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紐約時報》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系列全集

《紐約時報》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系列全集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一）——重塑私營部門

作者：黃亞生,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商學院國際管理教授,《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書作者。

人們總是將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膨脹與大學畢業生慘淡的營生相聯系，中國的大學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嚴重的說，甚至是誤導性的。

1998年，中國大學共錄取了約100萬名大學生，而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已經攀升至600萬以上。事實證明，中國在1998年的招生規模是恰當的，而隨后的擴招超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

企業吸收了很多大學畢業生，但大多數“知識生產”由科研機構承擔，而后者僅需要很少的員工。

中國大學教育的供需問題更多的取決于需求方，盡管國外分析師不斷吹捧中國的發展，但中國經濟的驅動力仍來源于手工勞動、低成本以及低利潤的制造業。

盡管目前中國在以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進行知識生產，但絕大多數的知識生產仍由科研機構以及學術機構承擔，而不是企業。知識生產是一個精英化的過程，它只需要極少數的工人。因此，中國無法吸納如此多的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的另一條就業出路是政府機構，但中國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的官僚機構。鑒于政府目前的規模已如此龐大，它似乎很難再騰出更多的工作崗位。事實上，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大學畢業生正在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

中國的企業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畢業生的巨大市場。盡管中國在科研上投入大筆資金，但大多數投資都流向政府贊助的科研機構，而不是企業。部分企業不得不同時應對金融、營銷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著“禿頂”現象——他們擁有很多工人，但管理人員卻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很多中國企業事實上還只停留在工廠階段，他們得到出口合同以及規格詳單，然后便按照要求開始生產。這種企業根本無需自行展開營銷及產品開發。最后，服務業相當于中國經濟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國的服務業十分弱小，考慮到GDP增速，它的發展相比于印度、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十分緩慢。事實上，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使得中國更像中東地區的產油國，而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體。

中國企業部門管理方面的落后以及服務業規模狹小的原因十分復雜，但這些私營企業仍不得不面對扭曲的金融監管體制。

相比于私營部門的落后，中國的大學生人數顯得過多，除非中國展開大膽改革，否則這些大學生改變命運的機會有限。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二）——教育程度與工作機會的悖論 作者：章家敦，曾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福布斯網站專欄作家。在中國，一張大學文憑紙重要嗎？如果你想到溫州應聘挖糞工的話，它確實能派上用場。溫州是中國浙江省的富饒之地，該市今年招募八名大學畢業生填補挖糞工的空缺，超過1100名大學生應聘這一崗位。由此看來，翹課去像農民工一樣打工實在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

參軍也是如此。很久以前，參軍對于大學生們來說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但情況早已發生了變化，在2009年，120,000名大學畢業生參軍入伍，這一數字是2008年的三倍，2006年的12倍。

參軍入伍、收集糞便，這樣的工作開始對大學生們產生了吸引力，因為他們在其它領域能夠接觸到的有前途的機會不多。最近以來，大學生們甚至開始垂涎于諸如家政、奶媽這樣的工作。

盡管專家們指出大學生在畢業之后工資會逐漸上漲，但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收入前景似乎更為可觀。原因何在？中國此前考慮不周的人口政策導致勞動人口數量大爆炸似的增長，但那代人現在很多都已經退休了。

隨著工人退休，中國的勞動人口規模將急劇萎縮。中國自2004年以來便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一大批工人又很快即將離崗退休。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認為，這批工人的退休時間大約在2013年至2016年間。

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工資上漲由此就變得不難理解，工人數量的急劇下滑，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就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在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生數量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供需法則，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將上漲，而大學生群體的收入將下滑。部 分人士指出，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將向高端方向轉向，低端制造業將流向越南以及孟加拉國等國家。誠然，外包貿易的轉移將成為彌補勞動力短缺的途徑，但效果有 限。外資企業將撤出中國——他們將失去優良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大型供應商網絡——但這只有在工人工資大規模上漲，而且沒有上限的上漲的時候才會發生。近期，藍領工人的工資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今年8月，我和我妻子在深圳龍海富 士康工廠外與兩名小販攀談了起來，他們在街邊補上一張毯子來擺放他們的商品。其中一人說：“這里面的工人很有錢。”而他們則很窮——他們指的是在街道上擺 攤的另外兩個人，他們這一星期沒賣出多少東西。這兩人一個是來自四川省石油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另外一個以前希望成為一名工程師。他們說擺攤是他們找到的最 好的工作了。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三——高分低能的悖論

作者：趙勇，密歇根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著有《Catching Up or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一書。

中國教育面臨著一個尷尬的悖論。一方面，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一份起碼比農民工收入要高得多的體面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企業愿意開出更高的薪水，但是他們往往發現找不到合格的員工。

跨國公司在招聘員工時就面臨著這一窘境。根據上海美國商會對美國企業的調查，37%的受訪企業表示挖掘人才是他們擺在他們面前最大的經營難題。《麥肯錫季刊》的一份調查指出，44%的中國企業高管認為人才短缺是他們實現走出去戰略的最大障礙。我對此的解釋是：這是由應試教育環境造成的。

中國曾經創造了用于遴選官員的科舉考試制度，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創造，因為它使社會各階層的人才不論出身背景，都擁有了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因此，通過科舉制度，中國得以營造一個巨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制度逐漸變了味，因為它逐漸演化成一種死記硬背孔夫子經典的考試。

科 舉早已被廢除，但它的影響現在以高考的形式仍然在荼毒著當今中國。一場考試就足以決定學生能否進入大學深造以及上什么樣的大學。高考具有一考定終身的影 響，因而它成為了整個教育交響曲的指揮棒。學生、家長、老師、學校領導乃至地方政府官員都致力于取得一個好成績。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生們便被免除了其它 任何負擔，或者被剝奪了做其它事情的權利，以便讓他們能夠安心學習取得好成績。

結果是，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通常能夠取得很高的成績，但個人能力很弱。那些擅長升學考試的人特別注重書本知識，但當他們畢業時，他們發現老板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考試成績。這就是為什么在麥肯錫的另一份調查中發現，僅有不到10%的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夠勝任在外企的工作。

中國的教育者們深刻意識到了高考制度的弊端，他們已經在淡化考試的重要性上作出嘗試。但尋找另一種能夠考核學生學習能力的有效指標需要時間，特別是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四）——大學體系的等級化

作者：Qiang Zha，多倫多約克大學助理教授，與他人合著有《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Higher Education》。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文憑的含金量卻越來越低。很多大學畢業生為教育與培訓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們卻沒能換來回報。原因何在？難道中國不需要知識工作者嗎？

在過去1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增長了七倍多，現在它每年能夠輸出近600萬的大學畢業生。難道這些學生不應受益于他們所取得的教育證書，避免被視為僅有白菜價的命運嗎？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失序。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膨脹，中國的教育體系出現了階層化現象，它漸形成了森嚴的等級體系，僅有少數精英大學（總計約100所）矗立在這個等級體制的頂端，它們能夠避開大學擴招的影響。與此同時，絕大多數（95%左右）地方院校不得不吞下增長的招生規模。重點大學能夠能夠享受國家贊助，他們獲得了更多社會資源，而地方院校則只能更多的尋求市場力量，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招收更多的學生才能保證他們的收入。

二者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眾多高等院校教育質量的退化，特別是那些新創辦的學校以及民辦學校，它們普遍面臨著教職員工短缺的窘境。更糟糕的是，很多大學喜歡開設“軟”專業，例如會計、商務/公共管理、國際商務以及外語，這些熱門課程不需要占用很多資源，因而成為高校擴招的有效的途徑。盡管這些專業畢業的學生受到就業市場的親睞，但學生規模的激增導致市場供需出現失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就業市場的分工化現象油然而生。重點大學以及那些“硬”專業的畢業生（例如科學技術類）在更強調知識及技能的一級就業市場能夠獲得更好的機會。

