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十年來的經典廣告語

二十年來的經典廣告語（上）

1980年：味道好極了！（雀巢咖啡）

滴滴香濃，意猶未盡。（麥氏咖啡）

國內首創，馳名中外。（珍珠霜）

為人民服務，為大眾計時。（鐵達時表）

1981年：“飛躍”目標——世界先進水平！（飛躍電視）

戴雷達，闖天下。（雷達表）

1982年：就是可口可樂。（可口可樂）

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豐田汽車）

1983年： 一切為用戶著想，一切為用戶負責。（海信電視）

1984年：

質量至上有夏普！（夏普）

上海大眾永遠和您在一起。（大眾汽車）

威力洗衣機，獻給母親的愛。（威力洗衣機）

1985年：大寶，天天見。（大寶）

優質的聯想——夏普（夏普電器）

1986年：萬家樂，樂萬家。（萬家樂電器）

飛利浦——尖端科技的標志。（飛利浦）

上海桑塔納，汽車新潮流。（桑塔納）

1987年：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的愛天長地久。（太陽神）

最適合中國民航客運的機種——波音757客機。（美國波音）

質高款新寰宇頌，國際名表西鐵城。（西鐵城）

1988年：精心創造，精心服務。（金星電視）

聚科技群星，創電子先河。（星河音響）

1989年：中原之行哪里去？鄭州亞細亞！（亞細亞商場）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白麗美容香皂）

東方航空，飛向世界。（東方航空）

容聲，容聲，質量的保證。（容聲冰箱）二十年來的經典廣告語（中）

1990年：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城鄉路萬千，路路有航天。（航天汽車）

高高興興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公益廣告）

她工作，您休息。（凱歌全自動洗衣機）

1991年：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娃哈哈）

一股濃香，一縷溫暖（南方黑芝麻糊）

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人頭馬酒）

1992年：新飛廣告做得好，不如新飛冰箱好。（新飛電冰箱）

康師傅方便面，好吃看得見。（康師傅）

歲歲平安，三九胃泰的承諾。（三九胃泰）

1993年：明天將發生什麼？（聯想集團）

今年夏天最冷的熱門新聞。（西泠冰箱）

聲聲百思特，遙遙兩相知。（百思特通訊）

青春寶，使你永葆青春。（青春寶）

走富康路，坐富康車。（富康車）

1994年：今天你喝了沒有？（樂百氏）

海爾，真誠到永遠。（海爾電器）

1995年：容事達，時代潮。（容事達洗衣機）

要想皮膚好，早晚用大寶。（大寶）

擁有桑塔納，走遍天下都不怕。（桑塔納轎車）

1996年：太陽更紅，長虹更新。（長虹電視）

一切盡在掌握。（愛立信）

科技以人為本。（諾基亞）

飛躍無限。（摩托羅拉）

長城烽火，傳信萬里。（西門子）

每一年，每一天，我們都在進步。（聯想電腦）

1997年：維維豆奶,歡樂開懷（維維集團）

味道好極了（雀巢咖啡）

我說我的眼里只有你（娃哈哈礦泉水）

讓我們做得更好

1998年：

農夫山泉有點甜。（農夫山泉）

27層凈化（樂百氏純凈水）

1999年：飄柔，就是這麼自信！（飄柔）

知識改變命運！（公益廣告）

晶晶亮，透心涼！（雪碧）

2000年：呼機，手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商務通）

二十年來的經典廣告語（下）2001年：健康成就未來（海王）2002年：鉆石恒久遠 一顆永留傳

天生的 強生的（強生）

看不到 你感覺得到

2003年

我的地盤聽我的（中國移動通信）

我就喜歡（麥當勞）

帕薩特，成就明天（帕薩特系列）

只要你想（聯想）

不同滋味不同心情（蒙牛心情二次方牛奶）

男人就應該對自己狠一點（柒牌服飾）

熱愛生活冷靜選擇（奧克斯空調）

喝前搖一搖（農夫山泉農夫果園果汁）

煮酒論英雄才子贏天下（才子男裝）IT業

鉆石恒久遠，一顆永留傳 迪比爾斯，珠寶

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嗎 清嘴含片

渴望無限 百事可樂

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M&M巧克力

滴滴香濃，意猶未盡 麥氏咖啡

有健康，才有將來 安利AMWAY

第二篇：20年來流行中國廣告語專題

中國20年流行廣告語 1979 西鐵城領導鐘表新潮流，石英技術譽滿全球。（西鐵城）可口可樂添歡笑（可口可樂）將以卓越的電子技術，對中日友好做出貢獻。（SONY）為社會各領域，提供準確計時。（精工表）讓我們來充分掌握能多快好省的運輸貨物的拖車頭吧（五十鈴汽車）-------------1980 味道好極了（雀巢咖啡）滴滴香濃，意猶未盡。（麥氏咖啡）先進石英科技，準確分秒不差。（梅花表）國內首創，馳名中外。（珍珠霜）為人民服務，為大眾計時。（鐵達時表）-------------1981 “飛躍”目標--世界先進水平（飛躍電視）“飛躍”精神--一切為用戶著想（飛躍電視）戴雷達，闖天下。（雷達表）-------------1982 就是可口可樂（可口可樂）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豐田汽車）質量第一，用戶第一。（金星電視）獨特設計，最新產品，女裝自動表。（東方表）-------------1983 燕舞，燕舞，一片歌來一片情。（燕舞收錄機）“凱歌”傳佳音，更上一層樓。（凱歌電視）一切為用戶著想，一切為用戶負責。（海信電視）-------------1984 百事，新一代的選擇。（百事可樂）質量至上有夏普（夏普）力波啤酒，的確與眾不同。（力波啤酒）上海大眾永遠和您在一起（大眾汽車）威力洗衣機，獻給母親的愛。（威力洗衣機）-------------1985 大寶，天天見（大寶）優質的聯想--夏普（夏普電器）SONY這是你第一次見到的名字嗎（SONY）-------------1986 萬家樂，樂萬家（萬家樂電器）飛利浦--尖端科技的標志（飛利浦）精美耐用，全球推崇（西鐵城表）上海桑塔納，汽車新潮流（桑塔納）-------------1987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的愛天長地久（太陽神）兩片，史克腸蟲清（中美史克）最適合中國民航客運的機種--波音757客機（美國波音）第一流產品，為足下爭光（上海鞋油）質高款新寰宇頌，國際名表西鐵城（西鐵城）-------------1988 精心創造，精心服務（金星電視）汽車工業新一代標志（廣州標致）聚科技群星，創電子先河（星河音響）-------------1989 擋不住的感覺（可口可樂）中原之行哪里去？鄭州亞細亞（亞細亞商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白麗美容香皂）東方航空，飛向世界（東方航空）容聲，容聲，質量的保證（容聲冰箱）-------------1990 嘉士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嘉士伯啤酒）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26M巧克力）城鄉路萬千，路路有航天（航天汽車）高高興興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公益廣告）她工作，您休息（凱歌全自動洗衣機）妥貼保護，伸縮自如（邦迪創可貼）用了都說好（達克寧霜）領先一步，申花電器（申花電器）要開一流車，江西五十鈴（江西五十鈴）雪中之豹，雪中之寶，雪中送寶（雪豹皮革行）-------------1991 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娃哈哈）一股濃香，一縷溫暖（南方黑芝麻糊）喝貝克，聽自己的（貝克啤酒）人人求健康，長壽505（505神功元氣袋）天磁杯，天磁杯，你一杯，我一杯，一杯一杯又一杯（天磁杯）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人頭馬酒）亞細亞，太陽升起的地方（亞細亞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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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展（推薦）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展

【英文標題】DEVELOPMENT OF URBAN GEOGRAPHY IN CHINA SINCE 1978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E－mail: Gucl@nju.edu.cn

【作 者】顧朝林/徐海賢

【作者簡介】顧朝林，男，1958年生，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南京大學城市與資源學系 南京 210093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20a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向縱深拓展，新技術在城市研究中獲得了廣泛應用。對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地理學領域的研究進展、研究方法和技術作了綜述，并對其發展趨勢做了展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Urban Geography,as an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1978.Researche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made great progresses.Chinese urban graphical research fieldsinclude:(1)

City－

regional Study;(2)Urban planning;(3)Urbanization;(4)Urban system;(6)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7)Urban spatial structure;

(8)Sustainable cities.Urbansocial geography,urban modernization,urban governance anddigital city will be ne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Chinesenear future.【關 鍵 詞】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展/中國 Urban Geography/Chinese Geographers

分類號 中圖法K90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地理學成為地理學界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80年代，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入歷史以來最旺盛的時期，全國各大學地理系和相關地理研究所都相繼在城市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和實踐領域有所拓展。回顧過去20a，中國城市地理學者幾乎從白手起家，在引進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進行研究，不斷開拓創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基本與國際接軌的城市地理學學科體系[1～6]。

城市地理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

中國城市地理學的迅速成長，很大程度上歸于它在實踐中的旺盛生命力。一開始，中國城市地理學者結合專業特長，及時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開展了城市與區域規劃。1977年南京大學率先在經濟地理學專業的基礎上開設城鄉規劃專業，隨后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等大學地理系也相繼設立了經濟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開展了綜合性大學（理科）在城市規劃工作中的廣泛參與。此后，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成立了具有甲級資質的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中山大學、華東師大、杭州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系）。廣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積極參與城市與區域規劃，不斷開拓進取，逐漸走出了一條理科與工科相結合的城市規劃道路。近年來，從事城市地理研究隊伍在日益壯大，主要教學研究機構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風格，如南京大學主要側重城市化、城鎮體系、城市總體規劃研究，近年來又進行區域城市化、海港城市以及城市社會地理研究；北京大學主要進行中國城鄉劃分標準、城市發展規模、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內在聯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華東師大則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內部空間結構的研究；中山大學主要進行城市化、城市系統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統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近年來又把研究重點放在穗港澳城市帶形成機制和中國大都市走向國際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側重于工業城市和京津唐區域城市系統的研究，專門開展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完成了《中國設市預測和規劃》、《中國城市地理》、《跨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等項研究；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主要進行城市群，尤其是閩南三角區域城市系統研究和長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還有其它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表1）。傳統研究領域的不斷深化，新的研究領域不斷興起，同時實踐領域成效顯著（表2），使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出現方興未艾的局面[7～10]。

城市地理研究領域不斷擴展

改革開放20a來，中國城市地理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已有研究領域不斷深化，新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概括起來，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領域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2.1 城市—區域研究

城市與區域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城市借區域而立，區域借城市而興。南京大學宋家泰首倡“城市—區域觀”[11]，該理論強調城市的總體規劃布局必須把城市與區域統一起來，城市及其借以存在和發展的一定區域間具有不可分割的動態統一關系，具有多層次、開放型的特點。按照這一理論，城市總體規劃必須以區域發展為基礎來確定城市發展性質、發展規模以及城市空間布局，多層次的“城市—區域”體系是中國城市經濟區的本質特征。區域分析和區域規劃是城市規劃的基礎，城市規劃是區域規劃的深化和具體化，必須改變傳統的“就城市論城市、就區域論區域”的做法，使城市規劃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據此，區域自然條件、經濟條件、社會條件的分析工作作為城市發展研究、城市規劃的基礎得到廣泛開展[12]。這一時期，還有學者在區域調查的基礎上展開了區域經濟開發及其模式研究[13]、中心地理論在城市規劃中的推廣應用[14]、城市規劃中的區域分析[15]、城市郊區范圍的劃分[16]、城市經濟區的影響因素分析和經濟區劃等實踐工作[17]。目前，通訊技術發展迅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來臨，城市的區域范圍擴大，垂直聯系加強，“城市—區域”觀也賦予了新的內容。

