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二十年來新發現的屈原資料真偽及其學術價值

近二十年來新出現的屈原資料真偽及其學術價值

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

黃震云

[內容摘要]

文章對近二十年的考古發掘、田野調查、民間傳說以及傳世文獻中正史、譜牒、方志、筆記、巫書等記載和發現的關于屈原的資料進行了歸納梳理，解決了屈原藉家以及祠宇的區別和聯系，解釋了遺存的彼此關聯。認為其中有可信的存疑的部分，也有傳說的成分，需要仔細甄別。提出屈原是世界文化名人，也是文學史上第一位被封王的詩人，北孔南屈，地位與孔子對等，應該引起進一步的重視和更高的評價。

每一個時代的學術都是在傳承傳統的基礎上建構自己的風格特征，并擔當歷史角色與學術責任。但是，在這樣一個格局中，始終能夠體現學術生命的是創新，一種超越開拓的發現和發明。近二十年來，中國楚辭學研究蒸蒸日上，取得了越發驕人的成績。其中新材料是一個關鍵。這些新材料，有的為我們明確指引出一些觀測意象，有的則清楚地告訴我們一些結論，還有的則需要進一步辨析和深化研究。因此，總結說明一下二十年來關于屈原的資料的發現或者說出現，對于應該有一定的必要性，詳略以資料為準。

一

正史石刻資料

（一）《后漢書》資料。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辭通論》中引用了《后漢書·延篤傳》中的資料：永康元年，延篤“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鄉人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后漢書卷六十四 吳延史盧趙列傳

第五十四）1清王先謙注：屈原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集解】周壽昌曰：案篤為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焉。之后黃崇浩認為，屈原生于南陽，認為這條資料能夠說明屈原和南陽的關系不一般。23黃震云還根據禮制，結合這些材料對屈原的故里和藉家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認為屈原的籍貫是南陽，曾經住在秭歸，即家在秭歸，屈原的家還有湖南巴陵縣、湖南溆浦，湘陰縣玉笥山，四川的歸州等。這些地方屈原都住過。湖南漢壽為其暫住地。將籍貫、家和暫住地，廟和祠進行了區分。

（二）唐宋和清代史書資料。屈原唐封昭靈侯。根據《舊唐書》哀帝本紀，天佑元年（904）九月，屈原被封為昭靈侯。這是屈原第一次被封侯。后晉天福二年（937），進封威靈公。北宋元豐三年(1086)宋神宗趙頊詔封屈原為清烈公、元豐六年封忠潔侯、政和元年后統一為清烈公、元延佑五年封忠節清烈公、明洪武二年封楚三間大夫屈平氏之神。屈原開始走上神壇。民間傳清代封屈原靖楚江王、忠烈王。昭靈、清烈、忠潔均曾用于各地屈原廟額，但清烈歷史沿用時間最長，而元仁宗所敕封號未作廟額。蕭振《楚三閭大夫昭靈侯廟記》碑此碑在淚羅市城西玉笥山屈子祠，與蔣防所撰《淚羅廟碑》同鐫于一黑色大理石上。碑高185厘米，寬95厘米。碑文704字作楷書24行，現嵌在祠內左側墻壁上，碑文仍清晰完整。原碑由安武軍節館驛巡官守京北府咸陽縣尉蕭振撰文，將士郎前守江陵府功曹參軍柴圾書并篆額，建于開平元年（公元907年）十月二十五日。原碑已毀，現碑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湘陰虞紹南重書，樊尹刻。后梁開平元年，楚王馬殷向朝廷請準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并重修廟宇。文中對屈原極表無限思慕之情。劉行榮《重建忠潔清烈公廟記》碑此碑現在汨羅玉笥山屈子祠左廊壁上，字跡完整，碑文連跋共13行，高105厘米，寬70厘米，與戴嘉 1

2黃震云《楚辭通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265頁。20世紀90年代初單篇論文中也提到過。

《屈原生于南陽說》，刊《中州學刊》，1998年第5期。3 黃震云《屈原的故里與藉家》，《光明日報》2013年2月18日。猷《重修淚羅廟記》共一石。碑文記述重建忠潔清烈公廟的過程，劉行榮事跡已無可考，最后刻有致和元年月同治八年七月湘陰虞紹南重書。4靖楚江王是清代何時冊封，目前還缺乏資料，需要進一步研究。但通過這些史書的資料，我們看出，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被歷代封為王侯的文學家，也是唯一的一位。其歷史地位完全可以和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世人孔子相提并論，而過去我們對屈原的估價不足。

二

譜牒方志資料

地方志和譜牒資料是近年來屈原文獻中數量最大，也是最難識別真偽的資料。其價值也需要從新審視酌定。

（一）屈原家譜

近年來，屈原家譜的發現數量比較大。

屈姓分布很廣，幾乎所有的省市皆有屈原家譜發現，還有南方、北方不同的系統，宗親網站更有詳細的支系情況的記錄。主要有重慶、遼寧、安徽、江蘇等，秭歸還有人還到全國各地進行過調查。這種調查的意義無疑是積極的，但是不可能概全。上圖為重慶屈原家譜。這本宗譜共修訂了三次，一修為乾隆六十年，二修光緒元年，最后一次2007年修訂的宗譜顯示：祖先是屈原。宗譜的前幾頁除了目錄，就是屈原的畫像及居所，宗譜共有487頁。這本家譜記載，他們從湖廣到達四川，然后遷徙到重慶。又如遼寧本溪，《東北屈氏源流史譜》6

5確認東北屈姓家族是一步步從湖北逐漸遷移過來的，他們都是屈原的后代。作者屈廣興準備了幾十年，離休后利用自己的工資開始了實地考察和走訪。20年來，屈廣興行程1.5萬多公里，實地了解了許多屈氏家族現在的聚居和生活情況，獲得和抄錄了大量有關屈氏家族的原始資料，有些資料對研究相應的歷史事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此后，他又花費了5年多的時間整理，三易其稿，終于將這本40多萬字的《東北屈氏源流史譜》刪定成書。又湖北7秭歸縣郭家壩鎮文化村，村黨總支書記屈克榮說，全村有屈姓村民471人。家譜稱屈原在漢時為清烈公，流傳至屈軫公，為五十六代。他們是屈原第七十二代孫。民國年間修的族譜捐獻給屈原紀念館了。江蘇蘇州臨海屈氏家譜比較有名。蘇州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有清朝（光緒九年即公歷1883年）屈軼編寫的臨海屈氏世譜，線裝，刻版印刷，共六本，臨海屈氏世譜，忠義祠堂重刻本，是一部保存比較多的家譜。蘇州市轄的常熟市圖書館還保存有一套《臨海屈氏世譜，重修于清光緒九年《臨海屈氏世譜》，從譜上基本上可以弄清楚臨海屈氏的遷徙路線、始祖年代、子孫繁衍等情況。這部譜書和蘇州大學圖書館的家譜所載是一支屈氏后裔的家譜，只是常熟保存的多三本，和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部保存的是一模一樣。北京國圖、蘇州大學及常熟市圖書館收藏的三套臨海屈氏世譜也表明，臨海屈氏為三閭大夫屈原之后，45參見 劉剛《湖湘碑刻》，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

《天府早報》2012-06-13。6 2011-12-20 四川在線。72012-5-31送祝福網 “武王庶子瑕食邑于屈號屈侯，始以邑為氏。”“伯庸生平是為三閭大夫?? 則屈氏譜系又斷自三閭大夫。” “常熟始遷祖屈氏自楚至常熟凡八遷，祖徐按初一關中，次二成皋，次三汝南，次四徒河，次五臨海，次六祁陽，次七汴，次八常熟。”《漢書?高帝紀第一》載，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又陜西屈原家譜。2003年9月的一期《新疆經濟報》以“我是屈原第103代孫”為題刊載了一條消息，介紹的就是時在內蒙巴盟崇立金絨毛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任經理的屈曉明，當時屈曉明的公司開在新疆，而且通過這篇報道新疆、內蒙很多屈姓人士和他取得了聯系。報道上介紹的屈新營的祖籍和屈曉明是一個村，兩位李伯村“屈原后代”，在新疆“認親”，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但他們對屈氏家族的事說不清楚，只知道是從戶縣逃荒過來的，已經有130多年了，和戶縣也沒有聯系，又沒有家譜。屈曉明自費修訂過李伯村的屈氏家譜，自稱“屈原第103代孫”，如今居家西安。和戶縣接壤的武功縣也有很多屈姓人家，和李伯村的屈姓是一家人，村內僅存一塊重修祠堂的石碑，碑上“屈氏合族重修祠堂記”可見，具體碑文已殘不成句。8

