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獻綜述

國內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獻綜述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論作為在公共管理研究領域出現的一種新的理論，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治理革命”的產物，它是以自主治理為基礎，以多個權力中心或服務中心并存為特征的理論形態。盡管多中心治理理論引入我國的時間還不長，還存在不足之處，但許多學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為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多中心治理；自主治理；文獻綜述

自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一股政府改革浪潮，掀起了所謂的“治理革命”，后來又逐漸波及世界其他地區，與全球化、現代性重建和公民社會復興一樣，都是當今人類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多中心治理理論，作為“治理革命”的重要理論基石，是當前學術界一個熱點，也是在理論上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諸多學者都做出了積極探索，本文就多中心治理理論誕生以來，國內學者們所做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做簡要的回顧，以期描述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前景。

一、對多中心治理內涵的概述

多中心治理是個復合概念，由于提出時間有先后之分，而就其本質而言，多中心和治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內涵，所以對它們分別進行解釋。

（一）多中心的內涵

“多中心”（Polycentrity）概念，最早是由邁克爾·博蘭尼1951年在《自由的邏輯》（The Logic of Liberty）一書中提出來的，此后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博蘭尼區分了社會的兩種秩序：一是指揮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他引進“多中心”一詞是為了證明自發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闡明社會管理可能性的限度。“多中心性”在博蘭尼的文章中是“負重(六邊形)框架上各頂點的相互移動”,這樣的相互適應移動狀態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將若干要素排列為多中心的任務就叫多中心任務(polycentric task)。

在博蘭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發現社會秩序的特征的一個詞匯，而經過奧斯特洛姆等人的闡述和發展。“多中心”一詞已成為一種思維方式和理論框架，更成為公共物品的生產與公共事務的治理模式之一。他們通過對局部公共事務(如警察服務、池塘資源管理)治理的自組織機制，以及公共經濟生產與消費屬性的多年實 1

證研究，運用制度理性選擇學派的觀點提出多中心理論。該理論認為私有化均不是公共事務治理的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案，應當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尋求新的路徑。該理論提出，通過社群組織自發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結構、以多中心為基礎的新的“多層級政府安排”(具有權力分散和交迭管轄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論壇以及多樣化的制度與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對集體行動中機會主義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續發展。

（二）治理的內涵

治理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5世紀，當時候的法國就有人開始使用“gournance”來表示治理，但在當時，人們還沒有對其做理論上的分析。“治理理論”的理論研究源于美國學者列維特在1973年首先提出“第三部門”的概念，隨著理論的發展，他的這個概念被美國學術界接受，以后被頻繁使用。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市民社會”理論在西方學術界興盛起來。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一詞，此后“治理”便廣泛地被用于政治發展研究中，特別是被用來描述后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狀況。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特別是政治學家和政治社會學家，對治理做出了許多新的界定。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羅西瑙在其代表作《沒有政府統治的治理》和《21世紀的治理》等文章中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

法國著名學者皮埃爾·卡藍默認為，“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機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別關注事物的實際運行，最初是關系到社會對權力的機制和代表機構及對一個社會的構成的認識；之后是對程序的運行詳情，對公務員和公民之間的關系的現實，對有關各方結合與否的合作形式，對社會組織成為公司、共同體、協會的方式的認識。”他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歐洲對治理的理解，體現了與美國不同的特征。

研究治理理論的權威格里·斯托克總結了治理理論研究的幾種主要的觀點，主要包括：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治理意味著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存在著界線和責任方面的模糊性；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治理意味著辦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僅限于政府的權力，不限于政府的發號施令或動用權威。此外，羅茨、庫伊曼和范·弗利埃特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概念。

二、國內對多中心治理理論研究狀況

（一）對理論的介紹

1、對多中心和治理理論的研究

我國的一些學者相繼翻譯了邁克爾·博蘭尼的《自由的邏輯》、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邁克爾·麥金尼斯的《多中心治理體制與地方公共經濟》、詹姆斯·羅西瑙的《沒有政府的治理》和蓋伊·彼得斯的《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等多中心治理的代表性著作，介紹了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基本內容，為多中心治理理論傳入我國，并促使其研究在我國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王興倫（2005）通過梳理國外學者對多中心理論的解釋，經過改造和加工之后，提出了自己對多中心的理解，他的解釋比較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也通俗易懂。他指出，多中心是指多個權力中心和組織機制治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它涉及到廣泛的公共領域,在公共治理中主要指生產的多中心和治理體制的多中心。在多中心治理機制中,需要借助多樣化權力和政府單位,以解決不同范圍的公共治理問題。

孔繁斌（2008）在介紹和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論方面，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他編著的《公共性的再生產: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機制建構》一書，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從建構主義視角出發，在協調宏大的知識學抱負和微觀的規范分析努力中，廣泛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采取謙虛的詮釋學姿態，以“規則、場域、角色”為主要觀測點，建構了一個多中心治理的系統分析框架。其中，圍繞“相互承認的法權”、“相互承諾的信任”、“相互尊重的管制”三條交疊互補的線索，對多中心治理機制所作的深度分析，堪稱本書對國內相關研究給予的實質性推進。

范曉娜（2007）認為，“治理”理論的提出為研究“多中心治理”奠定了理論基礎，追求更廣闊的空間全球治理的實現。建立治理型政府，政府和市民社會互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治理”已經成為世界趨勢。不管是“治理理論”、還是“多中心理論”，都是超越公私二元對立思維的種種理論探索，它們面對政府在財政、管理和信任的全面危機，在這個“自由主義的終結”和“政治的終結”同時并存的時代，重新反思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重新探索整合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治理之道。

2、對善治的研究

俞可平(2000)密切關注“公民社會”理論的發展，他概括提出了實現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達到“善治”，即“善治”理論。“善治”實際上是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與民的過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3

是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

俞可平（2000）援引了一位法國銀行家對善治的解釋，指出，善治的構成有以下四個要素：“（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別是這一切都必須通過司法獨立、亦即法治來實現；（2）公共機構正確而公正地管理公共開支，亦即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3）政治領導人對其行為向人民負責，亦即實行職責和責任制；（4）信息靈通，便于全體公民了解情況，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接著，他綜合各家在善治問題上的觀點，概括了善治的六個基本要素，它們分別是：（1）合法性；（2）透明性；（3）責任性；（4）法治；（5）回應；（6）有效。他認為，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從某個小范圍的社群來看，可以沒有政府的統治，但是不能沒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賴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

（二）多中心治理理論的研究視角

（三）對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應用研究

任何理論的任務都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多中心理論同樣也是為了回應“治理革命”背景下社會實踐對全新理論的呼喚，所以，多中心治理理論的研究，最終也要回歸到實踐中去。在這方面，理論界也做了很多有意義的探索，研究者們把多中心治理理論與區域合作治理、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和基礎設施建設、高等教育改革等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見解。

1、多中心治理理論與區域合作治理

臧乃康（2006）探討了多中心治理理論對長三角區域公共治理合作機制的重要意義。他認為，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存在著多種悖論與矛盾：利益主體多元與經濟一體化的悖論,行政區分割與經濟一體化的悖論,績效評估價值與經濟一體化的悖論,多中心體制與合作協調的悖論等。以集權的官僚政府組織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離事物邏輯,而企業和民間自發、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經濟要素的流動會全面推動長三角區域公共治理合作機制的建立。這就要求創新區域公共合作關系、建立區域公共政策協調機制、明確區域公共治理合作主體、優化區域政府績效評估體系。

李金龍、周宏騫、史文力（2008）研究了多中心治理視角下的長株潭區域合作治 4

理狀況，他們從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論述了長株潭區域合作治理結構的四個要素,分別是：多元的治理主體、多維的權力向度、混合的治理機制以及多中心的制度設計。接著又討論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要實現長株潭區域合作治理的路徑依賴：體制轉換和機制創新。