2.2 城市規劃研究

從7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地理學者先后承擔了各類城市總體規劃、詳細規劃和各項專題規劃，將城市地理學的理論引入到城市規劃中去，提高了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南京大學從1976年開始即接受教育部委托，陸續舉辦城市規劃培訓班，成為中國城市規劃人才培訓基地，出版了中國理科第一部城市規劃專著《城市總體規劃》[18]，承擔了建設部《城鎮合理規模理論和方法》項目，在國內城市規劃界首開城市規模的系統研究[19]。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等先后參與到城市規劃中去，培養了一批經濟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人才。中國地理學家在參與城市規劃過程中，著重在確定城市性質、預測城市規模、進行城鎮用地分析和用地評價等方面為編制城市總體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從而使傳統以建筑為主體的城市規劃增添新的理論、方法和內容。

1.城市性質研究 城市性質是指城市在國家或社會經濟發展中所承擔的主要職責和功能，確定城市性質是城市規劃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地理學家通過對城市發展的區域條件分析，依據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遠景發展規劃，確定城市在區域中的主要職責和功能以及其發展方向，為城市總體規劃提供依據[20]。周一星在研究城市工業職能成果基礎上，提出了城市職能研究的三要素理論，對城市職能的劃分、具體城市性質的確定提供了理論和方法[21]。其他學者對城市在區域城鎮網絡中的地位、城市發展方向、城市職能等作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為城市規劃工作的開展提供了科學的依據[22]。

2.城市規模研究 城市規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主要指人口規模。預測城市人口增長的趨勢和探討城市的合理規模是地理學家在編制城市規劃中的主要任務之一。在過去20a中，中國地理學家更多的工作是對城鎮人口合理規模的理論探討、人口規模的預測以及如何控制大城市市區人口規模的研究[23]。3.城鎮用地分析和用地評價 城鎮用地分析和用地評價是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用地分析包括對地形地貌、地質災害、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地基承壓力等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區位條件、技術條件的調研，然后進行綜合平衡，編制城市規劃用地評定圖。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有些學者就城鎮用地問題，城市土地綜合經濟評價所采取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討[24]；有些著重對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分析，探討土地使用的價值和價格[25]。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土地由無償劃撥變為有償使用，給城市規劃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90年代以來，學者們相繼對城市土地區位、土地定級、土地評估、市區土地利用以及如何協調好國家、開發商和市民之間的利益關系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城市地理學家將在發揮對土地自然條件、區位條件評定優勢的基礎上，結合體制轉換、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環境承載力對土地利用的影響，綜合平衡，提出城市規劃期限內城市用地的規模、用地發展方向，合理城市土地利用規劃，為城市規劃提供科學依據[26]。2.3 城市化研究

改革開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學家借鑒國際城市化發展的總趨勢，總結新中國30年來城市化過程曲折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在國內率先提出需要開展中國城市化的研究。南京大學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研究，吳友仁就“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道路”發表探討性論文[27]，由此揭開了中國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1）城市化動力機制研究 1983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的科學技術局組織開展了“若干經濟較發達地區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該課題組概括了促進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五個動力，即：國家有計劃投資、大中城市自身發展與擴散、鄉村工業化、外資引進的刺激和地方經濟的發展[28]。許多學者相繼撰文，詳細分析了產業結構變動、人口遷移、城鎮效益等對城市化的影響[29]，有的對城市化的空間動力機制及其調控手段展開研究[30]，有的強調工業化和國家政策因素對城市化的影響[31]。通過研究認為，中國（尤其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化動力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鄉鎮企業和外向型經濟[32]。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和特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前，中國正出現新城市化趨勢，即多元城市化動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動力[33]。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借助優良的投資環境，外資成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它創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種新動力—外向型城市化[34]。基于全國各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城市地理學者對不同區域的城市化動力機制，城市化地域差異進行了實證研究和對比分析[35]。概括起來，現階段中國城市化因動力機制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種主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外資影響下的城市化。

（2）鄉村地區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來，在全國廣大農村地域逐步開展了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經濟體制改革，大量剩余勞動力被解放出來，并逐步轉移到第二、三產業。80年代中后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鄉鎮企業成為農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時，地理學者開展對鄉村地區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大量研究論文不斷見諸相關文獻[36]。研究表明：沿海城鎮密集地區和特大城市周邊地區是中國鄉村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以農業為基礎，以鄉鎮企業為龍頭，在外資的刺激下，加速了鄉村工業化，也推動了鄉村地區城市化。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式不同，城市化動力機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鄉村城市化模式。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勞動力以就地轉移為主，城市化發展方式主要表現為“鄉鎮企業——小城鎮”模式。這種鄉村城市化模式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概括為自發型的城市化模式（如溫州模式）[37]和輻射型的城市化模式（如蘇南模式）[38]。最近由南京大學鄭弘毅主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華東師大等學者參與研究撰寫的《農村城市化研究》一書系統論述了農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論、動力機制、指標體系以及地域差異，對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遼中南等地區的鄉村地區城市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就鄉村地區城市化的幾個重要研究領域作了積極有益的探索[39]。近年來，城市地理學者還圍繞城鄉一體化的內涵、理論框架、動力機制、城鄉一體化規劃等問題進行探討[40]。此外，有的學者還對異地城市化進行了研究[41]。

（3）城市化特征研究 從80年代開始，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的城市地理學者分別從全國范圍內就城市化的各種專題展開了討論，對城市化的特點作了各種分析，提出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城市發展戰略[42]。許多學者對城市化發展速度、城市化發展趨勢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城市發展具有階段性，必須科學地預測城市化發展的歷史進程[43]。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城市化將呈加速發展的趨勢[44, 45]；大都市將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引人注意的地區，同時也是中國未來城市化最具活力的地區[46]。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繼續存在，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不可能向西方國家那樣快速增長上去，東西部城市化差距還將繼續擴大[47]。許多學者還就具體省域的人口城鎮化特點、城市化發展水平、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不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與流動人口、城鎮布局以及城市群體空間等的關系作了多方面分析[48]。還有學者對城鎮人口統計口徑、城鄉劃分標準、城市化水平的計算方法及測定作了研究[49,50]。最近，信息化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產生的影響，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等也有人開始研究[51]。2.4 城鎮體系研究

8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工作在全國范圍內的全面鋪開，城市體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視。近20年來，城市地理學者廣泛開展了城市體系理論研究、區域城市體系實證研究以及城鎮體系規劃實踐。（1）城鎮體系理論研究

顧朝林首先將城鎮體系地域組織結構歸納為地域空間結構、等級規模結構、職能類型結構和網絡系統四個方面[52]。宋家泰、顧朝林、周一星、許學強等就城鎮體系規劃理論與方法進行了研究。[53]楊吾揚等人對城市體系科學定義，城市體系的級別—數目—規模對應模式進行了理論推導和實驗驗證[54]。后來相關的研究內容廣泛涉及到城鎮體系的界定、理論框架的構建，各種不同層次（省域、市域、縣域等）城鎮體系的現狀特征、劃分標準、發展趨勢等。虞蔚等還從分析城市之間、城市與區域之間的主要經濟聯系方向、信息流的聯系強度等出發來研究區域城鎮之間的聯系[55]。近年來，城市地理學者繼續開展了對城鎮體系的現狀特征、形成機制，信息產業對城市體系影響的研究[56]；同時，一些學者引入分形與分維理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開展了對城鎮體系的空間結構研究[57]。（2）區域城鎮體系實證研究 過去近20年中，中國城市地理學者廣泛開展了對不同等級行政區域、流域、經濟區域的城鎮體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機構和部分大學地理系先后承擔了遼中南、京津唐、湘東和長春地區的城鎮體系研究[58]。較早進行中國城市體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學者有南京大學宋家泰、顧朝林，北京大學周一星、楊吾揚，中山大學許學強等。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一書系統全面地研究了中國城鎮體系的起源、產生、發展，中國城鎮體系的自組織結構——地域空間結構、等級規模結構、職能類型結構和網絡系統結構，并就中國城鎮體系發展條件，城鎮化水平及城鎮人口增長，國家地域開發等對中國城鎮體系發展的影響以及中國城鎮體系發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學的輪廓展望[59]。此后，區域城鎮體系研究重點從沿海、沿江發達地區向內陸地區深入[60]。

（3）城鎮體系規劃實踐 在80年代，南京大學地理系宋家泰、顧朝林等汲取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城鎮體系規劃“三個結構一個網絡”的理論，為城市規劃部門廣泛接受并應用[61]。城市地理學者開始承擔編制了全國許多省市各個層次的城鎮體系規劃任務。南京大學相繼在80年代和90年代為建設部舉辦城鎮體系規劃培訓班，培養了大批城鎮體系規劃人才。建設部城市規劃司及時總結經驗頒布《城鎮體系規劃編制辦法》，對省域、市域、縣域及其它特定區域的城鎮體系規劃規范編制程序，明確了相關的城鎮體系規劃編制標準，并在《城市規劃法》中被確定下來。近年來，面對國際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市場化的實際，地理學者又開始嘗試探討新的城鎮體系規劃理論和方法[57]，不再僅僅停留在對“三結構一網絡”的一般分析，進一步加強對城鎮體系動態演變、合理模式、結構調整和科學預測的研究。歐陽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開展的城市群規劃中突出整體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思想[61]，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中密切注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與城鎮體系的關系，從而探討更利于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規劃。2.5 城市發展方針的研究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貫徹“以規模論發展”的城市發展方針。從1978年以來，學術界圍繞中國城市發展方針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為此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62～67]。地理學家結合中國城市建設的總方針“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對個別城市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尤其將重點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鎮的研究上。首先，許多學者對大城市發展規律、形成機制、發展戰略進行了研究[68, 69]。近年來，研究重心傾向于如何發揮中心城市在國際勞動地域分工中的作用，國際性大都市的發展條件、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選擇以及如何將上海、廣州、北京等建設成國際大都市等方面[70]。其次，學術界結合形勢的變化提出了針對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發展戰略[71,72]：第三，由于小城鎮已經成為農村經濟中心，在聯系城鄉發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紐帶作用，一些學者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鎮的戰略地位、功能結構、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與政策等，同時對區域小城鎮發展條件、功能以及發展前景等作了大量的實例分析[73]，進入90年代還對小城鎮建設、功能結構和可持續發展開展了廣泛的研究[74]。此外，一些學者也對港口城市、煤礦城市、油田城市等的現狀和發展戰略進行了專門研究，對這些特殊職能城市的形成條件、城市形態和發展趨勢等進行了相關分析。城市發展的區域基礎、發展規律、內在運行機制、可持續發展研究已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2.6 城市空間結構研究

