護與扶貧相互協調。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脆弱區和生態保護區，過去存在著“要溫飽”和“要環保”的兩難選擇。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這些地區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生態扶貧產業體系，以生態扶貧帶動精準脫貧，真正做到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促進、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有機統一，正在收獲減貧脫貧和生態文明建設“雙贏”局面。

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良好條件。無論是從理論界的討論看，還是從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我國經濟前景都十分光明。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宏觀調控科學高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得力、成效顯著，能夠有效防范重大風險和抵御外部沖擊，保持長期穩定健康發展。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表明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很有信心。

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中國不僅能為世界提供增長動力和發展機遇，而且能向世界貢獻先進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新發展理念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就是對世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引領作用的理念和實踐。

中國應該如何把“中等收入陷阱”轉為發展機遇？ 原創 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8-04-07 14:04:13 中國應該如何把“中等收入陷阱”轉為發展機遇？

摘要：當前中國具備“人均中等、總量第二”的獨一無二的國情優勢。“人均中等”，意味著中國仍然有巨大的產業升級潛力，這是發達國家不具備的優勢；“總量第二”，意味著中國可以對全球優勢資源產生巨大吸引力。如果說中等收入階段對于有些國家而言是陷阱，對中國可以說是難得的機遇。中國應該充分發揮這一獨特的國情優勢，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同時利用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的共享經濟機遇，向著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努力奮斗。關鍵詞：中等收入機遇 產業升級 全球化 共享經濟

中國應該如何把“中等收入陷阱”轉為發展機遇？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當前中國仍處于中等收入水平，經濟增長率由高速轉向中高速，成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然要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實踐證明，新時代背景下中國的快速健康發展奠定了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歷史機遇，切實抓住這個機遇，科學制定政策戰略，充分發掘產業升級潛力，就可以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總書記在剛剛閉幕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講話中指出，要全方位高水平擴大開放，為我們進一步匯聚全球優勢資源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掘潛力實現產業優化升級，提供了實踐指南。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就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從2014年開始，中國GDP就已經超過了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即使按照匯率計算，中國目前也是穩居于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卻仍然處于8836美元的水平。[2]中國是全球范圍內唯一一個在中等收入水平下就成為經濟總量領先的經濟體，這是由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獨特國情決定的。“人均中等、總量第二”這個獨一無二的國情特征，[3]意味著中國不但不會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反而具備獨一無二的中等收入機遇。

“人均中等”，說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仍然有巨大潛力，仍然有空間來利用后發優勢，吸收先發國家先進經驗和技術加快發展，這是發達經濟體所不具備的條件。新任國家副總理劉鶴在2018年達沃斯論壇講話中指出，當前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背景，將為諸多新產業發展創造巨大的空間，比如與消費升級相關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與新型城市化相關的節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諸多綠色低碳產業等。[4]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將中國未來產業升級歸納為舊新產業、新老經濟領域和全新產業等三個層面，其中第二個層面新老經濟領域，對中國來講仍然是全新的，但對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來說已經是舊的經濟，并指出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5]這種產業升級的過程，依然有很大空間來吸收發達國家已有的經驗，實現快速發展。

“總量第二”，意味著中國具備巨大的市場吸引力，這是其他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小國（經濟體）所不具備的條件。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內需穩步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8.8%；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中國已經具備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巨大的國內市場。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最大優勢之一，是很難國際流動的低成本勞動力群體，那么新時代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巨大的市場規模。它有助于中國對于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產業產生本地市場效應，并將全球優質的資源吸引過來。匯豐集團2015年底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內地在2015年成為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移居地。接受調查的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外籍人才中有68%表示，來華工作獲得了比原居住地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排在中國內地之后的是中國香港地區，再之后是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外籍人才在華最喜歡從事的工作為教育行業(占1/4)，其次為市場營銷(12%)和制造業(11%)。全球流動人才在亞太區獲得的薪酬收入最高，平均年收入達到12.65萬美元。[6]

“人均中等、總量第二”，是全球范圍內中國獨有的國情體現，這使中國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條件，抓住獨屬于中國的中等收入機遇。這里強調兩個機遇，一是全球化機遇，二是互聯網支撐的共享經濟機遇。