地方院校以及那些“軟”專業的畢業生更可能被推向具有低工資高強度勞動特點的二級就業市場。

盡管如此，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將孕育出更多的機會，那些持有大學文憑的人，不管他們的專業如何，都將能從中受益。從長遠來看，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將呈增長趨勢。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五）——當校長開上寶馬車

當校長開上寶馬車

作者：DavidStraub，現居中國杭州

我待在中國的十年時間內有七年擔任英語及歷史教師，因而我對中國教育制度的優缺點有著切身的感官。以下是我總結的幾點問題：

1、中美最大的不同之處可能在于他們對大學教育價值的不同認知。在中國，大學以及高考成績成為很多學生們的最高追求。家長以及學生們更看重大學所帶來的光環，而教育質量往往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2、很多民辦學校淪為文憑工廠。如果你知道不管你的學業表現如何，你都可以拿到大學文憑，那么你就沒有理由再去學習了。而學校的老師及管理層也不愿在改善專業教學上下力氣，因為他們知道家長以及學生們只要拿大文憑就行了，無所謂教學質量。

3、中國的高中以及大學存在著一些西方社會無法容忍的經濟問題。我曾聽說有家長為了學生能夠通過考試而賄賂教職人員。大學的資金通常被用于美化校園環境以及領導人員旅游，而不是提高教師工資。而且，一些學校高層領導都開著豪車，而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工資負擔不起這樣的奢華。

中西方學生對比 作者：J，現居北京

在我對中西方畢業生工作情況的觀察中發現，中國畢業生大多能夠保證在一天8小時內辛勤工作，但你必須指導他們，給他們作出很多安排。而西方的畢業生，盡管他們中的75%完全就是廢物，因為他們不遵守紀律，缺乏基礎知識。但余下的25%可都是純金般的人才。他們在工作上富有創意，樂意展現出最好的一面，而且很快能夠適應新任務及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西方教育體系存在的部分缺點，即優秀的人才能夠從中脫穎而出，而余下的平庸之輩則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存在于這個教育體系中，并且對他們的能力天真的自信。大學的官僚化與作弊現象 作者：Sinoman，現居中國深圳

在中國，教師屬于政府職員，他們享受著與護士、警察以及郵差一樣的薪水。因此，除了少數真正致力于教育事業的人外，其余95%的教育工作者不過是在“打醬油”，他們對教師這份工作并沒有多少興趣。

教學課程受控于官僚思想，并且缺乏奉獻精神。入學考試制度對窮學生存在著天然的不公，古老的記憶教學法造就了超強的記憶能力，但也滋生出作弊的風氣。無需思考，背下來就對了。

人 們可以隨便砸街邊的某個角落買到一張假文憑，而大多數人在他們的簡歷上隱瞞了真實學歷，這進一步削弱了文憑的價值。招聘公司要的是一張文憑紙，而不是學 歷。中國的人力資源專業素質根本不值一提，面試官的面試技巧同樣可笑。而且有時吹噓拍馬比個人能力更有用處，那么你就不奇怪為什么中國的大學文憑越來越不 值錢了。

第二篇：《紐約時報》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系列全集

《紐約時報》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系列全集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一）——重塑私營部門

作者：黃亞生,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商學院國際管理教授,《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書作者。

人們總是將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膨脹與大學畢業生慘淡的營生相聯系，中國的大學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嚴重的說，甚至是誤導性的。

1998年，中國大學共錄取了約100萬名大學生，而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已經攀升至600萬以上。事實證明，中國在1998年的招生規模是恰當的，而隨后的擴招超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

企業吸收了很多大學畢業生，但大多數“知識生產”由科研機構承擔，而后者僅需要很少的員工。

中國大學教育的供需問題更多的取決于需求方，盡管國外分析師不斷吹捧中國的發展，但中國經濟的驅動力仍來源于手工勞動、低成本以及低利潤的制造業。

盡管目前中國在以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進行知識生產，但絕大多數的知識生產仍由科研機構以及學術機構承擔，而不是企業。知識生產是一個精英化的過程，它只需要極少數的工人。因此，中國無法吸納如此多的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的另一條就業出路是政府機構，但中國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的官僚機構。鑒于政府目前的規模已如此龐大，它似乎很難再騰出更多的工作崗位。事實上，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大學畢業生正在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

中國的企業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畢業生的巨大市場。盡管中國在科研上投入大筆資金，但大多數投資都流向政府贊助的科研機構，而不是企業。部分企業不得不同時應對金融、營銷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著“禿頂”現象——他們擁有很多工人，但管理人員卻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很多中國企業事實上還只停留在工廠階段，他們得到出口合同以及規格詳單，然后便按照要求開始生產。這種企業根本無需自行展開營銷及產品開發。

最后，服務業相當于中國經濟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國的服務業十分弱小，考慮到GDP增速，它的發展相比于印度、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十分緩慢。事實上，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使得中國更像中東地區的產油國，而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體。中國企業部門管理方面的落后以及服務業規模狹小的原因十分復雜，但這些私營企業仍不得不面對扭曲的金融監管體制。

相比于私營部門的落后，中國的大學生人數顯得過多，除非中國展開大膽改革，否則這些大學生改變命運的機會有限。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二）——教育程度與工作機會的悖論

作者：章家敦，曾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福布斯網站專欄作家。

在中國，一張大學文憑紙重要嗎？如果你想到溫州應聘挖糞工的話，它確實能派上用場。溫州是中國浙江省的富饒之地，該市今年招募八名大學畢業生填補挖糞工的空缺，超過1100名大學生應聘這一崗位。由此看來，翹課去像農民工一樣打工實在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

參軍也是如此。很久以前，參軍對于大學生們來說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但情況早已發生了變化，在2009年，120,000名大學畢業生參軍入伍，這一數字是2008年的三倍，2006年的12倍。

參軍入伍、收集糞便，這樣的工作開始對大學生們產生了吸引力，因為他們在其它領域能夠接觸到的有前途的機會不多。最近以來，大學生們甚至開始垂涎于諸如家政、奶媽這樣的工作。

盡管專家們指出大學生在畢業之后工資會逐漸上漲，但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收入前景似乎更為可觀。原因何在？中國此前考慮不周的人口政策導致勞動人口數量大爆炸似的增長，但那代人現在很多都已經退休了。

隨著工人退休，中國的勞動人口規模將急劇萎縮。中國自2004年以來便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一大批工人又很快即將離崗退休。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認為，這批工人的退休時間大約在2013年至2016年間。

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工資上漲由此就變得不難理解，工人數量的急劇下滑，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就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在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生數量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供需法則，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將上漲，而大學生群體的收入將下滑。

部分人士指出，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將向高端方向轉向，低端制造業將流向越南以及孟加拉國等國家。誠然，外包貿易的轉移將成為彌補勞動力短缺的途徑，但效果有限。外資企業將撤出中國——他們將失去優良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大型供應商網絡——但這只有在工人工資大規模上漲，而且沒有上限的上漲的時候才會發生。近期，藍領工人的工資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一）——重塑私營部門

作者：黃亞生,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商學院國際管理教授,《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書作者。

人們總是將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膨脹與大學畢業生慘淡的營生相聯系，中國的大學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嚴重的說，甚至是誤導性的。

1998年，中國大學共錄取了約100萬名大學生，而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已經攀升至600萬以上。事實證明，中國在1998年的招生規模是恰當的，而隨后的擴招超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

企業吸收了很多大學畢業生，但大多數“知識生產”由科研機構承擔，而后者僅需要很少的員工。

中國大學教育的供需問題更多的取決于需求方，盡管國外分析師不斷吹捧中國的發展，但中國經濟的驅動力仍來源于手工勞動、低成本以及低利潤的制造業。

盡管目前中國在以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進行知識生產，但絕大多數的知識生產仍由科研機構以及學術機構承擔，而不是企業。知識生產是一個精英化的過程，它只需要極少數的工人。因此，中國無法吸納如此多的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的另一條就業出路是政府機構，但中國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的官僚機構。鑒于政府目前的規模已如此龐大，它似乎很難再騰出更多的工作崗位。事實上，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大學畢業生正在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