80年代，對城市地域空間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對外國理論進行翻譯介紹的基礎上，相繼對城市地域結構的概念、類型，地域結構的演變規律、動力機制、合理模式、個別城市地域結構的特征等問題進行了探討[1,2]。90年代，大城市地域結構優化、中心城市的擴散機制及空間發展趨勢等問題成為城市地理學者研究的重要方向[75]；主要加強了對大城市地域結構演變規律、擴散趨勢、功能用地結構變遷等新趨勢的探討[76]。近20a來，城市地理學者主要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研究工作。

（1）城市市場空間研究 80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者相繼就城市內部各項功能用地、空間組織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有機疏散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作了大量研究工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第三產業尤其是商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地理學者的研究重點轉向城市市場空間結構的探索，先后對北京、上海、廣州、長春、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商業網點布局進行了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通過實地調查，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對商業中心的規模、結構和等級體系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優化商業地域結構功能組織的方案。9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相繼開展了城市CBD理論研究[77]，并對北京、上海等城市CBD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對城市CBD的結構分析，指出了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對CBD的良性發展提供了可行性規劃方案。

（2）城市形態研究 從8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圍繞個別城市的城市形態作了探討[78]，同時也進行了對不同城市形態組合形式的規律性研究，如同心圓式、多中心式、組團式、帶形城市等城市形態的分析[79]。武進《中國城市形態、結構、特征及其演變》一書通過對國內數百個城市形態和內部結構的研究，從社會、經濟、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討了中國城市形態發展演變的動力學機制，并預測其發展趨勢，提出了合理的發展模式[80]。還有許多學者開展了對具體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等城市形態的發展演變和布局形態的研究以及中國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的發展研究。在對中國大都市增長的空間過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發展具有從同心圓圈層式擴展形態走向分散組團形態、軸向發展形態乃至最后形成帶狀增長形態的發展規律[81]。這些研究成果為進一步探討中國城市地域結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城市邊緣區研究 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學在國內率先開展了城市邊緣區研究，顧朝林、崔功豪、武進、林炳耀、涂人猛等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2～85]。顧朝林等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實地調查，在探討中國城市邊緣區的基礎之上，對中國大城市邊緣區的人口特性、社會特性、經濟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間特性等進行了系統研究[86,87]。孫胤社認為中國城鄉邊緣區的形成有自己的特點，它不同于國外的“居住導向型”，而主要是“工業導向型”[88]。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初步確立，大城市邊緣區的內容有了新的變化。張建明、許學強等在對城市邊緣區研究成果回顧的基礎上，嘗試性地提出了城市邊緣區研究的新課題[89]。目前，一些學者對大城市邊緣區的空間演變機制、大城市邊緣區可持續發展、大城市邊緣區的成長機制等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伴隨著中國大城市的迅猛發展，城市邊緣區研究已成為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4）郊區化研究 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地理學者開始把郊區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來研究。從中國郊區化的門檻值到郊區化形成的動力機制以及郊區化的調控等作為其主要研究內容。郊區化是城市經歷了中心區絕對集中、相對集中和相對分散以后的一個絕對分散階段，它表現為人口、工業、商業先后從城市中心向郊區遷移，中心區人口出現絕對數量的下降[90]。地理學界充分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郊區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礎，結合中國的特點開展了對北京[91]、上海、廣州、沈陽、杭州、大連等特大城市郊區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廣州、沈陽等特大城市近年來中心市區出現人口增長減慢、甚至減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趨勢，說明這些城市已出現郊區化現象。中國郊區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國家，表現為被動式郊區化、居住郊區化和圈層擴展式郊區化，中心繁榮區與與郊區化并存，社會階層分異不明顯[95]。一些學者還介紹了西方逆城市化現象，對其在中國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鑒作用作了初步分析[96]。

（5）城市群研究 80年代末，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相繼出現城市密集區。結合國外經驗和中國經濟發達區城鎮發展的特點和趨勢，城市地理學者相繼開展了對城市密集區的研究[97]。最早進行城市群體專門研究的是南京大學李世超[98,99]，他從介紹戈特曼的城市帶理論入手，探討了長江中下游城市帶形成條件、歷史動力、現狀特點和未來發展構想。崔功豪、杜國慶、李世超相繼撰文對城市帶特征和形成條件進行了研究，姚士謀、許學強等分別對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發展趨勢等作了系統深入的分析[100,101]。

（6）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研究

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是城市群發展到高級階段的表現形式，近年來我國城市地理學者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支持下開始進行研究。胡序威等近期完成《東部沿海城鎮密集地區人口、經濟集聚與擴散研究》，周一星對中國的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進行了定義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統一標準，顧朝林等在建設部《跨世紀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時就都市區與都市連綿區的發展政策進行了探討。近期有關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研究重點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進行都市區與都市連綿區形成和發展規律、分布特點、形式、動態過程和空間結構特征等的研究。寧越敏、閻小培、李王鳴等從都市區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區的特征，探討了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機制[102～107]。2.7 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1）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持續發展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話題。顧朝林首先從研究國外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在分析國外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城市持續發展研究方向：①城市持續發展的綜合研究；②大都市持續發展研究；③中小城市持續發展研究；④小城鎮持續發展研究[108]。此后，一些學者重點開展了城市住區持續發展研究，如中國城市住區發展之路初探、西安住區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城市住區生態學及可持續發展探討等，分別從分析城市住區的現狀出發，在開發利用和城市生態保護之間尋找制衡點，構建生態宜人城市，有針對性的提出了城市住區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對策。張新生認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有其特殊的內涵，它是一個時空復合的反饋—調控過程，必須在時空復合空間上研究城市系統的演變，并在地理信息系統、空間分析和可視的空間表達支持下，建立了空間增長動力學過程模擬系統[109]。目前，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側重于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建立和城市持續發展的滿意度分析[110～112]。城市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不同階段、不同區域，其評價方法和指標會有所不同，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正在不斷向縱深發展。

（2）生態城市（Ecopolis）研究 生態城市是根據生態學原理，綜合研究生態—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并應用生態工程、社會工程和系統工程等現代科學與技術手段而建設的社會、經濟、自然可持續發展，居民滿意、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113,114]，建設生態城市是尋求城市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它代表國際城市的發展方向，我國城市地理學者正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3）城市生態規劃理論與方法研究

城市生態規劃方法是一種以現代生態學為基礎和依據的規劃思維方法。黃光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生態城市規劃設計方法，強調以生態為導向的整體規劃設計方法[113]。俞孔堅認為尊重生態過程，進行景觀和城市規劃是生態規劃的核心，在城市擴展過程中，應把維護景觀生態過程與格局的連續性作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115]。有些學者從景觀生態學原理出發，在城市規劃中開展了景觀生態規劃研究，如山地城鎮的景觀生態規劃方法探討[115]。90年代以來，城市規劃研究生態內容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生態規劃與建設的理論研究與技術探索，從某種程度上講已成為城市規劃研究前沿課題的重要標志[116]，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城市環境，將生態環境觀念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研究，如轉變認識觀念，促進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現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走向一種生態觀念、生活方式、生產模式變革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生態規劃和生態設計將逐漸成為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的有效手段。

研究方法與技術不斷進步 3.1 定量方法與模型模擬 國外地理學界研究實踐表明，正是數量方法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廣泛應用，使城市地理學在數十年內形成為有自己理論和方法的一門新學科[9]。在中心地理論的研究中，城市地理學者建立了大量的模型來對城市分布、城市形態等作模擬分析。早期，在對城市人口規模預測、城鎮體系分布研究、城市主導職能的確定、城市與區域的數據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引入了計量分析和模擬分析的方法，數學方法、模擬分析方法同其它方法、技術相結合，貫穿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各個領域[117]。南京大學林炳耀在城市地理學界最早進行城市系統分析和研究，將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應用到城市空間形態分析、城市與區域規劃中去，開展了城市與區域信息系統的開發與建設，顧朝林等最近研制開發了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數學模型。90年代以來，數量方法、系統動力學、仿真技術、計算機技術在城市職能劃分、土地定級、城鎮等級結構分析、城市系統演化規律分析、城市空間形態的計量分析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大大提高了城市地理研究的科學性和實踐應用能力[117～121]。3.2 遙感技術應用近年來，遙感技術在城市地理研究中開始得到逐步推廣。采用遙感技術獲得的遙感圖象是一種綜合的地理信息源，它包括各種地理要素，同時又是一種空間信息，為地理現象的空間分析提供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數據[122]。區域城市布局、城市形態及其演變、城市土地利用、地籍調查、城市環境監測等都可通過獲取衛星相片、航空相片資料來進行動態分析，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推廣，如蘇南城鎮形態演變特征及規律的遙感多時相分析、應用攝影測量為城市GIS生產空間基礎數據、采用航空遙感技術研究上海交通問題[123,124]等。

3.3 GIS技術應用

地理信息系統（GIS）是一門處理地理（空間）數據的綜合信息技術，屬于技術地理學的范疇，它為資源與環境的管理和規劃以及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革命性的工具[125]。GIS技術必須和RS、GPS 技術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其各自最大的技術潛力。GIS技術在中國到80年代初在一些科研單位和大學開始研究，目前，在城市地理中GIS 技術主要用于對基礎資料的分析處理，輸出成果圖，如運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統分析方法獲得北京棚戶區、農村居民點和別墅區分布圖，以此來研究城市社會區空間結構。MapInfo和Arc/Info、GENEMAP等軟件在規劃中的空間數據處理、圖形的輸入輸出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如廣州珠江新城土地開發信息系統研究、濟南市城市規劃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與開發、十堰市城市規劃與管理信息系統的研制與開發[126～128]等，南京大學先后完成了南京市城市規劃信息系統設計，常州、沙市、洛陽的城市信息系統的規劃與設計，出版了城市規劃管理信息系統，完成了GIS技術舟山航空城城市規劃，深圳城市水土流失遙感分析和動態監測、城市水土保持規劃以及采用GIS技術支持的江蘇及浙江兩省土地分等定級估價研究、4 中國城市地理學發展趨勢 中國城市發展日新月異，城市問題層出不窮，這也為中國城市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和環境。從目前中國城市和城市地理學發展看其發展趨勢可能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研究

中國對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起初主要是少數學者介紹和引進西方的研究進展，并用數學方法進行了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研究。上海社會區研究表明，形成上海社會空間地域差異的要素集中反映在人口的文化構成、密集程度、性別和職業構成、外來人口、居住條件和婚姻狀況5個主成分上，研究結果將其分為5種類型[129～133]。許學強等采用因子生態分析法對廣州市社會空間結構進行了分析和社會區劃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也存在社會區，但其影響因素既不是種族隔離，也不是經濟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歷史因素和現時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134]。近年來，顧朝林等在實證調查基礎上，研究了北京社會極化和空間分異現象[132]，在分析影響北京社會空間結構的相關因素的基礎上，論述了北京社會空間結構演化的歷程，指出北京社會空間結構的快速轉變正在導致人類住區的不協調發展，即城市社會極化和不平衡的社會空間增長[135]。其他學者還開展了城市住區社會經濟空間結構、人口地域變動研究、大城市社會空間結構模式研究、城市意象空間分析[136～140]。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城市地理學的理論意義，而且豐富了城市規劃內容，為城市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