全球化機遇是中國經濟騰飛以來一直存在的外部機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規模龐大且國際流動性低的低成本勞動力群體，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資本、技術以及企業家才能，集結在一起在中國形成生產能力，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難以替代的巨大貢獻。而在以高質量發展為特征的新時代，中國依然具備不可比擬的集結全球優勢資源的能力，只不過這個階段的核心競爭力不再是低成本的勞動力群體，而恰恰是“人均中等、總量第二”的獨一無二的國情。中國同時具備產業發展空間和市場規模吸引力，這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體）都不具備的優勢條件，這使得我們最具備條件來集結優勢生產要素。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必須要按照總書記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閉幕講話中要求的，“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中國將以新的優勢，繼續成為全球優勢生產要素的集結地，在推進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繼續為世界經濟發展發揮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與傳統產業相比，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發展從一開始就處在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當中。互聯網產業是199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與世界前沿起跑線差距很小。中國一批企業家更早地充分發揮其熟悉中國國情的本土化優勢，所以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從一開始就是由本土企業家和本土品牌公司所主導的。當前中國更是形成了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建立了豐富的數字化生態圈并正在不斷拓展延伸。中國市場體量龐大，擁有數量可觀的年輕網民，為數字商業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創造了條件，更有助于其快速實現規模經濟。2016年，中國互聯網用戶7.13億，超過歐盟和美國網民總和。另外，中國國內知識產權使用與保護制度日益完善，使中國互聯網企業可以更低成本的進行競爭，并將多重功能集成于一個簡單易操作的應用程序當中，產生“成為操作系統的通訊軟件”。[7]近年來中國金融業對內開放，也為互聯網企業的盈利模式帶來新機遇，使互聯網公司可以通過免費提供服務的方式，來較快地擴大市場并黏住用戶。此外，面對這樣一個前沿產業，中國政府也采取了“先試水、后監管”的寬容的政策態度，這與政府對許多傳統產業的態度很不相同，如今更是成為數字化發展的積極推動者。[8]上述所有有利條件，促使中國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目前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9]

“人均中等、總量第二”的國情，再加上互聯網產業的優勢狀況，使得中國的營商環境在全世界看發展共享經濟的條件最好。中等水平的人均收入，使得對于不少高端產品進行獨享消費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支付能力，但是如果共享，則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場。比如對于豪華汽車，獨享模式意味著一個客戶要一次性買斷一輛汽車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對于一個中等收入者會造成財務壓力，但是如果可以共享，就可能產生需求。巨大的市場既可以支撐多個企業在其中競爭以提高服務效率，形成良性的競爭環境，又可以保證各家公司享受足夠的規模經濟效應。

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的共享經濟模式可以極大地推進產業分工細化，規模經濟及外部規模經濟等經濟增長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必然帶來新的經濟增長潛力。這也是共享經濟可以在短期內獲得迅速發展的動因。比如，共享單車模式就將單車的維修維護工作交到了專門人員統一負責，既促進了分工專業化，也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10]由于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理位置和地理距離的重要性，所以集聚經濟效應或外部規模經濟效應發揮作用所需要的地理集聚條件也被弱化了。[11]比如，互聯網普及之前，KTV往往設置在人流密集的鬧市區，以便于人們集聚而產生服務的規模經濟效應；互聯網普及后，只要有網絡，分散在各個角落的人所演唱的歌曲或者表演的節目都可以低成本地集聚到互聯網上，這時KTV就可以分散在各個角落，而消費者的作品依然可以集聚到互聯網上，從而也就可以節省地租等重要成本。類似這種“碎片化服務卻可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的現象還出現在健身、按摩椅、借書等領域。總之，正如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所講到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的共享經濟模式，可以充分發揮中國“人均中等、總量第二”的獨一無二的國情優勢。中國新時代產業升級應該利用好這一重要機遇。

第七，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中國完全有可能通過前瞻性的戰略調整與制度建設，解決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矛盾。

2007年，世界銀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國家擺脫貧困陷阱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創新能力方面與發達國家競爭。

胡鞍鋼認為，盡管中國當前處于中高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仍舊面臨諸如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資源環境、人口老齡化、收入差距、社會穩定等諸多挑戰，但中國已經對這些挑戰進行積極應對，中國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篇：別讓自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別讓自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你打開了圈圈第 216 篇原創文章每周為你帶來一篇有洞見的文章

