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這輪改革中恐怕是二十年來最深刻的

中新社北京11月3日電（彭大偉）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于11月9日至12日召開。過去一月內，官方密集釋放改革信號，廣度與深度空前的新一輪改革方案，有望陸續浮出水面。

10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中表示，中國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將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改革。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隨后出席東亞峰會時亦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更加依靠創新驅動，“不斷釋放內需潛力、市場活力和發展的內生動力”。

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出席活動時透露，這一輪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必將強有力推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深刻變革，促進各項事業發展。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并修改將在三中全會上審議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稿。

“作為中共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研究黨和國家發展重大問題的全會，明確以改革作為主議題，其意義不同尋常。”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告訴中新社記者，歷屆三中全會曾以發展問題或農村問題為主要議題，而此次三中全會實質上負責具體落實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深化改革目標，“十八大報告已設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圖，三中全會無疑將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地落實十八大精神。”

針對推進改革將面臨的阻礙，官方已有充分認識和準備。十八大報告中便有“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表述。習近平在上述APEC峰會演講中亦強調，當前改革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

謝春濤認為，習近平將履新后視察第一站便選在中國改革開放發祥地深圳，此后官方高層不斷就改革發聲，而中央政府年初以來更是動作頻出，包括取消和下放超過兩百項行政審批權、設立上海自貿區、取消公司注冊資本限制等，言行間均體現了官方推進改革的決心，“有理由相信‘改革力度和范圍空前’不是隨便說說的。”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微博]向中新社記者表示，近期，相關研究機構提交三中全會參考的改革方案引發輿論關注，雖然這只是其中一份參考方案，但是“讓公眾了解、比較和討論不同的改革路徑，便于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識，也利于三中全會進一步貫徹改革開放精神”。

“這一輪的改革恐怕是過去二十年以來最深刻的一輪改革。”清華大學教授、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微博]分析，這一輪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體制層面，還是包括政府行為、行政管理體制、法律體制、科技創新、教育文化在內的全面改革。

李偉表示，隨著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紅利必將更大程度釋放，中國在2020年前或仍將保持約7%的年均GDP增長率，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雙翻番’”目標可如期實現。（完）

第二篇：淺談近二十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淺談近二十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若以1984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并同時通過恢復或組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經營中國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相應領域的信貸與儲蓄業務，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等為起點，中國的金融領域的改革、發展和開放已經走過了23年里程。盡管到目前為止，市場化、現代化、規范化、開放性的金融體系還在形成和完善過程中，金融領域的改革、發展和開放的任務仍然艱巨，甚至在配合近30年來的整體改革開放和支撐超過9％的年均高速經濟增長中在金融領域累積了一些矛盾和風險，但中國金融在改革、發展和開放三個方面取得了不容否認的顯著成果。

一是建立起了系統完整的金融組織體系。過去很長時期內,中國的金融機構只有一家——中國人民銀行,它既承擔中央銀行任務又具體辦理大部分銀行業務。經過改革開放以后3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初步建立起了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宏觀調控,由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分業監管,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新型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并存,功能互補和協調發展的新的金融機構組織體系。可以說,世界上先進國家擁有的金融機構,我們大部分都建立了。金融機構不僅種類非常齊全,而且數量十分龐大,極大地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特別重要的是,除了政策性金融機構外,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基本都實行股份制,建立起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完全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進行嚴密管理,機構運作效率明顯改善,能夠更好地適應并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并且銀行業的產業組織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轉變。由高度集中的、單一的銀行金融機構轉變成多元的、專業化的銀行類金融機構體系。作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垂直型信貸資金管理體制，一切信用集中于國家銀行。隨著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這種單一的銀行體制已經被專業化的多元銀行機構體系所替代2006年底，銀行類金融機構已經達到21759家。其中，國有銀行4家，股份制銀行13家，城市商業銀行113家，農村合作銀行80家。這種多元的產業組織機構，不僅加強了金融服務的專業性，而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格局。

