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之道和中國大學教育的缺失

張汝倫：大學之道和現代大學教育的缺失

一些問題不是中國大學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學的“流行病”

今天大學的一些根本問題，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學被金錢和權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礎理論尤其是文科基礎理論研究萎縮、基本沒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數貶值、師生之間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沒有交流、科研產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這些都不是中國大學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學的“流行病”。

梅貽琦對古“大學之道”的精辟理解

據說是日本人最先用“大學”來翻譯西方的university，但這個翻譯的確很妙。倒不是因為中國本來就有“大學”這一說，《大戴禮記·保傅篇》上就有“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的說法；更是因為我們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大學之道，即《大學》開篇的那幾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學記》上還有對“大學之道”的另一種說法，就是“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但按照梅貽琦先生在《大學一解》的解釋，這兩段對“大學之道”的解釋并不相互抵牾：“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二語，可以為明明德之注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三語可以為新民之注腳。”這的確是對古“大學之道”的精辟理解。

不過梅先生并不將它僅僅理解為與現代大學無關，或最多間接有關的古之大學之道，而是認為它也表達了現代大學之道，或者說，現代大學的實質精神。這與近代以來動輒用洪堡、紐曼或其他西人的大學理念來理解大學的流行做法，形成鮮明的對照。梅先生認為：“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此二義之范圍。”大學各系科學術的傳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課程以外的學校生活，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也對學生格致誠正的心理生活不無裨益。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科的設置，學生課外的社團活動，以及教師以公民資格參與社會的種種活動，學生的實習，樹立一種風氣等等，都對學生將來離開學校，貢獻于社會有所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認，現代大學的實踐與此大學之道是有距離的。例如，明明德講的修己功夫中之所謂“己”，是一個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個方面。但今日大學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僅有知這一方面而已，“夫舉其一而遺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極有限也”。更何況今日大學教學，“灌輸之功十居七八，而啟發之功不得二三”。這樣，要學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幾無可能。此僅就知識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幾乎全付闕如。

由于只重知識和技術傳授，學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師對學生的人格培養盡力。更何況今日之教師本身也是只重知識傳授的現代教育的產物，能孜孜以求于專業知識已屬不易，持志養氣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對此輩而言是談不到了。此外，“今日學校環境之內，教師與學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習慣與時尚，舍教室中講授之時間而外，幾于不相謀面??。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反觀今日師生之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繤遠哉！”今日在大學教書者，有誰能說這不是今日大學師生關系、教學關系之真實寫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學關系是買賣關系在今日大學幾乎已成“共識”。

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中修養是最基本的部分

在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中，學生自身修養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學》八目，此占其五。但卻是“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來有三。一是“五閑暇故”。學生學業繁重，上課太忙。但“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系之復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復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此說一點不錯，但當今學子未必都無閑暇，只是很少有人還把修身當回事，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個基本條件是“獨”。“獨”是“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距離，適當之分寸”，這樣才能獨立特行，力排眾議。但今日學子往往扎堆抱團，拉幫結伙，故“每多隨波逐流（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大學》定、靜、安、慮、得之五步功夫是談不上了。修身在現代大學教育中付諸闕如的最后一個原因是“師友古人之聯系之闕失”。師友關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謔與茶果征逐而已”，更何況尚友古人哉？此不獨一般人要與時俱進，“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生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在這種情況下，現代學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對古人”。

現代大學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樹，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陳。因為明德功夫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準備，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響后者。但還不止此。現代大學新民方面之失，還在它只是培養專才，而不是通才。但“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外，大學傳授的社會科學知識也有問題，“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合國情民性”。這樣，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也就是文憑而已。大學若要有新民之效，還要有學術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話“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來解釋“學術自由”。但他認為“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不是蕩放。因為“大學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以言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以言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在他那里，學術自由歸根結底還是隸屬于大學之道。

現代大學的實踐與大學之道相去甚遠

盡管作為當時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清醒地看到了現代大學的實踐與大學之道相去甚遠，但他認為這是“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此話或有可商。現代大學作為一種社會創制并不是按照什么人的理想觀念產生的。也就是說，并不是先有大學的理念，才有大學。而是相反，先有大學，然后思想家們針對大學的種種問題提出他們的大學理念，以期校正或將其納入理想的軌道。例如，洪堡的大學理念就是針對當時流行的大學范式，即啟蒙時代和專制制度按照國家和社會的實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設計和建立的大學。同時又是針對英國和法國大學的不足提出的。英國大學在教會的管理下原則上還不承認科學自由，而法國大學則受國家的指導和控制。洪堡自己創辦的大學雖一開始尚能貫徹他的理念，但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就不能不與他的理念漸行漸遠。

這是因為，現代大學雖然是從中世紀大學發展而來，卻基本是現代性的產物，它不能不服從現代性的種種意識形態要求和制度要求。關于這一點韋伯倒是看得很清楚。在《學術作為一種職業》的演講中，他反對崇拜人格，認為只有專心科學工作的人才有人格。人格原則一度是大學通過科學進行教育（教化）的基礎，但在韋伯那里卻被“客觀性”所取代。他明確排除在科學中通過教育實現人格。現代科學只是西方“理性化過程”、即我們的世界通過科學和科學定向的技術在思想上理性化構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進展中才有意義，它參與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東西歸結為沒有內在意義和規范力量的純粹事實。這種科學因此也沒有意義和價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義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把一切教化的因素從科學教育（其實是科學知識傳授）中排除是現代性的必然結果。

與此同時，作為一種現代社會機構，大學必須服從經濟發展和資本增值的邏輯。這種邏輯要求大學的教學與科研越來越密切與資本和權力結合在一起。要求大學教育越來越以符合資本的要求為準繩，否則它將無法生存。在這種歷史的總趨勢下，受教育者上大學決不會抱著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以教育謀生者（教師）也不會以此而教。教與學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謀生吃飯。縱有像梅校長這樣對“大學之道”深有體認、且掌握一定將之實踐的權力者，對之也無可如何。眼下許多人熱衷談“過去的大學”或“過去的中學”，似乎它們沒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這實在是將它們的過去美化甚至變成神話了。無論是“過去的大學”還是“過去的中學”，都從未能貫徹“大學之道”。不但梅先生的《大學一解》可以作證，潘光旦先生也可以作證。潘先生在1936年寫道：“近代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這種對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潘光旦：《國難與教育的懺悔》）作為中國現代教育的受教者和施教者，他們二位對當時中國教育的觀察應該是可信的。這并不是否認當時的確有不少教育家和教師力圖實踐傳統的教育理念；但中國現代教育依然按照現代性的邏輯慣性在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美化和制造神話不但不能解決今天的問題，反而會使我們看不到深層次的問題之所在。

全球大學的“流行病”

今天關心教育問題的人中，除了言必稱“過去的大學”或“過去的中學”外，還有些人言必稱美國的大學。似乎中國教育的問題只是“地方病”，在美國是根本不存在的。這些人中也許還有人會認為，梅先生雖也曾負笈美國，以傳統的“大學之道”來解大學未免冬烘。可美國人一度主流的教育理念似乎并不與之相悖。1945年，哈佛大學的一批教授組成了一個委員會，起草了一份長達267頁、題為《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的報告，研究整個美國教育制度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重蹈歷史上曾經的文明被毀滅的覆轍。該報告認為，需要把學生培養成有責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時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格和認識自我及世界的方法。它指出：“一種成功的民主制度（不僅指政府制度，而且還包括人們的精神世界都滲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數的人們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確的世界觀。”這里所表述的教育理念，不也就是明明德和新民兩部分目標？