上周深圳校友會線下大趴，有讀者問我個問題—— 他畢業9年多了，剛開始幾年成長很快，收入上漲也不錯，大概3年從4000塊到了1萬，平均每年有2000的漲薪，作為一個非985/211的畢業生來說，還算不錯。

但之后的5年，突然陷入了停滯，收入到現在也就是1萬4，每年漲幅還不足1000。不僅如此，他也覺得自己這幾年，沒什么明顯成長。實際上，這不是特例，很多人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在職場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天花板。每個階段，如果不能捅破那層天花板，就會出現成長和收入的停滯。

一.個體的收入是一個偏態分布

如果我們把中國人的收入分布拿出來看一下，你會發現，是這樣一個趨勢：（來自《中國階級報告 2009年第一版》）也就是說，整體中國社會的收入分布其實是個偏態分布，而非很多人所想象的正態分布，收入低的群體占大多數，而中收入群體的數量很少，至于高收入群體，就是鳳毛麟角了。那么，如果我們拋開幾億農村人口不看，僅看在企業工作的職場人，會不會有不同呢？ 我之前所在的咨詢公司，每年都會發布各大行業的薪酬數據報告。

我們做過一個統計，如果把一個公司從最底層到最高層劃分成20個等級，那么每一級之間大概相差20%的薪水。也就是說，根據市場薪資水平，如果我剛畢業時候是3級，上漲到4級，理論上講我能夠漲20%的薪資。

當然，很多公司是沒有這么多級別的，比如你的公司只有10級，那么就意味著說，每上漲一級，薪資可以上漲44%。

那我們來算筆賬：假設一個人從25歲畢業開始工作，到45歲做到企業最高層，差不多是20個年頭。

這是不是意味著說，我們從剛畢業開始，每年都能漲20%的薪資呢？ 你也知道，這不可能是真實情況。你可以算一下，自己從畢業開始到現在，薪資收入的年復合增長率是多少。根據我們之前的調研數據，對絕大部分工作超過8年的人來說，每年平均增長不超過10%。

（順便，我自己剛才也算了一下，從剛畢業到我去年開始創業一共9年，平均每年將近40%，我只待過2家公司，而且那次跳槽是轉行，薪資沒漲。）事實上，對大多數人來說，工作前幾年的漲薪一般都比較快。比如說你剛畢業月薪4000，漲800塊就20%了。

但是當你月薪20000的時候，要給你漲20%，就是4000塊，這時候公司就要想想，你的價值到底是不是足以支撐這個成本了。所以，如果我們對比“社會整體層級的收入差在20%”以及“單個個體的收入增長不超過10%”這兩個數據，就會發現：

從社會整體來看，每個人都是有一個向上通道的，通道里面的薪資是隨著職位層級的升高而不斷上漲的，但是從個體來看，很多人并沒有達到那個收入水平，是有天花板的。二.個體是否也會陷入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突然覺得這個現象有點熟悉，跟前些年很多經濟學家一直在說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像。

區別在于，“中等收入陷阱”說的是國家，而我們現在說的是個人，但道理都差不多。

2006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提出，一些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速既不如高收入國家，也不如低收入國家。之后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在報告《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國家，比如阿根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它都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始終沒有跨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根據Homi Kharas和HarinderKohli的說法，中等收入陷阱是指——

當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后，因為經濟發展、收入提升，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那么過去支撐其發展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就失去了發展優勢。

但與此同時，該國家的創新技術并沒有得到顯著的發展，所以技術密集型行業也發展不起來。

這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這個國家既無法在制造業上跟低工資的國家競爭，又不能在高新技術創新上跟發達國家競爭，最終帶來經濟增速的下降甚至倒退，導致該國家不能發展為高收入國家。

這就是為什么，前些年，很多公司把中國的工廠往東南亞搬的時候，不少人開始憂心忡忡。好，我們類比到個人身上，你會發現，“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也成立：

很多人在工作初期，依靠自己的努力、執行力，可以有不斷的上升；但是到了一定階段，突然發現，過去收入增長的方法，無法支撐自己未來的收入增長，自己遇到瓶頸了。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不光上不去，還要跟追趕上來的年輕人競爭，最終甚至被公司淘汰。我們打個比方來說，如果你是靠體力來賺取收入，那么可能6000是一般情況下的天花板。