另外，與臨海屈原家譜同源的還有安徽池州屈原家族的家譜。江蘇1593年修的《荊橋臨海郡屈氏宗譜》、湖南衡陽于1810年修的《衡陽屈氏宗譜》、四川瀘縣于1839年修的《滬北屈氏宗譜》、荊州江陵始修于明初的《屈氏族譜》等，均稱屈原為其始祖，秭歸為其發源之地。這些家譜以《荊橋屈氏族譜》時間最早，而此家譜更有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屈敏的序。將這些家譜比較我們發現各家的屈氏家譜雖有不同，但也有很多相同，彼此基本上可以認定同源，以《荊橋屈氏族譜》為宗。2011年11月，在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方銘教授和池州市人大副主任錢征教授的帶領下，二十余位楚辭專家對安徽池州發現的以《荊橋屈氏族譜》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并進行了實地考察，訪問了當地的屈氏后人。家譜的內容很豐富，主要由序，包括重修序、源流序、譜派序、節孝序、仗義序、宗祠序等組成。還有譜論、家訓、四景詩、八景詩、誥命、縉紳、山圖、山契、椒沖案卷，歷代世系，以明代以來最為詳盡。

圖為參加考察的屈原學會的專家在屈原出使齊國和曾經放流到達的池州青陽鎮合影

《荊橋屈氏族譜》關于屈原的生平事跡主要給我們提供了以下信息： 一 屈原的形象。屈原究竟是什么樣子，過去我們無從得知，都是靠歷代的畫作來直觀感受。歷代的屈原畫基本上是一個模式，就是清癯消瘦，獨立不群。屈原早年很受重用，擔任過大夫一類的職務，而晚年又長期流浪，所以前后應該有很大的差別。家譜中的屈原顯然身著官服，應該是放流之前的形象。無論這一圖像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至少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畫像時代最早，二是屈氏認可的正在仕途上的屈原圖。三是根據《后漢書》，南陽最早建立了屈原廟，既然建廟，必然要供神主，或為影像或為木頭或泥主，但神主應該是仕 8 2009-10-20人民網。宦時的形象，因此與家譜形象應更接近。也就是說，家譜中的屈原像更接近屈原本人真實面貌。至于家譜中還有屈原的父親伯庸和后代的圖像，尚需繼續考察。還需要同時思考的是屈原唐代封為昭靈侯，宋封忠潔公，清代封為靖楚江王，既然屈原貴為王侯肯定會表旌建廟，所以，這也應該是屈原圖像的可能來源。

二 屈原的生平事跡。1.《離騷》的寫作時間，根據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源流序》我們知道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楚懷王被囚，屈原寫作了《離騷》，壬戌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墓在長沙府湘陰縣汨羅江側，初封清烈公。味文字意思，初也就是死后，屈原被封賜公爵，即清烈公。2.《離騷》中的正則、靈均是屈原的別號。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而元祐之序則具體解釋為號正則，別號靈均。屈原曾經作有《九江》這樣的作品，《九江》也許是《九歌.》之誤。3.屈原逝世時的情景。根據家譜，屈原逝世的時候，屈原的一個兒子叫季敏，抱著屈原的尸體號哭，因為悲憤死去，被封為孝思公。夫人湘氏子曰相公，因此稱二相公，奉母遷荊州。三．屈原的家世。根據家譜，屈原的父親叫伯庸，與《離騷》中：“朕皇考曰伯庸”一致，或為其來源。家譜記載，屈原的姐姐叫女嬃。屈原有三個兒子，長子叫孟帥，謚文華；次仲虞，謚武安；三季敏，謚孝思公。當然，家譜的資料非常豐富，還涉及到世系、輿地、訴訟、職官等等，而直接關于屈原的主要有上述幾點。如何看待家譜的資料，我們認為部分內容還是可信的。屈原在楚封清烈公，唐代封為昭靈侯，宋封忠潔公，清代封為靖楚江王，一直受到尊重，自然關于屈原的事跡傳承也就延綿不斷地保存下來。其次，從家譜整體記載看，比較嚴肅，并沒有借助神話傳說渲染，而是規范地按照譜學原則寫作。

三

提供了大量的鮮為人知的關于屈原的資料，雖然不可能都是事實，當然是與不是還需要甄別，但其學術價值應該高于民間傳說。

（二）地方志

地方志關于屈原生平資料的記載數量很大，其中固然有屈原的事跡，但也有屈原的傳說。整體上看這些資料，主要是根據《史記》以及《水經注》等書中關于屈原的資料鋪張形成。因此價值不是很大。但也有一些新的發現，如關于河南西峽的屈原事跡的記載。根據回車鎮張俊偉主任的統計，就有十分可觀的數量。①清《嘉慶常德府志·列傳一》（公元1813年修）（卷三十六）》載： “按：《湖廣總志》于（夏商周）三代以前人物，概謂‘楚人’，后世始分著郡縣。屈原，王逸以為南陽人,或以為歸州人。”②明《成化內鄉縣志》：內鄉縣境圖有屈原崗。——《明成化·內鄉縣志》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沃頖修，胡莊纂。③明《嘉靖南陽府志》：內鄉縣有屈原岡（今西峽縣）——三閭大夫扣馬諫懷王。——《明嘉靖南陽府志》是明代時任南陽知府楊應奎于嘉靖七年(1528年)纂修,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霈增補,舉人葉珠作序,嘉靖三十三年(1545年)成書刊行。④清《康熙內鄉縣志》： “屈原崗在（內鄉）縣北六十里，昔楚懷王興師伐秦，為秦兵所擊敗，北歸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蓋《史記》所載大破楚師于丹析時也”。——《 清康熙·內鄉縣志》是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寶鼎望修，高佑釲撰。⑤《鄧州市志·大事記·戰 5 國》：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屈原遭放逐后，經穰、鄧去楚國早期都城丹陽（今淅川縣下寺東北龍城）憑吊。——《鄧州市志》編纂單位：鄧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出版單位：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時間：1996年9月。⑥《南陽市地名志·政區居民地編·西峽縣》：回車鄉在縣境東南部。南接淅川縣上集鄉。鄉人民政府駐杜店。回車一名，得于戰國。公元前299年。楚懷王西入秦國與昭王會，屈原于秦楚驛道(今鄉境內屈原崗)上，力諫楚懷王：“秦虎狼之國?.不如毋行”，并勸其回車返回。懷王不聽，終死于秦。地以人傳。——《南陽市地名志》編纂單位：南陽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出版單位：三秦出版社；出版時間：1996年09月。⑦《河南省南陽地區地理志·名勝古跡·西峽縣》：屈原崗位于西峽縣回車鄉屈原崗村民委員會高阜處．該村有一所學校．校內有一通碑碣．碑陽橫刻。地以人傳”四個小字，下豎刻。屈原崗。三個大字．碑陰有清人邱銘勛撰寫的碑文，落款是清宣統三年(191 1年)．據《內鄉縣志》載，屈原崗“在縣北六十里．昔楚懷王興師伐秦，為秦兵所擊，敗北歸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河南省南陽地區地理志》編纂單位：河南省退休科技協會南陽分會《南陽地理志》辦公室；編纂人員：李成岱 賀世伍；出版時間：1991。⑧《西峽縣志·屈原崗碑文》：古中鄉之北有霄山焉，迤西而東見。夫土脈崇隆，丘陵矗峙，蜿蜒橫亙，為秦楚往來通衢。土人告余曰：“此屈原崗也”。夫屈原歷今幾千百年矣！當時仕楚為三閭大夫，陳諫懷王，不聽其言，憂郁而去。其后，楚為秦擊，敗北而歸，道經此崗，浩然長嘆曰：“使用三閭大夫言，當無今日！”·····大清宣統三年。⑨《西峽縣志·詩文選》：屈 原 崗（明）李蓘 靈修何到此，古跡問應難。試向高崗想，將無是屈原。——《西峽縣志》編纂單位：西峽縣志編纂委員會；出版單位：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1990年11月。

地方志的資料基本上承明清之舊，部分地方根據傳說略有改編，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有一些有價值的成分，值得我們關注。

三

文學（戲曲、筆記）資料

湘西的儺戲中有屈原女兒的戲，沒有提到兒子，與家譜明顯不同。目前溆浦，根據縣志辦張宗昌主任介紹，存有明代的唱本。屈原文化是我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端午紀念屈原、龍舟比賽，屈原遺跡懷古和旅游，在江淮、江漢、江夏地區，方興未艾。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地位屈原資料少而發愁，家譜則可以補其不足，也為隨意編造演繹屈原事跡的小說家展示了規則事實。因此，屈原家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文化意義，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湖南溆浦的巫書。溆浦儺巫師所存的巫書也許可以就此給一個答案，其巫詞里就有把屈原看作驅瘟之神的篇章，并確切指出屈原有5個女兒，這個發現是空前的。儺戲中的《送瘟神》（又稱《送茅船》）的部分，又講到屈原要他的第五個女兒擔當送瘟神的故事。屈原相公要花船唱詞說：

萬里風云萬里天，春風和氣眼前生。天地陰陽回造化，造船便說本根源。昔日秦王身染病，七十二日倒高床。請盡世人醫不好，吃盡靈丹無藥方。關公殿前占一卦，屈原相公要花船。屈原相公五個女，五人姐妹有根源。一娘住在桃花店，二娘住在菊花園，三娘住在梅李地，四娘學道登仙山。五娘身材生得小，江邊立廟要花船??五月五日船下水，沿河兩岸鼓連天??子弟花船五娘坐，化作百家門上收瘟懾毒船。——《送瘟神》選段9