中國的企業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畢業生的巨大市場。盡管中國在科研上投入大筆資金，但大多數投資都流向政府贊助的科研機構，而不是企業。部分企業不得不同時應對金融、營銷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著“禿頂”現象——他們擁有很多工人，但管理人員卻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很多中國企業事實上還只停留在工廠階段，他們得到出口合同以及規格詳單，然后便按照要求開始生產。這種企業根本無需自行展開營銷及產品開發。

最后，服務業相當于中國經濟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國的服務業十分弱小，考慮到GDP增速，它的發展相比于印度、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十分緩慢。事實上，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使得中國更像中東地區的產油國，而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體。

中國企業部門管理方面的落后以及服務業規模狹小的原因十分復雜，但這些私營企業仍不得不面對扭曲的金融監管體制。

相比于私營部門的落后，中國的大學生人數顯得過多，除非中國展開大膽改革，否則這些大學生改變命運的機會有限。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二）——教育程度與工作機會的悖論

作者：章家敦，曾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福布斯網站專欄作家。

在中國，一張大學文憑紙重要嗎？如果你想到溫州應聘挖糞工的話，它確實能派上用場。溫州是中國浙江省的富饒之地，該市今年招募八名大學畢業生填補挖糞工的空缺，超過1100名大學生應聘這一崗位。由此看來，翹課去像農民工一樣打工實在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

參軍也是如此。很久以前，參軍對于大學生們來說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但情況早已發生了變化，在2009年，120,000名大學畢業生參軍入伍，這一數字是2008年的三倍，2006年的12倍。

參軍入伍、收集糞便，這樣的工作開始對大學生們產生了吸引力，因為他們在其它領域能夠接觸到的有前途的機會不多。最近以來，大學生們甚至開始垂涎于諸如家政、奶媽這樣的工作。

盡管專家們指出大學生在畢業之后工資會逐漸上漲，但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收入前景似乎更為可觀。原因何在？中國此前考慮不周的人口政策導致勞動人口數量大爆炸似的增長，但那代人現在很多都已經退休了。

隨著工人退休，中國的勞動人口規模將急劇萎縮。中國自2004年以來便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一大批工人又很快即將離崗退休。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認為，這批工人的退休時間大約在2013年至2016年間。

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工資上漲由此就變得不難理解，工人數量的急劇下滑，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就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在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生數量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供需法則，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將上漲，而大學生群體的收入將下滑。

部分人士指出，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將向高端方向轉向，低端制造業將流向越南以及孟加拉國等國家。誠然，外包貿易的轉移將成為彌補勞動力短缺的途徑，但效果有限。外資企業將撤出中國——他們將失去優良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大型供應商網絡——但這只有在工人工資大規模上漲，而且沒有上限的上漲的時候才會發生。近期，藍領工人的工資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今年8月，我和我妻子在深圳龍海富士康工廠外與兩名小販攀談了起來，他們在街邊補上一張毯子來擺放他們的商品。其中一人說：“這里面的工人很有錢。”而他們則很窮——他們指的是在街道上擺攤的另外兩個人，他們這一星期沒賣出多少東西。這兩人一個是來自四川省石油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另外一個以前希望成為一名工程師。他們說擺攤是他們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三——高分低能的悖論

作者：趙勇，密歇根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著有《Catching Up or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一書。

中國教育面臨著一個尷尬的悖論。一方面，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一份起碼比農民工收入要高得多的體面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企業愿意開出更高的薪水，但是他們往往發現找不到合格的員工。

跨國公司在招聘員工時就面臨著這一窘境。根據上海美國商會對美國企業的調查，37%的受訪企業表示挖掘人才是他們擺在他們面前最大的經營難題。《麥肯錫季刊》的一份調查指出，44%的中國企業高管認為人才短缺是他們實現走出去戰略的最大障礙。

我對此的解釋是：這是由應試教育環境造成的。

中國曾經創造了用于遴選官員的科舉考試制度，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創造，因為它使社會各階層的人才不論出身背景，都擁有了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因此，通過科舉制度，中國得以營造一個巨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制度逐漸變了味，因為它逐漸演化成一種死記硬背孔夫子經典的考試。

科舉早已被廢除，但它的影響現在以高考的形式仍然在荼毒著當今中國。一場考試就足以決定學生能否進入大學深造以及上什么樣的大學。高考具有一考定終身的影響，因而它成為了整個教育交響曲的指揮棒。學生、家長、老師、學校領導乃至地方政府官員都致力于取得一個好成績。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生們便被免除了其它任何負擔，或者被剝奪了做其它事情的權利，以便讓他們能夠安心學習取得好成績。

結果是，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通常能夠取得很高的成績，但個人能力很弱。那些擅長升學考試的人特別注重書本知識，但當他們畢業時，他們發現老板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考試成績。這就是為什么在麥肯錫的另一份調查中發現，僅有不到10%的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夠勝任在外企的工作。

中國的教育者們深刻意識到了高考制度的弊端，他們已經在淡化考試的重要性上作出嘗試。但尋找另一種能夠考核學生學習能力的有效指標需要時間，特別是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四）——大學體系的等級化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三——高分低能的悖論

作者：趙勇，密歇根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著有《Catching Up or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一書。

中國教育面臨著一個尷尬的悖論。一方面，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一份起碼比農民工收入要高得多的體面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企業愿意開出更高的薪水，但是他們往往發現找不到合格的員工。

跨國公司在招聘員工時就面臨著這一窘境。根據上海美國商會對美國企業的調查，37%的受訪企業表示挖掘人才是他們擺在他們面前最大的經營難題。《麥肯錫季刊》的一份調查指出，44%的中國企業高管認為人才短缺是他們實現走出去戰略的最大障礙。

我對此的解釋是：這是由應試教育環境造成的。

中國曾經創造了用于遴選官員的科舉考試制度，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創造，因為它使社會各階層的人才不論出身背景，都擁有了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因此，通過科舉制度，中國得以營造一個巨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制度逐漸變了味，因為它逐漸演化成一種死記硬背孔夫子經典的考試。

科舉早已被廢除，但它的影響現在以高考的形式仍然在荼毒著當今中國。一場考試就足以決定學生能否進入大學深造以及上什么樣的大學。高考具有一考定終身的影響，因而它成為了整個教育交響曲的指揮棒。學生、家長、老師、學校領導乃至地方政府官員都致力于取得一個好成績。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生們便被免除了其它任何負擔，或者被剝奪了做其它事情的權利，以便讓他們能夠安心學習取得好成績。

結果是，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通常能夠取得很高的成績，但個人能力很弱。那些擅長升學考試的人特別注重書本知識，但當他們畢業時，他們發現老板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考試成績。這就是為什么在麥肯錫的另一份調查中發現，僅有不到10%的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夠勝任在外企的工作。

中國的教育者們深刻意識到了高考制度的弊端，他們已經在淡化考試的重要性上作出嘗試。但尋找另一種能夠考核學生學習能力的有效指標需要時間，特別是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四）——大學體系的等級化

作者：Qiang Zha，多倫多約克大學助理教授，與他人合著有《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Higher Education》。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文憑的含金量卻越來越低。很多大學畢業生為教育與培訓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們卻沒能換來回報。原因何在？難道中國不需要知識工作者嗎？

在過去1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增長了七倍多，現在它每年能夠輸出近600萬的大學畢業生。難道這些學生不應受益于他們所取得的教育證書，避免被視為僅有白菜價的命運嗎？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失序。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膨脹，中國的教育體系出現了階層化現象，它漸形成了森嚴的等級體系，僅有少數精英大學（總計約100所）矗立在這個等級體制的頂端，它們能夠避開大學擴招的影響。與此同時，絕大多數（95%左右）地方院校不得不吞下增長的招生規模。

