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冤案何以發生

冤案何以發生

人活著，好好的，就該有感恩之心。我已經活了60多年，既沒有死于戰亂，也沒有死于災難；既沒有染上不治的病癥，也沒有淪為冤獄的犧牲，我是應該感恩的。

今天，在這個新書發布會上，我要感謝的人就很多。首先，我要感謝那些冤錯案件的當事人，他們用自己的痛苦乃至生命，為我們演繹了如此慘烈的人生故事，為我們的研究提供內容豐富而且深刻的真實素材??

這些年，我國發現的冤錯案件中有一類是極具震撼力的，那就是亡者歸來的冤案。這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亡者為假，歸來為真，譬如湖北佘祥林案和湖南騰興善案。一種是亡者為真，歸來為假，譬如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與河北聶樹斌案。無論是真實版亡者歸來，還是虛幻版亡者歸來，它們都在追問一個問題：冤案何以發生？

誠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錯案責任都歸結到辦案人員身上，因為這些冤案暴露出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許多漏洞和缺陷。其實，從1995年的黑龍江石東玉到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從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到2010年的河南趙作海，從2013年的浙江張氏叔侄到2014年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這些冤案給我留下最為深刻的一個概念就是“復制”。這些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司法錯誤似乎都延循相同的模式，類似的人生悲劇在不同的執法和司法人員手中一次又一次被重復。因此，這不是或主要不是個人的錯誤，而是司法制度的錯誤。當然，制度也都是由人來執行或運轉的。我說是“制度之錯”，并不是說這些辦案人員都沒有責任，而是說在這樣制度下，制造冤案的人未必都是壞人和惡人。

在佘祥林案平反之后，我們就開始對刑事錯案問題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對一些典型冤案的全景式回顧，我發現，每一起冤錯案件的發生都是多種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而這些原因綜合反映出我國刑事司法中存在可能導致錯判的十大誤區。我在這本書中只列舉了這些誤區，如果進一步考察這些誤區形成原因，可以發現其中有些屬于制度或體制問題，有些則屬于觀念或意識問題。認知這些誤區，可以有的放矢地修補制度漏洞，使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我不愿意把制造冤案的人都說成壞蛋，但是有一個問題一直糾纏在我心間：那些辦案人――特別是進行刑訊的警察――當時是否知道或者意識到嫌疑人可能是無辜的人？我相信，在有些冤案中，辦案人員基于認識錯誤而沒有想到嫌疑人可能是無辜者，但是在有些冤案中，辦案人員當年可能已經認識到嫌疑人可能是無罪之人。譬如在杜培武案和念斌案中，如果杜培武和念斌后來的講述是真實的，那么審訊人員應該已經知道他們是在拿無辜者頂罪了。假如真是這樣，那會是人性中一種什么樣的惡？明明知道對方不是罪犯，卻還要用各種殘酷手段去折磨，去逼供！而且，他們應該知道，這樣入罪的結果可能就是死刑！

于是，聯想到呼格吉勒圖案中的真兇趙志紅，此人身材矮小，卻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我看到一段報道，在他奸殺一個女出租車司機之前，被害人懇求他，“你可以要錢，也可以要車，就是別要命”。然而，趙志紅還是殘忍地把她勒死了。這是極其邪惡的行為！那些明知無辜卻還要置人于死罪的辦案人員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人性之惡，恐怕與趙志紅相去不遠！

在冤案制造者中究竟有多少明知無辜也要入罪的人？對于這個問題，我沒有找到答案。現實生活中，有一些問題無法找到答案。

（此文是作者在“《亡者歸來――刑事司法十大誤區》新書發布會暨錯案預防研討會”的講述摘要。）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第二篇：法律保障嚴禁冤案錯案發生

2003年杭州發生一起強奸致死案，嫌疑人張高平、張輝叔侄分別被判死緩和15年徒刑。坐牢十年終見天日，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奸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在重審法庭上，張高平對法官們說了這樣一段話，今天你們是法官和檢察官，但是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法官和檢察官，如果要是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們的子孫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邊緣（見3月29日央視《新聞1+1》）。

張高平、張輝叔侄倆文化都不高，但是他們以吃盡了苦頭、流干了眼淚的十年冤獄經歷，得出了這樣一個令人警醒的結論：沒有法律保障，司法不公正，誰都有可能被冤枉，遭遇冤獄，甚至會被推到死刑的邊緣。此前發生的佘祥林案、趙振海案、聶樹斌案……就是現實旁證。