然而，理念歸理念，現實歸現實。現代大學還是按照現代性的邏輯慣性行事。早在1962年，就有人批評“通識教育變得越來越專門化”，專業教育就更不用說了。據擔任過8年哈佛學院院長的哈瑞·劉易斯說，在《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問世后的30年里，“課程的專業性和選擇性完全占了主導地位，而二戰后提出的圍繞民主社會的公民意識，為不同學生提供共同體驗的理想則消失殆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850年，馬薩諸塞州的立法機關就敦促哈佛傳授有用的知識，指出在選修制度下，“誰需要學習什么課程，就得出錢，凡無人問津的課程就要放棄”。隨著學生選擇權的擴大，教師也開始隨心所欲地選擇教學內容。到了19世紀90年代，本科生已經享有充分的選擇權，但他們不清楚所學的一切對自己意味什么。1796年，約翰·克拉克在給哈佛讀書的兒子的信中寫道：“我們的先輩深知學問的旨趣所在。??他們學養廣博，也仁慈地希望科學之光能照亮后代的心靈。我們對實現這一希望抱有足夠的信心——只要教書育人的工作在繼續，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就后繼有人。”可一百年后，哈佛的哲學教授卻認為大學的本質在于組織和發展知識，而不是培養個體的心智。再過了一個多世紀，2006年出爐的哈佛課程的自我評估鼓吹的哈佛的教育目標與此一脈相承：“促進知識拓展和跨學科學習的機遇”。根據劉易斯的觀察，“經濟動機成為‘象牙塔’教育的主題，我們已經忘記了教給學生人文知識，是為了教育學生怎樣成為人；我們忘記了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與家庭富裕的學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樣的；我們忘記了這樣的道理：如果沒有美國社會中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學就無法教會學生認識自身與全球社會的關系”。結果是美國的常春藤大學迅速從教育機構（ivyleague.edu）變成了商業性機構（ivyleague.com），而哈佛則成了這一進程的引領者。（以上材料均來自哈瑞·劉易斯的著作《失去靈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旨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今天大學的一些根本問題，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學被金錢和權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礎理論尤其是文科基礎理論研究萎縮、基本沒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數貶值、師生之間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沒有交流、科研產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這些都不是中國大學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學的“流行病”。劉易斯的新著《失去靈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旨的》至少可部分證明這一點。在這些方面，中國大學正被美國大學引領著“飛速趕上”。

好在教育界還有良知在。就在《失去靈魂的卓越》于2006年出版后，哈佛又提出了新的本科教育課程改革計劃，“重新強調了哈佛曾經非常缺乏的教育理想”。這些理想在現代性條件下能否實現是另外一個問題，至少人家對大學之道還有堅守的決心。

（張汝倫，1953年生于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中西哲學研究著作若干）

第二篇：中國大學的十大缺失

中國大學的十大缺失

2011年04月28日

來源：當代教育論壇

作者：劉堯

關于中國大學的缺失，近年來人們已經談得很多。比如：缺經費和辦學條件，就大量投入經費改善辦學條件；缺規模，就不斷擴大規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現狀；缺人文素質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質教育基地；缺高層次師資，就大量引進和培養高層次師資；缺較高的教學質量，就大力實施教學改革??缺什么就補什么！中國對大學改革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結果依然不能令國人滿意。

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大學從內容到形式、從規模到質量、從公平到效益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憂的是處在當今這個多元化現代社會里的大學，隨著物質無限度的發展，大學中人的靈魂已被物質欲望擠滿了。

今天的中國大學牽動著許多仁人志士的神經，人們不斷在問，這是為什么？又為了什么？其實，在我們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觸及的是大學外表的功用，較少觸摸到大學的本質——大學是什么？大學為什么？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現代大學作為創造、傳承高深知識和培養高級人才的教育機構，除了在其教學和學術上的地位與價值之外，還要求具有“明德”與“至善”的使命與理念。如果說后者是尊從一種社會普遍認可的至上的道義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實現這種理念的手段保障，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現代大學的本質。依據此認識，我們考察今天的中國大學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一、大學理念缺失

大學理念就是回答大學是什么？為什么？對于一所大學來說，大學理念是靈魂。然而，就中國的當代大學而言，已經形成自己鮮明理念的大學還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雖然有完整的大學教育體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實踐家，卻缺少大學自治的社會環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現在中國很多大學對理念的思考與實踐，多集中在具體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質的層面。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震天口號中，許多大學規劃幾年達到目標，巨大的投入、宏偉的藍圖，美麗的校園中增添了許多躁動的學生??大學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當科學家”，變成了在“社會軸心機構”中“我要票子、車子、房子??”。

這一切就發生在承載國家未來的大學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學理念”的缺失！梅貽琦先生曾改用《大學》的第一句話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來說明何謂大學。大學之道，在于精神層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層面上的求“能”。大學之道在精神層面上，在于追求知識，追求真理，探究知識的最高境界，這即是所謂的“善”。大學之道在器物層面上，在于教給學生真理的同時，合理地安排課程體系，使得學生真正能夠做到“學為我所用”，教會學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大學更應該為社會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讓躁動的人們在這里靜下心來研究一番最純粹的科學知識，思考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問題，使大學真正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二、大學精神缺失

大學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識，理性的科學態度，自由的個性發展，以及非功利的價值追求。它是大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內化社會先進文化并以創新為取向所形成的約束大學行為的價值體系。作為一種深層次的文化現象，大學精神雖不像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那樣直觀、可測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著在大學內各種文化載體及行為主體上，使人時刻能感受到其獨特的感染力。

許多教育專家認為，在保障大學的高水準方面，大學精神比任何設施、任何組織都更為有效。然而，中國大學精神的缺失表現在多方面：大學作為教學和學術自治中心的地位沒有得到確立；大學辦學缺乏鮮明的個性和獨到的理念，定位貪大求全，辦學目標功利化；大學教師的文化品位下降，學術失范，一些學者把治學作為一種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權勢與學術觀點發生沖突之際，往往按照權利的意志修改學術觀點，而不是以學者的良知來維護學術自身的尊嚴；等等。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大學同樣需要信仰與精神的支撐。大學精神的存在，決定了大學教育活動中的人和大學教育的價值與品質。翻開中華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學校長及其大學教育活動，無不閃爍著大學精神的光輝，給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學術自由，兼容并包”這是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他用這種精神，引領一批學人開創了具有一代“風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期，處在這種變化中的大學更需要大學精神。