重點大學能夠能夠享受國家贊助，他們獲得了更多社會資源，而地方院校則只能更多的尋求市場力量，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招收更多的學生才能保證他們的收入。

二者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眾多高等院校教育質量的退化，特別是那些新創辦的學校以及民辦學校，它們普遍面臨著教職員工短缺的窘境。

更糟糕的是，很多大學喜歡開設“軟”專業，例如會計、商務/公共管理、國際商務以及外語，這些熱門課程不需要占用很多資源，因而成為高校擴招的有效的途徑。盡管這些專業畢業的學生受到就業市場的親睞，但學生規模的激增導致市場供需出現失衡。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就業市場的分工化現象油然而生。重點大學以及那些“硬”專業的畢業生（例如科學技術類）在更強調知識及技能的一級就業市場能夠獲得更好的機會。

地方院校以及那些“軟”專業的畢業生更可能被推向具有低工資高強度勞動特點的二級就業市場。

盡管如此，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將孕育出更多的機會，那些持有大學文憑的人，不管他們的專業如何，都將能從中受益。從長遠來看，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將呈增長趨勢。

作者：Qiang Zha，多倫多約克大學助理教授，與他人合著有《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Higher Education》。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文憑的含金量卻越來越低。很多大學畢業生為教育與培訓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們卻沒能換來回報。原因何在？難道中國不需要知識工作者嗎？

在過去1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增長了七倍多，現在它每年能夠輸出近600萬的大學畢業生。難道這些學生不應受益于他們所取得的教育證書，避免被視為僅有白菜價的命運嗎？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失序。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膨脹，中國的教育體系出現了階層化現象，它漸形成了森嚴的等級體系，僅有少數精英大學（總計約100所）矗立在這個等級體制的頂端，它們能夠避開大學擴招的影響。與此同時，絕大多數（95%左右）地方院校不得不吞下增長的招生規模。

重點大學能夠能夠享受國家贊助，他們獲得了更多社會資源，而地方院校則只能更多的尋求市場力量，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招收更多的學生才能保證他們的收入。

二者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眾多高等院校教育質量的退化，特別是那些新創辦的學校以及民辦學校，它們普遍面臨著教職員工短缺的窘境。

更糟糕的是，很多大學喜歡開設“軟”專業，例如會計、商務/公共管理、國際商務以及外語，這些熱門課程不需要占用很多資源，因而成為高校擴招的有效的途徑。盡管這些專業畢業的學生受到就業市場的親睞，但學生規模的激增導致市場供需出現失衡。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就業市場的分工化現象油然而生。重點大學以及那些“硬”專業的畢業生（例如科學技術類）在更強調知識及技能的一級就業市場能夠獲得更好的機會。

地方院校以及那些“軟”專業的畢業生更可能被推向具有低工資高強度勞動特點的二級就業市場。

盡管如此，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將孕育出更多的機會，那些持有大學文憑的人，不管他們的專業如何，都將能從中受益。從長遠來看，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將呈增長趨勢。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五）——當校長開上寶馬車

當校長開上寶馬車

作者：DavidStraub，現居中國杭州

我待在中國的十年時間內有七年擔任英語及歷史教師，因而我對中國教育制度的優缺點有著切身的感官。以下是我總結的幾點問題：

1、中美最大的不同之處可能在于他們對大學教育價值的不同認知。在中國，大學以及高考成績成為很多學生們的最高追求。家長以及學生們更看重大學所帶來的光環，而教育質量往往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2、很多民辦學校淪為文憑工廠。如果你知道不管你的學業表現如何，你都可以拿到大學文憑，那么你就沒有理由再去學習了。而學校的老師及管理層也不愿在改善專業教學上下力氣，因為他們知道家長以及學生們只要拿大文憑就行了，無所謂教學質量。

當校長開上寶馬車

作者：DavidStraub，現居中國杭州 我待在中國的十年時間內有七年擔任英語及歷史教師，因而我對中國教育制度的優缺點有著切身的感官。以下是我總結的幾點問題：

1、中美最大的不同之處可能在于他們對大學教育價值的不同認知。在中國，大學以及高考成績成為很多學生們的最高追求。家長以及學生們更看重大學所帶來的光環，而教育質量往往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2、很多民辦學校淪為文憑工廠。如果你知道不管你的學業表現如何，你都可以拿到大學文憑，那么你就沒有理由再去學習了。而學校的老師及管理層也不愿在改善專業教學上下力氣，因為他們知道家長以及學生們只要拿大文憑就行了，無所謂教學質量。

3、中國的高中以及大學存在著一些西方社會無法容忍的經濟問題。我曾聽說有家長為了學生能夠通過考試而賄賂教職人員。大學的資金通常被用于美化校園環境以及領導人員旅游，而不是提高教師工資。而且，一些學校高層領導都開著豪車，而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工資負擔不起這樣的奢華。

中西方學生對比

作者：J，現居北京

在我對中西方畢業生工作情況的觀察中發現，中國畢業生大多能夠保證在一天8小時內辛勤工作，但你必須指導他們，給他們作出很多安排。而西方的畢業生，盡管他們中的75%完全就是廢物，因為他們不遵守紀律，缺乏基礎知識。但余下的25%可都是純金般的人才。他們在工作上富有創意，樂意展現出最好的一面，而且很快能夠適應新任務及挑戰。

我想指出的是，西方教育體系存在的部分缺點，即優秀的人才能夠從中脫穎而出，而余下的平庸之輩則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存在于這個教育體系中，并且對他們的能力天真的自信。

大學的官僚化與作弊現象

作者：Sinoman，現居中國深圳

在中國，教師屬于政府職員，他們享受著與護士、警察以及郵差一樣的薪水。因此，除了少數真正致力于教育事業的人外，其余95%的教育工作者不過是在“打醬油”，他們對教師這份工作并沒有多少興趣。

教學課程受控于官僚思想，并且缺乏奉獻精神。入學考試制度對窮學生存在著天然的不公，古老的記憶教學法造就了超強的記憶能力，但也滋生出作弊的風氣。無需思考，背下來就對了。人們可以隨便砸街邊的某個角落買到一張假文憑，而大多數人在他們的簡歷上隱瞞了真實學歷，這進一步削弱了文憑的價值。招聘公司要的是一張文憑紙，而不是學歷。中國的人力資源專業素質根本不值一提，面試官的面試技巧同樣可笑。而且有時吹噓拍馬比個人能力更有用處，那么你就不奇怪為什么中國的大學文憑越來越不值錢了。

第三篇：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寫寫幫推薦）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一）——重塑私營部門

作者：黃亞生,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商學院國際管理教授,《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書作者。

人們總是將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膨脹與大學畢業生慘淡的營生相聯系，中國的大學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嚴重的說，甚至是誤導性的。

1998年，中國大學共錄取了約100萬名大學生，而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已經攀升至600萬以上。事實證明，中國在1998年的招生規模是恰當的，而隨后的擴招超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

企業吸收了很多大學畢業生，但大多數“知識生產”由科研機構承擔，而后者僅需要很少的員工。

中國大學教育的供需問題更多的取決于需求方，盡管國外分析師不斷吹捧中國的發展，但中國經濟的驅動力仍來源于手工勞動、低成本以及低利潤的制造業。

盡管目前中國在以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進行知識生產，但絕大多數的知識生產仍由科研機構以及學術機構承擔，而不是企業。知識生產是一個精英化的過程，它只需要極少數的工人。因此，中國無法吸納如此多的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的另一條就業出路是政府機構，但中國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官僚機構。鑒于政府目前的規模已如此龐大，它似乎很難再騰出更多的工作崗位。事實上，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大學畢業生正在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