冤案得以平反，正義得以實現，天經地義。問題是這個正義缺席得太久了，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十年冤案，一朝平反，張氏叔侄重新獲得了自由和尊嚴，我們在為此慶幸的同時，應該深刻反思：冤案為何得以發生？目前，張氏叔侄冤案的真相還沒有公布于眾，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非法取證是制造冤案的真正“真兇”。其實，這個案子之所以當時導致錯判，就是在沒有任何物證和目擊證人的前提下，司法人員采取包括刑訊逼供等手段取得所謂的“證據”，僅憑孤立的口供，把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案件給辦成了所謂的“鐵案”。反思近年來冤假錯案的形成過程，最后都不難揪出刑訊逼供這一真正的“元兇”，而支撐刑訊逼供則是有罪推定、疑罪從有這個不散的陰魂。

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疑罪從無原則已成為明確的司法精神。但應當看到，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在一些司法人員頭腦里還根深蒂固。新修改的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做了很多具體的規定，問題在于，真正落實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措施和保障性條款，切實讓疑罪從無原則落到實處，最重要的還是要思想深入根除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在此前提下按照嚴格的法定程序進行審判活動，切實貫徹排除非法證據的原則，堅決遏制刑訊逼供現象。否則，冤案終將難以避免。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英國思想家培根在400多年前有一個其名的論斷：“一次不公正的判決，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然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一次犯罪僅僅是一次犯罪；而一次錯判，則必將動搖法律以及道德的準星，模糊人們的是非觀念，法令不彰，天下惶惶，損害社會的公平正義，而缺乏公平正義，必須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社會只能是一片混沌，殃及的是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乃至我們的子孫后代。

刑法以及刑事訴訟制度的功能，除了懲罰和打擊犯罪、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同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護無辜和維護人權。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總書記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落實這一要求，作為公平和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確保司法案件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真正實現每一個司法案件的公平正義，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篇：冤案賠償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冤案賠償，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毛立新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12月19日 02 版）

備受關注的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一案有了再審結果，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宣判，呼格吉勒圖無罪。相關負責人表示，該案符合申請國家賠償的條件，待呼格吉勒圖父母提出申請后，法院將立即啟動國家賠償程序。

呼格吉勒圖的父母能夠獲得多少國家賠償？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賠償大致包括以下幾項：一是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一職工年平均工資（2013年為52379元）的20倍，約為104萬余元；二是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即呼格吉勒圖的父母，還應當支付生活費，給付至其死亡時止，支付標準參照其戶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計算；三是精神撫慰金。前兩項比較明確，數額也相對確定，需要關注的是精神損害賠償這一塊，呼格吉勒圖本人已死亡，其父母能否獲得、獲得多少精神撫慰金？

關于國家賠償范圍中是否包括精神損害賠償，我國立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1994年頒布、1995年起實施《國家賠償法》，僅規定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權、財產權的國家侵權行為予以賠償，并未就精神損害賠償作出具體規定。2010年修訂《國家賠償法》，其中一個重大進步，就是增加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國家賠償制度。

修訂后的《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有本法第三條或者第十七條規定的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第三條或者第十七條規定的情形，也就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人身權的各種情形，包括違法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死亡的情形。由此把國家賠償的范圍擴大到精神損害賠償，此后平反的一系列冤錯案件，眾多當事人獲得了數額不等的精神撫慰金。

但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不同法院對適用條件和前提理解不一，賠償金額也千差萬別，從幾千元到上百萬元不等。為統一法律適用，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認定方法，規定了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的確定原則和上限下限，即原則上不超過依照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所確定的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根據上述規定，呼格吉勒圖案可能獲得的精神撫慰金數額最低為1000元，最多為36萬余元。但仍有一個問題需要探討：與浙江“張氏叔侄案”等案件的國家賠償不同，本案受害公民已死亡，誰有權提出精神損害賠償？首先，根據法理，人身權利具有專有性，在受害人死亡的情況下，精神損害賠償已經不能達到對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撫慰、補償目的，受害人的賠償請求權因此而消滅。

接下來的問題是，死者的繼承人和其他有撫養關系的親屬，是否有權申請精神損害賠償？從法條看，《國家賠償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受害的公民死亡的，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撫養關系的親屬有權要求賠償”，結合第三十五條關于國家賠償范圍的規定，可以得出結論，受害公民死亡的，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撫養關系的親屬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對于這種請求權的來源和性質，學理上有不同理解。有觀點認為，精神損害賠償在其本質上乃是屬于債權，并且具有財產性質，應當同其他財產一視同仁，得為繼承之標的，即親屬的這種權利來源于繼承。也有人持“繼承否定說”，認為精神損害賠償具有“人身專屬性”，親屬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系其固有的權利，而非繼承而來。