其次，湖南省汨羅市屈原紀念館 劉石林《也說屈原的妻室子女》10在汨羅江一帶，民間自自古就流傳著九子不能葬父，一女打金冠的傳說，據傳屈原投江之后，其遺體十天方才 9 薛小林《溆浦，和巫儺的一次相遇》，《瀟湘晨報》2009年4月28日。

2012-01-10汨羅屈原文化網。10 打撈上來，一邊臉被江中的魚蝦啃喫了，其女女媭請來民間著名的金匠，拿出自己的金銀首飾，為屈原配了一邊金臉，為防止人盜墓，用羅裙兜土，決心為屈原筑十一座假墳，以假亂真，其精神感動了天神，天神命土地神相助，一夜之間幫助女媭筑起了十一座假墳，至今汨羅山上還有十一座高大的封土堆(1958年修京廣復線掩埋了一座)，這就是屈原墓十二疑冢。汨羅人民對女媭也十分崇敬愛戴，在屈子祠西側為其修建了女媭祠，俗稱娘娘廟，內塑女媭用羅裙兜土的立像，竟也長年香火不斷。可惜塑像和廟皆毀于文化大革命中。清《湘陰縣圖志》載：“楚塘，大數畝。屈原女葬父于此取土，其地藕花重臺勝他處。”有關屈原女兒的傳說在汨羅有很多個，有關女媭的遺跡在汨羅也還有多處。民間傳說，屈原被流放到桃江，這年冬天，其女跋山涉水，不遠千里，給屈原送來寒衣，旅途勞頓，染疾而亡。清《益陽縣志》記載：“在治西花園洞，相傳屈原之女名繡英葬此。”又載“《天問》作于桃江之弄溪靈均固邑。”《辭海》2000年版“桃江”條亦載桃江縣“1952年由益陽縣析置……名勝古跡有……花園洞、釣魚臺、天問臺遺址。”其花園洞即指繡英墓，至今封土堆尚存。釣魚臺在資江邊上，傳為屈原釣魚處，天問臺在資江邊的鳳凰山上，傳為屈原寫《天問》處，至今古碑尚存。湖南溆浦至今還保留著巫儺表演的習俗，在巫師表演的古老的唱詞中，說屈原當年流放溆浦，有五個女兒跟隨，“長女住在菊花園，二女住在桃花園，三女住在梅李地，四女學道去登山，只有五女身材小，江邊立廟搖花船。”花船即端午節扎紙船送瘟神的祭典，一直保留至今。用紅紙寫上“屈原相公游江五娘之神位”置于紙船中，巫師跳儺舞，在鞭炮鑼鼓聲中請下屈五娘，然后將紙船連同屈五娘的神位一起焚燒，請屈五娘將瘟神送走。正所謂“紙船明燭照天燒”是也。在這些傳說、遺跡和風俗中，屈原的女兒儼然成了鄉民們的保護神。由此也足以說明屈原有女兒是無疑的。

最后，關于屈原流放洞庭和天問的筆記資料。晉王子年《拾遺記》卷十說：“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砌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群才賦詩于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蕭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游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鐘，乃輕流水之詩，宴于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懷王好進奸雄，群賢逃越。屈平以忠見斥，隱于沅澧之間。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淵。楚人思慕之，謂之水仙。黃震云《楚辭通論》據此認為，《天問》、《橘頌》、《湘君》《湘夫人》應作于此地。

四

田野考古

湖南湖北的學者歷來有田野考察的習慣，如溆浦縣根據屈原作品描述的地理方位繪制了屈原進入溆浦的路線圖等等，都很有意義。近年來西峽縣、池州市（九華山）和漢壽縣又有作為。如池州的屈原到達九華山陽陵的實地調查工作卓有成效。黃震云據此認為，屈原《悲回風》詩說：“吾冤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惕惕；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大河指黃河，黃河與淮水相通。所謂勸諫失敗，沿著江淮入海完全確認屈原東下走的是淮河到達天柱山之南，過江后進入池州，進而去過黃山一帶。因為陵陽離黃山很近，因此有這種可能。過去池州屬于揚州轄區。劉向列出的七十位神仙之一陵陽子明就很輕易從陵陽到黃山：“陵陽子明者，铚鄉人也，好釣魚。于旋溪釣得白龍。子訝懼，解鉤，拜而放之。后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余年。山去地千余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后二十余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冢邊樹上，鳴呼‘子安’。”（《列仙傳·卷下》）提出屈原曾經兩次到達池州，一次是出使齊國，一次是流放時期，經過的路線是經淮河東下，7 時間在公元前311年11。

西峽縣屈原的事跡田野考察收獲很大，其中有楚長城、屈原崗等遺跡。西峽縣先后在北京和西峽召開了中國·西峽屈原文化研討會，就屈原和西峽關系進行了深入研討。目前，西峽縣屈原文化研究會吸收會員200余名，撰寫和發表論文30余篇，新編了10余萬字、近百張圖片的《屈原：南陽誦歌》一書，該書即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立了屈原文化史料調查組、屈氏家族調查組、文物登記組、民間傳說調查組，對西峽的屈原文化資源進行全面普查摸底。深入2個鄉鎮近10個行政村，登記楚文化和屈原文化的文物近百件，公布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處。收集屈原民間傳說、民間故事20余個，分類整理，公布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3個，同時做好向上申報文物保護單位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縣委、縣政府先后投入資金50多萬元，對屈原崗遺存的祠廟和屈原崗地名碑碣進行了系統加固修復和保護，對屈原祠流失的文物進行了追繳、登記和管理。西峽的屈原文化開發正成為今后幾年工

作的戰略。

錄漆雕世彩教授屈原廟題額欣賞文章一篇，原刊國學網2013年4月8日國學咨訊。

中國第一座屈原廟修葺開放，黃震云教授題寫廟名欣賞

屈原是世界文化名人，唐封昭靈侯,宋封忠潔侯,清封靖楚江王，河南南陽屈原廟是漢代正史記載的我國第一座屈原廟，歷代都曾官修供奉。2011年以來，為了弘揚屈原精神，打造屈原文化品牌，河南省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重新修整了屈原廟，廟名由著名學者、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黃震云教授題寫。

日星輝耀，云霞綺駁，雷電閃現，天之錦也；山川峙流，草木蔥郁，阡陌交錯，地之錦也；亭臺樓閣，摩崖刻石，碑匾書法，人文之錦也。黃震云先生為河南屈原廟所題匾額擘窠書“屈原廟”，為中華大地又增一人文景觀也。“屈原廟”三字，1

1一、公元前314年，屈原被疏，免職，待郊。中間輾轉周流漢北、洞庭湖一帶和沅水流域。《離騷》、《卜居》、《橘頌》等作品寫成。

二、公元前311年，屈原疏放三年滿，召回出使齊國，回國后責備楚國沒有殺張儀。被放流，寫作《九歌》。

三、公元前296年，屈原遷江南。《漁父》、《遠游》、《天問》、《九章》大部分寫成。屈原本傳中的遷是流放之后再遷還是直接流放的遷，仍需進一步研究。

四、公元前295年或稍后，屈原作《招魂》、《懷沙》，投汨羅江自殺。《史記》本傳在介紹屈原寫作《離騷》時并沒有具體說明時間，只是說憂愁幽思作《離騷》，但肯定是在被疏（公元前314年）后，根據上面的分析，應該是被疏三年后被放流前寫，也就是公元前311年。

附

取晉人王羲之行書筆意，似不經意而著意為之，當為先生得意之作也。此三字部首尸、廠、廣都有一長撇，都為半包圍結構，都是左上包右下，要處理好如此雷同之偏旁的三個字確有一定難度，且看吾兄黃先生大手筆如何布局，如何遣筆。“屈”字開頭三筆及“出”之兩豎折及短豎，寫得靈動而流暢，以連筆出之，筆意游走；而“出”之中豎，寫得粗重而短，茁壯有力，這一粗而短的豎，對整個字形成有力的支撐，使“屈”字風神飄逸而形體端穩——此非資學兼長，神融筆暢，而鉤揭導送提搶截拽之權度爛熟于胸者不能為也。“原”字，左上兩筆橫與長撇變為一筆，寫作“橫折撇”，簡練而有力，趁著筆勢，緊接著筆鋒一轉，又與右下相連，右下“白小”計八畫，“屈”字 總共十畫，先生以駕八龍婉婉之意趣將十畫變為一筆，一氣呵成——此非意在筆先，心能轉腕，手能轉筆者不能為之者也。“廟”字，形體稍小，先生使“廟”之長撇，比前二字之長撇在形體上稍細一點，稍長一點，以求三撇之變化，形成對比，整個“廟”字，靈動中含穩重，收束緊湊而又具蕭散之神韻。而“屈原廟”三字之撇的處理尤為匠心獨運，“屈”與“廟”之撇都帶彎鉤，而“屈”字之彎鉤稍大，“廟”之彎鉤稍小，“原”字之撇與“白小”連為一體，圓渾健勁。——此非規矩入巧，不滯不執，心與手皆圓通入妙者不能為之者也。震云先生，吾之老友也，其為人也，性情隨和，謙謙君子，樂于助人，樂于成人之美，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道盛德而至善，因之而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與中國詩經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騷體詩創作與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同行專家評議組專家等要職，有多部學術專著行世，古人云，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矣。今觀先生書法與其性情、人品、文章總相類也，相稱相合也，相得益彰也。震云先生，吾之好友也，因愛其人品，故及其書也，世之人有過河南屈原廟而觀其榜書匾額者，其信吾言之不誣也，若更有觀“屈原廟”三字而駐足，而頓首，而沉思，而想見屈原之為人，默然而泣，如屈子憂愁幽思怵心國難，而關心當今民間疾苦、關心中華民族復興者，則庶乎屈原之孤憤為不虛，震云兄之翰墨能警世也。