中國的企業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畢業生的巨大市場。盡管中國在科研上投入大筆資金，但大多數投資都流向政府贊助的科研機構，而不是企業。部分企業不得不同時應對金融、營銷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著“禿頂”現象——他們擁有很多工人，但管理人員卻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很多中國企業事實上還只停留在工廠階段，他們得到出口合同以及規格詳單，然后便按照要求開始生產。這種企業根本無需自行展開營銷及產品開發。

最后，服務業相當于中國經濟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國的服務業十分弱小，考慮到GDP增速，它的發展相比于印度、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十分緩慢。事實上，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使得中國更像中東地區的產油國，而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體。中國企業部門管理方面的落后以及服務業規模狹小的原因十分復雜，但這些私營企業仍不得不面對扭曲的金融監管體制。

相比于私營部門的落后，中國的大學生人數顯得過多，除非中國展開大膽改革，否則這些大學生改變命運的機會有限。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二）——教育程度與工作機會的悖論

作者：章家敦，曾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福布斯網站專欄作家。

在中國，一張大學文憑紙重要嗎？如果你想到溫州應聘挖糞工的話，它確實能派上用場。溫州是中國浙江省的富饒之地，該市今年招募八名大學畢業生填補挖糞工的空缺，超過1100名大學生應聘這一崗位。由此看來，翹課去像農民工一樣打工實在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

參軍也是如此。很久以前，參軍對于大學生們來說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但情況早已發生了變化，在2009年，120,000名大學畢業生參軍入伍，這一數字是2008年的三倍，2006年的12倍。

參軍入伍、收集糞便，這樣的工作開始對大學生們產生了吸引力，因為他們在其它領域能夠接觸到的有前途的機會不多。最近以來，大學生們甚至開始垂涎于諸如家政、奶媽這樣的工作。

盡管專家們指出大學生在畢業之后工資會逐漸上漲，但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收入前景似乎更為可觀。原因何在？中國此前考慮不周的人口政策導致勞動人口數量大爆炸似的增長，但那代人現在很多都已經退休了。

隨著工人退休，中國的勞動人口規模將急劇萎縮。中國自2004年以來便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一大批工人又很快即將離崗退休。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認為，這批工人的退休時間大約在2013年至2016年間。

農民工以及藍領工人的工資上漲由此就變得不難理解，工人數量的急劇下滑，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就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在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生數量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供需法則，低端收入群體的工資將上漲，而大學生群體的收入將下滑。

部分人士指出，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將向高端方向轉向，低端制造業將流向越南以及孟加拉國等國家。誠然，外包貿易的轉移將成為彌補勞動力短缺的途徑，但效果有 限。外資企業將撤出中國——他們將失去優良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大型供應商網絡——但這只有在工人工資大規模上漲，而且沒有上限的上漲的時候才會發生。近期，藍領工人的工資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今年8月，我和我妻子在深圳龍海富士康工廠外與兩名小販攀談了起來，他們在街邊補上一張毯子來擺放他們的商品。其中一人說：“這里面的工人很有錢。”而他們則很窮——他們指的是在街道上擺 攤的另外兩個人，他們這一星期沒賣出多少東西。這兩人一個是來自四川省石油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另外一個以前希望成為一名工程師。他們說擺攤是他們找到的最 好的工作了。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三——高分低能的悖論

作者：趙勇，密歇根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著有《Catching Up or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一書。

中國教育面臨著一個尷尬的悖論。一方面，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一份起碼比農民工收入要高得多的體面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企業愿意開出更高的薪水，但是他們往往發現找不到合格的員工。

跨國公司在招聘員工時就面臨著這一窘境。根據上海美國商會對美國企業的調查，37%的受訪企業表示挖掘人才是他們擺在他們面前最大的經營難題。《麥肯錫季刊》的一份調查指出，44%的中國企業高管認為人才短缺是他們實現走出去戰略的最大障礙。

我對此的解釋是：這是由應試教育環境造成的。

中國曾經創造了用于遴選官員的科舉考試制度，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創造，因為它使社會各階層的人才不論出身背景，都擁有了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因此，通過科舉制度，中國得以營造一個巨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制度逐漸變了味，因為它逐漸演化成一種死記硬背孔夫子經典的考試。

科舉早已被廢除，但它的影響現在以高考的形式仍然在荼毒著當今中國。一場考試就足以決定學生能否進入大學深造以及上什么樣的大學。高考具有一考定終身的影 響，因而它成為了整個教育交響曲的指揮棒。學生、家長、老師、學校領導乃至地方政府官員都致力于取得一個好成績。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生們便被免除了其它 任何負擔，或者被剝奪了做其它事情的權利，以便讓他們能夠安心學習取得好成績。

結果是，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通常能夠取得很高的成績，但個人能力很弱。那些擅長升學考試的人特別注重書本知識，但當他們畢業時，他們發現老板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考試成績。這就是為什么在麥肯錫的另一份調查中發現，僅有不到10%的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夠勝任在外企的工作。

中國的教育者們深刻意識到了高考制度的弊端，他們已經在淡化考試的重要性上作出嘗試。但尋找另一種能夠考核學生學習能力的有效指標需要時間，特別是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四）——大學體系的等級化

作者：Qiang Zha，多倫多約克大學助理教授，與他人合著有《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Higher Education》。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文憑的含金量卻越來越低。很多大學畢業生為教育與培訓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們卻沒能換來回報。原因何在？難道中國不需要知識工作者嗎？

在過去1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增長了七倍多，現在它每年能夠輸出近600萬的大學畢業生。難道這些學生不應受益于他們所取得的教育證書，避免被視為僅有白菜價的命運嗎？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失序。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膨脹，中國的教育體系出現了階層化現象，它漸形成了森嚴的等級體系，僅有少數精英大學（總計約100所）矗立在這個等級體制的頂端，它們能夠避開大學擴招的影響。與此同時，絕大多數（95%左右）地方院校不得不吞下增長的招生規模。

重點大學能夠能夠享受國家贊助，他們獲得了更多社會資源，而地方院校則只能更多的尋求市場力量，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招收更多的學生才能保證他們的收入。

二者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眾多高等院校教育質量的退化，特別是那些新創辦的學校以及民辦學校，它們普遍面臨著教職員工短缺的窘境。更糟糕的是，很多大學喜歡開設“軟”專業，例如會計、商務/公共管理、國際商務以及外語，這些熱門課程不需要占用很多資源，因而成為高校擴招的有效的途徑。盡管這些專業畢業的學生受到就業市場的親睞，但學生規模的激增導致市場供需出現失衡。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就業市場的分工化現象油然而生。重點大學以及那些“硬”專業的畢業生（例如科學技術類）在更強調知識及技能的一級就業市場能夠獲得更好的機會。

地方院校以及那些“軟”專業的畢業生更可能被推向具有低工資高強度勞動特點的二級就業市場。

盡管如此，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將孕育出更多的機會，那些持有大學文憑的人，不管他們的專業如何，都將能從中受益。從長遠來看，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將呈增長趨勢。

中國大學教育的價值（之五）——當校長開上寶馬車

作者：DavidStraub，現居中國杭州

我待在中國的十年時間內有七年擔任英語及歷史教師，因而我對中國教育制度的優缺點有著切身的感官。以下是我總結的幾點問題：

1、中美最大的不同之處可能在于他們對大學教育價值的不同認知。在中國，大學以及高考成績成為很多學生們的最高追求。家長以及學生們更看重大學所帶來的光環，而教育質量往往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2、很多民辦學校淪為文憑工廠。如果你知道不管你的學業表現如何，你都可以拿到大學文憑，那么你就沒有理由再去學習了。而學校的老師及管理層也不愿在改善專業教學上下力氣，因為他們知道家長以及學生們只要拿大文憑就行了，無所謂教學質量。

3、中國的高中以及大學存在著一些西方社會無法容忍的經濟問題。我曾聽說有家長為了學生能夠通過考試而賄賂教職人員。大學的資金通常被用于美化校園環境以及領導人員旅游，而不是提高教師工資。而且，一些學校高層領導都開著豪車，而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工資負擔不起這樣的奢華。中西方學生對比