（2）城市現代化研究

城市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現代化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基礎設施、管理水平和生態等的現代化，它是指城市的多功能與系統協調運行，從而使城市整體的發展和競爭達到并保持所處時代的先進水平，就城市而言，現代化是國際性的基礎與前提，而國際化則是現代化的某種功能的擴大與體現[141]。一些學者相繼開展了大城市的現代化功能研究[142]。姚士謀等認為工業向城市地區集中，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現代化要素向城市地區集合，由城市化到城市現代化、國際化這是當今世界的總體發展趨勢。姚士謀提出了城市現代化的6個方面的指標：城市規劃科學的合理化； 城市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城市生態環境園林化；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城市人民生活高度社會化；各種資源利用的高度信息化[143]。徐巨洲認為城市的內涵主要是工業化，現代化設施是它的本質，即現代化是城市發展的根本目標，在未來50a，中國城市發展大體上分3個階段持續前進，達到高標準的城市現代化水平，城市現代化水平基本處于趕超階段。（3）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由傳統的福特主義（Fordism）和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轉向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和“勞利”國家（Workfare State）。后工業社會的生產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進程，使得世界經濟生產方式的空間性，既強調跨越邊界、區際差異，也強調控制和協調，這表現在全球、地區、國家、區域、城市等各個層面。因而勢必要求發展一個既公平、公開，又具世界競爭力的管治（Governance）和協調系統，以保障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管治是將經濟、社會、生態等可持續發展綜合包融在內的地域整體管治概念，其涉及中央元（AC）、地區元（LG）、非政府組織元（NGO）等多組織元的權力協調建構，其中政府、跨國公司、社團、個人的影響正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城市管治是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管理學最近幾年的最新研究熱點，并正在出現若干新興學派。中國除香港學者（朱劍如、沈建法等）有所涉及外，大陸尚無研究，預計在今后幾年中國城市地理學者將很快開拓這一領域。

（4）數字城市（Digital city）研究 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和因特網為核心的信息產業蓬勃發展，信息化成為研究的特點。承繼成等認為國家信息化就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可視化，而數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解決此問題的有效方法，其中數字城市的研究是中國數字地球研究的重要示范工程之一，將來的數字城市，將是由智能大廈、智能小區構成的智能城市。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展了信息時代的城市研究，如虛擬城市模型、信息城市的物質形態、可視化城市設計初探、因特網給中國城市帶來的沖擊波[165]等。未來的信息社會，城市形態、人們的行為方式等都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注重三維表達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可視化的數字城市將成為城市學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第四篇：二十年來美國商業銀行的大變遷

二十年來美國商業銀行的大變遷

在過去20年中，美國銀行業發生的變化比意大利人發明現代存貸款方式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大！

——美國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羅伊·史密斯

在二十世紀全球金融史上，持續最久、影響最遠的事件，莫過于美國商業銀行開始于1980年代并延續至今的大變遷。1935年美國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出臺之前，以商業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集團是全能化的“巨無霸”，不僅一身集銀、證、保三業的功能，而且通過參股、控股等方式大量地控制實業。《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出臺之后，商業銀行被分業型法律架構折斷了雙翼：一是它的投資銀行與保險業務被切除，二是它對實業的股權控制也被切斷。商業銀行成了折翼之鷹，雖然豪氣仍在，但也只能伏附于地上，志存千里了。其間，雖借著1960年代美國經濟“證券化”的經歷，花樣翻新地進行金融創新，但終究不是謀本之計。由于嚴格限定在以存貸款為主體業務的專業化經營上，經濟方面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就會把風險傳遞到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缺乏法律根據，不能自行“轉產”規避風險，以致因不良信貸資產最終導致銀行和企業雙雙破產的情況，在十幾年前的美國屢見不鮮。在生存和發展的雙重壓力下，以政府救助為緣起，美國商業銀行開始了20世紀最全面而廣泛的一次大變遷。

1980年代美國政府最典型的兩宗金融救助

1980年代，美國銀行系統累計不良債權已經高達數千億美元。這些不良債權不僅引發成千上萬家企業破產，而且也迫使銀行一個接一個的關門。美聯社總結說：“整個1980年代，美國總共有1894間財務機構倒閉。其中包括1059間銀行及835間儲蓄信貸企業。”

整個1980年代，美國政府頻于應付對瀕臨危機的銀行進行救助，其中最典型的兩個例子，一是對美國儲蓄信貸協會（S&L）的救助，二是對伊利諾斯銀行的救助。

美國儲蓄信貸協會是專門從事儲蓄業務和住房抵押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全美第一家儲蓄信貸協會于1831年誕生于賓夕法尼亞州。二戰后，美國民眾住房需求空前旺盛，加上政府為刺激內需，推行“人人有住房”的政策，這給儲蓄信貸協會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到1970年代末，全美共有4700家儲蓄信貸協會，資產總額突破6000億美元，成為美國重要的金融巨人之一。因當年儲蓄信貸協會向購房者提供的低息貸款，大都來自利率更低的政府借款，故具有濃厚的“國營色彩”。然而，從1970年代中期稍后開始，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和市場利率持續攀升，僅僅幾年功夫，儲蓄信貸協會的大量貸款就被“套牢”在低于通貨膨脹率的利率水平上，借款與貸款利率呈現嚴重的倒掛現象。到1980年代初，全行業的虧損合計已超過500億美元，儲蓄信貸協會的經營陷入了困境。為此，從1980年3月開始，美國國會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管理委員會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放寬對儲蓄信貸協會的限制，允許其在房地產、證券、保險等幾乎所有領域與其他商業銀行展開業務競爭。可令當局始料不及的是，長期處于政府庇護下的儲蓄信貸協會，并不具備從事高風險投資的經營能力，由于信息系統落后，硬件設施缺乏，加上監管不力，內部管理混亂等原因，到1989年時，儲蓄信貸協會已走到了全行業破產的邊緣。當時倒閉和有問題的儲蓄信貸機構數以千計，總虧損額如天文數字，大約在五千億美元左右。1989年9月13日，美國國會批準了“美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金融救助計劃”，即由老布什總統代表聯邦政府于1989年2月份提出的，力圖在10年內用1590億美元來全力拯救全美儲蓄信貸協會的計劃。

再看看對伊利諾斯銀行的救助。1970年代中期，美國房地產行業價格暴跌，不少銀行損失慘重，可由于伊利諾斯銀行當時發放房地產貸款較少，因而是全美帳面盈利最好的商業銀行之一。為此，這家銀行曾于1978年當選為美國五家最佳管理企業之一。然而，也大概從那個時候開始，為了迅速擴大市場份額，該行取消了原先貸款必須通過信貸委員會審批的程序，并擴大了信貸員的貸款權限。到1981年，全行工商貸款余額達143億美元，幾乎是1974年49億美元的3倍。同年，美聯儲稽核局官員在檢查中發現：這家銀行能源貸款占工商貸款余額的47%，占貸款總余額的20%；其中375筆余額達24億美元的貸款，已經有兩年沒有做過貸后檢查。1982年8月，全球性能源危機爆發。由于該行的能源貸款主要發放給一些實力不強、信用不高的客戶，故此后不久就全部變成了呆滯貸款。另外，由于這家銀行的資金來源并非以吸收儲蓄存款為主，而是靠同業拆借，因而其資本充足率也存在著嚴重問題。1984年5月8日，兩家日本報紙報道了一則虛假新聞，說伊利諾斯銀行已接近破產，于是在24小時之內，國內外以往與之有同業往來的銀行，幾乎同時中斷了與它的資金拆借業務。虛假新聞報道60天后，因儲蓄存款流失100億美元，伊利諾斯銀行的經營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1984年7月26日，美聯儲和伊利諾斯銀行董事會經討論，共同提出了一個解決危機、重組伊利諾斯銀行的方案。9月26日，銀行股東大會批準了這個方案。根據這一方案，政府當局除了出資救助以外，還出面組織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二十八家銀行同意為它增加資本并償還債務。

立法調整逼銀行走上變遷之路

面對頻頻爆發的銀行危機，政府出資救助，或出面組織其他機構共同救助，都不過是權宜之計。而且政府要為此支付昂貴的代價，其收效也并不盡如人意。痛定思痛，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要靠調整立法。迫于新形勢下美國銀行業的狀況，美國政府遂于1991年制定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善法》，對金融救助政策進行了明顯的調整。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廢除了“保護大銀行”的政策。也正好是1991年，美國最大的銀行上市公司花旗銀行因爆發不良債權問題而出現4.57億元的決算赤字，并且其股票在第3季度出現創業以來的首次無紅利。有人曾以為，政府會在這一節骨眼上，多多少少關照一下，以解“美利堅金融航空母艦”的燃眉之急。可后來發生的情況恰恰與之相反，花旗銀行從政府那里最終得到的回答是：“有問題的銀行”不論大小，一律迫使其退出市場！這種情況下，花旗銀行只好裁員，累計裁員一成多，達1萬多人。要不是花旗的董事長利特先生利用與沙特阿拉伯王親貴族及美國金融大亨的私人關系，最終籌措到25億美元險渡難關，恐怕連花旗這樣的金融巨艦也只有走破產這條路了。

迫于風險管理的壓力，進入1990年代以后，美國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的門檻提高了。特別是從1995年開始，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普遍采用了打分制的信用評定辦法，只有達到信用等級標準，銀行才發放貸款。

銀行普遍提高信貸的“門檻”后，很快便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即：信用等級達到銀行要求的大企業不需要那么多的貸款，而特別需要貸款的中小企業又達不到銀行貸款所要求的信用等級。在這種情況下，聯邦政府只好特許其各級財政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同時，為保證擔保落到實處并產生效益，還讓11個政府機構撥出一定比例的經費支援中小企業搞產品研發；并由聯邦政府、州、地方自治體、教育機構和民間共同建立起面向全國，以指導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為主要目的的“經濟開發中心”。到1998年，這個中心的次中心已遍布全美57個地區的950個城市。

事實證明，政府財政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不僅大大地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而且使銀行和企業獲得“雙贏”的局面。到1998年，小型企業（一般指員工在500人以下的企業）對美國經濟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它們創造的就業機會占私營部門的53%，銷售額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7%，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而對小型企業的貸款中，有37%是由商業銀行提供的，由于這些貸款的利率比給大型企業的平均高2-3個百分點，商業銀行也因此從中受益頗多。

金融衍生品交易成為銀行重要的賺錢手段

20世紀的最后十年，美國銀行業信貸業務日漸萎縮，為此，政府和美聯儲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商業銀行實現業務多元化。例如，鼓勵商業銀行特別是具有人、財、物優勢的大銀行，全面“轉產”，開發以金融衍生品交易為主的附營業務。