如果你是靠聽話、執行力來賺取收入，那么可能1萬是一般情況下的天花板。

如果你是靠出賣某項技能，那么可能2萬是天花板； 而如果你不僅有執行力，還能思考創新，那么天花板高一些，但如果到了某個階段，你不能帶團隊，天花板就又出現了……

職業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一個天花板等著你。所以，我們常常覺得“我跟以前一樣努力，甚至更努力，為什么成長和收入都好像停滯了呢？”就是這個原因。三.我們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好，回到我們開頭的那個問題，如果在中等收入不斷徘徊，如何才能跨到高收入的行列呢？

我們可以借鑒經濟學家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來得到答案。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個跨越，日本大概花了12年時間，韓國用了8年。（來自世界銀行《2030年的中國》圖1-3）

對比成功和失敗的兩類國家，經濟學家們發現：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能否在中等收入階段成功轉換增長動力機制、調整發展結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對于個人來說，道理其實是一樣的，你在到達天花板之后，是否能夠及時學習，掌握新的能力，從而調整自己的增長方式，是你能夠達到高收入區間的關鍵。那么，中等收入跟高收入的增長驅動力，到底有何不同呢？ 圈外商學院9月份的時候，曾經聯合國內頂尖領導力咨詢公司勵衿，做過一個關于中國人領導力的測評和調研。

報告有很多有意思的發現，我在各地校友會線下大趴的時候有分享過一些。其中有一項發現，跟我們今天的話題高度相關：我們把收入跟能力項做了個對比，想要找出來，較高收入（比如跨過3萬大關）的人，跟較低收入（比如不到1萬）的人，普遍來說，能力差異主要在什么方面。最后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三大方面：

1）思維高度相關的能力：需要把自己的思維視角，從一項任務、一個崗位，上升到一個團隊、一個公司甚至一個行業； 2）抓關鍵的能力：需要從“很好地執行上級規定的每項工作”、“關注工作過程”，變成“直接承擔最終責任、對結果負責，然后從結果來倒推自己和團隊的工作優先級”； 3）知人善任、打造人才梯隊的能力：需要從“自我管理”到“團隊管理”，知道如何搭配團隊、通過別人來工作。以上這些能力，其實都屬于“非執行能力”。如果一個人努力工作，在某個領域有自己的專長，執行力還不錯，具備基本的與人相處的能力，那么他達到中等收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能否達到高收入，則取決于他是否具備以上這些“非執行層面”的能力。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公司創造更高的價值。相反，如果一個人在達到中等收入（在一線城市，這個數值大概是1萬）之后，沒有能夠提升自己以上能力，那么他的收入再往上增長的速度是非常緩慢的。

四.是什么讓我們掉入陷阱

可是，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大多數人，在職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用同一種方式在努力，最終掉入了個體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觀察下來，讓大多數人掉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3個： 原因1：被社會紅利沖昏頭，把紅利當成自己的能力 幫我出書的編輯曾經跟我說，他跟一些自媒體人交流，覺得他們走不長。他們吃的是微信紅利，但不具備維持的能力。實際上，微信公眾號出現之前，媒體渠道是被專業人士占領的，你想發文章、想把你的觀點表達給讀者，就必須通過幾個傳統媒體。

而微信公眾號是一種新的渠道，并且這個渠道是開放給所有人的，所以任何人都不需要通過傳統媒體、就可以直接接觸讀者了。

但另一方面，微信巨大的用戶量，讓需求一下子變得很大，可剛開始的時候供給還沒有跟上（最初公眾號上面的內容非常少），這時候如果你恰巧做了公眾號，哪怕隨意拼湊一點雞湯，讀者都會如饑似渴。

但很快，大家都看到這個機會了，內容供給多了，不稀缺了，反而優質的內容開始稀缺了。

可是，這些人本來在各自領域的積累就一般，只是誤打誤撞到了風口，靠一些紅利讓自己從低收入進到了中等收入，他們是無法提供高質量內容的，所以收入也就不可持續了。這跟我們前面說的中等收入陷阱如出一轍。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因為勞動力低廉帶來的比較優勢，讓自己從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反而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國力強盛、發展快速，沒有意識到轉型的必要性，那么跌入陷阱是必然的。原因2：過去的增長機制形成了慣性，很難跳脫出來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靠的是努力和執行能力，比如你好好完成老板的任務、聽話就好。