2013年2月23日寫于北京。電話：*** qidiaoshicai@126.com

第二篇：淺談近二十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淺談近二十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若以1984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并同時通過恢復或組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經營中國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相應領域的信貸與儲蓄業務，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等為起點，中國的金融領域的改革、發展和開放已經走過了23年里程。盡管到目前為止，市場化、現代化、規范化、開放性的金融體系還在形成和完善過程中，金融領域的改革、發展和開放的任務仍然艱巨，甚至在配合近30年來的整體改革開放和支撐超過9％的年均高速經濟增長中在金融領域累積了一些矛盾和風險，但中國金融在改革、發展和開放三個方面取得了不容否認的顯著成果。

一是建立起了系統完整的金融組織體系。過去很長時期內,中國的金融機構只有一家——中國人民銀行,它既承擔中央銀行任務又具體辦理大部分銀行業務。經過改革開放以后3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初步建立起了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宏觀調控,由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分業監管,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新型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并存,功能互補和協調發展的新的金融機構組織體系。可以說,世界上先進國家擁有的金融機構,我們大部分都建立了。金融機構不僅種類非常齊全,而且數量十分龐大,極大地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特別重要的是,除了政策性金融機構外,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基本都實行股份制,建立起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完全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進行嚴密管理,機構運作效率明顯改善,能夠更好地適應并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并且銀行業的產業組織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轉變。由高度集中的、單一的銀行金融機構轉變成多元的、專業化的銀行類金融機構體系。作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垂直型信貸資金管理體制，一切信用集中于國家銀行。隨著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這種單一的銀行體制已經被專業化的多元銀行機構體系所替代2006年底，銀行類金融機構已經達到21759家。其中，國有銀行4家，股份制銀行13家，城市商業銀行113家，農村合作銀行80家。這種多元的產業組織機構，不僅加強了金融服務的專業性，而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格局。

二是發展和創新了金融業務與金融手段，金融市場產品種類也在不斷創新。改革開放以后,在全球金融創新浪潮的帶動和現代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繼承、發展和創新了金融業務與金融手段。在金融業務方面,除了傳統的存貸款和結算業務,資產管理業務、證券投資業務、咨詢業務、代理業務、投資銀行業務等等幾乎一應俱全,種類非常豐富;除了期貨期權及其他衍生品業務稍弱一些,其他世界上存在的金融業務,國內基本上都擁有了。現在,自動存取款機隨處可見,網絡銀行、手機銀行、信用卡等等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金融服務手段實現了現代化和高級化。金融業務的拓展和金融手段的創新,極大地滿足了經濟社會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于此同時，金融市場的產品也在不斷地豐富，這主要體現在：

①依托銀行間市場大力發展直接融資。2005年以來，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按照市場化方向，在推動債券市場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減少行政審批，完善債券發行市場化機制；依托面向機構投資者的場外市場，發展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建立健全市場化約束機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用評級制度和風險分擔機制；成立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加強債券場外市場自律管理；大力加強托管結算、交易、清算等基礎設施建設。

②經過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債券市場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市場體系日益成型，已形成以銀行間場外市場為主、交易所場內市場為輔，場內外市場并存、分工合作、互通互聯的債券市場體系。產品品種日益豐富，順應市場需求的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地方政府債、匯金債等創新產品不斷涌現。市場參與主體不斷豐富。基礎制度不斷完善，較好維護了市場秩序、保護了各方權益。市場運行機制不斷健全，債券發行管理不斷優化，市場化定價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披露制度對相關主體的約束力持續強化。2010年前三季度，債券發行量（含央行票據）達8.1萬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172.7%。債券市場規模已躍居亞洲第二、世界第六。

③同業拆借市場和票據市場迅速發展。2007年7月，人民銀行頒布《同業拆借管理辦法》，此后同業拆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2010年前三季度，同業拆借市場累計成交20.3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20倍。2007年，人民銀行牽頭制定并在全國推廣統一的票據市場交易合同，票據市場交易標準化建設邁出重要一步。2010年前三季度，商業匯票累計簽發8.62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1.76倍，累計貼現18萬億元，較2005年同期增長2.8倍。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的迅速發展有利于金融機構加強流動性管理、滿足企業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提高了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益。④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加快發展。2005年以來，外匯市場產品日益豐富，交易系統不斷完善，初步構建了由柜臺零售市場和銀行間批發市場組成、多種交易方式并存、覆蓋即期、遠期和掉期等各類基礎外匯產品、價格聯動、分層有序的外匯市場體系。同時，黃金市場產品逐漸增多，參與主體持續擴大，服務體系日趨完善。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成交量達4613.89噸、成交額1.19萬億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593.1%和1458.7%。加快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發展對完善和豐富金融市場體系、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是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前30年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金融市場的概念是禁止的。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誰提“市場”概念,在政治上就會冒風險。1984年由20位碩士研究生提出“開放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金融市場”從而有了思想突破后,經濟理論界關于金融市場的議論逐漸增多,開放金融市場的一些方案和建議也由理論工作者分頭提了出來。理論先行,實踐緊跟,沒有多久,社會主義金融市場就在中國產生并發展了起來。到現在,不僅開放了金融市場,建立起了貨幣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等金融子市場,而且整個金融業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了。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金融機構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綜合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大幅提高。

①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和上海兩地成功上市。開發銀行已由政策性銀行改造成股份制商業銀行。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改革方案基本完成。農業發展銀行改革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啟動。積極配合財政部推進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改革，促進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改革平穩進行。通過改革，金融機構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日益完善，經營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性轉變，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資產質量大為改觀，盈利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顯著增強。2010年三季度末，工、農、中、建、交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11.6%、11.4%、11.7%、11.6%和12.5%，均較2005年末明顯提高；不良貸款率為1.15%、2.08%、1.10%、1.14%和1.22%，呈逐年下降趨勢。

②農村金融改革深入推進，農村金融服務水平逐步改善。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產權制度和內部機制改革穩步推進，歷史包袱初步化解，資產質量不斷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對2408個縣（市）農村信用社發行專項票據1699億元，對其中的2366個縣（市）農村信用社兌付專項票據1650億元，兌付進度達到97%。對新疆等四省（區）發放專項借款21億元。探索發展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截至2010年8月末，全國共組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334家，其中開業271家（村鎮銀行233家，貸款公司8家，農村資金互助社30家），各項貸款余額411.3億元，其中農戶貸款余額123.4億元。各地設立小額貸款公司2167家，注冊資本1356.33億元，貸款余額1438.04億元。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提高了農村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和運行效率，填補了農村金融服務空白，對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發揮了積極作用。

③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2004年10月，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實現“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十一五”以來，人民銀行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構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建立健全市場利率體系。2007年上海銀行間市場拆放利率（Shibor）正式運行并逐步確立在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中的基準地位。2008年10月以來，商業銀行利率自主定價空間進一步擴大。

五是金融業的國際化也得到極大提高。對外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近二十年來，我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始終堅持對外開放，努力提高國際化水平。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努力縮短與國際先進金融機構的差距，增強自身發展活力；通過對外開放，促進我國金融業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接受國際競爭的考驗，提高國際競爭力；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各類資本，壯大我國金融業的整體實力，增強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

①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加快，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取消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管理，進一步簡化結售匯審核程序，允許跨國公司在集團內部開展外匯資金運營，提高個人購匯總額，大力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逐步放寬資本管制，取消對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限制，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促進資本雙向流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7大類共40項資本項目交易中，除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仍嚴格管制外，其他項目已實現一定程度可兌換。在外匯儲備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不斷加強和改進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拓展多元化投資，確保外匯儲備資產總體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②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取得重大進展。2009年4月，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0年6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境外地域由港澳、東盟地區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國內試點地區擴大至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試點業務范圍包括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1970.8億元。同時，允許境外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港澳人民幣清算行和境外參加銀行使用依法獲得的人民幣資金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增加人民幣保值增值渠道；開展跨境項目人民幣融資和資本項目個案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穩步推進，順應了國內外市場的意愿，拓寬了境外人民幣資金的來源渠道，滿足了企業跨境業務多元化的需求，進一步密切和鞏固了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貿聯系