作者：J，現居北京

在我對中西方畢業生工作情況的觀察中發現，中國畢業生大多能夠保證在一天8小時內辛勤工作，但你必須指導他們，給他們作出很多安排。而西方的畢業生，盡管他們中的75%完全就是廢物，因為他們不遵守紀律，缺乏基礎知識。但余下的25%可都是純金般的人才。他們在工作上富有創意，樂意展現出最好的一面，而且很快能夠適應新任務及挑戰。

我想指出的是，西方教育體系存在的部分缺點，即優秀的人才能夠從中脫穎而出，而余下的平庸之輩則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存在于這個教育體系中，并且對他們的能力天真的自信。

大學的官僚化與作弊現象

作者：Sinoman，現居中國深圳

在中國，教師屬于政府職員，他們享受著與護士、警察以及郵差一樣的薪水。因此，除了少數真正致力于教育事業的人外，其余95%的教育工作者不過是在“打醬油”，他們對教師這份工作并沒有多少興趣。教學課程受控于官僚思想，并且缺乏奉獻精神。入學考試制度對窮學生存在著天然的不公，古老的記憶教學法造就了超強的記憶能力，但也滋生出作弊的風氣。無需思考，背下來就對了。

人 們可以隨便砸街邊的某個角落買到一張假文憑，而大多數人在他們的簡歷上隱瞞了真實學歷，這進一步削弱了文憑的價值。招聘公司要的是一張文憑紙，而不是學歷。中國的人力資源專業素質根本不值一提，面試官的面試技巧同樣可笑。而且有時吹噓拍馬比個人能力更有用處，那么你就不奇怪為什么中國的大學文憑越來越不值錢了。

第四篇：淺談中國大學教育

淺談中國大學教育（隨感）

前言：猶記得自己從部隊復員回校復學后的感受，上課的過程中總有人進進出出，老師只在按著自己的思路進行教學，將書本中的專業知識一一講述在教室的空氣中。

部隊作為一個有嚴明紀律的地方，在這里我們按章辦事、依紀律行事的行為準則不會變。貌似，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思想、行為受到極大的約束。其實，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學會了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在做一件不一定對的事情的時候，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們會去思考，他是否可行……

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抱著激發學生創造性，自主性的原則在進行零管制狀態的教育模式！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專院校，課堂紀律性無從談起，這與老師的約束及學生的主觀意識都息息相關。

一個巧合的機會，我有幸走進浙江師范大學，在這里我自主走近浙師大的經濟管理學院的教室內聽了兩節課，是會計專業關于債務重組的長期股權投資的課程。這樣課程的枯燥程度也是可想而知，在聽課的整個過程中，老師教學流暢，在推進教學的過程中和學生交流有效。在整個上課的過程中沒有學生隨意走動，進出，部分同學沒認真聽課也是安安靜靜在作著自己的某些思考。

相比較而言，學生的素質、教育的環境是決定大學教育好壞的兩個關鍵因素。

在專科類院校中，學生大部分在中學的時候沒有十分的努力和很好的成績，自我約束能力欠缺，對他人尊重的意識相比較而言較弱。在擺脫中學那種死板的教育、嚴格的要求的教育制度下，來到大學這片新的天地后，面對自由的課堂紀律，他們大部分不能很好的約束自己的行為。同時，他們的行為很大程度影響身邊的同學，教育的方向性并沒有體現在學習的自主性上面，而是體現在個人思想的放縱中，行為的解放中。這樣一個群體在沒有環境的約束下，他們年輕、好動、思想活躍，真正的自主性在學習上占用的比重太少太少。

中國的大教育家孔子告訴我們：對人的施教要因材而異！不同的個體和群體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應該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論。

對于當前的中國大學教育問題也是如此，中國大學生群體龐大，個體素質相差甚大，學校層次分明。當前的中國大學教育機制可能更加傾向性的適合重點名牌大學類院校，而對于擴招多余出來的一半左右的學生都是需要學校給予一個有松有緊的環境的。他們更需要在大學的教育中，把握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大學對于他們成長的意義也更加重大。說到這里，在大專院校里，老師對于學生的引導和約束的把握就變的更為重要。

第五篇：當前中國大學的雙重價值危機

當前中國大學的雙重價值危機 作者：楊曾憲

2003年由北大改革方案引發的論爭迄今未息。爭論是好事，說明大家關心中國大學的發展與命運，因為畢竟高等教育也是社會公器。所以，筆者盡管身處大學體制外，也曾發過兩篇短文[i]，或表支持，或提建議，算是插話吧。最近，讀過閻光才先生大作《對大學人事制度改革的反思》（《探索與爭鳴》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我感到對這場爭論本身也該進行反思了。如果我們只關注“應怎樣建立”和“建立怎樣”的大學人事制度，很可能忽略了對中國高等教育價值迷向、結構錯位等深層問題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北大的示范效應很可能是負面的。這便是筆者不揣簡陋，憑個人觀察與經驗做此發言[ii]動機所在。所持觀點，如有不當處，盼方家教正。

需預先說明的是，我是贊成北大改革路徑及策略的。中國大學是計劃經濟產物，目前面臨的問題，諸多屬共性體制之弊，譬如行政化管理、社會化內容等等。對這些弊端改造無疑是正確的。一個行政化大學里，教授以爭當處長為榮，一個社會化大學里，校長們忙于應酬八方神仙，這都談不上教學本位的。這些問題有目共睹，卻不能畢其功于一役，立

馬改變的。抽象地呼喚公平、主張正義，看起來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道路難尋的道理，難免是空論，合理性被無邊強調，必是非理性。因為能承諾實行這一點的，只有上帝。激進的改革主張，往往會葬送改革。世上沒有抽象絕對的“好”；漸進式改革，就是追求相對的“好”。中國的改革一直是這樣實踐的。借用有學者用過的“雞”做喻體：這以前被改革的都是些不會叫的菜雞，現在觸動的卻是專司打鳴的報曉雞，這不公就被放大了，就滿世界都知道了。但北大不應因此便改變這一策略，個中道理，我曾在短文中闡述了，此處不綴。

但問題在于，北大就是北大，她并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全部；北大面臨的主要問題并不是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如果追隨北大的改革目標及路徑，中國的大學改革很可能南轅北轍，越來越背離其價值本位。因此，本文所論，與北大本身倒是關系不大的。

一、現代大學的雙重價值構成

我想，我們首先需要搞清楚：大學的主要任務是什么？評價現代大學[iii]的價值尺度是什么？這問題看似有些多余。大學，首要任務當然是培養大學生了。盡管對于研究型

大學來說，它還承擔科研任務——西方國家，在沒有或少有國家科學院、國家社科院情況下，科研任務主要由大學承擔——但這也并不改變其教育屬性。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教學、科研都是一流的，不僅擁有“諾貝爾”，更培養出許多杰出人才。這些自然都是常識。北大此次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要盡快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這目標也沒錯。問題是，所謂“世界一流”沒有統一尺度，而教育質量的標準更難確定，因此，許多先生所論及的“世界一流”，全都體現在科研上。盡管文章的觀點可能對立，大家討論的卻都是“學術體制”、“學術自由”、“學術評價尺度”等等。既然“國際一流”大學要有被國際同行認同的科研成果，那么，那些沒什么科研成果的應用型大學，便永遠只能屈居國內“

二、三流”了。這樣一來，作為大學首要任務的教學問題，反倒沒人提起了，既往已經偏頗的現代大學評價尺度便愈加偏執一端了。

這里特別強調“現代大學”，是因為許多人心目中的“大學”依然是傳統的象牙塔概念：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高級人才的地方，是學者、科學家的搖籃。無論中外，大學生都曾與“精神貴族”、“天之驕子”劃等號，這說明他們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勞動者。但隨著現代社會的進步，高等教育日益大眾化，這樣的概念早過時了。現代高等教育的首位任務，一面是滿足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為分工精細的工作崗