但很多人誤以為，一直這樣做就可以了，然后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了停滯。但停滯之后，他們依然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還覺得是自己努力不夠，所以更加拼命。

但因為大腦一直處于執行層，所以學的也都是執行層的東西，比如背單詞。

你們會在朋友圈看到不少人打卡背單詞，實際上，背單詞這類學習，除了對考試有用之外，并沒有什么實際價值，沒有哪家公司愿意為你的詞匯量而支付很高的價格。

所以，如果一個人是因為形成了學習的慣性，但思維模式又沒能從執行層面跳脫出來，就去學一些重復性、背誦性的內容，比如背單詞，那么對他的發展不僅無用、而且有害。因為背單詞屬于背誦記憶，是非常初級且重復的大腦勞動，一旦你適應了這個模式，就很難讓自己進入高級模式去深度思考了，當然也就很難讓自己的能力進入高收入區間了。原因3：所有時間都耗盡，抽不出時間精力來投入高收入能力的提升 美國人芭芭拉·艾倫瑞克是一位專欄作家，有博士學位，白人，標準的精英。

但她為了研究貧窮，隱姓埋名、假裝窮人、混進了美國社會底層，先后做過女招待、清潔工、收銀員等等。

她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憑借努力成功“脫貧”。她還把這段經歷寫成了暢銷書《我在底層的生活》。但是，當芭芭拉混入底層后，她驚訝地發現，窮人們過著一種無論多努力都無法擺脫貧窮的生活——

如果你做著最苦最累的活兒，收入就不會高，所以為了維持生活，你就不得不工作很長時間，這會導致你沒有時間學習和提升自我，然后日復一日，你還是只能做著最苦最累的活兒，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在我們看來，他們有很多辦法：比如學習一個技能，好好做自己的財務規劃……

但是，他們的思維帶寬全部被眼前的柴米油鹽占滿了，疲于奔命，根本沒辦法考慮什么長遠的未來。

偶爾能夠抬頭的時候，他們寧愿讓自己沉浸在可以獲得短暫快樂的游戲、偶像劇里，讓自己喘口氣，沒有一絲多余的意志力用來學習和提升自己。

我現在帶團隊，跟大家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不要只埋頭苦干，加班通宵我都不會表揚你一句；騰出一點時間來思考，你的效率才會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陷入了這種循環：工作辛苦且重復—>時間精力被耗盡—>沒辦法學習提升—>繼續做辛苦且重復的工作，那就需要想一想：在哪個環節可以打破這個循環？是干脆壯士斷腕、辭職充電學習，還是對自己狠一點、去掉一切娛樂活動來學習？

最后，要時刻警惕自己，不要陷入各個層級的收入陷阱： 1）不要把社會紅利當成自己的能力2）搞清楚自己當下以及上一層級的增長驅動力3）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學習，但不要進行重復而無用的學習4）不斷提升自己的思維高度、抓關鍵的能力，以及帶團隊的能力

第三篇：人民日報聚焦中等收入陷阱 推進城鎮化擴大內需

人民日報聚焦中等收入陷阱：推進城鎮化擴大內需

2013年06月23日 02:24 人民網-人民日報

制圖：張芳曼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這一目標順利實現，據專家測算，到2022年左右，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我國就將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可見，今后10年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那么，我們應如何應對這一發展階段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既定目標？本期“觀察”繼續聚焦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編者

跨越陷阱關鍵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問對)

——訪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

本報記者于春暉

記者：前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在其《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中提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認為，我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以后，要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需要高度重視哪些問題和挑戰？