③國際和地區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國際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銀行積極貫徹落實國家總體決策部署，主動參與應對危機的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努力改善我經濟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相關準備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進國際金融組織治理、完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一攬子建議，為我參與國際社會危機救助與全球經濟金融結構治理、提高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做出了積極努力。正式加入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等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深度參與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討論和制定。推動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我國份額占比將升至6.394%，排名躍居第3位。加入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改革高層委員會，積極推動世界銀行治理改革。妥善應對國際社會提出的金融援助要求，先后簽署8份總規模為8035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積極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歐央行工作組等重大機制化活動，宣傳和闡釋我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改革，增信釋疑，營造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輿論氛圍。加強東亞金融合作，建立中日韓央行行長會議機制。推動成立總額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東亞地區的多邊救助機制從設想變為現實。與港澳和臺灣地區的金融合作進一步推進。

這些都說明了金融業的國際化得到極大提高。過去很長時期內,只有中國銀行設有境外金融機構,國內也沒有外資金融機構營業。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有了極大提高。不管是保險業,還是銀行業,我們既在源源不斷地“引進來”,也開始嘗試“走出去”了。國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開設的分支機構越來越多,業務規模越來越大;國內主要金融機構都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者,加強了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業務聯系。國內部分金融機構已成功境外上市,工商銀行、招商銀行、國開行等都已在境外開設分支機構,銀聯卡目前可以在幾十個國家和地區使用,這些都說明中國金融業已經開始進軍國際市場了,國際化程度有了大大提高。

六是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部門。1983年,國務院出臺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從此不再辦理針對企業和個人的信貸業務,成為專門從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政府機構，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相應領域的信貸和儲蓄業務等分解到組建和發展起來的專業銀行。在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進一步將中國人民銀行的首要職能確定為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從1994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即加快改革步伐，加強貨幣信貸集中管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集中行使貨幣發行權。總量調控權、基礎貨幣管理權、基準利率調節權；轉換其分支機構職能，改革總行內部機構；把貨幣供應量作為宏觀監控重要指標，逐步綜合采用多種調控手段；改革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監管力量等。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的生效,使得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中央銀行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其工作重點也轉向金融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中國人民銀行適應經濟金融的體制變革與快速發展,宏觀金融調控職能和調控手段不斷強化。當前,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金融政策,不僅對國民經濟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對世界經濟都會產生影響。貨幣政策的松緊,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重要目標。1997年組成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為中國人民銀行幣政策制定、實施的科學化提供重要保證。1998年l1月開始，改革原有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撤銷省級分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置9家分行，以便建立貨幣政策的區域性研究制度，強化金融監管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防范責任制，中國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職能正在逐步完善。“十一五”時期，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較快、各種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的局面，人民銀行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針對不同時期經濟金融運行特點，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合理把握貨幣政策的方向、重點和力度，既有效保持了幣值穩定，又促進了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同時，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建立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機制，提高金融體系整體抗風險能力。同時銀行和法律業加強立法，努力健全監管制度。在清理數千件有關銀行金融機構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核心的系列法律的頒布和修訂，為銀行業的依法監管和守法經營提供了依據。不僅如此，2003年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由其負責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同時，修改了《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和加強了中國人民銀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專業銀行通過建立和完善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和貸款責任制，逐步加強了自我約束機制和風險管理。1998年1月，對國有商業銀行取消了貸款限額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資產負債比例。

不可否認我國金融改革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和一些重大突破，并在宏觀調控、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金融體制的改革遠遠落后于實體經濟的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最終必將影響到實體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按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2006年我國金融業將全面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將以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科學的風險管理機制、高效的市場營銷機制以及雄厚的資本實力等優勢，與中資銀行展開全方位的競爭。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大問題

第一，金融體系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當前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從兩個方面得出初步判斷。

首先是儲蓄—投資轉化率。社會資金轉化為投資通常有三個途徑：一是通過銀行等金融中介以信貸資產形式發放給資金需求者；二是通過財政資金如國債的形式轉為投資；三是通過資本市場如股票、債券等形式轉為投資。在財政融資方面，盡管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已接近20%，但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指標30%—40%相比，仍相距甚遠，更何況財政支出具有很強的剛性，且大部分支出為非生產性支出。在證券融資方面，由于資本市場的不規范，近年來其占比更有明顯下降。由于上述兩個融資渠道相對較弱，銀行信貸仍然是我國儲蓄轉化為投資的主要途徑。從2000—2003年國內金融市場融資情況可以佐證以上的分析。2000年，貸款占國內金融市場融資總量的比例為69.7%，國債占比17.8%，企業債占比0.6%，股票占比12%；到2003年，貸款占比升至85.1%，企業債占比微升至1%，國債占比降至10%，股票占比降至3.9%。

根據人民銀行和西南財經大學聯合課題組的統計分析數據顯示，自1995年我國商業銀行首次出現存差約0.3萬億元以來，到2003年末存差已經擴大至4.9萬億元，大量資金沉淀在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未有效轉化為生產性資金。

另外，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涌入并存的現象存在，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國內金融資源的浪費，反映了儲蓄無法順利地轉化為投資。

其二是M2/GDP指標。大量的理論及實證研究表明，M2/GDP指標過高，通常反映出貨幣供應量超過經濟增長的實際需要，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不高。2003年末中國M2/GDP比率已經達到189%，2004年6月末上升到200%，遠遠超過一般國家100—150%的正常水平，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盡管這里面有貨幣化進程的因素，但M2/GDP這一指標的持續上升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信貸推動特征，而且信貸資產的運用效率趨于下降，不能不說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問題。

另外，國有商業銀行是我國銀行業的主體。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和績效可以說代表著我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績效。但是，按照英國《銀行家》雜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性1000家最大商業銀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財務數據，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按資產排名分別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按績效排名則分別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由此我們可以體會到，2006年我國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之時，外資銀行將于中資銀行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展開全面競爭，我國金融業所面臨的形勢是何等之嚴峻。

第二，融資結構扭曲，金融體系內風險向銀行集中。

目前我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嚴重失衡，我國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增加了銀行貸款風險，制約了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從國內金融市場整體融資結構來看，2003年國內金融機構新增貸款規模約為3萬億元，占融資總量的85%，而同期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5340億元，只占融資總量的15%。再進一步具體化，從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銀行貸款占企業融資的比例分別為75.9%、80.2%和85.1%，2004年第一季度上升到93.8%。可以看到間接融資占有絕對比重，融資結構嚴重失衡。

按照金融運行的一般規律，短期資金需求主要靠銀行貸款，即間接融資的辦法予以解決；長期資金的需求主要靠發行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方式來解決，這樣可以避免用短期資金來源解決長期資金需求的種種弊端和風險。然而，目前我國的現狀卻是，90%的長期資金需求都是通過商業銀行以間接融資渠道解決的。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資產來源又是以短期資金為主，從而產生了短存長貸引發的流動性問題，蘊藏著潛在的金融風險。

第三，直接融資體系內結構失調。

一是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發展不平衡。在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中，債券市場的融資規模通常是股票市場融資額的數十倍。我國的情況則相反，2002年末，中國GDP總值為10萬億元，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和企業債的未清償余額為35000億元，相當于GDP的35%。其中，企業債券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它的未清償額不到1000億，占GDP總額的比重不足1%。

與債券市場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迅速。自1991年開始，經過10多年的發展，我國股票市場的上市公司數量、市價總值、交易規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3年底，我國股票市場的市價總值4萬多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36%。股票市場融資相對于間接融資的比重在調整中也逐步上升，2004年第三季度這一比重達到了4.8%。

二是在債券市場中，企業債的發展嚴重滯后。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品種主要有國債、政策性金融債、特種金融債和企業債四大類。從1994年開始中國國債發行規模呈現跳躍式增長，2004年中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已近7000億元人民幣。同時，政策性金融債發行總額也呈快速增長態勢。2004年政策性金融債的發行總額已達到4298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中發行規模僅次于國債的券種。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10余年來，在多數年份中，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都不超過500億元。從2004年的情況看，截至2004年11月底，企業通過股票市場籌資1273億元，通過債券融資245億元，企業債券融資僅為股票融資規模的五分之一。

二、對策建議

第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實體經濟背景。

現代金融體系存在的基本價值就是積累資本，配置資本，資本的配置效率依賴于金融體系。但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不僅僅依賴于金融體系，它還更多地依賴于金融資源的主要使用者——國有企業的效率。國有企業承擔的過重的政策性負擔，使之在愈來愈市場化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舉步維艱，但無論如何，融入市場，加快自身的市場化步伐是國有企業的唯一選擇。

因此可以說，國有企業攻堅戰與我國金融體系建設是站在一條船上的難兄難弟，患難與共，禍福同享。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必須同時加快國有企業攻堅戰步伐，以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為條件和前提。

第二，以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化進程為核心，進一步完善金融產權制度。

完善我國的金融產權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要加快金融產權的多元化進程，允許各種投資主體投資金融產業，實現金融主體成分的多元化。無論是什么性質的產權主體控制金融，都要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失敗負責，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經營失敗成本轉嫁，即真正實現金融產權的完整化。只有把金融機構轉嫁失敗成本的路堵死了，金融機構的成本才是真正內在化的完全成本，預算約束才是真正的完全硬約束。