后一種理解更為合理。因為，根據精神損害賠償的原理，精神損害賠償權不能讓與和繼承，在受害公民死亡的情況下，其親屬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應理解為他們所固有的一種權利。這是因為，國家侵權行為不僅僅給受害公民帶來精神痛苦和損失，也會給其親屬帶來極大的精神痛苦，特別是受害公民已經被執行死刑的案件。這種精神損失和痛苦獨立存在，不應該被忽視或抹殺。

人死不能復生，雖然再多的賠償，都無法喚醒不可重生的生命，難以撫平死者親屬所遭受的痛苦。但我們仍然希望，法院能夠依法、盡快、足額地給予呼格吉勒圖的父母以賠償，這不僅是對死者和生者的一種告慰，也體現出國家及司法機關對冤獄應有的態度和擔當。

第四篇：“二張”冤案平反錄

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二張”冤案平反錄

“二張”冤案平反錄

2013年3月20日上午，在全國押犯規模最大的監獄――浙江喬司監獄，一間教室被布置成臨時法庭，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此再審張輝、張高平“兩張強奸殺人案”……六天后，當年作出重罪判決的浙江省高級法院宣判：張輝、張高平無罪。宣判后，浙江高院一位副院長出現在法庭，向二人表示了歉意。“二張”冤案得以平反，即刻震驚與轟動全國！

十年服刑再審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接報，當日上午10時許在西湖區留下鎮一水溝內發現一具女尸。公安機關偵查認定是安徽省歙縣張輝、張高平所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院以強奸罪分別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同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院二審分別改判張輝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張高平有期徒刑15年。

根據張輝父親張高發的再三申訴，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院立案復查，另行組成合議庭調閱案卷、查看審訊錄像，調查核實證據。復查合議庭幾次前往該案被害人安徽老家進行調查，前往新疆提審張輝、張高平，2013年1月將二人換押回杭州監獄，以便進一步提審核查。浙江省高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確有錯誤，決定再審。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高院在浙江省喬司監獄對張輝、張高平一案依法進行了不公開開庭審理（因涉及他人隱私）。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公開宣判，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審判決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據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

該案2004年4月杭州中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一審結束后，張輝、張高平“拼命”上訴。2004年10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分別改判張輝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張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隨后，二人被送往新疆服刑。在服刑期間，張高平

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一直為自己的案子申訴，他的申訴書足足可以裝滿一麻袋。2011年5月，張高平再次向石河子市檢察院監所科申訴，稱自己遭“陷害”。

綜合張輝父親張高發的申訴和新疆石河子市檢察院提供的材料，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立案復查后，另行組成合議庭調閱案卷、查看審訊錄像，調查核實有關證據。2012年7月，復查合議庭專程二次前往該案被害人安徽老家進行調查，8月前往新疆庫爾勒監獄、石河子監獄分別提審了張輝、張高平，并于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將張輝、張高平換押回杭州。2013年2月6日，經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確有錯誤，決定進行再審。

新的證據來自該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混合DNA，經過物證鑒定，該混合DNA與張輝、張高平均不符合。DNA查出了真兇。事實上，該案的辦案人員曾經通過媒體詳細描述了辦案過程。張輝、張高平兩人在審訊中曾多次翻供，警方不僅沒有在受害人身上找到與他們相吻合的物證，而是在死者指甲中發現了與涉案兩人無關的第三名男性的DNA。

3月26日，浙江高院的再審判決書中認定，因審訊錄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證程序存在不規范之處，原一、二審認定的主要證據不可作為定案證據。浙江省高院認為，“本案中的DNA鑒定結論與本案犯罪事實并無關聯”。

而事實上，早在2003年6月23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法醫學DNA檢驗報告》，所提取的被害人王冬八個指甲末端檢出混合DNA譜帶，可由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譜帶混合形成，但排除張輝、張高平與王冬混合形成。專案組在復查中發現，該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證，與2005年殺害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女生吳晶晶的出租車司機勾海峰相吻合。

勾海峰是吉林省汪清縣人，2005年1月8日晚7時30分許，勾海峰利用其駕駛出租汽車的便利，采用扼頸等手段將乘坐其出租汽車的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學生吳晶晶殺死，并竊取吳隨身攜帶的財物。2005年4月22日，勾海峰因犯故意殺人罪、盜竊罪被終審判處死刑，已于同年4月27日被執行死刑。