王一鳴：目前，如同其他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經濟體一樣，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階段性變化。這種變化雖然有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的內在條件發生了變化。隨著勞動年齡人口 數量減少，勞動力成本不可逆地上升，儲蓄率和投資率向下調整，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開始減弱，潛在經濟增長率趨于下降，正在轉向7%—8%的新常態。經濟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使既有發展模式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暴露出來。比如，經濟增長過多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發展不協調特征比較突出；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支撐發展，發展效率總體不高；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發展成果共享不足；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強化，發展代價過高。特別是產能過剩矛盾突出，勞動力成本低優勢減弱，創新能力不足問題更加凸顯，能源資源約束持續強化。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記者：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關系我們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您認為，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的關鍵是什么？

王一鳴：關鍵是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近期，李克強同志多次強調用勇氣和智慧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這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強我國發展動力和可持續性的重大戰略。應看到，我國經濟發展的改革紅利尚未完全釋放，國內市場潛力尚未充分挖掘，創新尚未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這些是現實的問題，也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留下了巨大空間。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就是要在既有發展版本基礎上，形成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版本，是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高、活力和動力更強、公平性和可持續性更好的發展版本。

記者：李克強同志還提出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對此，您如何理解？

王一鳴：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根本動力在于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以釋放改革紅利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關鍵。任何發展版本都要有動力機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體制的安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機制引導市場主體行為，形成相關利益格局，決定發展版本的選擇。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能破除既有發展版本的體制安排和利益結構，實現發展版本升級。雖然相對于以往，推進改革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的牽制，但如果不突破原有體制機制，不沖破既有利益格局，發展版本就很難升級。

深化改革，要求明確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做好政府權力的“減法”，核心是簡政放權。簡政放權不能僅僅停留在機構撤并上，而應在職能整合、流程再造、效率提升上下功夫，把市場和社會能夠承擔的職能交給市場和社會。要下決心減少行政審批，抓緊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生產經營活動和資質資格許可等事項，嚴格控制新增審批項目。將更多的政府職能由“前置”改為“后置”，并且對“后置”嚴格依法進行規范。創新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推動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就要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企業的市場經濟主體作用。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強化政府為市場主體服務的職能，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需求動力來自于擴大內需。應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和統籌城鄉相關改革，釋放城鎮化的擴大內需潛力。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與既有版本相比，中國經濟升級版更加強調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使經濟增長由過多地依靠外需拉動轉向內需、外需協調拉動，實現新的經濟平衡。應積極穩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通過城鎮化和統籌城鄉相關改革，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釋放城鎮化擴大內需的潛力。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供給動力來自于創新。創新是發展的不竭動力。應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深化教育、科技體制改革釋放科技創新活力。與既有版本相比，中國經濟升級版更加強調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充分利用市場的倒逼機制，促使企業加快科技創新、產品創新、品牌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提升企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加強研發平臺建設，加大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技術創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機制。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積極創新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造就 高素質人才隊伍。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營造有利于創新潛能充分釋放的體制環境。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發展的根本動力(互動)

提問

網友一籌莫展：

現在老百姓收入低、壓力大，連站都站不穩，快要趴下了，哪還能跨？跨不過去，不是遲早要掉到陷阱里嗎？

回答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新新：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發展的最終目的，也是發展的根本動力。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這必將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勁動力，推動我們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從經濟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會極大地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堵塞通過創業、創新、創造增加社會財富的源頭活水。從社會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加劇社會對立，影響社會穩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應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應通過制定傾斜政策和限制政策，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同時，通過制定實施具體的制度和政策，促進起點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規避社會風險和自然風險，增強人們對未來的信心，穩定消費傾向和支出預期，保障和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應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和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逐步完善的原則，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一是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社會保障 制度非均衡發展的態勢。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完善城鎮職工和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有序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二是推進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完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三是健全社會救助體系。重點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相適應的救助標準調整機制。

創新社會管理。當前，一些發達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漸次出現的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在我國同時顯現出來。社會矛盾糾紛本質上是利益問題。因此，要從源頭上化解矛盾糾紛，就要創新社會管理，關注群眾的利益需求，真心實意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一是高度關注民生。堅持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在制定政策時，應科學嚴謹、公開透明，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項目決策上，應著眼于最大多數群眾的利益需求，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切實讓大多數群眾得到實惠。二是著力推進依法行政。按照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要求，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切實做到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保證依法行政。三是不斷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形成國家、社會、個人多贏共生的利益關系。

完善新階段的發展戰略(觀察者說)