目前的一個著力點是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力度。核心是股權多元化。產權結構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制衡、有效約束的內部治理機制，將國有商業銀行還原為真正的金融企業，使其逐步建立靈活有效的經營機制，真正以利潤最大化或公司價值最大化為經營目標；同時，多元化的產權結構也有利于強化外部監督，促使各項制度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加快發展我國企業債券市場。

目前，加快發展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的關鍵，是盡快出臺2000年以來一直加緊修訂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放松一級市場管制。一是改審批制為核準制，并逐漸進步到注冊制。二是打破對發債主體的限制。三是放寬所募資金使用限制。四是實行企業債券利率市場化。五是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要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應該大力培育保險公司、商業銀行、養老基金、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以提高市場流動性，降低市場風險。

主要參考文獻：

楊英杰，2005：《當前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理論前沿》第七期。黃桂田，2007：《我國金融改革的成果與存在的問題》，《理論視野》第三期。王江，2000：《轉軌經濟中商業銀行制度變革與風險控制》，經濟科學出版社。周小川，2010：《“十一五”時期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成就》，人民銀行網站。

第三篇：二十年來乾嘉學派形成原因與學術分野研究綜述

二十年來乾嘉學派形成原因與學術分野研究綜述 胡凡

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形成的以經學為中心，涵蓋史學、文字、音韻、訓詁、歷史地理、天文歷算、金石樂律、校勘、辨偽、目錄、輯佚等各個學術領域，以重視實證、長于考據為宗旨和治學特征的乾嘉學派，無疑是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乾嘉學派進行了諸多研究，既有個案深入的探討，又有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筆者不揣淺陋，僅就近20年來關于乾嘉學派的形成原因和學術分野兩個方面的研究狀況作一綜述，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關于乾嘉學派形成原因的探討

對于80年代乾嘉學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狀況，趙永春已進行了總結，大致將其概括為如下幾種：其一，清廷高壓政策為主說。這是傳統看法，認為清朝統治者實行殘酷的民族高壓政策和反動的文化政策，屢興文字獄，迫使多數學者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頭于訓詁考據之中，最終形成乾嘉學派。其二，遠因近因說。遠因可以追溯到漢代學者的整理文獻典籍、中國史學的疑古傳統、宋明理學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據學的興起；近因既有學者怵于文網周密、大獄迭興等現實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來較長期安定繁榮的溫床，使學者能安然恬適地沉迷于故紙堆中。其三，康乾盛世為主說。認為文字獄與考據之間并無必然聯系，而康、雍、乾時期政治上的穩定統一、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統治者對封建學術文化的大力倡導是乾嘉學派產生并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產物。其四，歷史原因（遠因）為主說。具體有三點：第一，宋元以來的唯心主義理學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學人痛感空談誤國之害，轉為“經世致用”的學術工作，開啟了乾嘉學派之風。第二，宋學開創了疑古辨偽的風氣，為乾嘉學派所繼承。第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和數理邏輯方法給乾嘉學派輸入了新鮮血液。其五，封建學術內在矛盾為主說。認為穩定統一的政治環境、繁榮昌盛的經濟盛世、殘酷的文字獄政策和統治者的關心提倡，是乾嘉學派形成的外在條件，主要決定著學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學術內在矛盾的發展，即明代理學家繼承了歷代經學發展的弊端和不斷產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質變因素，這是乾嘉學派形成的內在根據，內因外因的統一乃是乾嘉學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討論中，先師李洵先生獨辟蹊徑，提出乾嘉學派產生的社會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將其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去考察，就會看到，無論中外，考據學派都是產生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階段中，本身應該是近世啟蒙運動的一部分。乾嘉時期的許多學者并非沉湎于故紙堆，而是為了社會改革才去考據的。[1]

進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討論的基礎上，學者們對乾嘉學派形成原因的認識又有深入的進展，具體表現為如下幾種觀點：

其一，多種因素說。漆永祥在《西北師大學報》1991年第2期發表了《乾嘉學術成因新探》一文，認為乾嘉學術的發達是多種因素所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數千年來文獻典籍訛謬相傳，非校勘不可卒讀；乾嘉學者以校理群籍、恢復傳統文化為己任，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從而構成乾嘉學術的特殊價值和人才主體；同時，這一時期小學、目錄、版本、校勘等學科的迅速發展以及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的學風、歸納推理的科學方法、深厚的家學師承淵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導致乾嘉學術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礎上，漆永祥博士學位論文《乾嘉考據學研究》，立足于“將乾嘉考據學視為既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較盛的一代學術，又是學術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動’的學術；將乾嘉考據學家視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學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茍活殘喘、無有靈魂的僵尸”[2]的觀點，以二章近6萬字的篇幅詳細論述了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學術內部嬗變規律的同時，兼顧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以及乾嘉學者自己言行的探尋，力圖得出合乎歷史事實的解釋”。[3]他認為考據學萌于先秦，成于兩漢，一盛于南京，再盛于清乾嘉時期。其次，他從古籍錯訛熾盛與學術文化日趨繁榮之間的矛盾進行分析，認為對傳世古籍進行大規模整理研究已成為一種客觀需求，勢在必行，這種客觀需求與乾嘉學者的自覺活動合而為一，遂成為乾嘉考據學發達的重要成因之一。第三，他分析了實事求是、學宗漢儒風氣的形成，認為對宋學貶斥與對漢學的提倡使民間學術界將此貫穿于治學及立身制行之始終，實事求是成為品量學術、評價時賢的主要標準與原則，并迅速向全國范圍彌漫開來。第四，他一反過去將乾嘉學者描繪成避禍茍活者的形象，通過對乾嘉學者積極入仕、反對歸隱，反對結社、卑棄講學，排斥釋道、反對享樂等積極心態及致用觀念的變化進行考察，認為乾嘉學者將正本清源、董理群籍作為自己終身的事業，在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上做出了極大的成就。第五，他分析了乾嘉時期的社會狀況，認為當時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繁榮的國內經濟以及清廷的“稽古佑文”的文化政策——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成為乾嘉學派形成的重要外部條件，遂使考據學達到全盛。第六，他對三種觀點進行了駁論，一是在乾嘉時期疑古辨偽之風逐漸走向了消歇，因而與乾嘉考據學的興盛并無必然因果聯系；二是認為西學方法對當時學者影響不大，且影響也僅限于天算學范圍之內，不可任意夸大而失實；三是清廷的禁書與文字獄，可以對乾嘉考據學起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乾嘉考據學的興盛，應該說與禁書和文字獄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

其二，內在邏輯說。1991年，由王戎笙總負責的《清代全史》出版，陳祖武為該書撰寫了學術文化部分。他認為，清初的批判理學思潮之所以能夠成為乾嘉漢學的先導，是為其自身的內容及其所反映的歷史特征所決定，這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對理學進行批判和總結，這對于打破幾個世紀以來理學對思想界的束縛具有積極意義，是一個進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對理學的批判又具有濃厚的法古傾向，他們用以批判理學的思想武器是較之理學更為古老的漢代經學，由此而導致知識界在方法論上逐漸拋棄宋明理學的哲學思辯，走向了樸實考經證史的途徑，從而為乾嘉學派的形成在理論思維上提供了內在邏輯依據。隨著歷史的發展，“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專制的加劇，批判理學思潮的上述兩方面特征都發生了地位的轉換，樸實考經證史最終成為其主要方面，而經世宗旨則繼響乏人”。于是中國儒學“只是以一次‘研究法的運動’，走向對傳統學術的全面整理和總結。迄于乾隆中葉，伴隨著封建國家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相對安定，考據學終于風靡朝野，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繼宋明理學之后的主要學術流派——清代漢學，即乾嘉學派”[4]。他在1992年出版的專著《清初學術思辯錄》中繼續申述了上述觀點，要求“從中國儒學自身發展的矛盾運動中去把握問題的本質”。[5]

其三，康乾盛世為主說。這是王俊義一直堅持的觀點，除了80年代已經發表的文章外，在1993年10月出版的他與黃愛平合著的專著《清代學術與文化》中，又作了深入的闡述。他指出：探索乾嘉學派產生興盛的原因，除了要考慮到明末清初為反王陽明學派導致的空疏學風，學術界逐漸由虛趨實，顧炎武等提出重調查、重考證的經世學風，一步步發展演變為乾嘉考據學這一學術思潮本身演變的內在規律外，還應更多地從物質經濟基礎中去尋找。當然，也要考慮到政治上的原因，需要聯系當時整個社會形勢，而不能只看到一點而不顧其他。他通過對康乾盛世社會狀況的分析，認為政治上的穩定統一為學術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經濟上的發展和繁榮為學術文化的興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而康、雍、乾等帝王從維護其統治地位出發，都比較自覺地倡導“稽古佑文”，“崇儒重道”，發展傳統的漢族文化；乾嘉學派之所以能蓬勃發展起來，正是由上述原因所促成。他批評了傳統的文字獄導致乾嘉學派產生的觀點，設問“如無康乾盛世時期雄厚的物質基礎，怎能編纂刻印《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那樣浩瀚的類書和叢書及各種通志、通典和通考？如無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乾嘉學者又怎能經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窮經’？應該說，康乾盛世是乾嘉學派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因和條件。從一定意義上說，如無康乾盛世，也就沒有根深葉茂的乾嘉學派。如果只從文字獄角度來說明乾嘉學派的風行，許多問題便難以作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解釋”[6]。