2、多中心治理理論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

宋敏（2006）探討了多中心理論視角下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他指出，西方國家公共物品供給的多中心理論為研究我國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體制提供了新思路，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困境的合理選擇是構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多中心體制。孫莉莉、孫遠太（2007）在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基礎上，指出了我國農村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他們認為，國外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或將成為中國農村公共事物走出治理困境的現實選擇。

應珊艷（2008）提出，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過程中，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她認為，建立互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加強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配合，是解決農村基礎設施問題的合理選擇。

3、多中心治理理論與高等教育

龍獻忠（2006）分析了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內涵、必要性和意義，他指出，推行多中心治理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趨勢。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為公眾提供多個選擇高等教育的機會,避免高等教育產品或服務提供的不足或過量,促進高等教育服務提供競爭市場的形成以及提高高等教育決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優化了高等教育發展環境,促進了教育中介組織的發展。

甘永濤（2007）研究了從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轉變過程中，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徑和模式，以及對我國的啟示。他認為，新公共管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論，是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兩種不同的理論基礎，這兩種理論對高等教育領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由此也得出我國可資借鑒的一些經驗。

三、小結

自從多中心治理理論傳入我國以來，就一直是理論熱點，受到了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很多人都在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盡管學者們的研究視角和分析路徑各異，但是都為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當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對多中心治理的內涵還沒有統一認識，雖然學者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結合了中國的實際，但這種結合是不緊密的，多數學者還停留在對理論的介紹方面，未能建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框架，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本土化任務還很艱巨。而且，現在的研究缺少理論對話，5

沒有回應，基本上都是各持自家之言，自說自話，這也是急待改進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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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邁克爾·麥金尼斯.多中心體制與地方公共經濟[M].毛壽龍譯.上海三聯書店.2000

4、（法）皮埃爾·卡藍默.破碎的民主：試論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

5、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產：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機制建構[M].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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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臧乃康.多中心理論與長三角區域公共治理合作機制[J].中國行政管理.2006(5)

10、李金龍、周宏騫、史文力.多中心治理視角下的長株潭區域合作治理[J].經濟地理.2008(3)

11、宋敏.論多中心理論視角下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J].經濟縱橫.2006(8)

12、孫莉莉、孫遠太.多中心治理：中國農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國發展.2007(2)

13、應珊艷.農村基礎設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J].浙江經濟.2008(24)

14、龍獻忠.高等教育的多中心治理：內涵、必要性和意義[J].江蘇高教.2006(6)

15、甘永濤.從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兼容與超越——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徑、模式與啟示[J].中國高教研究.2007(5)

第二篇：治理理論適用于中國研究的文獻綜述

治理理論適用于中國研究的文獻綜述

[摘 要]治理理論是上世紀80年代在西方國家興起的一種全新的理論，它的共起主要是為了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所帶采的社會問題。在我國進行市場經濟體瓤改革的適程中，也存在著在政府和市場失靈的地方，治理理論是解決我們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可資借鑒的一種比較先進的理論。但是，我們在運用它時奔面臨著一系列問題。所以，我們要努力解決這些阿題，從而為應用治理理論創造備件。

[關鍵詞]社會管理；政府管理；治理理論；服務型政府

一、治理理論產生的背景及動因

西方經濟衰退的大環境是治理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20世紀60年代后期西方國家出現了滯漲的局面；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達到了新的高峰，經濟發展不穩定，福利國家的職能擴張，政府財政赤字嚴重，經濟建設投資乏力；80年代，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經濟開始普遍衰退。這種不景氣的經濟環境激發了人們對公共部門的規模和績效、對巨大的公共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的關注。由此，人們不得不對傳統的管理模式進行反思。

在西方國家，人們對公共部門旨在提高政府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方面所應擔當的角色的新認識，迫使政府對原有的公共部門管理進行改革。在許多國家。政府和公民越來越認識到：在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方面，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應當角色互補。私營企業長期處在競爭的環境中，為了在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它的組織結構、管理技術和方法等不斷革新，以便提高生產率和服務質量，贏得更多的顧客。私人企業這種管理機制、革新精神及其較好的改革成果無疑對政府和公共部門形成了示范效應，給其施加了改革的壓力。

世界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和公民社會的壯大是治理理論產生的重要因素。隨著各國民主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公共部門逐漸意識到其權威的社會根源性，還權于社會、還權于公民成為政治改革的趨向。人們的主體地位得到肯定和關注，民眾參政議政的民主意識也隨之強化。人們日益增長對政府的監督意識，迫使公共部 1 門進行改革以完善自身。而社會利益的分化組合也需要公民社會的參與治理。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對立為特征的傳統管理模式逐漸被擯棄。

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對推動治理理論的產生起了革命性作用。一方面，它使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傳播更為便利，縮短了政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相對距離，導致了所謂的“魚缸效應”——政府和公共部門的活動就像魚缸中的金魚一樣無時無刻不受到公眾的審視和評判．從而加強了彼此之間的回應性和依賴性。另一方面，信息技術也增強了公民和社會在信息和知識方面的占有量，從而揭掉了政府部門的神秘面紗，削弱了傳統政府的優勢地位，對傳統的垂直型單向度的權力運作模式提出了挑戰，使得以參與管理、民主管理為核心的治理模式成為現實。

全球化趨勢的發展成為治理理論產生的重要誘因。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產生了重大影響，國家主權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國家日益受到像鉗子一樣上下壓力的夾攻，有一些力量試圖把政治權力從民族國家向下轉移到次國家的區域和集團中去。有一些力量則試圖把權力從國家向上轉移到跨國性的機構和組織中去，從而對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戰。全球化改變了政府的運作環境，各國不同程度地出現在傳統的政治理論架構下管理能力的不足與弱化，人們開始對傳統的國家理論進行反思，對傳統的官僚體制進行質疑，一種有著普遍適用性、全球化性質的公共行政理論應時而生。

二、國內外的研究比較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家賦予了“治理”一詞新的含義，其涵蓋的范圍已遠遠超出了傳統的經典意義。“治理”與“統治”是兩個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治理”源于“統治”，又發展于“統治”，其基本內涵也在與“統治”的比較中得到深化和確證。

英語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與“統治”（Government）有共同的詞根“Govern”，這兩個概念彼此曾長期交叉使用。但相比之下，“統治”是政治學中常用的政治術語，主要指依靠國家權力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是民主制度以前管理社會的主要方式。自從人類社會進入民主時代以后，專制時代依賴權力來統治社會的辦法已經不能適應社 會發展的需要，“治理”概念才逐漸走進社會管理括動之中，主要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并首先在發達國家推行。就目前而言，盡管“治理”一詞已經被廣泛使用于社會公共管理領域，但隨著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及研究的深入和細化，其基本涵義至今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全球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詹姆斯·N·羅西瑞指出：治理與政府統治不是同義語，它們之間有著重大區別。他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換句話說，與政府統治相比，治理的內涵更加豐富。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機制。根據治理理論學者格里·斯托克的概括，到目前為止，對“治理”的理解共有五種主要觀點：一是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二是治理意味著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存在著界限和責任方面的模糊性。三是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四是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網絡。五是治理意味著辦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權力，不限于政府的發號施令或運用權威。

國內學者也關注對“治理”的研究。有學者指出：治理一詞的基本涵義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管理過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也有學者在對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問題進行分析后，將龐雜的治理理論體系集中地闡述為政府管理、公民社會、合作網絡三種途徑，并提出：治理就是對合作網絡的管理，又可稱為網絡管理或網絡治理，指的是為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

三、治理理論的基本內容

“治理就是對合作網絡的管理。又可稱為網絡管理或網絡治理，指的是為了 實現或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公共行政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治理理論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共治。政府要不斷創新管理方法和手段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它強調管理對象的參與，認為無論是公共機構還是私人機構，只要得到大多數公眾的認可，就是其所屬層面或所在范圍的社會權力中心。