位培養有全面素質和專業技能的勞動者，一面是滿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為大學生提供求職謀生的實踐本領。因此，現代大學的工具價值日益突出，人文價值相對弱化；前者已構成現代大學的價值重心。特別是在中國，強調大學的工具價值尤為重要。據統計，200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280萬，2005年將超過300萬。而目前，我國大學的毛入學率不到15%，還低于世界平均水準（17%）。如果將來達到30%,每年畢業生將達到600萬人。顯然，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是要做普通勞動者的，其素質的高下，將直接關系中國的發展速度與質量。因此，對絕大多數中國大學而言，它的首要任務不是去追趕“世界一流”，而是要把這幾百萬人培養打造成高素質的勞動者。中國大學，應在特別強調工具價值前提下實現其人文價值，而不是相反。

所謂“人文價值”和“工具價值”[iv]，是我對大學研究型和應用型學科的價值屬性歸類。前者，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人文學科的學問傳習等等，目前大學中傳統文理科，大多屬此類；后者包括對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人文知識的傳播教育，目前大學基礎性、應用性學科包括工、商、農、醫科及修養性本科教學任務，皆屬此類。從文化價值角度講，前者屬于對人類文化的傳承、研究和創造，是故稱為“人文價值”；后者屬于對人類文化的應用、推廣和實踐，是故稱為“工具價值”。這里的“人文”，不是傳統的狹義概念，而取其體現人類文化創造性本質的價值含義。“人文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滿足人類生存的功利需求，卻是人類“類本質”的體現，它是能創造“工具文化”的文化，能間接滿足人類功利性需求。任何輕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當然是錯誤的。這里的“工具”，也不是一個貶義概念。人是目的，也是工具；能創造豐富的物質及精神財富，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求的個體，同樣實現了人生價值。比起空頭理論家、泡沫學者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任何輕視應用型技能的傾向，更是錯誤的。

在這兩種價值中，傳統大學是畸重科研人文價值、輕蔑應用工具價值的。現代大學，卻應是工具價值為“本”，人文價值為“末”。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和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都要服從、服務于市場需求，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一所大學辦得好壞，最終應由市場、由大學生就業率，特別是對口專業就業率裁定。說白了，現代大學首先是人才加工廠，它的產品要滿足社會需求才行。那種認為文理綜合大學地位高出應用型學院的觀點是極為錯誤和有害的，因為那些培養出一流專業人才的學院，其社會價值要遠高出二、三流的綜合型大學。瑞士的酒店管理學院，德國包豪斯建筑工程學院（現為大學）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我們的綜合大學即便也有

建筑學院、也開酒店管理專業，其教學質量卻難望其項背。實際上，在市場的無情淘汰或調節中，發達國家的高教資源早已實現了這種合理配置。他們的高校，８０％以上是應用型學院，大學（university）不超過２０％。而這些大學中，又只有不到３０％的開設社會人文學科，屬研究型綜合大學，其余大學，同樣以應用學科為主。我這些數據是否準確，有待行家指正，但西方國家應用型院校比重遠大于研究型大學的金字塔結構，卻是客觀存在的。

而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還在于他們對工具性價值取向的重視（盡管這不一定形成權威理論，因為權威理論總出自研究型大學）。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刻。幾年前，德國拜羅依特大學與青島大學聯合舉辦中德“跨文化”學術研討會。餐桌上彼此介紹專業時，我稱自己從事美學研究。誰知，幾位來自美學故鄉的副教授，硬是聽不懂美學（aesthetics）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們請教一老教授，該教授告我，德國慕尼黑大學有美學專業，你們中國學生在那里研究黑格爾。我不禁感慨系之。在中國，幾乎每個文科生都知道美學，都知道黑格爾；豈止黑格爾，德國從古典到現代到后現代哲學家，那一個我們不如數家珍地熟知且膜拜之至呢？人文學者誰如果開口不講幾句海德格爾，那簡直等于沒文化！但就是這些德國學者，他們研究中國面子的論文卻給我很大啟發，甚至令我感到震撼。德國教授研究面子，不單純為了學問，更是為了幫助德國商人到中國投資（因為不懂面子曾使德商吃過虧！）。我們某些學者似乎以形而上為榮，總喜歡把形而下的東西搞到形而上，變成抽象的人文學問；西方一些學者[v]卻不以形而下為恥，甚至很善于把形而上的東西放到形而下，變成具體的工具。

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指導下，西方許多大學應用型課程設置及教學方法，都非常強調實用性、實踐性。我女兒在荷蘭一大學讀酒店管理，令她感到驚奇的是，教師上課不講課，只讓學生不斷討論、實習、寫作業。惟一系統開設的，是一門輔導學生進行自我設計的課程。結果，枯燥的酒店管理，她學得津津有味。據了解，原來該校這套教學方法是特別引進并創新的，他們且以此為榮。我去歐洲看她時，她開學不久，卻能指出我所住酒店在管理上之種種特點和不足。這令我深感欣慰（因她在國內上學時完全是被動的，缺少興趣），如此學下去，她肯定會學到真本領的，如果畢業后被酒店聘用，她第二天就能上崗頂班的。這也給我上了一課。能讓大學生熱愛平凡的職業，能在普通崗位上服務和回報社會，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為何非要讓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些終極意義問題呢？侈談玄學，好發空論，輕視實踐，原本就是中國文人的弱點，如果因某種錯誤價值導向將這種弱點放大傳播開

去，那必然是要誤國誤民的。這便是我對北大負面示范效用之憂慮所在。

三、中國大學價值倒置造成高校教育危機

事實證明這并非杞憂。由于北大有追趕“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時間表，國內其它重點高校紛紛跟上，也定出自己的時間表，地方大學，則有進入“國內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時間表，而且都迅速落實行動。不僅國內著名理工大學紛紛辦起文科學院，筆者所在城市的理工院校，建立人文學院后，還都創建了藝術系。與此同時，各高校都在“大干爭上”博士、碩士點，大學校園里的“教授遍地走”，變成了“博導遍地走”。這樣，自1990年代由大學合并熱、“ｘｘ工程”熱刺激起的高教大躍進便呈再加速之勢。中國的大學，好像也承擔起了為國爭光的使命。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姑且不說，它客觀上卻加劇了中國大學的工具價值危機。

盡管目前中國的“大學”占高校比重也在２０％左右，但隨著“學院”不斷向“大學”升格、普通大學不斷向研究型大學轉型、以及重點大學規模不斷擴張，中國的高等教育結構已趨向倒金字塔型。加速這種趨勢的，便是“萬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的價值導向。評價大學質量、評價教授好壞的幾乎惟

一尺度，就是科研，包括論文發表數量、獲得科研獎項等等。在中國高等教育相對落后、高教資源配置不合理的情況下，這種價值導向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致命的。因為盡管許多大學都將“研究型”作為其發展目標，但由于市場調節作用，不斷擴招的學生卻只想進“應用型”專業，許多大學的傳統的文理院系被迫取消或調整。這便使中國大學呈現一種悖謬的發展態勢：大學中的應用型專業數量比重越來越大，但其價值地位卻越來越低。這是因為應用型專業科研題目少，又難以孵化出博士、碩士點，與爭“一流”無關，所以，自然得不到重視。應用學科的教師，僅靠教學無法晉升教授，他們自然也心不在焉。實踐證明“大學教師不搞科研就教不好學”，絕對是“真實的謊言”。實際情況是，大學教師紛紛搞科研、發論文的結果，只能使一些人成為“二半吊子”，既糟蹋學術，更誤人子弟。何況，大學中某些面向市場的院系，原本就是為擴召而設、由改行教師任職的，其中，不少專業還屬“高興學”[vi]、不少知識原是“屠龍術”。這樣，即便很敬業的教師，也無法扭轉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的局面。其結果，便加劇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工具價值危機，這一危機的爆發形式，就是大學生就業難。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學生就業難，有人歸咎于大學擴招。這當然沒道理。中國受高等教育人口只占總人口的５％，甚