正是這些政策的陸續出臺，給美國銀行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在1990年代后半期，美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非利息收入在銀行整個經營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從1980年20.3%、1993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41.9%。到2003年,美國商業銀行業更是取得了1205.78億美元這一創歷史記錄的純利,與上年同比增長了14.2%，當年非利息收入在銀行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接近50%。需要強調的是，大銀行從附營業務獲取的利潤，其實遠不止占總收入的50%！榜樣在前，一時趨之若鶩。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產生的利潤，已成為大約100家全世界最大的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來源。

近年來美國一些大銀行在經營金融衍生品交易業務方面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摩根—大通公司和花旗銀行集團，是美國兩家最大的商業銀行，據美國《政企首要情報評論》披露：

摩根—大通公司是世界上從事衍生業務的頭號銀行。實際上，這家銀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而是專門從事衍生業務的大賭場。到2002年6月30日，銀行的衍生業務量超過了26萬億美元——比第一季度增長了2萬億美元，而貸款僅有2070億美元，這意味著衍生業務額同貸款額的比例是127比1。

摩根—大通公司的衍生業務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其衍生業務只要虧損0.16%，就足以使430億美元的股東資產化為泡影，從而使它不論用什么標準來衡量都是沒有清償能力的。

花旗銀行集團只有跟摩根—大通公司比較才顯得好一些。花旗銀行集團在第二季度有9.5萬億美元的衍生業務量，股東資產為860億美元。這意味著其衍生業務虧損達到0.5%才會損失全部股本。

銀行債權證券化有效化解銀行信貸風險

所謂“銀行債權證券化”，即銀行通過把貸款賣給非銀行金融機構以甩掉包袱、輕裝上陣。1990年—2003年，美國銀行業貸款出售額高達266.36億美元。1970年代，“銀行債權證券化”只涉及美國10%的貸款，可到2004年這一比例已上升到60%。據悉，銀行“卸載”貸款的買家主要是各類基金、保險公司和金融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了購買貸款，這些金融機構通常會在市場上發行金融證券（最常見的是債券），以籌措所必需的資金。

美國商業銀行的這種“卸載”行動，已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銀行業的形勢，加速了銀行系統從1970年代開始的打破此疆彼界的步伐，從而使原來全部由銀行承擔的信貸風險變得日益社會化、公眾化。例如，當美聯儲降低利率，銀行抵押貸款利率也隨之下降時，那些有住房貸款的人則通過“先還清高利率的舊貸款，再按低利率另行借入新貸款”的方式減少利息的支付額；反之，當美聯儲提高利率，銀行抵押貸款利率也隨之提高時，那些有住房貸款的人則“我自巍然不動”，繼續享受以往低利率的好處。僅在2002-2003年間，美國就有近200億美元的貸款使用了這種再融資方式。如此一來，產生了兩個良好的局面：一是由于貸款利息支出的減少，使成千上萬個家庭的日常消費大大增加；二是由于諸如住房貸款等信貸風險轉由社會和公眾承擔，使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得以大大增強。據報道，2003年，美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為12.74%，既高于1990年時的10%，更高于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1990年代初和本世紀初頭幾年，美國經濟雖然都進入衰退期，但對銀行業的影響卻大不一樣，在1989—1993年間，美國共關閉了1418家銀行和儲蓄機構，涉及資產達5540億美元，可1998-2003年間，美國只有36家銀行和儲蓄機構倒閉；全部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僅為0.63%—0.94%、壞賬率僅為0.61%—1.12%、拖欠率僅為1.70%—2.23%。

對美國商業銀行的這種“卸載” 信貸風險的行為，法國《回聲報》2004年10月8日曾這樣評論道：

以前，美國的金融系統由一些彼此分隔的、在受到沖擊時有可能損壞的“小間”組成。而現在，美國的金融系統就像是一塊巨大的塑料板，它受到沖擊時會彎曲，但不會破裂。貨幣政策的作用力和影響力會很自然地由塑料板的這一頭傳到另一頭。

銀行對高端客戶的私人理財業務蔚然成風

近年來，美國銀行把以往用于公司客戶的一些服務手段，用來對中產階級以上的“高端客戶”提供私人理財服務。為這些“高端客戶”提供理財服務的，除了銀行自身或外聘的投資專家，還可能會有稅務專家，或公正機構的公證人。他們共同的任務就是為每一位客戶量身制定一些經營計劃與投資計劃，把他們當作小型機構（或者說是小型公司客戶）來對待，使他們的金融資產能規避風險，并得到保全和升值。大約十年前，德國路德希港高等專科學校的教授、《內部咨詢》一書的作者克里斯特爾·尼德賴希霍爾茨就曾預言，現代金融的咨詢市場勢必分裂成“內部顧問”和“外部顧問”兩部分，前者主要是替顧客身臨其境、設身處地地“當家作主”，直接解決顧客所面臨的各種新問題和一些日常事務；后者則主要是在戰略上為顧客出謀劃策。目前，美國各商業銀行為高端客戶提供的理財服務往往不是擔當“外部顧問”的角色，而更近似于充當“內部顧問”。因為更多的時候，銀行要為客戶提供全程式的“貼心代理”，要將客戶提供的錢當作自己的錢來進行投資。俗話說，“細微之處見功夫”，目前，美國銀行為高端客戶服務簡直達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比如你要從美國移居到歐洲，銀行會根據貨幣匯率、銀行利率給您計算一下是否需要把你的美元存款兌換成歐元，以及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價格租一處新別墅；如果您未成年的孩子繼續留在美國，他們還可以幫您的孩子如何租出空閑的房屋、家具，等等。

近一二十年，美國商業銀行拚命地為高端客戶出籠新型的理財服務，有的甚至用爭攬到多少高端客戶作為工作人員績效考核的主要依據。現在外國銀行界人士每每向他的美國同行問及原因，幾乎所有回答都會提到所謂的“二八定律”--即20%的高端客戶能給銀行帶來80%的收入。的確，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美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里。中國國務院發表的《200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的兩組數字可資佐證：

20世紀末期，美國的貧富差距與經濟同步發展。據統計，1％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全國財產的40%，而80%的美國人只占有全國財富的16％。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財富增長的40％流入了少數富人腰包，多數窮人只得到其中的1%。

傳統銀行借網絡走出新路徑

十年前，美國一家名叫“安全第一（SecurityFirst）”的網上銀行呱呱落地。它的出世，成為美國整個銀行業全面轉型的先聲。以網絡技術為手段，這家銀行為客戶提供全天候24小時服務，業務涉及信息傳遞、數據查詢和交易支付等各項傳統銀行業務。它剛成立時，員工總共不到10人，五年后，這家銀行的市值已經達到37億美元，但員工總數也不過20人左右。借助網絡手段，網上銀行無需修建遍布各地的營業網點、雇用大量柜面操作人員、支付昂貴的辦公費用，所以，其經營成本只占營業收入的15%，僅為傳統銀行的1/4。1998年，美國布茲-艾倫-漢密爾頓咨詢公司曾計算，由傳統銀行出納員經手的每筆交易所需費用為1.07美元，而網上銀行進行一筆交易所需費用僅3至4美分。傳統銀行每年要把收益的4.1%用于無息支出項目，而網上銀行（如亞特蘭大因特網銀行）已把這項支出所占的比例降至2.7%。花旗銀行的儲戶必須在活期存款賬戶上有6萬美元的余額，才能獲得1%的利息；而網上銀行規定的最低限額是100美元，存款所獲利息為4%；花旗銀行定期存款的利息為4.8%，而網上銀行為6%。

大概在六年前，比爾·蓋茨曾揚言：“隨著網上銀行的出現，傳統銀行將是在21世紀滅絕的一群恐龍。”為了幸免于難，近幾年來傳統銀行紛紛拿出巨資開辦自己的網上銀行。由于美國人此前已長期使用信用卡，電腦普及率和因特網走在世界各國的前面，因而很容易接受網上銀行業務。目前，美國傳統銀行原來由工作人員手工辦理的存貸款業務幾乎都轉到網上銀行。

全球化和全能化領跑新一輪大變遷

從辭典上看，“金融”一詞，指的是“貨幣資金的融通”。大約在二十年前，在美國白領階層的思想觀念中，講到金融也大都只會聯想到銀行、證券交易所、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然而，在當今美國人的思想觀念里，講到金融，首先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企業、自己的錢包，銀行、證券交易所、保險公司等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機構，都是為自己和自己的企業進行理財服務的。目前在美國的教科書和堪稱權威的辭典上幾乎都這樣來詮釋“金融”的四層含義，即：通過股票、債券、票據的發行和交易來參與企業組建、重組及其經營活動；圍繞個人投資、消費而開展的“個人理財”；關于貨幣、銀行、證券、保險、信托、信用評估等行業廣泛意義上的創辦、參與、經營和管理活動的理論與實務的總稱；通過征稅或發行國債等方式征集政府管理所需要的資金，即 “國家財政”或“公共理財”。

近一二十年，不僅美國普通民眾的金融觀念從儲蓄存款轉到投資股票上外，很多企業的金融觀念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搞企業就是搞金融，搞金融就是搞企業，企業是金融的主體”的思想日漸深入人心。現在美國的很多企業，特別是那些大企業，你很難說它是銀行還是企業，就拿近年來輪番占據美國大企業榜首的美國微軟公司和美國通用電氣公司來說，早在幾年前，微軟公司用于企業內部融通的資金儲備額就高達500億美元以上，1998年，在世界“財富500強”中名列第9位的通用電氣公司，若將其“內部銀行”——“通用電氣資本服務公司”獨立出來進行觀察，你就會發現，它以327億美元的營業額名列“財富500強”的第20位，在列入“財富500強”的金融企業中，“通用電氣資本服務公司”排名僅次于第15位的友邦保險公司和第16位的花旗集團公司，名列第17位！

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商業銀行在全能化和全球化兩條軌道上向前飛馳。就全能化而言，在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之后，哪一個商業銀行也不會囿于傳統的存貸款業務了，它要成長為銀行集團，在集團旗下整合投資銀行和保險業務，回到1933年前的全能化之路上。就全球化而言，以花旗集團為旗艦，美國的銀行集團正大舉向全球市場推進，這些銀行集團的發展壯大，已經不靠美國國內市場的支撐，而是依靠全球市場這個廣闊海洋。正在全球舞臺上演的全能化和全球化，已經成為商業銀行在新世紀大變遷的主旋律。商業銀行經過集團化改組，在全能化和全球化的兩個方向上發展壯大，它會再次成為獨霸天下的恐龍嗎？目前還不能確定，但它的確已經是一種兇猛的金融動物。

1989年美國儲蓄信貸協會危機

北京營業部 市場部 2003-12-19 07:16

美國的儲蓄信貸協會（S&L），是一種在政府支持和監管下專門從事儲蓄業務和住房抵押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通常采用互

助合作制或股份制的組織形式。美國共有4700家儲蓄信貸協會，其中55％在聯邦政府注冊，45％在州政府注冊。

第一家儲蓄信貸協會于1831年誕生在賓夕法尼亞州。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70年代，美國住房市場需求旺盛，給儲蓄信貸協會的發展帶來了一段黃金時期。到70年代未、美國儲蓄信貸協會的總資產已突破6000億美元，成為美國的金融巨頭之一。然而，誰也無法料到，幾年以后、美國的儲蓄信貸協會就陷入了重重危機，1989年2月，布什總統親自宣布了處理美國儲蓄信貸協會危機的緊急計劃。根據這一計劃，美國人民需要在今后30年時間里花費大約4000億～5000億元，才能徹底還清儲蓄信貸協會所帶來的巨額債務。