四、治理的內涵及其特征

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治理是個人和制度、公共和私營部門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各種方法的綜合。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中，沖突或多元利益能夠相互調適并能采取合作行動。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安排。

世界銀行的定義：治理是在管理一國經濟和社會資源中行使權力的方式。治理的內容主要有：構建政治管理系統；為了推進發展而在管理一國經濟和社會資源中運用權威的過程；政府制定、執行政策以及承擔相應職能的能力。

聯合國開發署的定義：治理是行使經濟、政治和行政的權威來管理一國所有層次上的事務。它包括機制、過程和制度。公民及其各類組織在這個過程中表達利益、行使合法權利、承擔其義務以及彌補他們之間的差異。

羅茨R Rhodes)認為：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有序統治的條件已經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他還列舉了行政學界關于治理的六種涵義：(1)作為最小國家的管理活動的治理。它指的是國家削減公共開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導、控制和監督企業行為的組織體制；(3)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將市場的激勵機制和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4)作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強調效率、法治、責任的公共服務體系；(5)作為社會——控制體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合作與互動；(6)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與互利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絡。

權威機構“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5年發表的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 的研究報告中，把治理界定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從治理概念的基本含義和治理理論所強調的重點來看，治理理論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治理理論認為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機構包括社會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眾的認可就可以成為社會權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因此治理意味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

第二，治理過程的互動性。傳統的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治理在強調國家與社會合作的過程中，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以及確立共同的目標等方式來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第三，治理范圍的廣泛性。治理模式不同于傳統的以領土為界的民族國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對象要寬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權威主體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國界的民間組織，所以治理的范圍既可以是特定領土界限內的民族國家，也可以是超越國家領土界限的國際領域。

第四，治理的有效性。這主要是指治理把企業運作模式引入政府機構，按企業模式重塑政府。治理強調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視管理的績效，把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長的雙向思考之中。因此，“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為當前各國政府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了。

五、治理理論的適用條件

治理理論作為一種處于后工業社會的西方國家新近興起的一種社會管理理論及模式，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其他國家，它的作用的發揮都是需要以一定的條件為基礎的。這些基礎性條件包括經濟上的、機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以 及理論上的等等。

(一)從運作機制上講，運用治理理論需要以“信任——服務——合作”為特征的社會合作管理機制

在統治型、管理型和服務型這三種社會治理模式下，存在三種社會治理的機制：以“權威——依附——遵從”為特征的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下的權力機制；以“契約——控制——服從”及“競爭——管理——協作”為特征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下的契約機制；以“信任——服務——合作”為特征的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下的合作機制。當代治理的實踐形態不同于“中心——邊緣”結構的傳統社會治理。它的運行機制是“從權力的物理形態和他律的法律形態轉向主體的公共倫理形態”。因為當代治理理論是一種多中心的治理，它強調的是政府部門和其他治理主體共享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在這個治理結構中沒有權力依附關系，所以治理面臨著將脫離民族國家統治秩序的治理主體組合進一個問題共同體的問題，而這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多個治理主體間的政治認同。治理主體間的政治認同對于主體間確立游戲規則，治理權責的分配，公民自治價值的形成，主體間關系的重構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政治認同的建立需要以相互承諾的信任基礎。所以，政府和非政府之間應該是一種以信任為基礎，以服務社會為目的的合作關系，那么其治理機制也必然是一種合作政治模式。

(二)從治理結構上來講，運用治理理論需要獨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門與有限的、服務型政府共享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

既然治理是各行動主體通過互動、反思，共同制定社會政策，履行管理責任的一種社會管理模式。那么治理的結構就應該是由有限政府和獨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門構成。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良好治理的過程就是還政于民的過程，或者是治理民主化的過程。治理民主化內在的要求對政府進行改革，削減凱恩斯主義政府所擁有的無限的政治經濟權力，建立起一個服務型政府，將削減的政治經濟權力下放給第三部門、私營部門和公民個人，而政府只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應的消除者、市場秩序的維護者等角色。除了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在權力上進行再分配以外，非政府部門還必須在經濟上、組織上、人事上等取得獨立，這是非政府部門行使權力的一個前提。另外，為了提高治理能力，非政府部門還必須健全其組織體系和各種組織制度，從而更好地承擔起治理的責任。

6(三)從制度環境上來講，運用治理理論需要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來保障

詹姆斯·N·羅西瑙在《沒有政府的治理》一書中指出：“不同于統治只依賴于正式的規則體系，治理不僅依賴于正式的規則體系，也依賴于非正式的規則體系，而且更依賴于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規則體系。”制度可以理解為人類交往的規則和規則體系，它分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是通過人的理性設計出來的，它往往與強制力相聯系；而非正式制度是從人的經驗中演變而來的。統治是一種“中心一邊緣”的治理模式，在這里政府是中心，其他的行動主體都是依賴于政府的，它們沒有自主性，沒有自治的權力。在這種模式中，政府只要通過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可以處理并不復雜的公共事務，并維持這種治理結構。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利益變得日益多元，公共事務也隨之變得越來越復雜，有時還涉及到倫理問題，例如公共物品的提供，階層的共治等問題。這時僅靠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經無法處理所有的公共事務了，因為正式的制度無法消除機會主義，無法處理倫理問題。這時就要求助于非正式制度，運用其道德、倫理、輿論上的力量去避免和處理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無法處理的問題。因此，只有當各種各樣的制度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和諧整體，它們才能有效地形成秩序，一方面抑制人際交往中的機會主義，另一方面提升制度體系的公信力。

(四)從權責分配的角度來講，運用治理理論需要合理分配各行動主體問的權責

多中心的治理不同于“中心一邊緣”結構下的社會治理，它要求的是各個行動主體之間密切配合，協同治理。在多中心的治理結構下，這些行動主體都有自己的權力和責任。但是治理要順利地開展下去，最終實現善治的目標，就必須將治理建立在治理主體之間權責的合理分配的基礎之上。如果它們的權責分配不清楚或者不合理，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就會陷入這樣的一種困境：有的行動主體擁有很大的治理權力，但是卻承擔很小的責任；而其他的行動主體雖然治理權力很小，但是卻承擔了很大的責任。結果就是權大責小的治理主體可以不顧資源的浪費，不顧其他行動主體的利益得失，不顧社會倫理地開展活動；相反，權小責大卻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患得患失。最終，治理結構中的平衡會被打破，多中心的治理又會重新倒回到“中心一邊緣”治理。所以，治理需要各行動主體在理論上 7 和實踐中合理地分配權責。

六、當代中國在運用治理理論時所面臨的困難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并未得到徹底的改革

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初，為解決我國所面臨的內外困境而借鑒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建立起來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化的、層級控制嚴格的一種政治經濟模式。這種政治經濟模式在社會主義初期的建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為社會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隨著政治經濟發展的深入，這種政治經濟模式的弊端也日漸暴露。這種模式下，政府參與市場生產，控制社會發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低，市場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終結果是經濟得不到發展，社會活力不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二)非政府部門不夠獨立，在一定程度上還依賴于政府部門，還不能夠擔負其治理責任

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非政府部門尤其是一些非政府公共組織，例如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民辦非企業組織等，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這些非政府組織在財政上依賴政府的撥款，在組織上依照政府的組織體系進行活動，在管理上依賴政府的指令，其領導人大部分也是由政府指派，其活動的內容大多也是政府的政治任務。這樣的非政府部門是無法承擔其治理的任務，社會治理結構仍然是一種“中心一邊緣”結構。