二是發展和創新了金融業務與金融手段，金融市場產品種類也在不斷創新。改革開放以后,在全球金融創新浪潮的帶動和現代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繼承、發展和創新了金融業務與金融手段。在金融業務方面,除了傳統的存貸款和結算業務,資產管理業務、證券投資業務、咨詢業務、代理業務、投資銀行業務等等幾乎一應俱全,種類非常豐富;除了期貨期權及其他衍生品業務稍弱一些,其他世界上存在的金融業務,國內基本上都擁有了。現在,自動存取款機隨處可見,網絡銀行、手機銀行、信用卡等等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金融服務手段實現了現代化和高級化。金融業務的拓展和金融手段的創新,極大地滿足了經濟社會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于此同時，金融市場的產品也在不斷地豐富，這主要體現在：

①依托銀行間市場大力發展直接融資。2005年以來，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按照市場化方向，在推動債券市場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減少行政審批，完善債券發行市場化機制；依托面向機構投資者的場外市場，發展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建立健全市場化約束機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用評級制度和風險分擔機制；成立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加強債券場外市場自律管理；大力加強托管結算、交易、清算等基礎設施建設。

②經過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債券市場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市場體系日益成型，已形成以銀行間場外市場為主、交易所場內市場為輔，場內外市場并存、分工合作、互通互聯的債券市場體系。產品品種日益豐富，順應市場需求的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地方政府債、匯金債等創新產品不斷涌現。市場參與主體不斷豐富。基礎制度不斷完善，較好維護了市場秩序、保護了各方權益。市場運行機制不斷健全，債券發行管理不斷優化，市場化定價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披露制度對相關主體的約束力持續強化。2010年前三季度，債券發行量（含央行票據）達8.1萬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172.7%。債券市場規模已躍居亞洲第二、世界第六。

③同業拆借市場和票據市場迅速發展。2007年7月，人民銀行頒布《同業拆借管理辦法》，此后同業拆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2010年前三季度，同業拆借市場累計成交20.3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20倍。2007年，人民銀行牽頭制定并在全國推廣統一的票據市場交易合同，票據市場交易標準化建設邁出重要一步。2010年前三季度，商業匯票累計簽發8.62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1.76倍，累計貼現18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2.8倍。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的迅速發展有利于金融機構加強流動性管理、滿足企業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提高了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益。④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加快發展。2005年以來，外匯市場產品日益豐富，交易系統不斷完善，初步構建了由柜臺零售市場和銀行間批發市場組成、多種交易方式并存、覆蓋即期、遠期和掉期等各類基礎外匯產品、價格聯動、分層有序的外匯市場體系。同時，黃金市場產品逐漸增多，參與主體持續擴大，服務體系日趨完善。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成交量達4613.89噸、成交額1.19萬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593.1%和1458.7%。加快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發展對完善和豐富金融市場體系、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是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前30年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金融市場的概念是禁止的。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誰提“市場”概念,在政治上就會冒風險。1984年由20位碩士研究生提出“開放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金融市場”從而有了思想突破后,經濟理論界關于金融市場的議論逐漸增多,開放金融市場的一些方案和建議也由理論工作者分頭提了出來。理論先行,實踐緊跟,沒有多久,社會主義金融市場就在中國產生并發展了起來。到現在,不僅開放了金融市場,建立起了貨幣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等金融子市場,而且整個金融業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了。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金融機構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綜合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大幅提高。

①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和上海兩地成功上市。開發銀行已由政策性銀行改造成股份制商業銀行。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改革方案基本完成。農業發展銀行改革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啟動。積極配合財政部推進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改革，促進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改革平穩進行。通過改革，金融機構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日益完善，經營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性轉變，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資產質量大為改觀，盈利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顯著增強。2010年三季度末，工、農、中、建、交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11.6%、11.4%、11.7%、11.6%和12.5%，均較2005年末明顯提高；不良貸款率為1.15%、2.08%、1.10%、1.14%和1.22%，呈逐年下降趨勢。