三、大學教師理想缺失

大學教師理想本應是教會學生認識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為動力，去追求真理，去獲取廣博的知識，從而宣揚德行，影響社會，實現真善美的統一，達到其他社會成員所不能達到的效果。然而，近年來，中國大學普遍提出，青年教師要碩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評聘和引進教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教師學歷職稱“大躍進”現象，加速了大學教師的功利化。現在的一些大學教師熱衷于所謂教育的實用追求，大學教師的理想主義精神似乎早已被拋之腦后。因此導致大學教育也越來越遠離精神生活，越來越缺少對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現在的大學教育更多的著眼于復制具有人文和科學知識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個個缺少個性的眼睛與心靈。一個人如果沒有心靈的力量，以及心靈的力量沒有強大到可以辨識和選擇外部世界，那么這個人的存在就將是很危險的，其存在的價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個問號。

中國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現，可以洞見大學教師在促成學生“學歷成人”時，忽視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倫比亞大學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說，大學教育已經忽略了人的心靈需求、人生目標、人生意義和價值觀等領域的東西，這樣的大學教育培養的人在角逐利益時，就會不受理性、良心、正義和道德的制約而淪為經濟動物。可以這樣說，現在有些大學教師并不缺少高深知識，卻欠缺理想主義精神，這就是我們不能不直面的大學教師隊伍現狀。

四、大學獨立性缺失

現代大學在其教育與學術上的獨立性，體現為大學獨立的決斷和獨立的治理。大學之精義在于獨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學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就極易被其他機構代替。當大學處于追求真理的權威地位時，也是大學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與壓力之時。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國大學的“領導”也有行政級別，也屬“官場人物”，必須按官場規則行事，這就使大學無法真正獨立，這也對大學精神的造成了極大損害。一些行政部門缺乏對大學的必要尊重，更進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學獨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師范大學強制獻血事件發生的背景，就是因為“有關部門”為其下達了“義務獻血任務指標”。行政權力無限擴大化，大學如何能獨立？

檢閱今天的中國大學，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大學既沒有作為學術組織的自主性與相對獨立性，也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的獨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學與生俱來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構成大學作為獨立機構合法性存在的基礎。大學是社會的構成部分，但大學的價值絕不在于沉落為社會的構件，而在先于社會獨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領社會的發展。大學是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獨立價值判斷能力的知識精英的聚集地，大學能夠積聚社會良知、彰顯批判意識，展現對民族與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憂患與追求，所以大學應該將自身在制度構造上的獨立性與其知識精英的獨立人格有機地統一起來。

五、大學制度缺失

中國大學制度問題涉及大學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中國大學與外界的關系上，表現為政府集權控制，大學內部運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沒有以維護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的特性為目標，在大學權力分配、教學和研究、教師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在行政權力泛化、官僚習氣盛行的環境中，學術不受重視，尊重學術人才自然無法得到體現。

中國大學長期以來一直以政府行政約束為主導，經費來源、專業設置、招生計劃等等保持大學正常運轉的各種資源，完全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控制。這種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導致大學組織行政化，缺乏競爭和激勵機制，機構重疊、隊伍臃腫、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長期難以解決。這說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現在大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某個學校、某個人的問題，說到底是體制、機制問題，即制度問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新時期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徹底革除大學行政化、官場化的弊端，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機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學要完成其使命，還有許多制度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開展現代大學制度研究，促進大學制度現代化，是中國大學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學行政服務缺失

大學內部行政權力泛化，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織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責任不清，導致行政權力常常代替學術權力，以至于以行政權力的方式管理學術事務。大學要實行民主管理，其意義不是大學內部行政組織為師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權在師生的“民主”，亦即大學主權屬于師生，而不是屬于校長或行政階層。這一原則來源于“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觀念的深入人心，這一原則表明大學的行政權力來源于師生自下而上的授權，而非自上而下產生，大學師生滿意和支持的行政組織就是大學合法的行政組織。同時也要求行政組織必須直接服務于師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駕于師生之上。這一原則也賦予了師生具有天然的監督行政組織的權利，同時也要求行政組織必須通過一定的規制，為維護和保障師生行使這一權利提供順暢的渠道和途徑。大學內部行政組織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組織必須為師生服務，對師生負責，這是大學內部行政組織存在的價值基礎。

因此，大學內部行政組織要牢固樹立“師生權利本位，行政服務本位”的觀念，以實現師生根本的學術（學習）權力作為自身服務的最高標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想師生之所想、謀師生之所求、解師生之所憂。對大學內部行政組織而言，必須以師生擁護不擁護、師生贊成不贊成作為實踐行政權力的最高準則。對大學的每一個行政人員而言，都要實現由“管理者”向“服務者”的角色轉換。

七、大學教授話語缺失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大師是關鍵。從某種意義上，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都由其教授來代表。如果一所大學有一大批學問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這所大學學術氣氛必濃，學風校風必優，也必將成為人們難以忘懷的大學。大學教授作用的充分發揮，是決定大學生存與發展的本質因素。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爾說，我有50%的時間都在聽取教授的意見。發揚學術民主，主要是廣泛聽取教授們的意見。

大學作為培養高級人才的機構，許多事務都與學術息息相關，應該由專門的學術機構進行管理。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評議會為學校最高學術管理機構，教授評議會中又有二三十個委員會，決定學校相關事宜，像經費預算委員會除決定經費使用外，還決定給一個系多少教授名額，科研委員會、教學委員會、學術規劃委員會分別決定具體的教學、學術事務。然而，2004年2月4日《文匯報》對中國幾所大學和所屬學院成立“教授委員會”的報道是：“‘教授委員會’充分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卻讓人疑惑。我們都知道，成立教授會是教授治校、民主辦學的舉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學采用了教授會(當時名為評議會)制度，當時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學長組成的評議會不是“智囊團”，而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學校的重大事項，都要經過評議會討論和投票表決才能實施。

其實，目前中國各大學以及各院系都設有類似于教授會的“學術委員會”，然而“學術委員會”在學校重大問題上都沒有決策權，甚至也沒有發言權，最多就是當當“智囊”。在大學這個學術的重鎮，教授的權力無法體現，也就意味著沒有真正的學術權力存在。

八、大學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學優勢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學由于在教育體系中的目標定位、價值取向、學科結構、歷史傳統不同，會呈現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學只有認清自己的優勢，找準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個性，才可辦出特色保持優勢。然而，中國大學“同質化”嚴重，已是國內外教育專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舉辦的“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伯頓?克拉克說：“大學要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辦出特色，從一定意義上說，‘特色就是質量’。特色就是服務與質量的特殊性。”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憂慮的說，中國“現在的大學，喊出的口號都一樣，‘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重點大學都這么提；很多學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趨同化傾向令人擔憂。”紀寶成認為，政府、社會的導向，以及各種有失偏頗的評價體系加劇了這種現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勵大學辦出特色。內蒙古大學校長旭日干說：“一種模式，都往綜合化發展，都不斷擴大規模，這種趨勢愈演愈烈，最終將使很多學校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許多大學校長呼吁：大學要辦出特色！因為大學與大學的競爭不僅表現在可以量化的實力上，更表現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們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大學特色的形成與發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學要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學面臨生存危機時可以呼之即來的救命稻草。大學特色的形成與發展，雖然可以作為大學求生存和規避危機的重要手段，但從根本上講，大學首先應將它作為價值理性和發展戰略來對待。