(三)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契約精神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平等自由的契約精神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傳統的臣民意識、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平均主義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影響著人們對政治的參與。要培養理智審慎的政治文化、個人獨立自由的精神，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四)各行動主體之間還缺乏政治認同，治理所需的社會合作機制還未形成 長期以來，政府都處于社會的中心地位，并運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強制力進行社會管理。雖然政府一直宣稱其公共性，但這只是政府為了挽救其合法性危機而在策略上的調整，政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自己的利益。政府處于自己利益的考慮，它是不愿意將自己的權力分配給其他的行動主體的，因為這樣政府的利 益有可能受到損害，更談不上對其他行動主體的政治認同了。

七、在中國運用治理理論的對策研究

雖然，我們國家在運用治理理論時還面臨著很多的困難，且還有一些適用條件不夠成熟。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隨著我們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完善、社會的不斷發展與成熟、制度的不斷健全以及市民社會的不斷成長，治理理論的適用條件會逐漸在我們國家具備、成熟。所以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以為治理理論的在中國應用創造條件。

(一)政府要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科學界定其職能范圍

治理理論的基本要求以及某些國家成功實現向治理模式轉變的經驗都表明，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規范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是進行治理變革的基礎。所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科學界定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提升政府職能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成為我國進行治理變革的當務之急。所以，我國政府要按照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化政府、責任性政府的要求有步驟地進行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大力減少政府行政性審批事項。在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到“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服務型政府，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和社會中介組織分開，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不斷地向市場、企業、社會及公民放權、分責，放棄不必要的生產職能。將具有排他性的產品以合同外包、特許經營等方式交給市場和企業去生產；加緊對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改革，逐步理順它們與政府的關系；還要加大基層民主的建設力度。而政府只成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外在效應的消除者、收入與財產的再分配者、市場秩序的維護者。

(二)要加強培養非政府部門的獨立意識與能力

上面提到了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調整，這其實就是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需要非政府部門承擔起更多的責任。但是，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國家的非政府組織還比較弱小，長期以來是依賴政府而存在，缺少獨立發展的意識與能力。所以，面對治理理論所要求的政府與社會共同承擔社會治理任務的要求，它們難免會感到力不從心。所以，我們應該著力加強培養非政府部門的 獨立意識與能力。如何培養，筆者認為，首先必須用完善的法律法規來保障非政府部門的地位，將其權利與義務制度化，使其在承接政府轉移的治理功能的過程中有法可依。其次，要在組織、財政、人事方面放松對非政府部門的管制，使其能夠獨立按照自己的訴求與方式進行工作，而不是依賴于政府的行政指令。最后，就是要加強對非政府部門管理層的培養，增強他們的工作能力，從而更有效地、獨立地領導非政府部門進行治理工作。當然，這過程中一定要循序漸進，否則就會造成治理職能的缺位。

(三)要逐漸建構起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合作機制

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合作機制是治理的基礎，因為治理的過程就是各行動主體之間圍繞著公共利益或者是集團利益就公共政策而展開的一種互動，這種互動其實就是一種協商民主。但是，目前我們國家的這種社會合作機制還有待完善，政府對于其他行動主體而言依然是掌握統治權力的唯一合法主體。所以，這種情況必須不斷地改變，建構起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合作機制。這種合作機制的建構，首先必須以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雙方之間的政治認同為基礎。而這種認同又必須以制度化的職能界定為前提。所以，我們必須先要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的治理職能用制度界定清楚，避免雙方出現治理權限上的沖突與不信任。然后在這樣前提下，改變以往的工作方式，以協商代替指令，以主動代替服從。其次，還要建構起一種交流、協商機制，使雙方在這種機制中能夠相互交流信息，就公共利益或者各自的利益展開協商，討論治理的方案。從而使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合作機制在這種交流、協商機制中慢慢地建構起來。

(四)要不斷完善各種正式、非正式制度

對于治理而言，它需要的不僅是正式的制度，更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以及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混合。因為它們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解決交易成本和市場不完全性的問題”，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和確保合理的行為預期。如前所述，正式的制度來自于人的理性設計，主要指的是法律法規；非正式制度來自于人的習慣和經驗，主要是一些規范性的行為準則。在正式制度層面，我們首先要不斷地推動法制化進程，繼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且按照時代的要求不斷地進行制度變遷，使制度更加地貼近時代的要求。尤其是我們要在推動治理轉型的制度上加大建設和變遷力度。從而在不同層面構建新的治理模式，界定各行為主體的權限、責任，10 建立主體間的互動機制等進行原則上或者是具體的規定。而對于非正式制度，則需要政府部門不斷向服務型、法治型政府演進，非政府部門獨立認識與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后，公民社會日漸強大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機制建構的過程中以社會契約、道德準則等形式進行潛移默化地養成。當這些制度逐步具備時，我們在應用治理理論時就有了制度的保障了。

八、結語

治理理論是有別于統治模式的一門新興的社會管理模式，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提出了除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條社會管理道路，其理念已經開始應用于西方福利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也有其一定的適用性。但是對它的借鑒，要建立在對國情充分考慮的基礎之上。因為，我們應用它的一些條件還不具備。但是，從長遠來看，只要能夠科學界定政府職能，培育出具有獨立意識與能力的非政府部門，建立起以信任為基礎的合作機制，完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理論就可以在中國得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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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司治理相關文獻綜述

《公司治理機制理論研究文獻綜述》-鄭志剛

公司治理機制是解決現代公司由于控制權和所有權分離所導致的代理問題的各種機制的總稱,它既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徑、產品和要素市場競爭、公司控制權市場、職業關注等外部控制系統,同時包括激勵合約設計、董事會、大股東治理、債務融資等內部控制系統。研究意義

公司治理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資金的提供者按時收回投資并獲得合理的回報。它構成建立在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現代公司制度運行的核心。對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顯然對于提高中國現代公司的治理效率,從而最終推進企業改革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外部控制系統

外部控制系統指的是盡管機制的實際實施超出了公司資源計劃的范圍,仍然可以用來實現公司治理目標的各種公司治理機制總稱,它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徑、產品和要素市場競爭、公司控制權市場、聲譽市場等。1.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徑

①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徑在公司治理機制中處于基礎性地位。

②此外,政治因素的考慮對一國法律的制定產生深刻的影響。由于對于大多數國家的法律而言,對雇員的保護與對投資者的保護負相關,因而,法律規定是謀求高投資者保護程度的企業家與謀求高雇員保護程度的雇員的政治妥協。

③公司治理體系的不同更多的是意識形態的因素,而不是單純由經濟因素造成的。

2.產品和要素市場競爭

①產品(要素)市場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改善整體經濟效率十分強大的力量,同時,它在公司治理方面也發揮重要作用

②產品和要素市場的監督力量對于新的和存在因量經濟租或準租的活動而言十分微弱。3.公司控制權市場

所謂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是指建立在現代放熟的資本市場的有效運作基礎之上,通過包括公司舞管、杠桿收購以及公司重組等在內的公司戰略而實現的公司資產控制權力轉移的各種市場行為的總稱。這里的接管包括兼并、敵意和友好要約收購以及代理權競爭等。

接管實際發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接管者能夠戰勝目標公司經理人的“反接管”措施。

對接管的主要批評是,接管的收益來自享受的稅收優惠、與原公司經理人、雇員終止合同,以及非效率的資本市場在價值評估中的錯誤

對以接管為代表的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爭論表明,公司控制權市場單獨同樣不是一個約束經理人的有效機制。4.聲譽市場與職業關注

市場交換的經濟范式的一個隱含假設是,存在一個政府來定義產權,并執行合約。即使不存在第三方,聲譽或品牌作為私人機制,同樣可以向當事人提供履行合約的激勵。職業關注所提供的隱性激勵不僅適用于經理人,同時適用于董事。風險的規避與折舊成為市場約束激勵的能力的限制。因此,對未來職業的關注可能既是有利的,同時,也可能是有害的,這要取決于企業與個人利益的協調程度。