是什么力量使得這個曾經圓了千千萬萬美國人民喬遷新居美夢的金融機構遭到如此的毀滅呢？美國儲蓄信貸協會原來的角色是協助推行政府的住房政策，為購房者提供長期定息貸款。美國政府設立了一個存款賬戶，以低于住房貸款利率的利息率向協會提供資金。同時、還允許協會以高于中場水平的利率吸收存款。因此，美國儲蓄信貸協會帶有國營色彩，擁有制度性的壟斷利潤。然而，進入70年代末期,美國社會的通貨膨脹率和市場利率不斷升高，儲蓄信貸協會的大量貸款被套在低于通貨膨脹率的利率水平上、實際貸款字變為負值，大多數協會出現虧損。到80年代初，協會的虧損已超過500億美元，1980年，美國國會又通過法案取消廠各金融機構在存款利率方面的差別性條例，致使儲蓄信貸協會失士了大量存款，經營更加困難。為了使儲蓄信貸協會重新回到盈利狀態，從1980年3月開始，美國同會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管理委員會相繼出臺廠一系列法規措施，放寬對儲蓄信貸協會的限制。允許其在房地產、證券、保險等幾乎所有領域與其他商業銀行競爭。不幸的是，長期處了政府保護下的儲蓄信貸協會，并不具備相應的管理能力，信息系統和硬件設備從事高風險投資，加上政府監管乏力、內部管理混亂，松綁的結果是出現了大量的呆賬壞賬、投資虧損和欺詐行為。協會在虧損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從1982年到1985年，有25％的協會持續虧損，10%的協會事實上已經破產。在馬里蘭州和俄亥俄州，儲蓄信貸協會的失敗使兩州存款保險基金破產。在得克薩斯州、有一個協會甚至參與了非法交易，使納稅人損失廠300多萬美元。尤其是在美國西南地區，幾乎所有的協會都破產或瀕丁破產。到1989年，一直苦苦支撐著信貸儲蓄協會的聯邦儲蓄信貸保險公司終于宣布破產。同年8月，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管理委員會被解散，其職能由一個新成立的機構取代。美國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機構清理破產的協會。與此同時，司法部也專門組織力量起訴儲蓄信貸協會中的犯罪分子。

儲蓄信貸協會的問題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其原因要從美同政治和監管體制兩方面來分析。在政治方面、儲蓄信貨協會在美國社會中是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協會成員分布在全國各選區，為當地帶來就業與繁榮，還為各選區的國會議員捐獻了大筆竟選資金，協會的宗旨也代表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儲蓄信貸協會在華盛頓極具影響力，一直處于國會的保護之中，多位國會議員甚至公開干預了對協會的審計和監管。在金融監管方回。協會的監管機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沒有力量監管眾多協會的高風險貸款和投資。更為嚴重的是。該委員會與協會具有利益關聯，委員會同時扮演了監管和推銷儲蓄信貸協會的角色。正是這種角色上的沖突，寸使得有關法案一再被修改，虧損的儲蓄信貸協會得以繼續經營。美國信貸儲蓄協會危機從單純的虧損事件開始，演變成席卷全美的金融風暴和政治**，暴露出廠當時美國政治和金融監管的弱點。

第五篇：二十年來人民調解工作調研報告

二十年來人民調解工作調研報告

時間：(2008-03-13)

字體--【大 中 小】

主持人：王友江 執筆人：基層處調研課題組

一、北京市人民調解工作歷史沿革及現狀

人民調解工作作為化解民間糾紛的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是訴訟程序之外，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一種手段，是提高公民法制觀念和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徑，是維護新時期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20年來，北京市人民調解組織堅持“調防結合、以防為主”的方針，共調處各類民間糾紛194萬件，僅2000年－2003年間就調解糾紛35.8萬件，防止糾紛激化3871件，開展專項排查22604起，在化解民間糾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反映社情民意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市人民調解組織自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后逐步發展壯大起來。創建之初，我市有人民調解委員會322個，人民調解員1200人。“粉碎四人幫后”北京市司法局恢復重建，將管理指導人民調解工作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一項重要任務。1981年6月，北京市司法局召開了北京市第一次人民調解工作會議，將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培訓人民調解員作為今后工作的重點。截至1981年底，北京市共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10085個，人民調解員66972人，全年共調解糾紛93397件。隨著工作的開展，人民調解在防止矛盾糾紛激化、維護社會穩定中的作用突顯出來。1988年3月，北京市政府批準了《獎勵防止民間糾紛激化有功人員的辦法》，決定每年從市財政撥款10萬元用于表彰獎勵防激化有功人員。并于同年4月1日起實施。司法部對北京市在全國率先制定該辦法予以充分肯定，認為北京的這個做法，對于進一步調動調解組織和調解人員做好預防和防止民間糾紛激化工作、建立防激化獎勵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90年代，北京市人民調解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95年1月，北京市司法局、河北省司法廳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京冀毗鄰地區人民調解工作的指導意見》，分別在京冀毗鄰的23個縣（區）、106個鄉鎮、407個村建立了聯合指導中心（協調中心）、聯合調解領導小組和聯合調解委員會，加強首都接邊地區的調解工作力度，為首都穩定發展搭建外圍屏障。這一做法被形象的比喻為“護城河工程”，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情況交流》刊載了司法部、中共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向中央作的《關于實施“護城河工程”，維護首都穩定的基本情況》的報告，向全國予以介紹和推廣。與此同時，我市豐臺區首創的“鄰里一家親”活動，掀起了預防和化解鄰里糾紛的高潮。

2002年9月，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司法部《人民調解若干規定》的相繼出臺，北京市司法局分三個階段對全市所有社區和村調委會組織進行了整頓，指導各區縣于2003年9月底之前在全市314個街道、鄉鎮全部建立起街、鄉級人民調解委員會，并對全市調解委員會全部實現調委會名稱、印章、標識、徽章、程序、文書的“六統一”。使北京市人民調解工作在組織建設、制度建設、規范化管理方面實現了質的飛躍。截至2003年底，北京市已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7163個，人民調解員56911名，2003年全市調解組織共調解糾紛76489件，調解成功73725件，調解成功率達到了96.4％。

歷經20年的改革和發展，北京市人民調解工作實現了組織網絡健全、工作制度規范，服務社區、服務群眾，適應首都建設發展需要，具有首都特色的人民調解工作模式，為維護首都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20年來我市人民調解組織調處糾紛情況

（一）民間糾紛調處情況

調解民間糾紛是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首要任務。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民間糾紛包括：發生在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爭議的各種糾紛。

根據我市調解組織對所調處的民間糾紛類型分析，現階段我市民間糾紛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1、婚姻家庭類糾紛。這類糾紛是指因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關系及由此產生的財產關系所引起的各種糾紛。包括：因戀愛解除婚約，夫妻不和，離婚，婦女帶產改嫁，借婚姻關系索取財產；父子、婆媳、妯娌、兄弟姐妹、夫妻之間因分家析產、贍養、扶（撫）養以及家務、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糾紛。

2、生產經營性糾紛。這類糾紛主要是指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以生產為目的所發生的糾紛。包括種植、養殖、買賣等生產工具經營方面引起的糾紛。在實踐中，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樹、草場、灘涂、農機具和牲畜等生產資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糾紛。

3、財產性糾紛。這類糾紛主要是指因財產的確認、歸屬、損害等問題所發生的糾紛。包括所有權糾紛、使用權糾紛、債權債務糾紛。如租賃、宅基地糾紛等。

4、侵權性糾紛。侵權性糾紛是指糾紛主體一方或數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權或財產權引起的糾紛，但必須是未構成犯罪的輕微違法行為所引起的。如情節輕微的損害他人財物、輕微傷害、損害名譽等行為以及由此給受侵害的一方造成的直接或間接財產損失所引起的糾紛。如噪音擾民糾紛、物業糾紛等。

據統計，自1980至2003年，北京市各級人民調解組織平均每年調解各類糾紛84369件。從調解糾紛數量看80年－87年我市調解組織年調解糾紛基本保持在5萬件/年；88年－97年的10年間我市調解糾紛的數量呈增長的趨勢，平均調解糾紛11萬件/年；98年——2003年，我市調解組織平均調解糾紛9.8萬件/年。從糾紛類型看，97年－03年婚姻家庭（婚姻、繼承、贍養、扶養）糾紛占糾紛總數的36.7％；鄰里糾紛占26％；生產經營糾紛占9.1％；宅基地糾紛占糾紛總數的6.3%；賠償糾紛占3.1％；債券債務糾紛占2.6％；其它類型糾紛占16.2％。

（二）防止民間糾紛激化開展情況

防止民間糾紛激化工作是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一項重要工作。北京市歷來重視通過調解工作預防和減少刑事犯罪的發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8年3月，北京市政府批準北京市司法局制定的《獎勵防止民間糾紛激化有功人員辦法》，規定：對在調解工作中能及時捕捉糾紛激化的征兆和跡象，積極采取有效的防范和制止措施，排除隱患，避免因民間糾紛導致自殺、他殺、重傷和聚眾械斗事件發生做出突出成績的調解組織和個人應當予以獎勵。《辦法》的制定和實施，使防止民間糾紛激化工作的獎勵形成制度化、經常化，“干調解光榮，防激化有功”的觀念深入人心，推動了防止民間糾紛激化工作的廣泛開展。

與此同時，在防激化過程中，北京市的基層調解組織和廣大人民調解員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將超前防范與應急措施相結合，創造出“敢、快、細、靈”的“四字”工作法。具體來說就是面對瀕于激化的糾紛，思想上樹立一個“敢”字，行動上堅持一個“快”字，工作中突出一個“細”字，溝通信息體現一個“靈”字。

據粗略統計，僅00－03年間，北京市各級人民調解組織就防止民間糾紛激化3871件，平均每年970余件，防止傷亡1800余人。

（三）20年間民間糾紛變化情況

1、因經濟利益引發的糾紛越來越多。80年至90年代初，婚姻家庭類糾紛主要因感情不和引發，而現階段的婚姻家庭類糾紛多因個人經濟利益引發。以繼承糾紛為例：80年代初因財產繼承引發的糾紛僅占全部糾紛的0.9%；94年已占到所有糾紛總數的2.3%；據03年統計，財產繼承糾紛已占到當年所有糾紛總數的5.3%，成為婚姻家庭類糾紛中的主要糾紛。

2、引發婚姻、鄰里等傳統型糾紛的原因日趨多樣。以鄰里糾紛為例，80年至90年代初的鄰里糾紛多表現為簡單的水、電糾紛，而現階段的鄰里糾紛日趨復雜，如飼養寵物、停車泊位、室內裝修引發的糾紛等等，涉及到鄰里關系的方方面面。