九、大學學術評論缺失

學術評論是圍繞學術問題實事求是地討論與對話，它以發展學術、追求真理為唯一目的。嚴肅健康的學術評論可以匡正謬誤、拓寬思路、深化認識、繁榮學術，它是學術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術界繁榮的前提條件，也是抑制學術腐敗的有力武器。但近年來，中國大學里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學術評論的空氣非常缺乏，多數評論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艱深的剖析。其實，學術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嚴肅、積極的學術評論。在開展學術評論時，對優秀的學術成果要大力推薦；對粗制濫造、假冒偽劣之作應進行有力的批評和揭露；對平庸之作不作恭維吹捧。讓學術在評論中推進，讓學風在評論中凈化。在進行學術評論時，還應該采取與人為善的態度，不應執其一端不計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辭。

同時，要嚴以律己，虛懷若谷，寬容地對待各種評論意見，警惕和反對學閥、學霸作風，積極發揚學術民主，努力創造學術討論的良好氛圍，推動學術發展。正常的學術評論意味著學術平等，不但一般學術人員與學術權威之間是平等的，而且領導人對學術問題發表的意見也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與其他學術觀點進行平等交流。學術平等絕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保護少數，因為只有多數保護少數，才能使學術上的少數派，在平等的民主氣氛中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以推動學術研究不斷發展。

十、大學信任缺失

錢鐘書曾經在小說《圍城》中大罵博士文憑：“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清華退學博士王垠曾發出呼告：“博士學位，累壞了多少年輕的中國人！我不再為它浪費我的青春。”一些學子認為，在大學這所青春集中營里，每個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蒼蠅一樣，自覺前途一片光明，卻仿佛無路可走，真是死讀書活受罪。大學近幾年連續擴招，在校人數激增，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大學管理改革滯后，必然會導致大學突發性事件突出，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馬加爵、薛榮華等事件曾一度震驚世人，黃蓉事件也讓人不得不反思中國大學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類似的考試作弊，畢業論文抄襲等問題也屢見報端。更嚴重的是大學充斥著浮躁之風、浮夸之風，出現了泡沫學術。大學在強大的商業壓力下，日漸庸俗，亂辦班、濫收費、亂設專業屢見不鮮。

李敖在北大演講時說：“現在的大學都是孬種。”王小波為什么離開大學當自由撰稿人？因為他看到大學不是他的精神家園。陳丹青為何辭職？因為他痛惜大學精神的淪陷。賀衛方為何停招研究生？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蠅營狗茍的學術體制。盡管這類負面現象不多，這類問題在大學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視這類問題，就會給大學造成極大的信任危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系列問題背后原因作深層次的透視，防微杜漸，防止此類現象對構建和諧大學的負面影響。

第三篇：中國大學的十大缺失

關于中國大學的缺失，近年來人們已經談得很多。比如:缺經費和辦學條件，就大量投入經費改善辦學條件；缺規模，就不斷擴大規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現狀；缺人文素質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質教育基地；缺高層次師資，就大量引進和培養高層次師資；缺較高的教學質量，就大力實施教學改革……缺什么就補什么！中國對大學改革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結果依然不能令國人滿意。

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大學從內容到形式、從規模到質量、從公平到效益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憂的是處在當今這個多元化現代社會里的大學，隨著物質無限度的發展，大學中人的靈魂已被物質欲望擠滿了。

今天的中國大學牽動著許多仁人志士的神經，人們不斷在問，這是為什么？又為了什么？其實，在我們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觸及的是大學外表的功用，較少觸摸到大學的本質——大學是什么？大學為什么？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現代大學作為創造、傳承高深知識和培養高級人才的教育機構，除了在其教學和學術上的地位與價值之外，還要求具有“明德”與“至善”的使命與理念。如果說后者是尊從一種社會普遍認可的至上的道義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實現這種理念的手段保障，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現代大學的本質。依據此認識，我們考察今天的中國大學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大學的宗旨在于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棄舊圖新，在于使人達到最完善的境

界。)

一、大學理念缺失 大學理念就是回答大學是什么？為什么？對于一所大學來說，大學理念是靈魂。然而，就中國的當代大學而言，已經形成自己鮮明理念的大學還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雖然有完整的大學教育體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實踐家，卻缺少大學自治的社會環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現在中國很多大學對理念的思考與實踐，多集中在具體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質的層面。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震天口號中，許多大學規劃幾年達到目標，巨大的投入、宏偉的藍圖，美麗的校園中增添了許多躁動的學生……大學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當科學家”，變成了在“社會軸心機構”中“我要票子、車子、房子……”。

這一切就發生在承載國家未來的大學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學理念”的缺失！梅貽琦先生曾改用《大學》的第一句話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來說明何謂大學。大學之道，在于精神層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層面上的求“能”。大學之道在精神層面上，在于追求知識，追求真理，探究知識的最高境界，這即是所謂的“善”。大學之道在器物層面上，在于教給學生真理的同時，合理地安排課程體系，使得學生真正能夠做到“學為我所用”，教會學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大學更應該為社會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讓躁動的人們在這里靜下心來研究一番最純粹的科學知識，思考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問題，使大學真正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二、大學精神缺失

大學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識，理性的科學態度，自由的個性發展，以及非功利的價值追求。它是大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內化社會先進文化并以創新為取向所形成的約束大學行為的價值體系。作為一種深層次的文化現象，大學精神雖不像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那樣直觀、可測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著在大學內各種文化載體及行為主體上，使人時刻能感受到其獨特的感染力。

許多教育專家認為，在保障大學的高水準方面，大學精神比任何設施、任何組織都更為有效。然而，中國大學精神的缺失表現在多方面:大學作為教學和學術自治中心的地位沒有得到確立；大學辦學缺乏鮮明的個性和獨到的理念，定位貪大求全，辦學目標功利化；大學教師的文化品位下降，學術失范，一些學者把治學作為一種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權勢與學術觀點發生沖突之際，往往按照權利的意志修改學術觀點，而不是以學者的良知來維護學術自身的尊嚴；等等。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大學同樣需要信仰與精神的支撐。大學精神的存在，決定了大學教育活動中的人和大學教育的價值與品質。翻開中華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學校長及其大學教育活動，無不閃爍著大學精神的光輝，給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學術自由，兼容并包”這是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他用這種精神，引領一批學人開創了具有一代“風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期，處在這種變化中的大學更需要大學精神。

三、大學教師理想缺失

大學教師理想本應是教會學生認識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為動力，去追求真理，去獲取廣博的知識，從而宣揚德行，影響社會，實現真善美的統一，達到其他社會成員所不能達到的效果。然而，近年來，中國大學普遍提出，青年教師要碩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評聘和引進教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教師學歷職稱“大躍進”現象，加速了大學教師的功利化。現在的一些大學教師熱衷于所謂教育的實用追求，大學教師的理想主義精神似乎早已被拋之腦后。因此導致大學教育也越來越遠離精神生活，越來越缺少對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現在的大學教育更多的著眼于復制具有人文和科學知識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個個缺少個性的眼睛與心靈。一個人如果沒有心靈的力量，以及心靈的力量沒有強大到可以辨識和選擇外部世界，那么這個人的存在就將是很危險的，其存在的價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個問號。