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將被害人八個指甲末端擦拭濾紙上分離出來一名男性的DNA分型與數據庫進行比對，發現與勾海峰DNA分型七個位點存在吻合的情況，該局將此結果送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再次進行鑒定，也得到了證實。專家定論：DNA鑒定客觀性強，準確率達99.99%。

在再審之前，浙江省高院走訪了王冬的家屬和生前的朋友，證實王冬與勾海峰根本不識，遇害前的兩個月里，更一直在親戚家居住，這進一步證明：指甲里面的成分可能就是最后也是最關鍵的證據。綜合2003年5月19日王冬被強奸致死一案的相關事實、證據，不能排除系勾海峰作案的可能。案子令人驚愕……

在國徽高懸的浙江省喬司監獄臨時法庭，張輝、張高平叔侄終于拿到了無罪判決書。這一天，他們整整等待了10年。此時此刻，叔侄倆百感交集，卻只化成一句話：“終于清白了！” 浙江省高院對此案的再審法庭上，出庭的檢察官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正義雖然遲到，但不會缺席。這句話聽上去很有哲理，用在現在這個時候也很合適。

張高平說，“再審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長跟我們講話，他也鞠躬，向我們兩個人道歉。”他說，今天是（陰歷）元月十五，團圓的日子，選這個日子，元月十五月亮圓。

叔侄以“強奸罪”入獄

時間追溯至2003年5月。5月18日晚九點多，安徽人張輝和叔叔張高平駕車送貨去上海，經人介紹，老鄉王冬的母親將女兒托付給去上海送貨的張輝、張高平叔侄，請他們順路將王冬從安徽西縣帶到杭州打工，因為是老鄉，王冬的父母也比較放心。當晚十二點，王冬的朋友接到了王冬快到杭州的電話，說她自己打的過來，不用朋友來接，沒想到這竟成為王冬打出的最后一個電話。

途經浙江省臨安市昌化鎮，次日凌晨1時30分到達杭州市天目山路汽車西站附近。王冬離開汽車西站后于2003年5月19日早晨被人殺害，爾后尸體被拋至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留泗路東穆塢村路段的路邊溪溝。

叔侄“二張”將王冬搭載到杭州后與其分手，隨后他們前往上海。第二天早晨王冬被害，她被人們發現赤身裸體死在一

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條馬路邊的水溝里，時年17歲的王冬命赴黃泉……母親知道后當場昏癱倒地。于是，一無所知而最后接觸王冬的張輝、張高平叔侄倆成為犯罪嫌疑最大的人。在上海返回途中，張輝、張高平叔侄被杭州警方攔截。

“當時主要的定罪證據就是被告人的有罪口供，但是叔侄兩個被告在關鍵作案細節上嚴重地不吻合。前往作案現場的行車路線說法不一；作案現場的車輛行駛停放情況不一。”作為當時“兩張強奸案”的辯護人，時任浙江大學法學院教師并兼任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律師的阮方民教授說，這根本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

阮方民說，當時一審中張輝當庭就提及刑訊逼供，在其后律師形成的辯護詞中也曾經要求調查并排除非法證據，但最后未果。

而非常關鍵的證據則被遺忘。案發后僅一個月，被害人――17歲的少女王冬的八個指甲末端，檢出混合DNA譜帶，可由死者和一名男性的DNA譜帶混合形成，但排除張氏叔侄與王冬混合形成的可能性。遺憾的是，二審法院認為：此證據與本案無關。在公安機關發現勾海峰DNA之前的2005年4月，在杭州監獄服刑的張高平看電視時，碰巧看到了勾海峰的案子，他當場高叫：“作案方式完全一樣，王冬也是他殺的吧？！”當看到電視里勾海峰過臨刑前最后一個生日時，張高平還在想：也許勾海峰會良心發現，把王冬案也供出來，張氏叔侄可得昭雪！他馬上向獄警報告了這個想法，卻沒有受到重視。

叔侄二人被判刑后，2005年8月張高平、張輝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監獄服刑。其間張高平一直喊冤，這引起石河子市檢察院檢察官張飚、魏剛等人重視。張飚他們分析案情后，一直堅持幫助申訴。他們的努力被輿論與公眾認為是叔侄冤案能夠平反的“催化劑”。