3、新型糾紛激增。新型糾紛是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近年來出現的新的糾紛類型，如土地承包糾紛、村務管理糾紛、征地拆遷、企業改制、破產、物業管理糾紛等，這些新型糾紛與傳統糾紛相比有很多不同，突出表現為：第一、當事人一方往往人數眾多，且多處于弱勢的受害者地位。例如，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中因村委會擅自流轉土地引發的農民喪失承包經營權糾紛。

二、新型糾紛起因復雜，個人和公共利益往往交叉其中，其爭議的焦點往往涉及公共利益。

三、新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往往表現為人數眾多的群眾，另一方則是政府或與政府有關的部門。這類糾紛如果處理不當容易激化并引發群體性事件。

（四）20年間調解組織變化情況

1、調解組織變化。（1）建立了街道、鄉鎮人民調解委員會。2002年以來全市各區縣按照中央要求在規范原有居、村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基礎上，在全市各街道、鄉鎮全部建立起街、鄉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目前，北京市共建立街道、鄉鎮人民調解委員會314個，居村調解委員會6594個。形成了街鄉調委會、居村調委會、調解小組、調解信息員組成的四級人民調解組織網絡。人民調解員56911人。（2）調解組織形式多樣化。按照哪里有民間糾紛調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部分區縣成立了調解特定人群或專門糾紛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如宣武區的僑界人民調解委員會、民族調解委員會等。（3）企業調解委員會數量萎縮。90年代末，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集體企業改革不斷深化，隨之，國有、集體企業調解委員會數量減少。

2、調解員結構變化。隨著調解事業的發展，我市人民調解員隊伍較以前呈現出年輕化、知識化的特點，為我市調解工作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3、調解方法上的變化。以前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往往通過對當事人進行說服教育工作，調解靠的是情面，“磨破嘴、跑斷腿”是調解員調處糾紛時的真實寫照。近年來，隨著我市對調解員培訓力度的加強，調解員自身素質有了明顯提高。人民調解員運用法規、政策進行依法調解，依法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調解質量有了明顯提高。截至03年底，我市沒有出現一起因調解協議書違法而被法院判決變更、撤銷或者被確認無效的。現在調解員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依法調解最重要，情法并舉效果好”。

三、人民調解工作的經驗與目前存在的問題

北京市司法行政機關一直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當作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積極探索和開拓調解工作的經驗和做法，尤其在新時期新形勢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發揮人民調解反映民意、化解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發揮了成效。

（一）狠抓人民調解組織機構建設，健全組織網絡結構，實行人民調解工作“六統一”標準，為工作深入發展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加強組織建設，提高人民調解委員會規范化建設水平，是做好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和實現調解與訴訟制度銜接的重要環節。2003年，我們在健全調解信息員、調解小組、社區（村）調委會和街道（鄉鎮）調委會四級調解網絡的基礎上，在全市人民調解組織中實行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名稱、印章、固定調解場所標識、人民調解員徽章、調解工作程序和調解協議書格式的“六統一”標準，規范了人民調解工作的各項標準，為公平、公正調解提供了必要的程序保障。另外，東城、西城、朝陽、海淀在此基礎上還建立了一批具有不同特色的調解場所，有家庭溫馨式的、有嚴肅莊重式的，總之，都在為當事人創造一個良好解決矛盾糾紛的環境和場所。

（二）大力開展培訓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加強人民調解的隊伍建設。2003年，根據我局制發的《全市人民調解組織整頓建設工作的意見》，完成了對兩級調解組織人員的整頓建設。街道、鄉鎮建立調解組織，調解人員為司法助理員、退休法官、律師、法律工作者、法律院校老師及有豐富經驗的調解主任組成。為解決以前培訓工作存在的時間得不到保障、培訓內容不統一等問題，規范培訓工作，今年，市局根據司法部《關于加強人民調解員培訓工作的意見》制定了《北京市司法局關于人民調解員培訓工作的意見》，對全市民調培訓工作提出了具體目標和措施，作為全市調解員培訓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同時，積極與法學院校聯系，共同研討了人民調解工作現狀，并聘請專家編寫了《人民調解概論》一書，該書已由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發行，它作為北京市人民調解系列培訓教材中的第一本規范化教程，詳細闡述了調解制度、人民調解的基本知識、人民調解的程序方法、人民調解員的素質、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寫法、調解技巧和方式、域外民間調解等，并結合北京市實際情況加以分析指導。目前，本書已經免費發放到全市近8000個調解組織手中。

（三）健全排查機制，發揮調解網絡作用。2003年以來，整頓和建設了街道（鄉鎮）、社區（村）兩級調解組織，進一步健全了包括調解小組、調解信息員在內的調解網絡。廣大調解組織始終堅持“調防結合，以防為主”的方針，充分發揮網絡健全的優勢，對本轄區糾紛情況進行挨家挨戶摸底排隊，登記造冊，對排查出的糾紛按難易程度分類，特別關注重點矛盾糾紛苗頭，爭取把它及時化解在萌芽狀態。現在，按照市局《關于建立糾紛信息報送制度的通知》要求，調委會按規定時間報送本轄區內的矛盾糾紛情況，特別是對于上訪、群體性事件及時將有關情況反饋到當地政府和司法行政機關，便于相關部門及時采取措施進行處理。

（四）創新工作機制，拓寬調解領域。在做好傳統糾紛的調處工作基礎上，西城、宣武、朝陽等區縣大膽創新調解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西城區司法局積極協調、配合區公安分局和各街道工委、辦事處，指導各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把民調陣地延伸到社會矛盾糾紛的“匯集地”——派出所，與治安行政調解銜接聯動，幫助人民群眾依法正確選擇治安糾紛、民間糾紛的解決渠道和方式，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化解治安糾紛和民間糾紛千余件，為西城區創造了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截至2004年7月10日，10家聯合接待室民警處理治安糾紛964件，出具治安調解協議書187份；駐所人民調解員共接待咨詢、調解、分流民間糾紛205件，達成書面協議28件，口頭協議54件，解答群眾咨詢88件，向城管、法院、勞動及國土等部門分流51件。

針對居民與物業管理公司之間的矛盾取代傳統鄰里糾紛成為小區的多發矛盾的情況，海淀區上地街道西里社區利用居民年齡結構低、文化素質高的特點，以社區居民自治為基石，民主選舉產生了新一屆調委會。本屆調委會在組織成立以及人員構成上突破傳統慣例，形成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新模式。人員結構年輕化，知識層次明顯提高，調委會委員包括5名專職人員、4名兼職人員，其中兩位是私企經理，兩位為高校老師。通過這些變化，上地西里調委會的整體素質大幅提高。調委會敦促和協助小區業委會依法定程序形成《業主大會議事規則》、《業主公約》等規則，建立了一條合法便捷的業主意愿表達途徑，成為全體業主共同遵守的社區“法律”。小區中除住戶外，還有百余家公司，業主構成的復雜性導致了矛盾糾紛的多樣性。調委會以保轄區穩定為第一要務，注重協調各方面之間的關系，及時處理糾紛，防止矛盾激化。

朝陽區望京地區呈現出新建現代化小區與待拆遷建設的村莊并存的局面，轄區內城市建設的特點和居民構成的多樣性，決定了地區矛盾糾紛涉及面廣、利益沖突尖銳、社會影響也比較大，經司法所建議，在街道工委、辦事處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街道調委會下設的專門調解工作組，參與地區群體性、疑難涉法矛盾糾紛的調處工作。近一年來，專門工作組先后參與調處群體性糾紛6件（涉及3000余人次），其中已調處成功3件（涉及2000余人次），解決了1個歷時數年、且涉及的1700名當事人多次上訪的歷史遺留問題。提出法律意見書10余份。專門調解工作組由四名專業法律工作人員（2名律師、1名退休法官、1名退休法律工作者）組成。司法所與專門工作組成員簽定了協議，制定了工作章程。在實踐中，專門工作組與基層調解組織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基層調解組織發揮情況清、信息靈的優勢，做到及時掌握糾紛苗頭和動態，并先期介入，做好當事人的思想疏導工作，緩和矛盾事態。當遇到較為疑難復雜或涉及專業法律問題的糾紛時，則及時報請街道調委會，請專門調解工作組出面開展工作，并按照了解情況——明確糾紛爭議焦點——法律分析——調解矛盾——指出合法正當解決途徑的程序進行調處。凡調解成功的，由街道調委會主持簽定調解協議書。調解專門小組針對矛盾糾紛的不同特點，實施分類調處，化解群體性的糾紛。例如2004年5月，因方舟苑三期工程開發商未能滿足業主關于配套設施建設的要求，業主遷怒于工地施工方，以施工方噪音擾民為由，與施工方發生爭執，業主與工人動起手來，一名業主被對方用熱水燙成輕微傷，業主方借此提出8萬元的高額賠償要求，并稱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將采取上訪等方式“維權”。司法所立即再次組織業主與開發商、施工方召開協調會，同時請調解工作組專業人員提出法律建議，指出業主提出的賠償要求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有法律依據，哪些沒有法律依據，使業主與施工方就賠償問題達成一致，并簽訂了調解協議，避免了矛盾激化。

（五）圍繞政府中心工作積極予以配合。在主動進行矛盾糾紛排查和調處的基礎上，司法所和調委會還圍繞政府中心工作，例如換屆選舉、土地承包、征地拆遷等方面做了大量配合工作。今年3月，北京市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前，司法所和調委會提前介入，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矛盾排查工作，隨時掌握選舉進程和工作動態，關注新情況、新問題，預防和調處有關選舉方面的矛盾糾紛，爭取把矛盾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防止群眾性上訪事件的發生，為此次選舉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并利用宣傳畫、小冊子、標語等形式，集中開展宣傳教育，讓廣大村民充分了解村委會換屆選舉的政策和要求，掌握投票選舉的程序和辦法，做到享有選舉權利，履行應盡的義務。在換屆工作中，積極化解因選舉產生的各類矛盾糾紛，其中還有部分司法所與派出所、綜治委等部門建立了緊急事件處理保障機制，以便在選舉期間維護社會穩定，確保選舉的正常進行。

今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在農民種糧熱情高漲的同時，一些地方出現了土地承包糾紛甚至群體性事件，給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妥善解決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緊急通知》，各司法所和調解組織積極配合地方黨委政府做好妥善處理土地承包糾紛這項中心工作，做到小糾紛及時主動就地調處，大矛盾糾紛積極協助配合，以法律為核心，運用分類研究，個案處理的手段，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調處矛盾糾紛。對于因土地承包合同變更、解除和履行、相鄰糾紛等引發的矛盾通過《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則》等法律法規加以調處；對于案情復雜、不易解決的矛盾糾紛，司法所積極為當事人指明解決問題的合法途徑并加以引導，配合地方黨委、政府做好失地農民和承包大戶糾紛的工作，盡量避免由于矛盾糾紛引發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在調解過程中，各區縣調解組織建立和加強了與經管統計站、林業站等部門的聯系，充分發揮群體協作的力量，控制糾紛事態發展，并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有關領導和部門報告。密云縣18個鄉鎮調委會還與所在轄區人民法院的地方法庭建立了“化解矛盾糾紛互動”制度，及時解決了一些棘手的土地承包糾紛。延慶縣僅永寧鎮司法所就調處解決了北京建雄公司租賃土地、西灰嶺村土地發包、羅家臺村林地糾紛、南關村土地承包糾紛共4起涉及大面積土地、多名農民群眾的矛盾糾紛。