中國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現，可以洞見大學教師在促成學生“學歷成人”時，忽視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倫比亞大學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說，大學教育已經忽略了人的心靈需求、人生目標、人生意義和價值觀等領域的東西，這樣的大學教育培養的人在角逐利益時，就會不受理性、良心、正義和道德的制約而淪為經濟動物。可以這樣說，現在有些大學教師并不缺少高深知識，卻欠缺理想主義精神，這就是我們不能不直面的大學教師隊伍現狀。

四、大學獨立性缺失

現代大學在其教育與學術上的獨立性，體現為大學獨立的決斷和獨立的治理。大學之精義在于獨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學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就極易被其他機構代替。當大學處于追求真理的權威地位時，也是大學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與壓力之時。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國大學的“領導”也有行政級別，也屬“官場人物”，必須按官場規則行事，這就使大學無法真正獨立，這也對大學精神的造成了極大損害。一些行政部門缺乏對大學的必要尊重，更進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學獨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師范大學強制獻血事件發生的背景，就是因為“有關部門”為其下達了“義務獻血任務指標”。行政權力無限擴大化，大學如何能獨立？

檢閱今天的中國大學，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大學既沒有作為學術組織的自主性與相對獨立性，也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的獨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學與生俱來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構成大學作為獨立機構合法性存在的基礎。大學是社會的構成部分，但大學的價值絕不在于沉落為社會的構件，而在先于社會獨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領社會的發展。大學是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獨立價值判斷能力的知識精英的聚集地，大學能夠積聚社會良知、彰顯批判意識，展現對民族與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憂患與追求，所以大學應該將自身在制度構造上的獨立性與其知識精英的獨立人格有機地統一起來。

五、大學制度缺失

中國大學制度問題涉及大學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中國大學與外界的關系上，表現為政府集權控制，大學內部運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沒有以維護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的特性為目標，在大學權力分配、教學和研究、教師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在行政權力泛化、官僚習氣盛行的環境中，學術不受重視，尊重學術人才自然無法得到體現。

中國大學長期以來一直以政府行政約束為主導，經費來源、專業設置、招生計劃等等保持大學正常運轉的各種資源，完全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控制。這種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導致大學組織行政化，缺乏競爭和激勵機制，機構重疊、隊伍臃腫、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長期難以解決。這說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現在大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某個學校、某個人的問題，說到底是體制、機制問題，即制度問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新時期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徹底革除大學行政化、官場化的弊端，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機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學要完成其使命，還有許多制度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開展現代大學制度研究，促進大學制度現代化，是中國大學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學行政服務缺失

大學內部行政權力泛化，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織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責任不清，導致行政權力常常代替學術權力，以至于以行政權力的方式管理學術事務。大學要實行民主管理，其意義不是大學內部行政組織為師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權在師生的“民主”，亦即大學主權屬于師生，而不是屬于校長或行政階層。這一原則來源于“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觀念的深入人心，這一原則表明大學的行政權力來源于師生自下而上的授權，而非自上而下產生，大學師生滿意和支持的行政組織就是大學合法的行政組織。同時也要求行政組織必須直接服務于師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駕于師生之上。這一原則也賦予了師生具有天然的監督行政組織的權利，同時也要求行政組織必須通過一定的規制，為維護和保障師生行使這一權利提供順暢的渠道和途徑。大學內部行政組織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組織必須為師生服務，對師生負責，這是大學內部行政組織存在的價值基礎。

因此，大學內部行政組織要牢固樹立“師生權利本位，行政服務本位”的觀念，以實現師生根本的學術（學習）權力作為自身服務的最高標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想師生之所想、謀師生之所求、解師生之所憂。對大學內部行政組織而言，必須以師生擁護不擁護、師生贊成不贊成作為實踐行政權力的最高準則。對大學的每一個行政人員而言，都要實現由“管理者”向“服務者”的角色轉換。

七、大學教授話語缺失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大師是關鍵。從某種意義上，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都由其教授來代表。如果一所大學有一大批學問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這所大學學術氣氛必濃，學風校風必優，也必將成為人們難以忘懷的大學。大學教授作用的充分發揮，是決定大學生存與發展的本質因素。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爾說，我有50%的時間都在聽取教授的意見。發揚學術民主，主要是廣泛聽取教授們的意見。

大學作為培養高級人才的機構，許多事務都與學術息息相關，應該由專門的學術機構進行管理。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評議會為學校最高學術管理機構，教授評議會中又有二三十個委員會，決定學校相關事宜，像經費預算委員會除決定經費使用外，還決定給一個系多少教授名額，科研委員會、教學委員會、學術規劃委員會分別決定具體的教學、學術事務。然而，2004年2月4日《文匯報》對中國幾所大學和所屬學院成立“教授委員會”的報道是:“?教授委員會?充分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卻讓人疑惑。我們都知道，成立教授會是教授治校、民主辦學的舉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學采用了教授會(當時名為評議會)制度，當時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學長組成的評議會不是“智囊團”，而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學校的重大事項，都要經過評議會討論和投票表決才能實施。

其實，目前中國各大學以及各院系都設有類似于教授會的“學術委員會”，然而“學術委員會”在學校重大問題上都沒有決策權，甚至也沒有發言權，最多就是當當“智囊”。在大學這個學術的重鎮，教授的權力無法體現，也就意味著沒有真正的學術權力存在。

八、大學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學優勢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學由于在教育體系中的目標定位、價值取向、學科結構、歷史傳統不同，會呈現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學只有認清自己的優勢，找準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個性，才可辦出特色保持優勢。然而，中國大學“同質化”嚴重，已是國內外教育專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舉辦的“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伯頓?克拉克說:“大學要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辦出特色，從一定意義上說，?特色就是質量?。特色就是服務與質量的特殊性。”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憂慮的說，中國“現在的大學，喊出的口號都一樣，?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重點大學都這么提；很多學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趨同化傾向令人擔憂。”紀寶成認為，政府、社會的導向，以及各種有失偏頗的評價體系加劇了這種現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勵大學辦出特色。內蒙古大學校長旭日干說:“一種模式，都往綜合化發展，都不斷擴大規模，這種趨勢愈演愈烈，最終將使很多學校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許多大學校長呼吁:大學要辦出特色！因為大學與大學的競爭不僅表現在可以量化的實力上，更表現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們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大學特色的形成與發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學要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學面臨生存危機時可以呼之即來的救命稻草。大學特色的形成與發展，雖然可以作為大學求生存和規避危機的重要手段，但從根本上講，大學首先應將它作為價值理性和發展戰略來對待。

九、大學學術評論缺失

學術評論是圍繞學術問題實事求是地討論與對話，它以發展學術、追求真理為唯一目的。嚴肅健康的學術評論可以匡正謬誤、拓寬思路、深化認識、繁榮學術，它是學術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術界繁榮的前提條件，也是抑制學術腐敗的有力武器。但近年來，中國大學里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學術評論的空氣非常缺乏，多數評論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艱深的剖析。其實，學術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嚴肅、積極的學術評論。在開展學術評論時，對優秀的學術成果要大力推薦；對粗制濫造、假冒偽劣之作應進行有力的批評和揭露；對平庸之作不作恭維吹捧。讓學術在評論中推進，讓學風在評論中凈化。在進行學術評論時，還應該采取與人為善的態度，不應執其一端不計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辭。