張飚說，2007年，我們檢察院監所部門到下面巡視，發現了他的冤情。

“我們監所檢察官有個任務，每個月都要參加監所的獄情通氣會，在會上，管教提出，有這么一個犯人，情緒比較反常，很激動，老向別人訴說冤情。他的情緒容易影響別的服刑人員的改造。他們希望檢察官能幫助做些工作。”張高平反常行為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我們發現，張高平這個人從來不要求減刑，符合減刑條件，他

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也不要求。他認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減刑。在監獄里，犯人見到我們，都要報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從來不報告。他一直是這樣一個狀態。張高平的情況讓我們既好奇又吃驚。”張飚說。

一開始，張飚主要從維護監獄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談話。去的次數多了，張高平就經常在他們面前申訴冤情。“接觸一多，我發現他跟別人不一樣。別人也有喊冤的，做些安撫就平息了。但是他還是堅持。”面對張高平聲淚俱下的申訴，張飚動心了。收到申訴材料之后，剛開始就是向有關部門用“機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沒有消息。“張高平就很著急，每次碰到我們就要問。”

2008年，《民主與法制》發了篇文章，說的是河南一起兇殺案，后來平反了，提到一個證人叫袁連芳。正好張高平案里也有證人叫袁連芳。張飚等就非常重視了，認為“兩張”平反的可能性較大，就把有關情況向院里匯報。“我給浙江方面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還是比較欠缺。”2010年12月張飚將臨退休，然而當時案子還是等待狀態，沒有實質性地進展。他就以個人名義，向浙江高院寫信，主要想引起浙江高院的重視，憑個人的努力再督促一下……

2011年11月22日，張氏叔侄已經服刑八年，杭州市公安局在全國“清網”行動接近尾聲時，再次比對DNA時，發現另一宗案件的罪犯、已經伏法六年的勾海峰是其所有者。這引起了浙江警方的高度重視。

時間雖然過去了10年，但畢竟冤案被糾正了，而且是在可能的“真兇”已經死亡情形下被糾正的，這尤其顯得難能可貴。事實上，即便到這起冤案被糾后，法庭也沒有認定真正的“兇手”是誰，因為，這位可能認定的“真兇”已經槍決了，而且，其他證據也不可能完整地證實是他所為。但這并不要緊，重要的是，無論“真兇”有無露面，或者“真兇”是否死亡，現有的證據無法證實張高平、張輝犯有殺人罪，或者換一句話說，只要證實他們殺人罪的證據不足，他們就是無罪的。浙江一名法律界資深人士說。

《刑事訴訟法》也賦予法院作出兩種無罪判決的權力，一種是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另一種是證據不足，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所以，法院重審認定張高平、張輝犯有殺人罪證據不足，無須查清誰是“真兇”，就可以作出無罪判決。

浙江高院新聞發言人唐學兵在回答記者時說：原判認定原審被告人張輝、張高平強奸的事實，主要依據兩原審被告人有罪供述與現場勘查筆錄、尸體檢驗報告反映的情況基本相符來定案。經再審庭審查明，公安機關審訊張輝、張高平的筆錄和錄像及相關證據證明，偵查人員在審訊過程中存在對犯罪嫌疑人不在規定的羈押場所關押、審訊的情形；公安機關提供的張輝首次有罪供述的審訊錄像不完整；張輝、張高平指認現場的錄像鏡頭切換頻繁，指認現場的見證人未起到見證作用；從同監犯獲取及印證原審被告人有罪供述等偵查程序和行為不規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機關存在以非法方法搜集證據的情形，張輝、張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認現場筆錄等證據，依法應予排除，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繼于浙江省高院之后，浙江省檢察院也很快發出了聲音，3月27日他們在官方網站上公布了省人民檢察院依法糾正一起九年前錯案，其中稱在該案的再審過程中，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立足檢察職能，本著有錯必糾、實事求是的原則，積極推動法院再審立案，配合法院庭審，終使這起錯案得以糾正。

“二張”平反后的深思

2012年3月26日中午，在五名家人的陪同下，張氏叔侄走下法院特派的中巴車，來到杭州某酒店，十多位從安徽歙縣老家趕來的親友正在門口迎接，張高平笑著和大家打招呼：“其他還好，就是耳朵有一只聽不到聲音了。”侄子張輝跟在后面，只是微笑，一言不發。

由于在浙江省高院領導的陪同，張家人顯得有些拘謹，只是簇擁著這兩位曾經“消失”十年的親人往里走，誰也不提“那里面”的事情，但依舊有幾個家人不斷提醒：“先回房間洗個澡！”而張高平顯得十分興奮。“我們無罪釋放啦！”他曾一度振臂高呼。