②農村金融改革深入推進，農村金融服務水平逐步改善。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產權制度和內部機制改革穩步推進，歷史包袱初步化解，資產質量不斷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對2408個縣（市）農村信用社發行專項票據1699億元，對其中的2366個縣（市）農村信用社兌付專項票據1650億元，兌付進度達到97%。對新疆等四省（區）發放專項借款21億元。探索發展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截至2010年8月末，全國共組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334家，其中開業271家（村鎮銀行233家，貸款公司8家，農村資金互助社30家），各項貸款余額411.3億元，其中農戶貸款余額123.4億元。各地設立小額貸款公司2167家，注冊資本1356.33億元，貸款余額1438.04億元。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提高了農村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和運行效率，填補了農村金融服務空白，對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發揮了積極作用。

③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2004年10月，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實現“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十一五”以來，人民銀行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構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建立健全市場利率體系。2007年上海銀行間市場拆放利率（Shibor）正式運行并逐步確立在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中的基準地位。2008年10月以來，商業銀行利率自主定價空間進一步擴大。

五是金融業的國際化也得到極大提高。對外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近二十年來，我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始終堅持對外開放，努力提高國際化水平。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努力縮短與國際先進金融機構的差距，增強自身發展活力；通過對外開放，促進我國金融業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接受國際競爭的考驗，提高國際競爭力；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各類資本，壯大我國金融業的整體實力，增強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

①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加快，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取消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管理，進一步簡化結售匯審核程序，允許跨國公司在集團內部開展外匯資金運營，提高個人購匯總額，大力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逐步放寬資本管制，取消對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限制，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促進資本雙向流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7大類共40項資本項目交易中，除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仍嚴格管制外，其他項目已實現一定程度可兌換。在外匯儲備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不斷加強和改進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拓展多元化投資，確保外匯儲備資產總體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②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取得重大進展。2009年4月，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0年6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境外地域由港澳、東盟地區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國內試點地區擴大至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試點業務范圍包括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1970.8億元。同時，允許境外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港澳人民幣清算行和境外參加銀行使用依法獲得的人民幣資金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增加人民幣保值增值渠道；開展跨境項目人民幣融資和資本項目個案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穩步推進，順應了國內外市場的意愿，拓寬了境外人民幣資金的來源渠道，滿足了企業跨境業務多元化的需求，進一步密切和鞏固了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貿聯系

③國際和地區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國際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銀行積極貫徹落實國家總體決策部署，主動參與應對危機的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努力改善我經濟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相關準備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進國際金融組織治理、完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一攬子建議，為我參與國際社會危機救助與全球經濟金融結構治理、提高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做出了積極努力。正式加入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等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深度參與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討論和制定。推動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我國份額占比將升至6.394%，排名躍居第3位。加入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改革高層委員會，積極推動世界銀行治理改革。妥善應對國際社會提出的金融援助要求，先后簽署8份總規模為8035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積極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歐央行工作組等重大機制化活動，宣傳和闡釋我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改革，增信釋疑，營造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輿論氛圍。加強東亞金融合作，建立中日韓央行行長會議機制。推動成立總額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東亞地區的多邊救助機制從設想變為現實。與港澳和臺灣地區的金融合作進一步推進。

這些都說明了金融業的國際化得到極大提高。過去很長時期內,只有中國銀行設有境外金融機構,國內也沒有外資金融機構營業。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有了極大提高。不管是保險業,還是銀行業,我們既在源源不斷地“引進來”,也開始嘗試“走出去”了。國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開設的分支機構越來越多,業務規模越來越大;國內主要金融機構都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者,加強了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業務聯系。國內部分金融機構已成功境外上市,工商銀行、招商銀行、國開行等都已在境外開設分支機構,銀聯卡目前可以在幾十個國家和地區使用,這些都說明中國金融業已經開始進軍國際市場了,國際化程度有了大大提高。