同時，要嚴以律己，虛懷若谷，寬容地對待各種評論意見，警惕和反對學閥、學霸作風，積極發揚學術民主，努力創造學術討論的良好氛圍，推動學術發展。正常的學術評論意味著學術平等，不但一般學術人員與學術權威之間是平等的，而且領導人對學術問題發表的意見也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與其他學術觀點進行平等交流。學術平等絕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保護少數，因為只有多數保護少數，才能使學術上的少數派，在平等的民主氣氛中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以推動學術研究不斷發展。

十、大學信任缺失

錢鐘書曾經在小說《圍城》中大罵博士文憑:“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清華退學博士王垠曾發出呼告:“博士學位，累壞了多少年輕的中國人！我不再為它浪費我的青春。”一些學子認為，在大學這所青春集中營里，每個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蒼蠅一樣，自覺前途一片光明，卻仿佛無路可走，真是死讀書活受罪。大學近幾年連續擴招，在校人數激增，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大學管理改革滯后，必然會導致大學突發性事件突出，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馬加爵、薛榮華等事件曾一度震驚世人，黃蓉事件也讓人不得不反思中國大學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類似的考試作弊，畢業論文抄襲等問題也屢見報端。更嚴重的是大學充斥著浮躁之風、浮夸之風，出現了泡沫學術。大學在強大的商業壓力下，日漸庸俗，亂辦班、濫收費、亂設專業屢見不鮮。

李敖在北大演講時說:“現在的大學都是孬種。”王小波為什么離開大學當自由撰稿人？因為他看到大學不是他的精神家園。陳丹青為何辭職？因為他痛惜大學精神的淪陷。賀衛方為何停招研究生？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蠅營狗茍的學術體制。盡管這類負面現象不多，這類問題在大學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視這類問題，就會給大學造成極大的信任危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系列問題背后原因作深層次的透視，防微杜漸，防止此類現象對構建和諧大學的負面影響

第四篇：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精神重建與制度創新

再過兩年，作為中國現代大學象征的北京大學將迎來百年誕辰。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和現代大學的建立，始于本世紀初，大致是前五十年學習美、日，后四十年模仿蘇聯的歷史。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經歷了新的一輪改革和沖擊。這是中國歷史上高等院校發展最快、數量最多的時期。1949年，全國共有高等學校205 所，在校生11，65萬人；1978年，共有高等學校598 所，在校生86萬人；1993年，高等學校已達1075所，在校生279 萬人。八十年代中期，曾有每三天出現一所大學、年增一百多所的盛況。同時，這也是大學的形象和概念最為模糊的時期，從企業的職工大學、民辦的走讀大學，直到清華、北大、均名之為大學。一大批建于五十年代的專門學院爭相升格更名，改稱為大學，出現了諸如郵電大學、化工大學、外國語大學之類名稱奇怪的大學。于是，企圖澄清大學的形象，發揮大學的精神，必先為大學正名。◎大學的理念

大學的概念原本并不模糊，無論中外，高等教育大致有三個不同的層次：多學院的綜合性大學（university），設于大學之中或獨立設置的專門學院（cllege），以及學制較短，以實用科目和職業訓練為主的社區學院、專修學校、專科學校等。大學在我國雖泛指中等以上的教育（如“上大學”、“大學生”詞義中的大學），其特指則是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之類的文理科綜合性學府。

西方關于大學的理念可以上溯到古希臘以培養“有教養的人”、“高貴的人”為目標、貴族式的博雅教育，以及中世紀大學以方法、邏輯學、修辭學、幾何、算術、音樂和天文學等“七藝”為主要內容，培養“全能的人”為目標的人文主義教育傳統。近世以來，這種教育理想是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譯作通才教育）而聞名的。19世紀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首先將其定義為文理兼備的普通教育，以另于那種專門性的、職業的和技術性的課程和教學。自然科學的發展，使科學教育得以從人文學科中分化出來并與人文教育并駕齊驅。因而，它同樣具有深刻的人文內涵。科學教育的奠基人，德國教育家洪堡將教授和學生都看作是純粹科學的仆人，認為“大學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學生有可能、或者說它迫使迫使學生至少在他一生當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于他個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歐洲古典大學傳統在美洲大陸的傳播，賦予大學前所未有的功利價值，促進了科學教育、專業教育和應用學科的發展，大學也不容置疑地成為國家發展的工具和實現個人功利的途徑。然而，這種功利主義并非毫無節制，杜威在系統地賦予教育功利主義價值之時，也指出“一種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會將任何程度的職業訓練與社會、道德及科學的邊疆教育相隔離”，因為教育有兩個同樣重要的理想，即“個人一切能力的和諧發展”和“社會的效率”；指出“確保文理學院在民主社會中承擔適當職能的問題，也就是務必使目前為社會所需的技術科目獲得一種人文性質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西方教育思潮和大學教育的改革，就是一部人文主義與功利主義不斷沖突、校正、互為制衡的此起彼伏的二重奏，這種現象被稱為“教育的鐘擺”.中國在清末引進西學和西方教育，雖有富國強兵的急切動機，以發展實科教育為主，但在大學的建設上仍較好地保持了西方大學的面貌。民國初頒布的《大學令》，稱“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按照西方大學的通例，1929年頒布的《大學規程》、《大學織法》規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各學院，“凡具備三學院以上者，始得稱為大學”，“不合上項條件者為獨立學院，得分兩科”.這種通行的分類，對名份的重視和強調，旨在突出大學的獨特功能和屬性，蔡科學時報：真正的大學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近日，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和中國校友會兩家民間機構，幾乎同時公布了各自最新的大學排行榜，從而又掀起新一輪的輿論潮。有專家對排名機構發出質疑，還有的學者驚呼：當今大學排行榜已儼然成為一種“教育產業”(新華網1月23日)。

現在中國的大學排行榜版本之多、發表速度之快和影響之大，都遠遠超出此前的一二十年。對此，有學者認為中國民間機構的評估盡管存在種種缺陷，但畢竟為大學教育的消費者提供了信息和具體指導，打破了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獨自掌握和發布信息的局面，是制度的創新和突破。但在筆者看來，重塑大學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1927年北大校慶時，馬寅初發表《北大之精神》演講，提倡“服務于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這不單是北大的精神，也應該是所有大學的精神。面對浮躁的社會，大學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判斷，不應以流俗的是非為是非，更不應以流俗的價值標準取代自身的精神價值追求。可是，今天有哪所大學還葆有這樣的精神？

我們姑且不說，今日的大學在市場化和功利主義的沖擊下，喪失了學術殿堂的尊嚴，成為一個名利場；也不說師生關系早已疏遠異化，在高校中研究生把自己的導師稱呼為“老板”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單說大學校長，試看今日之國中，大學校長中有多少人身上還保持著真正的大學精神呢？

筆者想起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先生。抗戰時期，清華、北大、南開內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大，三校公推梅貽琦先生為聯大校長。初到昆明，聯大既無校舍，又缺錢米，當時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給了很大支持。一天，龍云拜訪梅校長，說他的孩子未考取聯大附中，請求破例收錄。梅校長留龍云吃飯，請潘光旦教務長作陪，要潘派老師晚上去輔導龍的孩子，等明年再考，還要龍主席付家教費。

梅貽琦先生性格溫和，而風骨剛強、不畏權貴、堅持原則。這才是先哲的風范，后人的楷模。記得去年教育界的幾位專家在一篇文章中質問：“今天有錢有勢者的子女，能夠進入好學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們都是考上的么？我們這么多教育工作者，對此是習以為常了，還是覺得汗顏？”他們嚴肅地建議設立“大學校長尊嚴獎”，“條件只有一個，即能頂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壓力，不招一個不合格的學生!”