隨著郊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因拆遷而引發的矛盾糾紛在民間糾紛總量中已經占了很大比例，而且由此帶來的群體訪事件也呈上升趨勢。有效地避免拆遷糾紛，防范和化解拆遷群體上訪，成為司法所和調委會的主要任務之一。豐臺區成壽寺社區調委會針對本地區成片拆遷改造的特點創出了“抓住一攬子糾紛的導火索”的糾紛預防調處模式，他們抓住“拆遷”與“施工”兩個導火索，成功排查調處了社區拆遷改造中“一攬子糾紛”，為社區居民討回工地擾民費13萬余人民幣，協助安置強制拆遷戶六十余人，防止拆遷群體上訪人數五百余人，使當地的八百余名拆遷戶順利獲得拆遷補償費近八千萬元，有效確保了危改地區居民的平穩過渡。

雖然我市調解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積累了一些經驗，但與形勢的發展還不能完全適應，由于調解工作的基礎比較薄弱，目前還有一些問題與困難值得我們思考與解決。第一，人員穩定性差。調解委員因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流動性強，一方面不利于提高人員素質和調處能力，常常出現調解主任經過培訓開始熟悉調解工作、掌握調解方法技巧就面臨換屆的問題；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調解委員情緒不穩定，不把調解工作當作長期事業認真對待的情況。第二，人員素質不完全適應職責要求。由于調解主任職責比較特殊，應當把具備一定的法律素養和調處能力納入選任條件，而經過換屆選舉出的社區（村）干部的工作由民政部門負責分配，司法行政機關缺乏一定的選任自主權，經常造成新當選的調解主任沒有法律知識或從未接觸過調解工作，與依法調解的實際需要不符的局面。第三，調解人員力量不足的問題。調解主任和治保主任具有不同的職責分工，而目前北京市調解主任兼任治保主任，無法保證把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調解工作中來，削弱了人民調解工作的力量。第四，缺乏調解經費保障。雖然經過大量努力，北京市已落實了人民調解員每人每年80元的培訓業務經費，但是仍沒有解決人民調解員勞動報酬的問題，也無法建立調解員人身傷害保障制度。這樣，一方面無法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部分調解員對工作采取應付的態度；另一方面，無法吸納具備高素質高能力的人才加入調解組織，阻礙了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發展。第五，社會各界對人民調解工作認識不足。人民調解工作是一項長期的基礎性建設工作，不像公安機關偵破大案要案一樣社會效應立竿見影，導致有些領導對這項工作重視程度不足。同時，雖然人民群眾法律意識不斷提高，但缺乏對人民調解的了解，沒有認識到其方便、快捷、高效、無償的特點，尤其是人民調解協議被賦予法律效力的優勢，沒有意識到其化解矛盾糾紛第一道防線的作用，把訴訟當作解決糾紛的唯一途徑。這需要各方面積極協作，擴大人民調解的宣傳力度，提高其在人民群眾中的認知度和影響力。

四、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原因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的調整，人民內部矛盾必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有的還可能激化。從近年來調解的實踐上看，人民內容矛盾較已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概括地說呈現出矛盾的主體多元化、糾紛的多樣化，糾紛的客體利益化等新特點。

（一）利益多元化導致糾紛多樣性和復雜性 過去的民間糾紛多發生在公民之間，涉及面窄、影響力小，隨著改革的深化，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導致糾紛更多是公民與法人的糾紛，有些還牽涉到政府。如房地產開發引發的矛盾，即有公民與開發企業的矛盾，有些糾紛政府也牽涉其中。

（二）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政策調整過多過快導致的問題

我們許多改革是在探索中進行的，有時主觀設想不錯，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一些偏差，如房地產開發補償標準、農村種植結構調整等。政策多變造成一些問題沉淀形成糾紛或群體性事件。

（三）基層干部貫徹執行法律、政策中存在的問題

在基層，部分干部素質較低，法律、政策觀念和服務意識差，缺乏民主作風，甚至為政不廉，導致執行法律、政策走樣，造成一些矛盾糾紛。

（四）部分群眾不能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之間利益關系或法制觀念淡薄，一不合意就采取過激行為，使矛盾復雜化。

五、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對策

新時期人民內容矛盾糾紛涉及到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而化解這些矛盾糾紛，防止糾紛激化，必須在各級黨委、政府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參與，正確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處理。從人民調解工作出發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樹立“大服務”思想，深化人民調解工作的改革

人民調解工作要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際，牢固樹立“大服務”的思想，堅持“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工作的職能作用和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以加強組織建設、提高隊伍素質和拓寬業務領域帶動其他方面的改革，努力為維護社會穩定服務。

1、各級黨政領導應當重視、支持人民調解工作，使其更好地發揮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積極作用。在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整體工作中，人民調解處于基礎性的地位，是一項高效益、低成本、投入少、見效快的治本性措施。發揮人民調解組織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把一般性民間糾紛解決在基層，可以把重大疑難矛盾糾紛納入視線，引導到適當的解決渠道，從而把人民內部矛盾的無序性、盲目性流動，納入到總體控制，合理分流，依法解決的軌道上來。這樣，可以使各級領導擺脫糾紛纏身的被動局面，集中精力抓改革、抓發展、抓大事。各級黨政領導要重視支持人民調解工作，同時財政上加大人民調解員的培訓經費、表彰獎勵以及宣傳等經費，以利于迅速健全人民調解組織，提高隊伍素質，更好地發揮應有作用。

2、大力拓寬服務領域。努力拓寬人民調解工作業務領域是當前人民調解工作改革的重點。要認真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損害賠償、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等多發性、常見性民間糾紛的調解。同時，要緊緊圍繞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做好涉及土地承包、村務管理、征地拆遷、企業改制、破產等方面的群體性、易激化糾紛的調解工作。要進一步探索總結在農貿市場、外來人員聚居地、大型建設工地開展人民調解工作的作法和經驗，為發展經濟、繁榮市場服務。

3、加強組織建設，壯大隊伍，提高素質。要在整頓健全現有調解組織的基礎上，大力發展企事業單位和行政接邊地區的調解組織。要積極從離退休干部、教師、下崗職工中，挑選有文化、懂政策、年富力中的人員充實到調解組織中來；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業務培訓，加強與人民法院的協作，利用公開審判的機會，有針對性地提高調解員的業務能力，要結合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和變化，制定中期規劃，逐步使培訓工作制度化、經常化、規范化。

4、建立健全內部運行機制。要加強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以目標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各項制度建設，繼續深入開展標準化調委會創建活動。制訂明確的工作規范，教育廣大調解人員自覺遵守調解工作的原則、紀律和職業道德，主動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要完善獎勵機制，大力表彰宣傳成績顯著、貢獻突出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和人民調解員。提高調解人員的待遇，解決調解人員的人身安全、養老等后顧之憂。

（二）應加強與人民法院、民政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多方配合，共同做好調解工作

人民調解與法院訴訟雖然實現了初步的銜接，法院對調解工作的指導也逐步加強。但要真正實現法院工作與人民調解工作健康、有序地互動與發展，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如加強對調解工作的指導水平，進一步深化民事審判的改革，建立多種培訓指導機制等一系列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化與探討。隨著人民調解協議書效力的確認和調解工作改革的深入，人民調解工作定會有更大的發展潛力與空間，在維護社會穩定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人民調解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一種手段，作為整體解決矛盾糾紛機制中的一個環節，還應與公安、法院等政法部門配合，在人民調解的范圍上進一步拓展與深化。我們認為，在指導思想、工作理念上，應認真研究如何更好地整合法院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三種資源優勢，使三種資源優勢，使三種調解力量的優勢得到互補，政法各家聯手做出這一努力，在維護首都穩定中發現更大作用，不僅有著可行性，而且也非常現實必要。

1、人民調解組織與法院配合，將人民調解設為訴訟前置。法院解決矛盾糾紛的優勢在于權威性、強制性。然而，解決當事人的糾紛，既有法律問題，也有思想問題，還有具體問題。法院對當事人的思想問題不可能花很大精力去疏導，所以有一部分民事糾紛盡管在法律上得到了解決，實際上為“官了民不了”。首先，法院可將一些事實清楚，責任明確的簡單民事糾紛及一些標的額的經濟糾紛設定為由人民調解組織先行調解，法院不在直接立案受理。這既可以減輕法院的壓力，也深化了人民調解的工作范圍；其次，法院在糾紛案件結案后，若仍有后繼工作需做的，應將有關情況告知糾紛所在地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并附送調解書或判決書，所在地人民調解委員會應做好后繼調解工作，并及時向人民法院反映有關情況。

2、人民調解與公安部門配合，協助其調處矛盾糾紛。公安機關長期以來受理大量糾紛，許多糾紛由于當事人不愿調解或調解不成的，除對當事人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外，民事部分只能指導當事人向法院起訴，對于當事人行為不夠治安處罰，確有民事爭議存在，而又不愿調解，或調解不成的，公安機關只有說服當事人通過其他途徑解決；對于當事人調解達成協議，事后反悔或不履行協議，只能指導當事人向法院起訴，重新啟動訴訟程序。如果人民調解組織介入，達成人民調解協議，法院只需對協議進行審查與認可，而不需重新對原糾紛進行再審。由于大量的民間糾紛引起的治安糾紛牽制了公安相當大的力量，人民調解組織應當給予應有的支持。首先，人民調解組織應與社區民警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溝通情況。其次，人民調解與公安機關建立具體的銜接機制。調解組織在調處疑難糾紛時，遇到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社區民警應積極參與。公安機關對案件的民事爭執部分，在查清案件基本事實、分清基本責任的情況下，可移交人民調解委員會，并附有關材料。這可大大減輕了公安派出所處理大量矛盾糾紛的壓力，集中精力力量做好偵破與治安防范工作。

3、民政部門應配合司法行政機關做好人民調解組織的建設工作。人民調解組織是在居委會和村委會下設立的一個群眾自治組織，人民調解員的選配，人民調解組織的設立由民政部門一家負責，但由于人民調解專業性決定了對人民調解員的特殊要求，民政與司法部門應加強溝通，共同解決人民調解員穩定性差，民調與治保會合一力量弱，人員專業性差等問題，努力建設一支素質較高，有一定專業性、適應性新形勢發展要求的調解員隊伍是提高調解質量與水平的重要措施。

（三）黨委、政府要加強應對人民調解工作的領導在經費保障上給予必要的支持

目前，街道（鄉鎮）的人民調解員除由司法助理員承擔外，還聘請了大量的退休法官、檢察官、法律專業人才的志愿者，村（居）的絕大部分調解員也沒有報酬，要保障此項工作的長期運轉，吸收高素質人員加入到調解隊伍，必要的經費保障是前提基礎。因人民調解是不收費活動，可采用按件補貼的方式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了人民調解的職能作用，使三者形成相互配合的良性循環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