六是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部門。1983年,國務院出臺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從此不再辦理針對企業和個人的信貸業務,成為專門從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政府機構，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相應領域的信貸和儲蓄業務等分解到組建和發展起來的專業銀行。在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進一步將中國人民銀行的首要職能確定為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從1994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即加快改革步伐，加強貨幣信貸集中管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集中行使貨幣發行權。總量調控權、基礎貨幣管理權、基準利率調節權；轉換其分支機構職能，改革總行內部機構；把貨幣供應量作為宏觀監控重要指標，逐步綜合采用多種調控手段；改革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監管力量等。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的生效,使得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中央銀行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其工作重點也轉向金融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中國人民銀行適應經濟金融的體制變革與快速發展,宏觀金融調控職能和調控手段不斷強化。當前,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金融政策,不僅對國民經濟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對世界經濟都會產生影響。貨幣政策的松緊,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重要目標。1997年組成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為中國人民銀行幣政策制定、實施的科學化提供重要保證。1998年l1月開始，改革原有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撤銷省級分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置9家分行，以便建立貨幣政策的區域性研究制度，強化金融監管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防范責任制，中國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職能正在逐步完善。“十一五”時期，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較快、各種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的局面，人民銀行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針對不同時期經濟金融運行特點，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合理把握貨幣政策的方向、重點和力度，既有效保持了幣值穩定，又促進了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同時，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建立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機制，提高金融體系整體抗風險能力。同時銀行和法律業加強立法，努力健全監管制度。在清理數千件有關銀行金融機構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核心的系列法律的頒布和修訂，為銀行業的依法監管和守法經營提供了依據。不僅如此，2003年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由其負責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同時，修改了《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和加強了中國人民銀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專業銀行通過建立和完善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和貸款責任制，逐步加強了自我約束機制和風險管理。1998年1月，對國有商業銀行取消了貸款限額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資產負債比例。

不可否認我國金融改革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和一些重大突破，并在宏觀調控、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金融體制的改革遠遠落后于實體經濟的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最終必將影響到實體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按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2006年我國金融業將全面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將以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科學的風險管理機制、高效的市場營銷機制以及雄厚的資本實力等優勢，與中資銀行展開全方位的競爭。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大問題

第一，金融體系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當前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從兩個方面得出初步判斷。

首先是儲蓄—投資轉化率。社會資金轉化為投資通常有三個途徑：一是通過銀行等金融中介以信貸資產形式發放給資金需求者；二是通過財政資金如國債的形式轉為投資；三是通過資本市場如股票、債券等形式轉為投資。在財政融資方面，盡管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已接近20%，但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指標30%—40%相比，仍相距甚遠，更何況財政支出具有很強的剛性，且大部分支出為非生產性支出。在證券融資方面，由于資本市場的不規范，近年來其占比更有明顯下降。由于上述兩個融資渠道相對較弱，銀行信貸仍然是我國儲蓄轉化為投資的主要途徑。從2000—2003年國內金融市場融資情況可以佐證以上的分析。2000年，貸款占國內金融市場融資總量的比例為69.7%，國債占比17.8%，企業債占比0.6%，股票占比12%；到2003年，貸款占比升至85.1%，企業債占比微升至1%，國債占比降至10%，股票占比降至3.9%。

根據人民銀行和西南財經大學聯合課題組的統計分析數據顯示，自1995年我國商業銀行首次出現存差約0.3萬億元以來，到2003年末存差已經擴大至4.9萬億元，大量資金沉淀在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未有效轉化為生產性資金。

另外，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涌入并存的現象存在，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國內金融資源的浪費，反映了儲蓄無法順利地轉化為投資。

其二是M2/GDP指標。大量的理論及實證研究表明，M2/GDP指標過高，通常反映出貨幣供應量超過經濟增長的實際需要，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不高。2003年末中國M2/GDP比率已經達到189%，2004年6月末上升到200%，遠遠超過一般國家100—150%的正常水平，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盡管這里面有貨幣化進程的因素，但M2/GDP這一指標的持續上升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信貸推動特征，而且信貸資產的運用效率趨于下降，不能不說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問題。

另外，國有商業銀行是我國銀行業的主體。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和績效可以說代表著我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績效。但是，按照英國《銀行家》雜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性1000家最大商業銀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財務數據，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按資產排名分別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按績效排名則分別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由此我們可以體會到，2006年我國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之時，外資銀行將于中資銀行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展開全面競爭，我國金融業所面臨的形勢是何等之嚴峻。