可見，真正的大學精神在最應該葆有這種精神的大學校長身上，也已經難以尋覓了。這不但是某個校長的悲哀，更是中國大學的不幸。當有些大學兩眼盯著大學排行榜，甚至不惜進行暗箱操作時，筆者想善意地提醒一下：我們現在缺乏的不是大學排行榜，而是真正的大學精神。重塑大學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蔣家平：論大學精神及其創新

一、關于大學精神的內涵

大學文化建設的核心是精神層次的文化的建設,其目標是,在師生員工長期的教學、科研等實踐中,形成一種以大學文化為主體的理想、信念、價值目標和相應的觀念體系為代表的特定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而大學精神則是對學校品格、個性、精神、理想、信念、價值觀等精神文化建設內容的高度凝練和整合,一般可以用言簡意賅且富有哲理的語言形式加以概括和表達,是現代意識與大學個性相結合,能夠被廣大師生員工普遍認同,并廣泛滲透在學校傳統、校風、目標追求、道德規范、領導作風、教風學風等方面的群體意識和精神力量。

具體來說,大學精神的內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大學價值觀:這里的價值觀指的是大學師生在長期實踐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心理趨向和文化定勢,是全體師生或多數師生一致贊同的關于大學意義的終極判斷。對于不同性質、不同層次以及不同國家的大學來說,其價值觀也不一。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石,文化的所有內容都是在價值觀念的基礎上產生的。

二是大學理想和目標:在價值觀的宏觀指導下,大學還必須以國際國內經濟、科技、教育發展趨勢為引導,以尊重教育發展的自身規律為保證,以學校自身客觀條件為基礎,以滿足國家需求為目標,腳踏實地地形成自身的發展目標和中長期改革發展規劃,并將其灌輸到全體師生中去,形成全體師生或大多數師生認可的、并愿意為之奮斗的共同理想和目標。

三是大學核心理念:為了實現大學的共同理想和目標,大學必須進行改革與創新,必須大力發展學校各項事業,為了凝心聚力共赴美好前程,必須要求全體師生遵守某些關鍵信條。如德國柏林大學的大學理念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統一:大學活動的非政治性質與大學建制的國立地位的統一,科學體系的內在完整性和科學對整個文化和社會的批判———啟蒙意義的統一,教學和研究的統一。

四是大學組織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辦學理念,還必須為目標的實現和組織實施提供強有力的規范和制度的支撐和保證,也就是要形成全體師生共同遵守的紀律性約束——組織信念,使得大多數師生自覺地認識到自身的行為與學校整體目標和任務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并愿意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遵守共同的組織信念。

大學精神的內涵豐富多彩,并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即“價值→目標→手段→規則“層層遞進,都是圍繞在價值觀的指導下如何有效實現共同目標演繹而成的。這種鮮明的目的性使得大學精神內涵的各個方面相互關聯,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大學精神作為大學師生群體在價值認識基礎上積淀成的深層心理結構和信念,對于大學師生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確立價值取向和追求、規范行為模式和方式,以及對大學整體的改革、發展和穩定,都能起到非常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這些作用集中體現在它的凝聚、導向、規范、激勵、調適、輻射的功能上。

二、關于大學精神的培育和創新

第五篇：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

Way of University

3月20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好孩子集團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舉辦的成人在職教育昆山班開課。嬰幼兒產業集團首席執行長梁旭暉博士與武漢理工大學的兩位教授一起參加開課典禮，并發表講話，與大家分享他關于大學的起源和發展以及追求自由與獨立的精神和價值的認識。

從梁博士的講話中，我們能感到，嬰幼兒產業集團正著手為員工的“育”采取措施，以便大家在未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嬰幼兒產業集團是一所沒有圍墻的大學，這里鼓勵一種堅持一生學習的風氣，希望大家不僅在專業上不斷超越，而且在素質上也斷提高，在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之外，能更多為公司、為社會、為國家的發展貢獻思想和行動。

主持人、武漢理工大學的兩位教授，以及在座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今天我非常高興看到這么多的同仁歡聚于此。

今天這個課堂跟我們在好孩子嬰幼兒產業集團所辦的短期教育訓練不太一樣，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界的培訓，而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大學課程。我今天就換一種身份，從一個大學教授的角度，利用這三十分鐘，跟各位分享一下《大學之道》。

大學溯源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大學的起源。“大學”在英文里叫做“university”，它起源自拉丁語的“universitas”，在中世紀，這個詞意指工會、社團、行會這樣的組織。在羅馬皇帝腓特烈一世1158年所頒布的法律里面就明確規定，“university”是一個獨立自主、不受影響的團體。我們中國人從西方引用的“大學”這個詞，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個團體，是一個不受任何政治、任何黨派、任何思想影響的自由團體。

一般來講，依照考證，并且有比較多的學者認可，世界上第一所大學距離現在有一千多年了，而我們中國的近代大學比西方晚了大概八個世紀。歷史學與教育學方面的學者考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雛形起源于歐洲的中世紀，是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大學。西方的學界一般也比較認同，這一說法。說到最早的大學，我們不得不提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關于它的成立，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英國的國王亨利二世跟法國國王是路易七世發生爭執，英國國王把在法國留學的學者和學生全部召回，在1168年成立了英國的牛津大學。現在牛津大學里的建筑依然宛如一座座城堡，就是受中世紀建筑風格的影響。后來，牛津大學的一些學生、老師跟當地的老百姓發生了爭執后，跑到了劍橋，在1209年成立了劍橋大學。

再來說說美國的高等教育。美國在1776年發布《獨立宣言》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高等學府只有大約十所，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美國高等教育的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最有名的就是在1636年成立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以及在1701年成立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當然還包括之后成立的威廉瑪麗皇帝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康奈爾大學，它們基本上都是仿照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建立的。在獨立建國之后，美國的大學就如雨后春筍般地成長，增加到了現在的將近1800所。

回到我們中國的古代。它的大學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有的？回溯到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設立長安太學，中國歷史上正規的大學成立距今已有2000多年，并且中國古代書院制度發達，大概有1200所書院。但是中國在近代實際上一直沒有形成現代化的大學。為什么會是這樣，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經考證，中國近代的大學成立于1862年，其成立本身是我們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寫照，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所1862年成立的新式學堂，即京師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堂。后來還有上海的電報學堂、武昌的自強學堂以及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在戊戌變法前后的一段時間里大概有很多所我們所謂的新式學堂成立，但后來真正演變為近代大學的沒有幾所，除了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武漢大學以及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水師學堂。我們現在一般的說法，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應該是指1895年成立的天津大學，也就是北洋大學堂，即當初天津海關道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紹奏請光緒皇帝成立的第一所大學，天津北洋西學學堂。