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廳針對張輝張高平冤案作出表態，向當事人及家屬致歉，并提出要調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關執法問題。浙江省公安廳表示，這起錯案的發生，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作為刑事訴

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

訟活動中的一個環節，是有責任的，我們深感痛心，對當事人及家屬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廳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關部門，認真做好相關執法問題的調查，做到有錯必糾，有責必查，絕不掩蓋、絕不袒護。

根據我國國家賠償法，“對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要依法給予國家賠償。”2012年，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的賠償標準，具體數額為每日162.65元。“這樣算下來大概就是六七十萬元左右。”浙江漢鼎律師事務所律師嚴華豐說。

張輝、張高平“兩張”叔侄冤案平反已塵埃落定，但留給了人們沉重的深思。在再審法庭上，公訴機關提出三個觀點：一，此案是錯案；二，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有不規范使用偵查人物的情況，有訊問、羈押地點不合法的情況，有對犯罪嫌疑人實施長時間審訊甚至毆打的情節，但是還不構成刑訊逼供。同時，公安機關取得的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新證據的出現，不排除有第三人作案的嫌疑；三，綜合原有證據和新證據，張氏叔侄強奸殺人罪不成立，應宣告無罪。

在重審的法庭上，張高平最后說了這樣一段話：今天你們是法官和檢察官，但是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法官和檢察官，如果要是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們的子孫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邊緣。他的話讓全場陷入沉默……

讓歷史記住這一冤案，但愿不再重演！

編輯：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最新【精品】范文

第五篇：驚天冤案反映材料

關于宜昌市政法委機關領導與宜化集團腐敗分子相互勾結指使猇亭區公安分局刑警濫用職權、制造冤假錯案掩飾挪用貪污國家公款利用帳外資金非法謀利犯罪的

反 映 材 料

我是一名執業律師，曾經于2002年狀告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安部長***，現出于一個法律工作者的良知，不得不對湖北省宜昌市政法委和猇亭區公安分局與宜化集團腐敗分子相互勾結、濫用職權，非法干涉和插手經濟糾紛制造冤假錯案，企圖掩蓋宜化集團腐敗分子貪污挪用國家公款犯罪問題進行反映，目的是懲治違法分子和腐敗分子，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習總書記的正確領導下，加速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讓法治的天平不向掌握國家權力的腐敗分子錯誤傾斜！清潔國家機關體膚！

一、案件起因：

王政昌等人因在海南省海口市籌建“華爾安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王政昌與黃子山于2013年7月2日在北京簽訂借款1個億的合同，2013年7月5日與黃子山重新約定了口頭合同，將借款1個億改為借款4000萬，利息2%。2013年7月8日，黃子山從其個人卡上匯到王政昌卡上4000萬元。2013年7月12日王政昌在海南省海口市投資的“華爾安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3年7月29 日和8月2日王政昌在北京償還了黃子山300萬元本金和預付40萬元利息。2013年9月初，王政昌應黃子山的要求，同意以新還舊的方式先以北京立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名義再借黃子山款 4000萬，之后王政昌立馬歸還向黃子山2013年7月5日的借款4000萬元，通過華夏銀行打入又打出完成了以新還舊，同時等于王政昌預付了黃子山300萬元利息，新款借用到2013年年終。2013年7月28 日由于王政昌償還欠王素梅借款4800萬元，將華爾安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投資的股權轉還給了王素梅4000萬元。2013年10月8日黃子山給王政昌打電話說他的上級要求收回欠款或利息上漲一倍，王政昌講如有必要可以與其上級面談，黃子山掛斷電話。2013年10月11日左右，黃子山到了王政昌公司財務處核對了一次賬，黃子山寫了欠他3700萬元，利息為“4.5%”，比約定好的高一倍。2013年12月27日，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在報紙上公告注銷，其財務審計報告：無債權債務，2014年2月12日在工商局注銷終結。而3月11日猇亭區公安分局卻說將扣押的3700萬元給了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此時該公司已經注銷，且經審計無債權債務，為何要給一個已經沒有債權債務的注銷公司？！該款到底給了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34條的規定，應當由人民法院判決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作出處理。猇亭區公安分局有何依據處分該款呢？！