第二，融資結構扭曲，金融體系內風險向銀行集中。

目前我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嚴重失衡，我國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增加了銀行貸款風險，制約了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從國內金融市場整體融資結構來看，2003年國內金融機構新增貸款規模約為3萬億元，占融資總量的85%，而同期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5340億元，只占融資總量的15%。再進一步具體化，從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銀行貸款占企業融資的比例分別為75.9%、80.2%和85.1%，2004年第一季度上升到93.8%。可以看到間接融資占有絕對比重，融資結構嚴重失衡。

按照金融運行的一般規律，短期資金需求主要靠銀行貸款，即間接融資的辦法予以解決；長期資金的需求主要靠發行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方式來解決，這樣可以避免用短期資金來源解決長期資金需求的種種弊端和風險。然而，目前我國的現狀卻是，90%的長期資金需求都是通過商業銀行以間接融資渠道解決的。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資產來源又是以短期資金為主，從而產生了短存長貸引發的流動性問題，蘊藏著潛在的金融風險。

第三，直接融資體系內結構失調。

一是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發展不平衡。在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中，債券市場的融資規模通常是股票市場融資額的數十倍。我國的情況則相反，2002年末，中國GDP總值為10萬億元，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和企業債的未清償余額為35000億元，相當于GDP的35%。其中，企業債券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它的未清償額不到1000億，占GDP總額的比重不足1%。

與債券市場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迅速。自1991年開始，經過10多年的發展，我國股票市場的上市公司數量、市價總值、交易規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3年底，我國股票市場的市價總值4萬多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36%。股票市場融資相對于間接融資的比重在調整中也逐步上升，2004年第三季度這一比重達到了4.8%。

二是在債券市場中，企業債的發展嚴重滯后。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品種主要有國債、政策性金融債、特種金融債和企業債四大類。從1994年開始中國國債發行規模呈現跳躍式增長，2004年中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已近7000億元人民幣。同時，政策性金融債發行總額也呈快速增長態勢。2004年政策性金融債的發行總額已達到4298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中發行規模僅次于國債的券種。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10余年來，在多數年份中，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都不超過500億元。從2004年的情況看，截至2004年11月底，企業通過股票市場籌資1273億元，通過債券融資245億元，企業債券融資僅為股票融資規模的五分之一。

二、對策建議

第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實體經濟背景。

現代金融體系存在的基本價值就是積累資本，配置資本，資本的配置效率依賴于金融體系。但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不僅僅依賴于金融體系，它還更多地依賴于金融資源的主要使用者——國有企業的效率。國有企業承擔的過重的政策性負擔，使之在愈來愈市場化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舉步維艱，但無論如何，融入市場，加快自身的市場化步伐是國有企業的唯一選擇。

因此可以說，國有企業攻堅戰與我國金融體系建設是站在一條船上的難兄難弟，患難與共，禍福同享。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必須同時加快國有企業攻堅戰步伐，以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為條件和前提。

第二，以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化進程為核心，進一步完善金融產權制度。

完善我國的金融產權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要加快金融產權的多元化進程，允許各種投資主體投資金融產業，實現金融主體成分的多元化。無論是什么性質的產權主體控制金融，都要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失敗負責，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經營失敗成本轉嫁，即真正實現金融產權的完整化。只有把金融機構轉嫁失敗成本的路堵死了，金融機構的成本才是真正內在化的完全成本，預算約束才是真正的完全硬約束。

目前的一個著力點是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力度。核心是股權多元化。產權結構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制衡、有效約束的內部治理機制，將國有商業銀行還原為真正的金融企業，使其逐步建立靈活有效的經營機制，真正以利潤最大化或公司價值最大化為經營目標；同時，多元化的產權結構也有利于強化外部監督，促使各項制度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加快發展我國企業債券市場。

目前，加快發展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的關鍵，是盡快出臺2000年以來一直加緊修訂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放松一級市場管制。一是改審批制為核準制，并逐漸進步到注冊制。二是打破對發債主體的限制。三是放寬所募資金使用限制。四是實行企業債券利率市場化。五是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要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應該大力培育保險公司、商業銀行、養老基金、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以提高市場流動性，降低市場風險。