大學的理想

我們講了大學的起源，下面來考慮一下，大學的理想是什么，也就是我們念大學，或者大家現在開始進入大學的殿堂，到底要做什么？古希臘的說法是，大學以培養一個有教養的、高貴的人為目標。中世紀的大學基本上就是以文法學、邏輯學、修辭學、幾何學、算術、音樂和天文學等“七藝”為學習的內容，這里面重要的是通識的教育，即我們中國大陸所說的“通才教育”，所謂的liberal education，這個是大學真正要做的。

回想到我以前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們的校長斯蒂文·懷特爵士在開學典禮上曾經引用德國一位對近代大學發展影響至深的著名教育家洪堡的話勉勵我們。這句話翻譯成中文大意是：大學的真正成就是鼓勵學生在終其一生的某一段時間里面獲得一個機會，不含任何目的地追求科學，獻身其個人的道德與精神的完善。簡單來講就是，各位在大學學習的過程中，真正有一段時間，不為其他任何目的地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完善個人的道德和心智。這句話我一直謹記在心，在這里我也送給各位。

再來看看我們中國。我很尊敬的一位中國教育家、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說過，“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基本上就是研究綜合性、學術性和人文性學問的一個地方、一個團體。我很尊敬的學長、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博士曾經講到：大學教育的核心就是通才教育。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大學培養的是一個受過通識教育的完整的人。所以，不管各位學的是工商管理、機電一體化，還是企業管理，實際上背后所代表的是一個人文的、綜合性的學識的培養。

大學的精神

各位在大學里面學的不僅是怎么樣做事，同時，應該關切的還有你應該成為怎么樣的一個人。這是兩個概念，一個是to do，一個是to be。我剛剛引用了德國教育學家洪堡所說的話。實際上，在洪堡于十九世紀初創立的最知名的學校柏林洪堡大學，他奠定了幾個原則，“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大家想，各位在大學的殿堂里面，在學習的時候，你要free your mind，就是真正地解放你的心智和思想，真正自由地學習。美國高等教育也有三A原則，“Academic Freedom”、“Academic Autonomy”、“Academic Neutrality”，就是所謂的“學術自由”、“學術自制”、“學術中立”。那我們中國呢？

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以前大概只有200多所，學生人數大概只有11萬到12萬左右；在1979年，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大概已經有近六百所，在學人數大概有86萬；到1993年的時候統計，中國的大學已經超過了1000所，在學人數將近300萬；來到今天，中國的大學已經超過1600所，在學人數將近500萬到600萬。面對這么多的學生，中國的大學到底應該何去何從？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何去何從？

中國近代大學已有百年的歷史。簡單來講，在各位所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學的前50年，也就是建國之前，整個大學所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西方，來自美國。在49年建國之后，大概將近40年的時間，受到蘇聯式的教育影響，大學走向專門化，比如說軍工大學、工業大學等一些專門性的大學，都是應國家的需要而產生的，這是目前中國大學的特色。但是慢慢地我們回歸到現在，就是各位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們要思考的大學的真正目的，應該就是我前面所講的，應該是一個綜合性的、通識性的、全能性的教育跟培養，盡管各位所分工的學科不一樣。

大學的價值

中國的教育到底該怎么辦？我個人認為，我們要回到我們中國的古語中，就是《大學》開宗明義所講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這里我打了一個括號，寫了一個“新”，是因為在南宋期間，我們的理學大師朱熹把《大學》原版中的“親”改成了“新”，中國大陸的學生目前在讀的很多《大學》的新解大概都是用“新”，共產黨的前領袖毛澤東也比較傾向于“新”。但是以儒家學派來講，《大學》的本文應該是“在親民”。不過，這兩個字對大學之道的闡釋不會有影響。

簡單來講，用現代化的說法就是，大學教育觀的核心是“通才教育”，是給學生以“通識”和“知類通達”的學術訓練，以完成化民易俗、改造社會的“新民”使命，讓學生具有自然、社會和人文三方面的知識。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大學之道”。各位在學習成為一個“士”的過程里面所應該知道的是，大學之道就在于很清楚地完善你個人的道德，在移民易俗，在親民，在止于至高至美的境界。

合作辦學

我們講到武漢理工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的校訓是“厚德博學、追求卓越”，正好跟我們上面講到的大學之道非常接近。就我所知道的武漢理工大學，其前身有一部分是北京建筑工業學院，之后還合并了幾所大學，在2000年正式更名為武漢理工大學，現在是一所211的重點工程大學，也是非常知名的一所大學。從根本目標來講，該校所培養的是適應能力強、實干精神強、創新意識強的高素質人才，非常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和創新能力的提升，這跟我們所講的大學的理想和精神、大學的價值正好相契合。

武漢理工大學跟好孩子嬰幼兒產業集團的合作應該是怎么樣的一個狀況呢？現在請允許我恢復到CEO的身份，把我們的期望，我們定位，好孩子嬰幼兒集團在座的同仁跟武漢理工大學合作讀書應該達到怎樣的目標，向大家交待清楚。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優秀的教授跟最優秀的學生結合在一起的新的嘗試。未來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這里，或是在我們嬰幼兒產業集團的訓練中心上課，而不是在武漢理工大學將近3000畝的大學里面讀書。這讓我想起中世紀的大學剛成立的時候，真正的大學不是在校舍，在硬件設施，而是在于大師跟追求真理的學子的結合。早期歐洲的大學的化身就是一個發現真理的智者，他拿了一枝鵝毛筆，拿了一瓶墨水，寫了很多他自己認為的真理、創新的東西，并把它發表出來，逐漸地，有年輕人覺得他講的話有道理，便聚集過來，聽他說這些話，慢慢就形成了大師跟學子之間的結合，“所謂大學者，不在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任重道遠

在這里，我引用唐朝劉禹錫所寫的《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現代的話翻譯出來就是：山不是只有高才好，只要有神仙就會有名氣；水不是只有深才好，只要有龍就會有靈氣。雖然我們身處的是陋室——當然這里稱不上是陋室，只是這里的硬件條件跟武漢理工大學可能有一定差距，但是只要各位能夠在堅持真理的追求與個人道德的完善上多努力，這里就不會是陋室。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各位未來跟武漢理工大學的教授彼此積極互動，就是我們所謂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就會達到一個境界，照孔夫子的說法，“何陋之有”？所以各位千萬不要受硬件設施的局限，認為不如在武漢理工大學或在其他大學的殿堂里面學習。各位都是好孩子非常優秀的同仁和員工，我們會敦請武漢理工大學派遣最優秀的教授來跟各位互動，我相信這一定會激發出一些好的創意和成果出來。在座的這一兩百位同仁，有本科的，有大專的，我們拭目以待各位在讀完這個大學之后的發展到底會怎么樣。

我有幾句話想送給各位。孔夫子曾對一個人的一生作了規劃和期望，他說的幾句話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他曾經說過，“吾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衷心的希望各位在讀完大學之后，在學習完通識教育之后，能夠盡早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那樣，你將能夠更真實、更完美地度過你的一生。我也送給各位我從大學到讀完博士的座右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就把這句話當做跟各位的共識，希望各位未來能以“士”自居，以國家安危、民生疾苦為己任，以人生圓滿為最高的修養和境界。

以此與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