二、內部控制系統

內部控制系統指的是機制的設計或實施在一個企業的資源計劃范圍內,用來實現企業的公司治理目標的各種公司治理機制的總稱。它包括激勵合約設計、董事會(外部董事)、大股東治理、債務融資等。1.激勵合約設計

激勵合約設計的基礎是,與經理人行為正相關的業績衡量必須在法律上是可證實的,或者僅僅是可觀察,但投資者存在可置信的威脅或承諾來采取必要的行動。一個可行的激勵合約通常受到經理人的風險態度以及激勵所采取的補償形式等方面的影響。在設計激勵合約時,要同時考慮正式和關系性合約的收益和成本。設計激勵合約需要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當經理人的努力是多維,且對經理人績效的衡量不完備時,如何協調不同激勵方向的沖突問題。2公司董事會與外部董事

在公司治理實踐中,各國逐步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董事會組織模式,從以德國為代表的監事會與董事會的雙層組織模式,到以日本為代表的內部人主導的董事會模式,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內部和外部黃事混合的董事會模式。然而,董事會在控制經理人問題上所表現出的低效率,長期以來受到理論界的批評。這里所謂的外部董事是美國等一些國家對除了擔任公司的董事外,與公司沒有任何家族、商業關聯的董事會成員的總稱。在英國等一些國家,則稱為獨立董事。擔任外部董事的通常是其他企業的前任或現任經理人,會計、律師事務所的職業會計師、律師等,以及前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等。3.大股東治理

大股東的投資相對集中,缺少多樣化的資產組合,因而,與分散的股東相比,要承擔更多的風險。即使大股東控制在事后是有效率的,但在事前它構成的對經理人剩余進行掠奪的威脅,將降低經理人創造力和減少經理人的企業專用性投資。特別地,當處于控制性地位的股東較少時,通常會出現所謂的監督過度現象。分權控制實際上成為在內部化企業價值之前的大股東的監督過度,與不存在控制性股東所導致的經理人揮霍過度的折衷。

分權控制所出現的折衷并非總是有效。事后的討價還價可能會導致公司的業務癱瘓,最終使小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只有對于存在明顯的投資過度,或需要大量融資的企業,分權控制才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4.債務融資

債務的稅盾價值使債務融資成為現代公司十分重要的金融工具。對作為借貸雙方簽訂的借方以承諾在未來歸還,而獲得貸方貸款的債務合約能夠使控制權從股東,從而經理人轉移到債權人的事實的重新考察使理論界認識到債務合約同時成為解決代理問題的重要機制之一。

對債務融資公司治理角色的上述認識促使人們不僅僅關注資本結構選擇可能實現的融資成本降低的“傳統”功能,同時開始重視通過資本結構的選擇來實現降低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目的。

若賴債不還的信號導致企業未來價值損失,具有較高信用等級的借款人則有激勵維護信用等級。聲譽效應成為對信用等級良好的經理人的監督的替代機制。只有信用等級居中的借貸人才選擇銀行貸款。有必要對公司內部控制與資本結構做出合理設計。按照這些設計包括允許債權人進人董事會,債務合約中對信貸商可以否決經理人的更換做出規定等。當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企業價值與債務水平呈現負相關;當債權人擁有否決權,企業價值與債務水平呈現正相關。

《公司治理研究的新進展：國際趨勢與中國模式》

李維安

邱艾超

牛建波

徐業坤 研究背景

國際公司治理研究呈現出新的研究態勢，具體表現為 ：在內部治理方面，對治理特征的深入挖掘和對關系網絡治理效應的細分研究 ；在外部治理方面，對法律環境和政治聯系治理機理的持續關注；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得到動態優化與調整 ；研究對象特別關注新興市場和轉型經濟體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對金融機構及其治理風險的研究方興未艾等。研究主體內容

本文對上述國際研究趨勢進行了探索性的綜述。同時，對國內公司治理的相關研究從內部治理、外部治理、治理評價、拓展研究等視角進行了梳理，并提煉和總結出中國式公司治理從行政型治理到經濟型治理的研究主線和分析框架，以期揭示復雜背景下中國公司治理的演進邏輯與研究方向。

本文力爭對此間國內外公司治理研究的新進展、新動態、主要趨勢等進行探索式綜述。總體來講，公司治理及其相關的研究領域非常“龐大”，以上研究綜述已經為我們勾勒出公司治理研究的基本脈絡與發展趨勢。在上述文獻“枝繁葉茂”的基礎上，本文僅致力于對十年來國內外公司治理研究的主要趨勢或發展動向進行探索性的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提煉中國公司治理的研究主線。

一、國際研究

按照 Denis 和 Mc Connell 的分類，公司治理系統一般可以從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方面來綜述。內部治理主要體現為公司治理特征，如董事會規模、股權結構、經理層激勵等；外部治理涉及政府監管、法律體系等。

1.內部治理

內部治理方面，不同治理層級的交互效應受到普遍重視，如大小股東問題、董事會和經理層的交互機制等 ；同時，針對經理層和董事會關系網絡問題的研究方興未艾。

(1)股東治理

在公司治理機制形成的眾多影響因素中，股權結構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對股權結構“雙重治理效應”的再認識。

其次，是對金字塔式隧道效應的進一步深化。公司的所有權結構決定了內部控制股東與外部分散的中小股東之間的關系，并且對公司的價值、經濟增長、金融發展等具有重要影響。

最后，股東投票的研究開始受到關注。作為一系列公司治理措施的基礎，股東投票問題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長期以來，公司治理一直以高管薪酬和董事會為主要研究對象，很少關注股東投票問題，不斷發展的股東投票實踐推動了的學術研究，該領域極具發展潛力，將成為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領域。

(2)董事會治理

作為重要的內部治理機制，董事會的作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指導和監督。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董事會的作用機理以及如何提高董事會的效率展開研究。十多年以來，關于董事會的研究一直“長盛不衰”，但研究的切入點已經從初期的對董事會基本特征的分析，轉向對董事會和經理層的交互效應以及董事會關系網絡的研究。

首先，是對董事會基本特征及其治理效應研究的進一步細化。

其次，對交錯董事會及其價值的研究逐漸增多。交錯董事會中的董事由不同的層級（通常是三層）構成，只有一層董事是由某一次股東大會再次任命的，這種結構避免了因投票權爭奪或者收購要約的保護而獲得控制權，因而是一種通過增加接管的難度來保護管理層的機制。

再次，女性董事特征及其對公司治理績效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近十余年來，董事會構成的性別多元化已經成為公司治理準則的重要議題。董事會的多元化 尤其是女性董事的存在對公司價值、公司治理的作用的研究保持增長趨勢。

最后，對董事會關系網絡的研究受到重視。董事通常會在不同的公司任職，由于多個董事頭銜，董事任職的不同董事會之間相互關聯，進而形成了董事關系網絡。(3)高管層治理

關于高管層治理的研究，涉及 對高管層的激 勵和約束機制、高管層的關系網絡問題以及與其它治理層級的互動影響，但總體來講，高管層的薪酬問題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回顧了高管薪酬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認為用以解釋高管薪酬問題的最優合約理論、經理層權力理論和團隊生產理論是相互補充的。首先是經理 層權力理論的研究視角。其次是董事會團隊獨立性的研究視角。最后是基于經濟學范式的契約參照點視角對高管薪酬的研究。.外部治理機制

外部治理方面，一些傳統的外部治理變量逐漸被引入到公司治理系統的研究中，側重于發現不同的制度環境對公司治理模式的“型塑”。自對法律制度的研究之后，對政治因素的研究持續升溫。從歷史的視角比較了不同國家的公司治理情況，進而限制了不同時期公司治理制度設計

(1)投資者保護及其測度研究在持續關注中受到一定質疑(2)政治聯系的治理機理研究逐步成為“新亮點”(3)利益相關者治理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4)控制權 / 產品市場 / 媒體治理機制等的研究豐富化