李曉西

從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需要克服很多嚴峻的挑戰。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在數十年間未能實現這一提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在傳統成本優勢喪失的形勢下，沒能在轉變發展方式、創造新的增長動力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結果出現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徘徊的局面，引發了諸如分配不公、腐敗泛濫、“城市病”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對我國來講，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實質上是對經濟體制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挑戰。最近30多年，我們已看到了改革在解放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力量。現在，我們仍然需要強調改革在保證持續發展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在經濟體制轉型和發 展方式轉變中，聚焦點、明戰略、增合力，力求在三五年內有較大突破，進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起點。為此，需要調整和完善戰略思路。總的看，新階段的發展戰略可以概括為“科學發展、綠色新政”。這樣的戰略思路既有繼承性也有創新性，既立足國情也有國際化內涵。

經濟發展戰略

在中等收入階段，傳統的勞動力成本和資源價格低廉優勢正在失去，如果不能及時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優勢，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跨越陷阱的必由之路是在解決現實問題的同時，更加注重創造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資源，培育新的產業競爭優勢，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城鎮化融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橋梁。事實上，中央早已看到這個問題，并作出了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現在需要深刻領會和認真貫徹中央的決策部署，并配套好制度、政策和措施，改變單純追求GDP的傾向，把新戰略落實下去。

城鎮化戰略

城鄉發展差距大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現，城鎮化則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最大內需潛力所在。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遵循城鄉統籌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同時，大力推進農村現代化建設，使城鄉居民收入都有較大幅度提高，從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有助于避免或減輕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城市病”現象，防止大批進城農民淪為城市貧民，形成城市貧民區。統籌城鄉發展，應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力度，調整創新制度以保證農村發展需要；改革土地制度，保護農民權益，提高農地和城市建設用地使用效率。同時，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步伐，積極穩妥改革戶籍制度，放手發展中小企業和服務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加快保障房體系建設，為城市新成員提供住房保障。加快推進覆蓋全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城鄉人口流動創造良好條件。

環境戰略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當前，我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實踐證明，只有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上構建環境保護制度，才能真正達到環保目標，才是主動、有效的環境保護。應把綠色發展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模式選擇，以不超出生態環境容量、資源承載能力為前提，以實現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為目標，在生產、流通、消費等社會經濟各個環節都實現綠色化、生態化，為后代人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和更高的發展平臺。這需要通過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循環經濟來實現。

改革戰略

應堅持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被一步步破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并不斷完善，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根本體制保障。面對當前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存在的越位、缺位與錯位問題，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把行政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應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打破一些領域和行業存在的行政性壟斷。應進一步加強競爭機制，以發揮各類經濟主體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同時，應加快推進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目標的體制改革，推進綠色發展。綠色發展意味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將不斷提高，意味著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可持續發展要求得到貫徹落實。這顯然有助于防止經濟增長停滯徘徊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保證發展質量的關鍵戰略，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意義。綠色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產業、財政、稅收、金融、貿易以及投資體制等諸多方面的改革。應通過深化改革、健全體制，使資源環境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可以隨意或低價使用的公共物品，使資源價格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我國經濟已發展到必須實行綠色發展的階段，需要深化各方面改革以適應綠色發展的需要。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第四篇：中國百貨店策略研究

中國百貨店策略研究

一、中國百貨店現狀分析

隨著近幾年零售業態形式的多樣化，百貨店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連鎖超市、專業店、專賣店等零售業態的繁榮搶占了市場，它們充分利用自身經營的特點，以其低成本、效率好，方便靈活，專業性強等優勢使得百貨店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消費者的流失，利潤空間小，管理難度大，競爭環境的激烈化使得百貨店喪失了以住的繁榮。中國百貨店怎樣才能走出困境？應該采取哪些經營策略？

二、差異化定位

百貨店的營業面積大，品種齊全，但不可雜而亂，應對市場進行調查和細分，進行不同的定位，以滿足顧客的差異化需求。如根據奢華性人群進行奢華性定位，為滿足人們對時尚的追求進行時尚性定位，可以定位于生活性的，娛樂性的，品牌性的，主題型的，生活鄰里型的，依據特定環境，規模可大小不一，有大型百貨商場，小型百貨店。在中國大市場中，百貨店要以其精準的定位，差異化地經營獨樹一幟。避免百貨店之間無差異，同質性強，增強對其他零售業態的競爭力。