二、猇亭區公安分局濫用職權的違法行為

1、非法管轄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十五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機關管轄。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更為適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假設王政昌涉嫌合同詐騙案，王政昌的所謂的犯罪地不是宜昌市猇亭區，居住地也不是猇亭區，猇亭區公安局絕對沒有管轄權。2013年7月2日，王政昌與黃子山等人在北京市簽訂了借款一個億的合同，合同的簽訂地是在北京市，用款行為發生在海南省海口市，假設王政昌涉嫌合同詐騙案，那么其所謂的犯罪地是北京市或海口市，與宜昌市猇亭區無任何關聯，按此享有管轄權的只能是北京市公安機 關或者海口市公安機關。王政昌居住地是北京市平谷區亦不是猇亭區，按照居住地管轄是北京市公安機關有管轄權。所以假設王政昌涉嫌合同詐騙罪，不管是依據犯罪地管轄還是居住地管轄，猇亭區公安分局均無權進行管轄。猇亭區公安分局純粹是惡意進行非法管轄，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掩飾隱瞞宜化集團腐敗分子貪污、挪用國家資金的違法違紀行為！2014年8月20 日，猇亭區人民法院向宜昌市人民檢察院發出（2014）鄂猇亭刑初字第00018號退卷函，告知宜昌市猇亭區人民檢察院關于被告人王政昌合同詐騙抽逃出資一案，因本案本院無權管轄，將該案退回。很顯然猇亭區人民檢察院對該案沒有管轄權，那么此案的偵查機關猇亭區公安分局對該案同樣沒有管轄權。若猇亭區公安分局有管轄權，猇亭區人民法院就應有管轄權，不會發出（2014）鄂猇亭刑初字第00018號退卷函。但是猇亭區公安分局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其違法行為，而是向宜昌市政法委個別腐敗領導報告繼續操縱此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2014年11月6日，宜昌市政法委個別腐敗領導，給非法經營和非法執法團伙作保護傘，召開了公檢法三家協調會，針對王政昌所謂的合同詐騙案，要求法院違法指定管轄，并作出對王政昌作出有罪判決的指示意見。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解釋的規定，指定管轄是在發生管轄權爭議時才由上一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假設王政昌涉嫌合同詐騙罪、抽逃出資罪，那么享有管轄權的是北京市或海口市的人民法院，即使發生管轄權爭議，他們的上一級也不是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無權進行指定管轄。是否有罪是要人民法院依法判決，根本不能根據指示意見作出判決。宜昌市政法委個別腐敗領導為了包庇宜化集團挪用和貪污國家財物的腐敗分子，不惜濫用職權，嚴重的粗暴干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

2、插手經濟糾紛、包庇犯罪分子

猇亭區公安分局刑警濫用職權、插手經濟糾紛，嚴重侵 害了王政昌的合法權益。王政昌與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沒有簽訂過任何合同，沒有與該公司發生過任何關系。王政昌與黃子山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發生糾紛，本應該通過協商或民事訴訟等方式解決，但王政昌卻被宜昌市猇亭區公安分局以涉嫌合同詐騙罪非法拘留關押，強迫正在履約的王政昌提前還款，且是要求王政昌還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款，王政昌與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未簽訂過合同，更沒有其他業務來往，為何猇亭區公安分局要逼迫王政昌償還對其不享有任何債權的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款？假設王政昌與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之間有借貸關系，也是雙方之間的經濟糾紛，更何況王政昌與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無任何關系，王政昌根本不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這就是問題所在，因夷陵區公安分局此前在查處其他案件中發現宜化集團領導挪用和貪污公款的事實，并匯報給了市政法委領導，但該市政法委個別領導為了包庇、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不讓查處！而黃子山此案涉及資金又是被宜化集團挪用、貪污用來放利的賬外資金，為了防止東窗事發，才又指使猇亭區公安分局用這種濫用職權的手段插手經濟糾紛。再者王政昌與黃子山之間發生的是經濟糾紛，是民事行為，根本不涉嫌刑事犯罪，猇亭區公安分局為了達到其保護非法經濟集團宜化福瑞鑫盛投資有限公司的不法目的，濫用國家賦予的權力，強行對王政昌進行拘留關押，編造犯罪事實，意圖使王政昌受到刑事制裁，自己不但非法獲利，而且掩蓋了宜化集團與宜昌市政法委有關領導狼狽為奸、共同挪用、貪污宜化（國家）資金的犯罪行為，其行為就是濫用職權、為包庇犯罪分子而插手經濟糾紛。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為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公安部早就出臺過《關于嚴禁越權干預經濟糾紛的通知》、《關于嚴禁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違法抓人的通知》及《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等通知，三令五申強調嚴禁插手經濟糾紛，糾正辦理經濟案件 中的各種違法行為和不正之風。因此，請對猇亭區公安分局插手經濟糾紛的違法違紀行為和有關領導的腐敗行為依法進行處理。