3.公司治理評價的動態優化與調整

隨著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比較公司治理的差異以及考察 公司治理的總體效果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

4.針對轉型經濟或新興市場的研究引發廣泛

關注轉型和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在市場體制、法律環境、資本市場發育程度等問題上處于轉型或完善當中，導致這些國家的公司治理存在諸多特殊性。對轉型和新興市場國家法律體系和政治體系的研究占據了重要部分，并引發了廣泛關注。

首先，隧道效應的證據豐富化。

其次，家族企業的傳承問題發展了資產特殊性研究的新視角。

再次，政治網絡、婚姻網絡與公司治理的研究引起重要關注。

最后，針對中國的國際研究關注轉型特征。針對轉型經濟中的中國，多數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

5.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機構及其治理風險研究方興未艾

企業的風險管理和融資策略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金融危機對企業的影響，而董事會和股東無疑在這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中國公司治理 ：理論研究與提煉

中國獨特的制度環境為公司治理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特殊的土壤。以建立現代公司制度為目標的企業改革的深入推動了中國公司治理研究的發展，公司治理研究近年來呈蓬勃發展的態勢。盡管這些文獻對于理解公司治理領域的研究進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沒有評述一些新興的治理問題如公司治理評價、市場競爭對公司治理的影響以及政治聯系等問題，也未能構建中國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1.中國公司治理的理論研究綜述(1)內部治理

股權結構的研究方面，研究重點從終極產權逐步向治理效應過渡。(2)外部治理

股權分置改革的相關研究在某一時間內成為熱點領域。以股權分置改革作為時間點，中國的公司治理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研究焦點是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股及其治理問題。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治理環境成為國內公司治理研究的熱門話題，法律保護、政 府治理、市場競爭等公司治理環境是比公司的內部和外部治理機制更為基礎的研究層面。

投資者保護的研究日趨增多。

政府干預、政治聯系與公司治理“異軍突起”。中國公司政治聯系制度誘因方面的研究逐步增多。對于政治聯系治理效果多視角的刻畫與度量也較多。產品市場競爭與公司治理研究豐富化。(3)公司治理評價研究實現長期化

公司治理評價研究是對公司治理狀況和質量進行定量測度的過程，從股東治理、董事會治理、監事會治理、經理層治理、信息披露和利益相關者治理等六個維度對公司治理成本、治理風險、治理質量等進行綜合分析與評價。

一些學者利用公司治理指數進行了相關的實證研究，如李維安和張國萍在盈利能力、股本擴張能力、成長性以及安全性四個維度、十三個方面構建綜合績效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研究了南開公司治理指數中的經理層治理評價指數對公司業績的影響。(4)相關拓展研究

第一，公司治理實驗研究。第二，社會治理和媒體治理研究。第三，公司治理的案例研究。2.中國式公司治理理論提煉 ：從行政型治理到經濟型治理

在上述文獻基礎上，提煉中國公司治理的理論及實踐演進主線成為中國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課題。相對于東歐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及其相應的治理問題，轉型經濟中的中國呈現了獨具特色的治理模式 ：以行政型治為起點，逐步實現從行政型治理到經濟型治理的轉型。

改革背景下，中國公司治理從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的轉型是“中國式公司治理理論”的提煉與升華，中國情境下形成的行政型治理，是公司經營目標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和資源配置行政化的總結與歸納

構建了中國公司治理轉型的分析框架。該框架既包括了宏觀層面的轉型的驅動因素與經濟后果，又包括了微觀層面兩種治理模式的度量視角和轉型特征。

我國當前正處于行政型治理與經濟型治理演化與共生的關鍵時期，從公司治理評價來看，評價側重的是對經濟型治理進程的測量。因此，行政型治理及其量化研究便成為需要重點關注與補充的領域。3.“專刊”文獻綜述及其理論支撐

“專刊”多篇文章的研究從“點、線、面”的視角，分析了中國公司治理轉型的路徑、特征與治理效率，較好地契合了本文提出的中國公司治理轉型的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又為該框架的完善提供了有效的證據。

首先，是一個“企業點”公司治理轉型路徑的研究。其次，是一個“行業線”公司治理轉型特征的提煉。最后，是一個“企業面”公司治理型中治理效率等的分析。

另外，寧向東和張穎的研究比較了“集權制”、“票決制”以及“冠以‘票決制’名義的‘集權制’”這樣三種不同的董事會決策機制，其實質是探討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的科學決策問題。

三、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對近年來公司治理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了梳理，以期從大量的公司治理文獻中尋找公司治理研究的發展趨勢并提煉出中國式公司治理的理論研究和實

踐發展的主線。

從研究對象來看，新興市場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公司治理問題逐漸成為熱門話題，研究特定制度環境下的公司治理問題成為焦點；

從研究內容來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得以極大拓展，傳統的公司治理機制研究已經由面上的簡單研究轉向點上的深度研究 ；新興的公司治理問題如公司治理評價、政治聯系等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 ；

從研究方法上看，注重研究的嚴密性如注重內生性問題的處理和數理模型的構建，講究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如采用實驗、案例等方法對現實問題進行抽象化和理論化的解釋。這些趨勢無疑為未來的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向。當前，針對中國樣本的研究正成為研究的重點。

在此基礎上，中國近二十年公司治理機制的形成和發展為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與其它發達或發展中國家有著顯著的重要差異？中國特有的公司治理轉型路徑具有哪些典型特征及其成因？這些尚無統一的中國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論概念界定和運作機制。如何結合轉型經濟學和中國特有的制度特征闡釋中國兩種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必然性及轉型過程，如何將中國公司治理模式轉型理論廣泛運用于其它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中是后續的研究方向。同時，如何更好地刻畫中國公司治理轉型背景下，行政型治理與經濟型治理的靜態分布與動態演進也成為未來中國公司治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第四篇：多中心治理內涵邏輯和結構

多中心治理：內涵、邏輯和結構

2014年04月23日 14:37 來源：《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成都)2013年6期第86～90頁 作者：李明強/王一方 字號

打印 糾錯 分享 推薦 瀏覽量 327 【作者簡介】李明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教授；王一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這是一個反官僚的時代，這是一個公民權覺醒的時代。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和“凱恩斯主義”都已在歷史的實踐和人們的反思中翻過了自己的歷史篇章，肇始于19世紀70年代并已然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各種對于公共行政的討論都是一場“治理革命”中不同的聲音，雖然不同聲音有著各不相同的名稱，諸如“治道變革”、“重塑政府”等，但這些聲音無不表達著同樣一個隱藏在這場“治理革命”背后的本質，那就是公共權威的多元化和社會治理結構的多中心安排。隨著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由更加靈活的，中心分散的權威系統取代官僚等級制的趨勢已很明顯。民主化進程再次與制度的自反性聯系到了一起，且明顯表現出自治原則”，公民參與和自主治理已經成為不可違逆的歷史潮流，這使得符合民主政治“多元正義”價值預設的多中心社會治理結構應運而生。政府已經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唯一主體，更不再是社會治理活動中的唯一權威，正如彼得斯在其題為《變動環境中的治理》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公共服務提供活動中在公共服務領域內，那種層級化的和以規則為基礎的管理假設，以及在公共服務領域之外，通過公務員的權威來執行和實施法規的假設已經過時了。曾經有效的純粹的韋伯式的管理模式并不適用于公共組織。在公共組織里，我們看到，組織的權力和權威有各種各樣的來源。”在對傳統官僚制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的解構中，多中心治理漸漸顯示出自身的內涵、邏輯和結構。