如主題購物型定位：以購物為中心的主題購物型定位是多數購物中心的模式。主題購物型定位的購物中心又可細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都市綜合購物型

設在都市中心區，由眾多中小店鋪組成，有的還有1—2家較大的百貨店、超級市場，經營多元化。

2．郊外大盒子中心型

在城鄉結合部，由眾多以大盒子形態出現的大型綜合超市、名品折扣中心、大型專業店構成。

3．專業中心型

由經營同一品類商品的各種店鋪集合而成，常見的有：家居購物中心、玩具購物中心等。

三、營造購物環境

連鎖超市、專賣店、專業店等是小而精，方便的特點，但百貨店應充分利用其營業面積大，品種豐富的特點，構造那些零售業態沒有的獨特的購物環境，讓消費者擁有舒暢的購物環境體驗。在大型百貨商場里，進行創新性設計，對門面、招牌、櫥窗、商品擺放、色彩燈光照明室內裝潢等進行巧妙構思，精心設計。擁有娛樂休息場所，配以高質量的服務，吸引顧客的到來，更多的客流量。

第五篇：稅賦水平高于中等收入范文

我國稅負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

國家宏觀稅負水平和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不對稱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8日發布的中國稅收風險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認為，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目前稅負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國家，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過高。從財政支出角度看，我國宏觀稅負的水平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存在著一些不對稱。與會專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表示，衡量稅負輕重應與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掛鉤。

據世界銀行的調查資料顯示，一國宏觀稅負水平與該國人均GDP呈正相關，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國家，最佳宏觀稅負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國家，最佳宏觀稅負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最佳宏觀稅負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最佳宏觀稅負為30%。“以此為標準：結合我國2009年人均GDP3700美元，我國目前的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顯然過高。”報告表示。對于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具體有多高，尚無統一的說法，不同部門、單位和機構披露的數據也各不相同。2010年8月，財政部網站援引媒體報道稱，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這不僅遠低于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之后不久，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認為，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達到31.5%、30.9%和32.2%。

報告分析認為，之所利用相同數據卻計算出不同結果，合理解釋就是統計口徑不一樣。據介紹，計算我國的宏觀稅負，也就是政府對財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三種算法，小口徑只計算政府的稅收收入，中口徑計算政府的預算內收入，而大口徑也就是全口徑則計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僅包括預算內財政收入，還包括了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障金收入，以及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名義向企業和個人收取的沒有納入預算內和預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形式取得的收入的總和。社科院財貿所報告測算的宏觀稅負水平是按照相關標準進行的全口徑計算，而此前財政部網站上公布的稅負僅包含了政府稅收，是按照小口徑計算的。報告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我國宏觀稅負增長較快，從年均稅負來看，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遠遠高于中小口徑的宏觀稅負水平。

“稅負高低與稅負重輕不是一回事，稅負高不等于稅負重，稅負低不一定稅負輕。研究稅負輕重應與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掛鉤。”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教授安體富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說。

報告認為，從財政支出視角看我國宏觀稅負的話，福利與稅收是不匹配的，究其原因是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還存在著諸多不合理之處。資料表明，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的邊際稅率高于我國，但由于他們的國家財政用于教育、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非常大，公民可以享受到相對完善的社會福利。以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著稱的北歐國家丹麥為例，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等)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70.25%。另外一些發達國家，比如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也分別高達68.84%、58.73%、56.73%、57.11%，并且我國周邊的一些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也高于我國，由于“高稅負”產生“高福利”，這些國家中的公民并沒有對自己國家的稅收政策產生很大的反感情緒。相反我國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占財政支出這一比重相對較低，2007年我國這方面的數據累計不足30%。2009年中央財政的社會保障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水平分別為7.63%、2.7%、4.52%，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有差距。“確定一個合理的稅負水平是優化我國宏觀稅負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報告提出，宏觀稅負合理水平的選擇首先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國目前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不高，因此宏觀稅負水平不宜過高。除確定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外，在我國宏觀稅負政策調整上，報告還建議，規范政府收入形式、厘清稅費關系，調整稅收制度、完善財稅體制以及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進公共財政的建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