1995年，王俊義再次申明自己的康乾盛世為主說，批評傳統的文字獄導致乾嘉學派產生的觀點。與此同時，他還對陳祖武的內在邏輯說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這些學者提出的頗有道理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持康乾盛世產生乾嘉學派說論者之不足，不過他們也只是著重強調了從學術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去分析乾嘉學派的產生，而將所謂的外在因素視為可有可無、不足輕重的位置，乃至于僅是附帶提及而已，卻忽略了乾嘉學派產生的客觀基礎和時代性，難免有就思想論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至于對“康乾盛世”說的詰難，他也進行了辯駁：他承認各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究竟以什么樣的內容和形式加以表現，要以不同時代原有的學術思想資料為出發點，要與當時的學術思想發展趨勢相聯系，清代之前中國歷史上的各個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學（理學）向漢學（考據學）轉化的內在因素，當然不可能出現象乾嘉漢學那樣的考據學，其辯駁之點在于：不能由此進而推論康乾盛世不可能導致乾嘉學派的產生。“這是因為，當時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觀環境外，還存在著由宋學向漢學轉變的思想資料及其學術思想發展趨勢”。就此而論，明末清初出現的反理學思潮，無疑是乾嘉學派產生和形成的內在思想因素。王俊義在文中還談到自己的認識：“歷史上各種學術思潮的產生和勃興，往往是多種錯綜復雜的歷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探討乾嘉學派產生、形成及其走向興盛的原因時，只有客觀的、全面的將內、外在因素結合起來，并進行綜合的分析考察，才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只強調內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難免有顧此失彼之嫌；從多元性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看來是解決乾嘉學派成因問題的發展趨勢。”[7]

其四，遠因近因說。這一觀點由陳其泰繼續堅持，他在《乾嘉考據學風的形成及其文化意義》一文中分析了樸學盛行的學術背景和社會條件，認為“從學術文化發展的淵源說，乾嘉時期考證學的特殊繁榮有它的遠因和近因。”[8]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司馬光的《通鑒考異》、歐陽修、朱熹的辨偽之作等，即證明當時已開始出現考證的風氣，這是乾嘉樸學興起的遠因；清初顧炎武等人的重視，則是樸學興盛的近因。而康熙以后的時代，恰恰提供了這種趨勢得以發展的社會條件。至于清朝統治所起的作用，從好的方面說，康熙以后有較長時間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為學術工作提供了物質條件，從而成長起為數眾多的專門學者，競相著述。乾隆時開四庫館，修《一統志》、《續三通》、《清三通》、《會典》等大的文化舉措，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參與其事，對整理文獻起到提倡作用；從壞的方面說，是專制主義淫威的逼迫，使聰明才智之士堵死了關心現實政治的道路，只好轉向學術考證。再一個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乾隆年間學者喜談天文歷算形成風氣，戴震、錢大昕等都著有數學方面的著作，自然科學知識的滲透，有利于訓練和講求歸納、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

其五，其他觀點。路新生在《排拒佛釋：乾嘉考據學風形成的一個新視角》一文中開篇就援引錢穆和余英時的觀點，提出乾嘉考據學與宋明理學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這一點卻“為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所忽略”。同時又提出：“余氏在考校清代考據學風的形成時，僅僅著力于宋學內部‘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的影響，而對于援佛入儒和儒釋之爭這一制約清代考據學形成的思想史的‘內在理路’問題卻未置一詞，這就使余氏的論據顯得比較單薄，而錢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這一問題似也忽略未論，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9]。通過陽明后學援佛入儒之發展及其反動、資治與辟佛；東林學風轉軌的內在動力、棄虛蹈實；從清初的仇佛到乾嘉考據學的形成等三個層面的分析，他認為“清初士大夫社會的仇佛心理，在學術界蔓延的結果，便是佛氏連帶著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學思辯學風同時遭到了學術界的擯棄，而學風愈趨于實證”。“下逮于乾嘉年間，一般考據學家排斥佛氏的立場遂沿清初余波而起。如洪亮吉、武億、朱笥河、洪榜、阮元皆辟佛氏”。而他對這種排佛之風顯然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說：“看乾嘉時期的考據論文，枯澀干癟，既無活潑清新之文風，亦無高屋建瓴、沛然而下之氣勢，實與整個學術界缺乏理論思辯之素養大有關系焉！究其根源，則是因學術界囿于傳統的資治治學觀，鏟芟授佛入儒的心性之學所造成的。”

李嵐在《乾嘉學派成因再探》[10]一文中，力圖對乾嘉學派的形成原因作一個全面、系統的考察，她提出有下面幾個因素：

一、康乾盛世經濟上的繁榮，為乾嘉學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二、相對安定的社會，為乾嘉學派的形成提供了寬松的治學環境；

三、清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學派在欽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漸形成；

四、學術者（界）自身發展的歷史傳承性與開拓性；

五、個人對乾嘉學派形成的推動作用。

此外，于鵬翔又提出要從民族因素對乾嘉學派的形成進行考察。[11]

二、關于乾嘉學派內部分野的爭鳴

乾嘉學派內部派別的劃分，歷來有吳派、皖派之說，多數學者都承認此一分野劃自國學大師章炳麟。章氏在19世紀末出版的《虺書·清儒》中說：“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異也。”后來章氏將此書修訂再版，在戴震前加上江永之名，書名改為《檢論》。其后梁啟超出版《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書，立足于章炳麟的說法而又加以闡發，他說：“漢學派中也可以分出兩個支派：一曰吳派，二曰皖派。吳派以惠定宇（棟）為中心，以信古為標幟，我們叫他做‘純漢學’；皖派以戴東原（震）為中心，以求是為標幟，我們叫他做‘考證學’。[12]

自章炳麟、梁啟超二人提出吳、皖分野說之后，20世紀的史學家多沿此說，論述乾嘉學派必談吳派、皖派。如侯外廬著《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在其第十章第三節“十八世紀的專門漢學”中說：“專門漢學分為吳皖兩派：吳派以吳縣惠棟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為首。”[13]戴逸在其所著《漢學探析》一文中說道：“到了惠棟時（雍乾之際），一切條件才基本具備，才能構筑起‘漢學’的牢固陣地，形成和宋學分庭抗禮的局面。惠棟和他的友侶、學生都是江南人，被稱為清代漢學中的‘吳派’。與吳派并稱的是以戴震為主要代表的皖派。‘吳’和‘皖’都是地名，吳派學者大多是蘇南人，而皖派學者大多是安徽人。”[14]

其實，梁啟超雖也倡吳派、皖派分野說，但他并未局限于這兩派，在前引文之后他又說道：“此外尚有揚州一派，領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們研究的范圍，比較廣博。有浙東一派，領袖人物是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他們最大的貢獻在史學。”[15]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遂有吳派、皖派、揚州學派之說。張舜徽于50年代末著《清代揚州學記》，其中談到：“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吳學宗漢，其失在固，徽學雖實事求是，但不及稱舉大義，其失在偏。“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為通學，中正無弊，最為近之”。[16]柴德賡在其《史學叢考》中也說到：“乾隆時經學流派，吳、皖兩派之外，還有揚州一派，揚州派以王念孫為首，汪中等和之，各人有各人的成就。”[17]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乾嘉學派的研究日趨展開并逐漸深入，對吳派、皖派分野說又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經、史分野說。鄧瑞在《試論乾嘉考據》一文中提出：“從治學內容方面來看，乾嘉考據可分為‘治經’和‘治史’兩大類，各類又可分為若干學派。”[18]他將以考據方法研究經學的分為：1.蘇南學派：以治《尚書》和《春秋》為主要成就，包括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祖孫三代，惠棟弟子余蕭客、沈彤、還有王鳴盛，同時他把治今文經學的常州學者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也納入進來，還包括了顧棟高和張惠言。2.徽州學派：以治小學為主要成就，始于江永，后傳其學的有戴震、胡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及段的弟子陳奐、江沅，還包括程瑤田。3.蘇北學派：以研究小學及《左傳》等經書為其主要成就，人物有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江蘇儀征劉文淇、劉毓崧、劉壽曾祖孫三代，寶應的劉臺拱、寶楠、崧云以及陽湖孫星衍。4。晉學派：主要是以治《尚書》為主的閻若璩。5.浙學派：主要是以治《周禮》為主的孫詒讓。6.魯學派：有張爾歧以及桂馥。以考據法研究史學的被分為三派：以陽湖趙翼為代表的治學考據均以正史為依據的學派；以大名崔述為代表的疑古辨偽派；以嘉定錢大昕和王鳴盛為代表的博學派。