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騰飛時期，人才資源的匱缺，已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說中國的大學生多了呢？于是，又有人將責任歸咎大學生的擇業觀。這道理也只講對了一半。但就是這一半，責任也不全在學生，而在大學脫離社會的教育本身。另外一半，屬于客觀的，則是大學生所學專業技能不適應社會、市場的需求。眼下，這才更為關鍵。筆者近年來留意對所接觸的大學生做隨機調查，用非所學的姑且不論，即便有幸走上專業崗位的，上崗后也要經過很長的磨合期，談不上勝任愉快。課堂上的知識“離實際太遠”，這是很普遍的一種評價。以文科大學生為例，無論專業是什么，起碼應會寫文章吧！但筆者不斷聽到企業老板或政府主管的傾訴：招聘不少文科生，卻眼高手低，找個會寫材料的，難上難！北大才子賣肉，那只是暴露出來的個案。在計劃經濟時代，拿著文憑混飯吃的，大有人在。但今天，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脫離社會需求的大學生，就業能不成難題嗎[vii]？

當然，造成大學生就業難還有其它社會原因，但大學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卻是關鍵因素。問題是，目前高等教育對此卻沒有深刻反思，反而用擴招研究生辦法緩解危機（這也正滿足了一些研究型大學的需求）。于是，考碩熱，考博熱持續升溫。由于文理科專業研究崗位畢竟有限，將來的碩士、博士將同樣面臨就業難問題[viii]。這種趨勢，其實是對社會資源、教育資源的更大浪費。對此，已有不少文章提出批評和質疑，此處不論了。

四、中國大學價值倒置造成高校科研危機

我強調現代大學應以應用工具價值為本，這肯定會召來質疑，認為它將影響大學發揮科研人文價值。其實恰恰相反，正是目前本末倒置的價值導向，才使中國高校科研陷入浮躁狀態，難以發揮其人文價值創造功能。這便又涉及對中國大學深層危機的另一種表現：泡沫學術[ix]的認識了。我認為，中國的泡沫學術，就是大學過于強調科研人文價值導致的“人海學術”的產物。

盡管目前中國大學相對數量很少，但其絕對數量卻已居世界前列了。而在畸重科研的價值導向下，全國所有的大學，甚至地方黨校，都將重點向科研傾斜，都在實行量化管理，甚至都采取了“錦上添花”的重獎政策：重點刊物發文重獎，獲省部、拿到國家課題更重獎等等……。表面上看，這非常有利于促進科研，繁榮學術，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后果甚至是災難性的，因為它必然形成千軍萬馬搞科研的“人海學術”局面，催生出大量毫無價值的泡沫學術。以高校文科為例[x]，目前共有教師20余萬人，落實到每個學科，少則也是上萬人隊伍，按規定則應年產數萬篇論文[xi]。這么多論文，什么題目做不爛呢？如同大躍進時期“萬斤田”密植小麥收的全是麥草一樣，有限的研究資源經如此高密度、高強度地開掘，收獲的自然多是學術泡沫或垃圾了。因為大家難以靜下心走內涵開掘型研究之路，難免在外延拓展型學術道路雷同撞車。譬如將西方理論變學問，在編著譯著上尋出路，像西方哲學史、美學史，幾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將諸子學說變理論，靠販賣傳統文化吃飯，像儒家新說、道家新論，幾乎月月都見新文章。這之中，多數“新成果”只是學術拼盤或概念游戲而已，且拼盤質量每況愈下，游戲程序早已僵化。問題是，就這樣后來者也很快就無“路”可走、無“飯”可吃了，連像樣的“新泡沫”都“泡制”不出來了，于是便忙著編什么“大典”了。這種泡沫學術看似是學界鬧劇，實則是學界悲劇、學人悲劇！它浪費了學術資源，浪費了國家財富[xii]，更浪費了學者的生命！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華教授比今天少得多，但卻名家云集。當時沒有量化管理，述而不作的先生，照樣是著名教授。現在北大、清華依然在吃那時的老本；那時的北大、清華，起碼在人文學科上當屬“世界一流”。究其原因很簡單，就是當時大學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民主科學的校園文化，為這些優秀教授提供了潛心治學的優越條件。人文價值創造

與工具價值實踐相反，它特別需要超功利。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靜心玄覽馳騁思想，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的天賦和獻身精神。無論是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不是人人想當就當的；寧靜方致遠，半百或成名。而眼下，茫茫“學術人海”中，即便青年才俊，也不能潛心學術，要３５歲拔尖，便只得走捷徑。捷徑之一，就是做西方學術“倒爺”，以“知道分子”（知道西方大師最近學術動向）自居，以當西方大師的好學生為榮。

問題是，這樣的科研方向，即便有所成就，既與“世界一流”無關——大師再好的學生，也頂多屬于“二流”；又與中國現實隔膜——對海德格爾、德立達倒背如流的哲學博士，面對中國現實，卻不能進行哲學思考。像上文提到的“面子”，雖早已被稱為了解國人秘密的“鑰匙”，長期來卻難入國內學者法眼。這樣，青年才俊們同樣被泡沫學術耗盡了學術青春，中國學者離“世界一流”目標也越來越遠。其實，悠久的歷史文化、復雜的社會現實、特殊的改革路徑，誰能將中國這些本土問題提升到理論層面系統解決，便絕對具有世界意義。理科我不敢說，中國文科進入世界一流，不是遙不可及的；諾貝爾的大門，起碼經濟獎的大門是向中國學者敞開的。問題是方向要正確、心態要平和、人海學術局面必須終止。

五、對中國大學價值回歸的改革建議

基于以上認識，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改革，無論是研究型還是應用型，都先不要侈談“世界一流”，關鍵是要價值歸位，按教育規律辦事。好比我們身體虛腫了，首先要減肥強體，而不是爭做世界健美冠軍。只要教授像教授、教學像教學、科研像科研，大家該干啥干啥，假以時日，以中國之大，有幾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不是什么難事。為此，我建議：

１、立即扭轉高等教育全面“升級”競賽趨勢，要同樣支持和扶植重點的應用型院校（含高職學院）和應用型學科；如果一定瞄準世界一流的話，那么，就鼓勵它們辦成世界一流的專業學院。

２、將目前已有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統計科學化、制度化，將一般就業率和專業對口就業率分別統計，每年排名次，以此作為對各類大學排行榜的首位依據。國家也以此為據加大教育經費投入，鼓勵大學以就業為導向進行競爭，徹底扭轉重科研輕應用的價值取向。

３、改變對大學教師的崗位要求及考核辦法。應用型大學及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專業，一律以教學實績作為評定職稱 的主要依據（設授業教授、副教授）。要制定可操作的、讓學生參與的評定方法。授業教授必須具有相應實踐經驗，了解最新科研成果，這既利于提高他們的教學質量，這也有益于提高研究教授的研究質量。授業教授也要承擔提高大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我堅決主張保留文史哲課程），這對于保證教育質量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型專業中，設部分研究教授崗位。研究教授上崗條件要苛刻，日常管理要寬松，考核時間單元以五年為宜。如此縱橫兩刀切下來，全國高校教師可能只剩下１／２０人員肩負科研任務。像哲學、美學、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等領域，全國各保留一、二百名研究教授崗位（含研究員）足矣[xiii]。這樣一來，人海學術自然消失，泡沫學術產生動能大大減少，大學科研經費可大大節約，研究質量卻可穩步提高。授業教師當然也可從事科研，但其主要任務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提高應用型教學的質量。

正基于這樣的認識，我看到北大的改革方案中已分設“教學型”和“研究教學型”崗位時，很是高興。如果再徹底一些，效果更好。這也是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遺憾的是，恰恰這重要的一條，卻沒有產生應有的示范效用。

刊載上海《探索

與爭鳴》２００４年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