主要參考文獻：

楊英杰，2005：《當前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理論前沿》第七期。黃桂田，2007：《我國金融改革的成果與存在的問題》，《理論視野》第三期。王江，2000：《轉軌經濟中商業銀行制度變革與風險控制》，經濟科學出版社。周小川，2010：《“十一五”時期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成就》，人民銀行網站。

第三篇：淺析租賃人對供給側改革最深刻的思考

淺析租賃人對供給側改革最深刻的思考

2015年11月“供給側改革”橫空出世，時至今日一直為高層講話的高頻詞。融資租賃業如何在這一背景下大有可為？

供給側改革與租賃業新機遇

從去年年末開始，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這對于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變化和發展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展望2016年，我們租賃業有什么對策？

我們主要有三個思路。

第一個思路是新的需求，物聯網、互聯網+、人工智能帶來了一些產業變革，包括傳統產業和其他產業的變革。

凱文·凱利在《必然》一書中介紹了未來很多的機會、趨勢和可能性，當然這其中很多機會都出現在第三產業里。

這就有兩個需要關注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對新行業的了解程度和對風險的把控，第二個問題是要避免資產過重。同樣是閃租網要關心的問題。

另外，國家在倡導的包括智慧城市、節能環保、游艇、通航、房車等領域，還有一帶一路、走出去等等，所有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機會和挑戰。

第二個思路是我們理念的改變帶來的變化和機會。

隨著優步汽車這種分時租賃、共享經濟概念的出現，使用權在越來越多的時候大于所有權的概念深入人心，這將給十幾個行業帶來變化，也給租賃帶來了更多空間。如CAR TO HAVE到CAR TO GO，就給租賃帶來巨大的商機。

其次，是樹立服務客戶的理念，租賃服務業四個發展階段：基本型，價值增加型，戰略合作型，全球合作型。我們要從簡單做項目到為客戶服務、創造價值，再到建立戰略合作關系，伴隨客戶共同成長。

第三個思路是從我們自身出發來改變和創造機會。

我們原來做的業務模式相對比較簡單，我們能否在業務模式中做出改變？

首先要能夠更好的發揮租賃的資產管理功能，發揮得好就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機會，資產管理本來就是租賃本身應該發揮的作用。

其次是要發揮租賃的投資功能，很多公司已經提出以租養投、以投帶租、投租結合等模式，這都給我們帶來新的業務機會。

再次，租賃本身還有許多新的產品，包括分成租賃、結構共享租賃等等，當然還有我們經常說的經營性租賃。這些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多很好的機會。

租賃的明天在于我們今天的認識和行動。

第四篇：盡管這短暫的五次培訓尚不能讓我在最深刻

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是黨的英明領導和決策的結果，也是千千萬萬共產黨員，密切聯系群眾，領導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同時黨內也出現了令人痛惜的腐敗現象，很多黨員甚至是黨員干部，包括那些為黨的事業做過很多工作的老黨員沒有經得起新時期經濟浪潮的沖擊，思想退化變質。腐敗不僅給國家經濟帶來巨大損失，也給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提高政治理論素養，加強個人修養，是我們這些新世紀大學生的首要學習任務。努力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是我們事業取得勝利的思想保證，也是合格黨員的基本要求。并且，我覺得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應該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為人處事。在課堂上，老師和同學們都提到周圍的有些同學，甚至一些黨校高級班學員，不具備最起碼的社會公德，道德素質，這些現象說明了同學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建設還需進一步加強。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讓我深切地感到，加強自我修養，應該從我做起，“不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切實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去做。一名共產黨員就是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建功立業。做一個有抱負有大志，踏實苦干、樂于奉獻的跨世紀新人；做一個不計名利和得失，不被燈紅酒綠所迷惑的堅強革命戰士；做一個有道德良知、遵紀守法的現代公民。

第五篇：劉恒中：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劉恒中：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談到三農問題，談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談到統籌城鄉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就必然會涉及農村的土地制度，必然涉及現行的“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