二、從政府到社會：多中心治理釋義

(一)治理：統治與管理的超越

“治理”一詞在政治學開山之作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已被廣泛提及，按下治理一詞傳統的含義不論，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浪潮賦予了“治理”全新的內涵和特征。“治理”被“作為一種闡釋現代社會政治秩序與結構變化，分析現代政治、行政權力構架，闡述公共政策體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體系，與傳統的統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觀念和相區別，甚至對立起來。”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當時非洲情形時首次使用“治理危機”一詞以來，“治理”便帶著這種新的意涵在眾多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研究者中成為時髦詞匯。然而眾多研究者們對“治理”這一概念界定的方式和范圍各有不同，對概念的闡釋角度也不甚一致。

英國政治學者格里·斯托克在《作為理論的治理：五個論點》中提出，治理是由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組織體系地存在著權力相互依賴關系的多個行為主體，以自主、自治管理的方式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答案的過程，公共權威的多元化和政策執行的分散化成為其中的應有之義。英國地方治理指導委員會發起人之一羅伯特·羅茲認為，“治理”拋開了科層制政府雇傭關系、依賴、權威、規則和命令的特征，強調資源交換、相互依賴、信任、協商。他從六個相對獨立的角度來理解“治理”，那就是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模式、作為公司治理的治理模式、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新的社會控制論體系的治理和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在羅茲的理解中，公共服務、競爭機制、民主授權、互動參與、自我管理成為“治理”含義中的關鍵詞。皮埃爾從環境變化與治理發展的角度，認為治理的發生是國家對外在環境的適應，治理是用以說明當今協調、合作的社會體系的理論框架。韋勒則從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主體不斷多元化這一公共政策變化實質的角度理解治理的概念。

上述概念梳理表明西方學者都是基于不同的角度對現有理論和概念進行解構，再通過重構的語境來闡發治理的概念，而對治理話語進行知識邊界勘定則以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中的表述最為濃縮，“治理是各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個“過程”與傳統的統治型和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相比，明顯地具有“多中心”的特點，“治理”型模式超越了統治型模式和管理型模式。

(二)多中心：從社會秩序思想到治理理論

“多中心性”一詞最初是從經濟領域引入公共領域的。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邁克爾·博蘭尼在《利潤與多中心性》和《管理社會事務的可能性》兩篇論文中闡述了“多中心性”的概念，其目的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學術努力一樣，都是為否定計劃經濟倡導自由經濟而尋找武器。在《利潤與多中心性》中，博蘭尼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來自于以貨幣作為媒介的消費、生產和市場等多個“中心”的共同作用，每個中心應當遵循自由的、自發的市場秩序，由不同的管理者進行管理，除此之外，“對于貨幣獲取及利潤獲取體系，就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替代手段。”國有化的，即單中心的管理模式的干預只能是消極的，單中心的管理無法根本解決個人經濟行為類似的“擴散”作用(即外部性)的問題，現代工業體系的理性運營，主要依賴于自發自由的多中心的市場秩序。博蘭尼認為高標準的經濟發展就是在多中心的市場秩序體系上建立起來的，“若是取消了這一體系，勢必將我們的經濟，退回到生存農業的水平上去。”在《管理社會事務的可能性》中，博蘭尼提出了組織社會的兩種方法或兩種秩序，一種是設計的或者指揮的秩序，它為社會體系中一個終極的權威所協調，這種秩序是單中心的秩序，另一種是自發的或者多中心的秩序。多中心秩序中存在許多相互獨立的因素，這些因素雖然在行為上獨立，但能夠相互調適，從而能在一般規則體系中歸置相互的關系。正如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的概括，博蘭尼的多中心秩序“在一組規則之內，個人決策者可自由地追求其自己的利益，但其利益受實施這些決策規則所固有的約束。”博蘭尼特別強調自發性在多中心秩序中的重要性，自發性決定了多中心秩序中個人依據動機進行創造或建立關系時能夠進行自我生產或將自我組織起來，這種自發性如果在個人建立關系方面是存在的，那么在不同層次上的行為中，自我組織的傾向就必然發生。

“多中心”有著經濟學的血統，但這并不是唯一的理論來源，隨著社會科學的不斷發展，“多中心”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闡釋和認同。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等研究者，將“多中心”從經濟領域引入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討論“多中心性”的問題，并在社會治理模式問題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奧斯特羅姆學派對“多中心”的研究闡述了他們對人們以相互建構起來的秩序處理公共事務的看法，他們深知“凡是屬于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利維坦和私有化都不是完美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人們借助于既不同于國家也不同于市場的制度安排卻常常對某些公共事物進行了適度治理。如前所述，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反對利維坦，但也絕不主張無政府主義，把政府包含在內，視之為與公民平等的社會治理行為主體，這是對政府作為權力中心，操縱一切邊緣行動者的“中心——邊緣”模式的解構，是從政府到社會的社會治理理念重心的轉移。可以說，博蘭尼的“多中心”是一種社會秩序的思想，而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則已經發展為一種社會治理理論。

三、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多中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梳理

(一)從統治到服務：社會治理類型的歷史演變

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類是一種不會對自己的同類不聞不問的社會動物，托克維爾曾言，當人們看到其伙伴身處險境，有責任伸出援助之手，無論個人能力強弱，弱小不能成為拒絕合作的理由。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精神思考之理論抽象的人文社會科學，在發展過程中，也理所當然地對人類社會生活給予了充分關注，在其對社會治理從未間斷的關懷中便可深切體會到每一個文明對于社會治理的永恒追求，那就是“讓同一領土上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內外和平持久繁榮中。”

按照歷史的邏輯，人類社會治理有三種典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農業文明社會的權力型治理模式，工業文明社會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和后工業文明社會的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每一種社會治理模式都有各自產生的經濟、社會土壤，更有其背后折射出的價值認同。所以，每一次社會治理模式的更替，不僅是社會管理技術上的進步，也是人類政治的不斷成熟，更是社會價值認同的轉向。文明的進步使得政治的統治權威不斷喪失，近代民主革命也以不可阻擋的歷史力量將權力型的社會統治者在世界范圍內趕下神壇，人類歷史以政治革命的方式終結了權力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代之以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管理主義有著實證性的思維，技術性的實踐和實用性的功能，“這是一種從屬于控制導向的社會治理模式”。隨著工業文明的進步，官僚制以一種最適應工業文明發展的經典管理型行政模式的姿態孕育而生，整個20世紀都是官僚制盛行的管理型社會治理的時代，然而正如開篇所述，公民權的覺醒使得當下成為一個反官僚的時代，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到來和發展，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的總體性危機不斷顯現，雖然官僚制不斷進行著民主化、社會化的重構嘗試，但這并沒有根本解決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的缺陷，正如皮埃爾·卡藍默對于韋伯和熊彼特確立的以精英民主的方式改革官僚制缺陷的思路并不深以為然，他認為：“對明晰的追求，出發點是好的，即需要區分權力，明確責任，但是當問題相互關聯時，當任何問題都不能脫離其他問題而被單獨處理時，僅在一個層次上處理，由一個行動者處理，這種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礙。”皮埃爾·卡藍默所反對的并不是民主化和社會化的改革方式，他反對的是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對行動主體之間關系的忽視，必須將這種關系置于制度設計的中心位置。卡藍默所重視的這種關系，其實正是適應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價值取向的多中心治理結構的關系。以官僚制為典型行政模式的管理型治理模式最終要完成向后工業文明時代的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向，與從“統治”到“管理”的政治革命方式不同，從“管理”到“服務”的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將是一場社會治理的革命。