其二，吳派、皖派、揚州學派三派說。戴逸繼《漢學探析》之后，又將乾嘉學派分成了三派，他說：乾嘉漢學繼吳、皖兩派之后，“再下去是揚派，即揚州學派，阮元、焦循、王念孫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到了這批人手里，漢學發展到頂峰，并轉向衰落，他們的成就是非常大的”[19]。這是他比吳、皖兩分說的不同變化，但未作進一步的展開論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確提出吳、皖兩派之后還有一個揚州學派觀點的是王俊義。他在《青海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發表了《論乾嘉“揚州學派”》，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發表了《論乾嘉揚州學派的特色》，這兩篇文章著重強調要從群體上研究揚州學派，認為揚州學派是一個客觀存在，它以揚州地域為活動范圍，代表人物有王念孫、汪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作為乾嘉學派的一個分支，它繼承和發展了惠棟、戴震的考據之學，反映了乾嘉漢學由興盛走向衰落之際的時代特征，其學術特點是：將漢學推向高峰并取得總結成就；突破了傳注重圍，開拓了研究領域，使學術研究逐漸具有近代氣息；反對漢學的墨守門戶之見，具有發展變化思想和求實批判精神。在1993年出版的《清代學術與文化》中，除了論述吳派、皖派之外，王俊義還辟出專門章節論述乾嘉揚州學派，其結論認為“從乾嘉漢學分化出來的揚州學派，一方面繼承發展了乾嘉漢學；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漢學的局限和弊端，??實際上成為清代學術思想演變過程中從乾嘉漢學演變到龔、魏經世思潮的中間環節。這就是乾嘉揚州學派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20]。王俊義是乾嘉揚州學派存在的最強有力主張者。

其三，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說。漆永祥在其專著《乾嘉考據學研究》第四章，專門論述“乾嘉考據學派別”，他分析了前述諸家分派說的局限，認為：第一，吳、皖（或加上浙東、揚州）之分，不能反映師承淵源關系是判別學術派別的重要標志之一。他指出，學者對某一大師或親屬，或私淑，或受其影響而近其學，方可歸入一派，而皖與揚州之分，實為同一師承而強分為二，自亂其法；第二，各家分派不能準確反映學派特點。他指出，學派劃分最主要的依據不在師承、地域或其他標識，應以學派特色為主要劃分標準，而錢大昕在治學特點上明顯不同于惠、戴而自成一派；第三，吳皖兩分及其他諸說，都忽略了當時北方的考據學家，故諸家之分，尚有闕失；第四，以地名學并不為錯，名稱只是學派之代稱，故吳、皖之名下雖并不皆吳、皖之人也無可厚非，但不能過于強調地域特色對劃分學派的作用。從上述認識出發，他在認可惠、戴之分的前提下，將錢大昕從吳派析出獨為一派，將乾嘉考據學家分為惠、戴、錢三派。他的理由是：其一，將考據學家限制在“正統派”范圍之內。浙東學派如章學誠，今文學派如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辨偽學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因其學術宗旨與考據學派迥異，故排除在外。其二，學派劃分以學術特點為主，參考師承、地域等因素，并考慮到將當時北方學者各歸其所近之派。其三，揚派歸入戴派，揚州學者的通學是對戴派的發展而非異幟。其四，從惠派中析出錢大昕一派，因其學既不同惠，也不同戴，而自為一派之首。[21]到目前為止，這是學術界對乾嘉學派內部分野的最新劃分方法。

其四，否定乾嘉學派內部分野說。這一觀點以陳祖武、暴鴻昌和鮑國順先生（注：鮑國順的論文筆者未能見到，故敘述從略，謹致歉意。）為主要代表。當《清代全史》第六卷于1991年出版時，陳祖武已經在該書第六章第一節三“乾嘉學派分野”中說到：吳皖分野之說，雖然注意到惠、戴為學的差異，但卻忽略了其間的根本共性，未必符合歷史實際，而且“無形中掩蓋了學術演進的歷史軌跡”（23）。他認為惠棟、戴震之學不僅不是對立的學派，而且由惠學到戴學，實為乾嘉學派從形成到鼎盛的一個縮影。1992年，陳祖武又在《貴州社會科學》第7期發表《乾嘉學派吳皖分野說商榷》一文，分為“關于惠學和戴學”，“吳皖分野不足以賅括乾嘉學術”，“焦循與乾嘉學派的衰微”三個部分，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應從歷史實際出發，對各家學術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研究，其間既包括對眾多學者深入的個案探討，也包括對學術世家和地域學術的群體分析，將宏觀與微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庶幾能將乾嘉學派的研究引向深入。1994年，陳祖武在《文史知識》第9期又發表《乾嘉學術與乾嘉學派》一文，從治學的領域、學者的地理分布和學術演進的實際狀況三個方面再次提出商榷，認為以地域強分門戶，實有違歷史實際。

暴鴻昌的《乾嘉考據學流派辨析——吳派、皖派說質疑》發表于《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是他研究清代學術的一篇力作。他首先提出了學派劃分的標準，即學術以地域稱流派者，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該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方可以地名冠以學派；

（二）治學及學術風格迥然別于其他地域而自成特色，方可以派稱之；

（三）其獨特之學術風格，淵源流長，師承有緒，方可以流目之。可是乾嘉考據學的吳派、皖派皆不具備上述特征，如以地域而論，皖派學術中堅除戴震以外，多為皖外之人，四大弟子中三人為江蘇人，一人為山東人；如以治學宗旨與學術特色而論，乾嘉考據學者皆有共同的學術宗旨，認為吳派重考核、皖派重義理缺乏根據，頗失嚴密。乾嘉學者每個人都有其個人的治學特色，而這些特色又不是以地域區分的，即使同一地域的學者，也可以找出他們的相異之處，所以決不能以此作為劃分學派的根據；如以師承淵源而論，惠、戴后學皆互有借鑒和共鳴，以戴震的思想來說，在所謂的“皖派”中并無人師承，而卻與“吳派”學者取得共識。所以，乾嘉考據學者實乃同一個學派，不必強分“吳派”、“皖派”以及“揚州學派”。他把乾嘉學者們的治學風氣概括為：1.相互推崇。2.不立門戶、唯從所是。3.互為師友、相互影響、取長補短。正是由于有上述學風，才使乾嘉考據學營壘之內未能出現流派的分野。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清代乾嘉考據學自成流派，于內部無派可分。如強為之分，于事實不符，必牽強附會，為我們認識乾嘉考據學造成混亂。如果要對乾嘉時期眾多的考據學者及其著述進行區分以便研究的話，可以從他們研究的學科、方向、課題，也就是從他們的擅長和學術貢獻來區分，這要比以地域劃分所謂“吳派”、“皖派”、“揚州學派”于實際更貼切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王俊義對否定吳、皖分野說和揚州學派的觀點很不贊成，并在《關于乾嘉學派的成因及派別劃分之商榷》一文中作了駁論：首先，肯定吳、皖分派之說，并不否認乾嘉學派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也不會掩蓋其演進發展的歷史軌跡；其次，以吳派和皖派作惠棟和戴震為代表的學派的名稱僅是個代稱和概稱，既不能僅把是否屬于吳籍、皖籍人作為劃分吳派、皖派的唯一根據，也不能根據段玉裁、任大椿、孔廣森、王念孫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使得出吳、皖分派說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再者，以吳、皖分派以及對吳、皖兩派特點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獨創和首創，而是在乾嘉當時的學者中就已有類似的劃分和評價。根據史實，研究分析兩派的異同，總結各自的特點、成熟與不足、經驗和教訓，正是研究學術思想史的義不容辭的任務，也是深入推進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和途徑。事實上，如果要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漢學，似乎還可以從中劃分出其他派別來，如浙東學派、揚州學派、杭州學派等。

以上我們對乾嘉學派形成原因和學術分野的研究狀況作了純客觀的介紹，意在溝通學術信息、總結治學經驗、衡量是非得失、促進研究發展，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夠對您有所裨益。若有敘述不當之處，乃是筆者學術水平不夠所致，還望得到同行的教正。

（文章來源：《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3年02期）

------------------[1]趙永春著《乾嘉學派討論綜述》，載胡凡主編《中國歷史研究專題述評》，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又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8期。

[2]《乾嘉考據學研究》“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頁；112-113頁。

[3]《乾嘉考據學研究》“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頁；112-113頁。

[4]《清代全史》第六卷第六章第一節《乾嘉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70頁；375頁。

[5]《清初學術思辨錄·附錄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6]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頁；388頁。

[7]王俊義：《關于乾嘉學派的成因及派別劃分之商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3期。

[8]《文史知識》1995年第11期。[9]《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10]《柳州師專學報》2000年第4期。[11]于鵬翔：《論乾嘉學派形成中的民族因素》，《松遼學刊》1990年第3期。[1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3月版，第22頁。

[13]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頁。

[14]《清史研究集》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82年6月版，第11-20頁。

[1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3月版，第22頁。

[16]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第2頁。[17]柴德賡：《章實齋與汪容甫》，《史學叢考》第293頁。[18] 載《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19]戴逸：《論中國傳統文化·清代思潮》第323頁。[20] 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頁；388頁。

[21]《乾嘉考據學研究》“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頁；112-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