對待家庭承包制，可以說目前有兩種觀點和態度，盡管其區分尚不那么明顯和針鋒相對，也存在很多模棱兩可、很難歸類的說

法。一種觀點認為，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尚未完成。盡管不乏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或不完善，但其本質或基本框架目前仍然適用。為了穩定，為了給進城的農民一條后路，現在的任務，不是探溯和推行其它土地經營制度，而是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另一派意見認為，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必須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否則，三農的改革和發展很難深入，統籌城鄉經濟、全面建設小康很難開啟。我自己持后一種意見。

要理清是否改革家庭承包制，首先有必要認清家庭承包制的歷史功績與本質局限。并且，在討論中，有必要區分這么兩個方面：本身作為一種農業經營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和作為當年一系列后續改革啟動器的家庭承包制。這是因為，就歷史功績和本質局限二言，二者很不相同。

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作為當年一系列后續改革啟動器，不僅更正了公社制“一大二公”的偏失，搞活了農村經濟，而且，更重要地，引致和推動了過去二十年來國民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可以說，沒有家庭承包制的實行，就沒有近二十年農村經濟的改革，也就沒有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的改革。沒有家庭承包制的實行，就沒有近二十年農村經濟的發展，就沒有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家庭承包制開啟和推動我國二十年來改革發展的歷史性功績，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農業經營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其歷史貢獻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在這里，我們認為，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是考察土地經營制度的根本標準之一。比如說，實行家庭承包制前，為什么農民的收入那么低？為什么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那么低？實行家庭承包制后，為什么農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多？為什么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那么高？不僅從概念上、而且從數量上真正弄清楚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究竟是怎樣提高的、哪些是決定性的因素和政策，對于我們正確地認識以往三農改革發展成績與經驗，對于今后三農改革發展的深入，尤其對于我們討論是進一步完善或改革家庭承包制，十分地必要。

下面，我以自己的經歷、觀察和理解，結合當年所在生產隊的情況，就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這個問題，做一個解剖麻雀式的回答。是否能以這一管窺而見全豹，有待比較大范圍的調查研究和抽象分析。

一、聯產承包制前為什么農村收入那么低？

聯產承包制前，實行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以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為例，農民一年的辛苦勞動只有一半用于生產自己的收入。而且，生產出農產品的價格十分低廉。

首先，完全由農民負擔的、規劃不斷變動的農田水利建設，每年耗去至少30％的農村勞動力。大寨當年的根本經驗之一，就是大力興修農田水利，改天換地，以此來改變農村的貧窮面貌。每年冬天、甚至初秋就開始興修農田水利，是向大寨學習的具體行動，也是縣及其以下各級組織的主要政績建設。我所在的生產隊，所有青壯年男勞力和青年女勞動力，一年中至少有三個月在水利工地上。這三個月內，整個生產隊幾乎不從事任何創造收入的生產，在家的婦女還要為工地提供各種后勤。

其次，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和“一平二調”的觀念下，人民公社的各種機構、各種組織不斷擴大，加上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衍生出各種名目的“脫產”干部或人員。以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為例。一個約200人口、不到100個各類勞動力的生產小隊，平均負擔兩個大隊脫產干部（我是其中一個）、一個半民辦教師、半個赤腳醫生、至少兩個實際上脫產的生產小隊干部、常年的水利調干或其它公社調干一人、以及常年為大隊服務的人員一名、等等，加起來有八人之多，若占總勞動力的8％左右。

再次，那時的會議特別多，全公社群眾大會，全大隊群眾大會，小隊群眾大會，加起來，可能至少一個月就有一天這樣的會議。這樣，約占全年勞動時間的3－4％。

那時的假期不算很多。農村主要有春節4－6天，元旦一天、國慶節和五一勞動節一天，加起來一年不超過10天假。

最后，那時，一切的農副業生產經營活動，均被當成資本主義的尾巴，不斷地被禁止和割除。農產品的價格只有現在價格的15左右。一般生產隊和農民社員想要從事任何工商業活動，基本上沒有可能。當然，農民更不能進城去打工。

表

一、家庭承包制前農村生產隊的勞動力使用分布

興修農田水利30

各類脫產勞動力8

各類群眾大會4

節假日3

從事農業生產55

以我所在的生產隊為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