(二)服務理念與民主化：多中心治理的產生邏輯

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采用管理主義的以政府為唯一權威的單中心治理結構，這阻礙了的政府對于公共精神和服務理念的落實，造成政府對公民本身作為社會治理行為主體合法地位的忽視，因此極大地浪費了社會治理的資源，耗散了公共服務的能量，打擊了公眾參與治理的積極性，進而造成了政府一般化、標準化的公共服務公共物品供給與公眾多元化、復雜化的公共服務公共物品需求之間的矛盾。“傳統的統治型政府基本不承擔公共服務的責任，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履行的只是公共服務的短缺性供給”，而在后工業時代的社會，公眾需要的是能夠因應公共服務再生產要求，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務理念，擁有自己治理機制安排的治理結構。“治理本來既是一種政治事業，也是一種道德的事業”，“它是某種超越‘專才和理性的、尊重和有限責任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能力之外的東西”，因此，社會治理應當納入考慮范圍的絕不能僅僅是工具性的管理思維，還必須將整個治理的行為主體納入更具有價值的公共治理結構中來。多中心治理以合作治理為實踐形態，整合政府組織、市民社會、公民個人多種行為主體，實現其各自獨立又協調互動的信任與合作，從而能夠靈活地應對公共服務的多元需求，成為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的理想治理結構。

如果說服務型社會治理理念對多中心治理結構發出了強烈的呼喚，那么民主化的浪潮則是多中心治理結構出現的背后推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古典民主理論作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銳利武器出現并發展，以盧梭為代表的人民主權理論倡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是享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所有人的國家，國家應當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共同締結契約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共同體。孟德斯鳩極具洞察力地告誡世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民主應當制約單中心的絕對權威，發展多元制衡的政治模式。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民主視野的聚焦點從如何有效制約權力轉移到如何有效治理國家上來，生活政治漸漸成為民主制度的重心，現代民主意涵中，自由、平等的成分不斷增加，公民權利的范疇也從單純的政治領域擴展到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元領域，民主參與、多元共治成為社會治理的主流。民主的流變必然伴隨著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遷，多中心治理結構在民主進程中獲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從單中心到多中心，成為民主發展的必然邏輯。

四、多中心治理：社會治理公共性再造

(一)公共性：現代社會治理的價值核心

公共意味著公民的自我超越，理解并關心他人的利益，公共行政的早期理論甚至認為，公民就是公共。這一觀點被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多元主義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等主流理論長期掩蓋，直到20世紀80年代，精英政治一統天下的局面得以扭轉，政治文化開始接受來自公民社會的民主支持，公民參與才變成了公共政策領域的決策方式，成為民主行政的主要特征。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公司權力日漸擴張，經濟追求逐漸壓制政府對公民事務的關心，社會治理的公共性再次稀缺。政府把對自身合法性的追求作為政治運行的中心，這一理念遮蔽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實踐，公共行政的精神中最熠熠生輝的對公共服務的召喚和對公共組織有效管理的持久承諾變成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管理主義的公共行政又往往成為實現公共利益的工具羈絆，作為滿足公共利益期待的受托人角色而存在的政府成為不被公眾信賴的對象，社會管理的公共性被嚴重透支。傳統官僚制的單中心結構嚴謹且密不透風，將一切除政府之外的行為主體拒之門外，這與公共行政本身應具有的公共性背道而馳，羅伯特·普特南曾指出：“政治基本上是參與性的，所以它必須與社會關系、社會生活、集體行動的形式，以及民眾的社會治理愿望有機的聯系起來。”政治的特征，政府的價值，都必須放在它們與社會的關系中去理解，換句話說，政府對于合法性的追求，不能僅停留在合法性獲得的層面，更應該在社會關系互動中尋求合法性的持續。

如前文所述，現代社會公眾需要的是能夠因應公共服務再生產要求，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務理念，擁有自己治理機制安排的社會治理結構。歸根結底，公共服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公眾在社會生活中的消費品，而已經成為民主政府兌現其對于公眾的承諾的關鍵。公共性應當成為評價政府績效的基準規范和價值取向，“在民主政治環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終應向公民負責。正是因為這種責任，我們的工作才顯得崇高神圣。”管理主義治理模式對公共性的忽視成為當代政府不可承受之重，在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尋求公共性成為公共行政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說“政府在何種程度上擁有了公共性，也就需要在同等程度上提高公共服務的水平和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對公共性、相互信任和承諾的追求是人們認清了改善合法性是政府改革唯一出路的理論與邏輯雙重誤區之后的價值回歸，人們對公共的善和權利準先誰后關系進行了認真思索，最終，在服務型社會治理和后工業文明的歷史節點上，公共性成為當代社會治理的價值核心。

(二)信任與合作：公共性再造的基礎和手段

多中心治理作為一種社會治理結構是嵌在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之中的，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其行為主體多元化的多中心特征決定了多中心治理必須以行為主體間的信任為基礎，采取合作的手段進行治理。“當代治理成功與否，關鍵取決于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網絡組織的構建、信任關系的形成與合作方式的建立”。

社會網絡組織是一個治理的共同體，各類行為主體在服務導向下共同治理社會事務的過程本身就是公共性的生產過程，各行為主體必須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承擔公共責任，在多中心結構下達成最優化的公共責任分擔，政府或是非政府主體均不例外。政府在履行對其他主體公共責任承擔的監管時，必須保持自身行為的正當性，與此同時政府要運用自身力量不斷培育更多的非政府治理主體，并與之保持互惠的互動。在培育和互動中，作為治理共同體的社會網絡組織將體現出更多的公共性。社會網絡組織內信任關系的形成主要針對于統治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單中心治理而言。在統治模式和管理模式中，政府這一絕對權威通過控制的方式進行治理，命令、法律、契約是主要的治理手段。多中心治理與之不同，由于公共權威的多元化，政府這一傳統權威必須與新生社會治理行為主體間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準確勘界各類非政府治理主體的政治屬性，使其獲得明確的自我身份定位和認同是形成相互信任關系的關鍵，而建立在身份定位和認同之上的相互承諾的信任關系則是治理主體之間相互合作、多元共治的基礎。非政府主體總是對政府組織各要素、要素間關系和運行狀況抱有一種合理的期待，政府對這種合理期待會有相應的回應，政府與非政府主體間的信任關系的本質就是建立在這種期待和回應基礎上的互動。在多中心治理中，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而良好的合作又可以進一步增進相互的信任。合作不僅貫穿在治理活動的過程中，更成為社會治理的目標本身，多中心治理期待著全社會的普遍合作。法國治理專家皮埃爾·卡藍默對公共權力進入合作伙伴關系的流程做了精辟分析。政府部門要將自身掌握的信息與其他部門分享，并了解其他部門信息，聽取其他部門的意見，最終形成對相關問題的清晰認識，在不放棄權力和責任的前提下與其他部門真誠和公平的對話，通過相互協商構建集體行動的方案。其他非政府的治理主體在政府營造出來的公平環境中，在大家都可接受的公共規則下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用合作的模式代替以政府為中心的治理結構。

以服務為導向，以信任為基礎，以合作為手段的多中心治理在后工業社會人們對于社會治理模式不斷的反思和探索中已經展現出其獨特的歷史契合性。^

第五篇：教育文獻在教育研究

教育文獻在教育研究

教育文獻是進行教育研究的基礎，它貫穿于教育研究的全過程。

1．全面正確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情況，幫助研究人員選定課題和確定研究方向。

2．為教育研究提供科學的論證依據和研究方法。

查閱文獻資料是跟蹤和利用國內外研究學術思想和最新成就，了解科研前沿動態并獲得新情報信息的有效途徑。我們進行教育研究，必須了解國內外最新的理論、手段和研究方法。為更科學地論證自己的觀點提供更有說服力的、更豐富的事實和數據資料，使研究結論建立在更可靠的材料基礎之上。

3．避免重復勞動，提高科學研究的效益。

各種教育文獻資料作為對人類教育活動的客觀記錄，記載有大量對教育科研活動有價值的信息。研究者如果能根據相關課題的需要搜集并閱讀有關的資料，能有助于選擇課題研究的重點，提高研究工作的創造性水平，擴大研究工作對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借鑒他人成功的經驗，吸取他人在研究過程中的教訓，并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自身研究可能產生的問題或錯誤，為研究者提高研究的效益奠定堅實的基礎。