3、刑訊逼供

2013年11月9日至2013年11月10日凌晨，王政昌被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一路押至猇亭區公安分局院內，在猇亭區公安分局訊問室，猇亭區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員對王政昌進行刑訊逼供，致使王政昌骶尾部軟組織損傷、骨關節炎、骨質疏松癥、失眠等疾病，使其身心遭受嚴重侵害，精神遭受重大損害。猇亭區公安分局的行為已經嚴重觸犯了《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014年5月23日，猇亭區人民檢察院在沒有詢問調查案情下，以猇亭區公安局編造的起訴意見書起訴王政昌犯合同詐騙罪，起訴后的5月25日和5月27 日才去看守所詢問詳情，對王政昌受到猇亭區公安分局工作人員刑訊逼供的投訴置之不理。猇亭區人民檢察院的行為觸犯了《刑事訴法法》第五十五條（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4、非法取證

2013年10月16日，宜昌市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去了王政昌北京立高大廈辦公處，當時王政昌沒有在公司，正在外辦事，公司張興副總等人進行了接見，并說明了業務情 況。而后猇亭區公安分局馮小車馮隊長用手機短信方式警告王政昌在規定時間內去見他。王政昌見馮小車作風惡略，鄭重的給馮小車回了短信：“正常經濟業務，定合同在北京，用款在海南，與宜昌公安有何關系。”王政昌讓公司法律顧問李珍去見了馮小車，并說明了業務情況。2013年11月9日中午，王政昌在去八大處的路上被北京海淀區西山派出所配合宜昌猇亭區公安分局給其戴上手銬拘留到西山派出所，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讓王政昌在涉嫌合同詐騙拘留證上簽字，王政昌拒簽和表示抗議，猇亭區公安分局就給其戴上腳銬，后押上一輛面包式的車，王政昌還見到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給了西山派出所人員一沓百元現金，西山派出所人員幾次推拒后收款。顯然，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沒有合法理由對王政昌進行拘留，否則沒有必要給西山派出所送錢，他們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與西山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官官勾結嚴重侵犯了王政昌的合法權益。

2013年11月9日至2013年11月10日凌晨左右，王政昌被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一路押至猇亭區公安分局院內，在專用面包汽車上，一路王政昌未能睡覺和吃飯，在猇亭區公安分局訊問室，猇亭區公安分局人員對王政昌進行了刑訊逼供，問王政昌借宜化集團宜化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款項，王政昌如實回答，其未來過宜昌，未與宜化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簽過借款合同等事實。2013年11月10日凌晨左右，在猇亭區公安分局訊問完畢后，押到一醫院做了體檢后押至宜昌市第一看守所關押。王政昌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關押時，多次被提審，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多次誘供騙供和蓄意、蓄謀編寫筆錄，讓王政昌多次抗議和糾正。2014年2月以馮小車為首的猇亭區公安分局刑警帶著擬好的《取保候審決定書》到廊坊，要求王素梅按照他們的意見做筆錄，并且交出2700萬元資金，否則就將王素梅刑事拘留，按他們的要求做還可以釋放王素梅的弟弟王智輝（王智輝因在王政昌與黃子山的借款合同中以保證人身份簽了 字，亦被猇亭區公安分局刑警非法關押于宜昌市第一看守所），無奈王素梅在這些人的威逼、脅迫下，只得在擬好的詢問筆錄上簽了字。

現經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宜昌中刑終字第00119號刑事裁定維持了宜昌市猇亭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猇亭刑初字第00040號王政昌無罪的刑事判決，并已發生法律效力。雖然法院判決王政昌無罪，已經終審生效，但猇亭區公安分局與某些別有用心的腐敗分子仍做垂死掙扎，仍繼續千方百計、費盡心機的搜羅王政昌所謂的“犯罪”證據，意圖掩飾其濫用職權違法違紀的犯罪事實。猇亭區公安分局公安人員上述一系列取證行為嚴重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解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應接受法律的制裁。

綜合以上事實，宜化集團貪污腐敗分子存在挪用國家公款、貪污腐敗的犯罪事實，宜昌市政法委在領導崗位上的個別腐敗分子與其相互勾結，為了掩蓋更大的犯罪集團，才導演了這幕猇亭區公安分局違法插手經濟糾紛濫用職權的鬧劇。這里面存在著更加特別重大的違法違紀行為，應引起各級領導的充分重視，請上級領導責令有關職能機關依法迅速進行查處！

河北恩為律師事務所律師：萬文戰

聯系電話：*** 2016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